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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想获得成功，但成功不会眷顾每一个人。怎么获得成功？有人说：“只要求快，一切都能抓到手上。”又有人说：“只要等待，什么都可以来到身边。”前者急于求成，往往会烫了自己的手脚；后者守株待兔，就有可能把胜利的果实拱手让人。用这两种方式获取的成功，都是一时的，不可能长久，都不可取。
曾国藩认为“快则易跌倒，等则易空无，最上乘谋事之法乃在于一个止字，即在快与等之间寻求成功的方法”。后来曾国藩又提出，获取成功，首要的是戒浮躁、能忍耐，多走几步慢棋。不争一时之胜，琢磨万世之功。
学会多走几步慢棋
成功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目标，很多人都想急于实现，但获取成功需要一个过程，不可求快，因为欲速则不达。多走几步慢棋，稳打稳干，在稳中求胜，才是常胜之法。
“不求速成”、“稳打稳干”是曾国藩获取人生胜局的一大法宝。曾国藩历经三朝，官是越做越大，主要原因是他看清了谋取胜局绝没有速成秘诀，只有一步一步地做好成功前的准备，创造好成功的充分条件，使之水到渠成，而瓜熟蒂落。
曾国藩平生以稳健、谨慎著称，即使是火烧眉毛也不为所动。在带兵打仗上，曾国藩也主张求稳，他的座右铭是：“我们可以几个月不打一仗，但打仗之前就一定要准备充分，就一定要获得胜利。”
曾国藩经常对自己的部将说：
宁可好几个月不打一仗，绝不可以在打仗之前不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计划好，这是用兵获胜的道理。本来我们的力量强，但是我们故意向对手显示很懦弱，那我们多半会打胜仗；如果我们的力量弱小，但是也故意显示我们很懦弱，就多半会打败仗。在战场上，不可以急于攻打对方，必须让对方打我们第二下，我们才打第一下。……与很强硬的对手交战，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弊病是最关键的。如果在敌方完全没有漏洞、弊病的情形下，而我方贸然进攻，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所识破，这一仗就势必会败给对方。
这一点充分体现了曾国藩不急于求胜，走慢棋，在稳中获胜的战略、战术思想。后来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提到了他曾经急于求胜而导致失败的一战，以此来告诫弟弟要学会走慢棋。
在围攻天京（金陵）城时，曾国藩给前线的九弟曾国荃写信，叮嘱道：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军出壕一战，我现在回想起来还觉着心里直扑腾，这大约是我一向气魄胆量不够的缘故吧。这一仗的惨败，对你、对我都是一个教训，望弟切记。现在江南连日阴雨，寒冷阴森，气象不佳，深望老弟一定不要追求出人意外的功绩，不要急于求成，只求稳妥的做法，方可获胜。
其实在攻打金陵之前，幕僚制定的各种战略方案都集中到曾国藩手上，但他一概拒绝，而只用稳招。
最初，李续宜向胡林翼建议，用船载陆军直下焦山（今镇江），出其不意，急捣苏州、常州。这是兵法上的出奇制胜。胡林翼对此十分欣赏，建议曾国藩采取。曾国藩用兵不讲“出奇制胜”，自然不会采纳。于是胡林翼又向曾国藩提出放胆放手的战术：
我反复考虑，觉得不能这样谨慎、小心。过于求稳，就会贻误战机，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我们现在兵力又弱，分兵调遣，根本就实现不了围攻。如今，我们必须招募四万兵士，从水路合围金陵城，然后再组建一支精兵强将从正门杀进城内，出其不意，杀他个措手不及，方可获胜。
随后，胡林翼专门会晤曾国藩，要求采纳他的计策，并指出曾国藩的“稳招”缓不济急，说“急脉缓受，大题小做，或恐不济”，劝他“不要过于谨慎”。
曾国藩除了接受胡林翼扩张湘军、多募勇兵之外，仍拒绝采纳胡的进兵计策。曾国藩曾经因急于求成败过一次，他认定了稳扎稳打。这也是围攻天京历时三年之久才终将其攻克的原因之一。
曾国藩的幕僚左宗棠在军事上的许多做法也取法曾国藩，甚至于对弈中你下第一步棋后，去睡一觉起来，他还在琢磨他的棋子该放哪儿呢。
左宗棠在收复新疆时，前后共用了三年的时间。其间，筹运军粮的时间就用了一年半，收复新疆北路仅用了五个月的时间，整个收复新疆的实际战斗时间仅仅用了七个多月就结束了。左宗棠用大部分时间作准备。对此，小说《左宗棠》的作者安静波先生这样记叙道：
小到每一旧运道的修筑、新运道的开辟，从某个地方采购军粮的利弊得失，每军每月需要多少粮食，以及进行某个重大战役需运多少军粮，分储在什么地方，需用多少车驮，行多少路；每战之前，对进攻部队（包括第一梯队和第二梯队）、截击部队和防守部队之间配合，对进攻时间的选择（尽量避开严冬和酷暑）以及收复失地后的善后工作等，都要经过仔细周密的策划，都要耗费左宗棠大量的心血，可谓殚精竭虑。
左宗棠说：“自从我办理军务以来，事事宁肯缓进，也不退却。一旦投入战斗，就要‘取急风雷雨之势’，以‘急战’之态一气呵成，令敌毫无还手之机”。在古牧地战役中，左宗棠仅用六天就击败敌人主力；达阪之战，左宗棠用四天就全歼敌军。这主要是因为左宗棠在战争打响之前能做好充分的准备。
曾国藩、左宗棠以缓求进，谋取人生胜局，最终名载史册，成为后世学习的楷模。当今社会，人心浮躁，急功近利者不乏其人。不肯踏踏实实做事，搞歪门邪道，投机取巧之人，终将一事无成。
成事皆在于有恒
很多人做事恨不得立竿见影，一下捞到个“金元宝”，但遭遇困难，就全身松散，失去了恒心，这种人是做不了大事的，也不可能有很大成就的。一个人能否有作为，关键看你做事是否能坚持，在困难面前是否能挺住，是否能按照自己的既定目标持久地走下去。
曾国藩说，“天道忌巧”，也就是说做事不要投机取巧，要下“笨”工夫，持久努力，不断进取，才能获得成功。他常引用倭仁的话说：“做事有恒心，有毅力，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咬着牙，一步一步走下去，就能够实现各自的人生目标。无论多么有成就的人，也是按照这个规则才功成名就的。”
曾国藩在日记中谈到他由做事无恒到有恒的转变过程：
我一生有三大缺点：做学问，对经史都很精通，唯独天文算学，一窍不通，连金、木、水、火、土这五星也不识认，这是第一大缺点；做事虎头蛇尾，有始无终，这是第二个缺点；年轻的时候练习写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一会儿摹王羲之，一会儿又练颜真卿，没有一个章法，终无所成。近年在军中，因字写得难看，遭到很多人的耻笑，这是第三个缺点。年轻人要力戒这三个缺点。
说到算学，我是很难学会的，金、木等五星，认识起来还容易点。我家里所藏的天文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教》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时不时翻开看看，没有多久，金、木五星也就认全了。凡做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难易，都要有始有终。练习写字，先求圆匀，再求敏捷。若一天能写楷书一万字，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这一行为谋生的手段，就可以到翰林院去抄书。可惜我当初没有好好地练习。
我这一辈子，因为做事没有恒心，万事无成。德无成，业无成，惭愧啊。自从带兵打仗以来，事事不能持之以恒，使自己失去了很多获胜的机会，悔之晚矣。你如果想要有所成就，做事就必须持之以恒。
人生唯有“守恒”是第一美德。我早年练习写字，也常常思考这个问题，但当时也没有坚持下来。近日我每天练习，从没有间断过，遂大有长进。可见学习没有老少之分，事无分难易，只要持之以恒，就没有什么事是做不成的。
曾国藩做事总是有始有终，他还把是否有恒心作为成败的关键来看待。做事如此，立志、做学问都是如此。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学无止境，只要坚持学下去，总会有所成就。我以往做事极没有恒心，近年稍微好了些。自七月初一起，至今没有一天间断，每日摹写100个字，每天看书少则20页，多则不论。自七月起，至今已看过《王荆公文集》100卷，《归震川文集》40卷，《诗经大全》20卷，《后汉书》100卷，都是随看随批，哪怕再忙也没有间断，也不因为昨日耽搁而今日补做，不以明日有事而今日提前做。诸弟如果能有这样的恒心，哪怕像四弟这样资历不高的也会有所精进，何况六弟、七弟……诸弟试将《朱于纲目》篇篇圈点，坚持下去，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能批完。不要找任何借口间断学习，幸甚幸甚。
在这里曾国藩把有恒的效用作了很详尽的阐释，并且做出有恒的榜样，同时为弟弟规划出有恒的方案。这种方案，对于今天的人来说也是很实用的。
曾国藩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他在京城做官的时候，也是他发愤立志、发愤持恒的时候。曾国藩出身并不显赫，资质也不怎么样，能够取得成就，全依赖于他那困知勉行、坚持不懈、一往无前的精神。
荀子说：“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意思是说：没有潜心钻研的精神，就不会有洞察一切的聪明；没有默默无闻的工作，就不会有显赫卓著的功绩。荀子也强调了做事贵在有恒的道理。
曾国藩科举成名，镇压了太平天国，做了京官后，在这个时期，正是他立志潜修的时期。后来取得的“赫赫之功”，可以说都是这个时期奠定的基础。所以，凡是想成就大事者，恒心是不可缺少的品质。
放眼未来，从大事着手
一个人要想获得成功，赢得人生胜局，必须丢弃鼠目寸光，关注天下局势，把目光放在远处，从大事着手，放眼未来。
曾国藩在每作一个决策之前，都把他的行动和天下局势联系起来考虑，不为眼前的蝇头小利所惑。曾国藩所把握的天下局势的主要方面就是清王朝的命运以及宫廷内的政治斗争。曾国藩细心洞察局势，巧妙地避让对自己不利的因素。
咸丰十一年湘军攻下安庆不久，咸丰皇帝就驾崩了。但肃顺把持朝政，隐丧不报。曾国藩和胡林翼是通过京城里的朋友才知道这一消息的。曾国藩身在官场，深知朝廷中的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影响到他们个人以及湘军这个集团的利益与未来。
胡林翼和曾国藩天天在军营中等待进一步的消息，却长时间未接奉国丧明诏，越发让他们忧心忡忡。有一次，胡林翼竟半夜惊醒，长叹：“京城里一定有很重大的事发生了，不知对我们是祸还是福？”
的确，京城里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曾国藩是在一个多月后才知道这件事的。
12月15日，曾国藩接到四件廷寄，其中还有一道谕旨。他先扫了一眼抄示的奏折，发现咸丰皇帝所立的载垣、肃顺、端华等八个大臣都被处决了，但并没有说他们犯了什么罪。
一看谕旨，上面写道：
钦差大臣、两江总督曾国藩统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督以下各官，悉归节制。
慈禧处决了八大臣，让自己节制江南军务，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曾国藩通过对朝廷内的大势的把握与深入细致的分析，觉得这既是重用又是警告、鞭策自己。
其实慈禧太后和奕将政变的消息以一种婉转的方式告诉曾国藩等人，目的是敲打湘军将领，不希望湘军就此拥兵自立，更主要的还是要鼓励湘军更好地为朝廷效命，赶紧将太平天国彻底剿灭。给你曾国藩更大的权力，表明朝廷对你的信任，让你心甘情愿为朝廷卖命，不然你的下场就跟八大臣的一样。
曾国藩在把握了朝廷的这些内情与动态后，最担忧的，不再是朝廷内部的矛盾问题，而是太平天国怎么平定的问题，怎么铲除政敌的问题。
因此曾国藩在把握了这样的“天下大势”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果断行动：
一是为湘军集团的长远利益及维护他的个人权威考虑，曾国藩将与他有着深厚交情且被他称为“二不忘”的朋友李元度参劾革职，消除隐患；二是为出一口积之已久的恶气，拖延救援危在旦夕的政敌王有龄，使王有龄没有得到及时救援陷城而死，铲除了这块绊脚石。这两招为后来湘军能顺利攻下天京作了有力的准备。
曾国藩放眼于未来，审时度势，正确调整自己的人生之路，谋取人生胜局，最终功成名就，名载史册。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做到审时度势，获得人生与事业成功的人可谓举不胜举。
春秋末期的政治家、军事家范蠡，辅佐勾践二十多年，终于帮助勾践灭掉了吴国。在得到万众瞩目的高官厚禄之时，能审时度势，看到潜在的祸患，毅然斩断自己对官位财富的贪婪之念，适时隐退，得以颐养天年。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的选择，而每种不同的选择往往对以后的生活轨迹带来不同的影响。有时迈出的一小步都有可能关系着以后人生的大方向、大结局，更何况面临大抉择和大跨步的重要关口。因此，要想给人生导航，必须把握天下大势的动向，审时度势，由此来正确地规划自己的成功之路。
小处让人，大处胜人
“小处让人，大处胜人”讲的是为人处世在一些很细微的事情上不与人争，目的是为了在大处能胜对方。带兵打仗也是这个道理，输掉一两个城池不叫输，能够赢得整个战争的胜利才是胜。
曾国藩之所以是古代官场上的“常青树”，能够历三朝而不倒，关键在于他为人处世、带兵打仗，包括做官不看重小的得失，而是要赢取全盘的胜局。
下面来具体谈谈曾国藩小处让人，大处胜人，谋取全盘胜局的典型事例。
1853年3月太平军攻占金陵，将金陵定为首都，建号太平天国。5月，天王洪秀全命西征；6月，攻占安庆，进围南昌；9月移军北上，29日，攻克九江；10月20日，攻克湖北汉阳，省城武昌戒严，湖广总督吴文铭独坐危城。
曾国藩在奏折中谈到了当前的局势。
荆州、襄阳占据长江上游，是进攻陕西、河南的必经之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但是目前的形势是武昌更为吃紧。太平军已经建都金陵，以镇江、扬州两翼蔽东路。现在太平军急于争夺的战略要地莫过于武昌。古人云：长江出蜀后奔流千里，沿江有五大镇，荆州是上镇，武昌为中镇，九江次之，金陵为下镇，镇江次之。今太平军已得下镇、镇江，其意图将会溯江而上，进攻中镇武昌，以及上镇荆州。现今九江、安庆近已被太平军占领，如果太平军占领了鄂城、荆州，则长江延绵四千里将全被太平军所得。这样我北方的军队不能渡江到南方来，两湖、两江、三江闽浙的军队不能渡江到北方，奏折也不能传达到京城，朝廷的谕旨也传不到我这里。湖南、江西又离金陵很近，也不安全。即使太平军不渡湖南，则湖南也会有累卵之危。湖北的存亡，关系天下全局。
在这点上，曾国藩可谓眼光独具，看清了太平军的战略意图。清廷以往对太平军的用兵重点只在乎“围困金陵”，于是在金陵周围相继建立北大营和南大营，但几乎没有效果。在金陵之外的太平军顺江而上，对东南、江北大营稍一冲击，大营随即攻破，两大营形同虚设。曾国藩的眼光绝不局限在金陵城，而在乎满盘的得失。他下决心要与太平军争夺长江中下游的广阔地域，而最有效的方法是将眼光放在长江的中上游地区，首先是武汉，其次才是九江、安庆，占据上中游，俯视下游，才可以与居于下游的太平军抗衡。
1854年初，在太平军西征部队由安徽挺进湖北之际，清廷在太平军的强大攻势面前无所适从。此时，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份奏折：
论目前的战略情形庐州为燃眉之急，论天下的大局，则武昌为必争之地。为什么呢？占领了武昌，则就占据了长江上游，既能保护荆州和襄阳，又能开通去往两广、四川的道路。若武昌不保，就有可能与太平军形成割据的局面，这是我最担忧的。唯今之计，必须先会合湖南、湖北的兵力，水陆并进，以剿为堵，不使太平军回窜武昌。如果攻剿得手，能将黄州、巴河的贼寇渐渐驱逐，步步进逼，直至湖口与江西、安徽四省合防，则南方可保。
这段奏辞反映了曾国藩把战略重点放在长江上游重镇武昌。对九江、湖口，曾国藩同样高度重视，他在一份奏折中说：
上而武汉，下而湖口，皆东南所必争之地，湖口被攻破了则长江的腰也就被斩断了，这样安庆的贼寇就不能与湖广相通。故论古来争关夺要之地，湖口与武昌具有同样的战略地位。
对于安庆，曾国藩则认为“安庆关系淮南的全局，将来即为收复金陵的主要战略之地”。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金陵的屏障。安庆一失，金陵门户洞开，将直接暴露在湘军面前。
曾国藩从整个战略全局考虑，作出了先占据武昌，截住西征不成的太平军；再占湖口，把占据金陵的太平军堵在长江下游的战略部署。对九江的沦陷则不以为意。
后来，在追剿石达开的过程中，也体现了曾国藩“小处让人，大处胜人”的战略思想。
1859年2月，石达开率领数万的士兵入浙、入闽，又转入赣南，使江西湘军处于东、南、北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很是被动。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及时向咸丰皇帝上了一道很有战略眼光的折子——《统筹全局折》。曾国藩全面论述了当前的形势和湘军应该采取的应对措施。曾国藩提出了两个原则：第一个是论全局和局部的关系问题。他说：“就全局来分析，如果两样都有利，就应当取其大利；如果两样都没有利，就应该取轻。要敢于舍弃小利而图大利，舍弃枝叶而图根本。”第二个是要分清轻重缓急的问题，在一个时期，只能保持一个主要的战略方向。于是从这两个原则出发，曾国藩指出：“论大局的轻重缓急，应该集中力量进攻江北，以便早日肃清中原；论目前的缓急，则应该先攻景德镇，以便保全湖口，先巩固长江南岸。”于是湘军收拢兵力，集中进攻江西以北重地景德镇，不仅改变了被动局面，而且为后来进军安庆奠定了基础。
历史证明，曾国藩的“舍九江，保长江”、“舍小利，求大利”的战略思想是正确的。曾国藩不以九江之失为输，而是把眼光放在长江之上游，高屋建瓴，最终赢取了平定太平天国的胜利。
摸透游戏规则，谋取胜算
生活中有很多游戏规则，当你进入游戏就要学会遵守这些规则。遵守了规则，你才不会被游戏淘汰出局，你才能够在游戏中获取胜利。
俗话说“官有官道”，“官道”就是做官的游戏规则。在官场中，学会并遵守官场游戏规则，你的官就能做得长久。不懂规则，你就会遭人排挤、暗算，不但会丢官，有可能还会把命丢了。曾国藩混迹官场数十年，深谙官道，致使历三朝而不倒。
肃顺独揽朝纲的时候，任用了一大批湘军集团头目，但曾国藩却与他没有实质交往。肃顺被处决后“籍其家，搜出私书一箱，内惟曾文正无一字，太后叹息，褒为第一正人”。曾国藩为什么不跟肃顺密切交往？曾国藩与肃顺同在官场，肃顺拉帮结派，密谋造反，曾国藩是看清了这一点的。与这样的人深交，无疑是把自己往火坑里推。
遵守官道有所为有所不为，也就是说曾国藩遵守了不与肃顺这样的大阴谋家深交的规则，才保全了自己。
曾国藩的“不为”不仅保全了自己，而且还使清廷以“其敷乃腹心，弼于邱治”，对其大加赏赐（同治元年元旦，清廷颁布几道赏赐殊荣的诏旨，被赏赐者汉员只有曾国藩一人），以示更加的信任他，而对他“言听计从”。
同治初年，慈禧将曾国藩由两江总督升授协办大学士后，更给了曾国藩“凡天下军谋、吏治及总督、巡抚之罢徙，事无不咨，言无不用”的特殊优待，开大清重用汉人旷古未有之典例。以至于李慈铭为此而感叹：“万国瞻新政，垂衣二后贤，病看元岁历，梦想中兴年。哀痛求高切（是日两宫下恤民求言诏，凡数千言），忧危命相专（是日拜曾帅为协轶），乡邦劳圣虑，稽首戴皇天。”
曾国藩的亲信李榕说，“内间自两宫亲政，力求治理”，“外臣恩遇于节帅（曾国藩）特隆，南服之封疆将帅，凡有默涉，皆与赞画。将也相也，节帅之任重道远矣。我辈属在僚佐亦为感奋，愿与同志相磨砺也。”郭嵩焘也说：“近日朝廷举措，真是从大处着笔，为从来所未有。”
面对那拉氏这样破格的信任，曾国藩忧心忡忡，但他还是采取了冷静而又明智的态度。不但不因此而沾沾自喜，骄横跋扈，反而更加谦让，做事更加的谨慎小心。如命其节制浙江，他就再三辞谢，当侍讲学士颜宗仪，给事中高廷祜等人上奏要求命曾国藩密保十员，取代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时，更力陈不可，说任命“封疆将帅，乃朝廷举措之大权，岂敢干预”；他“既有征伐之权，不当更分罢涉之柄”；应该“预防外重内轻之渐，兼以杜植私村党之端”。
其实，曾国藩内心希望更多的湘军将领能成为地方上的行政要员。他一向认为带兵将帅必须同时为地方大吏，才能领军筹饷，于事有济（他曾经因手中没有实权而深受其苦）。但是曾国藩这样欲擒故纵的手法，使清廷对他更抱好感，要他“不当稍有避嫌之见”，以后“如有所知，不妨密封呈进，以备采择”。
曾国藩深知，在这特殊时期，如果自己稍有冒进就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这也是官道之一。
但是，清廷是真正地信任曾国藩吗？不是。自湘军组建以来，清廷就没有信任过他曾国藩。但是，这次朝廷为什么又这么信任他呢？
慈禧揽权时，太平天国闹得正欢。但是清廷亲信武装力量，八旗绿营已基本上被太平军摧毁。唯一还有一点战斗力的僧格林沁军，又在上年对外战争中遭到沉重打击，在恢复过程中。而湘军此时却愈战愈强，人数愈来愈多，控制地区愈来愈广，声望愈来愈高。
一方面，湘军对朝廷造成了威胁；另一方面，平定太平天国还要依赖湘军，也就是说湘军还有利用的价值。慈禧赏赐曾国藩意思就是说：“我给你官，你不要谋反，老老实实地平叛太平天国。”
曾国藩也正是看透了这一点，而遵守了有所为的规则，替老佛爷出征了。
在攻克了金陵之后，太平军也就基本被平定了。这时，朝廷一改往日对曾国藩的信任与礼遇，只给这个平定太平天国的有功之臣开了一张“毅勇侯”的空头支票。而且还把他调到直隶做总督，目的是为了监视他。
曾国藩又被动地走入了一场游戏之中，这场游戏的规则又是什么？曾国藩陷入了沉思之中。
后来，曾国藩毅然决然地裁减了湘军，以向朝廷表明忠心，同时辞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
曾国藩正确运用官场中的游戏规则，是他获取人生胜算的一大法宝。
官场如此，商场、情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要想成为游戏场中的胜者，就得先摸清游戏的规则，遵守规则，不被游戏淘汰出局，你就已经成功了一半。
成功之前，先磨一颗坚忍之心
人人都希望获得成功，但成功只属于那些有准备迎接成功的人。在成功来临之前，磨炼一颗坚忍之心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坚忍的人，才会在困难面前不被吓倒，才能顶难而上。
曾国藩在朝中做官几十年，其实做得并不称心如意，他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官员排挤的夹缝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过程中，始终受到江西地方官员的排挤和刁难。
曾国藩是以团练大臣的身份来创办湘军又以此身份率军打仗的。在当时，很多人都看不起他，地方官员根本就不把湘军当正规军。湘军虽负有“能征善战”之名，但不属于国家的正规兵制，地位不能与八旗、绿营相比。
咸丰五年（1855）夏，曾国藩为父亲服丧期满，朝廷补授他为兵部右侍郎，但仍没有地方实权，仍没有钦差的头衔。由于曾国藩没有地方实权，筹备军饷就很困难。湘军是以客军的地位出省作战，大部分的军饷就不得不仰仗江西，这使曾国藩倍感寄人篱下的苦闷与不便。甚至有一次，地方官还唆使兵丁闯入他的行署，想加害于他。曾国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员，筹备军饷被江西官员视为越权的行为。谩骂、刁难如同暴雨一样不断袭击着他，使得曾国藩多年以来如履薄冰。有一件事情颇能表现曾国藩这一时期的处境。
曾国藩初到江西的时候，江西的巡抚是陈启迈。陈启迈是湖南武陵人，与曾国藩是同乡，又曾一同在翰林院为官，这次曾国藩来江西作战，本应格外亲切，倍加照顾，但与之相反，陈启迈却觉得曾国藩来江西与太平军作战，无疑遮住了他的光芒，朝廷会认为他无能。于是他处处刁难曾国藩，希望把他赶走。在江西万载有个举人，名叫彭寿颐，也是办团练对抗太平军，此人深得曾国藩的赏识，决定将其调入幕府。但彭寿颐与巡抚陈启迈不睦，刚好在这个时候，两人又因为一点事闹翻了，以至于对簿公堂。在这样的情况下，陈启迈收到了曾国藩调用彭寿颐的咨文，他认为这是曾国藩有意袒护彭寿颐，与自己挑衅，于是一怒之下，不仅不允许调用，反而将彭寿颐投入狱中，严刑拷打。曾国藩觉得陈启迈心胸狭窄，忍无可忍，遂罗列了陈启迈一些事实，将陈启迈弹劾。
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在江西领导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湘军在江西作战中，虽然战功显著，但与各地乡团不和睦，常常被团丁伏击截杀，竟至数十数百地被杀。9月间，安徽又传来败讯，李续宾、曾国华于三河镇被陈玉成击败，全军覆没，李、曾以下，湘军官兵阵亡六千余人。这支军队是湘军的精锐劲旅，被歼以后，全军为之震动。景德镇一带的湘军，也连连失利。幸赖曾国藩与胡林翼等竭力挽救，大局才得以稳定。
而就在这个时候，朝廷又下旨要曾国藩援助浙江，继而又命令他带兵去福建，不久又命令他援助安徽。石达开从湖南跑到四川之后，朝旨又令前赴四川夔州扼守，同时命其分兵协防湖南、安徽，并留兵防守江西。朝令夕改，杂乱无章，使曾国藩无所适从。其实朝廷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试试你曾国藩是否有心服从我的调遣，是否能为我所用。忍不住的，也许就揭竿自立了。但这些，曾国藩在好朋友胡林翼的规劝之下都忍耐下来。
曾国藩能做到坚忍也得力于胡林翼。曾国藩与胡林翼为生平至交，每当他不能忍时，胡便温言相劝。胡林翼确是一个坚忍之人，他曾说过：“凡事当有远谋，有深识。坚忍一时，则保全必多，一时之不忍而终身惨矣。”
曾国藩在家书中写道：古来大有为之人，每于艰险之时，坚忍撑得住，可做出非常事业。意思是说：自古至今，能够有所作为的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每次都能够忍受，坚决挺住，这样就可以做出伟大的事业。
“明强”是成就大事的根本
有些人做事没有恒心与毅力，遇到一点小小的挫折就放弃自己的初衷。这种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成就大事者必须要表明自己的决心，无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都能够按照自己的决心坚强走下去。这就是“明强”。
清朝末年，曾有人著书说曾国藩“一生三变”，没有主心骨。主要是说曾国藩练习写字，年轻的时候学习柳诚悬，中年的时候学习黄山谷，到了晚年又学李北海，所练书法越来越没有刚性；做学问吧，在翰林院时专攻诗词曲赋，后来认识了唐镜海，又跟着他研究《论语》，继而转变研究《六书》，通读了乾嘉朝的训诂书籍，反而不搞经史注疏；在北京做官的时候，崇尚程朱理学，后来办团练，带兵打仗又信奉韩非子的法家思想，还常常说要写一本《挺经》。
后世人据此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三变”。初看，也有点道理，但是仔细分析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变化，其实不然。所谓的“三变”，只不过是曾国藩在治学、立身、处世方面根据自己所处的不同地位作出的“适时”的调整。他的思想始终坚守着“以儒墨为体，庄老为用”。
曾国藩不但不是一个善变没有主见的人，而且还是一个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的“明强”之人。曾国藩之所以能取得事业与人生的成功，这与他“明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曾国藩刚开始受命进攻太平军时，曾经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但是，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根本就没有实战经验，结果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有一次，他带领在长沙的水师八个营晚上偷袭靖港，结果也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没。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嘲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从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很快，曾国藩因打败仗而滚江自杀的事就传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弹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他也想过，解散湘军，回家过逍遥自在的日子，但一想到自己办团练组建湘军的初衷时，就又犹豫了。
正在心灰意冷、犹豫不决的时候，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父亲的勉励下，曾国藩鼓起了勇气，坚定了与太平军作战到底的信心。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实报在湖南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看后，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以示决心。
后来，曾国藩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要求弟弟曾国荃在家为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幕僚又将曾国藩在家备好棺材，誓与太平军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赏给他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曾国藩在接连打败仗的情况下，不但没有退却，而是坚定与太平军作战到底的信心，这就是“明强”，明示自己强大的目标。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道：“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辩、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明是强的前提，须先明而后强；强从明出，不明不强。“明强”的性格能促使一个人成功，但怎么样才能做到明强呢？他认为，一是能自胜者谓强；二是从自修处求强。也就是说，一个人要注重自己内心的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的素质，通过日积月累，逐步培养自己的道德品行，这样就能求得真正的明强。
再困难的路也要自信地走过
当我们面对失败时，若是心中产生自怨自艾的想法，将会招致严重的挫折感，就会变得更加脆弱。但是，如果我们能够在失败面前保持一种积极的心态，肯定自己有能力战胜困难，那我们就为走向成功打下了坚厚的基石。
曾国藩的一生虽然不是辉煌的，但是是成功的。他认为：一个人要想获取成功要靠能力和智力，不能在最困难的时候，失去三大法宝——立志、忍耐和自信。
咸丰五年（1855），罗泽南离开了江西。失去了这位得力干将，曾国藩的处境更是一天比一天坏。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湘军要发展壮大首先要“自救”。曾国藩很有信心地认为自己能做到这一点。
当时，湘军水师中的几位军官才能平平，并且又缺少一位得力的统领，曾国藩让李元度接管水师事务。
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兵、如何列阵打仗。在8月28日的信函中，曾国藩写道：
我有几件事情要特别叮嘱你，千万不能忘记：
第一，扎营宜深沟高垒。哪怕只住一晚上，也必须这样做，能够使我方军营安如泰山，即使敌人来攻打，也不会对我方造成重大损失。
第二，哨探严明，仔细观察敌方的动向，防备敌人来偷袭。必须先做好敌方来偷袭的准备。
第三，不要只报喜不报忧，军情要据实禀报。
第四，对于我的错误也要直言不讳地指出来。
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便又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很有信心实行“自救”，但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都很逊色。李元度又是一个书呆子，根本就没有大将风度。为此曾国藩吃不香、睡不熟，他认识到光有信心自救还不行，还得有信心向他人求救，寻求帮助。
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于是就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其驻江西湘军的困境。同胡林翼函商，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统领水军，胡林翼非常痛快地答应了曾国藩的要求。可这个彭玉麟是个极重乡情、特重孝道的人，他提出在去江西之前要先回一趟湖南衡阳老家省亲。这样来回折腾，直到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曾国藩费尽心机，总算是为自己求得了一位水军统帅。
但此后不久，湘军在江西樟树镇与太平军作战时惨遭失败。主要原因是周凤山风闻石达开率部来攻，吓得魂飞魄散，致使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吏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讯之下，惊骇不已，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在湘军生死存亡的重要关头，曾国藩又站了出来。这需要的同样是勇气与信心。
曾国藩来到南昌，一面将溃勇重新招集起来，编组成军，革去了周凤山统领的职务，选用贡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一面写奏折请求咸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同时还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同情他的处境，救人于危难之中。
但没过多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越战越勇，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
在这危急关头，胡林翼毅然派出得力部队东下，救援江西。
不久，弟弟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沂、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两千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道州勇两千，合共四千人，组成“吉字营”，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一万三千余人援助江西。
曾国藩在自救不能的情况下，果断地向朋友寻求帮助，最终解决了江西之危。
我们可以从曾国藩的这一事例中得到这样的启示：
一是在失败面前一定不要失去信心，徒然地抱怨是无用的；
二是在困难时刻，自救不能的情况下，重要的还是要寻求朋友的帮助，就有可能走出“山重水复”，迎来“柳暗花明”。
信心是生活的支柱。房屋没有了支柱就会坍塌，人生没有了支柱就很难有朝气蓬勃的个人生活，也就谈不上成功。自信是通往成功的垫脚石，人的成功之路必须踏着自信的石阶步步登高。有了自信，人才能坚持自己所追求的信仰，才不会在困难和失败面前低头。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自信者的格言都是：“我想我能够的，现在不能够，以后一定会能够的！”
守住“诚”字，就会赢得信任
俗话说“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说的就是做人要诚实，要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孔子也说：“人不讲究信誉，就不能称之为人。”可见，诚信，是做人的根本。对人诚信，就能获得更多人的信任。别人只有信任你了，才会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对你伸出援助之手。所以，诚信的人更容易获取成功。
曾国藩能获取人生、事业的成功，这与他的聪明才智、坚忍的性格是分不开的，但与他待人处事能做到诚实守信也有很大的关系。人做到了诚信，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与尊敬，才能取悦于人，受惠于己。曾国藩从日常交往中总结出了两句话，就是：相见必敬，开口必诚。
曾国藩在给弟弟的书信中也谈到诚实的重要性，他说：
吾自信自己是一个诚实的人，只是在官场上混迹了多年，自己都跟着学坏了。惹别人笑话，对自己也没有什么好处。最近，我努力反思自己，回归本质，力求做一个诚实守信的人。弟弟你在外行事，也要踏踏实实，不可投机取巧，不要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曾国藩始终把能诚实地对待别人看做是一个人应具有的基本品格，他认为只有诚实地对待他人，别人才会以诚实来对待自己。
当初，曾国藩办团练的时候，手中没有一兵一勇，脚下没有一寸土地，身无一分一文，虽然是个京官，手中也没有实权。而当时在湖南，已有江忠源率领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和王鑫的湘勇，这些地方武装各有一定的势力。其中江忠源的楚勇曾经打到了广西，有著名的蓑衣渡之战，后来保卫长沙、转战江西均有战功。可是，曾国藩却能将他们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协调各部的行动。后来虽与王鑫关系破裂，也是有多方面原因的。而且江忠源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刘长佑、萧启江等；罗泽南战死后，接领其部队的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津等，也都接受曾国藩的指挥调度。在逐渐发展过程中，一些非湘籍将领也陆续来到曾国藩身边，如满族人塔齐布、蒙古人多隆阿、河南人李孟群、广东人褚汝航、四川人鲍超、福建人沈葆祯等。
是什么力量使这些英雄豪杰、仁人志士聚到了曾国藩的旗下？除了保国安民、维护名教、立志杀贼的共同目标外，就是曾国藩的人格力量。这人格力量就是一个“诚”字。正所谓“以诚恕加天下，则群伦影从”。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以诚实、守信来要求自己，同时对于那些诚实的人，他也总是给予帮助、提携。
曾国藩的两个门生都考取了直隶知县的职位。有一天，这两个学生同时去拜见老师曾国藩。曾国藩问他们什么时候去上任，一个听了马上回答：“正在准备行装，可能还要等几天才能上路。”另一个则为了讨好曾国藩说：“已经雇好了马车，明天早晨就动身。”
第一个说“过几天动身”的学生就是后来成了大名知府的杨毓柟。当时，曾国藩觉得杨毓柟显得奸巧，便怀疑杨毓柟撒了谎。可是过了不久，曾国藩就听说杨毓柟待人诚实，上任后很有政绩。于是就多次写信给直隶巡抚，称赞杨毓柟的贤良，并极力举荐杨毓柟。杨毓柟因此不断得到提拔，最后担任了大名知府一职。
对诚实的人曾国藩总是慷慨相助，一有机会就提拔重用，而对于那些不诚实的人，专靠搞歪门邪道钻营的人，曾国藩却很不客气。
曾国藩在任江西总督的时候，有一天，他在官署中休息，正好看到一个头戴花翎的人，手里拿着一包银子偷偷往自己随从手里塞，但遭到了随从的拒绝。第二天，曾国藩又看见了那个人来了。第三天，曾国藩看见那个人从袖子里拿出一个更大的包。曾国藩就要求随从把此人带进大堂。
原来，此人是湖南的一个县令，有些才华。前不久与巡抚政见不合，就被开缺了。于是就到江西来找曾国藩，希望曾国藩念及同乡之情，给自己一官半职。曾国藩本有意招募此人到自己的幕府，但后来了解到此人不实在，也不够光明磊落，就放弃了招募他的念头。
曾国藩不但对自己要求严格，对于自己的子弟他也同样要求他们做到质朴、忠厚、诚实，要求他们能诚实做人，实在地做事，不投机取巧。在家信中，他说道：“天道忌巧，天道忌盈，天道忌贰。”意思是说，机巧、自满以及心口不一，都是违反自然规律的行为，这么做的人是要受到上天的惩罚的。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要善于变不利为有利
在事业的发展过程中，每个人都会遇到很被动的时候，有人就会心灰意冷，不知所措，而有人很善于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为有利。能做到“扭亏为盈，转败为胜”是获得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这是人生的大智慧。
曾国藩的一生有很顺的时候，但也有很不顺的时候，有时候在处理问题时也往往会把自己搞得很被动。但曾国藩却又往往能从被动局面中走出来，能力挽狂澜。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还是通过具体事例来谈谈曾国藩的“变不利为有利”之智吧。
在剿捻不利，清廷对自己又很不信任的艰难时期，弟弟曾国荃不识时务，参劾满洲贵族官文。这件事使曾国藩骑虎难下，弟弟的行为把自己搞得非常的被动。
曾国荃出山任湖北巡抚的时候，官文坐镇湖广。为什么要官文坐镇湖广呢？清朝满族权贵是不放心湘、淮军在长江流域的崛起，利用官文监控湘、淮两军。
胡林翼做湖北巡抚时，很清楚清廷的意图，一直对官文采取笼络政策，督抚同城，关系融洽，官文对胡林翼也是有求必应。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的关系就不是那么密切了，湘军在攻打安庆时他不发兵援助。曾国荃兵驻雨花台，在急需救援时，官文也没有给他帮助。曾国荃忍气吞声。
如今曾国荃做了湖北巡抚，又在那里组建“新湘军”，加上曾老九其人锋芒毕露，目空一切，根本就不把这个满洲贵族看在眼里。官文哪受得了这个气，于是就想整整这个不可一世的曾国荃，寻机报复。
曾国荃也不是好惹的，就先发制人，搜集官文的罪名，向皇帝上了一本，弹劾他。曾国藩闻到九弟具疏弹劾官文，深感事情不妙。那官文是皇亲国戚，能惹吗？曾国藩深恐此举会遭大祸，立即写信给九弟，让他隐忍、克己、修身而自保自强，不要“在胜人处求强”，不要“因强而失败”。
曾国荃读罢哥哥来信，方知事情的利害，但后悔已迟，只能等待事态发展。
正如曾国藩所预料的那样，曾国荃的奏折在清廷中引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折中牵连军机处，说官文笼络军机处等，立即引起军机大臣的不满。军机大臣胡家玉进见慈禧太后，说曾国荃诬告官文，指责军机，存心不良，所奏情事亦多不合，要求拟旨驳之。还说曾国荃指官文为“肃顺党孽”，更是凶险之词，要求照例反坐，治其诬陷之罪。这一参劾，给曾氏兄弟带来了极大的被动。如果慈禧听了胡家玉的话，他曾国藩就有满门抄斩之祸。
在慈禧左右为难之际，曾国藩为解救被动局面，来了一个弟弟唱黑脸、哥哥唱白脸的策略，上密折保官文。
曾国藩和左宗棠各上了一个奏折：一折密保官文，是曾国藩所上；左宗棠上折说曾国荃参劾官文的文章，是当今第一篇好文章，以自己在湖广多年所见为证，指责官文种种劣迹属实，要求太后、皇上对官文惩处，以昭朝廷公正。
原来曾国荃上折弹劾官文之后，湘、淮诸大员频繁交换意见，大多认为曾国荃鲁莽，不该得罪权贵。李鸿章为曾国藩出一策，让他在此时拟折密保官文，请求清廷不要追究官文，这样做可以挽回满族权贵对湘、淮的仇恨，或可息事宁人。曾国藩本来也看不惯官文，但迫于形势，只好照此办理了。
但远在西北镇压捻军的左宗棠，才不管李鸿章的这一套，他手握兵权，清政府也不敢小瞧他。听到曾国荃疏劾庸劣卑鄙的官文，大感称心，于是在西北战场给朝廷上折拥护曾国荃。
慈禧老佛爷见湘、淮大将都表了态，只好从中维持“和局”，按照督抚同城不和的成例处理。把官文调回了北京，以大学士的身份掌管刑部，兼正白旗蒙古都统。官文调走，未加任何惩处。曾国荃仍为湖北巡抚，未加指责。这件事就这么了结了，此事宣告结案。
曾国藩“密折保官（官文）”的举动，不但挽救了弟弟，同时还打破了湘军与满族权贵的僵局，可谓“一石二鸟”，这只是曾国藩一生当中做到“扭转不利局势”的一个个案。曾国藩一生中最成功的扭转局势的事就是组建湘军，镇压了太平军。
1853年3月19日，太平军占领南京，洪秀全进入南京城，宣布改南京为天京，定都天京。太平军以南京为据点，把持安庆、九江，占据了长江下游，石达开又进入了四川，只要武昌一得，则整个长江就被太平军所有了，形势对满清政府极其不利。在此情形下，曾国藩果断地提出了“舍九江，保长江”的策略。从荆州堵住进入四川的石达开部，强势攻打安庆，把太平军截在长江下游，进而逼入东海。
曾国藩之所以能够取得平定太平军的胜利，主要原因是他善于扭转局势，变不利为有利。这需要的是智慧与胆量。曾国藩在困境之中磨砺自己，逐步谋取人生胜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