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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意思就是说最直、最高的树是最容易被狂风摧折的。引申的含义就是做人不可太耿直，不可事事出头，事事出头就会遭到众人的嫉恨，就有可能把自己孤立起来。“墙倒众人推”，如果大家联合起来打压你，你还怎么在官场上混？“不做出头鸟，藏在是非后”，做人就应该远离是非，远离那些对自己不利的纷争，学会在纷争之后保全自己才是明智之举。
藏身先藏心
做人要善于远离是非，避开对自己不利的影响，这就要先学会藏身。但是，身虽然藏住了，而你的心却还在名利场中、是非窝里，你又怎么能做到真正的藏身呢？所以说，藏身必先藏心。
曾国藩是一个很善于藏身的人。他城府深，又有心机，为官多年，从不与朝中权贵拉帮结派。晚清时期，宫廷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一旦卷入其中，就很有可能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曾国藩是深知这一点的。但是，曾国藩一方面不与朝中权贵拉帮结派，另一方面又与朝中那些掌握生杀大权的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比如，在道光朝依靠穆彰阿、咸丰朝依靠肃顺、同治朝依靠恭亲王奕等，而且形迹显然。有意思的是穆彰阿、肃顺后来都不得好死，奕也受尽磨难，而曾国藩却官照升，银子照拿，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缘。这是为什么呢？
下面，以曾国藩与肃顺结交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咸丰朝后期，宗室载垣、端华及肃顺组成了一个政治小联盟。“三人盘结，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但有趣的是这三个人在朝中越来越受到咸丰帝的信任。
肃顺很跋扈，在朝中他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一面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其目的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为自己谋反作准备。
湘军集团经过多年的发展，规模越来越大，战斗力也越来越强。肃顺把持朝政时期，湘军正在江西跟石达开作战，屡建战功。对于这样一支强有力的军队，肃顺是不会放过的，将其拉拢过来，为自己日后所用的想法在湘军组建之初就有了。
肃顺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如尹耕云、王恺运、龙镍臣、李寿榕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了肃顺的政治爪牙。
肃顺力图通过王恺运、郭嵩焘等人与湘军建立联系。
咸丰八年，湖南巡抚骆秉章赴京陛见，朝上参劾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说他“声名恶劣，同城的官员都对他不满”。接着骆秉章又派人查核樊燮，查出了樊燮又有贪污的行为，樊燮被拿问审办。后来樊燮受湖广总督官文、湖南布政使文恪等满族贵族的唆使，于咸丰九年向湖广总督署和都察院控告左宗棠以幕宾的身份把持湖南军政要务（问题的关键还是官文要打压左宗棠）。于是，清廷谕令官文及湖北正考官钱宝青对左宗棠进行审办。这就是晚清“樊案”的大致经过。
“樊案”发生后，王恺运、郭嵩焘求救于肃顺，希望肃顺出面平息此案，解救左宗棠。肃顺一想，这正好是个机会，做个顺水人情，便大力相助平息了“樊案”，解救了左宗棠。
肃顺便是通过这件事与湘军建立联系的。曾国藩不可能不明白肃顺的一片良苦用心。他深知肃顺迟早要谋反，跟着他，谋反成功了对自己还有点好处，如果失败了，自己也得玩完。但他现在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自己也不能与他公然对抗，怎么办？
曾国藩对肃顺并没有献殷勤，也没有取悦他，只是让郭嵩焘等人跟他保持着联系，意在表明我买你肃顺的账，欠你一个人情。但没有与他建立很深的个人感情，对待肃顺也只是表面上依附，内心却是时刻提防着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独揽朝纲，有谋反之心后，就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和肃顺拴在一起。
咸丰十一年十月，慈禧太后发动祺祥政变，肃顺被处死抄家。从肃顺的家中抄出很多文武大臣与之往来的书信，但独独没有抄到曾国藩写给他的一个字。慈禧大为震惊，称赞曾国藩为“忠臣”。
曾国藩深知黏上了肃顺就会为自己带来很大的麻烦，就有可能会为自己招致杀身之祸。于是与之交，但不与之深交，把自己的真心藏起来，风向一变，随时抽身。这就是曾国藩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藏住了心，远离是非，也就保全了自己的身。但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明白这个道理。往往有那么一些人，明知道前面是个是非之地，还很“勇敢”地往里跳，最终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
为人处世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稍不留神就有可能使自己置于是非之中，能做到在是非中藏心保身才是明智之举。
避疑是精明人之举
古人云“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意思是说在瓜田里不整理自己穿的鞋子，在李子树下不扶正自己戴的帽子以免引起别人怀疑你偷瓜偷李。这就是避嫌。为人处世，应该尽量不把自己置于嫌疑、猜忌之中。
避疑就是巧妙地防止别人暗算，不把自己置于嫌疑、猜忌中，远离是非。
下面，通过具体事例来看看曾国藩是怎么避嫌的。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下了金陵，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在城外被方山的老百姓逮住，捆到了曾国藩弟弟曾国荃的军中。按说李秀成是太平军高级将领，理应把他捆到北京交给皇帝老儿处置。但曾国藩心想太平天国与湘军结怨太深，把李秀成解到北京，他势必会反咬自己一口。这样就有可能使湘军陷于众人的猜忌之中，生出无数波澜来。于是，曾国藩很果断地不顾朝廷的命令、同僚的劝说，毅然“先斩后奏”，杀了李秀成，以绝后患。
曾国藩果断地杀了李秀成，使自己免除无端的猜忌，是为主动避嫌。这种避嫌的方式并不是人人都可以使用的，处理不当，就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另外一些人的嫌疑之中。比如后来朝中官员说曾国藩是“杀人灭口”等，清朝为此还特地派大员到南京进行过明察暗访，最后不了了之。所以说，采用主动避嫌一定要权衡利弊，不可因小失大。
后来曾国藩在裁减湘军这件事情上，就充分体现了他主动避嫌，成就一世功名的英明之处。
同治三年，曾国藩攻克了金陵，平定了太平天国，但曾国藩并没有受到嘉奖，朝廷只给曾国藩幕府中的李鸿章、左宗棠升了很高的官，慈禧只给了曾国藩一个“一等毅勇侯”。朝廷的举动充分说明了慈禧对曾国藩的不信任。曾国藩功高盖主，势必会拥兵谋反。
这时弟弟曾国荃也对他说：“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岂有意乎？”这实际上就是很明白地问曾国藩敢不敢造反。彭玉麟、赵烈文、王恺运等人，都先后来探曾国藩的底。
曾国藩感觉到时局对自己极其不利。左宗棠乃一代枭雄，做师爷时便不甘居人下，如今同自己平起平坐，他能甘心在自己面前俯首称臣？他敢肯定，如若起事，第一个起兵讨伐他的人就是左宗棠。再说李鸿章，他若一帆风顺，李鸿章永远是他的学生；如若不顺，李鸿章必然反戈一击。拥兵造反，势必会失败，自己一世的英名将毁于一旦。但现在朝廷已经开始对自己起了疑心，怎么办？释疑。
对于部下与幕僚们的试探，曾国藩丝毫不动声色，他什么也没有表示。为了避免越来越多的麻烦，曾国藩干脆亲笔写下了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挂在金陵住地的中堂上，意在表明自己没有造反之心。
后来曾国藩以“湘军作战年久，暮气已深”为由，主动向朝廷请旨裁减湘军，以此来向皇帝和朝廷表示：“我曾某人不是吴三桂，无意拥军自立，不是个谋私利的野心家，而是位忠于清朝的卫士。”
曾国藩主动裁减湘军，使清廷消除了对他的猜疑，从而保全自己的一世英名。
曾国藩的避嫌方式还体现在他从不与朝中权贵结交过深。
曾国藩混迹官场多年，深知树大招风，官位越高的人就越是容易遭到猜忌，官位就越是不稳定的道理。与这样的人结交，一旦他倒台了，势必会牵连自己，于是在官场中他始终坚守中庸之道。为官数十年，历经三朝，朝中官员更迭频繁，曾经权倾一时的官员纷纷落马，而他岿然不动，加官晋爵，还落了一个“忠臣”的美名。这与他善于避嫌是分不开的。
对于现代人来说，当然不会重复曾国藩的经历了，但是在我们平时的工作、生活中，类似于“瓜田李下”这样的事还是大量存在的，这就需要我们能够巧妙地避嫌，远离是非。做到了这一点，事业才能得以发展，人生才能走向完美。
万不可又显山又露水
谦虚是人的一种美德，同时又是一种制胜的策略。它体现于不把自己的心坦露出来，也就是不让别人知道你内心最真实的想法。如果你在众人面前什么秘密也没有，让人可以一眼望穿，相信你也成不了什么大事。要知道成大事者，首先就要学会“谦虚”，学会把秘密藏在心里。
曾氏家书中提到“常沉静，则含蓄义理，而应事有力”，意思就是谦虚存在于人与人交际之间，谦虚不只是为自己之完美，也是为了不让别人猜透自己的心。
有些人说话，简直就像是打机关枪，恨不得把自己肚子里的那点“货”全倒出来，以示自己是多么能行。殊不知，言多必失，说得越多，别人对你的了解也就越多。你的秘密、你的计谋全被别人了解了，你还怎么能做到出奇制胜，成就大事？
曾国藩认为这种人多半是“半成品”。不知深浅，误以为把所有的本事拿出来就是一条英雄好汉，殊不知，此种人最容易被人摸清真相而另有算计。所以，处世不显山不露水才是聪明之举。
咸丰五年十一月的一天，胡林翼在他的大帐内摆设宴席，宴请刚从江西来湖北的湘军将领罗泽南、刘蓉。
落座之后，胡林翼举杯敬酒道：“罗山（罗泽南）先生、刘蓉先生都是林翼的师长，弟子在这里执酒奉师，今后还望夫子多多教诲林翼。”说完，一饮而尽。听到这话，当时在座的胡林翼的部下脸上都不无惊讶之色，心想：还没喝酒，你怎么就说起酒话了呢？你胡林翼与罗泽南、刘蓉并无师生关系，而且你是二品巡抚，而罗泽南只不过官居布政使，刘蓉更是一个不上官品的训导。你胡林翼如此礼贤下士，你想干吗？
其实这是胡林翼想借此机会笼络罗泽南、刘蓉。
对罗泽南的得意弟子李续宾、李续宜兄弟俩，胡林翼同样是想尽了一切办法来笼络。他知道李氏兄弟家境并不富裕，但都很讲究孝道，有老母在家无人照顾，便特地将之接到自己的署中，礼敬有加。
过分的礼遇，一开始甚至让李氏兄弟不能理解，对胡的用心颇有怀疑。李续宾为此写信给曾国藩：胡对他们兄弟如此殷情，是否出于权术？曾国藩明知这就是胡林翼搞的权术，但却不为点破，还极力为胡林翼掩饰。回信称：胡林翼对别人或许有权术之疑，但对于你们兄弟，却纯是出于真心，千万不要疑神疑鬼。
曾国藩知道，一旦说了实话、真话，就会让李氏兄弟知道胡林翼是在搞权术笼络人而不是一种纯真的情谊，这当然会大大影响湘军将领与胡林翼的合作及对他的支持，而这种合作与支持恰恰是湘军最需要的。因此对于这一点，当李氏兄弟不明白胡林翼的“过分礼遇”，而问及曾国藩的时候，一贯主张“拙诚”的曾国藩就没有说真话，而是“谦虚”地说了假话。
胡林翼的努力，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得到了罗泽南、刘蓉和李续宾兄弟等人的认同，他顺利地完成了对湘军这支老牌劲旅的接收。
现在，我们可以来假设一下，如果曾国藩对李续宾说了实话，揭穿胡林翼的小把戏，那么事情的发展会怎么样？结局只有一个，胡林翼不可能顺利地接管湘军，恰恰这一点是曾国藩最不希望的。胡林翼接管不了湘军，对他曾国藩是没有好处的。为了自身利益考虑，曾国藩“谦虚”地说了假话。
聪明人保护自己，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靠什么？靠的就是绝不轻易显露真相，“谦虚”待人，不让别人了解你的想法、计谋。
在这个社会上，做事太张扬、太露骨虽然能够显得自己高人一头，能引起很多人的关注，但是要知道，这些眼光中，有羡慕、佩服的，也有嫉妒、憎恨的。俗话说“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就是因遭嫉妒而导致的后果。
无论是做人还是处事，若想取得最大限度的成功，首先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意图和能力。唯有这样，事情办起来才不会出现众多人为的障碍和束缚，办起事来就会出现事半功倍的效果；反之，将会受到许多意想不到环节的人为阻挠，事情办起来就会很难成功了。
处处逞强并不是一件好事
在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事事都要去争，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之势。争强好胜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品质，但成大事者不在于处处争强，而在于适当地保存实力，在最需要的地方争第一。
争强好胜的性格，如果控制得好的话，就可以发挥积极的作用，它可以使人在人生奋斗的道路上永葆活力而精神焕发；如果不能对它加以有效的控制的话，它也很可能会成为影响人生正确发展的一项弱点。
1868年5月16日曾国藩被授予武英殿大学士，没过多久，又由于镇压捻军有功，被封予云骑尉世职。在一年中连连升官，这表示清政府很赏识他，也很器重他。可是，曾国藩却不这样认为，他感觉到一个阴影一直笼罩着他，这就是曾国荃弹劾官文这件事。
官文是满洲贵族，又是湖广总督，清政府很器重他。胡林翼任湖北巡抚的时候，事事也让他三分。后来胡林翼想办法拉拢官文，这样就使得湘军在很多事上都办得比较顺。胡林翼死后，官文与湘军关系表面上很和气，但实际上已变得十分疏远。此次，曾国荃接任湖北巡抚，与官文同城，骤然间双方的关系紧张起来。
因为湖北按察司唐际盛与曾国荃的好朋友黄南坡有仇，于是唐际盛便怂恿官文，奏请曾国荃帮忙办理军务，目的是为了使曾国荃离开武昌，免得在此指手画脚（这就叫我的地盘我做主，你曾国荃想进来插一杠子，没门）。由此，曾国荃便与官文结怨，总想找机会报复官文。
曾国荃先发制人奏参唐际盛，接着就弹劾官文。但是曾国荃肚子里没有多少墨水，奏折写得不伦不类，语句也多不中肯。曾国藩的心腹幕僚赵烈文在日记中载道：
“曾国荃所写的奏折，语句很不中肯，用词也不严谨，奏折中所列举参劾官文的罪名也不完全正确。曾国荃依仗哥哥的威名肆意报私仇，打压官员，可见其为人。”
曾国荃怕曾国藩知道后阻挠他弹劾官文，因此故意背着曾国藩。外间知道曾国荃参劾官文后，不仅湖北的士绅反对，就是曾国藩的门生也认为他不地道。曾国藩知道弟弟弹劾官文后很担忧，怕由此得罪了官文，对自己不利。
因此，他写信劝阻曾国荃：“这样的事情，你最好不要干。”原因是：“如果你成功了，会招来众人对你的仇恨，他们会想一切办法来报复你；如果你失败了，你这后半辈子也就完了。”总之，“弟弟你干的这件事，会被人认为是你依仗我的威名在报私仇，你这样做，只会让人耻笑，你要想清楚”。随后，曾国藩又在给曾国荃的书信中说：“你参劾官文的事情，世人都会以为是我们俩商量着干的。其实这件事是你一个人的意思，与我何干？”
又过了十天，曾国藩得知奏参官文的事已经发生了，就反复叮嘱曾国荃主动向官文请罪，以求得官文的原谅。可争强好胜的曾国荃哪里听得进去，非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不可。
其实，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完全有实力出来为弟弟撑腰，但是这样做就会得罪官文，为自己树敌。考虑再三，觉得还是不去争这个理为好。
曾国藩在多次劝阻弟弟不成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只好向朝廷“密折保官（官文），请勿深究”，向皇帝老儿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军机处派出钦差查此案，认为曾国荃指责官文“肃党”，纯属陷害，要治曾国荃诬陷罪。
慈禧老佛爷心里也清楚，这一次曾国荃参劾官文的事，纯属湘系与满洲权贵之间的权力之争。而此时捻军的势力很强大，还需要利用湘淮两军出力镇压。因此，革去了官文的湖广总督的职务，回京后又让他掌管刑部，兼正白旗都统。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有点出人意料了，一大批湘军官员被开除。曾国藩开始紧张起来，他觉得这有可能是参劾事件导致的。同时他也感到朝廷对自己的冷淡和疏远。9月13日，曾国藩接到上谕：“着调补直隶总督，两江总督着马新贻调补。”曾国藩深知，由两江调往直隶，这并非是对自己重用，而是为了便于监视自己。与其受人监视，还不如不干了。曾国藩扔掉了乌纱帽，辞去了两江总督的职务。
整个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下来，曾国藩多次劝阻弟弟以及“密折保官（官文）”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不与人争强斗狠的品行。不与人争胜才得以保全弟弟与整个的湘军。
争与不争是两个相对的概念，可以相互转化。有些东西，你很积极地去争，并不一定能争取得来；如果你不争，有时反而很容易地就属于你了。对于我们来说，为了一点个人的利益就与人争，是很容易就招人反感、嫉恨的，这对个人的发展也很不利。所以说处处争第一并不是一件好事。
记住“枪打出头鸟”之理
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被别人承认他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枪打出头鸟”，过于表现自己的人，往往是死得最快的。
梁启超先生曾说曾国藩“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当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梁启超先生不愧是一代国学大师，识人的眼光可谓精湛。但有一点梁先生还是说错了，曾国藩一点都不钝拙。
曾国藩对“拙”有这样的解释，“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意思是说“真诚能战胜虚伪；脚踏实地、不显摆的人最终要比那些利用自己的小聪明投机取巧的人更有成就”。曾国藩强调的是守拙，不显摆，不张扬。
在中国古代官场中，官位越高就越是招人嫉妒，就越是容易被人扳倒，但曾国藩混迹官场，谨慎为怀，从不做出头之鸟。这就是他在变幻莫测的官场中处于不败地位的主要原因。
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做到谨慎行事，对家人他的要求也是很严格的。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叮嘱家人：与他人发生争执，能忍就忍，哪怕自己吃点亏也不要把事情闹到公堂上去。曾国藩认为到公堂上打官司，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另一方面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甚至会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没有败在官场上，而败在自己亲人手上的原因。当自己得势了，家里人就依仗自己的威名与人逞强斗狠，最终招致众怒，而落得个灭门的悲惨下场。
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还很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骂曾国藩胆小怕事。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才使他收敛起来。
曾国藩的四弟曾国潢在地方上也很跋扈，很多人都恨他。对弟弟的行为，曾国藩也略有所知，常写信告诫弟弟，让他收敛些。曾国潢不但不听，反而要哥哥为他出头撑腰。
1857年曾国藩父亲去世，他回家奔丧，听得弟弟曾国潢在乡间杀人太多，招致众怒，想教训一下弟弟，好让他收敛一些。一天，趁弟弟在床上睡午觉，曾国藩找来了一个锥子，对着曾国潢的大腿狠狠地刺了下去，顿时鲜血直流，染红了被褥。曾国潢对哥哥的这一举动，高声直呼：“残暴！残暴！痛死我了！”曾国藩反问：“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
其实，依仗权势，行凶作恶而导致灭门之灾的事，历来都是受到人们批判的。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塑造的王熙凤就是依仗着家族的势力干涉地方司法事务，致使整个家族灭亡，自己身陷囹圄。曾国藩谨慎行事，不做出头之鸟，才使他的官做得长久，且越做越大。
后来曾国藩做了两江总督，权势也就更大了，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了。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
办理公事，绝不多说一句话，不要搞那些走后门的歪门邪道。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但是闲言碎语，一些不好的言论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切记不要干预地方公务，以免惹人口舌。这是我的一片肺腑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一生天不怕，地不怕，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诽谤。
曾国藩认为，成大事者，单有志还不行，还要修炼自己，最重要的是戒躁戒傲、少言实干、不强出头。
曾国藩曾经这样论述“藏锋”：“话说得太多，就容易招来祸害；多行不义，就会辱没自己的声名；轻视别人，就会遭受别人更大的轻视。很小心地说话，谨慎做事，就不会为自己招来灾难，这是一个人事业成败的关键！”
有道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在他人面前过于表现自己的才华，于交友、处世都不利。自恃很有学问，在人前口若悬河，喋喋不休，人们难免会将你视为狂妄自大之徒，当面对你“洗耳恭听”，好像很崇拜你的样子，说不定转身就说你一句“什么玩意儿”。在工作中要学会“夹起尾巴做人”，时时谦虚，事事谨慎，才能获得人脉与人缘。
“忍”字头上一把刀，成就大事效果好
纵观中国历史，能够名垂史册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善忍。忍是涵养，也是策略。
司马迁忍辱，成就《史记》；西楚霸王项羽不能忍，自刎乌江；曾国藩善忍，立于官场数十年而不倒。可见，欲成大事，必须善忍。
善于忍耐的人总是不计较一时的得与失，而是把宏大的目标放在未来。曾国藩为人处世善忍，他认为，各种各样的对自己不利的流言飞语，哪怕是打击、迫害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只要能够在不利因素面前做到镇定自如，忍耐一下，就能找到化不利为有利的方式，就能做到转败为胜。
人生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总会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生活中有时发生的一些事情甚至可以把人逼入绝境。但这就是人生，我们谁也逃避不了。能够在流言飞语面前学会忍耐，能够在困境面前学会忍耐，开动脑筋，想出另外一条出路，你才能从流言与困境中走出，才能走向人生辉煌的顶点。
曾国藩的一生都是在忍耐中走过来的。
道光十四年的春天，曾国藩来到长沙岳麓书院读书。与他同住一个宿舍的是当地知府的儿子，他性情怪僻，很看不起曾国藩。
曾国藩学习的书桌离窗有几尺远，屋子里的光线又不好，看书很是费劲。为了借光，曾国藩就把书桌往窗口移了移。那个书生发怒道：“把我的光都遮了，我怎么看书呢？”对于同室的蛮横、无理，曾国藩忍住心中的怒火说：“那我搁在哪儿呢？”书生指着床侧恶狠狠地说：“可以搁这里。”曾国藩依言搁在床侧。半夜曾国藩仍读书不辍。那个书生又发怒道：“平日不读书，这个时候读，还让不让人睡觉？”曾国藩便无声默读。
曾国藩忍受着同室的羞辱，发奋读书，为他日后顺利地走入仕途奠定了基础。这是真功夫善忍的一面，曾国藩还有因不忍而碰壁的一面。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虽然是个督师，其实没有多少实权，在地方上很多官员根本不听他的，不买他的账，筹兵筹饷很是困难，对此，曾国藩很是苦恼。后来还是胡林翼给他指明了事情的原委。
主要原因是曾国藩在个人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为人处世不能多忍耐，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而得罪人，致使办事多有不顺。
曾国藩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并且深深地作了自我反省，修炼了一颗善忍的心。遇事善忍，后来被曾国藩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一天，湘军中的一些士兵练习打靶，误伤绿营军中一个小官。绿营军据这件事向湘军挑衅，列队进攻湘勇，在城墙上的守兵实弹在膛，两支军队差点打起来了。曾国藩忍气吞声，把误伤绿营军的士兵鞭打了一顿，才算把绿营兵的哗变平息下来。
后来，绿营军内部因赌博发生械斗，冲入曾国藩私宅，杀伤了曾国藩的随从，几乎伤及曾国藩。幸亏有属员挡住，曾国藩才幸免于难。
与曾国藩私宅一墙之隔的巡抚骆秉章，不仅不惩治乱兵，甚至亲自释放肇事者，使曾国藩进一步受辱于众人之前。曾国藩都忍了下来。
曾国藩善忍为他赢得了美名，从而很多人也都愿意与他交往了，这就为他一步步走向成功扫清了障碍。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忍不但可以成就健全的人格，还可以与人建立圆满的人际关系，维护幸福的家庭，成就各自的事业。
“忍”，是良药，虽然苦口，但有利于为人处世。能忍的人，走到哪儿，都是海阔天空，朋友遍天下；不能忍的人，去到哪儿，都会处处树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自己。
做人就必须忍，这是上帝对人的一种考验。“忍”这种品质，重要性不亚于“恕”。轻浮暴躁沉不住气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大气者大志，大志者大器”，说的就是这个理。
强权的社会，险恶的人心，不公的世道，一切的一切，单靠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改变的，但是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去，你就得改变自己，学会忍。忍什么呢？忍苦、忍欺、忍世。
忍苦，就是要吃苦耐劳，忍常人不能承受之苦，甚至感情上的痛苦；忍欺，就是要像韩信忍胯下之辱，司马迁忍宫刑之辱一样，在屈辱中磨炼自己的意志；忍世，就是要忍受社会的不公。学会了这“三忍”，成功离你也就不远了。
藏起锋芒，藏而不露为智举
在生活中，总有那么一些人事事都想显露一下，以表明自己的才能和实力，盼望尽快得到他人的认可或刮目相看，因而表现得锋芒毕露、急于求成。但是，如果锋芒太露，就会丧失掉很多的机会和朋友，甚至会把自己卷入是非之中，这并不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藏起锋芒，谨慎行事才是聪明的做法。
曾国藩在刚出道的时候锋芒毕露，很招摇。依势找皇帝要权要官，从而遭人嫉妒，受人暗算。处世处处碰壁，搞得连咸丰皇帝也不信任他。曾国藩也很苦恼。后来好朋友吴树敏写信狠狠地批评了他，才使曾国藩意识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
后来，他收起了锋芒，改变了待人处事的态度。一次，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以往争强好胜，锋芒毕露，给自己惹了很多的是非，致使做事处处碰壁，多有不顺。后来，我逐渐注重个人的修养，藏住锋芒，事情就好办多了。弟弟在地方上做官，一要收敛一些，不可事事逞强，给自己惹是非，谨慎行事，你的官才做得长久。
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世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曾国藩不但要求自己和自己的弟弟要收起锋芒，对于自己幕府中的人，他也是这样要求的。
有一天，曾国藩与幕僚李鸿裔在家中聊天，正好胡林翼来了，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一个人在内室。
李鸿裔也没有什么事，反正待着也是待着，于是就拿起桌子上的一篇《不动心说》来看。这首诗也是曾氏幕府中的一个幕僚写的。诗文中有一段翻译成现在的白话就是：“你把我放在年轻、貌美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不，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高官厚禄面前，我会要吗？不，我不会。”年轻而不知深浅的李鸿裔看到这里，觉得这些人徒有虚名，便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说：“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意思是说“你们连美女、高官都不要，但又依附着曾国藩，是为了什么？可见虚伪至极”。
曾国藩送走客人后，来到内室，看到了李鸿裔写的打油诗，批评他道：“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分，言行也不见得一致，这我是知道的。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靠的正是这个虚名。你揭露了他们，他们在我这里就待不下去了，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失去衣食来源，就没有办法生活了。这些都是因你而起，不恨你才怪呢。”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他收敛锋芒，谨言慎行。
曾国藩后来权倾朝野，但他行事为人仍十分的谦虚，不骄不躁，后人评价为一种“谦德”，是真正的大智若愚！
谦虚待人、静以处事是人生的大智慧。切不可过分恃才傲物锋芒毕露学杨修，那样难免会中伤于人因而为自己埋下隐患，说不定还会把自己的小命搭进去。要知道凡事要留有余地，与人共事不可遮人光芒，方能免于遭人暗算。
学习一种隐身术
身处高官，要想使官位做得长久，就得学会隐身。也就是说要学会把自己置于众人的眼光之外，把自己置于被遗忘的角落。只有这样，是非、流言、猜忌才不会光顾到你。
曾国藩的一生可谓是隐身有术，在人生的几个关键时期他采用避疑术来达到隐身的目的，可谓高明至极。
1863年11月，湘军主力攻陷了天京（金陵），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到此画上了一个惨痛的句号。当皇帝老儿正在紫禁城庆祝胜利时，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有功之臣曾国藩却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曾国藩平定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位列三公，权高位重，得到了一个汉族官吏前所未有的名利和权势。正是因为自己的权太大，他才忧心忡忡。“功高震主”，清廷岂能容他？
清政府是在八旗兵和绿营兵已腐败不堪的情况下，不得不依靠汉族地主和汉族官僚来对付太平天国。当太平天国已除，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现在皇帝最害怕的就是他曾国藩造反。数十万的湘、淮军的存在，简直不是福，而是祸。
天京平定后没过多长时间，朝廷又命曾国藩追剿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流寇。但曾国藩自叹“精力日颓而责任弥重，深为悚惧”，因而先后三次奏请朝廷收回节制三省的成命。
“我广读史书，深知人情世态，我没有太多的才能而据高官，过不了多久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没有什么德行而权力又过大，则必然会招致众人猜疑。”“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啊！”
四月二十九日曾国藩又受到加封谕。他在日记中写道：“是日接奉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适以为忧”四字，强烈地反映着他退让避祸的意思。
能否正确认识并摆脱自己目前的这种尴尬的政治处境，处理好同清政府的关系，成为了曾国藩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这紧急关头，他毅然采取了三条退身之策。
一是要求攻克金陵的“首功之臣”，统有五万皇家部队、被清廷斥为“骤胜而骄”的曾国荃功成身退，辞去一切职务回家安享晚年。
二是裁减湘军十二营，同时将赴援江西的江忠源、席宝田两部和鲍超、周宽世两部均拨给沈葆桢统辖，以向清廷表示自己并没有谋反之心。
三是奏请停解广东、江西、湖南等省的部分厘金至金陵大营，减少自己的利权。
上述三条措施，正中清廷下怀，使清廷骤减心头之忧，因而立即一一批准。
曾国藩巧妙地运用了“以退为进”的方式，消除了清廷对他的猜疑，达到了保全自己身家性命的目的。
当时曾国藩的好朋友也没有几个人能明白这一点，只骂曾国藩是孬种。在极盛的时候，不被胜利冲昏头脑，而能敏锐地看到险象，又巧妙地消除忧患，在这方面，曾国藩显示了过人的镇定与才能。
下面，我们来谈谈曾国藩的藏身术，对我们也会有所启示。
曾国藩为钦差大臣镇压捻军的时候，刘秉璋作为辅佐军事的襄办之官为曾国藩出计献策。
有一天，刘秉璋献防守运河之策，要求清军在河岸修起长墙，阻止捻军马队渡过，试图把捻军围在一个角落里一网打尽。
李鸿章在江督行署，觉得这个计谋根本行不通，亲自给刘秉璋写信说：“秦朝有万里长城，如今有万里长墙，秦始皇没有意料到在两千多年后遇到你这个知音。”李鸿章显然是在挖苦刘秉璋。
后来，无论刘秉璋做什么事，李鸿章都进行干扰。
曾国藩很不满意李鸿章的这种做法。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曾国藩剿捻也没有多少进展，皇帝很生气，就让李鸿章接替为统帅。曾国藩为自己愤愤不平，多次上折要求继续统军剿捻。皇帝没有答应，只让他留在军中继续效力。
后来，曾国藩了解到剿捻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成功的，长期耗在这里对自己也没有多少好处，就找了一个理由，毅然离开了李鸿章。历史证明，曾国藩作出的这一决策是明智的。
巧妙地退身，不把自己置于困境，保全自己的实力，这些技巧被曾国藩玩得炉火纯青。
树大招风，官高招祸，身在官场，首要的是学会保护自己，防止因自己权力过大遭别人猜忌。当遭受不信任时，就要学会适当地放官，也就是放权，把自己放在一个安全的位置上。让别人注意不到你，遗忘你，你才能保存自己的实力。
管好自己的一张嘴
人人都有一张嘴，有嘴就得说话，就得与人交流。话说得好听，可以多交朋友，好办事。但是，一旦说了不该说的话，就会得罪人，就会误事。嘴上多个把门的，以避免祸从口出，这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俗话说“祸从口出”、“言多必失”，一不留神说了不该说的，就会招人嫉恨，惹来是非。
曾国藩在年轻的时候，说话也不注意分寸，喜欢直来直去，“每口总是话过多”。而且，为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也常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这还不算，他还有“议人短”的毛病。他自己也深知如果不管好自己的这张嘴，势必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为此他下定决心治口。
治口就是慎言语，不议人短长，曾国藩后来尤其遵循不背后议论人。
一次他在给他弟弟的信中说：
天下的事变化无常，我们普通人是难以把握的。人情难知，天道更难测，对于别人的事情不要毫无忌惮地大加议论、指责。孔子曾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你的见识本来就很浅薄，生性又多疑，说话更是不严谨。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就要硬断天下之事。天下的事情果真就这样容易了断吗？
曾国藩对弟弟曾国荃自视过高、好妄断天下事的缺点给予了很严厉的批评。
有一次曾国荃读唐代的一篇文章，断定文中的某某是小人，某某是君子，就给哥哥曾国藩写信说了这事。曾国藩一看来信很是不高兴。他认为评价一个人物，站在不同的角度会得出不同的结果，轻易地说某人是君子，某人是小人是阅历不深、轻视天下之人的缘故。于是就给弟弟去信说：文章一篇，就能让天下之人、后世之人都知道某某是小人等，未免把文章看得太重，而把天下与后世看得太轻了。你所谈论的是与非，换成别人可能就不以为然，换一个地方则说法更要发生变化。这个地方的人所推服的贤士，换到另一个地方则不认为是贤士，再换到另一个地方，则这个人就有可能被当地人认为是小人了，何况天下后世呢？你要切记改掉你这瞎评论人的坏毛病。
其实，曾国藩在刚出道的时候，也有评头论足、议人长短的毛病。他的好朋友陈作梅对他说：“你把天下人都当做坏人，还不如把天下人都当做好人，你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则很多人都乐于与你交往了。”曾国藩的日记中说：陈的话是“讥讽我最近好在背后议论人的短处，觉得他人都不如自己好”。
由于“口祸”招致他人忌恨，曾国藩在为父亲守丧期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与检讨。
自从自己率领湘军东征以来，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但也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咸丰皇帝不信任他，没有授予他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好背后议人议事，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恃才高，一味蛮干。
后来，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而得到了一些收获：“我这些年来事事都很顺，全靠我转变了对人对事的态度。我以往自恃才高，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觉得人人都不如自己。后来，我检点自己的言行，才知道自己并没有多少才能，发觉每个人的身上也都是有优点的，并不像我以前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这九年的转变，使我与四十岁以前大不一样了。为人处世，能屈能伸，再也没有在人背后议人的短长，从而为自己避免了很多的是非。”
一年以后，曾国藩再次出山，由于他善于应酬，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左右逢源，事事顺心。他自己承认：“我这次出山，已经十个月了。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全依赖朋友的帮助。我以往处处议论别人的短长，致使无人与我交往，看来是我气量不够大啊。”
以前，曾国藩对官场中的那些逢迎、谄媚及腐败现象十分厌恶，不愿与那帮人为伍。为此他吃了不少亏，得罪了不少朝中权贵，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把自己搞得很狼狈。对于这种情况，有人说道：“曾国藩做了这么多年的官，历尽官场风云变幻，还是那么不识时务，也没有学得乖巧一点，说话也不注重分寸，直来直去，真是讨厌。长此下去，他的官是保不住的。身在官场，就要适应官场的环境，管住自己的嘴巴，少说话，多办事，官才能做得长久。”
对于官场中的种种腐败现象，曾国藩也感觉到单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是根本扭转不过来的，但是自己又身在官场，该怎么办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要想在这样的环境中长久地生存下去，就只有去适应。曾国藩晚年给弟弟的信中写道：“我以前在朝中做官的时候，对官场中的很多行为都看不惯，遭到很多人的排挤，后来我学会在那样的环境中生活，情况才稍微好了一些。”这一次的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官场中逐渐成熟起来，变得圆融通达。
话不可乱说，往往随口不经意说的一句话，轻则得罪人，重则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当年左宗棠就是因为说了一句大实话而招致慈禧太后的报复，最终倒台的。切记，不可凭个人喜好随便说话，否则说错一句话，有可能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和行动来弥补，甚至根本没有弥补的机会，所以一定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胜人不如胜己
有些人总想处处胜人，显得高人一等，所以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达到目的。曾国藩坚决否定这种浅薄之见。他认为在为人处世时，一定要止住好胜于人的冲动，与人无争，多求自胜。
天底下争强好胜的人，比比皆是，其实这种心态与人的道德品质有很大的关系。道德品质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的性格、修养、家庭以及道德培养、师友影响等因素，但是道德品质也取决于每一个人通过自我控制去调节、克制和训练。这个训练的过程，就是一个人实现自胜的过程。曾国藩的成功也伴随着这一过程。
曾国藩说：现在天下很不太平，人人都在想法保全自己的实力，与自己无关的事，从不过问。余辈当自立准绳，自为墙篱，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
正是因为忍耐和自我控制，一个人的品质才臻于完美。
为人做事必须要忍耐和自我控制自己的情绪，才会有大的进步。在某些领域，混得很好、很受赏识的人并非因为他很有天赋，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并非因为他很有才能，而是因为他的性格。如果一个人没有自我控制的能力，那么，他就会缺乏忍耐精神，他就会办事不圆滑；那么，他就既不能管理他自己，也不能驾驭别人。这种性格就是忍耐。虽然，忍耐通常被视作一种“懦弱”，但是，这种“懦弱”，是与敏捷、魄力、思维以及行动有机地结合起来的。
性格强硬的人在为人处世的时候往往表现得很冲动，如果不对这种冲动加以控制，任其妄为，事态的发展就会一发不可收拾，就有可能酿成大祸。但性格强硬的人为人处世都很有热情，如果能控制住冲动的脾气，发挥热情的情绪，他就能成就一件事。控制情绪就像是控制蒸汽机里的蒸汽一样，控制好了才能发挥功效。
曾国藩认为“强胜于人，是一种不能自我控制而不顾及利害的鲁莽行为”。相反，在自我控制的过程中，求自胜——自己先强大起来，才是真正的胜道。
所以曾国藩把控制恼怒、愤激看做像制伏蛇蝎一样重要，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
弟弟来信中有遇到人就想发怒，遇到事情就忧闷等话，读后很为你焦急忧虑。今年以来，我军攻占收复江苏、浙江等地城池很多，只有金陵迟迟没有攻下，且还没有把握，军中缺粮缺钱，不如意的事情和不入耳的言论纷至沓来。连我都郁闷得生病了，何况老弟你劳苦过甚百倍于我呢？从春天以来，我时常担心老弟肝病发作，而老弟来信常常对此含含糊糊，也不说清楚，直到这封信上才吐露真情。这病非药物所能治疗，一定要将一切看得开，不要烦恼，不要发怒，才能逐渐减轻病症。如蝮蛇咬了手，那么壮士就斩断自己的手，这是为了保全性命啊。我们兄弟如果想保全性命，也应该把恼怒看得和蝮蛇一样，不能不勇敢驱除。至嘱至嘱。
当然，控制愤怒，不等于泼洗澡水时把孩子扔掉，不可因此而去掉倔强顽强之气。因此曾国藩还说：
大抵任天下之大事以气，气之郁积于中者厚，故倔强之极，不能不流为忿激。以后吾兄弟动气之时，彼此互相劝诫，存其倔强，而去其忿激，斯可耳。
曾国藩还在给弟弟的信中反复强调自胜、自强、倔强之要。
咸丰八年正月曾国藩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说：
弟弟说自己是一个很实在的人，其实我跟你一样的实在，只是我们在官场中混迹了这么多年，各自的身上都染上了一些很不好的习气，惹别人笑话，也让别人怀恨，这对我们没有一点的好处。近日我闲居在家，做事谨慎小心，力求找回那失去的诚实品质。贤弟你此刻在外，做事切记踏踏实实，万不可投机取巧，使自己越陷越深。假使有人用诡计陷害我，我仍然用很真诚的态度对待他，时间长了，他也就没有陷害我的想法了。若勾心斗角，相迎相拒，则冤冤相报永无止境。
这段话说的是为人要实在，待人要真诚。对奸诈之人也应以诚相待，不必勾心斗角，以牙还牙，否则冤冤相报无期无尽。
自强，才可以不被别人打败。古语说：“一个国家只有从自己的内部先乱起来，然后才会被别的国家所取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对于人，也同样，只有自己打败自己了，才会被别人打败。因此，韩非子说：“为人处世，不在于战胜别人，而在于战胜自己。人只有战胜了自己，才是最强大的，才不会被别人打倒。”
处处胜于人，处处显山露水，试图压住对手的势头，以示自己很有能力，这种人表面上似乎很有能力，但不一定让对手在内心服你。曾国藩求自胜，而不求胜人，自然是看到了成大事者的立身方法。如果把心思放显摆、逞能之上，则是猛汉所为，但如果把心思落在胜己处，则是智人所为。前者当止，后者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