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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有云：“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1]
这番话尽管讲得像车轱辘一样，翻过来倒过去，但核心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无论是谁，无论要做什么，都一律需要“意诚”“修身”“知本”。当然，对于分属不同阶层的人来说，“意诚”“修身”和“知本”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比如身处官场，吃国家俸禄，它的表达方式就应该是恪尽职守，尽职尽忠。这也是曾国藩所思所想所为。为了恪尽为人臣子的职责，更是为了感谢皇上的隆恩，对得起皇上赏的这个饭碗子，曾国藩憋着劲儿要做好本职工作，作为对皇上、对朝廷的报答。然而，曾国藩却忘记了“允执厥中”[2]的圣训，没有把握好尽职尽忠的限度，结果是尽忠未果，反而给自己一次次地招惹祸端，甚至险些丢了性命。这些倒霉的经历使曾国藩恍然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只知埋头苦干，不一定就有好结果。
听话也会惹祸
因为听了皇帝的话而锒铛入狱，这让曾国藩糊涂了。
翻阅《曾国藩家书》会发现，从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初六至年底这一段是空白的。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难道曾国藩就未修一封家书吗？还是后人在编辑时有意漏掉或删除掉了？对于这些，我们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我们从一些佐证史料中得知，一夜之间连升四级，开了清一代官员晋身先河的曾国藩，却在这个阶段曾肩负了一项与翰林院侍讲、四川乡试正考官等职无关的特殊使命，也恰恰因为这个使命，使曾国藩身陷囹圄，险些命丧黄泉。
事情还得从曾国藩钦命四川乡试正考官说起。
曾国藩因不满附庸官场相互吃请的陋习，成为大清官场上的一个另类，不仅让所有人都认识了一个特立独行的曾国藩，而且还引起道光帝对他的注意，进而声名鹊起，无意中成了名人。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曾国藩被超擢，由翰林院候补检讨一跃而成为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六月，曾国藩又被钦命为四川乡试正主考，而副主考就是那位始终看不上曾国藩的赵楫。道光帝以五品官员做正主考，而以四品官员做副主考的圣命，开了大清立国八朝之先河，不仅大出当事人曾国藩、赵楫的意料之外，也使满朝文武百官无不惊讶。实在是搞不懂曾国藩到底使用了什么迷魂术，让大清皇帝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垂青厚待。没有思想准备的曾国藩，也急忙给家里写信，一方面告之喜讯，另一方面对皇帝如此浩大的“皇恩雨露”表示悚愧。
就在曾国藩打点行装，准备启程赴四川之际，一道圣谕把他召到宫内。曾国藩不仅有些诚惶诚恐。
书房中的道光帝少了一些朝堂之上的威严，多了几分和蔼。
道光帝先吟诵了李白“蜀道难，难于上青天”的诗句，然后感叹自己自登基以来未出过京师，不能像列祖列宗那样遍访天下，探究民情，对于像四川那样的偏远大省更难于顾及，欲知民情吏治，除了看折子外就只能靠想象。道光帝说这番话时，面色严峻，言语中透出不安和怅惘。
曾国藩能够体会到道光帝作为大清最高统治者不了解下情的苦衷，却未弄明白道光帝为何偏偏对自己讲这番话。正在狐疑之际，道光帝话锋一转，直奔主题，即命曾国藩提前入川，替他考察沿途民情吏治，搞一番调查研究，用眼看，用耳听，尽量多掌握第一手资料，回来后直接禀报。
曾国藩闻听大喜，因为这等于是钦差大臣应该干的活儿呀！难道道光帝是想让自己再挂上一个钦差大臣的头衔吗？
就在曾国藩的脑筋迅速转动时，道光帝却没有了下文。
只交代任务而不授权，也就是说，道光帝只让曾国藩负责看、听，而不需要实地解决问题。有职无权，这算哪门子钦差？有其名而无其实嘛，充其量只能算是“相当于”钦差而已。
不管有权无权，但圣旨已下，曾国藩也管不了那么多了，于第二天便带着两个随从踏上了入川之路，开始了一次凶险难料的旅行。
曾国藩主仆三人出京师、过保定，晓行夜宿十数日后，离开了直隶属地，进入山东境内，来到吏部“叙优”的古城平原县。
所谓“叙优”就是考核成绩优等。这是吏部对基层单位考核的一个等次。可让曾国藩想不到的是，刚刚踏上平原的地面还没站稳，就遭到衙役的缉拿，不容分说地被带到了官府。一打听才知道，敢情是违反了平原县“酉时净街”的规矩。看来被“叙优”的平原县就是与众不同，各项管理还真到位。
曾国藩不想多事，也就没有亮出身份，而是花钱免灾，被当庭释放。曾国藩不甘心就这样不了了之，希望多了解一些“酉时净街”的内情，于是略施小计，从衙役那里套取了不少内幕信息。原来，平原县“酉时净街”并非是为了强化治安管理而采取的一项措施，而是衙门变相捞钱的一个主要渠道，更有甚者，当局与省、京勾结，把罚来的银子坐地分赃。因此，全县居民，包括过路之人，常常被无故缉拿，或罚银或受刑，弄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曾国藩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立即给道光帝上了一份折子，参奏山东巡抚及一干属僚，派随从返回京师上奏皇帝。期望道光帝能够整肃山东吏治，还百姓一个清平世界。
道光帝也真不含糊，还没等曾国藩一行离开山东境内，就传来了山东巡抚被撤换，平原县令被就地正法的消息。
曾国藩深为道光帝对自己的信任而激动，更为道光帝雷厉风行的作风而叫好。可刚刚高兴了一半，曾国藩忽觉事情有些不对头，感觉有些蹊跷和跑偏：难道这样一个上下串通、省京勾结的大案，仅仅就撤换了一个巡抚、正法一个贪婪的县令就完事儿了吗？
曾国藩的这个问题正触到了此事的软肋上。
除了曾国藩已经了解到情况外，还有很多他不了解的内幕。此案除了山东官府上下勾结外，还可以追根溯源到曾国藩的恩师穆彰阿和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英和。山东的那个被撤换的满巡抚，当年正是经过英和力荐，又打通了穆彰阿的关节才得以外放的。
其实，当道光帝接到曾国藩的奏折后，在第一时间就把穆彰阿和英和召进宫里，质问这两个当朝主管干部的重臣：年年吏部叙优、被他们力捧的这位山东能员，到底是怎么回事？命他们二人拟旨，速将山东巡抚和平原县令一同押解来京问罪。
穆彰阿和英和读着曾国藩证据确凿、义正词严的奏折，心里的那个气就不用说了。按照曾国藩所说的那些个事儿，如果真把那两个该死的巡抚和县令押解京师的话，肯定会露出底细，如果那样的话，不光是一年十几万两的孝敬钱没了，还要自己牵扯进去，那事可就不是闹着玩儿的了。这个该死的曾国藩，他哪里是在参一个巡抚、县令啊，这分明是要砸这二位大佬的饭碗子，想要这二位的项上人头啊！
想到这儿，老官痞穆彰阿和英和急忙拦阻，堂而皇之地劝说道光帝把山东巡抚革职罚款，以“用不着大动干戈”的理由就地处斩平原县令，以消弭民怨，抚慰民心。
道光帝并非弱智，轧不出其中的苗头，在思前想后了一番后，道光帝接受了这个建议。其实，道光帝也不想为此事而“大动干戈”，能够杀一儆百，以效儆尤也就算达到了目的。坐车的总需要驾车的。只要这些驾车的懂得忌惮，知晓厉害，好好干活就行了。
不日，山东巡抚被押解京师，矢口否认上下勾结、同流合污的罪行，只承认用人不当，约束失察，把一切罪过悉数推到那个死鬼县令身上。山东巡抚这边言之凿凿，雷打不动，穆彰阿和英和那边则亲自出面为其求情，最后，经道光帝批准，将该巡抚革职并罚银百万两，撵回了奉天原籍。穆彰阿和英和使的这个杀人灭口之计，不仅保住了那个巡抚的小命，而且又从中收取了大量的银子。此事就这样以皆大欢喜的方式得以了结。这些背后的细节，曾国藩当然是不可能知道的。
狐疑归狐疑，不解归不解，毕竟参倒了一个昏聩的巡抚，处斩了一个霸蛮的县令，拨开了笼罩在山东上空的阴霾，取得了考察沿途民情吏治的开门红，曾国藩对此还是很满意的。于是乎，愈加地信心满满，劲头儿实足，决心继续尽心尽力地履职履责，一路走下去，为道光帝好好办事，好好卖力气，以谢浩荡的皇恩、眷遇。可曾国藩的信心和劲头没保持几天就泄了。因为刚刚走到河南洛阳，曾国藩就稀里糊涂地被河南按察使英桂就地擒拿。等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曾国藩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他已经身陷巡抚衙门大狱，成了一名阶下囚。
身陷囹圄的曾国藩，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究竟触犯了哪条王法而弄成这样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局面。
英桂缉拿曾国藩的那天，倒是当场宣读了道光帝的圣旨，但不是为了曾国藩开脱，而是为了证明曾国藩打着钦差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草菅人命，重伤绿营把总，引得上上下下民愤鼎沸。经河南按察使英桂、开封总兵清同、游击肇衍等查实，着河南巡抚和春奏报后经皇帝御批拿下的，待进一步查实后问罪。一想到这一连串的人名和围绕这些人所发生的事件，曾国藩的脑子慢慢清醒了，思路也渐渐清晰起来：噢，事情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旗开得胜后，曾国藩一行离开山东，进入河南境内，来到了古城开封。
开封，古称大梁、汴梁、汴京。始建于春秋时期，距今已有近三千年的历史了。位于河南中东部，黄河南部的豫中平原上。曾有战国时的魏，五代时的梁、晋、周、北、北宋以及金朝在此建都。
一到开封，鞍马劳顿的曾国藩顿时就来了精神头，不仅为“七朝古都”雍容气度所折服，更为铁塔、龙亭、相国寺、禹王台等不胜枚举的名胜古迹牢牢地吸引住了眼球。他决定要好好逛逛这座包青天主政过的开封府。可是还没逛上两天，曾国藩的雅兴就被搅了。原来，曾国藩在闲逛时，遇到了一位飞扬跋扈的绿营把总。这个把总不仅欺弱逞凶，而且在公堂之上仍然颐指气使，气焰嚣张。曾国藩气不过，当场亮出了自己的身份，责成开封知府摘去了那个把总的顶戴。
事情到这里本来就算结束了。想不到曾国藩在离开开封的途中又遇到了那个把总，因记恨曾国藩的摘顶之仇，欲官报私仇，竟然不容分说包围了曾国藩一行。就在那个把总得意之时，突然被曾国藩的随从踢断了一条腿。曾国藩这边刚刚制服了饭桶把总，紧接着把总的救星就到了。这个救星不是一般的八旗兵，而是一名官居三品的武官，也就是圣旨说所说的那个游击肇衍。肇衍一向眼高手低，牛皮哄哄，没问青红皂白，就命令手下不管三七二十一，把曾国藩一干人马统统拿下，还口口声声地说要给英大人一个交代。曾国藩的随从可不吃这一套，上前一脚踢翻肇衍，随即亮出大内侍卫的腰牌。一见到这个物件，肇衍的骨头顿时就酥了。
想到这里，曾国藩逐渐地地理出了一些头绪。看来，事情的起因就在那个绿营把总。接连伤了把总和游击，触犯了地方利益，因而得罪了河南的高层，才有今天自己这场牢狱之灾。
一连几天，曾国藩被孤零零地扔在大牢之中，吃残羹睡冷铺，日夜与老鼠为伍，既不过堂也不审讯，仿佛没有他这个人一样，无人问津。令曾国藩百思不得其解的疑惑时时困扰着他。这个疑惑既不是英桂、肇衍等的诬告，也不是和春的听信谗言，而是道光帝对此事的态度：皇上怎么能够不分青红皂白，仅仅凭和春的一面之词就把自己下了大牢呢？
曾国藩自认为一路之上恪尽职守，尽心尽责，严格按照“有贪赃枉法者，有权请旨革除”的谕旨办事，从未越雷池一步，道光帝何以偏听偏信，要治自己一个“打着钦差的旗号到处招摇撞骗，草菅人命”之罪？把一个堂堂的翰林院侍、四川乡试正主考拘押在地方的巡抚衙门看管，既不押解回京闻讯，也不按例交刑部问罪，这算是怎么回事？抑或是皇帝糊涂了，抑或是满人无视法度？还是他们上下勾结，官官相护？
一连十几天的光景，曾国藩在暗无天日的大牢里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分不清天分不清地，更不知道时间，精神备受煎熬，几近崩溃。
就在曾国藩即将绝望、疯癫之时，突然拨云见日。道光帝把诬告曾国藩的巡抚革职查办了，并着曾国藩官复原职，而且对他一路之上的尽职尽责予以充分肯定，极尽抚慰之能事。曾国藩愣怔着，脑筋一时有些不够用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天灾，又突如其来地烟消云散了。
事情似乎就这样过去了。对又是赏银又是叙优的道光帝来说，吃尽牢狱之苦的曾国藩是没有资格与胆量说点什么的，但是免不了心里产生一些感触。比如说，只知道埋头干活而不知抬头看路，这在官场上是一定要吃亏的。再比如，在大清国，道光帝对汉员仍然是不托底的，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皇上点头，英桂就是再猖狂，也绝不敢轻易地把曾国藩下了大狱。还有就是手心手背都是肉，道光帝也有道光帝的难处，管还是要管的，但不能过分，否则……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既然想明白了，看开了，曾国藩也就释怀了，只是暗暗叮嘱自己，以后凡事要多长脑袋，多长记性，别一味地埋头傻干，小心自己项上人头。
马屁拍到了蹄子上
为讨好皇上，曾国藩献了祖传秘药，却差一点要了皇后的命。
由于道光帝的青睐，曾国藩得以青云直上，跳级晋升，一路飙红，让满朝官员无不艳羡垂涎。因此，曾国藩无时无刻不在感念道光帝，无时无刻不在想方设法报答皇上的浩荡皇恩。
功夫不负有心人。报恩的机会终于来了。
历尽险恶的四川乡试结束后，曾国藩得以顺利返京。一回到京师，曾国藩就忙不迭地去拜见自己的座师穆彰阿。
对于曾国藩来说，穆彰阿不仅是他当年参加会试时的主考官，也是他在朝中所谓的政治靠山。不得不承认，曾国藩之所以能得到道光帝的垂青而被超擢，穆彰阿所发挥的正面或者潜移默化的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因此，曾国藩尽管对穆彰阿结党营私之举心存芥蒂，但却无论如何也不能有负两个人之间的这种师生之谊，更不敢小觑权倾朝野的穆宰辅。虽说平日里的接触不是很频繁，但逢年过节寿诞之日，曾国藩总免不了要过府探望，联络感情，以表孝心。
穆彰阿并非庸碌之辈，进士出身的他也是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尤其是于古玩字画方面颇为精熟，造诣很深，这与有着同样爱好的曾国藩很有共同语言。曾国藩掏不起大钱，但淘弄一些古玩字画倒不是件很困难的事儿。
所以，曾国藩一淘弄到什么稀罕物件，第一个就会孝敬给穆彰阿。此次过府拜见，曾国藩正是要把在四川得到的一个稀罕物进献给穆彰阿。
穆彰阿留曾国藩小聚，师生谈古论今好不畅快。临告别前，穆彰阿善意地提醒曾国藩办事小心些，因为近来皇帝心绪不佳，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得了腹肿不泄，不能进食的怪病，情况十分危险。宫里的太医一个个都快被逼疯了，也拿不出好办法来，道光帝整日怒气冲天，不是骂太医就饬大臣，弄得满朝上下各个揣着小心，连大气都不敢喘一下，生怕惹着皇帝给自己招来祸端。曾国藩连忙点头应承，感谢恩师的提醒。
博尔济吉特氏是道光帝的第四位皇后。
在博尔济吉特氏之前，道光帝曾经有过三位妻子，但都因为短寿而相继辞世。第一位是孝穆成皇后。生于公元1781年。系户部尚书一等子布颜达赉之女。可惜的是，她在嘉庆十三年就过早地辞世了，年仅二十七岁，没有留下子嗣，更没有享受过真正的皇后生活。宣宗（即道光帝）即位后，把她追谥为孝穆成皇后。第二位是孝慎成皇后佟佳氏。佟佳氏，生于公元1790年，卒于公元1833年。系三等承公舒明阿之女。孝穆成皇后辞世后，嘉庆皇帝便把佟佳氏册封为宣宗的继福晋。宣宗即位后，把佟佳氏立为皇后。佟佳氏育有一女，是为宣宗的长公主，但夭折了。其后再没有生育。第三位是孝全成皇后钮祜禄氏。生于公元1808年，满洲镶黄旗人。系大清苏州驻防将军、乾清门二等侍卫、世袭二等男、赠一等承恩侯、晋赠三等承恩公钮祜禄颐龄之女，也是仁宗和睿皇后的侄女。道光十四年被立为皇后，是咸丰皇帝奕的生母。道光二十年正月辞世，终年三十二岁。
其实，博尔济吉特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皇后，她的实际身份是皇贵妃。
博尔济吉特氏生于清嘉庆十七年，即公元1812年。系刑部员外郎花良阿之女。刚进宫的时候封为静贵人，道光十四年累进为皇贵妃。嘉庆元年，嘉庆皇帝将博尔济吉特氏册封为宣宗的嫡福晋。尽管博尔济吉特氏只有皇贵妃的身份，但在道光帝跟前和后宫里却很有影响，虽无皇后之名却有皇后之威。其原因是博尔济吉特氏资历太深，贡献太大。
博尔济吉特氏很小就被选入宫中，从十四岁起就为道光生育，至二十八岁，共生育了七个子女，其中就有著名的和硕公主和后来名满天下的皇六子——恭亲王奕訢。孝全成皇后驾崩时，后来的咸丰皇帝奕只有十岁。身为后母的博尔济吉特氏便承担起养母的责任。就单凭咸丰养母这一身份，后宫上下就无人能及，无人不尊。现在，博尔济吉特氏得了怪病，道光帝着急上火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儿。
得知博尔济吉特氏病危后，曾国藩也心生忧虑。出于一份至诚，曾国藩当即决定把一剂祖传的秘药进献给道光帝。
这是一剂什么秘药呢？据说这剂秘药上可追自曾氏远祖曾参。相传，曾参得到世外高人亲传，集百草煎制而成，专治各种疑难气症。曾国藩自己就曾得益于此药。
曾国藩不敢怠慢，连夜进宫求见道光帝，献上祖传秘药。
接过曾国藩献上的秘药，尤其是听完药的煎制过程后，道光帝不禁踌躇起来。自博尔济吉特氏得病以后，太医院的太医各个束手无策，所有的秘方成药均无济于事，难道曾国藩的这个秘药就能有奇效？刚才，曾国藩把服用的过程讲了一遍，无论是药引子还是配料，都具有很强的毒性。万一……
道光帝不敢想下去，一会儿闻闻，一会儿看看，始终沉吟不语，不明确表态。就在这时，宫里的太监忽报博尔济吉特氏命悬一线，岌岌可危。也是苦于别无良策，道光帝一咬牙一跺脚，终于同意给博尔济吉特氏试一试曾国藩的秘药，前提是要由曾国藩亲手煎制，不许别人插手。
曾国藩被带到御药房，太医们赶紧备齐各种配料，曾国藩便马不停蹄地动手煎制秘药。煎制好后交给御医送入宫中，然后奉命留在御药房候等，不准离开。
太医的脚步匆匆地走远了，寂静的御药房里只剩下了曾国藩一个人。此刻，时交未时，正是夜深人静之际。整个后宫大院深沉似海，悄无声息。直到这个时候，曾国藩始终怦怦乱跳的一颗心才稍稍平静了一些，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可没等这口气出完，曾国藩猛地想起祖父曾星冈一句话，心里不由产生了后怕，而且是越想越怕。当年，曾星冈曾对要把秘药公之于众的曾国藩说，药可以治病救人，也可以夺人性命。就是同一种药，对不同的人来说，其结果也往往不尽相同，关键是对症下药，否则就不是治病而是要命。博尔济吉特氏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曾国藩所知不多，仅仅就是从穆彰阿哪里知道一些症状，也仅仅是从这些外在的症状上分析像是气症。由于急于报答君恩，曾国藩才急不可耐地献上了秘药，如果对症医好了病那就再好没有了。可一旦出现差池，非但没有医好病，反而……
想到这儿，曾国藩不由悔意顿生，恨自己办事太莽撞，太沉不住气。曾国藩刚刚平静的心脏又开始怦怦乱跳，只觉得心口发堵，浑身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额头上渗出了一层接一层的细密冷汗。
屋漏偏逢连夜雨。越怕出事就越出事。
时交子时，就在曾国藩忐忑不已、后悔不迭的时候，就听得皇宫后院脚步纷杂，出现一阵忙乱。
曾国藩不明就里，刚要出门观看，忽见当值太监带着几位侍卫推门走进御药房。没等曾国藩开口，几个侍卫架起曾国藩就往外走，直接就把他拖进了宗人府的大牢。一见到这个架势，曾国藩心说完了，肯定是秘药出了事儿，要了博尔济吉特氏的性命。
当值太监命令侍卫给曾国藩上了大挂，用一条白绫子从前向后勒住嘴巴，临行前扔下一句阴森森的话：候旨勒死。
最担心的事终于变成了事实。眼下，曾国藩刀悬颈上，生死系于一线。
真是时也运也命也。面对一步步走近的死神，曾国藩只能苦笑，慨然长叹。他的心已经凉到了底。
对曾国藩来说，癸卯年真是波谲云诡之年。先是年初遭贬，由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被降至为候补检讨。然后鲤鱼跳龙门，一下子做梦似的连升四级，官至从五品翰林院侍讲。接着又被钦命四川乡试主考官，得名利于一身。不料在赴川的路上险象环生，被地方势力陷害而身陷囹圄，差一点命丧黄泉。好在皇帝能及时拨云见日，救曾国藩于即殁。如果说上几次遇险，曾国藩心里还有一个道光帝可以期盼的话，那么这一次却没有了任何盼头，因为要他小命的就是道光帝本人。他亲手要了博尔济吉特氏的命，道光帝就是再慈祥，也没有给杀害自己老婆的凶手留一条活路的说法。
如果单单就是曾国藩一人赴死也就罢了，谁让你急于表忠心、拍马屁了呢？最要命的是这种欺君之罪会殃及九族。一想到曾星冈这支好不容易延续下来的血脉，就将因为一己之过而被诛灭，曾国藩不觉心如刀绞，泪如雨下，把肠子都悔青了。真是应了那些老话：太阳不能总往一个地方照；捧得高，摔得重；人露多大脸，就会现多大眼……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了，恨就恨自己办事太孟浪，怨就怨马屁拍到了蹄子上。
就在曾国藩万念俱灰，抻着脖子候旨等死的时候，曾国藩的秘药终于发挥了奇效，博尔济吉特氏竟然起死回生，转危为安了。
当曾国藩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竟然一下子昏了过去。不知是因为兴奋过了头，还是因惊恐过了度。
认真倒没有好果子吃
因查处冤案却把自己送进了大狱。
说到底，曾国藩还是书生本色，是那个时代所有士子的典型代表，不忘把“三纲五常”时时作为为人处世的准则，更把忠君报国作为毕生的信念和理想来追求。为官八年，曾国藩每天生活在“闭门百虑丛忧煎，出门葛蔓相纠缠”[3]的官场之中，经历了不少凶险磨难的历练，心得体会更是总结了一箩筐，但事情过后又都忘到了脑袋后去了，仍然一切以君主的意愿为意愿，以君主的意志为意志，做到绝对服从绝对遵循，认真履职，不折不扣，完全是“吃一百个豆不嫌腥”的态度，因而一次又一次地把自己置于被动的绝境，而他自己却不改初衷，义无反顾。
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三十六岁的曾国藩官居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之职。随着官职的不断跃升，曾国藩的个人生活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体会到了当官的益处、妙处。好日子接踵而来。由于收入渐丰，经济条件有了很大的改善，不仅搬出了寄居了六年之久的长沙会馆，单独赁了房子自立门户，显示出了大清中层官员的范儿，而且把家眷接入京城，一家人得以团圆，曾国藩也因此结束了与夫人多年分居的鳏夫生活。从表面上看，这时的曾国藩官运亨通，生活滋润，只能用春风得意，诸事顺遂来形容。孰不知，一场场险恶难料的官场风暴即将来临。
一天，道光帝单独召见曾国藩，吩咐他到河北的保定府走一趟，对那里发生的一起案子进行复核。领了圣命曾国藩不敢怠慢，连夜就带着随从赶奔保定府。
道光帝究竟交给曾国藩一件什么案子呢？
说起来这个案子本身并不复杂，但审理的过程却很繁琐，总是节外生枝，几经反复，甚至连道光帝都不得不亲自出面，组织三法司会审，但也是搞得一头雾水，没有最后弄清楚，成为轰动一时的悬案。
案情的主犯叫李纯刚，是保定府的一位县学生。他被人举报私藏朝廷禁书，并批有反语，不仅李纯刚本人当即被剥夺了功名，上报斩刑，而且还被没收了全部家产，要把他的全家发配边关。这看似一件很普通的案子，既有原告也有被告；既有人证又有物证；既有庭审又有口供，一切都符合程序，就等刑部批准执行就是了。可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而是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波澜。保定府的一些读书人气不过，联名到总督衙门替李纯刚喊冤。在没有得到总督府的答复后，来了一个进京越级上访，直接告到了刑部、大理寺和军机处。这些读书人避开了李纯刚私藏禁书一事不谈，而是将矛头直指保定知府，控告他故意陷害李纯刚，目的在于图谋李纯刚的巨额家产。如果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案件就复杂化了，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私藏禁书问题，而且还牵扯到了官府、官员。
曾国藩亲赴保定府，经过明察暗访，证明此案果然是一桩冤案。
案子既然已经查明，曾国藩本该可以交差了，而实际上不仅案子没有交出去，倒把自己送进了内务府的大牢。因为，这桩案子不仅牵扯到了一些地方大员，还牵扯到皇亲国戚。
曾国藩自信满满地把罪犯供状誊写清楚，然后去御花园向道光帝禀报。想不到，道光帝御览完供状，没表示什么态度，而是问曾国藩现在官居几品。曾国藩据实回答，现在官居翰林院从四品侍讲学士，兼詹事府右春坊掌印。道光帝脸色一沉道，你才是个小小的从四品，就敢插手皇族的事，如果官居大学士，还不得把朕也下到大牢里吗？曾国藩一下子瞪大眼睛。莫不是这道光帝吃错了药吧？这都说了些什么呀？哪儿跟哪儿呀？太不挨边儿了。曾国藩正狐疑时，道光帝喝令，摘去曾国藩的顶戴花翎，押宗人府严加看管。曾国藩一听顿时懵了，不觉眼前一黑，昏倒在道光帝的面前。
曾国藩此次入狱，并非是因为办事不力，而恰恰是因为他把事情弄得太明白了，才让道光帝坐不住金銮殿。
道光帝的心情十分复杂，处于两难境地。出了这等的馊事，无疑是给皇家的脸上抹了黑，造成了很坏的影响，而这又不是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就能解决的。制裁就要涉及骨肉至亲，涉及大清的基石……
犹豫是暂时的。道光帝不是个糊涂人，作为大清国的最高统治者，他自然深知高官也好，皇族也罢，干系再大也大不过社稷；利益再重要，也重要不过江山的道理。他自己必须要拿出坚决的态度和霹雳手段，给祖宗、给天下人一个交代、一个明白。
道光帝斩断忧思，当机立断，下旨缉拿案犯。于是，一批涉及贪赃枉法、卖官鬻爵的皇亲国戚、高官显贵被悉数捕获，为大清除去一大痼疾、隐患。曾国藩被无罪释放。
这一次，本来立下首功的曾国藩，没有受到任何封赏，白白蹲了一回宗人府的大狱。出来后还遭到道光帝的警告，不准就被拘一事透露半个字，否则的话，皇上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这算是什么事儿呢？曾国藩心里甚是憋屈，但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仰天长叹，把一腔怨气往自己的肚子里咽。正如他在三十一岁那年写下的诗句“壮盛百无能，老苍真无耻”，搞不清楚曾国藩真是怨恨自己壮年无能，还是咒怨老天爷不开眼。
恶人往往先告状
曾国藩始终不懂：恶人先告状是官场惯用的伎俩。
满族入关建立大清国，并没有妄自尊大地以满文化取代汉文化，而是采取了双轨并行的模式，一方面保持着满文化的原住性，另一方面也继承了汉文化的悠久性。比如在对儒家文化的尊崇与推广、对汉制的沿用等方面更是全盘接收，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当然有汉文化博大精深、实难割裂的历史传承，也有清统治者笼络天下民心、士心的政治考量。建庙立祠，祭祀孔子和历代大贤大德的行为，便是这种考量的具体表现之一。
北京的文庙就是专门用来祭奠儒学宗师孔子和历代大贤之所，兴建于清顺治十九年（1645年），也就是大清入关的第二年，中间除了乾隆年间翻修过一次外，已经有近百年的时间没有修缮过了。于是，道光帝准备搞一次彻底翻建，为住在里面的孔老夫子再塑金身，同享天朝盛世。道光帝除了钦命工部右侍郎匡正为翻建的总监理、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为第一副总监理两名满系官员外，而任命备受恩宠的汉官曾国藩为第二副总监理。
对曾国藩来说，能有机会参与文庙的建设，这本身就是一件可望而不可求的幸事，而担任第二副总监理，就更表现出是皇上对自己的无尽信任与恩宠了。可问题是曾国藩是学文科出身，对于建筑、算学一窍不通，是一个完完全全、地地道道的门外汉。
在曾国藩看来，尽管皇上恩宠有嘉，但自古以来，都是行家看门道儿而外行看热闹，外行绝对是领导不了内行的，更不用说亲手去做了。
皇上派的差事，不管你能不能做都是推脱不了的；硬要推辞就是蹬鼻子上脸，就是抗命不遵，就要砍脑袋。但曾国藩知道自己半斤八两，接了差事后显得惶恐不安，生怕干不明白交不上差，便斗胆向道光帝力辞。道光帝也是一个认死理的人，在他看来曾国藩是员能臣，应该干啥都行，而且还能干好，所以没治曾国藩请辞之罪，当然也没有批准他辞职的请求。曾国藩无奈，只好遵从圣命。他一方面临时抱佛脚，学习相关建筑、算学等基本业务；另一方面编制搞预算，跑市场选料购货，还亲自监工，忙得团团转，把全副身心都投入到了文庙的建设之中。
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建设，文庙终于按期竣工了。道光帝亲自验收，对整个工程建设的质量表示满意。满心喜悦的道光帝在勤政殿召见匡正、文庆、曾国藩等一干人等，论功行赏，重奖有功人员。曾国藩自然也得到了不菲的赏赐，心里美滋滋的。可当道光帝表扬此次建设文庙很节俭，只耗银三十万两时，曾国藩不由大骇。因为这个数字，是曾国藩亲自所做预算的五十倍。这是怎么回事？曾国藩心里疑云顿生。
开始，曾国藩以为自己听错了。出了大殿返回文庙后，曾国藩把用料情况与预算进行反复核对，核对的结果证明，曾国藩自己没有错。
这是明目张胆的欺骗，而且欺骗的不是别人，恰恰是道光帝本人。事情果真如此的话，那这就是毫不含糊的欺君之罪，是要祸灭九族的。一时间，曾国藩心惊肉跳，害怕事情一旦败露，追究自己一个明知不举之罪，难脱干系。
曾国藩不敢轻视，更不敢坐以待毙。他急忙找到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庙翻建第一副总监理文庆反映情况。
文庆是满洲镶红旗人。费莫氏，字孔修。道光进士，此时为二品大员。
听完曾国藩的情况反映后，文庆完全是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甚至是笑眯眯的，多肉的白脸上一片坦然。
文庆没有表扬曾国藩明察秋毫，也没有批评他坚持原则，而是讲了一通在曾国藩听来振聋发聩的大道理。
文庆首先告诉曾国藩，文庙已经顺利完成了翻修，皇帝很满意，这是最主要的。作为配角，咱们协助匡正匡大人完成了任务这就是首功一件。再说，皇家的事儿不同于普通百姓。老百姓用一两银子买一筐鸡蛋，而宫里用一两银子却只能买一个鸡蛋。文庙的花费和买鸡蛋的道理是一样的。
小鸡不撒尿，各有各的道儿。做人有做人的根本，官场有官场的规则。这个，曾国藩自然是懂得的。但文庙的事儿与买鸡蛋的事儿毕竟不是一回事儿，绝非文庆像说的那么简单，曾国藩不仅没弄明白，倒陷入疑云迷雾之中。
曾国藩整日纠结在此事之中不能自拔，甚至到了寝食不安，噩梦连连的地步。作为臣子的忠心，作为士子的道德，使曾国藩难以与文庆苟同。
曾国藩最终决定，还是按照自己的主意行事，直接向道光帝举报。曾国藩把拟好的奏折，连同原始凭证一同递到了都察院转呈道光帝（按照大清律例，四品以下官员，没有直接向皇帝上书的资格）。至此，曾国藩心里悬着的那块石头才算是落了地，不觉浑身上下一阵轻松。
折子倒是递上去了，可是如石沉大海，一直杳无音信。盼来盼去，却盼来了一纸吏部的咨文。曾国藩打开咨文一看不由傻了眼。咨文里说，由于曾国藩一向轻视满臣，尤其在修缮文庙时专横跋扈，自以为是，不把上司放在眼里等，被革去现职，降为翰林院检讨——原来，曾国藩的举报没有见到成效，他自己倒被匡正给参了一本，而且立竿见影。
正所谓捧得越高，摔得越重。
曾国藩手捧咨文，哭笑不得。想不到自己没有打着狐狸倒先惹了一身骚。不仅从四品的翰林院侍讲学士做不成了，还被连降四级，被迫离开了詹事府。
说实话，被连贬四级，曾国藩并没有多想什么、多说什么，反而觉得心里很平静，很坦然。因为他觉得自己上对得起皇帝，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此次被降级，绝对不是因为自己做错了什么，而仅仅是被恶人先告状而已。
人生大概就是这样，总是会有起起伏伏，潮涨潮落，就像一夜之间可能连升几级，或者眨眼间又被连降几级一样。这就是官场，这就是历练，这就是成长。
在对待被降级这件事儿上，曾国藩觉得自己成熟了，尽管上司不时送上白眼，同僚也自动与他拉开了距离，就连平日里推都推不出去的学生，也各找理由相继离去，往日热闹的门厅霎时冷落了下来，但曾国藩不仅没有气馁，反而多了几分静气。面对，有时不仅仅是一种勇气，而是一种境界。而有什么样的境界，就会有什么样的态度，而什么样的态度决定着要采取什么样的举动。
曾国藩写诗言志：
屋后一枯池，夜雨生波澜。
勿言一勺水，会有蛟龙蟠。
物理无定姿，须臾变众窍。
男儿未盖棺，进取谁能料？
曾国藩被贬之事，发生在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距离曾国藩升授翰林院侍讲学士不足年余。
热脸贴上了凉屁股
因为与皇上的意愿相违，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
逝者如斯夫。转眼，时间到了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曾国藩的京官已经做了九年，因揭发文庙贪污案有功，而被升授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年底，逢三年一次的京察，即朝廷对京官的政绩考核，因成绩优异而被破格超擢为正三品主管宗庙祭祀事务的太常寺卿，俨然位列大清高官之列。
官当得久了，历练自然就多了，对官场上的风云变幻、尔虞我诈也有了很强的适应，心里也超然、淡定了不少。曾国藩在自己这个时期的诗作中，以禅味实足的笔调写道：“得失升沉纷满眼，世闲人事等牛毛。”[5]
超然似乎是超然了，淡定似乎也淡定了，可一遇到具体事儿还是书生气十足，正所谓江山易改，禀性难移。
在这一年上半年，曾国藩曾有过一次做地方大员的机会，但还没来得及赴任，就胎死腹中了。原因是因为他的理解，恰好与皇帝的意图完全相左，把好端端的一张热脸贴到了道光帝的凉屁股上，这自然是一个大问题。究其原因，曾国藩还是认为自己不够成熟、老道，还是太嫩。
清建国于1616年，初称后金。1644年满族入关，改国号为清。到了道光帝的手上，大清国已经历了二百多年漫长的岁月。总的来说，泱泱大清国还算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享誉后世的“康雍乾”盛世就不用说了，就是后来的嘉庆、道光等也比较顺利，即使有些内忧外患也无伤大雅，动不了大清国的龙骨，伤不了大清的血脉。但到了道光二十年，也就是公元1840年的时候，形势急转直下，强虏的坚船利炮终于打破了大清封闭的国门，中英之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了。英帝国凭借着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了大清禁锢的樊篱，逼迫大清国开埠通商，倾销鸦片，不仅掠夺了大量真金白银，严重销蚀着大清国民的意志和筋骨，拉开了屈辱的中国近代史的序幕。至此，大清国的太平盛世宣告寿终正寝，进入了内忧外患的动荡岁月。
1847年春夏之交，三十七岁的曾国藩奉圣命赴湖南办案，刚刚回到京师就接到了道光帝的圣旨，被告知升授为广东巡抚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并且命他立刻赴任。
巡抚一职始设于明代。按清制，巡抚为省级地方政府最高长官，总揽一省的军事、民政、吏治、刑狱等事务，品级为从二品。巡抚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其地位略次于总督。在单设巡抚的省份，其职权与总督无二；在设总督的省份，巡抚例受总督节度。曾国藩此次升授广东巡抚并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由正三品骤升为正二品，也就是说，曾国藩又被超擢了。
在曾国藩为擢升而高兴之余，也为新任而忧心，因为当时的广东正闹得鸡飞狗跳，不得宁日。
西方与中国的鸦片贸易起始于唐，延续至明。尽管历史悠久，但输入的量很少，仅供药用。十七世纪，吸食鸦片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遂成奢侈品。清雍正五年，政府明令禁止吸食鸦片。清嘉庆元年，诏停鸦片征税，严禁鸦片的输入。自此，鸦片贸易成为非法。为了打开中国的门户，十八世纪初和十八世纪末，英帝国开办的东印度公司先后取得了鸦片的专卖、制造特权，开始向中国大量销售鸦片。据史料披露，清嘉庆五年（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约为四千五百七十箱，而到了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就已经猛增到四万零二百箱，激增了十倍，中国因此而损失白银三四亿两之多。鸦片的野蛮贸易，给清政府的政治、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影响，激起了朝野有识之士的满腔义愤，进一步加重了业已存在的危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者就是时任湖广总督的一代能臣林则徐。林则徐上书道光帝，指出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那么“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可以抵御敌人的兵力，没有了可以充当军饷的银子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力主抗英，坚决打击鸦片走私贸易。
林则徐，字元抚，一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生于公元1785年，福建侯官人，嘉庆十六年进士。在任东河河道总督时，全力治理黄河。任江苏巡抚期间，大力兴修水利，减少百姓负担，口碑皆佳。历来反对鸦片贸易，痛感鸦片贻害无穷，致使国家民贫兵弱银涸，在出任湖广总督时，严禁吸食鸦片，成效卓著。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底，道光帝委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鸦片走私罪严重的广州禁烟。次年三月，林则徐抵达广州，协同两广总督邓廷桢、水师提督关天培严厉查禁鸦片，迫使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及鸦片商贩交出走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多斤，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始称“虎门销烟”。在多次武力挑衅失败后，同年十月，英政府正式决定出兵中国。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英远征军组成，于六月抵达广东海面，挑起战火，因遭到林则徐的坚决抵抗而无果，遂转攻厦门，被邓廷桢所部击退。遭到惨败的英军沿海北犯，乘虚接连攻占浙江定海、天津海口，直接威胁北京。迫于英军的压力，道光帝将林则徐革职。可叹的是被誉为民族英雄的林则徐，因抗英而声隆，又因为禁烟而罢官。英夷是满意了，而国民的心却伤透了。但不管怎么说，在中华民族孱弱之时，是林则徐奏出了铁骨铮铮的最强音。
为解广东之危，道光帝派琦善为钦差大臣处理善后。琦擅自作主张，撤海防、裁水师、散兵勇，一味向英军示好。英军则背信弃义，发动突然袭击，迫使琦善投降。琦善贪生怕死，擅作主张，同意割地赔款，与英军签订卖国条约，后被道光帝革职查办。
清道光二十一年，即公元1841年，道光帝决定对英宣战，但因用人失误、准备不足等原因，最后以失败而告终。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八月，清政府被迫与英帝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由一个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时在京师的曾国藩，自始至终关注着鸦片战争的进程。自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四月始，至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止，在这个时期的曾国藩家书中，每每提到鸦片战争的进程，并通报最新战况。翻看这个时期的家书，诸如“琦善已于十四日押解回京”“广东事已成功”“近又传异辞”“英夷在浙江滋扰日甚”等内容不绝如缕。
在关注战争进程的同时，曾国藩也表现出应有的爱国心和对战胜英夷祈盼，并对清军的软弱无能表现失望。曾国藩在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正月十八给父母的家书中说：“英逆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在同年四月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言：“英夷去年攻占浙江宁波及定海、镇海两县。今年退出宁波，攻占乍浦，极可痛恨。”同年六月，曾国藩在家书中告知家人：“逆夷海氛甚恶，现在江苏滋扰。宝山失守，官兵退缩不前，反在民间骚扰。不知何日方可荡平！”七月，战事继续恶化，“江宁、扬州二府颇可危虑。”
第一次鸦片战争终于结束了。在英夷的炮口下，大清国只剩下了俯首帖耳、唯唯诺诺的份儿。清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接替琦善的钦差大臣耆英、伊里布与英国全权代表璞鼎查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皋华丽号上，完全按照英方的条件，签订了近代史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在世界面前，泱泱中华帝国在自己的家门口损兵折将、割地赔款，颜面扫地。
曾国藩曾分析英夷取胜的原因，他认为“盖金陵为南北咽喉，逆夷既已扼吭而据要害”[6]，所以逼迫大清不得不“权为和戎之策，以安民而息兵”[7]，“实出于不得已”[8]。再回过头来，看大清国将士在战争所表现出的种种问题，曾国藩痛心疾首，认为“自英夷滋扰，已历二年，将不知兵，兵不用命，于国威不无少损”[9]。靠一味的割地赔款、妥协安抚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后来的历史发展也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一点。这样的发展趋势，凭曾国藩的识见完全可以预判得到，但曾国藩似乎也为暂时的和平所蒙蔽，说了一番很没智力，但很顺耳的话，如“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10]难道曾国藩是真没看出来，还是故意装傻？事实证明，曾国藩此举是故意的，因为五年后，当曾国藩有机会出任广东巡抚时，他的观点不是“和”而是“战”。
鸦片战争虽然结束了，但中英之间关于鸦片的纠葛并没有完结，英夷的目的不在于获取二千一百万银元，割一个香港，开放几处通商口岸，而有着更大的野心，其中就包括夺取中国东南的门户广州。
面对英夷的狼子野心，广州军民表现出极大的愤慨，欲拼死力保，主战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民众更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与英夷不断发生摩擦，火药味越来越浓，形势愈演愈烈。胆小如鼠的耆英把全部矛盾都推到林则徐的身上，说这一切都是林则徐惹下的祸端，并以有病做托词，请朝廷另选能员主政广州，他准备玩一套“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就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道光帝把目光落到了曾国藩的身上。
接到圣旨，曾国藩迅速返京，并在抵京当日就受到了道光帝的召见。第二天一早，曾国藩就接到了道光帝的任命，他被升授为广东巡抚兼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要求他即刻赴任，不得有误。
在“学而优则仕”的封建社会里，作为一个读书人，其根本目的就是渴望通过科举这华山一条路走上宦途，跻身士林，不仅可以改换门庭、光宗耀祖，而且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人生价值，实现自己的抱负。
做官是一个高风险、高投入的行业。谁也不能保证自己在漫漫的宦途上顺利地走下去、走多远，而能出任督抚，就更成为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梦想。出身农家的曾国藩，尽管接连被超擢，早已跻身大清高层官员的行列，看似仕途顺遂，但也绝对没有做一名地方大员、主政一方的奢望。因为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现在，道光帝慧眼识英才，把广东巡抚的红顶子送到曾国藩的面前，不仅使他对日常浩荡的皇恩“悚怵”，而且激起了他忠君报国的一腔热血。
英夷对广州垂涎三尺，其野心昭然若揭。对于这些混乱、危急的情况，曾国藩略知一二。
那么，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情况下，道光帝把曾国藩放任广东是做何打算呢？
曾国藩主观认为，道光帝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决定，就是希望自己能够从维护大清的江山社稷出发，顺乎民意，坚决打击英夷的嚣张气焰，誓死捍卫民族尊严、保全国家主权。
在曾国藩的信条中，圣命不可违，那叫抗旨不遵，有违君纲；父命不可逆，那叫对父不孝，有违父纲；民意亦不能拂，那叫违民心，会惹众怒，毁江山，尤其是后面之一条最重要，连圣人都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1]，所以即使是一言九鼎、金口玉牙的道光帝也不能与天下的百姓作对。现在，在抗击英逆的问题上，前有林则徐做榜样，现有道光帝的信任，特别是有广州军民高涨的爱国热情做后盾，君命、民心高度一致，可谓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曾国藩信心满满地以为，下一步就看自己能不能趁势而上，震荡乾坤了。
曾国藩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深为自己能够有机会为圣上、为国家出力尽忠而心潮澎湃，热血沸腾。曾国藩精神亢奋，夜不能寐，立即动笔，给道光帝上了一个折子，阐述自己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提出用持久战来对付英夷的侵略。
就在折子递上去的第三天，也就是曾国藩打点行囊准备动身的时候，突然接到圣旨，着“曾国藩即日起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兼署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毋庸署理广东巡抚”。
事出突然，曾国藩不明白道光帝为什么朝令夕改。当他面见道光帝以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道光帝根本就没有“战”的打算，而是仍然希望采取“和戎之策”，以达到罢兵的目的。既然有了这样一个思想基础，那么在道光帝看来，把曾国藩这样一个活脱脱的翻版林则徐放到堆满炸药的广东，无异于火上浇油，粉身碎骨。
等曾国藩弄明白缘由时已经晚三秋了。虽然升了级，位列卿二，但却丢了巡抚实职。
枉揣君心的曾国藩，刚刚还畅想在地方大员任上一展身手，现在只好望职兴叹了。煮熟的鸭子又飞了。
诤言也惹是非
仗义可以，执言却要付出代价。
农家出身的曾国藩能够混迹官场，位列卿二，主要靠的就是自己的忠诚与勤奋。一个好汉三个帮，红花还须绿叶扶。试想，哪个当权者不需要给自己干活，且能干好活的？而曾国藩恰恰就属于这种人。
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对曾国藩有知遇之恩、时年六十八岁的道光帝驾崩了，其子爱新觉罗·奕于同年三月继位，年号咸丰。
咸丰皇帝生于清道光十一年，即公元1831年，是道光帝的第四个儿子。这个新皇上只有十九岁，按照现在的年龄段来说也刚刚成年。年少本就难以定性，这位刚登大宝的咸丰帝到底表现怎么样，满朝文武还一时很难有定论。
曾国藩在道光帝面前算是红人，除了是先皇倚重之人外，在咸丰帝眼睛里，曾国藩还没有什么特殊的地位。
作为礼部侍郎，安排先帝下葬，侍奉新皇继任大统等都是曾国藩职内的事儿，所以免不了要忙前忙后。此外，在处理当下的一些事务时，曾国藩也适当地表现了一下。
首先是捍卫道光帝的荣誉。咸丰帝于匆忙之中登场，还没有完全进入既定的角色，千头万绪，一时还不知从何处着手，好在道光帝弥留之际留下了四条遗诏，咸丰帝总算有了一个遵循。
如果说，对于道光帝关于册奕为皇太子、册封六子奕訢为亲王，以及希望奕对待满汉一视同仁等遗嘱还好办理的话，那么第四条遗诏却让咸丰帝犯了难，因为道光帝在这条遗诏中明确说，他的陵寝“无用郊配，无用庙附”。
“郊配”“庙附”是歌颂先皇文治武功、仁爱之德的先制，可道光帝谦虚，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不配享有这些待遇，故明谕“无用”。咸丰帝没有准主意，便跟大臣们商量。
曾国藩从职责出发，满怀着对先帝的崇敬上来一道《遵议大礼疏》，表明自己“随从众议”，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附尤在所必行”。曾国藩言辞凿凿，有理有据，既尽了职分，又维护了先帝的尊严。
其次是奉旨建言。为了广开言路，集思广益，咸丰帝下诏，要求一切“有言事之责者”，对于如若用人、行政等一切事宜，都可以实事求是地建言献策。曾国藩当即上了一道《应诏陈言疏》，陈述自己用人、选材、行政等方面的见解，获得咸丰帝的肯定，认为曾国藩所言“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堪嘉纳”[12]，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再次，“奏陈日讲事宜”。就是请求咸丰帝照行康熙登基时“勤学好问，儒臣逐日进讲，寒暑不辍”[13]的做法，“召见臣工，与之从容论难。见无才者，则勖之以学，以痛惩模棱疲软之习；见有才者，则愈勖之以学，以化刚愎刻薄之偏。”[14]简单地说，就是要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和培训工作，不能让他们整天无所事事吃老本，同时奖勤罚懒，发现人才，树立正确的用人导向。
第四，请求咸丰帝设坛祈雨。为了解除京畿、河北、山西、山西等地区的旱情，曾国藩请求咸丰帝向上天祈雨。并言“圣主虔申祈祷，苍穹定霈和甘”[15]。
可以说，曾国藩的几次表现，既体现了职守，又表现出忠诚，多得到咸丰帝的嘉许，亮相还是成功的。兴许是自我感觉过于良好，曾国藩便把咸丰帝当成了道光帝，胆子也随之大了起来。
洪秀全兵兴广西，引起满朝震惊。咸丰帝着广西巡抚郑祖琛从速剿杀。但郑祖琛出师不利，根本就摸不着太平军的影儿，一气之下竟大开杀戒，乱屠无辜，引发朝野争议。都察院监察御史曲子亮闻风而奏，不想竟被摘去了顶戴。曾国藩见状，血往上涌，便仗义进言，在大庭广众之下斗胆忤逆咸丰帝，公然替曲子亮辩护。
监察御史一职，始设于隋初，后世沿用之，至清代得以完善。其职责是“弹举官邪，敷陈治道，审核刑名，纠查典礼”。是一个品秩虽然不高，但权限很广泛的一个位置。曲子亮就是一个从五品官衔的监察御史。
曾国藩说，按照清制，监察御史的职责就是监察百官，巡视郡县，纠正刑狱，肃整朝仪。其中闻风而奏是其履行职责的主要方式。不管曲子亮所奏是不是事实，但他是在履责，就是有错也不该被摘了顶子。
曾国藩说的尽管没错，但问题是说话的对象、说话的地点、说话的方式欠妥，在咸丰帝和朝臣看来，曾国藩的这一举动无疑是有些放肆。
咸丰帝当即震怒，喝令摘取曾国藩的顶戴，押进刑部大狱。
算起来，这应该是曾国藩第四次入狱，除了献药那次外，其他三次都是因为主持公道、仗义执言所致。
令曾国藩哭笑不得的是，头几次入狱时，自己位卑官小。而这一次，一个堂堂的二品侍郎竟然也就是因皇上一怒而丢了乌纱帽，沦为囚徒。自古道伴君如伴虎，想来也的确如此。清道光二十七年九月，曾国藩升授二品之后曾说“实深惭悚”，警告自己一定要“时时战兢惕惧”，现在看来仅做到这些是远远不够的。
毕竟曾国藩没有大错，所以入狱没多久便官复原职了。此次，曾国藩不仅参掉了那个利令智昏的广西巡抚郑祖琛，而且还陆续兼属了兵部侍郎、刑部侍郎和工部侍郎等职。说曾国藩因祸得福也好，苦尽甘来也罢，反正是一次莫名的惊魂，也是咸丰帝给他的一个下马威。自此以后，在咸丰帝驾下称臣的曾国藩，就揣起来十二分的小心，神经就没敢放松过，而是“常存冰渊惴惴之心”，以提防反复无常的咸丰帝。
注释
[1]《大学》语句。
[2]《中庸》语句。
[3]《曾国藩全集·诗集》：《丙午初冬寓居报国寺赋诗五首》句。
[4]《曾国藩全集·诗集》：《小池》。
[5]《曾国藩全集·诗集》：《丁未六月七日考试汉教习，试院作二首》句。
[6][7][8][9]《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二年九月十七日禀祖父母。
[11]《孟子·尽心》语句。
[12]《曾国藩全集·年谱》。
[13][14]《曾国藩全集·奏稿》：清道光三十年三月初二日之《应诏陈言疏》。
[15]《曾国藩全集·奏稿》：清道光三十年三月初四日之《请设坛祈雨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