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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在世时封侯拜相，位至极品。有了这样显赫的地位，家财万贯、锦衣玉食、荣华富贵似乎应该是理所应当的事儿。可在曾国藩逝世后，江苏巡抚何璟上奏的一个折子却打破了世人的俗见，向人们揭示出一个迥异于常人而又难以让人相信的曾国藩。何璟在奏折上说，曾国藩“其本身清俭，一如寒素。官中廉银，尽举以充官中之用，未尝置屋一廛，增田一区。疏食菲衣，自甘淡泊，每食不得过四簋，男女婚嫁不得过二百金，垂为家训”。[1]
那么，作为侯爷宰辅的曾国藩果真如此清贫吗？史载表明，曾国藩的一生以“文官不爱钱”为原则，处处节俭，时时节俭，拒绝奢靡，这既是他的为官理念，也是他现实生活的具体写照。无论是做京官，还是督抚大员，以至封侯拜相，曾国藩从来没有刻意地去追求过财富，或者说他从来就没富裕过，经济拮据、为金钱所累是家常便饭。就因为钱紧，不仅差一点耽误了自己的前程，而且还在官场上留下了不少令人匪夷所思、憨态毕现的笑柄。
险些错过会试
盘缠凑不齐，曾国藩只能干着急。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六月，曾国藩已经是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了。同年，他被钦命为四川乡试主考官。按照惯例，曾国藩得到了两千两的典试程仪，这也是曾国藩居京师五载所得到的最大一笔资财。
曾国藩除了留下四百两银子作为入川的盘缠外，把其余的一千六百两银子悉数寄回家中，并修书一封，就如何分配这些银两提出自己的建议。他在家书中写道：“……南五舅二百两，如不收，则由父亲用此银两买上几亩好田转赠南五舅。……不孝男如不抓紧报答卖牛送男进京之恩，怕要来不及了。”[2]
曾国藩为什么对南五舅“卖牛送男进京之恩”如此挂怀呢？原来，这与曾国藩二十六岁那年二度进京参加会试息息相关。
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十二月，经过一年厉兵秣马、潜心攻读的曾国藩准备再赴京师，参加第二年的会试。可是，就在曾国藩踌躇满志准备启程的时候，却出现了大问题——家里拿不出他进京所需的盘缠，这让曾国藩眉头颦蹙，心急如焚。
自古以来，上学读书拼的不仅仅是学子们的智力、体力，更重要的拼的是家里的物力、财力。
对任何一个学子来说，首先是要有读书的愿望，也就是所说的内因，内在的动力，这属于上层建筑；其次是具有可以保证读书所需的财力，这属于经济基础。经济基础足够雄厚而智力不足，难以取得好的结果；智力卓越而财力拮据，那么也难以圆满。从古至今，有志于读书治学的人比比皆是，但由于没有经济能力而使云梦化清烟的事儿屡见不鲜了。所以，自古以来就不可能人人都能成为读书人，人人都能当秀才。
曾家最大的开销就是花在曾国藩的求学上。
曾国藩在家里读私塾的时候还好些，毕竟吃住都不需要额外的支出，但出门在外就不同了，处处都需要花钱，这是不能回避的一大现实问题。
在巴掌大的杨树坪，曾家的经济状况勉强过得去，绝对不是家财万贯，富可敌国。作为耕读之家，曾家也就是比一般的农户多百八十亩的土地和一些房屋、牲畜而已，并没有其他可以随时增加收入的渠道，平时很难见到多少现钱。况且“家财万贯，带毛的不算”，这是从古至今的一般通例。这样的话，曾家又要去掉一部分资产。加上曾家的日常生活一向以节俭为宗旨，曾家又有一家子人亲手种粮种菜养鱼养猪织布、处处讲求自给自足的传统，一年到头没有多少花钱的地方，所以看着比一般人家富裕一些、活泛一些而已。但从曾国藩读书开始，尤其是聘请先生、外出求学，以致后来参加县试、府试、乡试，乃至会试，曾家的钱口袋嘴就再没朝上过，进项一点没增加，而大把大把的银子却像流水一般“哗哗”地往外流。这个时候的老曾家四世同堂，人口众多，经济负担本来就重，这样大把地往外掏银子着实是有些吃不消了，常常是全家人咬紧牙关硬撑着，尽量不影响曾国藩的学习，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曾国藩始终不知道家里的实际经济情况。史载“公官京师十馀年，未尝知有家累也”[3]。
但不管多么艰难，曾家老少，在支持曾国藩求取功名的问题上始终是有高度共识的，态度也是坚定的，而尤以曾国藩的祖父曾星冈和父亲曾竹亭最坚决，从来就没有动摇过、含糊过。究其原因，还是看好了曾国藩所具有的潜力，全家人希望他成功，希望他能够改变曾氏家族六百余年没有出过进士的历史，指望他能够封妻荫子、光耀门楣、为祖宗增光添彩。然而，有共识也好，咬牙硬撑也罢，有足够的银子才是硬道理。曾国藩第一次进京的花费就使曾家很吃力了。在京城那样一个与传统消费理念完全不同的环境里，与那些财大气粗的学子相比，曾国藩的支出充其量只能勉强维持温饱，甚是寒酸。比如，第一次会试落第以后，曾国藩一直寄居在长沙会馆，原因就是那里便宜且可以赊欠。后来，曾国藩为了参加恩科考试而在京城又多逗留了一年，这一下，给曾家增添了很大的负担，从一句“公久寓京师，窘甚”[4]这寥寥数字中，曾国藩当年的窘况便可窥一斑。为了凑足回家的路费，曾国藩只好向老乡借了一百两银子。可借来的这些银子，并没有完全解决曾国藩返乡之需。恰恰因为钱紧，在曾国藩返乡的途中还差一点搞出“裸奔”的闹剧来。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当初曾国藩离京后行至金陵，不觉被这里的雍容繁华所吸引。
金陵是江南久负盛名的大都会。作为六朝古都的金陵，不仅市井繁华、商贾云集，更是一个文化名城，夫子庙、雨花台、石头城、明孝陵、秦淮河等众多名胜古迹不胜枚举。尤其是这里的文化氛围浓厚，街市上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书肆、书楼、书院，而浩如烟海的各式各样的书籍，更是牢牢地吸引住了曾国藩的眼球。看看这本爱不释手，瞧瞧那本不忍舍弃，让曾国藩大饱眼福的，流连忘返。最让曾国藩高兴的是看到了一套朝思暮想的《廿三史》。《廿三史》是详解我国历代正史最权威的一部典籍和研究传统经史的必备工具书，更是那时对经史痴迷的曾国藩所急需的。书固然是好书，令曾国藩垂涎欲滴，但价格也贵得令人乍舌，即使是掏光身上所有的钱也不够。最终，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拿出了全部的家底，又去当铺当掉了随带的衣物，终于凑够了钱数，把这套《廿三史》买到手。买书的愿望刚刚得到了满足，但紧接着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那就是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和一套《廿三史》外，曾国藩已两手空空，身无分文，差不多就是一个“裸人”了。
等回到家时，赤条条的曾国藩把家里人吓了一大跳，还以为他路遇不测，碰到了打劫的。
曾国藩赶紧把那套《廿三史》拿了出来，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曾竹亭听明白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后，对儿子当衣买书之举不仅未加责备，而且还很开通地对曾国藩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5]大意是，你借钱买书，我不吝惜花钱替你还上，但你要全身心地学习，这样才能不辜负我的心意。
老爷子的这番话，令曾国藩“悚息”。从此以后，曾国藩每天天一亮就起床读书，一直读到夜半才休息。曾国藩抓紧一切时间博览群书，批阅百家。曾国藩就这样每天闭门苦读、足不出户，差不多有一年的光景。
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就在曾国藩准备再次进京的时候，他又遇到了钱紧的问题，实在是凑不齐堪称巨资的盘缠了。
但是时间不等人。眼看会试将至，年已二十七岁的曾国藩是无论如何也不愿意放弃这次机会的，但路费在哪里呢？曾星冈、曾竹亭一咬牙，决定卖地卖牲口，给曾国藩筹集盘缠。可是，卖地卖牲口的钱还是不够，曾家只好又去“称贷于族戚家”——借遍了家族内的所有亲戚，这开了曾星冈一向的先河。原来，自从曾星冈“立起自责”、重新做人起，家业渐兴，曾家就再没有向别人借过钱。不仅没有向别人借过，而且还睦邻族亲乡党，尤其是对那些鳏寡孤独的弱势人员乐善好施，积极相助，即使是“财不足以及物”，也要“以力助焉”，即所谓有钱帮一个钱场，有物帮一个物场，没钱没物也要出把力气帮个人场。所以，曾家颇受尊敬。可是现在遇到了难处，也只好向亲戚朋友开口求助了。亲戚朋友也没含糊，积极帮忙筹措，可即使这样，路费的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决。就在这个时候，南五舅出现了。
在弄清了事情的原委后，南五舅二话没说回家就把耕牛拉到市场上卖了，并把卖牛的钱全都送给曾国藩做盘缠。钱虽不多，却是雪中送炭。南五舅的倾囊相助，让曾家尤其是曾国藩感激涕零，足以让他刻骨铭心，一辈子不能忘怀。
曾国藩带着勉强凑集的三十二缗银子，风尘仆仆地赶往京师。等曾国藩到了皇城根下时，口袋里只剩下了区区三缗银子。《曾国藩年谱》记曰：“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一路上吃的苦，没有人能超过他。
但不管怎么说，曾国藩还是如期赶到了京城，参加了第二年的会试，并金榜题名，如愿以偿地跻身士林，打开了人生的新境界。如今，曾国藩虽已身为朝廷大员，但却难忘南五舅当年卖牛资助之情。说白了，还不都是为钱所迫吗？
被潜规则
为什么同僚们纷纷走马上任，只剩下一个曾国藩？
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二十八岁，终于中进士点翰林，实现了读书人的最高梦想。
曾国藩以“同进士出身”的身份踏入仕途，心里本来就不是太舒服，总想找机会证明自己的价值。机会出现在当年的朝考中。始终憋着一股劲的曾国藩这回下足了功夫，卖了力气，取得了一等第三名的优异成绩。道光皇帝对曾国藩的文笔颇为赞赏，亲自将他由第三名“拔置”第二名。五月初二，曾国藩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从此，曾国藩在翰林院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实习生的生活。
大多数做了翰林公的士子，无不极力补偿十年寒窗苦读所耗费的岁月，尽享所谓的功成名就，终日沉湎于觥筹交错和京师的浮躁繁华之中而乐此不疲。“少时器宇卓荦，不随流俗”的曾国藩却没有流俗，他清楚自己的出身、家境，以及自己所承担的家族使命，更重要的是他明白要想将来出人头地，就必须志存高远，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倍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成果，“既入词垣，遂毅然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志”[5]，浪费光阴的事儿是绝对不能干的。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也就是曾国藩的而立之年，庶吉士散馆（即毕业）后他更名立志，将“子城”改为“国藩”，意为甘做国家藩篱之意。早在清道光十一年（1831年），曾国藩就已经自己的号由“伯涵”改为“涤生”。用曾国藩自己的话来解释就是“涤者，取涤其旧染之污也；生者……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也”。从曾国藩更名改号的举动上不难看出，他志存高远，不希望有辱“词臣”的身份，一心想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翰林院是大清的一个官署名称。始于唐代，之后的历朝历代仍然沿用该制，但名称、职能等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到了清初顺治年间，依照明制设立了翰林院，主要职能是掌修国史、草拟有关典礼文件等。其主管为掌院学士，人员由当朝的大学士、各部尚书充任，属官有侍读学士、侍讲学士、侍读、侍讲、修撰、编修、检讨、庶吉士等。新科进士中，状元可以直接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以下再选授一部分庶吉士。
庶吉士，也称“庶常”，属翰林中最末等的位置。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学习满、汉文典籍，另一方面也是学习为官的经验，为将来出仕打基础，称为“馆选”。待三年实习期满后，参加大考。成绩优良者可实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职，其他人员可授各部主事，或者优先委任为地方知县，称为“散馆”。
对天下所有的读书人来说，翰林院无疑具有崇高的地位，拥有其他官署无法比拟的神秘与吸引力，因为翰林院是众所周知的国家“储才之地”。一旦被点了翰林，进入了翰林院，那就意味着已经具备了“后备干部”的身份，踏上了升迁的快车道。所以，能够进入翰林院是天下所有士子梦寐以求，但有时又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既然登堂入室，曾国藩自然不会浪费这积学储能的绝佳机会，拼了命地充实自己，提高自己，为自己未来的发展夯实基础。
曾国藩虽身处闹市，但把勤学积业当作自己的头等大事，一心一意锤炼自己，要做好国家的“词臣”。
曾国藩给自己设定了不少课程，分门别类加以记注，并且督促自己按时完成。他把自己的功课分外五个部分，即“茶馀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针对平时的所见所闻进行评述议论，并把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记录下来。但这些东西都属于曾国藩的私物，是用来批阅、反思、借鉴、鞭策自己的，所以从来不示人。这中间，曾国藩得以趁隙回家两次，在家乡受到隆重的款待。这对曾国藩的促动很大。
曾国藩第一次回家乡是在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十二月，这时他离家已经一年有余了。小小的白杨坪回来了一位翰林公，这无疑是一件开天辟地、绝无仅有的大事件，可是了不得。不仅曾氏的门楣陡添光彩，就连那些亲戚、朋友、乡友、相邻也都兴高采烈、奔走相告，仿佛是自家喜事一般。而曾家则更是整日宾客盈门，其喜庆热闹的场面可想而知。在兴奋的人群中，最高兴的当属曾星冈了。曾氏的家族自迁居衡阳以来，就“无以科名显者”——没有一人在科举中露过脸，更别说取得功名了。“督课子姓受学”，曾星冈是曾氏家族督促子弟上学读书的始作俑者。经过两代人的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零的突破，曾国藩在这一年不仅高中进士，而且被选入翰林院。看到孙子实现了曾家几辈子的夙愿，已经六十岁的曾星冈怎能不心生自豪、喜上眉梢？高兴归高兴，激动归激动，曾星冈可没有喝迷糊。酒宴已毕，送走了来贺的亲友，曾星冈对儿子曾竹亭说，我们家就是种地的农民，虽然现在富裕了，但不能忘本。国藩现在是翰林了，将来的事业还长，家里的日常生活不要让他操心，以免牵扯他的精力。
曾国藩在家里一直住到第二年，即公元1839年。在家里，曾国藩除了接受各方不断的宴请和恭贺以外，还经历了丧妹丧子之痛。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正月，湘乡爆发了天花疫病，曾国藩的小妹妹满妹和大儿子桢第都被传染上了。二月二十九日，满妹撒手人寰，时年八岁零一百七十一天。悲痛的曾国藩亲自为满妹写了碑志，对生来就天性幽默爱开玩笑的妹妹充满怀念之情。仅仅过了一天，曾国藩的儿子也离开了人世，年仅一岁零四个月。曾家老少均沉浸在悲伤之中，作为初为人父人母的曾国藩和夫人来说，其悲痛的心情更是不言而喻。
这一年，曾国藩再次回到了湖南。四月，曾国藩到了衡阳。五月，曾国藩来到耒阳县，拜谒了唐代大诗人杜甫祠堂，然后抵家，与族人商量编撰家谱，“清查源流”。十一月初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生。就在同一天，曾国藩启程北上，于第二年，1840年正月返回京师，准备参加当年翰林院的散馆。
两次返乡，家乡人（尤其是曾氏家族）对他的热望，无形中强化了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同时也倍感压力，所以，他只能愈加勤勉、自律。
散馆对于曾国藩来说至关重要，但曾国藩心里有底，因为在这三年里，他几乎没有放松过一天，每日用功甚勤，用心甚笃，因而进步显著。无论是上司、同僚，都对他的文章、诗词给予很高的评价，这使曾国藩信心大增。曾国藩暗下决心，一定要考取一个拿得出手的成绩，不仅要对得起祖父、父母、妻儿、兄弟姊妹，而且也要对得起自己这三年所付出的心血。
该年散馆在四月十七日举行。第二天考试结果就出来了，曾国藩列二等第十九名，这在同期共四十六名庶吉士中属于中下等的水平，成绩一般。曾国藩对此耿耿于怀。
散馆后并不等于完事大吉，还要过最后一关，那就是过班引见，朝见皇帝接受面试，为自己讨前程。
所谓过班引见，是指皇帝接见臣下、少数民族首领和外宾，须有官员引领。在清代，五品以下京官和四品以下外官，在初次任用、京察、保举以及学习期满外放或者留用时，均须朝见皇帝一次，文官由吏部负责安排引进，武官由兵部负责安排引进。翰林院的庶吉士是属于实习期满朝见皇帝，要接受皇帝的亲自面试，以便为自己求取一个出路。
依曾国藩年谱所述，曾国藩于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四月十七日参加的散馆，二十二日就过班引见了。但据曾国藩的同年进士陈源衮回忆，其过班引见的过程却绝非如此，中间还颇有一段波折，听来耐人寻味。
考试的成绩已经出来一段时间了，可始终没有过班引见的动静，曾国藩不免心怀惴惴。
凡事都要有个过程，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再说三十六拜都拜了，不差这最后一哆嗦。曾国藩劝慰着自己，给自己吃宽心丸。
吃完了宽心丸，曾国藩的确心安了不少，每天仍然按部就班地继续做着自己的功课，读书、作诗、练字一样不落，过得倒也算充实。可是，曾国藩渐渐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样，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太对劲了。因为同期的庶吉士一个一个地陆续地被安排了过班引见，外放的外放，留用的留用，唯独没有他曾国藩的份儿，到最后就只剩下了他老哥一个光杆司令了，他的脑袋不由得大了。经过一番思前想后，曾国藩不觉恍然大悟：胆小偏偏遇到鬼。看来，不愿意相信、不愿意去做，更瞧不起的事儿到底发生了。
那是在散馆以后，同期的庶吉士们一个个忙着让家里汇来大笔的银子，各个昼伏夜行，请客聚餐，忙得不亦乐乎，花钱更是如流水，其费度远远超过以往。
起初，曾国藩没怎么在意这些事。一是他本人洁身自好，不善交际，平时除与三五好友吟诗作赋，相互砥砺以外，罕与其他同僚厮混；二来自己囊中羞涩，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供他消费，跟那些富家子弟根本就玩不起。在翰林院的同僚中，曾国藩属于名副其实的穷人，比他家境好的比比皆是，就是巨贾富商也不在少数。这些富家子弟平时就呼朋唤友、吃吃喝喝，完全不拿大把花银子当做一回事，曾国藩见怪不怪，早已习以为常了。现在又值实习期已满，即将过班引见，正式踏入宦途，无论是留馆还是外放，都铁定无疑地将成为大清的官员，想一想十几年的寒窗苦读，历经科举的折磨，不就是为了这么一天吗？喝喝酒，聚聚餐，好好庆祝一番也无可厚非。可是直到同僚们走的走留的留，就剩曾国藩孤家寡人一个后才引起他的瞩目。
难道是没请客的缘故？曾国藩自问。
就在曾国藩懵懵懂懂，一头雾水之时，那些久混官场的老翰林一语道破天机，给曾国藩上了一课。
原来，迟迟未被安排过班引见，不仅仅是因为没有请客的缘故，关键是没送礼。
同僚家里汇来的那些银子，并不是单纯为了喝酒庆贺的，而主要是用来送礼打通关节用的。这是官场中屡试不爽、百发百中的潜规则。那么都需要打通哪些关节呢？就人员而言，主要就是那些跟安排过班引见有关的官员，比如当年的座师、副主考，翰林院的掌院学士，吏部侍郎，礼部侍郎，那些负责跑腿学舌的郎中，甚至是当值的太监，等等。总之，凡是能和这事儿挨上点边儿的都在打点之列。就部门而言最主要的就是吏部，因为安排过班引见属于吏部的职责范畴，在吏部那里要是排不上号，谁着急都没用。这就是所谓的现官不如现管。
想不到堂堂的天子门生、翰林公，竟然要通过这样下三滥的途径去为自己谋取前程，这是什么狗屁潜规则？简直就是有辱朝廷，有辱皇上，有辱天下读书人！
曾国藩愤怒了，他想不通，更鄙视这种做法。然而，想得通也好，想不通也罢，反正就是迟迟不安排你过班引见，逼着你在向现实、向潜规则低头，看你服不服？官场的腐朽、黑暗，完全出乎曾国藩的意料之外，极大地刺激了曾国藩脆弱而敏感的神经。
“宦海情怀蝉翼薄，离人心绪茧丝团。更怜无会飘零客，纸帐孤灯坐夜阑”[6]。
初涉宦途即遭遇潜规则，令曾国藩心灰意冷，他用这样的诗句，来描述自己的孤立无援和无可奈何。
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现实是最好的老师，它胜于任何口诉心授、言传身教。曾国藩终于想明白了，也彻底服了气。可是，明白也是白明白，因为曾国藩根本就没有什么执行力，此时的曾国藩，只是两手攥空拳，身无分文，就连吃饭、住宿都靠赊欠来维持，生活早已陷入极度的窘境之中。
这段难熬的日子，使曾国藩确确实实地感受了一回“钱不是万能的，但没钱是万万不能”的深刻道理。官场这潭水难测深浅，这使首次被潜规则的曾国藩心情复杂，对自己的未来感到迷茫，对能不能在官场上继续混下去也没有了底数。
两手空空，无计可施。也是出于无奈，曾国藩只能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来一个死猪不怕开水烫，整日躲在会馆里，靠读书、练字打发日子，咬着牙硬挺着。曾国藩被后世所称道的“挺”功，大概就发轫于此。
升官后的窘境
身为大清国的官员，既置不起新官服，更坐不起轿子，成为京城官场一大奇闻。
在度日如年地“硬挺”了六个月之后，曾国藩终于被安排过班引见，接受皇帝的面试。
面试那天，曾国藩表现得还不错。除了开始时，皇帝觉得曾国藩面相有些不雅外，对他的沉稳镇定，对问题的思维缜密，“答对明白”表示满意，认为曾国藩不像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所以赐予曾国藩从七品的检讨一职，继续留在了翰林院，即所谓“留馆”。
历经两次科举失利，又遭遇官场潜规则的曾国藩，现在终于可以长出一口气了，因为他毕竟在而立之年，正式成为大清国的一名有品级的官员了。
曾国藩认为，读书人之所以看中科名，是因为它可以光宗耀祖，让家里人高兴，得到的俸禄养家糊口，但对曾国藩而言，他所取得的这个成就，不仅远远超出于“承堂上之欢”“禄仕可以养亲”的初级目标，而且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曾国藩从根本上改写了曾氏家自明代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的历史，成为曾家五六百年来以科举名世的第一人。
从古至今，升官必然要和发财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是人们的一种思维定式，也的确是因为这二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在古代，读书人之所以肯于头悬梁锥刺骨，寒窗苦读，其根本的动机和目的是非常之单纯的，那就是为了“学而优则仕”，然后发财。而且官职越大官位越崇，聚财的功能也就越强，财路也越广。
曾国藩升了官职有了薪俸，窘困的生活理应有所改观了吧？但是从这个时期的一些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穿的还是作庶吉士时的补服，吃的还是每顿一粥一菜，住的仍然是可以赊账的长沙会馆，上翰林院依旧靠步行。那么，是曾国藩的薪水不足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吗？答案是肯定的。
身为大清从七品的官员，曾国藩一年的俸禄总共只有白银三十三两。有人计算过，那时的一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200元左右，那么三十三两白银，就相当于6600元人民币。这点钱，连维持曾国藩个人的生活都不够。
在没有领到俸禄之前，曾国藩就已经做出了支出预算，左盘算右合计，最终让他很泄气。因为按照预算，俸禄还没等领到手，就已经是入不敷出了。
领到俸禄后，曾国藩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还欠账。还完了欠账，曾国藩手里的银子已经所剩无几了，可是还有一件大事没办，这让曾国藩不由得头痛。
这件大事就是要置办一身像样的官服官靴。
俗话说，人靠衣裳马靠鞍。外在的形式，在某种程度上，往往比内容还要重要，而在官场上尤为突出。
曾国藩现在已经不是实习生身份的庶吉士了，作为堂堂的翰林院从七品检讨，必须要有与自己身份相般配的服饰。可一打听价钱，曾国藩不由得皱起了眉头，因为他手里剩的那俩钱，根本就不够置办官服官靴所需。怎么办呢？先不用说为了应付官场上的虚荣和面子，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觉得万万不能衣衫不整地出现在众人面前。左思右想也没有找出一个好办法，最后曾国藩一咬牙一跺脚，索性把那身庶吉士的服装送进了成衣铺，绣上五蟒四爪，把它改制成了一件七品官服了事。
曾国藩穿着改做的官服到翰林院上任去了。别人虽然看着曾国藩那身打扮有些不顺眼，但也没有谁特意去跟一个品级较低的官员较真儿。可没承想，曾国藩那身穿戴竟然被到翰林院视察的道光皇帝发现了。
道光皇帝一看曾国藩这身打扮，不由有些愠怒，他认为凭曾国藩所得的薪俸，不可能连一件像样的官服都做不起，穿得如此寒酸，不仅是丢了翰林院的脸，也让大清国脸上无光，甚至怀疑曾国藩是故意这么做的，有“巧取”“博名”之嫌。
曾国藩解释了几句，本想蒙混过关算了，可偏偏道光帝的眼睛不揉沙子，他一定要弄清楚曾国藩这身缀着补丁的官服到底是怎么回事和曾国藩为什么这么做。
事逼无奈，曾国藩只好和盘托出，把三十三两薪俸的开销去处说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并向皇帝陈述说，自己供职在翰林院主要是为了不负圣恩，好好潜心于学问，时刻准备为国出力，不想把心思用在维持所谓的威仪上。况且，自己收入微薄，就更不愿意靠借贷来粉饰门面。自己这样做，绝不是故作姿态，更没有丝毫巧取之心。
曾国藩回答得从容实在，道光帝听得清楚明白，也就没有再去追究什么。曾国藩这才总算度过了一场令他胆战心惊、惶恐不安的诚信危机。
转眼间就到了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曾国藩的检讨已经做了整整一年了，学问增长了不少，可经济状况仍然没有什么起色。除了固定的死工资外，曾国藩没有任何别的收入来源，仍然时常要靠借贷维持生活。既然连维持自己的生活都很困难，所以就更谈不上接济家里了，曾国藩每每为此感到“不胜愧悚”。在这一年六月初七曾国藩给祖父曾星冈的家书中坦称，自己在京城“别无生计”，看来冬初就得靠借账过日子了。
新的一年终于来临了。为了过个像样的新年，曾国藩除了使用了长沙会馆的六千文（相当于六两银子）以外（注：曾国藩于同年六月开始接管长沙会馆，所得房租可以作为经营管理的费用），又借了五十两银子。即便如此，手头仍然不觉宽裕，本指望基层能孝敬一些“炭敬”，结果却未见到分文。所谓“炭敬”，就是那些基层的地方官员，以购买木炭取暖为名，给当权派送的孝敬钱，类似于“取暖费”，其实也就是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或是公开合理地收受的贿赂，只不过就是不带“钱”字罢了。官职越大收到的“炭敬”就越多。曾国藩有些不明就里，以为“炭敬”会像发福利一样人人有份，孰不知，他一个没权没势的小小从七品翰林院检讨，是没有资格享受这份孝敬的。所以曾国藩自己无奈地说：“前日冀望外间或有炭资之赠，今冬乃绝无此项。”[7]在这一年的家书中，“光景渐窘”“勉强支持”之类的话语随处可见。后来，曾国藩虽然每月可以支配会馆的房租十五千文，生活略有改观外，仍然时不时地需要“些微挪借”[8]方可度日，其生活之窘境可窥一斑。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已经做了三年检讨的曾国藩，时年三十三岁。
这一年可谓是曾国藩的龙腾之年。
曾国藩终于时来运转，苦尽甘来，幸事一件接一件地接踵而至。史上所谓曾国藩九年升十级，仅在这一年他就连升了四级。
先是该年三月初十日，道光帝主持在正大光明殿的考试，亲自考察翰林院的这些天子门生。曾国藩与一百二十四名翰林一起参加考试。
这是国家选拔人才的最重要的考试，因此考场纪律森严，除了由道光帝亲自主持以外，还要亲自阅卷，并视考生成绩钦定等级。监考官的档次也高得吓人，竟然是定郡王载诠。有一名翰林赞善心存侥幸，把一些资料偷偷地揣在怀里带进了考场，结果被逮了个正着，当即被交到刑部治罪。
这种场面颇为惊心动魄，无疑会使其他人心惊肉跳。看到那个被抓住的人，曾国藩在心里为之哀叹“可惨也”，同时也为自己从容不迫、顺利完成考试而自得。
曾国藩这回考得不错，除一等的五人外，曾国藩列二等五十五人中的第一位。这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
道光帝对优胜者不吝奖掖，其中共有十一人得以提拔，有五人被记名候升，有十九人受到了赏赐。经过一番面试策问，道光帝把曾国藩升授为翰林院侍讲，尽管尚为补缺，但仅这一下，曾国藩就由从七品小吏，而一跃成为从五品的中层官员，与取得一等第一名的陈文肃级别相同。这开了大清官场上的一个先河。
鸿运当头，吉星高照，想躲也躲不掉。是年六月，道光帝亲自确定曾国藩为当年四川乡试正主考，而命品级、地位远远高于曾国藩的从四品翰林院侍读学士赵楫为副主考。这在大清的历史上又是一个绝无仅有。七月，曾国藩被补授翰林院侍讲实缺。十一月返京复命，充文渊阁校理。
望着从天上不断掉下来的一块又一块的馅饼，不仅令满朝同僚垂涎、朋友艳羡，就连曾国藩自己也觉得皇恩过隆了。
升官的喜悦还没完全消退，曾国藩接着就犯起了大难，根源还在于一个“钱”字。
首先是搬家。身为朝廷五品官员，曾国藩再也不能混在会馆了，必须赁房搬家自立门户，可这就需要一笔不菲的费用。
其次是做官服。有了上一回的教训，这次说什么也不能把七品官服再改制成五品官服了，这也同样需要一笔开销。
再次是置轿。大清国的五品官是不能上班下班靠步量的，总得置轿子配轿夫，这又是一笔支出。曾国藩曾因为步行上下班而被同僚所不耻，甚至被编排为京城的一大怪，成为官场的笑柄。
这几件事儿，没有一件可以拖延，都是非办不可，而且是马上就得办的，可钱从哪里来呢？
实在是没有辙了，堂堂的五品京官曾国藩，只好向家里开口要钱，以解燃眉之急。这在大清国的历史上也算是一件稀罕事儿。
《曾国藩年谱》记曰：“公居京师四年矣，宦况清苦，力行节约……”说到底，都是钱紧逼的。即使到后来，曾国藩的官越做越大，但他的经济条件却改善无多，以至于连回家的路费都筹措不齐。如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曾国藩已经是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为堂堂的二品大员，晋身于大清高官之列。在这一年年初的家书中，曾国藩说自己从去年起就天天想回家探望。之所以没有成行的原因除了不好意思跟皇上请假以外，关键问题还是一个“钱”字。因为回家走一趟的话，至少需要花费几百两银子，而这个时候，曾国藩还欠着一千多两银子的外债呢。如果再为回家借钱，恐怕会求借无门，“甚是难以筹办”[9]。曾国藩只盼望着明年能有一次去当乡试主考官的机会，那样的话，不仅可以在经济上宽绰宽绰，最重要的是可以“假公济私”，来一次“公费旅游”，以了却思乡之苦。
所谓“另类”的背后
曾国藩为什么自贴告示，公然拒绝参加所有逢迎呢？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深秋的一天，住在京城长沙会馆的客人们，被贴在会馆显著位置的一张告示吸引住了目光，便不约而同地驻足围观。
只见告示上说，因为自己位卑薪薄，生活维艰，从即日起，不再参加官场上所有应对酬答之邀。落款署名翰林院检讨曾国藩。
围观者均瞪大好奇的眼睛，对曾国藩这一惊人之举或是啧啧赞赏，或是摇头讪笑。一时间，人们评头论足，议论纷纷。
在官场上，阿谀奉承、拉帮结伙、攀高附贵都是通行的惯例，至于下级逢迎、尊崇、孝敬上级则更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因为官场上讲究的就是一个关系、一个靠山、一个面子，大家所尽力维持的也就是这个关系，这个靠山，这个面子。只要有了这些关系、这些靠山和这些面子，就能上下盘桓、左右逢源，就能够混迹官场，前途光明。至于那些让天下读书人吃尽了苦头的所谓道德文章则百无一用，根本就不在话下，本事高低更属其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谁要不这样做，谁就是官场中的另类，谁就是不想在官场上混了。那么，究竟是因为什么缘故，促使这位曾大人一反常态，做出了如此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举动呢？
事情还要从一份请帖说起。
一天，会馆的门房给刚刚下班的曾国藩送上一份宴请的帖子。曾国藩打开一看，见发帖人是赵楫，为迎接父亲抵京，赵楫定于次日宴请所有同仁共贺。赵楫不是一般人，尽管仅比曾国藩早晋身一年，但已官拜翰林院从四品侍读学士，比身为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整整高五级，是曾国藩的顶头上司。赵楫这个人平时就有些眼高手低，颇为势利，根本就没把出身耕农、长相不雅的曾国藩当作一回事，常常摆出上司的派头，眼皮总是往上翻。虽然同在翰林院供职，又有属僚之谊，本来应该好好维系，但因为有赵楫不屑一顾在先，所以就有了曾国藩嗤之以鼻在后，两个人的关系非常一般。
按理说，上司请客非比寻常，是拉近关系、巴结逢迎的绝佳机会。况且，赵楫是曾国藩的顶头上司，所以对曾国藩来说，这个宴请无论如何都是应该去捧场的。
曾国藩当然明白这个道理，但他最后还是做出了一个抉择，拒绝赴约，并公开昭告朝野。不仅如此，还宣布从此以后，拒绝参加一切官场上的应酬。
堂堂的翰林院侍读学士赵楫没想到，偏偏碰上了曾国藩这么一个另类。恰恰就是这个在翰林院里，学问不算最好、官职不算最高的曾国藩，让威风八面的赵楫颜面扫地，掉到地上都拾不起来。
从表面上看，这是曾国藩对官场上阿谀奉承习气的反叛，但实事求是地说，还是因为钱紧这个根本原因。
自打中进士、点翰林、做庶吉士起，曾国藩就被应接不暇的各种逢迎所困扰。今天这个上司过生日，明天那个同年生孩子；今天这个同僚外放，明天那个友好婚庆。总之，一年到头，那些三节两寿、没完没了的应对酬答，几乎成了曾国藩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而只要是履约赴宴，就总不能只带一张嘴去，少不了要表示表示。而这种表示，可不是单纯地动动嘴皮子，讲两句吉祥话就应付过去了，是需要往外掏银子的。一年下来，光参加这样的“高价自助餐”，曾国藩就不知要掏出去多少银子，可曾国藩的软肋就是缺银子。
进京这几年，曾国藩时时为经济拮据所困，几乎到了寒酸的地步。头三年做庶吉士，没有正经的俸禄，只能得到朝廷发的一些补助，连维持自己的基本生活都不够，还要时不时地靠老家的接济才能勉强度日。即使是做了从七品的翰林院检讨，一年也只有微薄的薪俸，依然要穿普通官服，吃是家里自制的腌菜，居住在会馆，上下班全靠两条腿，总之是能省的就省，能俭的就俭。可即便这样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一年连还账带支出的花费，也要在八百两银子以上，区区几十两的俸禄简直令曾国藩难以启齿。曾国藩在给祖父的书信中无奈地说，“孙此刻在京光景渐窘”，绝大部分原因就在于“东扯西支”，所以“从无充裕之时”。
曾国藩的窘困寒酸，不仅为官场那些显贵政要所不齿，就连自家的下人也直翻白眼，甚至公然与曾国藩面对面地论长论短，极尽讥笑嘲讽之能事，表现得甚是轻蔑。曾国藩曾经写过一首戏作《傲奴》，把奴才的那副见钱眼开、势力成性的嘴脸描绘得惟妙惟肖，其中也不乏无奈的自嘲。诗曰：
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苔楚心不携。
君不见，卓氏雄姿冠西蜀，颐使于人百人伏。
今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
平生义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
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奚。
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
拂夜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
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风吹汝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不识抬举的丑八怪曾国藩，让顶头上司赵楫当众丢了脸面，把赵楫险些气抽了风。不少人为曾国藩担心，他此举势必要惹下祸端。因为赵楫本来就不是一个有胸怀的上司，喜欢斤斤计较，且睚眦必报。如此看来，曾国藩倒霉也就是一个时间早晚的事儿。果不其然，没过多久，赵楫就开始故意刁难曾国藩，有事没事都要找出一个机会来整治一下曾国藩。圣人说“在上位不凌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10]。敢情这说和做是两码事：上司就是上司，下级就是下级；在上就要“陵下”，而在下就一定要“援上”，否则就绝没有好果子吃，哪里还谈得上“无怨”？曾国藩敢怒而不敢言，只能是独自生闷气，吃哑巴亏。
赵楫的事情还没利索，曾国藩又接到一封请帖。这位发帖之人比赵楫的官还大，是官拜詹事府少詹士、正四品的满人金正毕。宴请的理由是姨母过寿，遍请京官同贺捧场。
这一下，可真让曾国藩怒不可遏，气冲斗牛了。既然没有给赵楫面子，自然也不可能去捧金正毕的场，那么从此以后，谁的宴请都不能赴约了，省得别人说厚此薄彼。想到这儿，曾国藩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借着火气，奋笔疾书，写了那份告示。写毕，曾国藩亲手把告示贴到会馆的门柱上，广而告之。
曾国藩说到做到，从此以后，除了三五知己好友相聚外，拒绝参加其他一切官场上的应酬逢迎。
凡是自己不正常的人，才会看别人不正常。
曾国藩拒绝参加官场应酬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朝野。他的这个举动没有几个人看好，普遍视其为另类，不仅仅是得罪了那些达官显贵，而且彻底地孤立了自己。让曾国藩想不到的是，道光帝也知道了这件事，曾国藩不知是福还是祸，便不由为自己的一时孟浪忐忑起来。
俗话说，人要是倒霉，喝凉水都塞牙。曾国藩的报应很快就来临了。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曾国藩莫名其妙地因“办事糊涂，办差敷衍”而丢了翰林院检讨的实职，成为一名候补检讨。
究竟哪里“糊涂”？哪里“敷衍”？曾国藩不明就里，他真的糊涂了。
丢了差事，自然也就没了俸禄，曾国藩成了翰林院里的闲臣看客，自此受尽了冷嘲热讽和轻蔑白眼。从被皇帝实授检讨到被免职，仅仅才两年多一点，可以说那种亢奋和热乎劲儿还没有消退，曾国藩就尝到了官场之险恶、虚伪与冷漠。好在还有唐鉴等一些欣赏曾国藩的好友在，稍慰曾国藩那颗寒彻的心。
如果说这些不平的境况还不足以削弱曾国藩的意志的话，那么皇帝的当面质问可就差一点要了他的命，使他第一次体会到了什么叫生死系于一线。
一年一度的皇太后寿诞之日就要到了。皇太后的寿诞是国家最重大的事件之一。满朝上下都在为迎接这个重要日子的到来而忙碌。没有一个人肯放弃这样一个讨好皇上、皇太后的机会。
皇太后的寿诞大典终于来临了。那天，曾国藩随同翰林院全体官员一起上朝给皇太后拜寿。
待翰林们喊完“祝皇太后万寿无疆”刚要鱼贯而出时，道光帝却出人意料地叫住了曾国藩。道光帝的这个举动，不仅令曾国藩大感意外，就连满朝的王公大臣、文武百官也不得其解。因为在这样一个盛典上，小小的翰林院候补检讨，无论如何是登不上大雅之堂的，那么这个曾国藩如何能引起皇帝的特别关注呢？
曾国藩硬着阵阵发麻的头皮，转身双腿瑟瑟地跪在品级台下，垂着头，恭候皇帝的问询。
道光帝倒也干脆，开门见山地问曾国藩是不是贴过一份不参加任何官员宴请的告示。曾国藩不敢隐瞒，只得点头称是。
道光帝喝问道，你的这个“不参加”，是不是也包括国宴、皇太后的寿宴啊？曾国藩急忙摇头。
道光帝“啪”地一拍龙书案，厉声道，那你不就成了言行不一、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势利小人了吗？我堂堂大清国焉能容你这样的小人招摇撞骗、胡作非为？你说，你说！
道光帝劈头盖脸的一顿痛斥，吓得王公大臣、文武百官大气都不敢喘一下，跪在殿下的曾国藩更是汗流浃背，浑身颤抖。好在大脑尚且清楚，还没有发懵。
想不到道光帝能在今天这样一个场合搞突然袭击，给自己来了一个下马威，是为了震慑百官，还是真的动了气？总不会拿我的项上人头来给皇太后做寿礼吧？
曾国藩左思右想，大脑迅速地思考着。事已至此，光害怕也没有用，曾国藩把牙一咬，豁出去了。
曾国藩沉了沉气，镇定地回答道光的询问。
曾国藩说，自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更不是为了招摇。之所以参加国宴、皇太后的寿宴，只是因为皇太后、皇上都不是官员。
不是官员是什么？道光帝颇觉这个说法新鲜，挑起眼皮追问道。
曾国藩侃侃而谈道，皇上是天子，是我大清的一国之主，天下的主宰；皇太后是大清的国太，母仪天下，受万民景仰。怎么能与俗世的官员相提并论呢？能参加这样的国宴、寿宴，是天下人无与伦比的荣耀，微臣当然是要参加的。
曾国藩一番话，说得道光帝出了一口气，脸色也好转了许多，不过还是追问曾国藩究竟为什么拒绝参加官员的宴请。
曾国藩早已没有了畏惧，借着道光帝的发问，来了一个竹筒子倒豆子，一吐为快。
曾国藩说自己之所以这么做，一来是因为官小位卑，经济拮据；二来是发现官员们喜欢大摆宴筵，吃吃喝喝，有借机敛财、败坏风气之嫌。己不正焉能正人。作为一名翰林，不想有负皇上的圣恩，更不想助长这种歪风邪气。
话既然说到了这个份儿上，道光帝也就不想在追问什么了。因为事先早有唐鉴、穆彰阿等重臣替曾国藩求情开脱，今又有曾国藩一番坦诚相告，道光帝对曾国藩有了新的认识，打心眼里认为这个曾国藩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且不乏胆略。
曾国藩凭借着自己豁出去的劲头儿，以及好友的帮助，渡过了这场宦海危机，也更是一场人生危机。事后，曾国藩记不得自己是如何退出大殿的，只记得当时两耳不停地嘶鸣，双目发蒙模糊，至于其他的就没有什么明显的记忆了。
曾国藩被道光帝当庭诘问一事，胜过任何形式的炒作，迅即传遍京师，使胆大包天的曾国藩一时名声大噪。从此，曾国藩不仅为满朝文武所侧目，就连道光帝也对他格外关注。不久，曾国藩被破格超擢、钦命四川乡试正主考，此后行情一路飘红均发轫于此。
注释
[1]《曾国藩全集·首卷》：《江苏巡抚何璟奏》。
[2]《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三年六月禀祖父母并父母叔父母。
[3][4][5]《曾国藩全集·年谱》。
[6]《曾国藩全集·诗集》：《寄郭筠仙浙江四首》。
[7]《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一日禀父母。
[8]《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一日禀父母。
[9]《曾国藩全集·家书》：清道光二十八年正月二十一日谕诸弟。
《中庸》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