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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7月20日，一架从上海飞来的飞机抵达北京，机上的人一下来，立刻受到等候在此的周恩来、彭真、贺龙等人的热烈欢迎。这个人就是李宗仁，而这一次，是他阔别祖国16年后，重新踏上这片土地。
在1949年以前的近30年里，他带领桂军，在中国历史舞台上叱咤风云。他怀抱革命理想，首先促成北伐，推动了徘徊不前的中国革命；他领兵抗日，取得中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他与蒋介石内斗，被蒋介石视作党内最大的劲敌。1949年李宗仁离开中国时，他的身份是中华民国代总统；而1969年李宗仁在北京逝世时，他的遗愿是盼两岸早日统一。
北伐！14天便可打到武汉
1891年，李宗仁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贫寒的耕读之家，父亲是私塾先生，母亲一生务农，他也从小就在田间劳动。幼年时他曾随父亲在私塾里念书，又上过一阵新式小学，但成绩并不好。后来他进入广西省立纺织习艺厂当学徒，学来的手艺在现实里却行不通。学文、学艺都不成，他踏上了学武的道路。
1908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蔡锷总办的广西陆军小学。在学校里，他成绩并不过人，术科却比旁人都好，还得了个“李猛仔”的诨名。那时新思想盛行，李宗仁很受影响，也曾加入过同盟会，不过他生性沉稳，并没有很快地卷入革命浪潮中。后来陆小由广西老牌军阀陆荣廷接手，改为广西陆军速成学堂，李宗仁在学堂中受到了较为系统的军事训练，这让他具备了成为一名新式职业军人的素质。
毕业后他进入陆荣廷的部队服役，并跟着这支部队参加了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在军队里，因为打仗勇敢，他一路晋升做到了营长。不过，旧军阀的做派让他很不齿，开始谋划自立门户。
1921年陆荣廷失败下野，广西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状况。这成了李宗仁的机会，加之不愿部队被外省军阀收编，他便带着自己的部属来到六万大山，以这里为根据地发展起来。
李延凌（曾任广西区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六万山是个山区，李宗仁带着2000人左右（《李宗仁回忆录》说是千余人）到那个地方驻扎下来，在那里囤积自己的力量。那就是他发家的根据地。
陈存恭（中国台湾“中央研究院”研究员）：他到山上去，靠卖枪买粮食，又维持军纪，不去抢老百姓的，所以他这种军队叫做自治军。别的军阀都像土匪一样，向老百姓收粮。所以他是好军人，是标准的军人。
保境安民的政策让李宗仁的势力扩张得很快，再加上他善于经营，于诸派势力间巧妙穿梭，不久就在玉林拥有了七八个县的地盘，站稳了拥军自立的第一步。专心发展之余，李宗仁又派人四处寻找黄绍竑和白崇禧的部队。这两人是李宗仁在陆军小学的同学，也曾在陆荣廷的部队服役。
申晓云（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们（黄、白）受大学教育回来的，当时在广西来讲是特殊的军事人才了，陆荣廷就把他们编成了一个模范营，由马晓军带他们。所谓模范营其实就是仪仗队，就让他们扮演迎来送往的角色，他们当然不满意。
李延凌：李宗仁知道（黄绍竑率部独立）以后，就派黄绍竑的一个胞兄在半路等黄绍竑。黄绍竑听他哥哥说李宗仁很欣赏他，想叫他一起到玉林来发展，（他就投奔了李宗仁）。
几个月后，一直在广东治腿伤的白崇禧也回到广西，在黄绍竑的引介下加入了这个团体。
申晓云：（白崇禧）到了玉林以后，跟李宗仁彻夜长谈，两个人觉得非常投缘。
《李宗仁回忆录》：这是我和白崇禧初次详谈，他身穿整洁的西服，谈吐彬彬有礼，头脑清楚，见解卓越……我和他彻夜开诚倾谈……以后我和白氏共事二十余年，推心置腹患难与共。虽有人屡次企图分化离间，我二人只一笑置之。世人多有因此形容李、白实为一人，私衷亦觉当之无愧。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人联盟的建立，标志着新桂系的形成。那时的李宗仁也早已不是当年势单力薄、只顾着埋头扩张地盘的小军阀了，在广西，他与陆荣廷、沈鸿英成三足鼎立之势。身家大了，他始有资本统一广西，于是自组“定桂军”，黄绍竑、白崇禧二人加入广东革命政府，组建“讨贼军”。三人互为表里，利用陆、沈旧隙，分进合击，合纵连横，终于一举鼎定广西。
此时，他们三人俱已是国民党党员。由是，统一之后，李宗仁在白崇禧的劝说下选择了与广东革命势力联合，接受广东大元帅府的任命，成为广西的新领导。1926年，两广正式统一于国民政府号令之下。桂系军队被编为国民革命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白崇禧任参谋长。
这一切让李宗仁从此踏上了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广东革命政府的力量也因此壮大。于是，一个固有的话题再次浮出水面——北伐。
杨天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如果两广不统一，那么北伐无法进行。因为广东一省的力量是很单薄的，而两广统一、后方稳定后，才有可能进行北伐。
1926年，北洋军阀吴佩孚南下攻打湖南唐生智，唐向李宗仁求救。李宗仁认为帮湖南打退北洋军，正是开始北伐的好时机，于是他来到广州力劝蒋介石开始北伐，而蒋介石却表现得颇为迟疑。
杨天石：李宗仁到了广州以后，确实向蒋介石提出要进行北伐，而蒋介石一开始也确实没有很鲜明地提出来要北伐。蒋介石当天在日记里还写了一段话，说李宗仁来要求北伐，但是李宗仁不了解情况的复杂。
李宗仁的确不了解情况的复杂。当时蒋介石和汪精卫正在争权夺利，同时还蓄谋已久将共产党势力赶出去；另一方面，广州国民政府内也是反对北伐的声音占了主导，担心力量还太单薄。但李宗仁担心时机稍纵即逝，遂立即抽调12个团，亲自指挥入湘作战。其余8个团则留守后方，同时，白崇禧入湘与唐生智谈判，成功说服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陈存恭：北伐最先动兵的是桂系，在衡阳前线先打。桂系军队来了，白崇禧说声“动”，就到了衡阳，（把湘军）编入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就这样，三个省联合才能北伐。
李宗仁的出动刺激了广州国民政府。随着战事的扩大，5月底，北伐事宜被正式提上日程；7月，广东国民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浩浩荡荡的北伐在李宗仁的促使下开始了。
这时候，先前反对北伐的蒋介石，与李宗仁结拜为兄弟。
杨天石：蒋介石这个人的特点是，经常跟别人结拜、换帖子，说得好听一点是团结人、联络人的一种手段，说得不好听一点这叫做拉帮结派。蒋介石和李宗仁结为把兄弟还说明当时北伐是革命，蒋介石还是把李宗仁看成一个可以团结、联络的对象。
当时，刚出征的北伐军只有不到7万人，分为8个军，除第一军是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一手培养的黄埔系之外，其他的都是些难以驾驭的各方诸侯。而李宗仁统率的桂军作为国民革命最早的合作者和北伐的发起人，不仅战斗力强，而且李宗仁为人宽厚，私心不重，蒋介石当然要极力拉拢这支力量。
北伐军初战大捷，各路人马也竞相来投，不久，变成与北军隔汨罗河相持之势。8月12日晚，蒋介石和北伐军各位将领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北伐第二期作战的战略计划。在会上，李宗仁竭力主张乘吴（佩孚）军南北疲于奔命之时，用速战速决的战术，将敌援军各个击破，直捣武汉。这一提议最终被采纳。
会后，苏联顾问加仑将军问李宗仁：“你主张进攻武汉最力，你估计要多少天我们革命军才可打到武汉？”李宗仁回答说：“我看有14天的工夫，便可打到武汉。”加仑听罢十分惊讶，他认为至少需要40天，两人干脆以两打白兰地为赌注打了个赌。结果李宗仁的部队不到12天便攻下武昌。随后桂军入赣，三战三捷，拿下了南昌，桂军也由此得名“钢军”。
赵平（曾任桂林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全国的北伐军是八个军，有一个铁军、一个钢军。广西当时只出了一个第七军，军长是李宗仁，号称钢军。
杨天石：“钢军”这个名誉是谁赏给第七军的？就是当时孙传芳部队里一个叫陈调元的高级将领。陈调元在九江地区和桂系的第七军打仗，大败。李宗仁的进攻和战略战术，让陈调元佩服得五体投地。后来陈调元也投降了国民革命军，见到李宗仁他就说：“你们第七军可真是‘钢军’。”
北伐军一路凯歌高奏，未及半年便打败了吴佩孚与孙传芳两大军阀。然而此时，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却愈演愈烈，桂系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逐鹿中原与守桂数年
蒋介石意图掌握最高统治权。
他想清理共产党的势力，也要打击国民党左派，还和当时迁往武汉、以汪精卫为主席的国民政府大起冲突。当时除了桂系以外，各军都已表明立场，站在蒋介石一边的只有黄埔系，其他各军几乎都倾向武汉，于是李宗仁就成了武汉和蒋介石争取的对象。
申晓云：实际上武汉方面也好，蒋介石也好，都在争取李宗仁。所以很有意思的是，在安庆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沫若给他带去了安徽省主席的委任状，李宗仁敷衍了郭沫若一下，把他灌得酩酊大醉，（郭沫若次日）早晨坐船走了；他前脚走，后脚蒋介石就到了，亲自给李宗仁送去了安徽省主席的委任状，这样实际上双方有一种交易了。
出于各种考虑，李宗仁选择了与蒋介石站在一起。
宁汉双方的矛盾急速加剧，武汉组建“东征军”，南京也积极部署御汉。正当宁汉双方剑拔弩张、将要火并之时，北方的军阀孙传芳以大兵压境，准备攻打南京。西北军阀冯玉祥此时站了出来，做宁汉之间的调停人。
杨天石：冯玉祥的主张是国民党不要自己打自己，南京和武汉不要对打，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北伐，要在南京和武汉之间进行调和。武汉方面由于已经和共产党分家了，所以也不反对和南京合作，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蒋介石必须下台。
这时蒋介石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就是他的嫡系何应钦和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他召集这三员大将开会，本想倚重他们联手打退武汉，却不承想，李、白对蒋介石早有不满，在会议上借机发难，上演了一场后来著名的桂系“逼宫”之戏（《李宗仁回忆录》言“逼宫”乃谣言）。李宗仁的秘书程思远后来回忆，当时李宗仁首先讲话，认为应当与武汉和缓，集中兵力继续北伐。
杨天石：（摘自《白崇禧传》）“蒋介石对李宗仁意见沉思有顷，只说‘唔，唔，这个……这个……’最后从他的嘴里非常困难地吐出这两句话，说‘如果你们一定要和的话，那我就必须走了’。”
在这个时候“白崇禧就说：‘总司令能离开一下也好，等到我们渡过了目前的难关以后，再请总司令回来，行使职权。’蒋介石听了勃然变色，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白崇禧是他一手提拔的人，居然在困难的时候要他下野。”
事实上蒋介石本该料到，李宗仁、白崇禧选择与他站在一起，并不是要跟武汉方面拼个你死我活，更何况当时北伐尚在继续。不让蒋介石退让一步以继续北伐，则无论武汉、南京，都将面临北洋军阀带来的巨大压力。
白先勇（白崇禧之子）：如果蒋介石不下野，宁汉分裂，那北伐大业就受阻了。我想那时候我父亲是关心这一点，可能和蒋的感受不一样。
8月14日，蒋介石发表下野宣言。这次下野成了蒋介石对李、白永久的心结，即使日后蒋介石与李、白再有合作，却从来没有真正原谅过他们。
但无论如何，蒋介石的下野都让国民党内部纷争得以暂时平息，北伐军终有机会挥剑北指。彼时孙传芳已集兵于长江北岸，双方决战迫在眉睫。8月29日，李宗仁与何应钦联手取得龙潭大捷，赢得了北伐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胜利，使得李宗仁领导的桂系声威大震。
1928年1月8日，在经历了一番内部争斗后，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把现有的北伐军编成四个集团军，桂系李宗仁为第四集团军。这个由新军阀组成的团体不日便一路北上，革命的战火席卷全国。北伐军从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扫平了除东北以外的关内各路旧军阀，终于完成了孙中山梦寐以求的北伐大业。
但北伐的成功却并没有换来和平。北洋军阀的覆灭只是为新军阀的争斗腾出了空间，之前尚保持在政治领域的钩心斗角，一下子演变成了真刀真枪的对抗。
新军阀争斗的第一枪打响在蒋桂之间。
此时桂系势力壮大，盘卧两湖，把握南北交通之地，让蒋介石极为忌惮，李宗仁问鼎中央权力的野心也让他不满，加之先前“逼宫”之恨，终让蒋介石下定决心，拿李宗仁开刀。
陈存恭：（蒋介石）已经将武汉（收）买好，桂系第七军的军长李明瑞老早就通（敌）了，一打仗就倒打过去。（李宗仁）哪里是对手？兵败如山倒。
李宗仁终于入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之局。几次分化后，蒋介石已胜券在握，遂亲自赴前线督战。在军事压力和蒋的精心利诱下，桂军军心涣散，无法再战。桂系兵败如山倒，在北伐中战名卓著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三巨头逃亡到香港，而后转到越南，桂系的20万军队在蒋桂战争中化为乌有，仅剩3个师的残部。李宗仁嘱咐他们投降广西中央军，以图再战。
李宗仁当然不会就此罢休。他从一无所有的农家子一路奋斗至国民党最高层人物之一，素有不甘居人之下的野心，也懂运筹帷幄的手段，加之受过新式训练，善于统兵，这都是他再次翻身的资本。
王学训（原冀中师管区参谋）：李宗仁对于干部，尤其对于老干部非常爱护和关心。到李宗仁这儿来的人，你要说再带他到其他地方去，他都不愿意去。你来的时候他（李宗仁）对你好好照顾，你要说走也可以走，他也不拦你。
凭着这些资本，李宗仁时时谋划再起。而当时的蒋介石正因蒋桂之战的胜利而志得意满，骄傲跋扈得让地方军阀岌岌自危，开始联合反蒋。李宗仁岂可错失良机？他迅速地在汪精卫的帮助下返回桂林，重新组建桂军，随后又倾巢出动，投入中原大战。
然而，事与愿违，各路军阀人心不齐，被蒋介石逐一分化、收买，加之张学良率部赶赴关内“勤王”，中原大战打了不到一年，即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蒋介石随即联合汪精卫改组南京政府，而李宗仁则率领桂系返回老巢广西，开始了和中央保持数年的对立局面。
此时的广西早已不是当年李宗仁的广西了。连年战乱使得人力、财力双双枯竭，外有强敌压境，内部人心离散，连老搭档黄绍竑也离桂而投奔蒋介石。处此困境让李宗仁疲惫不已，遂与白崇禧商定，由白崇禧负责广西内政，他自己则到广州监视友军的动向（1931年5月28日，部分反蒋人员在广州组建广州国民政府，后成为李宗仁与广东陈济棠实行“两广联合”的工具）。
虽然人不常驻广西，但李宗仁却一直主导着广西的建设。他与白崇禧、黄旭初组成了新的李、白、黄联盟，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决心将广西建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成为全国的榜样，以逐渐达到复兴中国的最后目标。
申晓云：广西从上到下搞的是“三自三寓”“三位一体”，这是他们的政治特色。所谓“三自三寓”，即“自卫、自治、自给”，“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就是将官要在学生当中提拔，（及“寓征于募”）。“三位一体”就是说，学校的校长又是民团的团长，还是县长。
李宗仁在广西开始了大力改革，一方面大力发展教育，所有学龄儿童都要求免费入学，并利用夜校教育成年失学男女；另一方面，将除边境税局外的所有税局裁撤，为了节省开支，原来40个团的兵力，一气裁至14个团。
白先勇：那时候广西有新斯巴达之称，完全是军事管理，全省皆兵，因为要抗日，又要对付中央，所以很严格。大家都穿灰布（衣服），非常俭朴，我们小时候没有皮鞋穿，都穿布鞋。
陈桂中（桂系将领后代）：那时候白将军到我们学校来训话，突然间下大雨，我们那时候还是小学生，都没有一个人动，他淋着雨在训话，我们也淋着雨听，那时候广西真是很好。我到了十八九岁，好像都还没穿过绸衣服，都是布衣服、布鞋子，广西真是很俭朴。
几年的艰苦建设之后，广西在各方面都明显得到改进。据史料记载，那时的广西政风朴实，干部朝气蓬勃，人民安居乐业，社会井然有序。
能有这样显著的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桂系内部的团结精神和李、白、黄三人的精诚合作，他们彼此间的信任与支持，更成为广西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白先勇：那时候军队里的军人都剃三分头，后来李宗仁在广东留起头发来了——北伐以后治理广西的时候，李宗仁住在广州的时候多。他要回来时我父亲打电话给他，说现在都整三分头，你留着头发，不以身作则不好，就让他把头发剃掉。李宗仁也（没说什么）。
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李宗仁的度量大。那时候广西赌风蛮盛的，尤其在军队里，赌得把枪都卖掉，我父亲就下了很严厉的禁令。后来发现李宗仁的哥哥在家里开赌，我父亲就请他来，把门口的警务和卫兵都撤掉后跟他讲：“你快点把它收掉，不收掉的话，我要把你拿来游街，然后再枪毙，再告诉你弟弟听。”他第二天马上就拆了。后来李宗仁也没有（生气），没有觉得我父亲太过分什么的，但从此广西马上禁赌。
这几年的建设和储备，让广西从一个凋敝之处迅速重新恢复，积聚了强大的能量。这在日后让日本人吃尽了苦头。日本的媒体曾经有过这样的报道：广西有着险峻的地形、剽悍的军队、能战的将领和大广西主义的精神，谁想把它蹂躏，都是徒然空想。
台儿庄：你死了我上！
就在李宗仁关起门来拼建设、搞对峙的时候，在国土的北部，日本人的侵略已经是日胜一日。这当然不会被李宗仁忽视，一时派空军声援孤独抗日的第十九路军，一时又在拮据之时为冯玉祥等部抗日提供资金。两广还一同大造抗日舆论，发起反蒋运动，逼迫蒋介石签署了抗日和议。这让公开决裂了8年之久的李宗仁、蒋介石二人，重又站在了一起，时间是1935年9月18日。
当年的《春秋杂志》曾有记录，会面时，李宗仁这老实人一见蒋介石走了进来，竟然当堂面红耳赤，不知所措，表情极其尴尬；而蒋介石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这两位当年的异姓“兄弟”，终究暂别多年的纷争，开始走上共同抗日的道路。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全中国开始一致抗日。国民党四星上将白崇禧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李宗仁被任命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7月，白崇禧飞赴南京就职，日本舆论随即宣布，中日大战已不可避免。
申晓云：白崇禧到南京，人家就说“战神”到了，因为他打仗非常有名。白崇禧的口号是“只许输人，不许输仗”，说广西军队在战场上哪怕人都打死了也没关系，但是不能输仗。
七七事变后，李宗仁在两个月内便在广西装备了4个军，共48个团，配备齐全，开赴淞沪会战的前线。其动员之迅速，在国内绝无仅有。在荷兰导演伊文斯当年于第五战区拍摄的抗战纪录片里也留下了当时广西兵的身影，并且评价说：这支队伍很精锐，他们拥有很多步枪，士兵也是年轻人，一些军官从前已经同日军打过仗。
1937年10月，李宗仁奉命驻守徐州——在这里，他写下了生命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血战台儿庄。
1938年年初，日军在进攻华北和淞沪以后，企图打通津浦铁路。如果日军得逞，那么中国的大半疆土必将失守，因此台儿庄战场的成败关系着整个抗战的大局。李宗仁当机立断，调派孙连仲指挥的第二集团军赶赴台儿庄。
陈敦德（电影《血战台儿庄》制片人）：当时国家需要在津浦路打一仗，击退日军打通津浦路的阴谋，因此李宗仁下决心要在徐州打一仗，要打得振奋人心，打掉日本人嚣张的气焰。这一点上，李宗仁不信邪，使他能够统帅好五战区的部队。
3月中旬，日军进攻滕县，揭开了台儿庄战役的序幕。面对日军矶谷师团的强大攻势，李宗仁以“诸葛亮率川军备抗司马懿”的故事鼓励驻守此处的川军，让自抗战以来首获重视的川军大受鼓舞。虽然滕县很快失守，但一场仗却打得惊天动地。
刘维凯（桂系老兵）：每天都冲锋，日本鬼子进攻，我们就防守，团长、营长、连长、排长都很勇敢，都不怕死。
孙宝成（台儿庄居民）：整个一个大殿炸平了，水里都是一堆红的，死的人，血淌在里面，通红的。凡是自己人都弄块牌子，埋了就往里一插，30亩地都埋满了。
3月23日，日军开始进攻台儿庄。当时国民党军队在台儿庄的清真寺设了指挥部，坚决打退敌人。拉锯战打了整整7天7夜，日军贼心不死，中国军队寸土必争、士气高昂。然而在日军的重火力之下，部队逐渐溃不成军，支援部队却迟迟未到。
陈敦德：可是日军迫不及待。占领三分之二了，他们就对外发布新闻，说已经全部占领了台儿庄。可是李宗仁在徐州还得到消息，孙连仲还在坚守。孙连仲用电话请示：“是不是要撤出来？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弹药也快消耗完了，部队也快打完了。”李宗仁就说：“我已经部署去增援了，你要坚守，坚守到晚上，坚守到明天。”
李宗仁最后在电话里对孙连仲说：“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孙连仲和我，仅在他奉命调来五战区增援时，在徐州有一面之缘。此时我向他下这样严厉的命令，内心很觉难过。但是我深知不这样，便不能转败为胜。”
战局进入了决定胜败的关键时刻。
陈敦德：到了晚上，孙连仲又给李宗仁打电话问：“是不是趁天黑日军不攻了，我们就撤出来了，保存一点实力，给我们西北军保存一点种子？”李宗仁说：“台儿庄这个古战场，地方很重要，我们不能让他们打通津浦路，你们一定要守住。”
“可是我现在的人（伤亡太大），我担心如果敌人真的攻起来，守不到明天早上。”
“你一定要做士兵的工作。”
“士兵打完了怎么办？”
“士兵打完了你上。”
“我死了怎么办？”
“你死了我上！”
孙连仲被李宗仁的志气感染了，当即表示：“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而李宗仁在此时再次显露出他作为一方诸侯的才干，分析形势后，下达了夜袭的命令。
陈敦德：（李宗仁说：）“我们要反击，要派一支敢死队半夜之后奇袭，打敌人。”孙连仲说：“我哪里有兵？已经没有兵了，预备队都用完了。”“可是你还有炊事兵，还有文书，还有电话兵，还有担架队，还有一些抬担架回来的士兵。反攻！我今晚带十万光洋过去奖励他们。我没那么多武器，什么武器都可以上。”孙连仲一听就军心振奋了：李长官要亲自来了。
500人的敢死队迅速地组建起来，由第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亲自率领，趁夜色攻入敌阵。
陈敦德：有一些没有枪的，就用大刀。日军很疲劳，又没有预料到（会有夜袭），所以他们杀伤力很大，反而日军（占领的地区）就剩下四分之一了，孙连仲就占了四分之三。中央军还没到就收复了四分之三，日本军退往北门那边，我们南门这边（的领地）就扩大了。天亮后我军装备好的增援部队来了，就一举把矶谷廉介的部队击溃了。
白先勇：台儿庄一战以后，全国士气大振，在当时的陪都武汉，多少万人上街游行，把父亲跟李宗仁的大相片拉到街上去游行。我想那时候，可能李、白在人民的心中，是英雄。
台儿庄战役的胜利是抗日战争以来最大的一场胜利，是抗战中重要的转折。今天的台儿庄建起了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和李宗仁史料馆，其中仍然保留着当年战争时的一些标志性物品，可见这场胜利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它的影响甚至绵延至数十年后——1985年，广西电影制片厂首开先河，筹拍大陆第一部反映抗战时期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电影《血战台儿庄》。这部电影在两岸都引起了轰动，蒋经国特地派人找来拷贝，并率国民党中常委全体成员一起观看。看毕不久，他开放了两岸探亲。
血战台儿庄成了民族记忆里激昂的一笔，而对李宗仁个人来说，八年抗战也是他戎马生涯中的一个亮点。在这个大战场上，他与白崇禧密切合作，率15万广西兵和来自天南地北的“杂牌军”打赢了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的数场决定性战役，为国家、民族立下了不朽功勋。
他率领的广西兵为抗战作出了巨大牺牲。据国民政府1945年统计，在八年抗战期间，广西征募士兵及劳工450万，占全省1200万人口当中的近40%，是全国之最。而广西抗日出兵100万，人数排第二，按人口比例排第一。抗战时期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说过，广西士兵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
去国与归乡
抗战中的英勇表现为李宗仁博得了巨大的荣誉，但却并不让蒋介石满意——甚至，他嫉恨他的成功。从抗战后期开始，李宗仁就被蒋介石架空，失去了调兵遣将的权力。抗战结束后，他被调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1945年9月1日改称国民政府主席北平行辕）主任，看似总领华北，实则架大权微。李宗仁深知其中缘由，干脆韬光养晦，不求扩充军事实力而扮起“开明”形象，积累政治资本。
1947年，国民党召开所谓行宪国大；1948年春，进行总统和副总统选举——李宗仁的机会来了。
申晓云：自由提名、自由报名，这给了李宗仁一个很大的希望。他在北平待着，觉得百无聊赖，没有实权；而且北平形势不保，快到1948年的时候，东三省已经不在自己（国民党）的控制之下，马上战火就要燃到北平了，首当其冲。打吧又打不赢，打输了又是他的责任，他觉得真的要赶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不要给蒋介石背这个黑锅，所以就想借这个机会离开北平。既然可以自由提名，那就去竞选副总统。
经过四轮选举，4月19日，李宗仁以1438票压倒蒋支持的孙科，当选中华民国副总统——总统自然是蒋介石。
白先勇：李宗仁居然把孙科也打败了，这让蒋介石非常没面子，所以对于桂系也更加提防；他认为李宗仁有野心，防着他很多很多。他们两个本来从第一次（逼蒋）下野就一直都有些恩怨的。
申晓云：蒋介石气得把收音机都给踢翻了，当然桂系是皆大欢喜，打赢了一场政治仗，（当上了）民选副总统，李宗仁离开北平的愿望实现了。但就此，蒋桂矛盾也开始公开了。
成功当选副总统只不过让李宗仁“由一个吃闲饭的位置换到另一个吃闲饭的位置罢了”，但局势的变化终于让他有了机会走到前台。
1948年，共产党领导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展开战略决战，到年底时，淮海战役将近结束，蒋介石在东南的精锐丧失殆尽，加之全国民众催促和谈，蒋介石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1948年10月，司徒雷登就向美国政府提出，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
申晓云：当时在换马这个问题上，实际上美国人的态度越来越明了，要挡住蒋介石。李宗仁当时打出来的（招牌）是“和平、和谈”，这个很厉害，美国人也希望和谈，起码先把战争局面维持一下。谁来和谈呢？也就李宗仁了。
杨天石：所以蒋介石的下野，首先还是美国人的主意，美国人觉得蒋介石不行了，所以要换马——这匹马不能骑了，要换一匹马，美国人表示支持李宗仁。所以李宗仁是得到了美国人的保证以后，才最后下决心出来支撑这个残局。
白先勇：那时我父亲的确希望蒋介石下野，至少挽救一下当时的局面，不过拿那个电报来看，也没有说要逼他，只是“建议”“请他考虑”。我想父亲是往大处（考虑），照父亲的想法，中华民国、国民党比蒋介石和他的政府更重要。
1948年12月，白崇禧找到李宗仁，说“现在仗打不下去了，早和早有利，要和谈老蒋必须走开”；几乎就在同时，蒋介石也找到李宗仁表示愿意下野，让李宗仁维持局面。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蒋介石请党国要员们吃了一顿最后的晚餐。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就任中华民国代总统。
他登上了一生中权位的顶峰。
但时局虽将他推上高位，却也由不得他“力挽狂澜”了。在这一年里，蒋桂之间一边合作，一边斗法，终于打掉了手中仅剩的半壁江山，李宗仁一手建立的桂系也烟消云散。
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从香港赴美，白崇禧则在12月30日飞赴台湾，30余年患难相从的朋友，至此各奔东西。
去了美国的李宗仁终于脱开了所有和政治的联系，只同夫人郭德洁住在纽约城郊的一幢房子里，门庭冷落，心情亦十分落寞。从1958年开始，他与唐德刚合作，由后者执笔用7年时间写成《李宗仁回忆录》，将自己一生的成败得失诉诸笔端。
申晓云：我们听唐德刚先生讲，他去访问李宗仁，李宗仁是很高兴的。在那边他是很冷落的，家里没人来，有个人来他开心得哈哈大笑，拉着他谈个不息，终于有人跟他交谈了。当然他对中国大陆的情况很关注，特别是朝鲜战争打胜了，他作为一个军人，觉得真的不容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是一个军事实力相当强的大国，中国军队居然跟美国人打了一仗，还打了个平手，这让他觉得中国还是蛮来劲的。
最让他感动、激动的，是原子弹爆炸了，李宗仁像小孩一样，见人就说。因为他这一代人生活在中国社会的变乱当中，对国家的贫弱、被人欺负（深有体会），（盼望国强）也是一种情结。
飘荡于异国的李宗仁，时不时仍在报上发表自己的主张，呼吁两岸统一，反对“台湾托管”或“台独”；或者眼见着大陆的变化，而在友人间“为共产党作些义务宣传”——看得越多，思念越深，他开始想家了。
1965年暮春，李宗仁忽然伤感地对唐德刚说：“我年纪大了，想落叶归根。”这个想法立时得到了中国政府的热烈欢迎。这一年的夏天，经过中国政府与程思远”的精心安排，李宗仁终于冲破千难万险，与夫人郭德洁踏上了祖国的土地。
周恩来在上海虹桥机场迎接他。拥抱后，周恩来第一句话就对他说：“你回来了，我们欢迎你。”下午，周恩来到李宗仁下榻的锦江饭店看望他，晚上又在文化俱乐部设宴，招待李氏夫妇。席间，陈毅等共产党将领纷纷举杯向李宗仁敬酒，李宗仁也一饮而尽。多年的战场纷争，皆成过往。
7月20日，李宗仁抵达北京。他被热烈的欢迎队伍给感动了，当即发表声明。
李宗仁（当时录像）：今天李宗仁声明，亲爱的同胞们，在国内外一片大好形势中，我已经从海外回到人民祖国的怀抱里来了。
回国后的李宗仁受到了最高礼遇，他也亲眼见到了国家新的面貌，为之感动不已。不久之后，“文革”开始，他也因为受到周恩来的保护，未受到大的冲击。虽然也不免受到一点影响，但日子总还是比较平静的。他还特此写信给毛泽东与周恩来，感谢党和国家对于他的关怀和照顾。
1968年开始，李宗仁的健康每况愈下。预感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后，他写下了一份遗嘱，除了将一些文物和财物上交国家，并嘱托政府照顾他的家人外，他念念不忘的还是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
他曾回顾一生，并将自己的感悟写成如下一段文字：
我本人痴生七十年，为中国革命运动重要的一员亦垂三十年。北伐之役，我们以数万之众，不旋踵便自镇南关打到山海关；抗日一役，我们以最落后的装备，陷数百万现代化的日军于泥淖之中，终至其无条件投降。此非我辈革命党人生有三头六臂，只因革命浪潮为不可阻遏的历史力量而已，嗣后中共的席卷大陆，其趋势亦复如此。我本人亲历此如火如荼的革命运动凡数十年，深知其势不可遏，任何反动力量，试攖其锋，必遭摧毁，深愿今后国家的秉政者能三复斯言。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与世长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