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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革命史上有这么一位将军，他挥师北伐，领导南昌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又率部长征，为抗日救国和解放战争几番征战，在中国革命每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都有他指挥若定的身影，但是人们口耳相传最广的却是他两把菜刀闹革命的故事。他就是贺龙，新中国的十大元帅之一。
贺老总一生戎马倥偬，战功卓著，但在晚年却被人迫害，凄惶窘迫，遍尝人间冷暖，甚至去世的消息都秘不示人，以化名草草火化。几十年风雨匆匆，然而他的人生却始终坚守着这么一句话：“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毛泽东评贺龙）
共产党背时了，还是要加入！
1896年3月22日，贺龙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洪家关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原名贺文常，字云卿。少年时代的贺龙书没读多少，仅念了5年私塾就因为家贫辍学了，但他却以愤世嫉俗、仗义疏财、敢于同恶势力相抗争而闻名乡里。1916年，在辛亥革命的影响下，20岁的贺龙以两把菜刀闹革命，组织起了一支农民革命武装。
贺晓明（贺龙元帅之女）：他参加中华革命党是1916年（实为1914年），那是孙中山先生创建的，是同盟会、中华革命党、国民党这么一个顺序（1912年同盟会与其他几个党派联合组成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分裂，孙中山于1914年联络党员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正式改组完成）。所以，在没有共产党之前，我父亲加入的是中华革命党，他当时那个“两把菜刀起义”，原因很朴素：受压迫就要反抗。
谢武申（《贺龙传》撰稿人之一）：他是中华革命党党员，从十几岁起就追随孙中山。他拉队伍，从营长一直到旅长、师长、军长，完全都是追随孙中山的。
从两把菜刀闹革命开始，贺龙的队伍逐渐壮大，反袁、护法、反湖南地方军阀赵恒惕，仗仗打得有声有色。百十战后，贺龙以其骁勇闻达于诸侯。至北伐时，他已经贵为澧州镇守使，统管一个师的部队，远近都有威名。
贺晓明：别人老说他这个人是不是很粗，老说粗话，其实不是的，他的性格其实很细。他从来不愿意正式归属于谁，但加入共产党以后，他真是一心一意地听党的话。在这之前他没有这种事，番号很多，大家也知道他不是一心一意的。
谢武申：实际上他不是土匪。说他是土匪为什么有人容易相信？因为在湘西天子山一带，那种地形最容易隐藏土匪，不好抓，所以那地方土匪出没很多。而且那地方的人民为了抵抗土匪也要自己拿起武器，所以有时候匪民不分。
贺晓明：这是生活所迫、经历所迫，也是他带队伍的需要。所以他很仔细、很谨慎，因为没有后援，他是一个要在缝隙里求生存、求发展的人。
1926年，贺龙接受广州国民政府命令，率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参与北伐。在北伐中，他作战英勇、指挥有方，连克数城，队伍越发壮大，到1927年的时候又升任第二十军军长。这颗璀璨的将星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注意。
那时的贺龙本就是队伍中有名的左派将领，他的才干和他所表现出的进步和民主的倾向，让他成了共产党人争取的对象，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是周逸群。
贺晓明：共产党那时是公开的，所以周逸群来了以后，我爸爸非常高兴，这是他选择的那个方向。周逸群到了的第三天，我爸爸就正式向他提出，要加入共产党。
在北伐期间，贺龙几次提出申请，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都没有得到批准。当时的中共中央对左派将领的入党审查非常严格，不仅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谢武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对于贺龙的一生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跟周逸群一谈，非常投机，第三天就提出：“像我这样的，能不能参加中共？”周逸群的回答也很艺术：“共产党的大门对谁都是敞开的，等到你符合共产党员条件的那一天，会有人来找你的。”
1927年春，北伐军正在向河南胜利进军，然而将士们浴血奋战的背后，南京和武汉两方面的国民党右派却一边争权夺利、大搞派系斗争，一边沆瀣一气地向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举起了屠刀。一时间，反共成了一种潮流，许多北伐军的将领都在他们管辖的部队和区域中进行“清共”。贺龙却在此时选择了和共产党站在一起。
此时贺龙的心中，已经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作为自己依靠的组织。他很坚决地让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员都留下来，让他们放心大胆地继续工作。1927年7月初，贺龙会见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
贺晓明：我爸爸当时的路是很多的，不是只有一条，去参加南昌起义是他的选择，但他也可以坐山观虎斗。因为他的军队不是属于共产党的正规军队，而且他兵强马壮，那时候是一个战功赫赫的将军，谁都来找他。汪精卫找他，蒋介石也找他，各派势力都来找他，那时应该说是他这辈子里达到一个小高峰的时候。
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可选择的路是很多的。最后是信仰驱使他坚持，你共产党在高潮的时候，我向你申请要加入；你在——我爸爸的土话叫“背时”，就是倒霉——你在背时的时候，我还是要加入共产党。
贺龙的坚决态度，使在九江的几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深受鼓舞，他们进而决定由贺龙率第二十军，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及其他部队，于1927年7月28日以前集中到南昌，在南昌举行暴动。
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随即成立由周恩来等人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7月31日，贺龙列席了前委在第二十军军部召开的会议，决定8月1日起义，口令是：山河一统。
谢武申：周恩来他们来了以后，觉得他是非常可靠的。为什么南昌起义一是吸收他参加，二是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他为起义军总指挥？就是根据他的态度，而且他出身也是贫苦的。我把张国焘的书翻出来看，当时张国焘他们有几个人还在议论，说他是土匪，他要参加中共跟你干，你要不同意的话他要反水、翻脸，那就麻烦了，张国焘是这个态度。周总理不是这个态度，所以到吸收他入党，都是周总理在讲话。周总理的主张就是要把他“吸纳进来”，不是应付他、安抚他的意思。
张国焘、谭平山这几个人的意思就是要稳住他，这就不对，大错特错了。其实他参加了共产党以后就忠贞不贰，对党忠贞不贰，对毛泽东忠贞不贰。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2万余人的革命武装举行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从此打响了第一枪。南昌起义举世震动，蒋介石悬赏10万大洋要贺龙的人头，汪精卫也发布了缉拿贺龙、叶挺的通令，又命令朱培德、张发奎调集军队，进攻南昌起义军。8月6日，起义部队全部撤离南昌。
8月末或9月初的一天，在瑞金的一所学校里，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贺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国民革命军的军长贺龙，抛下已得的功名利禄，脱下穿惯的皮鞋长靴，站到了当时几乎一无所有的共产党的队伍中。这是他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也不可不谓是共产党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这条“湘西之龙”一跃而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湘鄂川黔起东风”了。
定军大西南
南昌起义之后，贺龙于1928年由上海返回了湘西。这是他的大本营，当年随他揭竿而起，随他组军北伐的湘西人，再一次团结在他周围，由他领导发动了荆江两岸年关暴动和湘西起义。随后，贺龙与周逸群、段德昌等人一起建立了红二军团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这支队伍后来又与任弼时等人率领的红六军团会师，四下游击、奔袭，不但突破了国民党的包围圈，还浩浩荡荡地进行“东征”，整师整旅地消灭了敌人，开辟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1935年，两大军团进行长征；1936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两个军团在甘孜组成红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抗日战争爆发，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受命改服易装，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1937年9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但习惯上仍称八路军），贺龙任八路军所辖3个师中第一二○师师长。
从加入共产党的最初开始，贺龙就是这支武装力量的主要领导者之一。也正是这些赫赫战功，让贺龙进入新中国十大元帅之列。元帅，这个地位显赫的头衔，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两种含义，一是官职名称，二是军衔称号。这个词语最早出现在公元前633年的春秋时期，当时的意思是“将帅之长”。作为将帅之长的贺龙元帅，一生战功显赫，其中堪称经典的战例当属解放战争时率部进军大西南。这是贺龙战斗生涯中的大手笔，也是解放战争中最后一次千军万马的大厮杀。
1949年10月，新中国已经成立，但在西南的川滇贵，仍然盘踞着国内最大的蒋介石武装胡宗南部数十万人。此时业已遁往我国台湾岛的蒋介石提出，要以大西南为后方进行反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1949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由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开始入川作战。
消息传来，贺龙的老部队第一二○师的老班底、西北野战军的老部下全都跃跃欲试。
谢武申：开会的时候，主席就问他带哪个部队走。当年的西北野战军要到宝鸡来，（可他们）离着宝鸡好远，差着几百上千公里，部队要调过来，再换防，不得了。当时集结在宝鸡那一带的是华北野战军的第十八兵团，所以贺龙说，西北野战军离这边很远，如果要大换防很麻烦，现在十八兵团就在宝鸡这儿，带十八兵团走。
得到消息后，贺龙的老部下、西北野战军的一些干部战士找到老首长，未开言便已涕泪交流：“老首长，‘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人家打仗都带自己的部队去，你怎么撇下我们了？”
谢武申：贺老总这时候有一段非常感人的话：“从感情上来说，我也愿意带着老部队去，但现在部队离这儿很远，换防很费劲。这个部队正好集结在这儿，如果我这时候提出调那个部队，不调这个部队，我是共产党员，我说不出口。如果我非要带那个部队，我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那个部队不是我贺龙私人的部队。”
贺龙终究带着十八兵团出发了。这时他的任务是：诱敌。
这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及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特点而做出的战略部署，即采取“大迂回，先包围，再打之”的方针，不从陕南直接入川，而让邓小平、刘伯承所率领的二野部队绕道桂、黔，切断敌人退往康、滇的道路。
而贺龙的任务便是在陕、川交界处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给刘邓大军的转移和部署争取时间。
谢武申：中央给贺龙的任务就是牵着牛鼻子，牵着胡宗南。胡宗南要往哪边退，就牵着他，叫做“攻而不破”。十八兵团打秦岭战役就是攻而不破，老拿刀把打他，打得像真的一样，但就是不攻破他的防线。胡宗南就跟蒋介石报告，说“共产党久攻不破，我这儿是铜墙铁壁，固若金汤，你们放心好了，别走，他过不来”。这时候倒是全体指战员着急了，说“老不下令追，老攻而不破，他们都跑了”，贺老总叼着烟斗，说“莫急、莫急”。
1949年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精心设计的包围圈终于开始合拢，贺龙下了命令：进攻！
谢武申：贺龙的脾气是，无论干什么，他都跑在最前头，这次也跑在最前头。后来警卫营长就跟他的秘书和副官说：“待会儿休息的时候你们劝劝老总，现在匪乱这么厉害，到处打冷枪，出了事我们交代不了。参谋长跟我说好了，无论如何你们拽也得把他拽回来。”
结果跟老总一说，他说：“没事，我不怕！当兵的怕挨几个子弹，这不行。”“刚才警卫营长说了，这是纪律。你是司令员，要带头遵守纪律。”一说这他蔫儿了，不吭声了，就跟着走。恰恰往前走了不远，快到内江的时候，冲锋枪对着他们扫射。他带的卫生部的副部长吓得跳了车，钻到水沟里去了，还有的跳了车钻到加强连的卡车底下去了。贺老总就坐在吉普车上不动，完了打开车门问：“怎么回事，打什么枪，谁打枪？”几个副官过来掩护他，他说：“怕什么？”副官报告说他们都钻车底下去了，“那把他们拽出来吧”。
贺龙所率部队分三路而下，迅速占领了川北地区，汇合二野主力向胡宗南主力发起攻击。敌军闻风溃退，贺龙部披坚执锐、猛追逃敌。胡宗南数十万大军由此一战势颓。
谢武申：这时就是把握“先慢后快”的作战方针。贺龙的功绩就在于，他利用他的威望，以佯攻牢牢地牵住了胡宗南集团的鼻子，保证了（川、滇、黔、康）共90万的国民党部队，除了李弥的十八军后来跑到缅甸去了之外，大部分都就歼了。
在解放战争的三大战役中，从作战的激烈程度、残酷程度来讲，淮海战役第一，歼敌数最多，是55万。但西南战役的歼敌数字是90万，应该是解放战争历次战役当中歼敌数最多的。这个“大迂回、大包抄”的战略，“牵牛鼻子、攻而不破、先慢后快”的战术，都非常巧妙。而且还有我们的地下党，曾打入国民党国防部三厅的郭汝瑰他们的配合，里里外外，将蒋介石他们给蒙骗了。要不然的话，这90万是不好收拾的。
在进军西南的路上，本来就有大量是战是降举棋不定的国民党将官，胡宗南战败逃走更使他们无所适从，贺龙便担起了争取他们起义的工作。而这其中，争取胡宗南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的过程，则更像是一个传奇。
谢武申：跟他联络的是胡耀邦，当时是十八兵团政治部主任，所以贺老总和胡耀邦是上下级的关系。胡耀邦就负责和裴昌会联系。裴昌会到什么时候才有起义的机会呢？到胡宗南坐飞机跑了的时候。他是胡宗南的副手，但胡宗南跟他没有任何交代就跑掉了。
跑掉以后裴昌会说：“好了，你跑了，这该我起义了吧。”他就把花名册和枪支弹药的位置什么的都弄好了，派他的副官交给了胡耀邦。胡耀邦就向老总报告，老总就要接见裴昌会。
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员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他一见到我，就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1938年一别，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
谢武申：接见的时候，裴昌会很感动。他说，他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对共产党是有债的，另外他到了现在才起义，好像有“兵临城下，不得不为之”的嫌疑。贺龙就跟他讲，从起义开始我们就是同志了，起义不分先后；而且战场上的血债不算数，要算数还得了？他说他过去也是打了多少人，杀了多少人，这个不算数。裴昌会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国民党残余部队的高级将领纷纷率部起义输诚。1949年12月30日，成都解放，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至此全部覆没。
搞体育，大比武
1952年，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和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了一个邓小平打来的电话，让他回北京担负一个特殊的任务：兼任国家体委主任。
这是个他绝对没有想到的任务，但派他担任此职，却也是组织长期观察的结果。原来贺龙虽为一员武将，业余爱好却极为广泛。他爱好京剧，和四大名旦之一的程砚秋私交很好；他喜欢打扑克、钓鱼、打乒乓球，有时候兴起了还会出去打猎，对体育运动情有独钟。
非但如此，早在战争时期，贺龙对体育就有着和大多数人不同的理解。
贺晓明：他太懂锻炼身体的重要了。过去的体育很多人认为是为战争服务的，锻炼刺杀什么的，但他从来都把军事训练和身体锻炼分得很清楚，那是不一样的。他觉得要活跃部队的气氛，一是唱歌，要有文工团、宣传队，二是要有体育锻炼，就是打球。它反映了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任何艰苦的环境下都是这样。所以他特别注意军队的这些锻炼。
贺龙曾经说过：“一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在文化素质里包括体育。在贺龙的部队里，他始终把体育锻炼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早在抗战时期，贺龙就率先在部队里成立了“战斗篮球队”，开风气之先。正是这些行为和思想，让国家体委主任这个新鲜的职位，落到了当时正远在西南的贺龙的头上。
贺晓明：开国百废待兴，什么都需要重新来过。国民党有体育部吗？没有。国民党其他部都有对口接收，唯独没有体育部。那我们就自己从头来，在国务院所辖的机构里，设了一个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谢武申：邓小平给他打的电话——他是管钱的嘛。（贺龙）说“谁让我干”？（邓小平）说：“主席让你干。”“有钱没钱？”“要钱有钱。”“有（要）人权没有？”“你要人我给你调。”他说：“那行，要钱给钱，要人有人，这个体委主任我才干。”
得到保证后，国家体委主任贺龙走马上任。
他不拘一格延揽人才，又力排众议，大胆地选用了一批优秀运动员和教练员，比如后来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容国团，比如女排教练大松博文。新中国的体育队伍在他的指挥下建立了起来，几年苦练后，很快在国际赛事上多有斩获，一举树立起中国人的体育新形象。
另一面，20世纪50年代，在贺龙和全国体委的组织规划下，全国各地38个体育馆先后建成。新中国的体育事业一片朝气蓬勃，贺龙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
贺晓明：有一次在先农坛北京市体委的体育场看打篮球，是八一队和另一个队打，荣主任（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也在场。那场球打得乱七八糟，而且八一队后来急了，开始有点小动作，踩脚、揪裤子什么的都来了，很不像样。我爸就——这也是没有他这么做事的——就让荣主任把球赛给停了。荣主任下去找裁判员拍拍肩膀，“嘟”地一吹哨，停赛。然后就把队员带到休息室去，开始批评，说“你们停赛、整顿，把检讨给我写好了再开训”。哪有管体育管到这么细的人啊？这是管体育道德、风格。
贺龙的工作可谓做得细致入微，可在当时，他除了主持国家体委工作外，更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每天的工作多如牛毛，异常忙碌。有材料显示，当时每天上报给贺龙的文件，包括内参、简报、大参考等各种材料，不计其数。其中，仅必阅件就超过4万字，他平均每天必须做出的批示，也达到两千多字。
谢武申：那他怎么办？他让秘书在每天散步的时候，一边走一边跟他说每天文件里的大事，他就明白了。阅件4万字就是靠秘书这么说给他听的。秘书说完了以后，他就说这些批件该怎么批，完了秘书一写，有的他签字，有的他连字都不签，秘书代他签。这也是贺老总的特点吧，不愿意动笔。好多签字、题词都是秘书代他写的，但贺老总写的字是相当好的。
整个20世纪50年代，贺龙都处于紧张的忙碌之中，他主持的各项工作也取得很大进展，新生的共和国也在这时候渐渐打下了根基。然而60年代初却是多事之秋，中苏关系渐行渐远，中印边界频起争端，蒋介石军事反攻跃跃欲试，这一切都对屡经战火的人民解放军提出了新的考验。1964年，在贺龙、叶剑英等老帅的倡议下，全军展开了热火朝天的大比武活动。
谢武申：这时候南京有一个叫郭兴福的副连长搞了一套郭兴福教学法，在南京进行了汇报表演。叶帅对训练很重视，他去了以后一看不错，回来就给军委写报告。当时贺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他很赞赏叶帅的报告，提出要在全军迅速推广郭兴福教学法，要学习、开展一个运动。这是从贺老总那里发起来的。
当年罗瑞卿大将是军委秘书长，后来当了总参谋长，那样训练当然归总参管——总参有一个军训部。所以直接领导大比武的是罗总长，上面领导的是两个老帅，贺帅、叶帅。
短短几个月之内，大比武在全军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这股热潮也确实使得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连毛泽东也对此很感兴趣，问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
但是，率先提出大比武的贺龙，此时却对大比武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作了批评。
谢武申：在大比武当中确实出现了一些偏差，比如拼凑尖子班、尖子连队，搞建制连、建制排。比如一个团，在搞大比武的时候（为了取得好的射击成绩）搞了一个射击的建制连，把射击（技术高）的抽出来组成一个连队，说我这个团有一个建制连什么的，然后派这个连代表该团去参加比武，但实际上团里其他的连队没有这么高的射击水平。这种偏差是有的，但是无妨大局，这个连队也的确是优秀的，不是造假的。
瑕不掩瑜，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大比武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的。大比武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曾率队观看，并作出高度评价；大比武中胜出的尖子们，有不少都成了今日军队中的将领，成了新一代的军事栋梁。
然而谁也没想到的是，轰轰烈烈的大比武背后却潜伏着一场巨大的风暴。1964年11月30日，林彪借全军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之际，提出要“突出政治”，不要让军事训练冲击了思想政治工作。林彪的讲话，作为《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下发全军贯彻执行。在林彪的压力之下，大比武活动逐渐停止，直接指挥大比武工作的总参谋长罗瑞卿开始受到冲击。
屈逝西山
罗瑞卿被冲击，实为十年浩劫的先声。这在当时，是任何人都没有想到的。
1965年12月，贺龙接到通知到上海开会。本以为是讨论战备问题，到了会场他才知道，要解决的是与他共事多年的总参谋长罗瑞卿的“问题”。
贺晓明：在“文革”之前有个上海会议，在那个会议上要——当年叫“解决罗瑞卿的问题”。罗瑞卿有什么问题？都是被诬陷和诬告的，本来都平反了。还是叶群（林彪之妻）跑到杭州去找主席，讲了五六个小时，都是讲罗瑞卿怎么着、怎么着。毛主席就说，那在上海开个会吧。所以我爸爸（的意见）和这个会的精神是对立的。
上海会议7天的时间里，除莫须有之词和造谣诬蔑，没有揭发出什么实质性的问题。贺龙也多次对人表示，不相信罗瑞卿有问题。然而，在会议结束后举行的一次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罗瑞卿被免去了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的职务。这次会议以后，也不让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了。
贺晓明：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老要表态“对罗瑞卿的问题怎么看”，老要表态，所以他很烦。那个会议开得还是比较高压的，他也不痛快，开完会以后血压高。总理说“那你就去休息吧”，他就到广州，又去了渡口、三线，因为他管国防工程建设嘛。他有一张照片就是在渡口（拍的），两手扶在一个沙盘上。我看那是（他）最后一次微笑。
贺龙考察完三线建设回京后不久，十年浩劫开始了。1966年5月16日，《五一六通知》横空出世，打倒“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条幅四处飞扬。
贺晓明：他愿意工作，不愿意搞那些事情。所以回到北京以后，“文革”的气氛越来越浓，他是越来越跟不上形势；那形势是不正常的，他跟不上。他第一次跟不上，就是少奇主席（的事情），当时说是党内的另一个司令部，而且这些造反派还弄出《百丑图》来。他对这个非常反感。
当时周恩来负责解决清华大学造反派的问题，贺龙便在家里和其他几个老同志一起，议论应当如何约束造反派的行动。贺龙提出，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
贺晓明：他在家里和王任重、李井泉一起说这个情况。三个人说完以后，觉得还是要向中央反映一下，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党内、党外要有所区别。
那时候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办公，我爸爸就让我妈妈去向总理反映他们的意见。我妈妈当时是我爸爸的办公室主任，就按照他们三个人的想法向总理汇报了。总理也很认真，把这些意见都记在本子上，还反复问我妈妈“贺老总是这个意见吗”？（妈妈）说：“是啊，这是他们的意见，内外要有别。”结果向总理汇报以后的第五天，就出来那个《炮打司令部》了。他已经太跟不上趟了，看不懂是怎么回事。
中国共产党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期及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连续召开党的生活会，解决所谓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由于毛泽东已经点了刘、邓的名，会议越开调门越高，贺龙也面临着棘手的“表态”问题。
贺晓明：中央开会的时候也是说刘少奇的问题，主席就说：“贺老总啊，你表态了吗？”他这个人是不会说假话的，就说“报告主席，我上不去纲啊”——他真是心里就这么想的——“我也不会说那些很时髦的话”。主席当时也没说什么。
这就是他对“文化革命”的反应。后来打倒的干部越来越多，他就感觉：“怎么有点像清理阶级队伍？”他认为“文化大革命”就是这样的。但那也晚了，他也被关起来了。
1966年年底，“文革”的火焰终究直接烧到了贺龙身上。在林彪、江青等人的教唆、鼓动下，造反派开始搜罗各种捏造的材料，分批不停地找贺龙“澄清问题”，让他对各种事情表态。贺龙日夜不得安宁，无法休息。
贺晓明：当时最关键的就是同意不同意给贺龙立案。当然林彪、江青、康生这些人是积极主张赶紧立案，主席一直没下这个决心。那时候能替我爸爸说得上话的人已经很少了，老同志们、老帅们，（几乎）各个自己都不保，都面临着被冲击。所以阴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最后一次谈话是在总理家里。好多人都说，是周总理把我父亲从新六所接到他家的。其实这中间是这样的：军队口、院校口和体委的造反派一天到晚围着我们家转悠，要求“揪贺龙”“交代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我爸爸在新六所知道这个情况后就有点烦了，说：“我回家见群众去，有什么不得了的。我不住这儿了。”
路经中南海，贺龙在夫人薛明的陪伴下，来到中南海周恩来的住所处。
贺晓明：他们的车就拐进新华门，到了西花厅。到了以后总理不在，他们就在那儿等总理，然后就住了下来。那时候总理每天都非常忙，也不能在这儿一直住下去，那怎么办呢？
我觉得总理肯定也请示过主席了，所以就安排我爸爸去西山“再转移、再休息”。临走前，他和李富春跟我爸爸谈话，最后告别，说：“你到那里去休息，等到秋天我去接你。”
这一分别，两位老战友再也没相见。
1967年1月20日凌晨，贺龙和薛明被送到北京西山一处建在半山腰的平房院落里。这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地方，三面是山，只有一条路可以出入。临走前贺龙还对周恩来鼓励他“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非常不满，认为总理错看了他；到了此时他才回过味来。他对夫人薛明说：“我真不该到这个鬼地方来，别人不了解我，难道他周恩来还不了解我？看来周恩来的处境也很困难了。”
在那个远离庙堂、杳无人烟之处，贺龙一直忧心着局势。看到“文革”愈演愈烈，老干部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倒，他痛心疾首又忧心忡忡，一时怒骂林彪、江青等人是“要把老同志搞光，好大换班”的“奸臣”，一时又心痛好同志挨整，怨自己连累了他们。他急切地想把声音传达到中央高层去，然而盼了又盼，周恩来却一直没来接他——此时的周恩来，哪有余力来保他？
从此龙困浅滩。
宵小们却变本加厉地来迫害他了。
贺晓明：两年来对他的各种迫害：药不给了，不给药不是害人吗？水不给喝了，谁都知道糖尿病人三多（多饮、多尿、多食），要喝水，每天却只给那么一小壶水。水里还喝得出来加糖了，这更是害人。还有让他“坦白交代”，给他压力，这都是糖尿病人的大忌。而且有房子不给住，让两个老人住在地下。冬天别人都有暖气，他们那屋子里冷，没有暖气，我妈妈只好把皮大衣的袖子拆下来套到我爸爸的腿上。
这不都是迫害吗？不给吃的，就是一个饭盒扔在地上，而且给他们吃的都是糠萝卜。我妈妈只好到外头的地上去自己拔点野菜。这不是迫害吗？
愤怒、伤心、忧虑，迫害、冻饿、疾病，几下里夹击，让贺龙的身体每况愈下。他仍在努力坚持着：别人越是要他倒下，他越是要有元帅贺龙的样子！何况毛泽东曾说过要当他的“保皇派”呢。可是他却没想到，时过境迁，毛泽东已偏听偏信了林彪、江青等人的一面之词，在1968年10月13日举行的中共第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
对贺龙的迫害于是更加猖狂。越来越多的“交代”和越来越猖獗的医疗拖延终究打垮了一直坚持“要活着和他们斗下去”的贺龙，1969年6月9日，监禁中的贺龙与世长辞。
还是周恩来派人通知他的家人去看了遗体。可是，遗体什么时候火化，骨灰放在什么地方，全然不让家属知道——火化时，竟以“王玉”为名，秘不示人。一代元勋之殁，悲凉如斯。
数年后，贺龙终于得到平反。
贺晓明：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慢慢地状态越来越清楚，越来越好。主席那时候已经多次讲话，要给我爸平反。他为我爸爸平反讲过3次话，就是催，“赶紧平反吧”，最后急了，（催促）说不要去核对那些材料了。那时候毛主席能够做自我批评的时候不多，但是为我爸爸是做了自我批评了。
1975年6月9日，在贺龙元帅逝世6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为贺龙举行骨灰安放仪式。总理周恩来不顾重病在身，以羸弱之躯赶到八宝山革命公墓主持仪式。在仪式上，他一连鞠了7次躬。
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而一直到2009年6月27日，贺龙元帅的骨灰才终于得以安葬故里，回到他魂牵梦绕的湖南天子山。
贺晓明：我妈今年93岁（2009年）了。花了这么长时间，到底怎么回事？当然这里头有很多人都在关心。现在大家已经看到那个墓碑了，是两把菜刀合在一起，刀把对握的地方有一块大石头，那是非常漂亮的一块石头。我们当时和设计的老师还有施工的师傅们讨论，我说石头叫国门基石。刀呢？两把菜刀。
两把菜刀，随当年的热血青年贺龙踏上革命之路，也伴他长眠于故乡，永久安宁。
这似乎是一个轮回，然而轮回中的起伏却让人不胜欷歔。贺龙一生战功显赫，长年主持革命和建设工作，位高权重；其为人又朴实如初，率直而坦诚，私下里也有恬静、安详的一面。这样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以其一生见证着中国历史的变幻，兴起于乱，罹难于乱，而治世，却在他打下的根基上发展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