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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中国心——共和国高层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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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年轻人被彭德怀称为“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并且在进入朝鲜战场一个月后，永远地留在了那块土地上。他的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后哀伤不已，却只是淡淡地对旁人说，战争，总会有伤亡的。这个人，就是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
毛岸英的一生很短暂，但其中却充满了坎坷，也写满了传奇。幼年时他流浪在革命年代混乱而动荡的中国街头，少年时他游学于在二战的炮火中激昂着红色理想的苏联，青年时他“上山下乡”，跟着延安的农民埋首田间，而最终，他将生命留在了为新中国稳定时局、赢回尊严的抗美援朝战场上。他还没来得及为这个国家流浪与留学作出更多的贡献就走了，但他的朴实和坚韧却让很多人无法忘记。
1921年，湖南青年毛泽东迎娶了恩师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一年后，他们的长子降生在长沙清水塘畔，起名岸英。儿子的降生给毛泽东带来了无比的快乐，多年后想起那些儿子幼时的趣事，他总会忍不住哈哈大笑。
毛新宇（毛泽东之孙、毛岸青之子）：他们（岸英、岸青兄弟）穿着我爷爷、奶奶的鞋，在雨地里淌水，我伯父还喊“开船啦，开船啦”，哥儿俩非常兴奋。
但快乐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那时的毛泽东和杨开慧为了革命需要，一直奔波于上海、广州、武汉和长沙之间，小小的岸英也随着父母辗转各地。而他人生中的第一个大坎坷，也在局势的变化下悄悄到来。
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共产党人的处境一下子危险起来。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回湖南领导秋收起义，而杨开慧则在一片白色恐怖的笼罩下带着三个儿子岸英、岸青、岸龙潜回板仓乡老家。起义之后的毛泽东带着部队上了井冈山，留下来的杨开慧却成了国民党反动派悬赏一千大洋重点追捕的目标。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年仅8岁的毛岸英和母亲一起被关进了长沙协操坪监狱。
狱中的生活何其艰苦！而让小岸英更为惊惶和痛苦的是，母亲杨开慧在狱中屡遭严刑拷打，最终因坚贞不屈而惨遭屠杀。丧母之痛，一下子重重地击在他年幼的心灵上。
刘思齐（毛岸英的妻子）：从监狱里把他母亲押到刑场的时候，他就守在他母亲身边，抱着他母亲不让走，小孩就痛哭，舍不得。敌人把他拽开，扔到牢房的角落里，把他母亲押走了。他在监狱里大概还住了半个多月才被放出来，在监狱里他整个就是不吃不喝，大病了一场，出来的时候就剩一把骨头了。
杨开慧被害的消息让毛泽东奋笔写下了“开慧之死，百身莫赎”八个字，而亲历母亲之死的毛岸英，更是在之后的二十年里都无法停止对母亲的思念。
刘思齐：结婚后不久的一天——我后来想，那天可能就是他母亲牺牲的日子——他站在窗户前面，非常沉默地站在那儿，许久后说“我妈妈是一个伟大的母亲、伟大的女性”，然后就流眼泪。
从狱中被放出来的毛岸英回到了外婆向振熙的身边。
很快，在地下党的安排下，毛家三兄弟（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改名为杨永福、杨永寿、杨永泰，由外婆带着去往上海，入读于大同幼稚园。这是一所由地下党人主办的幼稚园，三兄弟在这里暂时过上了平稳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1931年5月，小弟弟毛岸龙因患痢疾而夭折；不久后，他们寄身的幼稚园又因为叛徒的叛变而关闭，孩子们被迫疏散。原本在上海的叔叔毛泽民也因为工作去了苏区，两兄弟没有了可投靠之人。
幸好，他们被热心的“红色牧师”董健吾领回了家。但地下党遭到破坏后，组织给予援助的资金越来越少，董健吾的妻子也因此对两个寄居家中的小孩越来越没有好脸色。不得已，两兄弟只好离家出走。
两个小小的孩子，在上海的十里洋场中颠簸流浪，相依为命。
毛新宇：我父亲在流浪的时候，因为写革命标语被反动巡捕打了，受了重伤，是我伯父救的他。
刘思齐：他带着我去看《三毛流浪记》，看的时候他非常激动，看完了以后一直坐在那儿不动，场子里的人都走完了，他还坐在那儿。后来他跟我讲，三毛所有的生活他都经历过，捡垃圾、捡烟头、卖报纸、当小童工，都干过。还有推车，在什么白渡桥，车上去的时候他们在后面推，下去的时候就拽着，不让它下滑太快，做一次的报酬大概是一两个铜板。
在两兄弟流浪上海街头时，他们的父亲毛泽东正在江西瑞金率领红军与国民党军队的连续“围剿”相抗，之后又带领部队展开战略大转移，艰苦跋涉二万五千里，胜利到达陕北。紧张的革命工作让毛泽东根本无暇顾及自己的孩子，两兄弟足足在上海飘荡了5年。
好在他们年纪虽小，却早已有了承受生活的能力。日子虽然过得艰难，时势虽然异常惨烈，但两兄弟却在那样的环境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一面在摸爬滚打中求生，一面要照料更年幼的弟弟，毛岸英便在这样的流浪中，逐渐长大，逐渐成熟，逐渐学会了坚强。
一直在寻找他们的董健吾终于在1936年重新找到了流落街头的兄弟俩。
找到他们后，董健吾赶紧与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在潘汉年的指示下，毛岸英和毛岸青很快被送上了新的旅途，他们辗转来到一个即将在此度过漫长岁月的陌生地方——苏联。
1937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康生把毛岸英、毛岸青送到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国际儿童院。两兄弟开始了新生活。
虽然一切都很陌生，但不再流浪，不再衣食无着，兴奋的毛岸英觉得仿佛是掉到了蜜罐里一样。
刘思齐：他去了以后，觉得非常好、非常幸福。他曾经写了一篇文章，说他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么幸福的地方，大家都觉得这里已经是天堂了。
“天堂”里不只有温饱和安稳，还有许多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相似经历的伙伴。当时的儿童院里，中国学生占了20%，大多是烈士子女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孩子。初来乍到，毛家兄弟跟这些伙伴还有些生分，但慢慢地，大家开始熟络起来，也就结识了不少朋友，中共早期领导人赵世炎的儿子赵施格就是其中之一。
赵施格：一起玩，一起学习。他岁数比我们大一点，也没看出来他有什么突出之处。倒是我们比他强，因为我们会说俄语，他不会。
毛岸英带着弟弟在这异国他乡安顿下来。他们在此长大了，也长高了，穿着齐整的衣服，照了相寄给正处于抗日热潮中的父亲毛泽东。
看到兄弟俩的照片，毛泽东格外高兴。他提起笔，给孩子们写下了第一封家书：“亲爱的岸英、岸青：时常想念你们，知道你们情形尚好，有进步，并接到了你们的照片，十分地欢喜……”对孩子的思念之心表露无遗。
他也关心孩子们的学习。1941年年初，毛泽东给两个儿子寄去了一些书，并附信一封，建议两个儿子“趁着年纪尚轻，多向自然科学学习，少谈些政治。政治是要谈的，但目前以潜心学习自然科学为宜，社会科学辅之”。一辈子沉浮于政治中的毛泽东，很清楚怎样的学习对孩子们最重要。
毛岸英兄弟按父亲的指导认真学习着。不过，那并不是一个适合学习的和平年代。遥远的祖国正在抗日的战火中挣扎，欧洲也在纳粹的铁蹄下呻吟，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了苏德战争，战争的硝烟直向苏联本土弥漫过来。
国际儿童院的学生们也参加到各方面的保卫工作中。他们开始自己种菜，挖掘防坦克壕，还要上军事课。
赵施格：怎么用武器——机关枪也好，步枪也好，怎么扔手榴弹，什么都学会了。
战争挑动着年轻人的激情。19岁的毛岸英满腔豪情壮志，一路以来受到的教育让他迫不及待地渴望加入苏联红军，扛起枪上战场，在战火中捍卫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大本营，捍卫自己的理想家园。
但苏共中央并不同意让这些国际儿童院里的外国青少年们上前线。
毛新宇：他强烈要求参军，其实也很不容易，一开始也没批准他上军校。后来遇到一个苏联红军将军，很喜欢他，他才上了军校，从军校毕业后才当了苏联红军。
赏识毛岸英的是当时苏军政治部副主任曼努意尔斯基将军。当他来到国际儿童院视察时，毛岸英毛遂自荐，向他阐述了自己对当前局势的认识和分析，并表达了自己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老将军被他打动了，在他的帮助下，毛岸英终于入读莫斯科列宁军政学校，后来又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深造。毕业后，他被授予中尉军衔，又加入了苏联共产党，正式开始了自己的戎旅生涯。
他在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担任坦克部队连队指导员。
毛新宇：他一直跟着苏联红军追击德国鬼子，打到了柏林。
他的军旅生活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充满血与泪的慷慨悲壮。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他在战场上一直被保护着，虽身在前线，却并不能进入炮火交织的第一线。但他很满足。年轻人的心并不会计较太多，只要能在战场上有所贡献，对毛岸英来说就是一种喜悦，而别人施加在他身上的人情世故，此时的他也许还并不能领会。
1945年5月，德国宣布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战事宣告结束。毛岸英随着凯旋的苏联红军回到了莫斯科，在那里，他受到了斯大林的接见。
斯大林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为了表示对他的勇气的嘉奖，斯大林送给毛岸英一把小手枪。这个举动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另一个人——蒋经国。当年蒋经国以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身份在苏联待了12年，也曾经得到过一把斯大林赠送的冲锋枪。斯大林如此所为，是偶然，还是另有深意？现在已不得而知。
当1937年毛岸英和弟弟风尘仆仆地来到苏联时，蒋经国刚好带着自己的俄籍妻子返回了中国。而此时，8年过去了，毛岸英也迎来了自己的归国之日。
“一个很普通的干部”
1945年年底，毛岸英回到了魂牵梦绕的祖国。
他在延安王家坪见到了已阔别18年之久的父亲。当年分别的时候，他尚是年仅5岁的稚童，如今他已23岁，经历了流浪和战火，已变得沉稳而踏实。他的个头，比父亲还要高了。
儿子的归来让毛泽东非常高兴。虽然他没有特别说过什么，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能感受到毛岸英回国后的那段时间他的心情大好。不过，儿子身上的一些东西也让他多少有些不习惯。在外多年的毛岸英，着装打扮、言谈举止都已经非常欧化，这让一贯坚持本土化、坚持工农作风的毛泽东觉得很不好。
刘思齐：他刚回来，据说穿着苏军的军服、西装，还有耸耸肩、伸伸手那些外国人的动作，主席看到就不得劲。主席就让他把那些衣服都换了，给了他几套主席自己穿过的旧灰布军装，他穿得晃荡晃荡的，因为主席比他胖嘛。他很愿意换，很高兴地穿上。
主席对他要求还是很严的，回来没跟着主席在家吃几天饭，就让他到大灶去，跟战士一起吃饭。
毛泽东干脆把儿子安排进了劳动大学，让他师从劳动模范吴满有。毛岸英也毫不推辞，背着行李和一斗小米，步行十五里去了吴家枣园。
毛新宇：因为我伯父长期生活在国外，离开祖国的时间比较久，他比较熟悉苏联的党和国家的情况，对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和国情不是很了解，为了让他懂得中国国情，就让他去上劳动大学。
刘思齐：他等于是我们国家第一个“上山下乡”的“知青”。他下去以后，整个农季都在干活，从开地、犁地，到播种、拔草、浇灌、收割，一直到入仓，整个劳动下来没叫过一声苦，手上磨得都是血泡，后来都成了趼子。
开朗又朴实的毛岸英很快就和乡亲们打成了一片。他跟他们学做农活，学习各种生产和生活的技能，也跟他们学唱信天游，学扭秧歌，而他肚子里那些在苏联的战斗故事也是乡亲们爱听的，闲时听他讲故事，成了大家的一大乐趣。
这段“学农”的经历，让毛岸英获益匪浅。
刘思齐：他最大的收获是了解了中国的农民，知道了他们在想什么、做什么，他们的生活习惯。他觉得中国的农民非常勤劳。
没过多久，毛岸英就有了一口陕北口音，手上长满老趼。看着“羊肚肚手巾三道道蓝，一身黄土两腿泥”的儿子，毛泽东满意地说：“这就是你上劳动大学的毕业证。”一番话听得毛岸英美滋滋的。
而另一件让他备感欣喜的事是，他在延安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革命烈士刘谦初的女儿刘思齐。刘谦初和张文秋夫妇是毛泽东的好友，刘谦初牺牲后，这个女孩被毛泽东认作干女儿。
刘思齐：我演了一个戏（7岁时，刘思齐参演话剧《弃儿》），在台上妈妈给抓走了，当时我就觉得那是真的把我妈妈抓走了，又哭又叫的。后来下台后，我被带到一个高高大大的叔叔跟前，叔叔就问我多大了，叫什么，问我愿不愿意做他的女儿。我看了看我母亲，我母亲点点头，我就叫了一声“爸爸”。
后来我想，那时候主席为什么一下子那么动情，可能就是想到毛岸英、毛岸青，母亲牺牲了，在上海流浪，等于也是弃儿。他可能是想到了自己的孩子，所以内心里就有一种情感的波动。
1939年，刘思齐和妹妹邵华随母亲和继父前往苏联，途经新疆时被军阀盛世才扣留，被关押了7年之久，直到1946年重庆谈判后，国民党释放了关押在新疆监狱的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刘思齐一家才得以重返延安。当初的小姑娘，已长成了16岁的俏女郎。
她时常去干爸爸毛泽东家里做客。就是这样的机缘，让她认识了毛岸英。
刘思齐：我带着李讷去延河边散步，他从对面走来。李讷跑去找他，叫他“哥哥”，又把我介绍给他，说“这是我姐姐”。当时我就笑了，说“哥哥姐姐还要妹妹介绍，要不然都不认识”。
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普通的干部，也没有多洋气，原来我以为他是很洋的，是从苏联回来的洋包子。
认识后不久，刘思齐就前往山西，入读北方大学。而毛岸英也在毛泽东的安排下离开延安，先后到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改工作。
刘思齐：他去访问的都是最穷苦、最困难的那些人，他把他们每个人的家庭收入、生活水平，都了解得非常清楚，写了很多工作日记。
毛新宇：康生在土改过程中有过一些“左”的错误，实际上我伯父毛岸英也抵制、纠正过他，在给我爷爷的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过。可以说，这对后来我爷爷纠正我们党土改工作中的失误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一个在学习，一个在工作，两个年轻人各自为自己的进步而努力着。直到1948年夏，参加土改回来的毛岸英来到西柏坡，才再次与刘思齐相遇。他抓紧机会，向有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的刘思齐发起了爱情攻势。
刘思齐：当时他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一起生活。当时我根本没想到。我说我们彼此不了解，你是洋包子，有那么高的学问，我是土包子，差得太远了。
毛岸英并没有放弃。
爱情的火焰燃烧在他的心里，他变着法儿地接近刘思齐，和她聊天，从马列主义到自己的身世无所不谈。他对刘思齐说：“我也是个苦孩子，也住过监狱，咱们是一根藤上的一对苦瓜。”相同的际遇确实让两颗心亲近了不少。
慢慢地，毛岸英的直爽与执著打动了刘思齐，他们开始交往。
这段感情受到了双方家长的认可与祝福。毛泽东自然喜见干女儿变成儿媳妇，而张文秋也喜欢毛岸英。倒是一件趣闻为大家所津津乐道，原来早在二十多年前，毛泽东就说过要跟张文秋做亲家的。
刘思齐：那时候在武汉，我爸爸带我妈妈去看主席，就看见岸英、岸青他们两兄弟在那儿跑来跑去的，我妈妈说岸英还给她抓了两把花生，小手抓得满满的送过来。我妈妈很喜欢这个孩子，就说这孩子真可爱什么的，当时主席说：“那你们俩赶快生女儿，我们将来就结亲家。”我爸爸说：“我们还没结婚呢。”把我妈妈说得挺不好意思的。
谁也没料到，毛泽东多年前的一句话竟成了事实。1949年10月15日，毛岸英和刘思齐举行了婚礼。虽然时间已过去六十来年，但那一天的事，刘思齐仍记忆犹新。
刘思齐：我那时是学生，那天是礼拜六，上午还在上课，下午就回到我妈妈那里去。他就弄个车，把我接到中南海。
他就穿着一套照相时的黑色薄呢子衣服，那等于是他工作时的工作服。我没衣服，我妈妈找了半天找了一块棕色的条绒布，赶着给我做了一件列宁服（新中国成立前解放区及新中国成立初期流行的一种西服领、双排扣、斜纹蓝布的上衣，因列宁常穿而得名），裤子就是我原来穿的。后来她在我辫子上系了两个蝴蝶结，还有李讷还是谁，不知从哪儿折了一朵小花戴到我头上。
这场婚礼被笑称为“最高规格、最低场面”的婚礼。毛泽东亲自主持，多位国家领导人参加，让这个婚礼有了不可复制的“显赫”性。但具体的操办却和当时的很多普通人家一样，很朴实，也很低调，来宾只是三桌亲友，菜肴也都是家常菜。
刘思齐：婚礼很简单。主席很高兴地跟我讲，菜什么的都是岸英自己准备的，是主席家乡的湖南菜，腊肉、腊鱼、青椒什么的。
主席参加了，还有刘少奇两口子、朱德两口子、总理两口子，政治局常委去了四个。吃饭的时候主席给我妈妈敬酒——主席的礼节挺周到的——走到我妈妈跟前说，“谢谢我妈妈教育了一个好女儿”。后来，总理就跟我妈妈说“你也得说两句啊”，我妈妈说“说什么啊”，总理说“主席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说吧”。结果我妈妈就依样画葫芦，说“谢谢主席教了个好儿子”。
婚礼虽然简单，但作为父亲，新婚礼物总是要送一份的。毛泽东思来想去，最后拿出了一件旧物事。
刘思齐：他就拿出件大衣来送给岸英，说他没什么东西送，这件大衣是他到重庆的时候穿的，现在送给岸英。后来看看我站在旁边也没东西，他很过意不去，就说“那这样，大衣你们俩晚上盖上吧，这样思齐也有份了”。
婚礼时间并不长。酒席一结束，毛岸英就拖着刘思齐赶紧溜了出去。
刘思齐：他说我们不能回去，机关里的人都等着呢。我问“等什么”——那时候我还不明白——他说“闹房啊”，我一听说吓坏了。他说我们不要回去，我们去舞厅跳舞吧。舞厅人很多，谁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们两个那天结婚，就在那儿很舒服地过了两个钟头。
这“浪漫的劫数”被毛岸英用同样浪漫的手法给化解了。不过，婚后的生活很快重归现实，两个人再度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学习中。刘思齐改名刘松林，在毛泽东的劝说下进入中学学习，补习文化知识；毛岸英则继续担任李克农的秘书，并在苏联青年代表团访华的时候担任翻译。夫妻俩只有周末才能聚到一起。
对于工作，毛岸英一直都格外努力。“毛泽东的儿子”，这个称谓给他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刘思齐：什么事情他都想做到最好，但他又总对自己不满意，总觉得还没有做到位，总觉得不能给主席丢脸。
另外的压力则来自外人，甚至很多都是亲戚朋友——要做到毛岸英这样严于律己并不容易——一些毛泽东和杨开慧老家的亲戚在建国后开始找上门来，送特产、攀交情，甚至伸手“讨官”。
毛新宇：他们可能觉得毛泽东是开国领袖，也就是过去的开国皇帝，当时毛岸英回韶山就有人叫他“太子”。杨家的人也认为他是“太子”，觉得他说话管用，想谋个一官半职。我伯父很反对这种封建思想。
这样的事情，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困扰着所有国家领导人。
毛泽东对封官、买官之事相当抵制，干脆让毛岸英替他遏制文家（毛泽东外祖家）、杨家、毛家这三股讨官洪流，又教给他“三不”原则：恋亲不为亲徇私，念旧不为旧谋私，济亲不为撑亲腰。毛岸英本就反对这些事，在这件事上，父子俩的想法不谋而合。
他的表舅向三立曾写给他一封信，提到杨开慧的兄弟希望“在长沙有厅长方面的位置”，这个意向被毛岸英坚决地回绝了。他给表舅写了一封三千多字的长信，表示替舅父感到惭愧，他认为在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是极端落后了。他还写道：
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之外，正在于此。皇亲贵戚仗势发财，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饭的时代已经来临了。
……
反动派常骂共产党没有人性，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么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苦大众的无限热爱……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但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员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的，即使“大义灭亲”，亦在所不惜。
这些话，写在给至亲的信里，足见毛岸英的真实想法。
1950年年初，毛岸英向组织提出下基层锻炼的要求。他的请求得到了批准，同年8月即被调到北京机器总厂，任党总支副书记。不得不说，这样的任命似乎有照顾他之嫌，于是他干脆自己抱着行李卷，跑去挤工人们的大通铺，开始和工人们进行“亲密接触”，也到浇筑车间里和工人们一起干体力活。在经历过中国农民的生活后，他开始准备全面了解中国工人的生活了。
刘思齐：他做了一个长期计划，准备在工厂工作十年二十年，搞出一套解放后党在工厂里开展工作的经验来。而且他也下决心要学技术了，买了很多关于机器制造的书，那些书现在还在，就是绘图的、制图的、机器制造的、材料力学的。那时候我看了都不懂，又是俄文的——反正他是准备从头学起了。
志愿军第一兵
毛岸英的长远计划没来得及实行。一件突然发生于国门之外的事，打乱了他的计划。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次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命令驻日本的美国远东空军协助南朝鲜作战。9月15日，麦克阿瑟率美军在仁川登陆后，马不停蹄地越过“三八线”。战火很快就要烧到鸭绿江边了，中国面临着是否出兵的抉择。
毛新宇：其实抗美援朝对于毛泽东来说，应该说是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坎儿，究竟出不出兵，出兵以后怎么样，他考虑了很久。人家就看到毛泽东以战略家的气魄决策出兵，其实这个过程是很艰辛的，他从来没有像抗美援朝这样，为了决策出兵，一个星期都没睡觉。
10月8日，中国政府正式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定，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此前一天晚上，毛泽东特设家宴为即将赴东北上任的彭德怀送行，这给了满腔热血的毛岸英一个好机会。他趁着给彭德怀敬酒的机会，请求彭老总带他上朝鲜战场。
这个请求让彭德怀有些愣神。
毛新宇：彭总称赞他是“志愿军第一兵”，因为最难得的就是，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我伯父很能够理解和支持我爷爷做出的出兵朝鲜的决策。他又感觉到自己是领袖的后代，应该以实际行动支持爷爷，做出表率，所以他主动找彭德怀。说实话，当时彭德怀还真不想把他带上战场，因为觉得会有危险。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站到了儿子一边。他对彭德怀说：“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一句话，让彭德怀同意了接纳这个“第一兵”。后来在讲到毛岸英的时候，彭德怀说：“国难当头，挺身而出，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得到的。有些高干子弟甚至高级干部本人就没有做到，但毛岸英做到了，毛岸英是坚决请求到朝鲜抗美援朝的。”
这个年轻人的勇气一直让他难以忘怀。
确定出征后，毛岸英去和结婚尚未满一年的妻子告别。当时刘思齐刚刚做完阑尾手术，还在住院。
刘思齐：当时他白衬衣的口袋上有蓝墨水染了一大块，我说你衬衣怎么染了墨水，他说坐飞机笔管裂了，墨水漏出来了，我才知道他从外面刚刚回来。然后他说第二天还要走，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交通不方便，不来信的话不要着急，所以我有他这个话垫了底，很久没收到他的信，当时我也没着急。
他要我照顾岸青，要每个礼拜去看主席，不要他不在我就不去了。我说不会的，会每个礼拜都去的。他说对江青要有点戒心，他说的是“我得罪过她”。
毛岸英也知道，此行会有很大的危险，看着年轻的妻子，他心里实在割舍不下。他一件一件地交代了很多事，却始终没有将自己即将出征的事告诉对方。
刘思齐：他当时就问我：“世界上还有个朝鲜半岛，你知不知道？”我说：“有啊，不是在打仗吗？”他说“你还挺关心政治的”，然后马上就转移话题了，我也没在意。
毛新宇：现在我大姨（刘思齐的妹妹邵华后来嫁给毛新宇之父毛岸青）回想起来，都后悔自己当初太迟钝了，没有理解丈夫的用意。
毛岸英一直和妻子聊到深夜。他想不到这是与妻子的诀别，但心里也做好了诀别的准备。恋恋不舍的他终于离开了病房，就在此时，他突然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举动。
刘思齐：他不让我送，我说还是送一送吧，送到门口他就几次走都走不开，后来转过去就要走，又转过来给我深深地鞠了一个躬，然后回头就走。当时我就有点发懵，因为结婚以后他出过几次差，都没有这样的，我心想，出差鞠什么躬啊？那时也没有多想。
随后，毛岸英来到了岳母张文秋家，请她照顾弟弟毛岸青。当时毛岸青正在追求刘思齐的妹妹邵华，毛岸英的举动，也等于是向岳母和小姨子表达了自己支持弟弟的想法——对于这个和他一起经历了苦难的弟弟，他一直照顾得非常周到。
他提出向岳母借一只手表，张文秋把史沫特莱送的表给了他。
在向自己惦念的人都道过别后，10月8日，毛岸英随着志愿军出征了。
这是毛岸英第二次踏上战场了。但在当时，这并不是人所共知的事，除了彭德怀、洪学智等极少数司令部的人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个活跃在司令部里的高高大大的年轻人便是毛泽东的儿子。直到他牺牲以后人们才知道，原来主席的儿子也上了战场。
但他的身份还是让他没能身临第一线。出于对他的保护，彭德怀将他放在自己身边担任翻译兼机要秘书，主要工作地点也在大榆洞矿区志愿军司令部。不过，他的工作量并没有得到“保护”，作为主帅秘书，繁忙的工作充斥着他在战场上的每一天。
而危险，也并不因他不在前线而消弭。
11月24日，麦克阿瑟发动大规模进攻。面对美军强大的空军优势，志愿军总部紧急开会部署防空工作。
刘祥（毛岸英的战友）：那时候参谋长说，全体统统要隐蔽。我们那儿，山下边下水道的洋灰盖旁有道缝，我们几个人就钻到那里头去，谁也不让到房子里待着。
11月25日上午，美军4架战斗机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盘旋，随即扔下几枚汽油弹。司令部的人员全体隐蔽，但悲剧却发生了，毛岸英没能跑出来。
杨凤安（毛岸英的战友）：毛岸英和高瑞欣他们两个头天晚上在政治部那个洞子里工作，早上回来晚了。他们就在办公室里热饭，坐着等。结果袭击来了，立着的跑出来了，坐着的就没跑出来。当时我一开门，看见飞机回来了，就说“不好，跑”，徐亩元和成普就跑了，成普脸上还烧了一块。但他俩就没跑出来，3分钟以后就成了糊炭。那汽油弹的高温有千八百度，就算是钢铁都烧化了。
赵南起（毛岸英的战友，时任志愿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凝固汽油弹落到水里也着，落到什么地方都着，什么时候把凝固汽油弹的成分烧完了，才算完了。美军扔了几发，这两栋房子一下子就起火了，这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感觉：岸英同志下去以后没回来，弄不好出事了。
我马上跑下去，看到两个人都烧黑了，岸英同志穿的衣服都烧没了，两个人都认不出来谁是谁。后来我们凭他带着的两件东西，一个是斯大林送给他的手枪，一个是他岳母给他的手表，这两个还在，我们从这里辨别出来了。这个时候来了十几个人，就叫管理处的处长搞了些白布来，把他包起来，不然的话，根本就没有模样了。
毛岸英牺牲了。牺牲的这一天，他到朝鲜才一个多月；他的年纪永远停留在了28岁。
当晚，彭德怀便向北京报告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一封短短的电文，让这位戎马大半生的将军斟酌了许久。
毛新宇：彭德怀是有顾虑的。他怕我爷爷很难接受这个事实，又怕这个不幸的消息给我爷爷打击太大，直接影响了爷爷对朝作战的指挥。因此他就想了个变通法子，先把伯父牺牲的消息报告给周总理。当时周恩来看到这个电报，很难接受。周恩来哭了。
考虑到毛泽东的身体状况，周恩来并没有直接将消息告诉毛泽东，而是一拖再拖，等到毛泽东看到电报的时候，时间已是1951年1月2日了。
寒冷的冬日里，毛泽东将那份简短的电报看了足足三四分钟，他的头埋得很深。
毛新宇：我爷爷很爱抽烟，当得知儿子牺牲时，他几次想抽烟，都没有把烟从烟盒里拔出来，就是把烟拿在手里了，也没有力气去划火柴。
许久之后，毛泽东抬起头来，对将电报给他的秘书叶子龙摆了摆手说：“战争么，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一句淡淡的话后，此事似乎就被他放下了。但中年丧子的悲痛却始终在他心里绵延不绝，虽然他并没有再向任何人倾诉过什么，只是默默地将儿子穿过的一些衣物拿过来，叠得整整齐齐地放进箱子里。
他将这些衣物悄悄珍藏了二十多年。偶尔他会把它们拿出来晒一晒、看一看，默默地回想一些当年往事，再重新将对儿子的思念收藏起来。
刘思齐却对这些事毫不知情。
因为担心儿媳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毛泽东将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对她封锁了三年。直到有一天，刘思齐无意中看到摄影记者侯波拍的一张反映朝鲜战场的照片，照片上的人正是她的丈夫毛岸英。她这才知道，当年丈夫说的“远行”，竟是上了战场。
想起这三年来她只收到过丈夫一封信，刘思齐终于坐不住了。她直接去找了毛泽东。
毛新宇：我大姨下决心破釜沉舟，要坚决地向主席了解清楚自己丈夫究竟怎么了，我爷爷也觉得没有必要再隐瞒了。为了让大姨有个思想接受的过程，他煞费苦心，很巧妙地先讲家里牺牲的五个烈士，给她做个思想铺垫，然后才讲到，她最爱的丈夫牺牲了。
刘思齐：我觉得他走得太难了，他是真正在火焰里走的。我经常想，最后那几分钟他是怎么过的？假设他是一颗子弹打死的，或者哪怕是一个炸弹炸得粉碎，我可能都会比较释然，但这种走法，确实从感情上来说，我接受不了。
噩耗让刘思齐当场痛哭起来，几乎哭得不省人事。此后的时间里，她神情恍惚，打心底里拒绝接受这个事实，总期待着丈夫还活着，说不定哪一天就推门回家了。她提出要去朝鲜扫墓，想亲眼看一看丈夫安息的地方。
考虑到朝方的各种情况，毛泽东一直没有答应她的请求。直到1959年，在刘思齐好几次的请求下，毛泽东才终于答应了。
刘思齐：主席给我定了三条清规戒律：第一条就说，去扫墓的话，所有的经费他出，包括服装费、路费，都是他出；第二条就是不要去麻烦、惊动朝方，因为他们战争刚刚结束，经济也很困难，事情也很多；第三条就是不要见报，不要张扬。我就是按照他这三条去的。
在妹妹邵华的陪同下，刘思齐第一次去朝鲜为毛岸英扫墓。在桧仓郡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中，刘思齐在毛岸英的墓前久久站立着。谁也不知道，她究竟在心里对丈夫说了些什么，但从那一刻起，她才真正地感受到，丈夫的确已永远离开了自己。
在回国途中，刘思齐病倒了，巨大的打击让她在医院住了整整半年。
刘思齐：意志跨了，精神崩溃了，整个人的免疫力也就没了。主席派李银桥来看了我好几次，最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要“意志为主，药物为辅”。看到这两句话，当时我就一个激灵，清醒了。
刘思齐被毛泽东送去了苏联莫斯科大学学习，以便让她能尽快走出痛苦的阴影。毛泽东也一直敦促着刘思齐再婚，要她开始自己新的生活。终于在毛岸英牺牲了12年之后的1962年，刘思齐与空军学院的教师杨茂之重建了家庭，开始了另一段人生。
但无论如何，对刘思齐来说，毛岸英将会是个永远铭刻在她心头的名字。那段记忆，经半世纪而依旧清晰地存在于她的脑海中。如今年过古稀的刘思齐正在整理和毛泽东及毛岸英有关的资料，她要说出自己眼中看到的那段历史。
刘思齐：有人说，毛泽东送毛岸英上前方是为了培养他、锻炼他，要他将来接班。我觉得这种想法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毛泽东从参加革命起，就没离开过战争，从秋收起义到上井冈山，到带着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这是打出来的。我们几十万人，到延安才剩两万来人，我们牺牲了多少烈士？他难道不知道战争是要死人的吗？
毛泽东不派毛岸英去，也不会有人说他为什么不派儿子去。他会为了要儿子锻炼，就把他送到前线去？他把他送到了最危险的地方，一个随时都会失去生命的地方，他能不知道？子弹会长眼睛吗？
毛岸英牺牲后，曾有人提议将他的尸骨运回北京安葬，毛泽东没有同意。在朝鲜牺牲的志愿军战士都留在了他们为之付出生命的土地上，独独将毛岸英运回来，这不是搞特殊吗？毛泽东不同意这么做。
他引用龚自珍的诗说：“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这句话，其实安慰的是所有为国家和民族牺牲的人们，而毛岸英，只是他们的一个代表。
虽然他的牺牲，无疑是已为革命失去了5位亲人的毛泽东心中最大的痛。
毛岸英的一生，虽然短暂，却也精彩，他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他确实不愧为毛泽东的儿子，他凭自己的作为将名字留在了世人的记忆中。2009年，毛岸英入选“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虽然时间已过去了半个世纪，但人们并没有忘记这个为国牺牲的年轻人，他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中国年轻的精英分子，始终留在人们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