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风暴

李海鹏刘建平黄端

不平静的时代，报刊发出了最有力的言说。它们记录了一段历史，也参与其中。

——北京——

一本杂志和它倡导的狂想

如果需要向出租车司机提供具体地址，你可以告诉他北河沿大街箭杆胡同20号，但是你很可能因为找不到目的地而需要下车走上一段路。

找到箭杆胡同本身已不容易，位列其中的《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就更不显眼。它所在的20号院现在住着4户人家，东跨院则是某单位的办公地点。

在老报馆云集的北京，没有一家能够产生与这个杂志社等同的影响，即使在全国的媒体地图中，这个院子也会是个中心点。

这是最普通的胡同和最普通的四合院，在1944年版的《北京地名志》上，名为箭杆胡同的小巷在北京内外城共有7条，还不包括箭杆白胡同。1915年秋俞平伯考入北京大学，就居住在东华门外的另一条箭杆胡同。

北河沿大街箭杆胡同之所以闻名，首先是因为陈独秀在这儿租了房子。

胡适曾回忆说，“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陈独秀霸道的气质自始至终贯穿在新文化运动和《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当中。

当时陈独秀因事到北京，下榻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汪孟邹在日记中记载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秀才陈独秀如此礼贤下士，要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独秀起初依然不想受聘，要回上海办《新青年》。蔡元培说：“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1917年1月，陈独秀进京就职，就租住在东池子箭杆胡同9号，即今20号。当时他租下的是三间北房，中间用雕花木隔扇分开，两边作卧室，中间会客。

中国文化史上又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就在这个院子里诞生出来，那是最猛烈的时代，一切都可以打碎。

1917年7月，胡适回国。9月10日到北大任教授，讲授英文学、英文修辞学和中国古代哲学。11月，由章士钊推荐，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后兼经济学、史学教授。此外，当时在北大任教的还有钱玄同、沈尹默等，以及后来的刘半农、鲁迅等。

1918年1月，《新青年》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仁刊物，成立了编委会。据沈尹默回忆：“编委七人，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胡适、刘半农、沈尹默。并规定由七人编委轮流编辑，每期一人，周而复始。”鲁迅回忆说：“《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编委聚会的地点，就在箭杆胡同9号。

《新青年》每期出版后，在北大即销售一空。1917年2月8日，林纾在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论古文之不宜废》一文，反对白话文，而胡适的反驳非常有意思，说古文大家林先生对古文之不宜废，尚“不能道其所以然，则古文之当废也，不亦既明且显耶？”他自己写的也是古文。

后来发生的文化史上著名的双簧戏，今天看来更像是BBS上的游戏。

《新青年》同仁决定由钱玄同扮作反对派角色，化名“王敬轩”发表《文学革命之反响》一文维护古文，故意漏洞百出；然后由刘半农撰文，针对“王敬轩”的文章逐点进行批驳，言辞狠辣，充满快意，大骂“王敬轩”是“真理之贼”。就像BBS上常常会出现的相信“态度决定一切”的角色一样，当时也出现了一位署名“崇拜王敬轩先生者”的读者，写信质问《新青年》：“贵志记者对于王君的议论，肆口大骂，自由讨论学理，固应如是乎！”陈独秀不管这一套，悍然回答说：“闭眼胡说，则惟有痛骂之一法。”箭杆胡同9号的这群文化强盗是真正的天才，他们坚信自己的激进的民主主义和自由由义，掌握真理，不择手段，由此把中国文化推向了现代化的轨道。他们演出双簧的理由也很好玩儿，甚至有着天真的性格，“颇以为不能听见反抗的言论为憾”。

也是出于同样的热情，《新青年》的编辑一次一次地去催鲁迅写小说，“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从《狂人日记》开始，到1921年，鲁迅在《新青年》陆续发表了50多篇小说、随感、政论、新诗和译文。

《新青年》提出“拥护德莫克拉西（Demoe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的口号，决定也是在这里做出。到这时，《新青年》更多地担负了思想启蒙的责任，针对具体时局的批评，则需要一本新的杂志来承担。

陈独秀、李大钊、张申府、高一涵、高承元等于1918年11月27日在文科学长室议创刊《每周评论》。会上“公推陈独秀负书记及编辑之责，余人俱任撰述”。编辑所设在了沙滩北大新楼，即著名的北大红楼。

12月22日，《每周评论》创刊，从这时起，北大红楼开始取代箭杆胡同9号的作用。

1919年5月2日，2000多名北大学生走上街头。《新青年》和它所在的箭杆胡同9号进入到它们最辉煌的时刻。4日，陈独秀发表《两个和会都无用》，并起草《北京市民宣言》，交由胡适译成英文，自己亲自去散发。当天陈独秀与友人一起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乘喝茶的人离开茶座时，把《宣言》放在茶杯下，等到喝茶的人回到原位，看到传单，无不大声叫好，拍手欢呼。

6月11日晚10时，散发传单的陈独秀被拘捕。夜12时，军警百余人荷枪实弹包围北池子箭杆胡同9号，搜出《北京市民宣言》传单一共数百张，以及杂志、稿件、信札数十件。

由于各界压力，9月17日，《晨报》发出消息，“陈独秀恢复自由”。

在今天，这样的声音已经成为常识——“破坏！破坏偶像！破坏虚伪的偶像！”——而在当年的箭杆胡同9号，当那群狂热的书生试图改变中国时，一切尚在晦暗不明中，没有人说得清未来究竟会怎样，也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努力的结果会在80多年后依旧难以全面评价。从资料来看，出入这个小院的人们都曾有过自我怀疑的时刻，幸运的是，他们在大多时候还是凭着青春的勇气，坚定执行了真理所赋予的破坏任务。

——上海——

寂寞存在申报馆

上海的气温降至零下，晚上从记者站走出来时，总是要被迎面而来的寒气激起一个冷颤。在汉口路与山东路交界的这个小小的十字路口，由于临近外滩以及南京路，也并不平静。不同的是，这是躲在灯火辉煌背后的一个街角，前者是这个城市的客厅，而这里的热闹多半是世俗社会里的人来人往。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东北角，从汉口路300号的报业大厦里走出来的人，多是吃新闻这碗饭的。

别的大楼已经熄灯打烊，留下几个看门值班的打着瞌睡的时候，这里的大厅却是灯火通明，早报晚报、周报日报，报样昼夜不停地要从这里出来，做新闻的人也就没有什么朝九晚五，报纸的生息决定着他们的生活。

冰冷的空气在街巷中穿梭，寒意彻骨，但是真实。对于一个行色匆匆的新闻人而言，拖着疲惫的身体走出大楼时，往往意味着更加寂寞的开始。这种感觉并非是凭空而来，就在这个街角，对着报业大厦的西南处，那座几乎被人遗忘了的申报馆，便是一个活生生的离开报纸后的寂寞存在。

近代报业的历史本来不长，不用翻过太厚的书本，就能找到《申报》在近代新闻史上留下的痕迹。从1872年到1949年，存在了77年的申报迄今仍是国内存在时间最长的商业性报纸。不仅如此，即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在办报和经营上，《申报》仍然具有许多让现在的报纸汗颜的地方。在如今传媒产业风生水起的时候，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滩上，由《申报》和当时的《新闻报》所代表的报业托拉斯，就已经度过了最初的风光。

在申报馆的门口没有找到任何标明这座建筑身份和历史的碑石。是啊，这里是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之称的外滩后院，当年的英美租界，这样的一座五层砖石结构的建筑实在算不上起眼。查了一下《申报》的历史，关于它只看到寥寥几笔的记载：1912年时，报人史量才花了12万元从英国人美查的手中将申报馆的产权全部买了过来，到1918年时就以70万元的资金建造了申报馆大厦。这也是中国近代报纸自建报馆的开始。

建筑看上去总是冰冷无声的，它不会主动地告诉你，在它的走廊和房间里，曾经发生过的那些动人心魄的往事。如今的申报馆是一家港式的茶餐厅，推门进去，依旧是明亮的灯光和人声鼎沸的热闹，依旧保留着欧式华丽的旋梯和屋顶，就连那些房间，也没有加以太多的改动，原样保留在那里。1928年11月19日，56周年的《申报》出版两万份，就在这座楼里，张灯结彩，史量才看完了最后一张报样后，领着全体同仁到附近的杏花楼里聚餐，然后回到馆中酩酊打量时局。

《申报》当时所处的绝非是平静的一个时代。这张记录了从西风东渐到内战尘埃落定的报纸，说起来也是近代中国报业繁复历程的一叶缩影。就在当年的汉口路周围，聚集着上海数十家之多的新闻出版机构，是一条名副其实的报业街。时局动荡，变数迭生，也正是委身于报馆中的仁人志士们奋笔执书，大快朵颐的时候。从梁启超到章太炎，从戈公振到史量才，且不论各自所怀的天下和性情，又有谁能够否认那是一个曾经开辟出了报纸最为有声的年代呢？

自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变法通议》时开始，中国士大夫和新兴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学习在报纸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文字所寄托的更多是治国的主张和抱负。也许没有往复便难以显示出世道的艰难，在横跨世纪的过程中，历史也总是不时给这些声音以肃杀的一堵南墙。1903年，章太炎、邹容因《苏报》案入狱，邹容死于狱中。至民国，让后世来祭奠这段历史的竟是《申报》的当家人史量才，在抗战时期的论战中，史量才主持的《申报》倾向抗战，批评政府独裁，西安事变后遭暗杀。

历史藏在这砖石其中的秘密，无声的建筑是不会说的，它早已在史量才背后的一声枪响之时，化作了一道无形的符咒，盖在这五层高的申报馆上，不能说也不能忘。申报馆是一个无言的结局。

一座房子，年轻的时候为了居住，老了便成了纪念。汉口路与山东路的交界处，人影绰绰，几十年了，前面的脚步已经在时空的隧道里模糊，贴在申报馆的石壁上，也难以听到渐行渐远的足音。在汉口路的周围，留下的是许多的纸张文具店，卖着空白的书签白纸等。生意不是很好，一来是冬天，读书人宁愿呆在开着暖气的书房里，二来想写文章的欲望也大不如从前。

好在事情总是相生相长，申报馆与眼前的这座昼夜运转的现代报业大厦隔街相望，是一个寂寞的注脚，也是一种藏着诸多想象的期望。看看眼前这座已经化作了纪念的老报馆，还原出一些历史的踪迹，后来者生出的应不仅是感慨，但愿也会平添一些在冬夜里前行的勇气。

——广州——

百十年前的广州报业

没有谁会忽略广州报业在今天中国传媒的地位。事实上，即使是百十年前，把日历翻回20世纪，向洋望海的广州报业也老早就得风气之先，走在了前面。

让时光倒流100年或者更早，今天城区已经辐射到伶仃洋边的广州仅仅就局限在如今的荔湾区一带，也即是西关附近。而那些断断续续、停停开开的百十家大大小小报馆，也主要蛰伏在当年喧嚣的第八甫（今天的光复中路）和十八甫以及多宝路等商业街上，蔚然成行。而今，在中国报业赫赫有名的广州城中的三大报业集团，只有“广州日报”仍属荔湾的范畴，而“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则“远”踞东山——当年的城郊之外。

行走在西关那几条依然留存的只有几百米的狭窄的马路上，已经很难找到百年历史的老建筑。那些已经遁入历史空门的报馆，更是难觅旧踪。

1827年11月8日，美国人伍德在广州创办双周刊《广州纪录报》（Canton Register），是中国境内的第一份英文报刊。后来改为逢周一出刊，内容限远东及广东，尤重广州商情报道。1833年在广州出版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则是中国最早的中文报刊。

鸦片战争前后的广州报刊，主要是外国人创办为主。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曾组织人翻译澳门出版的外文报刊，后人辑为6册《澳门新闻纸》，算是中国最早的译报汇编及文摘报。而具备现代雏形的报纸，则出现在19世纪末。

“事必核实，语戒荒唐”，1884年三四月间，受香港《华字日报》开办的影响，由侨胞和爱国知识分子组成的羊城述报馆在荔湾多宝大街海墨楼印书局创办《述报》，并在广州城中设立了五处代理点，这是中国人最早自办且确知馆址的报刊。这份已经懂得自我标榜的日刊非常重视言论，提出“开言论为自强首义”，并且建立起了自己的通讯网，不少稿子出自外国人之手。当时正值中法战争，时见关于战争的消息和言论。

然而当时的报业发展比较缓慢，从1839年到1900年，中国人在广州创办的报刊只有22家。报章几乎不能谈论时事，《广报》因“辩言论政，法所不容”，被当局查封，改名为《中西日报》出版后，又被第二次查封。《博文报》仅仅因为刊载了一篇文章，说慈禧太后“唇厚口大”，就被两广总督勒令停刊。

1901年，主张维新、曾派吴稚晖率领学生赴日留学的两广总督陶模到任，推行开明政策。陶模素以治理西北边疆政绩著称，他和以新党自居的儿子葆廉都爱看革命党人陈少白主编的香港《中国日报》，并与留日革命党人沈翔云等相交往，受他们影响很深。陶模次年病殁，继任广西人岑春煊也力主改良，广州报业得到了发展，除了综合性报纸之外，还出现了专业报。

这一时期，在广州报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是《羊城日报》，在省城有25处代理，都是大商店，国内和外埠的代理处则有52家。《羊城日报》得到如此大的发展，是因为它是改良派的外围喉舌，虽然有时也对小官吏着意抨击博取敢言声誉，然而言论务求与当局无忤。

有名的还有邓家仁等创办的《时敏报》，其“醒睡副刊”为时人所重；高剑父等创办的广东最早的石印画报《时事画报》，曾揭露官商勾结售卖死猪肉；以方言便语倡导实业的《农工商报》，其出版广告说：“因为世界艰难，志在讲明生财好法，俾大家捞翻起世界”，并开辟出求职专栏，叫“高等荐人馆”。而《安雅书局世说编》，即后称的《安雅报》，更以鼓吹新学闻名于世。

英国记者露理在菜栏街（十八甫南路）创办了中国最早（1908年冬）的一份中英文对照的报纸《中西星期报》，主要登国内外重要时事新闻，对清朝弊政和华工在欧美所受的非人待遇都有所反映。

这一时期报纸的新闻报道手段也开始丰富起来。1900年创刊的《商务日报》，首创以小说形式写新闻，巧妙地避开官方检查。辛亥（1911年）三月廿九日，革命党人在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南越报》刊登纪念诗文，并且发表了黄世仲（署名世次郎）写的具有文学性的新闻纪实《五日风声》，被看作是中国最早的报告文学。

1904年，骆侠挺在中华中路（今解放中路）回龙里创办起中国人自办的最早的通讯社，主要向广州、香港两地报刊发稿。

随着报刊的发展和从业人员的增加，1908年，广州新闻界的头面人物莫伯伊等人发起组织，在十八甫新街成立了“广州报界公会”，是中国最早的新闻团体之一。最初会员有《岭海报》、《羊城日报》等10家，报界公会除开设群众阅书报处外，遇有社会政治重大问题，还由公会公决方针，采取一致步骤，当时广州市政府的兴革要政，也常来咨询。

同时还向各报馆发新闻稿以及公电，起到了通讯社的作用。

报界公会的成立提高了新闻从业人员的地位，此前为士林所看轻的“访事人”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

“洞神坊及十八甫等处各商户无不识吾姓名，每外出，商户及路人多啧啧相指，谓此即某报记者陈某。”曾在广州《人权报》任职的同盟会员陈耿夫说。

《人权报》自称“对于庇赌官绅，剥夺我人民自由者，本报攻讦之，不遗余力”。1916年，力倡反袁的陈耿夫还在广州创办了《民主报》，两年后，因为发表揭露桂系军阀的文章被害。

早年的广州报业经历了三次“天灾人祸”。第一次是著名的“癸丑报灾”，即1913年，为了箝制言论，袁世凯对国民党系统以及一切反袁报刊进行了扫荡，报馆被封和报人受到迫害的事件在广州报界也层出不穷。

第二次是1916年桂系军阀入踞广东后，当权者开始采取压制和收买两手并用的手段对付报界，广州的报业开始出现了异化：有报纸接受政客津贴维持，有报馆将房间腾出开鸦片馆，有报纸沦为“花报”，争相报道妓馆艳闻。

第三次则是有名的“第八甫大火”。1922年11月16日，第八甫发生大火。当时的广州基本上是木屋平房，只有少数是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而市民家中的燃料又全是木柴煤球，正值仲秋季节，风高物燥，第八甫顿成一片火海。除了一大片商号店铺及民居被烧掉之外，还殃及了前面提到的《南越报》，以及《国华时报》等七家报馆。

也有一些好玩的事情。比如传说在新文化运动中，时任广东教育会长的汪精卫在报上发表反对基督教的文章，被一位信徒撰文反驳。双方在报纸上大打笔墨官司，论战了十几天后，汪精卫才发现原来对手是一位卖鱼的小贩，不禁大为懊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