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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最古老的地理文献形成以前，地理知识的发生和发展必然已经经历了一个长期过程。地球上某一动植物的群落类型在地表的分布，早在很久以前就被人类所逐渐认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大大增加了对华夏各地动植物的了解。在《禹贡》《山海经》《周礼》等早期古典著作中，都蕴藏有丰富的有关动植物地理分布方面的知识。
据传说，大禹在治水时派一个叫竖亥的人，测量东西间和南北间的距离。
竖亥又名“太章”，是一个步子极大，特别能走的人。他率领专员，踏遍了中华大地，进行了较精确的测量。他们在测量时，发明了测量土地的步尺，还有量度的基本单位尺、丈、里等。竖亥从东极到西极大踏步行走，测得2.334575亿步，又从南极到北极大踏步行走，测得2.37575亿步。
大禹根据竖亥测得的结果，又测量了洪水的深度，然后从昆仑山取来息壤，治平洪水。息壤就是草木灰，据说它能自己生长，永不耗减，可以与水势相抗衡。大禹又根据山川土壤和植被情况把华夏大地划定“九州”，它们分别是：徐州、冀州、兖州、青州、扬州、荆州、梁州、雍州和豫州。九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反映在了《尚书，禹贡》当中。
《禹贡》的出现与我国战国时代的人们为发展生产而对各地自然条件进行评价具有密切关系，它记述了九州山川、土壤、草木、贡赋等情况。其中对兖州、徐州、扬州的土壤和植被情况有很好的记载。
《禹贡》记载：在兖州，土壤是灰棕壤，草本植物生长繁茂，木本植物长得挺拔高耸，土壤肥力中下；徐州的土壤为棕壤，草质藤本植物生长良好，木本植物主要为灌木丛；扬州的土壤是黏质湿土，长着大小各种竹林和茂盛的草本植物，并长有许多高大的乔木。
《禹贡》指出，不同的土壤上所生长的植物是不一样的。由于地域不同、地理条件的差异，草木种类就不一样。所以，种植的粮食作物也应根据具体情况而有所差别。《禹贡》的作者正是通过动植物情况的调查记录来指导农业生产实践的。
除上述3个州外，《禹贡》还记述了荆州的贡品中包括杶、榦、栝、青茅及各种竹子。杶就是香椿，榦就是柘树，栝就是桧树。此外还记述了豫州出产各种纤维植物等。
其实，对于先秦时期动植物的地理分布情况，《山海经》和《周礼》两部著作则有更详细的描述。
《山海经》不是一时一人的作品，经西汉刘向父子校书时，才合编在一起而成。它是一部大约起自东周迄至战国的著作，还有秦汉学者的添加和润色。该书是作者基于对一些地区情况的了解，加上有关各地的神话、传闻写成的。全书具有较强的地理观念。
《山海经》中描述的动植物分布情况总体而言是比较粗糙的，描述地域较为笼统，涉及的生物虚实不清。只有《中山经》比较清晰，这可能与作者是中原人有关。
比如《中山经》记载：条谷山的树木大多是槐树和桐树，而草大多是芍药、门冬草。师每山的南面多出产磨石，山北面多出产青雘，山中的树木以柏树居多，又有很多檀树，还生长着大量柘树，而草大多是丛生的小竹子。
书中还在这部分地区提到松、橘、柚、薤韭、药、栎、莽草等，反映了我国古代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一些植被情况。
《山海经》对动物的分布情况也有所记载，在《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中记述的动物有白猿、犀、兕、象、大蛇、蝮虫、鹦鹉等，基本上是我国古代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的动物。
《西山经》则描述了我国温带地区和干旱地区的一些有特色的动物，如旄牛、麝等。《北山经》记载了我国古代西北草原、干旱区的一些动物，如马、骆驼、旄牛等。
《周礼》一书则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积累的生物学知识，并和国计民生紧密结合在一起。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强调对各地环境和生物的认识。
《周礼，大司徒》记载：依据土地同所生长的人民和动植物相适宜的法则，辨别12个区域土地的出产物及其名称，以观察人民的居处，而了解它们的利与害之所在，以使人民繁盛，使鸟兽繁殖，使草木生长，努力成就土地上的生产事业。
辨别12种土壤所宜种植的作物，而知道所适宜的品种，以教民种植谷物和果树。这里的记载表明，那时的人们已经有意识地分辨各种野兽的名称和类别，以用作认识各地生物的基础。
《周礼》中首先将生物分为动物和植物两大类，并进一步将动物分为“小虫”“大兽”，约相当于无脊椎动物和脊椎动物。
小虫包括龟属、鳖属、蚯蚓、鱼属、蛇属、蛙属、蝉类、虫属等。大兽包括牛羊属、猪豕属、虎豹貔等毛不厚者之属、鸟属等。反映出我国当时的古代人类就已经有关于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的区分。
《周礼》中有不少内容涉及生态学问题。书中提到辨别土地的出产物、名称及所宜种植的作物，表明我国的古代人类已经注意土壤与植物的关系，强调了在种植庄稼时先调查土壤情况的问题。
比如“山师”之职掌管山林类型的划分，分辨各类林中产物及其利害关系；“川师”之职掌管各种河流、湖泊的产物与其利害关系等。
《周礼》一书不仅关注动植物的一般分布，而且还注意到动植物分布的界限。比如，南方的橘树移植到北方，就会变成小灌木，橘子也会变成不能吃的“枳”；动物中的鹆等的分布也有类似情况。
这是当时人们在长期的观察自然、引种植物和狩猎中得出的经验总结。
当时的人们已注意到木材内部的结构与光照等环境因子的关系。比如认为向阳面纹理细密，向阴面纹理疏柔。这一观察实际上已涉及到植物生态解剖学问题。在有些章节中，作者也记述了人们对植物与水分因子的关系的关注。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周礼·大司徒》中的这样一段记载，是对“五地”的土地情况、动植物的特点、人群等进行系统的论述，体现了人们对生物与环境关系认识的深化。
在山地森林里，分布的动物主要是兽类，植物主要是带壳斗果实的乔木。那里的人毛长而体方。在河流湖泊里，动物主要是鱼类，植物主要是水生或沼生植物。那里的人皮肤黑而润泽。在丘陵地带，动物主要是鸟类，植物主要是梅、李等核果类果木。那里的人体型圆而长。在冲积平地，动物以甲壳类为主，植物主要是以结荚果为主的豆科植物。那里的人肤色白而体瘦。在湿洼之地，动物以蚊、虻昆虫为主，植物则以丛生的禾草或莎草科植物为主。那里的人胖而矮。
这段话虽然受阴阳五行说的影响，带有明显的刻板机械色彩，但不难窥见，在2000多年前，我国人民已具有初步的生态系统概念。
《周礼》一书中的有关记述，比《禹贡》更细致、全面。它不但有详尽的规划分工，还有严密的资源管理设置。其中所反映的生态学知识更为具体、丰富，层次更加分明，在深度和广度方面都有了新的进步。
总之，从《禹贡》《山海经》和《周礼》的有关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从宏观上对各地的植被做了一定的考察，具有一定的植物地理学思想。这是长期实践促使人们了解什么地方分布什么生物，适宜栽植何种类型的作物，不断熟悉各地环境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