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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政治与文化论著——典论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岁月里，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许多伟大的、优秀的作家，他们创作出大量的珍贵文学作品。
随着文学形式不断创造、融合、更新与超越，文学流派和内容的扩充，自魏晋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著作。比如《典论》是最早的文艺理论批评专著。著名的还有《文赋》、《文心雕龙》、《闲情偶寄等》。
东汉末年，在群雄逐鹿中原的征战兼并中，魏王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同时也吸引了大批文人学士，从而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文人集团。
曹丕是曹操与卞夫人的长子，从小在军营中长大。他跟随父亲南征北战，8岁就已经能够提笔为文和骑马射箭了，并且在身为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的父亲曹操的影响下，对诸子百家、古今经传都有较深的学习研究。
按理说，曹操的长子曹昂早死军中，本应立曹丕为世子。但是，曹操是一个很重视人才的人，作为曹操的儿子，没有才华是得不到赏识的，更谈不上立为世子了。何况曹操还有众多在各方面才能出色的儿子，如三子曹彰擅长带兵，四子曹植在文学上表现非凡。
曹操在立谁为世子这个问题上，一直犹豫不决。他打心底里喜欢才华出众、激情澎湃的曹植。他也曾经多次试验过曹植是否真有才华，每次曹植都能出口成章、下笔成文。
于是，曹操就准备将曹植立为世子，但是不少手下官员都反对说：“自古以来，王位理应传给长子，若传给次子的话将会引起混乱不安。”曹操听了，觉得也有道理，就暂时把这事搁了下来。
作为理应接任世子位的曹丕，当然于心不甘，当他听说父亲有立弟弟曹植为世子的想法之后，他便想尽办法要在父王面前表现自己。
当曹操想确立世子的消息传出以后，许多官员幕僚都认为曹植和曹彰的机会比较大，于是纷纷投靠到曹植和曹彰门下。
为了获得父亲曹操的重视，曹丕跑到父亲面前痛哭流涕。曹操就问：“别人都在为争夺世子位置进行准备，你却为何跑到我这里哭泣啊？”
曹丕说：“父王，我对世子的位置不像他们那么感兴趣，而是为了您和国家感到难过啊！”
曹操问：“这话怎么说啊？”
曹丕说：“父王要立世子，说明父王年龄大了，身体越来越不好了，在为自己以后的事做准备了，可是父王不在了以后，我们这个国家靠谁来治理啊！我们怎么能担负起这么大重担啊？”
曹丕一席话说得曹操老泪纵横，更觉得曹丕的孝心可贵。曹操当时认为，别的儿子都在为世子位置争得你死我活的时候，曹丕却能反过来想到父亲的身体，说明他十分重情重义。儿子能够想到父亲离开人世后这个国家如何治理的问题，说明他有政治远见。从此，曹操开始重视曹丕了。
又有一次，曹操带领大军出征，儿子们都前来送行。曹植首先来到曹操的马前说：“父王就要外出征战了，儿子不能伴随左右，为了预祝父王凯旋，我特意作了一首诗。”
接着，曹植当着众人的面给父亲吟诵了一首他自己作的诗。大家听完齐声喝彩，曹操听了也很高兴，夸奖曹植诗作得好。
这时，大家看到曹彰早已披盔上甲，一副誓死追随父亲的样子，他上前请求和曹操一起外出征战。大家纷纷称赞曹彰忠勇的精神。
在这时候，传来一阵哭声，大家扭头一看，原来是曹丕。曹操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我这刚要出征，你却在这里哭，不吉利！于是让人将曹丕叫来问他哭什么。
只见曹丕过来拜见父亲后，泪流满面地说：“父王就要出征了，这一去少则三五月，多则一年，父王不在时，谁来教诲我们啊？而且今后很长时间不能和父王共享天伦之乐，因此很是伤心。”
曹操一听，禁不住被儿子的孝心感动了，于是百感交集，忍不住也流下了眼泪。
渐渐地，曹操觉得曹植虽有才华，但不及曹丕宽厚仁慈，再加上一些官员在曹操面前替曹丕说好话，因此，曹操就有立曹丕为世子的想法了。217年，曹操发布命令，立曹丕为魏王世子。
在文学上曹丕也具有相当的成就，他曾经写下了《燕歌行》等优秀七言诗，但是，他无论是才气还是名气，都比不上弟弟曹植。于是在他被立为世子后，他觉得自己的政治地位虽然稳定了，但还要写些文学性的东西来显示自己的才华。
曹丕在立为世子之前，就参与文坛事务。他深知建安以前，文学受经学的束缚，少有独立的地位。此时盛极一时的汉赋，也竟被西汉著名学者扬雄斥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曹丕的弟弟曹植也认为：“辞赋小道，固未足以揄扬大义、彰示来世也。”
曹植在他所写的《与杨德祖书》中，他就提出要把写文章与对生命个体的自身价值思考联系起来。据此，曹丕号召作家要以古代圣贤“不以隐约而弗务，不以康乐而加思”为榜样，努力改变“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的精神状态，培养自己具有一种超功利的审美心态。
然而，曹丕也自有一套文学主张，他已经赋予文学这一“不朽”语言符号以崭新的现实含义和历史意义，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也是当时文学趋向自觉的深刻表现。
如今，曹丕当了世子，他有了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和能力。为了把握全国文学发展的方向、张扬自己的文学观点，他开始精心撰写学术著作，并将他的著作取名叫《典论》。
书成后，曹丕便召集了许多儒士到肃城门内，亲自讲解《典论》的大义。曹丕侃侃而谈，丝毫不觉得疲倦，深入浅出地阐述他的文学主张。
《典论》共有5卷20篇。所谓“典”，有“常”或“法”的意思。《典论》主要是指讨论各种事物的法则，在当时被视为规范文人言行的法典。篇目都是以两个字命题的，如《奸谗》、《内诫》、《酒诲》、《自叙》、《论文》等。这是两汉以来的通则。
曹丕的《典论》是一部有关政治、文化的光辉论著，但是，《典论》后来大都失传了，只有《自叙》、《论文》、《论方术》3篇遗存了下来。其中的《论文》因被选入《昭明文选》才得以完整保存了下来。
《典论·论文》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论著作，在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典论·论文》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篇专题论文，所论的“文”是广义上的文章，也包括文学作品在内，涉及了文学批评中几个很重要的问题，在文学批评史上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提出了4点：一是文学具有重要的功用；二是作家个性和作品风格有关；三是不同文体有不同的特点、标准；四是文学批评应有正确态度。
曹丕反对自古以来“文人相轻”的积习，他用“审己以度人”的态度，分别指出了“建安七子”在各体文章创作上的长处和短处。为什么这些作家会各有长短呢？曹丕也作了进一步探讨。
曹丕认为，作家独特的个性对作品风格具有决定的意义，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自然禀赋、个性、气质也不同，这体现了魏晋时期“人的自觉”和“文的自觉”的时代精神。
曹丕在《典论·论文》里，把文学提高到与传统经典相等的地位。他还鼓励文人要积极创作，希望他们不要“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是很有远见的。这一论点集中而鲜明地表现了建安时。
第二节 第一部文学论著——文赋
三国时期，吴国有一个显赫的贵族世家，其祖父陆逊是东吴丞相，父亲陆抗是东吴大司马，文武兼备。这家再添了一个男丁，取名叫陆机。
陆机自幼秉承家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熏陶，他精于诗文，工于书法，还擅长武术。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史书《晋书·陆机传》记载说：
机身长七尺，其声如钟。少有异才，文章冠世，伏膺儒术，非礼不动。
晋太康年间的280年，在陆机20岁时，晋武帝灭掉了吴国，陆机的哥哥陆晏、陆景都在战争中死去了，陆机和弟弟陆云也被俘了，后来被流放到了安徽的寿县。
第二年，晋武帝见陆机、陆云兄弟年少而富有才学，便动了恻隐之心，就释放了他们，还让他们回到了故乡华亭的昆山。
这个华亭昆山，后来叫小昆山。陆机和弟弟陆云简单修葺了位于华亭昆山北山脚下的陆家旧宅，并在东北坡修筑了一个读书台。从此，他们兄弟二人在这个景色秀美、远离尘嚣的地方潜心攻读，诗文唱和，度过了10个春秋。
在这10年中，陆机兄弟俩博览群书，完成了知识的升华和艺术的锤炼。特别是陆机，他在遍读古今文章时发现了新的问题。
原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家的文艺观点占了主导地位，当时遵循的是孔子论诗教的理论。到了魏晋时期，文学的地位日益提高，而且把文学创作提高到了“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高度。并出现了“建安七子”、“竹林七贤”，文人辈出，以致形成了“魏晋风度”。
处于这样的文学氛围之中，陆机对整个社会进行深深思考，并决定写一本书，用他的文学实践体会，描述和分析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他的美学美育思想。他把自己的作品取名为《文赋》。
陆机的《文赋》出现，正是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而得到独立发展之后，是在大量创作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理论结晶。
《文赋》首次把创作过程、写作方法、修辞技巧等问题提上了文学批评的议程。《文赋》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全文1700多字，包括序文共20段，每段分论一个中心问题，综合起来主要包括：文章的起源，文章的构思，文章的写作，写作构思中的灵感问题，各种问题的特点，文章的毛病，文章的社会作用。
在《文赋》中，陆机提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在这个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在《文赋》中，陆机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
陆机还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他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灵感有密切关系。他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
在《文赋》中，陆机将文体分为10种，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并对这10种文体从内容和形式进行了论述。
陆机提出的“诗缘情而绮靡”主张，具有开一代风气的重大意义。他只讲缘情而不讲言志，起到了使诗歌的抒情不受“止乎礼义”束缚的巨大作用。
在《文赋》中，陆机不仅研究了各种文体的风格特色，而且还从理论上总结了风格的多样化及其形成原因，对创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技巧等问题也作了很多的分析。
在结构和布局方面，陆机强调必须恰如其分地安排好意和辞，也就是所谓“选义按部，考辞就班”。务必使意和辞都能充分发挥其作用，使“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
在铺陈意和辞的过程中，陆机十分重视意的主导作用，“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以内容为主干，以文辞为枝叶。但是没有华丽丰满的枝叶，也就没有生气，只有枯树干也不能成为一棵活的树。陆机主张内容和形式统一，情貌一致。
在艺术风格上，陆机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究形式美的新时尚。对文学作品的艺术美，陆机以音乐作比喻，提出了5个标准：应、和、悲、雅、艳。
“应”是指音乐上相同的声音、曲调之间相互呼应构成的音乐美，比喻文学的丰赡之美。他认为文学作品应如众弦成曲、众色成彩，做到枝叶繁茂、色彩交辉，而不是偏弦孤唱、独帛单彩。
“和”是指音乐不同的声音、曲调之间相互配合而构成的和谐音乐美，借此比喻文学创作上丰赡之美要和刚健的骨气相配合。
“悲”是以音乐上的悲音来比喻文学创作要能充分体现鲜明强烈的爱憎感情，能够真正感动人。
“雅”是指和新声、郑声相对立的音乐，指格调纯正。陆机所说的“雅”，主要是指比较广泛意义上的纯正格调之意，而不赞成那种“或奔放以谐合，务嘈囋而妖冶”的轻浮格调。而且陆机本人对“新声”十分重视，而且积极提倡。
“艳”是提倡诗要艳丽，具有很高的艺术美。这是陆机文艺思想中反映时代特点的重要表现，也是他突破儒家传统美学思想的重要表现。
可以说，陆机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对创作过程中的具体表现技巧问题也作了很多分析。因此，《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文赋》对六朝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影响极大，不仅后来刘勰的《文心雕龙》是对陆机的全面继承和发展，而且后来文学理论家挚虞、李充的文体论，沈约等人的声律论，萧统《文选》中的文学观念等，都是在陆机思想的影响下，从某一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陆机的《文赋》可谓是旷世佳作，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篇完整地、系统地全面论述创作的文学理论作品，对后世具有重大的影响。
第三节 文学理论专著——文心雕龙
在南朝梁武帝在位时的467年，京口有一个刘姓的人家里诞生了一个男孩，父亲给他起名叫刘勰。
刘勰少年时就喜欢学习，富于想象，志向高远。在刘勰7岁那年，有一天他梦见一朵五彩祥云，就像锦缎一样色彩鲜丽，在梦中，他便爬上去把这片美丽的祥云采了下来。
然而，现实中却没有这么美妙，刘勰8岁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他的父亲在建康平叛战役中牺牲了。在母亲的陪伴下，刘勰刻苦攻读，立志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可是，在他20岁时，母亲也去世了。
刘勰为母亲守孝3年后，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京师建康——就是现在的南京——谋求生计。在陌生的建康城里，举目无亲，初入京师的刘勰每天只好奔走于父亲在世时的好友之中，乞求得到推荐，给他一个可以为国家效劳的机会。但是，茫茫人海，谁会举荐一个孤儿呢？
没有在京师谋得一官半职的刘勰，只好走进了钟山定林寺，投靠了当时非常著名的高僧僧佑，在那里学习佛经和儒家经典。寺庙的生活是清净的，这对刘勰来说，正是博览群书的大好时光。
在当时，钟山定林寺是全国两大藏经处之一，定林寺所收藏的经典书籍之多是天下闻名的。僧佑和尚把整理佛经的任务交给了刘勰担当。刘勰因此成了定林寺佛教古籍整理的执行主编。
刘勰在定林寺一待就是十几年，他在帮助僧祐大规模地整理佛经时，也丰富了自己的学识，最终成了博通经论的学者。
在刘勰3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又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手捧着红色的祭祀礼器，像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弟子那样，跟着孔子飘飘忽忽地往南走。醒来，刘勰觉得这个梦是圣人孔子给他的启示，希望他发扬光大儒家思想。
刘勰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他有着“君子处世，树德建言”的鸿鹄之志。他认为，作为儒家君子，要么从政当官，恩泽百姓，要么就要著书立说，以垂教后世。
自从做过这个梦后，刘勰便决定用自己的学识来宣扬孔子的思想，报答孔子对他的期望。
在刘勰生活的那个时代，弘扬儒学最好办法就是注释儒家的经典。但刘勰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能力，是超不过汉代的大儒马融和郑玄的，于是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一时期的文章体制逐渐败坏，有些作家只注意追求辞藻华丽而忽视了文章内容。为了纠正这种不正文风，刘勰决定以写论文的方式，来论述有关写作的问题。
在当时，文学论文也有很多，像曹丕的《典论》、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以及李充的《翰林论》等。这些文章虽然写得都很好，但不是太少，就是太简略，很难让人知道写文章的全部奥秘。于是，32岁的刘勰，开始构建自己宏大而缜密的文章论述体系。
在定林寺十多年青灯黄卷的时光中，刘勰广学博识各种文籍，为他积淀了著书立说能力，厚积而薄发，他充分利用一切时间，发奋著述。经过五六年时间的辛勤写作，在501年的春夏之间，刘勰完成了3.7万多字的文学评论巨著《文心雕龙》。
《文心雕龙》写成之后，虽然也在文人之间传阅，但并没有受到人们的重视。刘勰深知这本书的学术价值，他希望当时的文坛领袖沈约能够看到，并给予评价。
那时沈约是地位很高的官员，作为一介平民的刘勰没有正式约见沈约的理由和机会。于是，刘勰便想了一个能见到沈约的办法，那就是拦车献书。
501年的一天，刘勰用包背着他写的厚厚的《文心雕龙》书稿，打扮成小贩的样子，等候在沈约常常来往的路上。当文坛领袖沈约坐着马车从大街上经过时，刘勰当街拦住车驾，献上了《文心雕龙》书稿。沈约便命仆人取来书稿带回家中阅读。
沈约看了《文心雕龙》后，大加称赏，认为此书深得文理，并把这本书放在书桌上经常翻阅。沈约在文人聚会时大加称赞，《文心雕龙》一书终于在文人中传播开来了。从此，刘勰也随着这部伟大著作的传播而名扬四海。
《文心雕龙》书名中的“文心”，指的是写文章的用心，“雕龙”指的是要把文章写得如雕绘龙纹一样精美。“文心雕龙”意思是写文章必须用心，就像雕刻龙纹那样细，最终才能创作出美好的文学作品。刘勰正是用这样的一份精美和用心写成了这本书。
《文心雕龙》分10卷，共50篇，有完整的行文体系和严密的组织结构，总体上来说可以分为上、下两编。内容分为总论、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4个主要部分。刘勰在总论中阐述了他的文学基本观点，是全书的纲领和理论基础，其中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辩骚》5篇文章。
在总论中，刘勰说明了《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是以道为根本，以圣人为老师，以儒家经典为主体，以纬书为参考，以《离骚》为变化，从而体现出他论文的基本思想。就文学创作而言，写作的根本问题，也都包含在其中了。
《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刘勰称之为“论文叙笔”，是对各种文体源流及作家、作品逐一进行研究和评价，主要包括《明诗》、《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讳碑》、《哀吊》、《杂文》、《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招策》、《檄移》、《封弹》、《章表》、《奏启》、《议对》、《书记》共20篇。
在文体论部分，刘勰从“原始本末”、“释名章义”、“选文定篇”和“敷理举统”4个方面，论述了35种文体的源流和特征，将文章分为有韵的“文”和无韵的“笔”两大类，解释其文体名称和意义。
在这部分中，刘勰还列举了以往作家的创作，评论其作品，概括出每一种文体的特征和写作要领。这一部分是从感性材料上进行分析，为后文进一步进行理论阐述打下了基础。
创作论部分以“剖情析采”为中心，重点研究有关创作过程中各个方面的问题。其中包括《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炼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述》、《事类》、《时序》、《物色》共20篇。
创作论部分是《文心雕龙》对文学创作指导意义最大的一部分。在这部分中，刘勰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文学构思、艺术风格、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的继承与革新、文学创作中的具体艺术技巧，如声律、比兴、夸张等艺术手法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论述。
文艺批评论部分包括《时序》、《才略》、《知音》、《程器》4篇。在这部分，刘勰从不同角度对过去时代的文风和作家成就提出了批评，并对批评方法进行了专门探讨，可以说是刘勰的文学史论和批评鉴赏论。
在最后一篇《序志》中，刘勰说明了自己的创作目的和全书的部署意图。在这里，刘勰概括了全书内容和写作时所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这就类似于“跋”。
《文心雕龙》的内容几乎论及了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所有问题。而且全篇结构严谨，论述周详，理论观点首尾一贯，各部分之间又互相照应，具有严密、系统、完整的体系，在古代文学批评中，是空前绝后的著作。
在《文心雕龙》中，刘勰以儒家美学思想为基础，兼采道家，全面总结了齐梁以前的美学成果，细致地探索和论述了语言文学的审美、本质及其创造、鉴赏的美学规律。
刘勰的《文心雕龙》不但内容上丰富精到，见解独到，而且在形式上也非常讲究叙述的生动性。在《文心雕龙》中，刘勰多是运用简洁、平易、生动的比喻，贴切精当、寓意深刻地表达了内容，同时，表达形式又灵活多样、富于变化。可以说，刘勰的《文心雕龙》用形象生动的方式论述了文学理论中的重大问题。
《文心雕龙》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文学理论批评著作，是从商周到齐梁时期文学创作经验的大总结，也是齐梁以前文学理论批评的集大成者。我国历代对《文心雕龙》的研究、注释、翻译著述颇多。后来，《文心雕龙》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了一门显赫的学问，就是“龙学”，对后世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
第四节 文学艺术辩证总论——艺概
清嘉庆年间的1813年正月，这天夜晚，江苏北部的兴化城内一个清寒知识分子家庭，出生了一个男孩，父亲刘松龄给儿子起了个名字，叫刘熙载。
刘熙载聪颖好学，但是因为家境贫困，他到了上学的年龄却不能上学读书。于是，好学的刘熙载便常常跑到私塾外面听老师讲课，时间长了，就被私塾先生张秉衡发现了。张秉衡非常感动，就亲自来到刘熙载的家中，告诉他的父母可以免费让刘熙载到学堂读书。
刘熙载10岁那年，父亲去世了；15岁那年，母亲又去世了。这一切并没有消磨刘熙载求学的意志，他读书更加刻苦勤奋了。
道光年间的1834年，刘熙载通过考试，成了文正书院中的一名秀才。在这里，刘熙载在清代书画家解如森、查咸勤两位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学业进步很快。
1839年，踌躇满志的刘熙载赴南京参加乡试，并顺利成为一名举人。1844年春，刘熙载去北京参加会试，又金榜题名，高中进士，他还以文章与书法均优，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1847年，刘熙载成为翰林院编修。
正所谓“酒香不怕巷子深”，刘熙载的道德学问得到了咸丰皇帝的赞许。1853年，不惑之年的刘熙载，奉皇帝之命每天教皇子们读书。学识渊博的刘熙载谦虚而有责任心，他希望通过自己悉心的教授，使这些皇子们能够成为治国安邦的良才。
清咸丰皇帝听说刘熙载对诸王诲而不倦，自己又学而不厌，多次去书房看望他。每次见到刘熙载，总是看到他精神抖擞，一点疲倦的样子都没有。咸丰皇帝很是奇怪，就问刘熙载修身养性之道，他回答说：“闭门读书。”皇帝非常高兴，为嘉奖刘熙载，就亲手书写了“性静情逸”4个大字赐给他。
刘熙载的心是安静而理智的，也是超脱飘逸的。他宠辱不惊，没有因为咸丰的恩赐而沾沾自喜，依然勤恳地教学、读书。
1856年，正当刘熙载安心读书教学时，他因为治学严谨，品行端正，被派去做道府官。刘熙载不愿做官，他便请假到山东禹城开设私塾教授学生。
1859年底，刘熙载被调回到北京，仍做翰林院编修。第二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英法联军打进北京，刘熙载却不顾同僚亲友的劝告，毅然决定独留北京，他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忠贞和节操。当时的湖北巡抚胡林翼深为感动，并以“贞介绝俗，学冠时人”向皇上疏荐刘熙载，并邀他到武昌主讲江汉书院。
1861年，当刘熙载兴致勃勃地赶赴武昌时，江汉书院的生员们早因战乱四处逃散了。有点失意的刘熙载只得踏上返京的旅途，他一路上访古漫游，一走就是一年多。
1863年的夏秋之际，刘熙载回到北京，第二年，他被补为国子监司业，不久，又被任命为广东学政，补左春坊左中允。1866年，刘熙载便辞官回乡了。
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兴化，刘熙载陶醉在家乡的秀美风光里。他在闲暇之余，访亲会友，品诗论文，日子过得倒也清净自在。
1867年，55岁的刘熙载经不住好友敏斋再三诚恳的邀请，再次辞别家乡，前往上海龙门书院，开始了长达14年的讲学生涯。他的教育思想深受同乡北宋教育家胡瑗的影响，当时人们称赞他为“以正学教弟子，有胡安定风”。
刘熙载在主讲龙门书院以后，他推行了胡瑗的分斋教学法，就是根据学生的程度、志趣、特长进行因材施教。在教学中，他特别注重实践，引导学生乐学好学，还教育学生要仪表端庄，要远恶近善等等。
刘熙载治学严谨，也很会关心学生，每隔五天必要询问学生读了什么书、学到了什么理，还常常一个人到斋舍检查考核，不让学生有丝毫懈怠。
在龙门书院中，还经常有一批文人学士、学者，大家聚集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对教学很有促进作用。当时著名的学者张文虎、郑伯奇、吴熙载、俞樾等都与刘熙载交往密切。
在龙门书院教书育人的同时，刘熙载也有时间把满腹经纶转化为传世文字。《艺概》就是刘熙载在1873年写成的。
《艺概》是刘熙载对自己历年来谈论文艺的札记所做的集中整理和修订。刘熙载把《艺概》分为共6卷，分别是《文概》、《诗概》、《赋概》、《词曲概》、《书概》、《经义概》。刘熙载在这6卷中，分别论述了文、诗、赋、词、书法、经义。
其中，《文概》有339条，专门讨论了古代散文。《诗概》有285条，专门讨论先秦至宋代的诗歌。《赋概》有137条，专门讨论赋。《词曲概》有159条，专门讨论词曲。《书概》有246条，专门讨论书法。《经义概》有95条，专门讨论文章写作方法。
刘熙载的散文多模仿先秦诸子，以立意为宗。他说自己谈艺“好言其概”，故以“概”名书。“概”的涵义就是，得文章的大意，说文章的概要，以简驭繁，以少概多，使人明白要旨，触类旁通。这是刘熙载谈艺的宗旨和方法，也是《艺概》的特色所在。
因此，《艺概》全书内容虽复杂，但论述简练而有重点，尤其在论及诗文辞赋等部分中，对作家作品的评定，对文学形式的演变，对艺术特点的阐发等方面，有很多精辟的观点。
刘熙载评论文学有一条重要原则，他不仅强调文学作品要有充实的内容，而且还能把文学作品同作家的思想品质联系起来考察。他认为“诗为天人之合”，即诗歌是天理与诗人性情的融合，文学作品价值的高低与作家人品的优劣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他直截了当地指出“诗品出于人品”。
正是从“诗品出于人品”这一原则出发，刘熙载推崇的是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等人。
也正是根据“诗品出于人品”这一精神，刘熙载才大胆地把历来尊为正统的温庭筠、韦庄的婉约派列入“变调”，而把苏轼开创的豪放派列入“正调”。在《书概》中，刘熙载同样从字的内涵来比喻人的内在素质，强调“字如其人”。他说：
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其人而已。
不仅如此，刘熙载还更形象、更具体地把不同的人写出不同的字作了进一步阐述，他说：
圣哲之书温醇，骏雄之书沉毅，畸士之书历落，才子之书秀颖。
在这里，刘熙载把“字如其人”表述得淋漓尽致。刘熙载还注重文学自身的特点和规律，他认为文学是“心”学，是“我”与“物”相激荡的产物，强调作品中感情的真挚。在《赋概》中，他说：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
在这里，物色是指客观事物，生意是指主观感情。二者必须互相交融才能产生好的作品，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境界。在《诗概》和《词曲概》中，刘熙载提出，反映在作品中的思想感情必须深刻，文学作品如果只重外在的美，不能抒发胸臆，尽管辞藻华丽，也是没有生命力的。他认为，词曲“以色论之，有借色，有真色”，“诗有借色而无真色，虽藻绘实死灰耳”。在这里的借色是人工雕饰的美，真色是事物本质的美。刘熙载肯定了有个性和独创性的作家作品，反对因袭模拟、夸世媚俗的作风。他认为：“在古人为清新者，袭之即腐烂也”，如果“拾得珠玉，化为灰尘，岂不重可鄙笑”，因此，文学作品“切忌拾古人牙慧”。
刘熙载还十分重视艺术形象和虚构，认为“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他说：庄子的文章“意出尘外，怪生笔端”，是“寓真于诞，寓实于玄”；李白的诗“言在口头，想出天外”，其实与杜甫“同一志在经世”。
在《经义概》和《文概》中，刘熙载运用辩证方法总结了艺术规律，指出：
文之为物，必有对也，然对必有主是对者矣……更当知物无一则无文，盖一乃文之真宰，必有一在其中，斯能用夫不一者也。
在《艺概》中，刘熙载对“物我”、“情景”、“义法”种种关系的论述着重揭示了这几个要素之间是如何辩证统一的，而且突出了“我”、“情”、“义”的主导作用。
在《书概》中，刘熙载在论及书法中“丑”与“美”的关系时，有一段非常有名的话：
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一丑字中丘壑未易尽言。
意思是说，书法艺术上的“丑”，有着语言难以尽述的内涵。在这句话之前，他说：
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庄子·山木篇》曰：“既雕且琢，复归于朴”，善夫！
这前后两者的意思是连贯的，“不工”就是丑的具体内容，刘熙载将学书过程最后落实在“工求不工”，以“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为审美标准，这与传统观念正好相反，自有其独特美妙之处。正因为能够把握艺术辩证，刘熙载评价作家作品时，往往有独到之见，长处和短处都能如实指出。他说：
齐梁小赋，唐末小诗，五代小词，虽小却好，虽好却小，盖所谓“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也。
刘熙载论表现手法与技巧时，还提出了一系列相反相成的艺术范畴，如深浅、重轻、劲婉、直曲、奇正、空实、抑扬、开合、淡丽等等观点，对后来的文艺创作有所启发。
《艺概》是刘熙载谈文说艺的精华荟萃，是刘熙载最重要的学术理论著作，也是晚清的一部优秀的文艺理论著作。
在《艺概》中，刘熙载对艺术创作中一系列辩证关系进行了深刻而全面的探讨。他从解剖各种艺术的具体实践出发，概括出100多个对立统一的美学范畴。刘熙载总结出的这100多个美学范畴，构成了我国古典艺术辩证法的一个独特的审美体系，是我国古典美学辩证法方面的一大贡献。他希望运用两物相对峙的矛盾法则来揭示艺术美的构成和创作规律。
刘熙载的《艺概》被认为是我国近代文学史上的一部优秀的古典美学经典之作，他的广博和慧深为后代许多学者所推崇。而刘熙载也成为我国古典美学的最后一位思想家，被誉为“东方黑格尔”。
第五节 艺术百科全书——闲情偶寄
明万历年间的1611年农历八月初七这一天，浙江兰溪夏李村药材商人李如松的家里，伴随着婴儿的啼哭声，一个小男孩来到了人世。
婴儿清亮的啼哭声，使李家的人们想起他们的本家、诗仙李白的故事，他们祈盼这个婴儿是李太白转世，希望担负起光大李家门楣的使命，于是给他取名为仙侣，字谪凡，号天徒。
在李仙侣出生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如松，便把家迁往江苏如皋居住。
李仙侣从小就聪明好学，对“四书五经”中的很多名句过目不忘。他五六岁时，便能赋诗作文。少年的李仙侣就立志做大事，他时常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要刻苦读书。
为了让儿子能静心攻读，光宗耀祖，李仙侣的母亲也学孟母三迁教子，把李渔安置到李堡镇上的老鹳楼里，让李仙侣专心读书。
正当李仙侣在书山学海中奋读攻研的时候，他的父亲因病不幸去世，全家人顿时陷入了生活困境。
父亲的去世，更坚定了李仙侣考取功名的决心。崇祯年间的1635年，李仙侣去金华参加了童子试，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
首战告捷，使李仙侣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1639年，29岁的李仙侣赴省城杭州参加乡试，但万万没有料到，他竟名落孙山。
科举考试失败的沉重打击，使李仙侣心中非常难过郁闷，作诗抒发心中的不快，还常常以晚唐才高落魄的刘蕡自比。
1642年，李仙侣在明王朝举行的最后一次乡试中，再次到杭州应试。但是，由于当时社会局势动荡，他不得不中途而返。此时，李仙侣求取功名的理想顿时化成了泡影，他心灰意冷，惆怅不已。
这年的清明节，李仙侣在祭扫父母的墓时，百感交集，内心愧疚，感叹自己不能光耀门庭，辜负了父母的厚望。当时，他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三迁有教亲何愧，一命无荣子不才。
人泪桃花都是血，纸钱心事共成灰。
在清顺治年间的1646年8月，清军攻占了金华，功名不遂、身经战乱的李仙侣只得归隐故乡。后来，李仙侣把自己的名改为李渔，字笠鸿，号笠翁。
李渔称自己为“识字农”，在伊山头父母墓边，新建了一座草堂，构筑了自己的乐园“伊山别业”，也就是伊园，又给自己起了个号，叫伊园主人。
伊园经过李渔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安排，他在园里构筑有廊、轩、桥、亭等诸景，他还自夸说伊园可以与杭州西湖相媲美。这时的李渔想要学唐代诗人王维，在伊园隐居终生。
在村里，李渔还非常关心村上的公益事业。他在村口的大道旁倡建了一座凉亭，取名为“且停亭”，并在亭上题了一副对联：
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
李渔还倡议村里修水利，积极兴建了石坪坝等4处堰坝，挖了6里沟渠，使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带形成“自流灌溉”，改善了农田水利，让村民真正受益。
在清顺治年间，李渔深受村民敬重，被推为家族的宗祠总理。这一年，李渔为兴修水利介入了一场诉讼。这场诉讼使李渔心力交瘁，于是，他便萌发了离开家乡到杭州发展自己事业的念头。作出这个计划后，李渔便卖掉自己悉心营造的伊园，举家迁往杭州，去寻找新的创业之路。
李渔一家来到美丽如画的杭州后，虽然人生地不熟，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李渔没有气馁，他知道这么大的杭州城，一定有他的谋生之路。他开始寻找谋生机会，他走遍了杭州城的大街小巷，所有的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
李渔在不断接触、不断观察、不断了解中，他发现，在这座繁华的城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着浓厚的兴趣。
李渔发现冯梦龙、凌濛初的小说“三言”和“二拍”很畅销，因为他自己正好擅长写小说，于是，他便产生了以写小说为生的想法。这样既可以解决一家人的生计，还可以使自己在杭州城立住脚跟。于是，李渔毅然选择了一条被当时的人们看作是下贱行业的“卖文字”的道路，开始了他以“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创作生涯。
接下来，李渔以勤奋的创作能力，在数年之间，就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6部传奇，以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
李渔作品，故事新鲜，情节奇特，布局巧妙，语言生动。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下层人物，以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为主题，具有反封建进步意义。
这些通俗文学作品，虽然在当时被正统文人所看不起，但由于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适合广大观众、读者的欣赏情趣，所以，他的作品一问世，便被抢购一空。尤其是他的短篇小说集，更是受到读者的欢迎，成为抢手货。当时，李渔的作品因为雅俗共赏，通俗易懂，遍行于坊间，不少作品甚至还被翻译传到日本及欧洲国家。
与此同时，李渔发现，明代剧作家的剧本，大多不适合舞台表演。发现这些剧本的缺点后，李渔在戏剧创作上，便更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更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实践。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戏坛上一举成名。
从1651年至1668年，李渔创作了《怜香伴》、《风筝误》、《比目鱼》、《凰求凤》等大量剧本。他还把《风筝误》等10个剧本合称《笠翁十种曲》出版发行。李渔的《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
因此，这本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被人们抢购一空，并被当时戏剧界推为“所制词曲，为本朝第一”。
1662年，李渔告别了风景如画的西子湖，来到文人荟萃、虎踞龙盘的六朝古都南京，开始了他文化事业上的全新时期。
李渔在这里购买了一个小院子，并把这个院子取名为芥子园，意思是“芥子虽小，能纳须弥”之意。小小的园庭经过李渔的精心设计，竟也别有情趣，园中有栖云谷、月榭、歌台、浮白轩等景，并都题有楹联。其中，书屋的对联是：“雨观瀑布晴观月，朝听鸣琴夜听歌。”月榭的对联是：“有月即登台，无论春秋冬夏；是风皆入座，不分南北西东。”
在金陵芥子园内，李渔与他的文友、戏友经常一起观剧切磋技艺。与他交往的人中，上至位高权重的宰相、尚书、大学士，下至三教九流、手工艺人，遍及17个省，200多个州县，成为当时交友最多、结交面最广的文人。
众多的朋友，使李渔能自由往来于朝野文人之间，也使他增加了不少知识，懂得了许多人情世故，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生动的文学素材。
李渔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在金陵期间，他一方面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走，交结官吏友人，以取得他们的馈赠和资助，另一方面，他每到一地，都要游览山水胜地。
李渔把大自然称为“古今第一才人”。他说：“才情者，人心之山水；山水者，天地之才情。”还说：“不受行路之苦，不知居家之乐。”
李渔对戏曲情有独钟，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创办自己的戏剧班，能亲自教习和导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
在康熙年间的1666年，机会来了。这一年，56岁的李渔应朋友之邀，从北京前往陕西、甘肃游历。在游历的路上，他先后在临汾、兰州得到了颇具艺术天赋的两位独具艺韵的唱戏演员乔姬和王姬。乔、王二位主角演员的到来，再加上其他一些原有的配角演员，一个初具规模的李氏家班就组建起来了。
由于有了乔、王二位演员出色的表演，以及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他的李氏家班迅速红遍了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国家。
在当时交通条件十分落后的情况下，李渔携带着家班不辞辛劳，远途跋涉，四出游历，在全国各地巡回演出。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很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
在长期的漫游中，中华大地的奇山秀水到处都留下了李渔的足迹。李渔对大自然也作了深入的观察和研究。李渔对各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的调查，这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他对各方面艺术的审美情趣，而且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创作素材。
这些素材经过李渔精细的提炼和艺术加工后，创作出了大量的诗、词、曲、赋。这些作品既有写实的、抒情的，也有联想的、议论的，语言凝练，韵律优美，深受世人的称诵。
李渔还把从游历四方获得的素材移植到小说、戏曲创作和造园艺术中去，为后人留下了一批丰富而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
在金陵芥子园和苏州百花巷的李渔寓所，也成为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1671年端午节前后，李渔两次带家班在百花巷演出经他改编的《明珠记》等剧，并与著名戏剧家尤侗、著名诗人余怀等一同观演，共同切磋。那时，经常是夜间上演，曲未终而东方已白，兴致盎然，意犹未尽。
李渔的家班作为李渔自己的实验剧团，使他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李渔的家班不仅成为李渔谋生手段之一，而且在普及戏曲文化，推动昆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就在李渔家班声誉鹊起、蜚声海内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1672年，年方19岁的李渔家班台柱乔姬，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祸不单行，第二年，李渔家班的另一台柱，也是正19岁的王姬，又因病去世。这对李渔的戏曲事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李渔的家班从此一蹶不振，逐渐瓦解。
在李渔60岁时，他决定开始系统地总结自己一生生活的所闻所见所得的经验，并把这些经验写成文字，形成理论。
1671年，李渔写成了《笠翁秘书第一种》，这本书也叫《闲情偶寄》，又叫《笠翁偶寄》。
《闲情偶寄》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他把《闲情偶寄》的内容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8部，共有234个小题。在书中，李渔谈论了戏剧的创作和表演、妆饰打扮，还有园林建筑、家具古玩、饮食烹调、养花种树、医疗养生等许多方面，内容相当丰富。
李渔在《闲情偶寄》的《词曲部》主要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在《演习部》主要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在《声容部》中的《习技》则详细叙述如何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这些内容都和戏剧有关。
《闲情偶寄》的后6部包括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在这几部里，李渔全景式地谈论了清初我国人民的世俗风情，包括日常生活娱乐和养生之道，以及当时的人们如何美化生活等内容。
李渔对这6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他在行文中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李渔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李渔还希望通过对草木虫鱼、修身养性知识的论述，以及广泛的引证和婉转的比喻，来帮助社会规正风俗，或警惕人心。
其中的“饮馔”部，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李渔的饮食观与饮食美学思想。李渔对饮食养生之道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在《闲情偶寄》卷五《饮馔部》的《蔬菜第一》中分别有笋、蕈、莼、菜、瓜等14篇。在《菜》这一篇中，李渔一开头就写道：
世人制菜之法，可称百怪千奇，自新鲜以至于腌糟酱腊，无一不曲尽奇能，务求至美，独于起根发轫之事缺焉不讲，予甚惑之。
对于一些菜蔬的食用方法，李渔也讲得既通俗易懂，又生动精彩。他说：
瓜茄瓠芋诸物，菜之结而为实者也……贫家购此同于籴粟。但食之各有其法，煮冬瓜丝瓜忌太生，煮王瓜甜瓜忌太熟；煮茄瓠利用酱醋而不宜于盐；煮芋不可无物伴之，盖芋之本身无味，借他物以成其味者也；山药则孤行并用无所不宜，并油盐酱醋不设，亦能自呈其美，乃蔬菜中之通。
这段文字便是一则膳食小品，清新优美，趣味盎然。在《闲情偶寄·声容部》中，李渔还分别介绍了肌肤、眉眼、首妇人之衣，不贵精而贵洁，不贵丽而贵雅，不贵与家相称而贵与貌相宜……肌肤近腻者，衣服可精可粗；其近糙者，则不宜精而独宜粗，精则愈形其糙矣。
李渔对我国传统民居建筑也很有研究，诸如房舍的向背、高下，界墙及窗栏的制作、形制、取景等都有生动详细的介绍。在《闲情偶寄·颐养部》中，李渔还教给人们祛病养生之法：
病未至而防之，病将至而止之，病已至而退之。
李渔的《闲情偶寄》堪称是生活艺术的大全、休闲的百科全书，是我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因此，《闲情偶寄》在我国传统雅文化中享有很高声誉，被誉为古代生活艺术大全，名列“中国名士八大奇著”之首。
李渔还是我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在《闲情偶寄》中，李渔分别对戏曲的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这几部分是李渔在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
李渔的《闲情偶寄》是我国最早的系统的戏曲论著。它是我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著作，是我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是世界上最早的导演学。因此，李渔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也有评论家称之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在《闲情偶寄》中，李渔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他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
因此，李渔的《闲情偶寄》对后人提高生活品位、营造艺术的人生氛围有极大的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