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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志怪小说创作的高峰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清代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短篇小说集。作品成功地塑造了众多的艺术典型，人物形象鲜明生动，故事情节曲折离奇，结构布局严谨巧妙，文笔简练，描写细腻，堪称我国古典文言短篇小说之巅峰。
《聊斋志异》真实地揭示了现实生活的矛盾，反映了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要求。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抨击假、恶、丑，是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总的艺术追求，也是这部短篇小说集最突出的思想特色。
明代末期，山东淄川蒲家庄有一个富贵家庭，家主名为蒲盘。蒲盘小时致力于学习，但是到了20多岁还未能考中秀才，所以弃书从商了。
后来，蒲盘到了40多岁都没有子嗣，便不再积攒家业。于是蒲盘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去周济贫困，建造寺庙，可能是他做的好事感动了天帝，蒲盘后来相继有两个儿子出生了。
1640年，农历四月十六夜间，蒲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他看到一个披着袈裟的和尚，瘦骨嶙峋的，病病歪歪的，走进了他妻子的内室，和尚裸露的胸前有一块铜钱大的膏药，蒲盘惊醒了。
这时蒲盘听到婴儿的啼哭声，原来是他的第三个儿子出生了。在月光的照耀下，蒲盘惊奇地发现，新生的儿子胸前有一块清痣，这块痣的大小、位置，和他梦中所见那个病病歪歪的和尚的膏药完全相符，蒲盘为他取名为“松龄”。
因为家境衰败，蒲盘没钱为蒲松龄请老师，便亲自教子读书。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不忘，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钟爱。
蒲松龄19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尧臣、张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与此同时，蒲松龄也开始了对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在1664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
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
科举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
1664年，蒲松龄读书于李尧臣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但依旧没有考上。
在蒲松龄三十一二岁时，应同乡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的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
孙蕙、蒲松龄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启、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
但不久后，蒲松龄就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终于在他32岁这一年的秋天，他辞幕宾返回故乡了。蒲松龄在南方做幕宾的生涯只有一年，但对他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
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
一年间，蒲松龄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后来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志怪小说作品，如《晚霞》、《白秋练》和《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还有《莲香》就是作于南游期间。
其次，幕宾生涯使蒲松龄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后来在志怪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
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
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在蒲松龄所写的《感愤》诗中写道：
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
这不仅表明蒲松龄写作志怪小说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
《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从南方返乡后，对于志怪小说创作，已有了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1679年，40岁的蒲松龄应同邑毕家聘请，设帐城西西铺庄。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也就是在这年，蒲松龄将自己长期以来所写的志怪小说初次结集，取名为《聊斋志异》，刑部侍郎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
这时，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聊斋志异》结集面世之后，蒲氏为生计所迫，仍坐馆毕家。
来到毕家后条件好了，有石隐园的美景，有万卷楼的藏书，再加馆东的支持，他决心续写完成这部巨著《聊斋志异》。从此他便集中业余的精力投入到收集素材与构思创作中。寒来暑往，日复一日，终于完成了《聊斋志异》。
第二节脱离束缚的理想生活
谈鬼是《聊斋志异》的显著特色，500篇小说中，谈及鬼的就有100多篇。“喜人谈鬼”的蒲松龄在不知不觉中为我们构造了一个从地上挪入地下，从无序升入有序的现实人间。对这个幽冥世界，无论蒲松龄还是读者都寄寓了无限的憧憬和真诚的热望，而故事中的人或鬼，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这世界的亲切和温暖。
《聊斋志异》百余篇鬼小说是鬼魂信仰文化的艺术再现。在民俗生活中，人们往往按照现有的生活生存状况想象死后的世界。如相信死后的灵魂如生前一样有一个居处，或坟墓或冥府，而且可以夜间出来拜访生人等。作为鬼魂信仰的具象，《聊斋志异》的鬼小说体现了这一民俗文化的特征。
《聊斋志异》中诸鬼大多有自己的活动场所。孤魂野鬼大多住在自己的墓里，如聂小倩就住在上有鸟巢的大白杨树下的坟墓里。也有聚居的鬼村落，甚至如阳间村落一样有名可查，如《巧娘》中傅廉为华三姑传书至“秦女村”。
村落中的鬼魂们各有自己的住宅，《公孙九娘》中的莱阳生甥女就同一媪居住在两椽茅舍子里。但更多的鬼魂死后直奔地府。在《连城》中乔大年一恸而绝，魂魄出窍，遥望南北一路，行人连续如蚁。这“如蚁”的鬼魂都是去阴曹报到的，而连城的鬼魂只能坐在角落，更可见鬼魂聚集之众。
作者藉凭这丰厚的鬼魂信仰文化，顺笔写来，在故事的构思叙述是可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自然而然地为读者所接受。在当时，百姓们不仅以书信支持作者的写作，而且欣然击节道：“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
这反映了蒲氏所处时代的民俗心态，人们对死亡的态度不是恐惧，而是向往。这种生死观几乎成为一种共识而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由于对鬼魂信仰的这种下意识的继承和发扬，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了一种极限的突破，即肉体的生命结束了，精神的生命依然存在。在阳间住不下去了，可以换个地方，转到地下去过日子。
《湘裙》中晏仲醉酒途中遇已死故友梁生，双方都不觉伤感、突兀。而对生死的认识和选择持旷达、务实态度的莫过于祝翁。祝翁年50余岁病逝，忽然复活呼媪同去，说道：“转念抛汝一副老皮骨在儿辈手，寒热仰人，亦无生趣，不如从我去。”
在鬼魂信仰中，人们往往把死人的灵魂想象成为活跃而强有力的实体，认为他同生前一样保留着活力并增加了无穷的力量。正是出于对灵魂的这种生活能力的自信心，才使得《聊斋志异》鬼小说中的许多鬼魂在阴间阳界穿梭自如，而且由于免去了生前种种的物质羁绊，生活得比在世时更幸福，更有生趣。
对自然生命的否定和对精神生命的追求使人超越了现实时空的限制，拓展了生存的空间，延续了生存的时间。当然，在客观上也为蒲松龄的“鬼话”提供了一个自由表现的舞台，为进一步表现他的人伦、人情、人文观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聊斋志异》中，鬼界也如人界，有治人者阶层，也有治于人者社会。后者，即众多无权无势的平头“百鬼”们。在《聊斋志异》中大致有4条出路。
一是死后在地下安居乐业。娶妻生子，贩南货北，接着阳间的日子继续过下去；二是投胎转世。为自己的灵魂寻求一个好所在，并借以改变生前的生存方式，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价值追求；三是因积善施德升为鬼仙鬼吏，上升为统治阶层；四是因德行败坏被冥律惩罚永世不得脱身，甚至魂飞魄散。
相比于那些挣扎在各种异化力量压迫之下的世俗民生，芸芸众鬼们在那幽冥世界的生活似乎更自在更温馨。
在移居九泉之后，鬼魂们可以免却征赋、徭役之苦。因为冥间的一切苦差使都是留给阳间那些品行有亏、行为不轨的无赖小人去干的。
像掏奈河、涤狱厕等，苦役都由鬼使来阳界勾魂充作。阎王对地下居民似乎并不相扰。他们可以做自己的小买卖，过自己的太平日子。如《酒狂》中贾氏，在阴间卖酒，而且小有声望，甚至与勾魂使者东灵颇有交情，是一个颇有心计的鬼民。
又如《湘裙》中晏伯死后可以在地下娶妾生子，而且阿大赴市，阿小随母探亲，一家人其乐融融。
这样鬼民生活，一切模式内容均与阳世无异，却免去了许多苛捐杂役，像成名那样为了一只蟋蟀而逼死儿子，辛酸艰难从此可以摆脱了。
他们的日常用度可以仰赖生人化纸而得，不用为缺少银钱犯愁。如《公孙九娘》中莱阳生甥女言：“又蒙赐金帛，儿已得之矣。”
相对于对物质的薄求，鬼魂们更看重精神的满足。这里所说的精神满足，既有个人价值、道德修养的完满实现，又有人伦人情的和谐相处。
在《聊斋志异》中，那些走上转世复活之路的鬼魂大多对未来充满了希冀之情。
如在《莲香》中狐女莲香为了能够托生为人，不惜毁弃自己的多年道行。她把死亡看做是实现爱情理想的跳板，因此说：
子乐生，我自乐死耳。如有缘，十年后可复见。
这里“乐死”实际上也是“乐生”，希望通过死亡改变自己的现存方式，蜕化为人。同篇中的鬼女李氏与桑生相爱，因阴气太重，几乎害了情郎。在生死攸关之际领悟到人鬼异路，有情人难成眷属的怅恨。
为此“每见生人则羡之”，得以附体而生。不论是复活还是转世，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爱情的实现。
对生长于深闺之中的古代女子而言，爱情是最难得、最宝贵的，对爱情的渴望与执著往往使她们不避死亡的威胁。像连城、范十一娘等人，都是为了爱情不惜死一回的女子。但她们的复活才是爱情追求得以实现的最终契机。这样的例子还有《小谢秋容》、《鲁公女》等。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揭示了封建时代男女人生价值的不同认知方式。在《聊斋志异》中，“知己之感”表现得特别突出。
在女子，表现为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在男子，尤其是那些淹蹇仕途的读书人，则更多地表现为把知己的承认看做自己个体价值被认知的标尺、砝码，许多人为此生死相随。如《连城》中的乔生，为报连城的知己之恩，竟然身殉之，而且说道：“仆乐死不愿生矣。”
又如《时生》中描写的叶生，魂随知己丁乘鹤多年，竟领乡荐而忘死，直至见到堂前棺木，才扑地死去。也即最终认识到理想的幻灭，价值的不可实现，才真正死去。
显然，这些士子文人在当时社会中心理负荷是相当沉重的。他人的承认，社会的认可是他们个体价值得以实现的标志。但现实中依靠科举成名的途径是狭窄而拥挤的，许多人甚至在这羊肠小道上颠沛一生也不能实现其个体价值。蒲松龄便是其中酸苦的一员。
在《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落魄文人的鬼魂混迹人间科场，期待科举成名的故事。《司文郎》中的宋生，之所以不愿魂归冥府，乃在于想看到王生金榜题名，他甚至不惜推迟冥中任用的殊荣等待着。然而王生的败北令他失望至极。
《于去恶》中30年一巡阴曹的张桓侯大受于去恶的爱戴，就是阳世的蒲松龄也翘首以待，他们对于科举制并不反感，更没有否定的意识，只不过从改良的意愿出发，希望换个文官整顿一下秩序而已。
这些死而犹生的鬼魂们，他们骨子里信仰的是儒家的入世、进取的思想，精神上不灭的是儒家的执著与热情。
在《聊斋志异》中，还有许多“鬼话”是写轮回因果报应不爽的。这类小说似乎充满说教与训诫的味道，细细品在鬼魂信仰中，死亡并不具有否定意义，而是个体生命取得再生。但人在再生之前会有准备与酝酿的阶段，这也就是《聊斋志异》中普遍出现的冥审、冥判。这种心灵的审判并非蒲松龄的创造，而是一种原始信仰的积淀，原始的鬼魂信仰里渗透着道德观念。
人们的品德修养被看做一项精神内容与精神生命共存亡。人们的意识深层普遍存在着人死后要受到冥府审判，其中罪过深重的人就被定罪去受苦，只有正直的人才能到达极乐世界的观念。
蒲公信笔写来，读者放眼观去，之所以毫无造作之痕和接受上的困难，正由此无意识作用的结果。
在《聊斋志异》中，冥审被描写成一个人从一种生命形式到另一种生命形式的转折点。鬼魂们到达冥府后，阎罗王就稽查其生平所作所为，如果是行善积德的投生一个好所在，来世有个好出身，或升作魁仙鬼吏。
如果是作恶的，酌情按律处罚。如《三生》中的刘孝廉，因生前所行不善先后被罚作马、犬、蛇，历三世才将罪孽赎满，至第四世复投入胎，为刘孝廉。又如《王兰》中的无赖贺才，因日事酗赌死不知改被罚窜铁围山。
而积善施德的往往有好报。例如《水莽草》中，祝生宁愿为鬼，而且百计为其他误食水莽草者驱鬼，终于感动天帝，册封他为“四渎牧龙君”，升为鬼仙。
《布客》中布客本来已名列死籍，因他曾出资建桥方便行人，结果就可延寿命了。在《聊斋志异》中，勿以恶小而为之，勿因善小而不为的告诫屡次提出。
第三节充满和谐的鬼魂世界
在《聊斋志异》中，还表现出了古代百姓对德与法、情与礼、情与理关系的和谐处理，以及祖先崇拜的思想观念。德与法的和谐。在《聊斋》中，阴界不仅管辖自己那儿的事情，更把关注的目光投向阳间。其关注的程度细微到每个人的一言一行、一饮一啄。更周密到每个人的生前死后，来龙去脉。其冥法对每个活人死鬼都负全部责任。因此，阳世所有不可解的难题在阴司全部可以解决。
在阳间，官府惩治的是大恶，奖励的是大善，而对那些钻了法律空子的小恶却无能为力，对那些于法难容于情可恕的也不能网开一面。但是冥律对处理这些难题时就灵活得多。如《酒狂》中的缪水定，品行恶劣，惯于使酒骂座。但并未触犯刑律，官府对他亦无可奈何。阎王就可以“颇恶此辈”为由将其勾魂冥罚。
又如《潞令》中宋国英，身为父母官，作恶多端无人能管，冥法却可以惩治他。同样，对那些有心为善的，也笔笔在录。在《刘姓》中，刘姓因恶贯满盈被冥司勾魂审判，只因曾用300钱救一人夫妻完聚，则免去了坠入畜生道的痛苦。
像这样有法可依有据可查的“法治社会”并非一味照本宣科，也有其通情达理处。它在随时纠正人们的错误，也随时允许人改正错误，如《邵九娘》中金氏本因“罪过多端，寿数合尽”，但“念汝改悔，故仅降灾，以示微谴”。
于法于理于情都说得过去，也即寻到了解决“于情可恕，于法难容”矛盾的途径。社会用来维持秩序的“法”与个人用来完善自我的“德”既有对抗性，又有统一性，两者本质上是统一的，都是人们实现其生命价值所必需的辅助手段。
以德生法，以法促德，两者相辅相成和谐共存是建立生存秩序大和谐的理想方式，也是《聊斋》鬼魂世界所反映出的“中和之境”的具体模式之一。
情与礼的和谐。我国的“礼”观念由来已久。荀子在其《非相》篇中说：
人之所以为人者非特以其二足而无毛也，以其有辨也……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
“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准则，时时刻刻规范着人们的言行。遵礼而行就是道德，违礼而行就是不道德。但人同时又是有情的，情感的萌发有时是在“礼”的规范之内的，如“孝”、“悌”本身就是纲常，但更多的则溢出礼的约束，尤其是男女之间的爱情。
在《聊斋志异》中，这种情与礼的冲突并不罕见，特别是鬼魂世界，对情的执著追求更往往超越了其对礼的自觉遵守。但这类爱情故事最终却多以回归于礼的形式得以大团圆。这就可看出“礼”文化的底蕴在社会中到底有多深了。
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美丽多情的女鬼耐不住对青年书生的倾慕而蒙羞自荐。
这行为一方面是由“生有约束，死无禁忌”的鬼魂身份所决定的；另一方面，却又根本摆脱不了“礼”的阴影。鬼女们虽然鼓起勇气自荐枕席，仍然要不无顾忌地问“他无人耶”，唯恐自己的行为被礼所控制的舆论不容。
除了那些大胆热情的女鬼，地下更有一些谨守礼仪，以礼抑情的“淑女”。自觉“人鬼难匹”的宦娘，虽然心慕温如春琴技，却只能躲在暗隅偷学，不敢现身，对礼的遵守可谓毕恭毕敬。
《公孙九娘》中，虽然朱生屡通媒妁，但莱阳生甥女，却始终以“无遵长之命”推辞，其恭敬恪守于礼的程度不啻阳世淑嫒。
《聊斋志异》中对礼的自觉维护在《湘裙》中表现尤其突出。湘裙对晏仲有意，不提防泄漏心事，即遭到其姐诟骂。湘裙也愧愤哭欲觅死。双方都表现出了对礼的认同和自觉。虽然“情”与“礼”出现了对立，但最终还是以符合礼的形式，即兄妾送湘裙与晏仲完婚使“情”得以实现。
在这里，“情”既受到“礼”的约束，“礼”又对“情”作了稍稍让步，最终以“情”与“礼”的和谐相处方式解决问题。此类例子还有《聂小倩》、《鲁公女》等。
情与理的和谐。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伦理社会，我国文化的精神基础是伦理。在传统的伦理精神上着重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家庭成员的和谐出发，表现在：“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理念上；二是考虑到家系的传承与延续，主要表现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理念上。
前者是一种同时限的和谐，后者则是一种超时限的和谐。两者都体现了一种追求和谐人际关系的精神。
在《聊斋志异》中，褒扬“孝”、“悌”这方面内容的小说有《席方平》、《张诚》和《湘裙》等篇。在这些小说中，父子兄弟亲情与社会规则之“理”出现了和谐共存的局面，甚至“理”为“情”让路。
如《席方平》，冥府中为褒扬席方平的“孝”，使席父得以延寿，90余岁而卒。又如《湘裙》中晏仲为了哥哥有后而悉心抚育其鬼子，爱如己出。异史氏为此叹说：“天下之友爱如仲，几人哉……阳绝阴嗣，此皆不忍死兄之诚心所格。”
这些不论因“孝”还是因“悌”所得的奖赏按冥律都是破格的。如果按律行事，席父60余岁便应寿尽，仲兄更是理应无后，出现这样奇迹是不可能的，诚如作者所言，“在人无此理，在天宁有此数乎！”
情与理的矛盾是人们在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时经常遇到的问题。现实中，两者常常是不可调和的。
但在鬼魂的世界里，人们却找到了解决矛盾的途径和方法，即“通情达理”。使“理”向“情”靠近，使“情”向“理”归依。既实现了形式上的和谐，又满足了内容上的要求，从而实现了人际关系的真正大和谐。
祖先崇拜。作为一种“超时限的和谐”的人际关系，祖先崇拜的目的，是通过对共同祖先的崇拜而协调家族家属的人际关系，这已超出了原始的鬼神信仰的质朴本色，而带有了浓重的不可离析的人文韵味和功利色彩。
《聊斋志异》中涉及对已故祖先崇拜的小说有《陈锡九》、《刘夫人》等。在这些小说中，对祖先的魂灵既有崇敬仰视的畏惧心态，又有希望借祖宗法力解决目前实际困难的功利心态。
如《陈锡九》，陈千里寻父骨，暮宿野寺，遭野鬼欺凌。死后为大行总管的父亲为他解了危难，而且帮助他把已被岳父强逼回去的妻子夺了回来。又因孝行得赐黄金万斤，摆脱了经济困境。
祖宗的威力是很大的，借助它的向心力可以改善现实中已恶化的人际关系，社会处境，崇拜他绝无坏处，这是尚用务实的国人心态的折射，也是最普通最实在的世俗民生对生活的理想寄托。
如《刘夫人》中荆卿、玉卿本系大家之后，却落到“非鸱鸦即驽骀”的地步。由其鬼祖母刘夫人代为物色的经纪人廉生不但为他们重创了家业，而且使兄弟亲戚“往来最稔”，使原先僵化的关系得以缓和和谐。因此，对祖先的崇拜不只源自一种家人的依恋，还有更深刻更现实的物质要求和精神祈祷在里面。
在伦理社会，家族的和谐是由一个死去的共同的祖先来维持的，要使这一和谐继续下去，对祖先就不仅要崇拜、纪念，更要使这崇拜、纪念继续下去，这即是“延续香火”的目的。
实质上，“香火”是对祖先崇拜的最高表示。在《聊斋志异》中，有许多鬼妻生子的故事，如《巧娘》、《晚霞》、《聂小倩》等。在这些小说中，一家人能够其乐融融，和谐共处，原因固然很多，但能生子却是其中必不可少甚至是起重要作用的因素。
如聂小倩，无论对宁采臣的情还是对宁母的礼，都可以说无可挑剔。但宁母却害怕她不能延宗嗣而犹豫不决。直至小倩告白说：“子女惟天所授……不以鬼妻而遂夺也。”
宁母才放心地接受这个儿媳妇。又如《巧娘》，如果不是“抱子告母。母视之，体貌丰伟，不类鬼物”，巧娘被婆婆接纳恐怕还须费些周折。
从这些小说中反映出的人们对“香火”的重视足可透视出“祖先崇拜”意识的巨大支配作用。由于我国特有的伦理文化，人们总希望家族世系能不断地绵延下去。
要达到这个目的，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借一个共同的祖先的存在而整合所有的子孙，借这崇拜的向心力，不但使家系绵延不断，而且使亲属关系和谐均衡，这也就是数千年来我国人最重要的价值重心之所系，维持“家系”与维持“香火”就成为同义的名词，两者谋求的都是伦理社会的长久的最高的和谐，即人际关系的和谐。
在《聊斋志异》鬼小说中的几种文化现象，可以看到在这个满漾着温暖的烟火气息，流淌着亲切的人伦亲情的鬼魂世界中，鬼法与人法无异但更清明，鬼德与人德无异但更纯正，鬼礼与人礼无异但更圆融，鬼情与人情无异但更真诚，从而也就使人感觉到鬼域与人域无异但更和谐。
整个鬼魂世界就是一个温馨清朗有序的理想国。作者同其中的“国民”一样，对现实人生并未厌倦厌弃，而是始终保持着乐观进取的精神，怀着满腔的热情和希望积极地参与生活的一切过程，并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广大和谐的生命价值的实现。这也正是《聊斋志异》百余篇鬼小说的文化精髓所在。
第四节仗义行侠的人物形象
在小说中大量描写豪侠义士，这一传统也是唐人传奇建立起来的。豪侠义士是唐人传奇中充满生命力和道德感的形象。他们仗义行侠，鄙弃财禄，必要时可置生死于度外，重名节，讲信用，以生得壮烈、死得磊落为自豪。
《聊斋志异》的主角是“狂生”、狐女，而他们大都具有侠的风采。或昂扬乐观，倜傥卓异，乐于在狐鬼的天地里一发豪兴，比如《章阿端》中的“卫辉戚生”；或恩怨分明，言必信，行必果。比如《大力将军》中的查伊璜、吴六一，《田七郎》中的田七郎，或矢志复仇，“利与害非所计及也”。
女侠的复仇尤其惊心动魄，商三官亲自杀了害死自己父亲的仇人。细侯为了回到满生的身边，甚至手刃了“抱中儿”，就是她和那个偏娶她的“龌龊商”所生的孩子。
《聊斋志异》无疑是对唐人传奇的发扬光大，但《聊斋志异》豪侠题材的魅力，绝不仅仅在于它沿着唐人传奇的轨迹平稳运行。
蒲松龄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意识的作家，所谓历史意识，就是他不仅了解自己的时代意义和背景，也了解文学的传统，在时代和传统的双重背景下，他敏锐地意识到自己在时间中的地位，自己应该从背景中浮现出来。
蒲松龄是实现了他的创新目的。他笔下的豪侠题材尽管是传统的，但他借以表达的对理想的生命形态的向往之情却是新鲜的。
如果说《商三官》、《伍秋月》、《窦氏》、《向杲》、《席方平》等作品中的刚烈顽强，不屈不挠地介入社会人生冲突的豪侠具有较多继承的意味，那么，《青凤》、《陆判》、《章阿端》、《小谢》、《秦生》中纵逸不羁、自然纯朴、富于浪漫情怀和少年壮志的豪侠则给予更多创新的色彩。
《聊斋志异》描写了大量生性不羁的“狂生”。在恐怖的狐鬼世界里，在令人“口噤闭而不言”的阴森气氛中，他们反倒兴致淋漓，情绪热烈。如卷1《狐嫁女》中的殷天官，文中这样描写他：
少贫，有胆略。邑有故家之第，广数十亩，楼宇连亘。
常见怪异，以故废无居人；久之，蓬蒿渐满，白昼亦无敢入者，会公与诸生饮，或戏云：“有能寄此一宿者，共醵为筵。”
公跃起曰：“是亦何难！”携一席往。
这种摧枯拉朽的气概，这种意气雄放的生命形态，所体现的正是侠的精神。
如《青凤》中的耿去病、《陆判》中的朱尔旦、《捉鬼射孤》中的李著明、《胡四相公》中的“莱芜张虚一”、《章阿端》中的“卫辉戒生”等人物，也都是这类豪放自纵，性情不羁的狂生。
荒亭空宅，杂草蓊郁，鬼鸣狐啸，怪异迭现，而这些狂生却能无所芥蒂地进入其中，他们欣赏着其中的怪异，以其面对怪异的坦然风度征服了狐鬼。结果，情节的进展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狐鬼世界的恐怖阴森往往只是“鄙琐者自怪之耳”，实际上倒是光风霁月、富于诗意的。而且看殷天官进入那座“常见怪异”、“蓬蒿浙满”的“故家之第”后的情形：
（天官）坐良久，更兄少异……一更向尽，恍惚欲寐。楼下有履声，籍籍而上。假寐睨之，见一青衣人，挑莲灯，粹见公，惊而却退。语后人曰：“有生人在。”
问：“谁也？”
答：“不识。”
俄一老翁上，就公谛视，曰：此殷尚书，其睡已酣。
但办吾事，相公侧傥，或不叱怪。
乃相率入楼。楼门尽辟。
移时，往来者益众。楼上灯辉如昼。公稍稍转侧，作嚏咳。
翁闻公醒，乃出，跪而言曰：
小人有箕帚女，令在于归。
不意有触贵人，望勿深罪。
公起，曳之曰：“不如今夕嘉礼，惭无以贺。”翁曰：“贵人光临，压除凶煞，幸矣。即烦陪坐，倍益光宠。”公喜，应之。
殷天官处变不惊，以安闲镇静的风度面对突发事件，群狐非但不与天官为难，还矜持不已地奉之为座上宾，说明豪迈的人生气概是可以改变我们生活的色调的。
在《小谢》和《陆判》等篇章中所展开的也是类似的情节，令人回味不止的情景。陶望三与小谢、秋容的患难与共的爱情，陆判与朱尔旦的友谊等。
这正如清代评点家但明伦所说：
妖固由人兴山……今狐之言曰：‘相公倜傥，或不叱怪。’可知狐本不为怪，特鄙琐者自怪之耳。以倜傥之人，孤且尊之敬之，况能养浩然之气者哉！
蒲松龄以此表达出他一片情愫，对于不羁的狂生来说，没有什么是真正可怕的，恰恰是在“鄙琐者”所不敢涉足的生活领域内，他们可以大有作为。这里，狂生的无所疑惧的豪情与英雄的积极奋发的人生态度无疑是相通的。在《聊斋志异》中，狂生的不羁风度还时常和酒联系在一起。一是这是因为“狂”作为一种豪放自纵、富于激情，富于胆略的性格，在生活中常常衍化成奔放、洒脱的状态，因而与酒结下了不解之缘。汉代郦食其谒见刘邦时自称“高阳酒徒”，即意在表明自己气度不凡。唐代诗人李白《少年行》这样写游侠的生活：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
入酒肆，意在豪饮自不必饶舌。
二是由于“狂”总是与耿直，方正、浪漫情调密切相关，一旦在社会生活中碰壁，便情不自禁地在艺术的天地里追求自由、放达的境界，即使处于顺境，也不妨壮思腾飞，欲揽明月，借酒力超越凡近。
蒲松龄是深知个中因缘的人，所以对酒亢满下亲切之感。他在诗中一再写到饮酒的豪兴，把这作为自己生命力的一种爆发，郁闷和失意，全部消解于其中，而憧憬和展望，也在放歌纵饮的节拍中得以自然流露。
蒲松龄这种与酒相依为命的情感，清代评点家但明伦体会到了。
《聊斋志异》卷1《考城隍》“有花有酒春常在，无烛无灯夜自明”句下，但评说：“至有花有酒二语，亦自写其胸襟尔。”
在蒲松龄笔下，那些他所欣赏的狂生，无不有着极高的酒兴。
如卷1《娇娜》中，孔生与公子下帷攻读，相约5天一饮。《孤嫁女》中，殷天官贸然闯入狐的天地，参与的一项重要活动即是饮酒。《青凤》对狂放不羁的耿去病的处理也是喝酒。
卷2《陆判》生性豪放的朱尔旦与陆判每聚必饮。卷7《郭秀才》由饮酒引出一片飘逸不凡的意趣。卷10《神女》写米生因孟浪举动，竟得与神女缔结良缘。
从这些篇章中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种情节安排也可感受到蒲松龄对饮酒的激赏之情。这在《聊斋志异》卷5《秦生》尤饶韵味，文中写道：
莱州秦生，制药酒，误投毒味，未忍倾弃，封而置之。积年余，夜适思饮，而允所得酒，息忆所藏。启封嗅之，芳烈喷溢，肠痒涎流，不可制止。取盏将尝，妻苦劝谏。
生笑曰：“快饮而死，胜于馋渴而死多矣。”一盏既尽，倒瓶再斟。妻覆其瓶，满屋流溢。土伏地而牛饮之。少时，腹痛口噤，中夜而卒。
清代学者冯镇峦在“忽忆所藏”下批道：“较舍命食河豚者稍觉韵致。”又在“中夜而卒”下批道：“拼将一死消馋渴，殁去犹堪作酒仙。”冯镇峦是看出了蒲松龄的创作是忘我的。如果变个角度，把酒换成另外饮品或食品，那么秦生所作所为，其韵致就要大打折扣了。唯其是酒，唯因传统文化赋予了酒特殊的蕴含，秦生的举止才令读者会心一笑。
蒲松龄对饮酒的欣赏，其实是对一种气魄的欣赏，是对浪漫情怀和少年壮志的欣赏。
在卷2《酒友》中的车生是个颇多豪侠气概的男子汉，他每夜不喝酒就不能睡觉，所以在他床头“樽常不空”。后来竟因此而与狐成了“酒友”。
一夜车生睡醒，翻身时，感觉旁边有东西卧着，一摸，毛茸茸的像是猫但是比猫大，车生点灯一看原来是个狐狸，喝醉了在自己旁边睡着了。车生看看自己的酒瓶，已经空了，知道是狐喝掉了，忍不住笑道：“此我酒友也。”
然后车生给狐狸盖上自己的衣服抱着它睡了。
这是多么坦荡的胸襟，在人际交往中不含一丝机心，这是豪侠精神的题中应有之意，属于“豪放不羁”的范畴。从不含机心、真率旷达的角度看，《黄英》更加传神。
本篇有个富于象征意味的“醉陶”，黄英的弟弟陶生在一次大醉后，恢复原形，化为菊花，“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
这个意象来源于对晋代诗人陶渊明的理解。据南朝梁时期文学家萧统的《陶渊明传》中记录，陶渊明对酒和菊花别具深情，任彭泽令时，文中写道：
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尝九月九日出宅边菊丛中坐，久之，满手把菊，忽值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归。
由此可见菊花和酒在陶渊明生活中的位置。而它们与陶渊明的直率、旷达是联系在一起。小说中的黄英、陶三郎姊弟是作为陶渊明的后代出场的。他们身上，自然地秉承着乃祖气质。
黄英的丈夫马于才，安贫乐道，耿介清高，虽然在对待财富一事上略显迂腐，但在人际交往中充分表现出不含机心的风度。比如，他在知晓黄英的菊精身份后，不仅无丝毫疑忌，反而“益爱敬之”，所以能始终保持幸福的家庭，生一女，后女长成，嫁于世家，黄英终老，与马子才形成对照。
但是，在《葛巾》中的常大用，癖好牡丹，却不够旷达。牡丹花精幻化的女子葛巾、玉版，在与常大用及其弟成婚后，感情和谐，家又日益富贵。
遗憾的是，常大用机心太重，他根据种种疑点判断二女可能是“花妖”，于是多番试探。所以结局是悲剧性的，葛巾、玉版痛感在猜疑中无法共同生活，遂离他而去。他们所生的儿子也化为虚无。
蒲松龄藉此表明了一点，就是“不含机心”者，与狐鬼精魅能融洽地生活，反之，则会受到惩罚，或结局难堪。“不含机心”是蒲松龄所向往的人性境界。就这一点而言，一些烂漫可爱的女子如婴宁、小谢、房文淑，其重要性可与“狂生”相提并论。
返璞归真，没有尘俗的卑琐龌龊，无拘无束，一任性灵自由舒展，这些形象无疑是作家所向往的人性境界在艺术中的展现。
蒲松龄在表现她们时，着力渲染其超尘拔俗的爽朗豪放，赋予作品浓郁的抒情意味。
总之，《聊斋志异》用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造奇设幻，描绘鬼狐世界，从而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色，博采我国历代文言文短篇小说以及史传文学艺术精华，成为了我国文言短篇志怪小说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