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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志怪小说得到迅速发展
六朝是指魏晋南北朝6个朝代，是我国古代小说迎来的第一个高峰阶段。两汉时期，虽然出现了一些初具规模的志怪小说，仅仅是具备了小说的某些形式特征。
我国古代小说有两个系统，即文言小说系统和白话小说系统。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属于文言文小说，也可以统称为笔记体小说，其特点是采用文言，篇幅短小，记叙社会上流传的奇异故事、人物逸事或其只言片语。
魏晋南北朝小说虽然还不具有成熟形态，但在故事情节叙述、人物性格塑造等方面都已初具规模，作品数量也已相当可观。
先秦时期的神话传说和宗教故事以及地理博物传说孕育了志怪小说的萌芽，到魏晋南北朝时，志怪小说得到了迅速发展。这一时期，创作志怪小说的作者众多，上至天子王侯，下至官吏诗人，以及佛道教徒，处于各种不同的目的，纷纷编写志怪小说。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不仅数量极其庞大，而且内容相当复杂，表现出较高的质量层次，其作品想象丰富，情节曲折，人物形象丰满，语言优美。
一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继承了先秦时期上古神话传说等传统，又借助了两汉志怪小说初兴的态势，另一方面，又得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种有利环境的培育，因此，在新的时代环境中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
在先秦时期，我国就盛行卜算和方术，当时人们的很多事情做与不做以及怎样做，都要取决于卜算和方术，这两种活动似乎已经左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
秦汉以来，当权者极力倡导求仙得道的思想，一时间，人们对得道飞仙充满向往，趋之若鹜。到东汉后，这种信仰情况更加复杂。
一方面，佛教从外传入，并逐渐立足，取得人们的信任。
另一方面，我国的本土宗教道教也兴起繁盛起来，人们信奉鬼神的信念由此更加坚定。这就为志怪小说的诞生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进入魏晋南北朝以来，社会动荡，人们要为自己编织一个理想的天国，以寻求精神的安慰和心灵的解脱。此时，志怪小说无疑是适应了这种心理需求，因此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还有，魏晋南北朝时期谈风盛行，所谈内容由品评人物、清谈玄理扩展到讲故事。这为各种传说、故事的编造、搜集、汇编、流传等提供了良好条件，对志怪小说的创作更是意义重大。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散文、传说、史传等众多文学的繁荣，也为志怪小说的创作发展提供了活跃进步的氛围。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题材广泛，内容驳杂，大概可分为3类，一类是神仙鬼怪类。这类小说多鬼神异事，又以鬼的故事为多。
第二类是地理博物类。这类志怪小说直接继承了先秦时期地理博物类著作中带有志怪的传统，又在两汉一些志怪小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这类小说多记述山川地理，远方异物，多琐碎简短，穿插了大量的神话传说，自成一派，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三类是宣扬宗教类。这类志怪小说一是佛教徒宣扬生死轮回，善恶报应，佛法无边；二是道教徒宣扬长生不老、修炼成仙。它们都新颖动人，想象丰富，构思奇特。
魏晋南北朝志怪小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内容，有些反映了人们见义勇为和英勇反抗的精神。《搜神记》是一部记录古代民间传说中神奇怪异的故事小说集，搜集了古代的神异故事共400多篇，开创了我国古代神话小说的先河，作者是东晋史学家干宝。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集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之大成。
李寄斩蛇出自《搜神记》，写有以前东越国有一条大蛇，为祸一方，地方官吏束手无策，听信巫祝神蛇之说，每年送一女孩喂蛇。
将乐县有一百姓名叫的李诞，家里有六个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小女儿名寄，要应征前往。父母慈爱，终究不让她去。李寄自己偷偷地走了，最后李寄访求好剑和会咬蛇的狗，将蛇杀死了。
李寄斩蛇的胜利，不仅是消灭了蛇妖，更主要的是反映了她敢于斗争的胆略和善于斗争的智慧。
有些志怪小说热情歌颂了纯真美好的爱情。《紫玉韩重》写吴王夫差的小女紫玉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3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我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还有些志怪小说表现了人们对幸福生活的渴求和向往。《韶舞》写荥阳人何某一次在田间行走，看见一个人跳舞而来，舞姿轻逸翩翩。舞者告诉何某，刚才自己跳的是舜时韶舞，说完又边舞边走。
何某被他的优美舞姿吸引，跟着他走入一个山穴，发现了一个很宽阔的地方，这个地方有数十顷良田。何某留下来垦田生活，后来把家人也接来了，从此他们一家人快乐地在这里生活着。
总体来看，魏晋时期的志怪小说还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叙事多，描写少，不精心刻画人物形象，一些故事虽以离奇取胜，但情节又往往很简单，但是一些优秀作品在艺术上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一些志怪小说加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开始注意避免平铺直叙，追求情节波澜曲折，代表作品有《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左慈》等。其中，《干将莫邪》的开头、发展和结尾三部分，完整圆合，很自然地推进了故事的情节。
一些描写妖魅神怪的小说在离奇曲折情节的基础上，还常常赋予被描述对象以人性和可感的音容笑貌，用写人的手法来写鬼神妖魅，富于人情味和生活情趣，令人兴味盎然，给人以丰富深刻的感受。
魏晋时期一些志怪小说已初步注意了对场面、人物动作、人物语言进行细节性的描写渲染，以衬托人物性格。
《搜神记》的《干将莫邪》和《韩凭夫妇》中，也都有关于人物语言和行动的细节描写，这对塑造人物形象帮助极大。
第二节 志人小说的形成与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获得了迅速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个时期能与志怪小说并驾齐驱的只有志人小说。志人小说，又称“轶事小说”、“清谈小说”，主要记述人物言行和记载历史人物的传闻轶事。
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的本质区别，在于志人小说是以人间故事、世俗生活为表现对象的。是借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史传中记载的人物言行片断等手段，不断发展而成就自我的，这些志人故事虽短小，却也传神动人。
与志怪小说一样，志人小说繁荣既有其文体自身原因，同时也是受外部环境影响作用的结果。
首先，志人小说是先秦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影响的结果。这些寓言故事和历史散文中一些关于人物言行举止、行为琐事的描写，深深地根植于魏晋时期许多文人心中，文中描写的高超艺术手法也为魏晋六朝文人所借鉴。
其次，魏晋南北朝的社会情况也有利于志人小说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士人崇尚清谈，喜欢品评人物，实际上是受东汉时期的影响。东汉中期，士人之间，多重“品目”。所谓品目，就是品评、衡量人物的优劣高下，品评标准就是人物的言谈行为。
当时的朝廷凭借议人取士，就是重视人物评议，凡被称誉的人，均可以获得“孝廉”、“贤良”之名，被朝廷征用，以此步入仕途，所以一句话就可能决定着一个人的成败与否。而那些没有得到“孝廉”、“贤良”之名的人则很难进入仕途，甚至会遭人唾弃。这种风气盛行的同时，也使得士人的各种琐事轶闻流传一时，这就为志人小说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素材。
进入魏晋南北朝时期，文人名士用老子和庄子的思想来解释儒家经义，他们抛弃所有事务，只谈玄理，这就是“清谈”之风。文人名士将这些品评人物和清谈言辞收集整理，编撰成书，就是志人小说。
志人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记述人物言行和琐闻轶事，按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3类：笑话、琐言、轶事类。因为这时期的志人小说有很多都是琐言与轶事兼载并记的，所以常将二者合为一点阐述，称为“琐言轶事类”。
笑话类志人小说多讲述幽默诙谐并带有讽刺意义的小故事。先秦寓言、两汉的史传中，就包含了许多笑话类的故事。
笑话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是用生活中荒诞且不合常理之事来提示矛盾，启迪思想，使人们从中受到教育，正是所谓的将教育蕴藏在娱乐当中。
好的笑话要贴近现实、褒贬得当。我国的笑话来自民间，民间笑话的第一次搜集、整理并编撰成书，是由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邯郸淳完成的，他的著作《笑林》是我国笑话类小说的首部，也是第一部志人小说。《笑林》所收的民间笑话，反映了一些人情世态，生动有趣，对后世具有重大影响。
琐言轶事类志人小说是志人小说的主体，其内容要比笑话类志人小说内容要丰富许多，其中有记述东晋至南北朝文人名士的言语及琐闻轶事的；有记述当时上层妇女言行品德，讽喻其妒忌行为，提倡无嫉之德的。这类小说主要有《语林》、《郭子》等。
此外，还有载录具有小说意味的民间故事的；也有描述野史性质的短小故事的；更有记录当时名人士族的玄妙清谈、怪异嗜好及各类遗闻轶事，从而表现他们的人生态度、文化趣味的。这类小说代表作是葛洪的《西京杂记》。
《西京杂记》主要记述西汉人物轶事，也涉及宫室制度、风俗习惯，带有怪异色彩。其中有些故事后来很流行，如王昭君、毛延寿故事，卓文君故事。
另外，从艺术角度看，琐言轶事类志人小说要超过笑话类志怪小说，其内容多姿多彩，语言之精妙，文字之传神，也是笑话类志人小说所不及的，一直被人所津津乐道。
南朝宋刘义庆编撰了一部志人小说，这部志人小说称为《世说新语》，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其成就和影响最大，代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志人小说的最高峰。
《世说新语》全书共收1000多则故事，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年间一些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
通过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反映了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乃至精神世界。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淫逸、赞扬智慧和善良的记述。
《世说新语》语言质朴精炼，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记载人物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传神地表达了人物的个性。书中随处可见出色的比喻和形容、夸张和描绘。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相比，志人小说缺乏志怪小说丰富的想象和幻想，以及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因此，志怪小说具有更多的小说因素，更容易发展成更高级的小说形态。
第三节 “文言双壁”的艺术成就
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共同开创了魏晋南北朝小说的繁盛，从数量上看，志怪小说和志人小说数量颇丰，著名的志怪小说有《列异传》、《博物志》、《玄中记》、《搜神记》、《神仙传》等，其中《搜神记》写得最好，是志怪小说的代表。
志人小说的数量不多，著名的有《笑林》、《世说新语》等，其中《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集大成之作，是志人小说的代表。
《搜神记》和《世说新语》共同铸造了魏晋六朝文言小说的辉煌，代表了魏晋六朝时小说的最高成就。
《搜神记》的作者是东晋时的史学家干宝。干宝十分笃信世界上有鬼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有神论者，他在《搜神记自序》中称：“及其著述，亦足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就是想通过搜集前人著述及传说故事，证明鬼神确实存在。
《搜神记》中，干宝搜集了400多篇古代神异故事，另外，还搜集了不少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其中大部分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人民的思想感情。《干将莫邪》、《李寄》、《韩凭夫妇》、《吴王小女》、《董永》等是其中的名篇。
干宝描述鬼神妖怪之事，多采用虚构手法、夸张手段，使小说极具浪漫主义色彩。
《韩凭夫妇》其中一段这样描述：
宿昔之间，便有大梓木生于二冢之端，旬日而大盈抱。屈体相就，根交于下，枝错于上。又有鸳鸯，雌雄各一，恒栖树上，晨夕不去，交颈悲鸣，音声感人。宋人哀之，遂号其木曰“相思树”。
大意是康王在迫害韩凭夫妇致死后，为了泄愤，将他二人分开埋葬。一夜之间，便有大树长在两座坟墓之上，根交于下，枝错于上，更有雌雄一对鸳鸯在树上交颈悲鸣，久不散去……
小说富有浓厚浪漫主义色彩的神奇结尾，象征着韩凭夫妇的精神不死，永不分离。其神奇的想象，让人感到故事的凄美和浪漫。在叙事故事时，作者干宝注重叙事技巧，讲究故事的曲折起伏，脉络清晰，因果相连，还扩大了作品的容量，增强了故事的完整性。如《干将莫邪》的故事在《列异传》中的描写不足200字，而在《搜神记》中却增至400多字，这就大大完整了故事情节。干宝还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增强现实感。小说中那些鬼怪故事，本是不存在的，但作者着力笔墨来突出人物形象和性格特征，使故事的现实感和可读性都有所增强。
如在叙述宋定伯捉鬼过程时，宋定伯先是大胆与鬼交谈，一步步了解鬼的底细。在掌握鬼的弱点后，将其卖掉，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机智勇敢的人物形象。
在文法上，《搜神记》运用了韵散结合的形式。这种形式不仅影响了其他小说的创作，也使其成为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之一。
《世说新语》由南朝宋刘义庆召集门下食客共同编撰而成，刘义庆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宋书》记载他“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可见《世说新语》应该成于众人之手，是众人智慧的结晶。
《世说新语》分上、中、下3卷，依内容分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共36类，每类收有若干则，全书共1000多则，每则文字长短不一，有的数行，有的三言两语。
《世说新语》内容丰富，文笔精练，往往通过只言片语，便可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性格，可谓简约传神。作者运用精练简洁的语言，描绘人物的言谈举止，令人过目难忘，“刘伶病酒”、“蓝田性急”等故事，语言简约，刻画人物形象生动，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作者善于通过对比和细节，凸显人物的个性。如在描写管宁与华歆时，华歆不仅对黄金动心，又对官位贪慕，正直的管宁最终与他割席断交，表明了他们的不同追求。
在描写周处和戴渊如何弃恶从善，成为经纬人才时，作者着力描写了周处的转变过程，细致生动，见微知著。
《世说新语》将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来研究，并对人性的丰富性、复杂性展开探索，体现了作者对人的审视的不断丰富。这对后世小说有着重大的参考和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