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节 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先秦时期诗歌包括原始社会歌谣、《诗经》、《楚辞》以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些民歌。先秦时期诗歌以其丰富的内容，完备的韵律，精巧的构思，为我国诗歌开了一个水平极高的头，是后代诗歌的滥觞。
汉代乐府诗歌是汉代诗歌的代表，在诗歌史上有极高的地位，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另一方面它在我国诗歌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它既继承、发扬了《诗经》的现实主义传统，也继承、发扬了《楚辞》的浪漫主义精神。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创作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约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编订成书。《诗经》原来的名字叫《诗》或者《诗三百》。在周代的时候，朝廷有专门采集诗歌的人，他们到全国各地采集诗歌，再汇集至朝廷，从而让朝廷知道各地方的民情风俗。
那时采集到的诗歌超过3000首，传说经过大圣人孔子的修订，只保留了305首，因此称为《诗三百》。到了汉代，儒家学者把它看做是经典，所以称作《诗经》。《诗经》与音乐的关系十分密切，《论语·子罕》记载：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从卫国返回到鲁国，把音乐整理得合乎礼法，于是《雅》乐和《颂》乐也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演奏了。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曾经说过：“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
《诗经》中的诗歌都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它所收集的诗章就是根据音乐的不同而分作《风》、《雅》、《颂》三部分的。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音乐，《风》诗是从周南、召南、邶、鄘、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等15个地区采集上来的土风歌谣，即《国风》。《风》共有15个地方的《国风》，共160篇。大部分是民歌。
“雅”是周王朝直辖地区的音乐，称为“正声雅乐”。按音乐的不同又分为《大雅》31篇，《小雅》74篇，共105篇。除《小雅》中有少量民歌外，大部分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颂”是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词，内容多是歌颂祖先的功业的。《颂》诗又分为《周颂》31篇，《鲁颂》4篇，《商颂》5篇，共40篇。全部是贵族文人的作品。
从时间上看，《周颂》和《大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初期；《大雅》的小部分和《小雅》的大部分产生在西周后期至西周东迁时；《国风》的大部分和《鲁颂》、《商颂》产生于春秋时期。
《风》是整部《诗经》中的精华，它对上古时期的现实生活作了生动的描绘。有些诗歌展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的场景；有些诗歌反映了兵役和劳役给民众带来的痛苦；有些诗歌讽刺了一些官员腐败无耻的生活；有些诗歌则描绘了当时的爱情婚姻生活。
《豳风·七月》是《国风》中最长的一首诗歌。在这首古老的农事诗里，记录了上古先民一年四季所从事的农业劳动，全面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情况。
《国风》中反映爱情婚姻生活的诗篇最集中，艺术成就也最高。这类诗歌或歌唱男女之间相悦相思之情，或赞誉对方的风采容颜，或描述男女幽会时的情景，或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
《关雎》在《国风》中排列第一。这是一首地地道道的爱情诗，描写了一名男子在遇到一位采荇菜的女子后油然而生思慕之情，不由得发出“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心声，并展开了对爱情的不懈追求，表达了一种争取美满婚姻的愿望。
《汉广》是一首男子求偶失望的诗。全诗皆用比喻和暗示。“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即是比喻。乔木不可休，游女不可求，实际是比喻所求之女不可得。
《国风》中描写当政者腐败丑恶的诗篇，具有政治批评的意义。总体而言，这些诗歌反映了下层民众对当政者的不满，乃至憎恨情绪，其中《伐檀》、《硕鼠》两诗最为著名。
《伐檀》是一群伐木工人在河边砍伐木材时唱出的歌。他们辛勤干活，终日劳累，却无衣无食，而那些所谓的“君子”、“不稼不穑”、“不狩不猎”，家里粮食、猎物却应有尽有。诗中伐木工人对这种不劳而获的现象进行了严正的责问和尖锐的讽刺。
《雅》中的《大雅》大多数是王室贵族和朝廷官员以及乐官等所写的歌颂周王朝的诗篇，用于诸侯朝会。《小雅》大多数诗篇出于贵族文人之手，用于贵族宴会。
《小雅》中的少数诗篇来源于民间，他们或写饥寒之苦，或写征夫之劳，叙事生动，描写细腻。《采薇》是一首写戍边兵士的诗。诗的末章写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的诗句，融情于景，以乐景写哀，哀景写乐，倍增其哀乐，写出了戍卒久役将归的又悲又喜的真实情感。
《大雅》中有5篇史诗极富价值，它们是：《生民》、《公刘》、《绵》、《皇矣》和《大明》。这些祭祀诗所涉及的历史，跨越了整个周族从产生到壮大再到立国的一个漫长时期，诗歌中有些人物和事件的发生远在有史记载之前，因此在写定这些长期流传的部族故事中，带有早期神话传说中所特有的想象成分和传奇色彩。
《颂》包括《周颂》、《商颂》、《鲁颂》3部分。周代初期，人们心中的神灵观念根深蒂固，祭祀是人们表示对神灵崇拜的重要方式，是人们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祭祀礼乐由此也变得十分重要。
祭祀歌曲集中收入在《诗经》“颂”中的《周颂》里。这些宗庙祭祀诗主要是歌颂祖先的文治武功，赞美他们的美德善行。
《诗经》不但思想深广博大，而且艺术成就卓越非凡，对后世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诗经》艺术风格朴实自然，《诗经》主要产生于两三千年前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北方人民由于自然条件较差，生活勤劳，养成了朴实浑厚的性格，他们的歌唱也就自然表现出重现实、重实际、重真情的思想特征。
《诗经》十分富于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诗经》中超过三分之二的作品是以当时的现实生活为写作素材的，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500多年间的社会生活状况，细腻地描绘了当时普通民众的思想活动和感情世界。
《诗经》采用了多样的艺术手法。《诗经》以古朴的四言诗为主，但并不拘泥于这种句式，而是富有变化，许多诗句常常冲破四言的定格，而杂用二言、三言、五言、六言、七言乃至八言等。
《诗经》采用最多的艺术手法是赋、比、兴。《风》和《小雅》多用“比”、“兴”手法，《大雅》和《颂》用得较多的是赋。《采薇》就是用“赋”的手法写成的。《氓》一诗中用桑树从繁茂到凋落的变化来比喻爱情的盛衰。
除了采用赋、比、兴艺术手法外，《诗经》还适当地运用夸张、对偶、排比、层递、拟声等多种修辞，使作品摇曳生姿，文采斐然。
《诗经》句式整齐，声调和谐，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结构常采用叠章的形式，各章词句基本相同，每章更换一两个字以表示事物发展的顺序和过程。这种分章叠咏、词句复沓的表现手法，能形成一种一唱三叹的艺术效果。
《诗经》的作者善于选用陈述、感叹、问答、对话、肯定、否定等多种句式，借助句式的多样变化，以恰当而完美的形式表情达意，无形中扩大了句的容量，增强了诗歌语言的表达效果。
《诗经》奠定了诗歌的优良传统，成为我国传统文学和艺术藏量丰富的宝库，对后世的文学和艺术创作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启发和诱导了一代又一代文人的创作。
第二节 楚辞的产生与辉煌成就
在春秋时期，楚国兴盛于江汉流域，其后日益强大，雄踞南方。
楚民族性格活泼，爱好音乐舞蹈，民间盛行巫风，在祭祀鬼神时一定要唱巫歌，于是产生了以巫文化融合中原文化为基础的楚文化。在楚国，上自楚王，下至百姓，都相信鬼神，喜欢祭祀，把人间的一切活动告知鬼神，祈求鬼神降福于他们，如此浓厚的巫风自然充斥着迷信的成分。但同时，其中大量神奇瑰丽的神话传说，不仅给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也启发着诗人们的想象。战国后期，以屈原为首的楚国诗人创作了一种新的诗体，这就是楚辞。楚辞“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具有十分浓厚的地方色彩。
“楚辞”之称，始见于西汉，汉成帝时，文学家刘向在前人纂辑的基础上，集录屈原、宋玉诸作及后人模拟之作为一书，统题为《楚辞》。《楚辞》主要以屈原作品为主。
楚辞是《诗经》之后古代诗歌的又一座高峰。风格独特的楚声、楚歌为楚辞的产生提供了丰富的养料，此外，南北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对楚辞的产生有着重要作用，还有，《诗经》的思想以及表现方法也对楚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屈原是楚辞体产生的最重要、最伟大的创造者。屈原，公元前340年出生于楚国的贵族之家，与楚王同姓。屈原是一个有大才的人，他才高学博，善于应对，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
屈原在从政初期，身居要职，受到楚怀王的高度信任，能左右国家的政策，可以施展他匡世济民的雄才大略。然而，屈原在做官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波折。当他踌躇满志之时，他的政敌上官大夫等向他发难，在楚怀王面前极力诋毁他。
楚怀王是一个偏听偏信的国君，他听信谗言，开始疏远屈原，而屈原又不肯委屈自己，最后丢掉了官职。从那以后，屈原前后两次遭到放逐。第二次放逐后，屈原一直过着颠沛流离的囚徒生活，可是他依然坚持理想，不肯放弃。
公元前278年，秦国军队攻陷楚国的郢都。流放中的屈原得知亡国的消息，极其愤懑，理想破灭了，又走投无路，就自沉汨罗江，含愤离开了这个世界。
屈原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著录为25篇，东汉时期王逸的《楚辞章句》也确定屈原作品为25篇，包括《离骚》、《九歌》11篇、《天问》、《九章》9篇、《远游》、《卜居》、《渔父》。
以《离骚》为代表的这些作品，奠定了屈原在文学上的崇高地位。《离骚》是古代最长的政治抒情诗。全诗长达373句，有2477字。
在《离骚》这首长诗中，屈原以浪漫奇特的构思和深沉悲愤的激情，结合自己的身世遭际，塑造了一位血肉丰满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表现了丰富深刻的思想和卓越精湛的艺术。
《离骚》无论在形象塑造、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形式，以及语言等方面，都有所开拓和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离骚》以现实主义为基调，以浪漫主义为特色，两者完美结合。《离骚》的现实主义基调体现为诗人以极富个性化的笔触，真实而深刻地揭示了战国后期楚国政治的黑暗和社会的混浊，直率地抒发了诗人的理想和感情。
《离骚》全诗闪烁着强烈的浪漫色调，具体表现在3个方面：用比兴手法集中而夸张地描写抒情主人公的高洁；塑造一系列神灵形象，陪衬主人公；描绘瑰丽奇幻、缥缈迷离的境界。
《离骚》具备严整细密的艺术结构，长诗既有对奇幻境界的描绘，又有对现实遭遇的叙述，既有陈述志向的议论，又有自身情怀的抒发，内容丰富，头绪繁多，但诗人写得有条不紊，紧凑严密。
《离骚》的艺术成就还表现在它对诗歌形式和语言的革新上。《离骚》篇幅较长，句式灵活参差，多六言、七言，以“兮”字做语助词。在语言上，双声、叠韵、重言的运用，都较《诗经》有新的发展，特别是大量吸收楚地方言口语入诗，显示了新的风采。
除了《离骚》外，《九章》、《九歌》、《天问》也都是《楚辞》中重要的诗篇。这些诗篇综合表达了诗人热爱楚国，怀念古都，以及至死不变的高尚节操。除了思想价值极高外，这些诗篇各具特色，有着较高的艺术价值。
第三节 汉代乐府民歌的内容和成就
乐府原本是政府的音乐机构。早在秦代，乐府就作为政府的音乐机构的名称而存在了，汉代后，沿袭秦代体制，也设有专门的音乐机构，它的主要职能是管理郊庙、朝会的乐章。
至汉武帝时，音乐机构的规模和职能都大大扩大了，这是汉武帝整顿改革礼乐的一项重要举措，目的是改革传统的郊庙音乐歌曲，用新声改编雅乐。当时乐府的具体职能，一是采集和编写歌词；二是谱写乐曲；三是训练乐工；四是演奏乐歌。
在这些职能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职能就是“采诗”，也就是由乐府机构派专人去各地收集民歌俗曲，配乐歌唱，供统治者考察政治得失。
汉代乐府歌词的来源有三：第一类是宫廷文人写作的，这类乐章主要用于朝廷典礼，包括《郊庙歌》、《燕射歌》与《舞曲》。第二类是从全国各地收集来的民歌，这类歌词主要在普通场合演唱，包括《相和歌》、《清商曲》与《杂曲》。第三类是来自西域的音乐，这类歌词大多是振奋士气的军乐，包括《鼓吹曲》和《横吹曲》。其中从民间采集而来的歌词，习惯上称为“乐府民歌”。《汉书·艺文志》记载：
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于是有赵、代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亦可以观风俗，知厚薄云。
“赵、代之讴，秦、楚之风”，可以见出当时采诗的地域很广；“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可以知道当时采集的诗歌具有现实主义精神，是下层民众真情实感的抒发；“观风俗，知厚薄”，可以了解统治者有考察政《汉书·艺文志》列出了西汉时期所采集的138首民歌所属的地域，范围遍及全国各地。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收录了最为完备的乐府诗歌。汉代民歌主要保存在其中的“鼓吹曲辞”、“相和歌词”、“杂曲歌词”3类。
“鼓吹曲辞”即箫鼓合奏，其中的作品《铙歌十八曲》产生的时间不一，内容庞杂，有记叙战事，表扬武功，歌颂爱情等，其中收录有部分民歌，反映了人们生活的某些侧面。
《有所思》和《上邪》是表述爱情的作品，两者都塑造了泼辣大胆的村野姑娘形象，前者为心上人准备了珍贵的礼物，但“闻君有他心”，立即决定“从今以后，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后者的爱情表白更是热情如火：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连用5个绝对不可能成为事实的假设反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感情炽烈、奔放、粗犷。“相和歌词”中的“相合”指丝竹相和或人声相和的演唱方式，其辞多为汉代街陌歌谣，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相和歌词”内容丰富，其中有描叙人们悲惨苦难生活的，如《平陵东》、《妇病行》、《东门行》、《孤儿行》等。除描叙人们悲惨苦难生活的主题外，“相和歌词”中还满怀深情和同情地写出了人们乐观善良的美好品质，以及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情感的真挚追求。代表作品有《陇西行》、《白头吟》、《饮马长城窟行》、《陌上桑》等。
此外，“相和歌词”还展现了人们对生死的朴素思考，如《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充满惜时发奋之情。
《蒿里》中的“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将人生短暂的感叹倾诉无遗。
“杂曲歌词”是各类曲子的集合，其歌词内容或抒怀，或游乐，或忧愁，或离别，或征战，内容既有文人所作，也有民间歌谣。代表作品有《十五从军征》、《古歌》、《孔雀东南飞》等。其中《孔雀东南飞》典型体现了汉代乐府民歌的艺术成就。
汉代乐府民歌是继《诗经》、《楚辞》之后，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又一重要阶段。汉代乐府民歌的主要艺术特色是以叙事为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扩大了我国诗歌的叙事领域。
由于民歌作者对下层生活有着直接的感受和体验，因此在将之诉之于诗歌时，能够选取典型事件来概括，并将代表了本阶层的思想感情融化其中。
汉代乐府民歌大部分是叙事诗，其艺术成就又体现为高超的叙事技巧。这种技巧不仅是笼统的叙事与抒情相结合，而且在具体手法上表现为第一人称的叙事多取生活片断或典型场景，便于集中抒发强烈的感情；第三人称的叙述则于相对完整的故事情节中塑造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
汉代乐府民歌还善于使用多变的句式和自然的语言。汉代乐府民歌形式自由灵活，或四言，或五言，或杂言，句式上从一二以至十言不等，这些多样的句式有助于表达不同的情感和内容，表现出劳动人民无穷的创造力。
汉代乐府民歌来自民间，因此其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既充满着真情率性，又洋溢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如《孤儿行》、《妇病行》、《上山采蘼芜》等语言率性而发，绝无文饰，更为重要的是“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
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直接继承《诗经》现实主义精神，而且有所发展，对后世的诗歌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形式上除直接孕育了东汉文人五言诗外，对后世五、七言、杂言诗体的发展也有较大影响。它的叙事技巧和语言特色对后世诗歌也有着较深的滋润作用。
第四节 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孔雀东南飞》是汉代乐府诗中最长的一篇叙事诗，即使在我国诗歌史上，也是罕见的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典型体现了汉代乐府诗歌的艺术成就，是汉代乐府艺术的典范之作。
《孔雀东南飞》在《玉台新咏》题为《古诗无名人为焦仲卿妻作》，《乐府诗集》收入《杂曲歌词》，题为《焦仲卿妻》。
《孔雀东南飞》全诗共53句，1765字。诗中写了一个封建社会中常见的家庭悲剧。
东汉末建安年间，男主人公焦仲卿是庐江太守府内的一个小官吏，与其妻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刘兰芝貌美贤淑，勤于家务，可苛刻的焦母却不喜欢儿媳，婆媳关系颇为紧张。
焦仲卿夹在母亲与爱妻之间，处境尴尬。妻子向他诉苦，母亲却逼他休妻再娶。最后焦仲卿难违母命，劝说妻子暂回娘家。刘兰芝回到娘家后，她的兄长逼她再嫁，她只得以死抵抗，“举身赴清池”。
焦仲卿闻此消息，幡然醒悟，也“自挂东南枝”，夫妻俩用自己的死来抗议封建家长的专制。最后，双双自杀的焦仲卿和刘兰芝得以合葬在一起，用他们的冤魂默默地控诉着源于封建家长制的罪恶。
在这首长篇叙事诗里，各种艺术手段都作了充分的发挥，叙事之完整、情节之曲折，性格之突出，语言之个性化，都是前所未有的。通过刘兰芝的自叙和编唱者的插叙，叙述了刘兰芝与焦仲卿两人从结婚到分手以及死后合葬的全过程。
这首诗的情节是非常曲折的。刘兰芝自愿遣归，而焦仲卿又向母亲求情。刘兰芝已经上路，而焦仲卿又誓不相负。刘兰芝虽守誓约，而又有县令、太守的相继提亲和兄长的逼婚。最后两人誓同生死，遂以悲剧告终。
《孔雀东南飞》中人物性格典型，其中刘兰芝的性格尤为鲜明。首先，她有坚强的性格。例如当她感到自己辛辛苦苦而不幸被遣时，便向丈夫焦仲卿申诉，自愿遣归：
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及时相遣归。
刘兰芝在被遣归的遭遇面前，如此从容，如此坚决，表现了极其坚强的性格。当丈夫焦仲卿再一次“下马入车”、“低头耳语”，发誓“不相负”时，刘兰芝又说了下面的话：
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做磐石，妾当做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
从中以看出，刘兰芝非常重视和丈夫的深厚感情，因此在她看到了丈夫真情实意后，遂发出了这样的誓言。
当焦仲卿知道妻子刘兰芝被迫改嫁时，闻变而来，两人最后会面时。焦仲卿痛苦地说出“贺卿得高迁……吾独向黄泉”，而刘兰芝的回答是冷静而坚定的：“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
刘兰芝的性格如此坚强，而待人又十分良善。她的感情既是丰富的，又是含蓄的。她向小姑告别之时，万感交集，一泻而不可收拾：
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
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
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
勤心事公姥，好自相扶将。
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
说完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这种情感是何等的深情，何等的真挚！
焦仲卿是诗中另一个重要形象，作者表现出他从软弱逐渐转变为坚强。他开始对母亲抱有幻想，当幻想被残酷的现实摧毁后，他坚决向母亲表明了以死殉情的决心，用“自挂东南枝”表示对爱情的忠贞和对封建家长制的反抗。
全诗的人物描绘都是生动的。这和诗的语言个性化很有关系。不仅刘兰芝、焦仲卿两人的语言都有个性特点，连两家“阿母”的三言两语，一举一动，也都有个性特性。焦母的专横暴戾，刘兄冷酷自私、贪财慕势的性格，在诗中都刻画得栩栩如生。
《孔雀东南飞》中比兴和浪漫手法的运用，对形象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作者的感情与思想的倾向性通过这种艺术方法鲜明地表现了出来。
诗篇开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是“兴”的手法，用以兴起刘兰芝、焦仲卿彼此顾恋之情，布置了全篇的气氛。
最后一段，在刘兰芝、焦仲卿合葬的墓地，松柏、梧桐枝枝叶叶覆盖相交，鸳鸯在其中双双日夕和鸣，通宵达旦。这既象征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夫妇不朽，又象征了他们永恒的悲愤与控告。这是刘兰芝和焦仲卿形象的浪漫主义发展，闪现出无比灿烂的理想光辉，使全诗起了质的飞跃。
《孔雀东南飞》颇具民间说唱的形式特点。作为说唱的民间故事，既有现实的依据，又有幻想的因素，语言多夸张的成分，如“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作为小户人家的女子，具有这样的教养，定是有所虚构和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