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古代兽医

第一节 先秦时期的兽医活动

我国古代兽医的出现和兽医行业的发展，全程伴随着古代畜牧业的发生发展史，并逐渐形成了中兽医学理论完整的学术体系。

数千年来，它一直有效地指导着兽医临床实践，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补充与发展。

中兽医及其学术理论，从先秦时的最初积累开始，中经秦汉至宋元的不断总结，到明清时最终形成体系，期间遗留的中兽医学专著十分丰富，对病畜的理、法、方、药、针以及各种病症各有阐述。此外，相畜学说也在历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我国的畜牧生产出现在有文字记载之前。当畜产品成为人们重要的生活来源时，如果畜群受到疾病的侵袭，人们必然利用已获得的治人病的知识试治兽病。这样就产生了原始的兽医活动。

在先秦时期，是我国兽医学知识的积累和初步发展的时期。兽医的活动最先受到人类自身医疗经验的影响，后来出现了巫与医并存的现象。

自从西周时专职的兽医出现后，兽医活动便开始向更加专业的方向发展了，进入了我国古代兽医学的奠基阶段。

我国是世界四大古医药起源地之一，又是世界农业起源中心之一，而兽医则是兼顾二者的专门职业。随着畜牧业的生产和发展，原始的兽医活动成为时代所必需。

我国在很久以前就

有兽医的活动。山东省博物馆陈列有大汶口文化遗存中发掘出来的骨针，共有大小不一的6枚。这些骨针一端尖锐，一端粗圆，并无针眼，骨锥长的14厘米，短的七八厘米，形似兽医用的圆利针。

考古专家认为，这些骨针是用家畜骨磨制成的，是畜牧生产的副产品，由此说明该时期以针刺治畜病是有根据的。

传说黄帝时期，有马师皇善治马病，曾用针刺唇下及口中，并以甘草汤饮之治愈畜病。

事实上，兽医药物就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

从《黄帝内经·素问·异法方宜论》可知，我国在古代便提出了因地制宜的医疗经验。

如该书中指出：东方的砭石，南方的九针，北方的灸疗，西方的药物等，这些都是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就地取材治疗畜病。并对原始兽医药因地制宜、防治家畜疾病，也曾产生过影响。

夏商时期，我国进入奴隶社会。由于人们这时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自身疗病经验，所以就把治病人的经验借鉴到医治病畜的活动中。

这一时期，出现了巫和医同时存在的现象。在古代，巫是一个崇高的职业，被认为是通天彻地的人。战国以前，医被操于巫之手，医、巫不分，巫就是医，医就是巫。因此，“医”字从“巫”而作“毉”，又以“巫医”为称，因为巫本掌握有医药知识，并常采药以用，特以舞姿降神的形态祈福消灾，为人治病。

巫之为人治疗疾病，由来已久。宋代李昉等学者奉敕编纂的类书《太平御览·方术部二·医一》，曾经引用记载上古帝王、诸侯和卿大夫家族世系传承的史籍说：“巫咸，尧臣也，以鸿术为帝尧之医。”巫咸是占卜的创始者，尧帝的大臣，他凭借高超的方术为舜帝治病。

远古时期的巫医是一个具有两重身份的人，既能交通鬼神，又兼及医药，是比一般巫师更专门于医药的人物。殷周时期的巫医治病，从殷墟甲骨文所见，在形式上看是用巫术，造成一种巫术气氛，对患者有安慰、精神支持的心理作用，真正治疗身体上的病，还是借用药物，或采取技术性治疗。

巫医的双重性决定了其对医药学发展的参半功过。到后来的春秋时，巫医正式分家，从此巫师不再承担治病救人的职责，只是问求鬼神，占卜吉凶。而医生也不再求神问鬼，只负责救死扶伤，悬壶济世。

河北藁城商代遗址中发掘出郁李仁、桃仁等中药证明当时巫和医是并存的。甲骨文中还有一些象征去势的字，表明殷商的畜牧生产已对家畜产品作品质的改进。

商代的兽医已利用青铜针、刀进行外科手术。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牛，鼻中隔上穿有小孔，表示已发明了穿牛鼻技术。

西周时，专职兽医开始出现。当时，家畜去势术有进一步的发展。在《周易》中，已指明去势的公猪性情已变得温顺。

据《周礼·夏宫》记载，朝廷每年早春即下达“执驹”，而在夏天则“颁马攻特”，即将不作种用的公马定期进行去势。

《周礼》等古文献中记载有100多种人畜通用的天然药物及采集草药的时期。

在西周时期，有一位畜牧兽医名人造父。他具有高深的兽医技术，善治马病，留下了刺马颈放血为马解除暑热的传说。放血疗法是我国中兽医学的传统疗法之一。

春秋战国时期，畜牧兽医的科学技术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战国时期，已有专门诊治马病的“马医”。

据《列子·说符》记载，齐国有个穷人，经常在城中讨饭。城中的人讨厌他经常来讨，没有人再给他了。于是他到了田氏的马厩，“从马医作役而假食”，就是跟着马医干活而得到一些食物。

春秋战国时期的兽用药物，也是在根据人用药物进行分类。当时的人药物分草、木、虫、石、谷5类，并分为以五毒攻病、五味调病、五气节病、五谷养病等治疗原则。这些经验，常常被兽医尤其是马医所借鉴。

当时的马医在治疗马的内科病时，已经掌握了用水煎剂灌服的技术，还掌握了外科病用涂敷药或去其坏死组织的办法。

事实上，我国最早记有“兽医”一词，就出现在战国时期的《周礼》，其中记载：

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行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

意思是说：兽医的职掌是治疗内外科兽病。治疗内科病，采用口服汤药，缓和病势，节制它的行动，借以振作它的精神，然后观察它的表现和症状，妥善调养。治外科病，也是服药，并且要手术割治，把脓血恶液排除，然后再用药治，让它休养，并注意调养。

这个记载说明，战国时期的兽医技术已经比较发达，不仅已经有了内科外科的区分，而且制订了诊疗程序，并且重视护理。

第二节 秦汉至宋元时期兽医的发展

秦汉至宋元，时间跨度漫长，科技进步巨大，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重要时期。兽医行业在此期间有了极大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我国兽医兽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秦汉至宋元时期，是中兽医学知识不断总结和学术体系形成及发展的时期。秦汉时“牛医”的出现和《神农本草经》的问世，标志着兽医技术的进一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使畜牧业有进一步发展。宋金元时期，是我国兽医技术和学术以补充、阐释为主的发展阶段，同时开兽医院之先河。

秦汉时期，民间不仅有专治马病的马医，当时还出现了因耕牛的发展而出现专职的“牛医”。秦代已制定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在汉代改名《厩律》。

东汉末期出现了《神农本草经》，该书收藏药物365种，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学专著。

《神农本草经》依循《黄帝内经》提出的“君臣佐使”的组方原则，也将药物以朝中的君臣地位为例，来表明其主次关系和配伍的法则。

《神农本草经》对药物性味也有了详尽的描述，指出寒热温凉四气和酸、苦、甘、辛、咸五味是药物的基本性情，可针对疾病的寒、热、湿、燥性质的不同选择用药。

寒病选热药，热病选寒药，湿病选温燥之品，燥病须凉润之流，相互配伍。并参考五行生克的关系，对药物的归经、走势、升降、浮沉都很了解，才能选药组方，配伍用药。

《神农本草经》中有些药指明专用于家畜。在《居延汉简》、《流沙坠简》以及《武威汉简》中，均有医治马牛病的处方。

汉中山墓中出土了治病用的金针、银针和铁制的九针。《盐铁论》中已提到用皮革保护马蹄。

从长沙汉墓中还发现《相马经》。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还出现铜制的良马标准模型，立于京城东门外，有马援制的铜马模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使畜牧业有进一步的发展，为畜牧业服务的兽医学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

东晋名医葛洪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六畜诸病方，对马驴役畜的十几种病提出了疗法。从用灸熨术治马羯、臌胀等，可知当时针灸治疗的广泛应用，当时已提出试图用狂犬的脑组织敷咬处治狂犬病。

北魏贾思勰著《齐民要术》一书，其中有畜牧专卷，并附一些供牧人等采用的应急疗法、疗方48种，应用于26种疾病。

如用掏结术治粪结，用削蹄和热烧法治漏蹄，用无血的去势法为羊去势，犍牛法阉割公牛，给猪去势以防感染破伤风症的方法，以及关于家畜大群饲养时怎样防治疫病的发生和进行隔离措施，反映了当时的兽医技术水平已相当高。

隋代兽医学的分科已经更加完善，而且在病症的诊治、药方和针灸等方面都有专著。隋代开始设立兽医博士，唐代因循隋制，在太仆寺中设兽医博士4人，教育生徒百人。

另外，在太仆寺系统中设兽医600人。

由于唐代有一个完整的兽医教育体制和兽医升迁制度，使唐代的兽医学术得到迅速发展。

唐代的司马李石采集当时的重要兽医著作，编纂成《司牧安骥集》4卷。前3卷为医论，后1卷为药方，又名《安骥集药方》。

《安骥集药方》是我国现存最古的兽医学专著，也是自唐到明约1000年间兽医必读的教科书。书内共录药方144个，按功效分为15类，分类方法尚未达到五经分类的水平。

该书对于我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着比较全面的系统论述，并以阴阳五行作为说理基础，以类症鉴别作为诊断疾病的基础，八邪致病论是疾病发生的原因，脏腑学说是家畜生理病理学的基础。

为了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制定有保护牲畜的法规。少数民族集中的边疆地区，兽医学有新的发展。在西藏且出现了藏兽医，著作有《论马宝珠》、《医马论》等。在新疆吐鲁番的唐墓中曾发掘出《医牛方》。

唐高宗时颁布我国人畜通用药典《新修本草》，内载药物844种，并有标本图谱。它是世界是最早的药典。日本兽医平仲国等于唐贞元年间来我国长安留学，回国后对日本兽医界产生深远影响，形成“仲国流”的兽医学派。

宋金元时期我国兽医学是以补充、阐释为主的发展阶段。北宋采用唐代的监牧制度，并在1007年设置专门医治病马的机构，这是我国兽医院的开端。

1103年，宋朝规定病死马尸体送“皮剥所”，类似尸检的剖检机构。这是我国官办最早的兽医专用药房。据《宋史·艺文志》记载，宋代有《伯乐针经》、《安骥集》、《安骥集药方》、《贾躯医牛经》、《贾朴牛马》、《马经》等有关兽医的著作。元朝是以牧起家，对牲畜疫疾的防治相当注意。元代的《痊骥通玄论》中，有阐释治疗马粪结症的起卧入手歌，对结症的诊断治疗有明显的发展和提高。其中，《点痛论》总结出诊断马肢蹄病的跛行诊断法，是创新的总结。

《痊骥通玄论》还进一步阐释发展了五脏论等中兽医基础理论，为传统中兽医学的发展和提高做出了贡献。

第三节 明清时期兽医学成就

在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时期，科技方面不乏集大成者，而中兽医学领域在继承和总结前代成果的同时，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十分丰硕成果。这些兽医学成果是祖国兽医学宝库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这一时期，编著刊行了许多中兽医学的著作，形成了我国古代中兽医学术体系。在中兽医方剂学、传统兽医针灸学、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兽医外科等方面颇有建树。

明朝廷对兽医学的发展给予较大的重视。《永乐大典》有汇编成的《兽医大全》，成化年间兵部编纂了《类方马经》6卷，后来太仆寺卿杨时乔主编了《马书》14卷和《牛书》12卷。

明朝廷由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大力开展在长江下游六府二州养马，并几次规定要培训基层兽医，名兽医喻本元、喻本享等就是在此条件下出现的。

喻本元、喻本亨兄弟二人合著的《元亨疗马集》、《元亨疗牛集》，于1608年刊刻问世，由兵部尚书丁宾作序。书中的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紧密结合，以指导临床实践，成为自明以后马疾治疗学的经典著作，影响深远。

朝鲜人赵浚等根据元代中兽医书编成《新编集成马医方》和《新编集成牛医方》，成书于1399年，现存版本为1633年版。此书罕见，可谓一套珍贵资料。

此两部医方是赵浚等集体用汉文编写的。著书中引证了不少我国的古兽医经典著作，约7万字，全书共为64小节，附图47幅。内容包括马医方及牛医方两大部分，内容丰富。

比如马医方内容，有良马相图、良马旋毛之图、相马捷法、相齿法、养马法等畜牧方面的内容，还有放血法、点痛论、姜牙论、十八大病、五劳论等兽医方面的内容。

清代初期，由于农耕需要牛，牛病学得到较大发展。1667年重刻《元亨疗马集》时，将《水黄牛经合并大全集》和《驼经》并入成为一书，就是适应当时的时势要求。

后来重编时加上《安骥集》等古书的部分内容，删去《碎金四十七论》中的21论，编成马经大全6卷，牛经大全2卷，驼经1卷，命名为《马牛驼经全集》，近代流行的多是这部书。因由许锵作序，内容主要来自《元亨疗马集》，简称“许序本”。

1758年，清代医药学家赵学敏编著的《串雅》，分《串雅内编》和《串雅外编》。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有关民间走方医的专著，揭开了走方医的千古之秘。其中的《串雅外编》还特列出医禽门、医兽门和鳞介门。

清乾隆时期兽医学家郭怀西，于1785年著《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这本书对《牛经大全》进行全面的修改和补充，虽名“注释”实际上是新作。此书继承并发展了《元亨疗马集》的内容，在我国畜牧兽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是对《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的注释本，简称《大全集》。纵观两书全貌，可以看出，《大全集》是作者结合50余年医疗实践，对《元亨集》进行大量删改、补充。综合了以前丁序、许序等版本的内容，又增列、贯注了《黄帝内经》、《通元论》、《渊源塞要》、《疗骥全书》、《安骥全集》等内容，从而在深度和广度上发展了《元亨集》，反映了清代兽医学发展概貌。

清乾隆朝太仆寺正卿李南晖编写的《活兽慈舟》以黄牛、水牛病为核心，且选编了马病篇、猪病篇、羊病篇、狗病篇、猫病篇。

清代嘉庆初年，著名中兽医傅述风于1800年编著的《养耕集》问世，对牛体针灸术有进一步的补充和发展。全书着重记载了作者数十载的实际诊疗经验，并继承和发扬了中兽医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不论在理论上或在临床经验上均有独到见解，对当时及后世兽医学发展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养耕集》分上下两集，上集讲针法，下集备录方药。针不能到者，以药到除病；药不能及者，以针治病；针药兼施，相得益彰。

《养耕集》上集中对牛体针灸穴位图作了修正和补充，并分述40多个穴位的正确位置、入针深浅和手法，以及各穴主治的病症。

还分别论述了吊黄法、破牛黄法、火针法、烫针法、透火针法、皮风发表针法、出血针法、咳嗽针法、失中腕针法、治拓腮黄针法等20余种对应的特殊针灸方法。

在此书问世前，我国仅有一幅“牛体穴位名图”，缺乏文字叙述，本书填补了这个空白，使牛体针灸学形成一完整体系。

《养耕集》下集列病症98种和各症的方药治法。方中常选用几味当地的草药，并根据鄱阳湖地区气候变化开列四季药物统治的处方。

在《养耕集》之后，《牛医金鉴》、《抱犊集》、《牛经备要医方》、《大武经》、《牛马捷经歌》等方书相继出现。随着当时养猪业发展的需要，《猪经大全》也编成刊行。

至此，我国中兽医的医疗对象已扩展到各种家畜和家禽。中兽医学的特有理法方药体系和辨证施治原则且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和发展，并形成了我国古代完整的中兽医学术体系。

明清时期，除了编著刊行许多中兽医学著作以外，在中兽医方剂学、传统兽医针灸学等方面也颇有建树。

中兽医方剂学在明清两代发展到了高峰。乾隆以后，中兽医诊疗对象由马转向牛，以治疗马病为主的马剂方书衰落了，代之而起的是以治疗牛病为对象的疗牛方剂书的大量涌现。

比如《新编集成马医方》，这是目前人们所知的第一部由朝鲜人编集的中兽医著作，作为中朝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价值远超其学术和史料价值。

再如《新编注释马驼经大全集》，其中“临时变通”的处方方法是兽医方剂学理论的一大突破，在兽医方剂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后世处方药产生了很大影响，发展和完善了中兽医方剂理论。

在传统兽医针灸学方面，明清时期达到鼎盛，从理论到实践有明显的突破和较大的发展。马体针灸在明代发展较突出，牛体针灸在清代发展较突出。

比如《元亨疗马集》，其中的针灸治疗方法已采用组穴，有协同作用和相辅相成。再如《养耕集》，它对各穴位置和主治病症均有明确记载。对多种病症设立针法，并对牛的特有病设立针法。

对家畜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防治，明清时期也有很多成就。我国传统医药学在明代进入全面总结和创新时期，有许多著名著作问世。

兽医对家畜传染病的认识有进一步发展，虽未形成专论和专著，但对那些能获得治疗效果或痊愈的传染病，有独到的见解和治法。

清代，中兽医对马病的防治经验由于内地保留一定数量的马而被延续。由于牛耕的发展，对牛病的医疗和防治较前有了明显的发展和提高。

明代时期对寄生虫的认识发展不大，仍以肉眼可见的外寄生虫为主。明清时期主要对蜏鳖、牛眼虫、胃肠道寄生虫以及虱的研究有所发展。

至于明清时期的兽医外科，兽医本草学在明代仍然与人医不分。兽医外科学在明代仍以针刀巧治12种病为主，对各种家畜家禽的雄性去势，对母畜摘除卵巢术，特别是大小母猪摘除卵巢术已普遍施行。

明代的兽医外科在元代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展和成就。关于外科手术，明代总结出12种巧治法，即12种外科手术疗法。

在明代始见的有腹腔3种手术疗法，肛门、尿道两种手术疗法。古人把兽医外科手术列在针灸疗法中，反映兽医外科学的发展当时尚未达到成熟阶段。

清朝于1905年始建的京师大学堂的农科大学，当时在专科专业设置方面，有兽医寄生虫学与寄生虫病学、兽医内科学、兽医外科学、兽医病理学、传染病学与预防兽医学、兽医药理学与毒理学、中兽医学等。

其中的兽医外科学，主要包括兽医外科手术和兽医外科疾病两部分内容。可见较明代已有显著发展。

此外，明清时期的兽医已经有较为成熟的养马保健意识。比如明代实行“看槽养马”的保健制度，每群马配一名专职兽医。兽医首先须鉴别马群中的病马，并将其剔除出来，然后辨别是何病何症，对症下药。

第四节 起源古老的相畜学说

相畜学说在我国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它的起源远在没有文字记载以前。根据牲畜的外形来判断牲畜的生理功能和生产性能，以此作为识别牲畜好坏和选留种畜的依据，是古时相畜学说的主要内容。

相畜属于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经验型人工选择。在我国古代的相畜学家有很多，如春秋时期的宁戚和孙阳，汉代的荥阳褚氏，唐代的李石等，他们都编写了许多相畜专著。古时的相畜学说对于后世家畜品质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诸侯兼并战争频繁，军马需要量与日俱增，同时也迫切要求改善军马的质量。当时也是生产工具改革和生产力迅速提高的一个时期，由于耕牛和铁犁的使用，人们希望使用拉力比较大的耕畜。

这种情况，促进了我国古代相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有很多著名的相畜学家，最著名的要算春秋时期卫国的宁戚了。

宁戚著有《相牛经》，为我国最早畜牧专著，这部书虽早已散失，但它的宝贵经验一直在民间流传，对后来牛种的改良起过很大作用。

宁戚对牛是情有独钟的，他喂过牛，仕齐后又大力推行牛耕代替人耕技术，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发展。

齐国丰富的养牛经验，带动了养牛业的发展。战国时，齐将田单被困在即墨，竟能在久困的城内收得千余头牛，以火牛阵打破燕军，足见当时平度养牛业的发达。

宁戚以《饭牛歌》说齐桓公，其中就有“从昏饭牛至夜半，长夜漫漫何时旦”的词句。“饭牛”就是喂养牛的意思。常言道：“蚕无夜食不长，马无夜草不肥。”大牲畜要在夜里添刍料，宁戚的歌反映了齐地所积累的养牛经验。

与相牛相比，春秋时期的相马的理论和技术成就更大，有过很多相马学家。而当时的伯乐就是我国历史上最有名的相马学家，他总结了过去以及当时相马家的经验，加上他自己在实践中的体会，写成《相马经》，奠定了我国相畜学的基础。

伯乐的真实姓名叫孙阳，是春秋时期郜国人。在当时的传说中，有一个天上管理马匹的神仙叫伯乐。由于孙阳对马的研究非常出色，人们便忘记了他本来的名字，干脆称他为伯乐。

春秋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军事的需要，马的作用已十分凸显。当时人们已将马分为6类，即种马、戎马、齐马、道马、田马、驽马，养马、相马遂成为一门重要学问。孙阳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选择了相马作为自己终生不渝的事业。

孙阳从事相马这一职业时，还没有相马学的经验著作可资借鉴，只能靠比较摸索、深思探究去发现规律。孙阳学习相马非常勤奋，《吕氏春秋·精通》记载：

孙阳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

少有大志的孙阳，认识到在地面狭小的郜国难以有所作为，就离开了故土。历经诸国，最后西出潼关，到达秦国，成为秦穆公之臣。

当时，秦国经济发展以畜牧业为主，多养马。特别是为了对抗北方牧人剽悍的骑士，秦人组建了自己的骑兵，因此对养育马匹、选择良马非常重视。

孙阳在秦国富国强兵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并以其卓著成绩得到秦穆公信赖，被秦穆公封为“伯乐将军”，随后以监军少宰之职随军征战南北。伯乐在工作中尽职尽责，在做好相马、荐马工作外，还为秦国举荐了九方皋这样的能人贤士，传为历史佳话。

伯乐经过多年的实践、长期的潜心研究，取得丰富的相马经验后，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整理。他搜求资料，反复推敲，终于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相马经》。书中有图有文，图文并茂。

伯乐的《相马经》长期被相马者奉为经典，在隋唐时代影响较大。后来虽然失传，但蛛丝马迹在诸多有关文献中仍隐隐可见。

《新唐书·艺文志》载有伯乐《相马经》一卷；唐代张鷟写的《朝野佥载》、明人张鼎思著《琅琊代醉编·伯乐子》和杨慎著《艺林伐山》中均有大致相同的记载。

到了西汉时期，我国相畜学说已有《相六畜》38卷，大多是集春秋、战国时期相畜专著而成，虽早已失传，但散见于后世古农书中的有关内容。

汉代荥阳褚氏分别是相猪和相牛的名手。相牛和相禽也有专门著作。后来在山东临沂县银雀山西汉前期古墓中发现的《相狗经》竹简残片，也说明了当时相畜技术的发展和对家畜选种的重视。

魏晋时期，相马术、相牛术有显著发展。通过马体外形与内部器官的关系，来鉴别马匹。相马之人普遍认为，马匹的优劣和内部器官有密切关系，而内部器官的状况又可以从马体的外形中得到反映，因而提出了一个由表及里的“相马五藏法”。

“相马五藏法”注意到体表外貌与内部器官之间、结构与功能之间的相关性，并由此来推断马的特性及其能力，反映了我国古代家畜外形鉴定技术已趋向成熟。

关于牛的品种鉴定，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也有所论述。相牛有详细的标准是：良好的牛，头部肉不应过多，臀部要宽广，尾不要长到拖地。尾巴上毛少骨多的，有力。膝上的缚肉要硬实。角要细，横生、竖生都不要太大。身躯应紧凑。形状要像“卷”的一样。

相猪的标准是：好母猪应是嘴巴短面部无软毛的。可见相牛、相猪的经验也积累得比较丰富。

《齐民要术》还阐述了对马的外形鉴定，先是淘汰严重失格和外形不良者，再相其余。实际进行相马时，不仅要有整体观念，而且马体各个部位要有明确的要求。

即“马头为王，欲得方；目为丞相，欲得光；脊为将军，欲得强；腹胁为城郭，欲得张；四下为令，欲得长”。这5句话非常生动形象地概括了良马的标准形象。

隋唐时期的相畜理论和相畜技术都有了重要发展。唐代的相马术，在历代相马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更有显著进步。李石著的《司牧安骥集》认为，相马的要领是掌握相眼的技术，若系“龙头突目”，则属好相，一定是良骥。

《司牧安骥集·相良马论》认为，马体各部位之间的相互关系和内外联系，具有统一的整体观。《司牧安骥集》还指出：看本马的同时，还要了解该马上代的情况如何，把外形鉴定和遗传结合起来。

唐代相马学的进步，还表现在对一些迷信的说法开始采取批评的态度。如《司牧安骥集·旋毛论》认为，马的旋毛，本不足奇，根据旋毛的位置、方向判断凶吉，显然是迷信的说法。

《旋毛论》在1000多年前就能对这种谬论给予严正的批判，并指出相马“当以形骨为先”，其科学精神是了不起的。

唐代以后，五代十国，直到宋元明清各个朝代，我国的相马理论和实践，基本上不超出宁戚《相牛经》、伯乐《相马经》、《齐民要术》、《司牧安骥集》有关篇章的范畴。 MncYE20Hpim4BF2c6FuysmVW6o9NKLe0FOkbm2cY14jg4wSTPF6uQ5kgLeegM7C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