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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夏代奚仲造马车
在我国古代，由于幅员辽阔，知识和技术有限，各地自然条件不同，因此不同朝代不同地区使用的交通工具也有很大的差别。
其中，夏代奚仲制造马拉木车，商周的独辕车，秦汉的单马双辕车，两宋时期的太平车和平头车以及战车，还有清代豪华舒适的轿子，都在我国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
无论是畜力还是人力的车子、轿子，作为传统交通工具，它们都是中华民族历史的组成部分，占有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
车辆为人类服务了几千年。我国夏朝初年的奚仲，在薛地造出了用马牵引的木制车辆，被后世称为造车的鼻祖、车神、车圣。
奚仲发明的马车，是我国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它不但解决了古代落后的交通问题，而且还促进了道路设施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扩大了商贸运输和文化交流活动，奠定了社会发展的基础。
奚仲是我国历史上夏王朝的异姓诸侯，据说是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第十二代孙。他是鲁国人，故里在今山东省枣庄西。
奚仲的先人黄帝曾经造了一辆木头的车，可以装载东西。后来奚仲听说先人做的车放在部落首领那里，就和家人去部落首领那里去看。
回来后，奚仲觉得先人的车做得不算好，没有多大的使用价值，于是，他有空就琢磨如何造车的事。
奚仲想好了初步的样式后，这一天，他叫上妻儿一起到山上去伐树。把木料运回来之后，奚仲先粗略地仿照当年黄帝车的样子做了个模型。以后便天天看着这个车子，仔细琢磨，不断改造。经过很长时间的摸索，最后造成了一辆新车。
为了验证车子是否坚固，奚仲叫年轻力壮的人把山下的乱石搬到车上来。一块块石头放到车上后，车子越来越沉，奚仲两只胳膊架住两边的车把，推动车子，木车就“嘎吱嘎吱”地向前走动，车子过后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车辙。
奚仲又开始造马车。他找一些人帮忙，从山上伐了很多树木，在山下的一个开阔的地方造起了马车。
几个月下来，奚仲造出了一批马车，还给马做了缰绳，把缰绳牢固地系在车两边的长杆上。很多人都来观看奚仲造的马车，奚仲便让众人看自己如何驾驶马车，并教给那些人驾车的技术。
奚仲发明的马车是一种单辕式马车，它是后来秦汉时期双辕车的先驱。奚仲当时还没有青铜配件，构成单辕车的各种部件均应是木制品。
马车分别由轮、轴、舆、辕等部件组成。这是一种单辕车，由车舆下方向前伸出一根较直辕木，拉车的马匹分别套在辕木左右两侧。通常由两匹马驾驶，多者可用4匹，但绝不能用单数。
这种设计结构较为合理，各个部件的制作均有一定的标准，因而坚固耐用，驾驶起来也十分灵便。
这种以木为主体结构的马车虽然比较简单，但已大大方便了交通运输，不仅是奴隶主贵族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也被用于战争当中。
由于奚仲精通造车技术，在夏禹时被封为车正，统管部落所有的车马，主管战车、运输车的制造、保管和使用，并被封在薛地，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枣庄地区西部。奚仲在薛地开创了薛国。
在夏、商、周代时，薛国十分兴盛。这里物阜民丰，奚仲所统辖的地区很快地强大起来，成为夏王朝最为繁荣昌盛与文明进步的地区之一，它不但是夏王朝的有力支柱与砥石，也是王室所需的运输与交通舟车，以及粮食等物资的重要供给地。
薛国由于政治修明，经济繁荣发达，加上交通便利，因此成为华夏文化交流中心。
奚仲所开创的薛国，是齐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等一脉相承。
奚仲当年造车之处，据说就在枣庄市境内的奚公山下，奚仲死后安葬之处在奚公山顶。
奚公山南麓为古代车服祠旧址，是专门祭扫奚仲的场所。这里林木苍翠，祠宇壮观，并有溪泉长流。古时候，不少官员专程来奚山访谒车服祠，祭奠奚仲留下的文字。
奚仲发明的马车距今已有4000多年，当时世界许多古老民族还正在以牛马为交通工具时，奚仲创造的木车已驰驱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上，因此可以当之无愧地列入世界之最。
马车的发明是古代科技史上的一件大事。以马力代替人力，大大解放了生产力，提高了交通效能，增强了人们的地域拓展能力，有利于各地区间的联系和信息交往，扩大了各地间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促进了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与此同时，马车的发明促进了道路的发展。
第二节商周的独辕车
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独辕车发展的鼎盛时期。这种车在构造坚固，是最好的陆上交通工具，还在驿站传递、田猎出行，尤其是远程征伐等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作用。
由独辕车改进的各类战车，从战国时期开始由盛转衰。由于当时的战争已由过去的中原战场扩大到北方山地和江南地区，适于平原作战的战车已难以施展其冲锋迅速，攻击力强的特长，因此战车的地位开始下降。
据史书记载，商部落在相土时，畜牧业相当发达。相传相土用槽喂、圈养之法饲养马匹，将马驯服，再加训练，于是马能拉车驮物，成为重要运输工具，被称为“乘马”。
据记载，公元前2019年，相土用驯养的马作为运载工具，将商部落迁到商丘，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商丘市。商部落族的第七任首领王亥，学会了用牛来驾车。他曾经赶着牛车，到其他部落的地界去贸易。
夏代末年，商汤在伊尹的辅佐下，实施灭夏战略，在作战中使用了更多的牲畜和战车、运输车。最后讨灭夏桀，建立了商王朝。
商王朝到了武丁时期，国力增强，军队驾驭大批独辕车向南方拓展，一直深入楚国纵深地区。商的末代君主纣王，也曾频繁出动大量独辕车，把疆土向江淮地区拓展。商代独辕车的使用已经十分普遍，车辆制造技术也有很大提高，能够造相当精美的两轮车了。由于两轮车是一个车辕，所以称为“独辕车”。
独辕车其实就是那时的战车，通常可乘站立的两三人，车厢后面留有缺口或开门，以便于乘者上下。
商代的马拉双轮独辕车，由辕、衡、舆、轭、銮、轮、轴等部件构成。辕的前边有衡，衡的两侧各缚一个“人”字形轭，也就是驾车时套在牲口脖子的曲木，用以架马。
这种车的长度超过3米，辕长也在2.56米至2.92米。车轴长3米上下，两轮间的轨距2.1米至2.4米之间，大多有18根粗细均匀、排列有序的辐条。车轴与车辕交接处的上方是舆所在，平面长方形，四周有栏杆，可手扶。后边有缺口，供乘车人上下之用。
在商代，这种形制的马车是最好的陆上交通工具。由于马车坚固耐用、轻便快捷的性能在实用中得到检验，其功能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因而马车使用的范围已相当广泛。
商王及其大臣使用马车代步，各地诸侯争相仿效。为显示其尊荣富贵，马车装饰精致、华丽：或在车上髹漆，或配以铜饰；有的对马头及马身，用不同质料的物件进行装饰。这在当时已形成风气。
至东周时期，马拉双轮独辕车得到了改进。但从形制上看，东周的车与商车基本相同，只是在结构上有所改进，如直辕变曲轨，直衡改曲衡，辐数增多，舆上安装车盖。
车马配件上也更加完备，增加了许多商时车上没有的零部件，如铜銮、铜輨、铜釭等。为求坚固，还在许多关键部位都采用了铜构件，如变木辖为铜辖，轭上包铜饰，并有一套用铜、铅、金、银、贝和兽皮条等材料制成的饰件和鞴具，制作精美，名目繁多。
东周时驾车的马由商时的两匹增加至3匹、4匹，甚至6匹。车驾两马的叫“骈”，驾3匹的称“骖”，驾4匹的名“驷”，驾6匹马为“六騑”。其中驾辕的两马叫“服马”，两旁拉车的马叫“骖马”。
东周的车以驾4匹马最为常见，多以“驷”为单位计数马匹；又因先秦时经常车马连言，说到车即包括马，说到马也意味着有车。东周中期，马车的形制已完善。制造一辆车，需要多工种的合作，经过大小几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制车业成为当时集大成的综合性手工业生产部门，制车水平也是当时生产水平和工艺水平的集中反映。
东周马车不仅是王公显贵出行游猎时代步和炫耀身份的工具，还是战争中主要的“攻守之具”。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各诸侯之间经常发生征战。当时正值春秋时期，诸侯争霸，各国军队的主力是战车兵，军事编制以战车为主，攻防的主要手段也是战车。所以，拥有战车数量的多寡，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标志，当时有所谓“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之说。
为了增强军事力量，以赢得战争，各国都把先进技术运用到制造战车上。于是，各类战车应运而生，成为当时的一道亮丽风景。战车按用途不同，可分为几个类型。有戎路，又称“旄车”，以车尾立饰有旄牛尾的旌旗作为标志，是主帅乘坐的指挥车。轻车，也称“驰车”，用来冲锋陷阵。阙车，即补阙之车，是用于补充和警戒的后备车。苹车，车厢围有苇草皮革为屏蔽，作战时可以避飞矢流石。广车，是一种防御列阵之车，行军时用来筑成临时军营。
这些战车统称“五戎”，其用途归纳为3类，一为指挥车；二为驰驱攻击的攻车，它是战车的主要车种；三是用于设障、运输的守车。为挥戈舞剑之便，战车一般都将车盖去掉，有的还在车轴两端的铜軎辖上装有矛刺，在冲锋陷阵时刮制敌方的步兵。
马车装备的武器有远射的弓矢，格斗的戈戟，自卫的短剑和护体的甲胄与盾牌。主将所乘的旗车，还要设置“金鼓”和旌旗，主将或鸣金或击鼓，以指挥所有战车的进退。旌旗标明主将所处的位置，它的树立和倾倒成了全军胜败存亡的象征。
每辆战车还配备10多名步兵，分列在车两边，随车而动，配合作战。作战时，每5辆战车编成一个基层战斗单位。车战时，战车先呈一线，横列排开，相去40米，左右10米，队间60米，使各车之间保持适当的间隔距离，既防敌车冲阵，也使各车行动自如，互不妨碍。
由独辕车发展演变而来的战车被广泛用于战场，车战也在春秋时期曾经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步兵地位的提高和骑兵的出现，战争开始由车战向以步、骑拼杀为主的形式转变，战车逐渐失去了以往的重要地位。汉代以后，曾盛极一时的车战和战车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
第三节秦汉单马双辕车
秦汉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的大一统时期，统一的时间长、范围广，这为交通工具的开拓与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机遇。这一时期，车子有了很大发展和变化，独辕车逐渐减少，双辕车有了大发展。
从西汉开始，进入双辕车大发展时期，东汉以后，双辕车便基本上取代了独辕车，车的种类增多，出现了独轮车和改进的指南车。
双辕车的出现，改变了独辕车至少系驾两马方能行走的局限，使单马拉车成为了可能，从而使我国古代的车由驷马高车进入了单马轻车的发展新阶段。
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双辕车模型，是在秦人墓葬中出土的。秦代双辕车只需一个牲口驾辕，系驾大为简化，也更容易驾驭。双辕车的结构，除辕变为两根外，其他各部位与独辕车基本相同。双辕开始仍为上扬曲身的形式，为防止车辕折断，往往在车辕中部到轭軥之间加缚两根木杆，以加固车辕，后来逐渐演变为平直的形式。
至汉代，双辕马车因乘坐者的地位高低和用途不同，细分为若干种类，主要有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辎车、栈车等。
汉代马车的种类复杂、名目繁多，除上述几种车外，见于记载的还有皇帝乘坐的辂车和金根车。据《续汉书·舆服志》描写，金根车上有“鸾鸟立衡”、“羽盖华蚤”。
高级官吏乘轩车，这是两侧有障蔽的车。一般官吏乘“轺车”。贵族妇女乘坐辎车，车厢像一间小屋子似的。此外，还有许多供某一特定目的而制作的专用车辆类型。
汉代交通发达，除乘人的马车以外，载货运输的牛车数量也大量增加。牛车自商部落时就有，因牛能负重但速度慢，所以牛车多用以载物。其车厢宽大，又称“大车”、“方厢车”。牛车最初是做生意的人用来载货贩运的运输车，商部落首领王亥就曾经赶着牛车做生意。古代我国以农业为立国之本，自古重农轻商。所以，大小奴隶主贵族死后，随葬品只用马车，而绝对不用牛车。
汉代车舆制度曾明确规定：“贾人不得乘马车”，所以牛车在汉代就成为商人们运货载人的主要交通工具了，不少富商大贾拥有成百上千辆的牛车。
汉以后，人们坐车不求快速，但求安稳，直辕的优点渐渐显出，直辕车也开始盛行，而曲辕车渐被淘汰。汉代牛车也采用直辕形式，它支点较低，在平地上行车时远比曲辕的马车平稳安全，而且制作时可选用较粗大的木材，提高了车辕的坚固性，而无需像马车那样附设加固杆。
无论是乘人的马车还是载物的牛车，皆必须在较宽敞的道路上行驶，而不适于在乡村田野、崎岖小路和山峦丘陵起伏地区使用。因此在东汉和三国时期出现了独轮车，这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交通运输工具，在交通史上是一项重要的发明。
根据历史记载，诸葛亮北伐时，蒲元创造“木牛”为军队运送粮草。当时的木牛就是一种特殊的独轮车。独轮车的特点是结构简单，两个把手前端架置一轮，把手间以横木连接，形成一个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轮两侧有立架护轮。行车灵活轻便，一般只要一人推动，或加一人在前面拉曳，载人载物均可。
在狭窄的路上运行，其运输量比人力负荷、畜力驮载大过数倍。
这种手推车也叫“鸡公车”。“鸡公”之得名，大概因为其形状有点像鸡公：一只硕大的轮子高高耸起，像昂扬的鸡冠；两翼是结实的木架，堆放货物；后面两只木柄，被推车人提起置于胯旁，自然像张扬的鸡尾了。
最初，手推车最正统的名字叫“辘车”。汉代井上汲水多用辘轳，而手推车就是由一个轻便的独轮向前滚动，形似“辘轳”，所以称其为“辘车”。至于独轮车之名，要晚至北宋时沈括写的《梦溪笔谈》一书中才看到。
独轮车是我国古代交通史上的一项重大发明，它以自身经济而实用的长处，历2000余年而未绝迹，至今在我国一些山野和乡村中，各种式样的独轮车仍在使用，尽管它们的名称各异，形制却相差无几，都是渊源于汉代的辘车。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在单辕双轮车的基础上，三国时期的马钧还发明了指示方向的指南车。
马钧是一位卓越的机械发明家，他制造的指南车，是我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
在发明指南车之前，马钧听到有人议论指南车只是远古神话里黄帝和蚩尤大战时出现的东西，是虚构的，根本就不存在。但他听后很不以为然。
他认为古时曾有过指南车，只是现在失传了，只要肯下功夫研究，把指南车重新造出来并不难。于是他不怕讥笑，排除困难，经过长期摸索，终于研制成新的指南车。
马钧发明的指南车是一种由车子和一个小木人构成的指示方向的机械，车中装有可自动离合的齿轮传动装置，并与木人相连，木人有一只手指向前方。不管车辆朝什么方向行走，在自动离合齿轮装置的作用下，木人的手都指向南方。
秦汉时期是我国车辆发展的黄金时期，出现了许多种类的车辆，在我国古代车辆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四节两宋时期的车辆
宋代陆路用的两种重要的运输工具，被称为“太平车”和“平头车”，满足了当时短途运输和长途运输的需要。此外还有形制构造各有特点的战车。
太平车是从远古沿袭下来的一种古旧车辆，是我国古代造车工艺趋向成熟的结晶，宋代已有较统一的样式，主要使用在我国平原地区。平头车有厢无盖，比太平车小，在当时被普遍用于长途运输。
在宋代之前，随着汉代以后士族阶层兴盛起来，乘马车的繁文缛节使他们不能随心所欲行事，于是便把喜好逐渐转向牛车。这样即可享受乘车之方便与舒适，又不需再为各种礼仪所拘束。
至南北朝，牛车盛行，据《魏书·礼志四》记载，北魏皇帝出行乘坐的楼辇，要由12头牛拉车。可见北朝使用牛车之盛。南朝比之北朝，也毫不逊色。
由于士族大姓们皆贪求舒适，醉心享受，各种高级牛车便迅速发展起来，车辆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车速更快，车舆敞露，汉代那种为严格礼法所拘的“轺车”逐渐绝迹了。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说，当时效野之内，满朝士大夫“无乘马者”，有的士大夫，从来就没有见过马。风习发展到极致处，甚至谁要是骑马或乘马车，还会被别人弹劾。这种状况，直至隋唐五代，也鲜有变化。
至宋代，官僚们坐轿子的风气渐渐兴盛起来。这时高级车辆的制作和改进得不到重视，制车技术的重点也逐渐由乘人的车转到载货的车。另外，宋代时期良马奇缺，因此骡车和驴车占了重要地位。
北宋刚建国时，北方和西北就有强大的辽和西夏政权与之对峙。而辽、西夏所控制的广大地区都是产马之地，这就造成北宋马匹来源困难的处境。
继而金取代辽，雄踞北方，最后北宋也亡在了金的铁蹄之下。及南宋建立，迁都江南，良马奇缺。因此两宋承袭隋唐旧习，驾车以牛为主，也有骡、驴。
自两宋开始，乘轿之风渐兴，达官贵人畏惧乘车之颠簸，而醉心于坐轿的舒适，出行时但求安稳，不求快速。当西方已出现转向自如、舆间装配有弹簧的豪华型四轮马车之时，我国还在沿用自汉代以来就一直使用的双辕双轮车。在此期间，历代车制除在车舆的形制和装饰上有所变化外，其基本形制无大改进。
宋代官僚们乘坐人抬的轿子的风习渐兴，乘车较少，宋代的制车业也以载货运输车为主。这种载货的车，当时称之为“太平车”。
太平车多由耐腐、耐震而抗碰撞的椿木、槐木等硬质木料打制而成。车底、内帮很厚，两边各有两个木轮子，每个轮子都由一段段弓厚“铁瓦”围镶着轮边。
铁瓦又由若干大铆铁钉深深砸进车轮内圈，十分坚牢。双帮的纵底木之间卡着车轮的铁质横轴，不影响车轮在双帮之间转动。4个轱辘转起来，行驶中会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太平车的制造过程，一般分为开工、合车、铸造铁件、镶嵌铁器、刷油打泥。
其独特的制作技艺，一是独特选材与备料，包括木材挑选、备料、熏炕等工序，主要是为了选好用材以及对所选材进行强化处理；二是榫头失蜡法，这是我国古代造车的独特工艺，它解开了古代车辆坚固耐用的秘密，表现了中华民族的无穷智慧。
太平车是我国古代造车工艺趋向成熟的标志，因为保持着商周时期独辕车的雏形，所以被称为“中国车辆活化石”。
宋代的绘画中，就有不少这种太平车的形象。仅北宋张择端著名的《清明上河图》，就描绘了10余种不同式样的车，其中几辆用4匹马或两匹健骡拉的大车就是太平车，其形制与文献之记载完全相符。
从图中可以看出，太平车的行走方式与以前的车不同，即由人驾辕，牲畜拉车，缰绳一端缚绑在骡颈的轭套上，另一端缚扎在车轴上。显然采用这种人驾辕，骡拉车的系驾方法，车速是很慢的，正适于但求负载多，不求行车快的要求。另外，它还具有载重量大的特点，非常适宜于在地势平坦的地区短途运输大批量的东西。当时拥有太平车者多是些富裕人家或商行货栈。
宋代还有一种用于运输载货车，叫“平头车”。宋代文学家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中这样介绍平头车：
亦如太平车而小，两轮前出长木作辕，木梢横一木，以独牛在辕内项负横木，人在一边，以手牵牛鼻绳驾之。
平头车是一牛驾辕，辕牛前有配套的3头牛或4头牛。车身高大，轮与车厢齐平，车厢上加拱形卷篷，在长途跋涉时防止货物遭雨淋日晒。卷篷和车厢之间有一隔板，似为堆放车夫的行李物品处。
平头牛车均是几辆车结队而行，形成一支支有组织的长途运输队。这种牛车运输队在宋代极为普遍。
宋代以后的战车同车战时代的战车不同，主要不是乘载士兵作战的战斗车辆，而是装备各种冷兵器和火器的战斗车辆，种类比较多，形制构造各有特点。
在宋代文臣曾公亮和丁度合编的《武经总要·器图》中，绘制有车身小巧的独轮攻击型战车，包括运干粮车、巷战车、虎车和象车、枪车等。运干粮车、巷战车和虎车的构造相同。
它们是在一辆独轮车上，或在车前安置挡板，两侧安置厢板，或在车上安一个虎形车厢，以掩护推车士兵。同时在车的底座上和虎形大口中，通出多支枪刺，以便在作战时冲刺敌军。
安有4轮的象车和枪车的车身比较宽，象形车厢和挡板比较大，安插的枪刺比较多，主要是在野战中排成车阵，用来冲击敌军的前阵。
南宋抗金将领魏胜在抗金备战中，创制了几十辆抛射火球的炮车和几百辆各安装几十支大枪的如意战车，以及安有床子弩的弩车。
魏胜创制的炮车、如意车和弩车，受到了朝廷的重视，曾下令各军仿造使用。随着制造技术的日渐成熟，宋代出现了火器和冷兵器相结合的战车，及火战车、火箭战车、炮车和综合型战车等。它们的构造特点是在两轮或四轮车上安装大型木柜或木架，架置各种火器和冷兵器，可发挥综合杀敌的作用。
第五节轿子的历史兴衰
在我国古代的交通工具中，有一种完全依靠人力的交通工具，那就是轿子。自南宋起，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迎亲嫁娶，多乘轿子，因此轿子成了当时人们追求身份、地位的象征。轿子的种类大致分为官轿和民轿两种。不管是官轿，还是民轿，乘轿者安稳舒适，几乎是一种特殊的享受。不过在清末民初，轿子已日见没落了，轿车逐步代替了轿子，具有了现代交通的雏形。
据说，轿子的原始雏形最早出现在我国4000多年前的夏朝初期。据《尚书》记载，夏朝始祖大禹治水之时，奔走四方，曾经就乘坐过轿子。但此后经过多年的发展，轿子在先秦时代还是很少见。
至魏晋南北朝时期，轿子的形制不同，名称也各异，有“八扛舆”、“版舆”、“篮舆”等。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资治通鉴》说，这些不同形制的轿子，皆“人以肩举之而行。”
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班姬辞辇图》中，有八扛舆的形象。其轿身较大，可同时乘坐两人，轿夫为8人。
八扛舆是一种高等肩舆，当时只有皇亲王公才能乘坐。而民间通用的板舆，形制比较简陋，只是把一块方木板固定在两根杠上，由两人一前一后抬行，乘坐者则屈膝或盘腿坐在板上。
东晋时，乘轿子的人才逐渐多起来。至隋唐时期，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各类出行工具都派上了用场，轿子也受到前所未有的青睐。
盛唐时期，轿子的种类比魏晋时期要丰富许多。比如皇帝所乘的“步辇”，王公大臣所乘的“步舆”，妇女所乘的“檐子”，民间通用的“板舆”则是各种各样。唐代画家阎立本所画的《步辇图》是最早的皇帝乘坐步辇的形象。画中所绘是吐蕃赞普派其丞相到长安，觐见唐太宗，求婚文成公主一事。
妇女乘轿也始于唐代，她们乘坐的檐子，是以竹篾编扎而成，形制已接近后世的轿子。但当时乘轿的妇女仅限于朝廷命官的妻子和母亲。
轿子作为一种交通工具，得到较大普及的是在宋代。从北宋初年开始，“舆轿”已流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北宋时有大臣上奏宋太宗赵炅，认为眼下普通百姓都乘轿，不成体统。于是宋太宗规定“非品官不得乘暖轿”。暖轿是指轿顶使用布盖，四周饰有布帷的封闭型轿子，又称“暗轿”。相传，在北宋年间，历经4朝的元老文彦博，因为年老体衰，与另一位身患疾病的名臣司马光，被皇帝特许乘坐轿子，属于是优待老臣的恩典。
南宋时期，轿子的使用数量终于超过了车，各级官员偏重于坐轿，很少乘车，因为轿比车要平稳，可以免去路途不平造成的颠簸。朝廷还加强了对于轿子等级的划分，同时取消了对车的等级规定。这表明，南宋上流社会已经把轿当成首要的出行工具。
宋代时期的轿子虽然同汉唐时期的轿子大同小异，仍两人抬杠，但选材精良，以硬木为主，上雕花纹飞龙，造型美观。
至明清时期，轿子发展为4人抬或8人抬。作为炫耀消费品，轿子成为排场和面子的最佳载体，即使几十步也要乘轿。大明官吏几乎无一不是豪华轿子的狂热痴迷者。
嘉靖时期，左都御史张永明上奏，弹劾南京太仆寺卿王某。因升光禄寺卿赴任，王某和家口坐8抬大轿3乘，4人大轿4乘，总共用了340个扛夫和轿夫，一日花费差银40余两；从南京至陕西1500千米路，浪费差银不下千两。
明清两代，轿子几乎成为中国交通的代名词，“行到前门门未启，轿中安坐吃槟榔”，关于轿子的等级制度和权力文化也在这一时期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古代，轿子分为官轿和民轿两种。官轿是皇家、官员的主要交通工具，由于坐轿者身份不同，所乘的轿子也不同。由于皇帝们的地位特殊，因此他们坐的轿子分为许多种。如：礼舆，是供皇帝上朝时乘坐的；步舆，是供皇帝在紫禁城内巡行时乘坐的；轻步舆，是供皇帝去城外巡狩、视察民情乘坐的；便舆，是供皇帝在巡视时备用的一种轿，随时以轿代步用的。平时，皇帝在宫内出入，一般都乘便舆，冬天坐暖舆，夏天坐凉舆。
除皇帝的轿子外，不同品级的官员则坐不同的轿子。官轿出府，常有随从在前鸣锣开道，四周还有侍卫人员，前呼后拥，展示官威。百姓见之，必须肃静、回避。
官轿所用的轿夫也分等级，官越大，抬轿的人越多。一般七品官多为4人抬，五品以上的官员可乘8人抬，皇帝出宫时是16人抬，自然是最高的规格。
抬轿也是一门技术。抬轿子讲究抬得稳，走得快，所以好轿夫都是经过专门训练和长期锻炼的。尤其是4人抬、8人抬官轿的轿夫，是要有充足的体力的。
除去官轿，还有一种轿就是民轿。通常来说，民轿的使用者大多是富户人家。在民轿中还有一种被称为“花轿”或“喜轿”的，专用于百姓婚事。拥有这种轿子的人多是一个民间组织。
随着封建社会的被推翻，以及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除了在特殊场合，如某些传统婚礼场合，尚能看到一些罕见的花轿外，已经为时代所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