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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秦汉时期的纺织技术
秦汉至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的中古时期。这一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纺织工艺和印染工艺都有了极大的进步，并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秦汉时期，彩绘和印花技术水平都有了很大提高，纺织机械也处于世界前列。隋代的织造技术和图案纹样均发生了重大变化。到唐代，丝织和印染工艺及刺绣都有了质的飞跃。
中古时期，我国的印纺工艺风格已初步形成，在我国手工业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农业的发展，秦汉时期的手工业也很快地发展。纺织技术较前代更为发展，各种纺织品的质量和数量都有很大提高。纺织品不仅数量大，而且纺织花色品种也已十分丰富多样。
秦汉时期的纺织机械，在当时世界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我国花本式提花机出现于东汉，又称“花楼”，它是我国古代织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而西方的提花机是从我国传去的，使用时间比我国晚4个世纪。
秦汉时期，纺织手工业规模都很大，谚语说道“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
当时的纺织原材料以麻、丝、毛为主，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丝织工艺、麻织工艺和毛织工艺。此外，这一时期的棉花纺织技术也有一定的发展。
秦汉时期的丝织工艺有了新的发展。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苎麻的栽培和加工技术都有了提高。
经过对出土文物的化验证实，当时已用石灰、草木灰等碱性物质来煮炼苎麻，进行化学脱胶。这不仅使纤维分离的更精细，可以纺更细的纱，织更薄的布，而且大大缩短了原来微生物脱胶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为苎麻的广泛应用创造了条件。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纺织品中，有一部分是麻织物。其中有灰色细麻布、白色细麻布和粗麻布，质地细密柔软，白色细麻洁白如练，灰色细麻布灰浆涂布均匀，布面经过辗轧，平整而又有光泽。
麻织物的原料经鉴定是大麻和苎麻，细麻布的单纤维比较长，强度和韧性也比较好。最细的一块苎麻布，单幅总经数达1734根至1836根，相当于21升至23升布，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如此精细的麻织物。
这些麻布的色泽和牢度，均和新细麻布一样。由此可见，当时从育种、栽培、沤麻、渍麻、脱胶、漂白、浆碾、防腐以及纺、织等技术，都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秦汉时期的丝织工艺由于专业织工们在实践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改进技术，所以丝织物从纺、染、绣工艺至花纹设计，都有了空前的提高和发展。
汉代是我国丝绸的繁荣期，我国丝绸史上的很多重大事件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提花机的重大改进，丝绸品种、丝绸纹样的丰富多样，织物上出现吉祥寓意的文字，西北“丝绸之路”的开通等。
汉时丝织在缯或帛的总称下，有纨、绮、缣、绨、缦、綮、素、练、绫、绢、縠、缟，以及锦、绣、纱、罗、缎等数十种。这说明当时织造技术达到了纯熟的境地。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汉代出现了彩锦，这是一种经线起花的彩色提花织物，不仅花纹生动，而且锦上织绣文字。马王堆西汉大墓出土的丝绸珍品，最能证实汉时丝织的繁荣历史。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织品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质量之高，都是过去罕见的，仅一号墓内出土的纺织品和服饰品就多达200余种，而且都色彩绚丽、工艺精湛。
包括棉袍、夹袍、单衣、单裙、袜、手套、组带、绣枕、香囊、枕巾、鞋、针衣、镜衣、夹袄、帛画等衣物饰品、起居用品和丝织品。织绣品种包括有绢类、方空纱、罗类、绮类、经锦、绒圈锦、绦、组带、金银泥印花纱、印花敷彩纱、刺绣等很多种类。
这些文物尤其反映了汉代丝织品在缫丝、织造、印染、刺绣、图案设计方面达到的高度。通过这些典型的国宝级的文物，就可窥见当时精湛的工艺水平和设计思想。
经鉴定，丝织品的丝的质量很好，丝缕均匀，丝面光洁，单丝的投影宽度和截面积同现代的家蚕丝极为相近，表明养蚕方法和缫、练蚕丝的工艺已相当进步。
“薄如蝉翼”的素纱织物，最能反映缫丝技术的先进水平。如一号汉墓出土的素纱禅衣，长1.6米，两袖通长1.91米，领口、袖头都有绢缘，而总重量只有48克，纱的细韧是可想而知的。
这样的丝，如在缫丝工艺、设备、操作各方面没有一定水平，是根本生产不出来的。秦汉时期，毛纺织业也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出现了各种织毯工艺。
20世纪初，英国人斯坦因在新疆罗布泊地区的汉墓中，发现了西汉时期的打结植绒的地毯残片，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出土最早的植绒地毯实物，距今已有2200多年。
在当时，“丝绸之路”的开通，加速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商贸流通。西北民族已掌握了一种用纬纱起花的毛织技术，特别适用蓬松疏散的毛纱，织造各种有花纹的毛织物。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毛毯的编织技术也越来越精细。西北优良的毛织品和织造技术通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逐渐在中原流行。此外，汉代还把毛织成或擀成毡褥，铺在地上，这是地毯的开端。汉画像石砖中就反映了当时民间室内普遍使用的地毯。秦汉时期的棉织技术有了发展。棉花种植最早出现于古代印度河流域，据史料记载，至少在秦汉时期，棉花传入我国福建、广东、四川等地区。
棉布在我国古代称“白叠布”或“帛叠布”，原产于我国的西域、滇南和海南等边远地区，秦汉时才逐渐内传到中原。
秦汉时期的海南岛，黎族同胞就以生产“广幅布”而闻名，这就是棉布。而这一时期的齐鲁大地，是当时我国产棉的中心，当地的民间纯棉手工纺织品一枝独秀，“齐纨鲁缟”号称“冠带衣履天下”。
秦汉时期，纺织机械主要有手摇纺车、踏板织布机，在织机经过不断改造的基础上，还造出了更为先进的花本式提花机等纺织机械。
手摇纺车是由一个大绳轮和一根插置纱锭的铤子组成，绳轮和铤子分装在木架的两端，以绳带传动。手摇纺车既可加捻，又能合绞，和纺坠相比能大大提高制纱的速度和质量。
纺车自出现以来，一直都是最普及的纺纱机具，即使在近代，一些偏僻的地区仍然把它作为主要的纺纱工具。
踏板织布机，由滕经轴、怀滚、马头、综片、蹑等主要部件和一个适于操作的机台组成。由于采用了机台和蹑，操作者有了一个比较好的工作条件，可用脚踏提综，腾出手来更快地投梭引纬和打纬，从而提高了织布的速度和质量。这是织机发展史上一项重大发明，它将织工的双手从提综动作解脱出来，以专门从事投梭和打纬，大大提高了生产率。
花本式提花机出现于东汉，又称“花楼”。它是我国古代织造技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它用线制花本贮存提花程序，再用衢线牵引经丝开口。花本是提花机上贮存纹样信息的一套程序，它是由代表经线的脚子线和代表纬线的耳子线根据纹样的要求编织而成的。
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写道：
凡工匠结花本者，心计最精巧。画师先画何等花色于纸上，结本者以丝线随画量度，算计分寸而结成之。
花本结好，上机织造。织工和挽花工互相配合，根据花本的变化，一根纬线一根纬线地向前织，就可织出瑰丽的花纹来。花本也是古代纺织工匠的一项重要贡献。花本式提花机后经“丝绸之路”传入西方。
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染织技术
秦汉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染织工艺有着飞跃的发展。染织工艺的进步是服装质量得以提高的基础。当时的人们对服饰日益讲究，着装也渐趋华丽。很多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点。
秦汉时期的染料更加丰富，染色工艺已很发达，有一染、再染、蜡染，加深加固颜色等技术。秦汉时期的染织业在战国基础上发展成历史上空前的繁盛期。
彩绘和印花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其中凸版印花技术充分反映了我国秦汉时期的印染技艺水平。
秦汉时期的染料，无论是植物性染料、动物性染料还是矿物性染料的运用，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我国古代染色的染料大都是天然矿物或植物染料，而以植物染料为主。古代将原色青、赤、黄、白、黑称为“五色”。将原色混合可以得到间色，也就是多次色。
在秦汉时期，将织物染成青、赤、黄、白、黑颜色，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技术。青色主要是用从蓝草中提取的靛蓝染成的。东汉时期，马蓝已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作物。在河南省陈留一带有专业性的产蓝区。
东汉末年的学者赵岐，路过陈留，看见山冈上到处种着蓝草，就兴致勃勃地写了一篇《蓝赋》，并在序中说：“余就医偃师，道经陈留，此境人皆以种蓝染为业。”
赤色主要用茜草染红。汉代，大规模种植茜草。当时又从西域传入一种染红色的红花。用茜草染成的红色叫“绛”，接近于现代所谓的土耳其红。而用红花染成的红色叫“真红”，有“红花颜色掩千花，任是猩猩血未加”之誉。
黄色主要是用栀子来染。栀子的果实含有花酸的黄色素，是一种直接染料，染成的黄色微泛红光。在两汉典章制度汇编《汉官仪》中，记有“染园出厄茜，供染御服”，厄即桅，说明当时染最高级的服装也用栀子。
白色可用天然矿物绢云母涂染，但主要是通过漂白的方法取得。漂白是使用化学溶剂将织物从漂染成为白色的过程。漂白生丝只要用强碱脱去丝胶即可。漂白麻，则多用草木灰加石灰反复浸煮。
黑色主要是用栎实、橡实、五倍子、柿叶、冬青叶、栗壳、莲子壳、鼠尾叶、乌桕叶等。这些植物含有单宁酸，和铁相作用后，就会在织物上生成黑色沉淀。这种颜色性质稳定，能够经历日晒和水洗，均不易脱落或很少脱落。
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生活的需要，人们对植物染料的需要量也不断增加，因而在汉代出现了以种植染草为业的人。
汉代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千亩栀茜，千亩姜韭，此其人皆以千户侯等。”说明当时种植栀茜的盛况。红花传入中原后，也出现了以种红花为业的人。
秦汉时期的矿物颜料主要是朱砂，当时的生产规模日益扩大，逐渐成为普遍采用的颜料。此外还出现了蜡染技术。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大批彩绘印花丝绸织品中，不少红色花纹都是用朱砂绘制的。如有一件朱红色菱纹罗做的丝锦袍，就是用朱砂染上去的。
朱砂颗粒研磨得细而均匀，其色泽到今天仍然十分鲜艳，说明西汉时我国劳动人民使用朱砂已有相当高的技术水平。
东汉以后，随着炼丹术的发展，开始人工合成硫化汞，古时称人造的硫化汞为银朱或紫粉霜，以与天然的朱砂区别，它主要是用硫磺和水银在特制的容器里进行升华反应提取。
蜡染技术在我国起源很早，据研究，最迟在秦汉时期，我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就掌握了用蜡防染的特点，利用蜂蜡和虫白蜡作为防染的原料。
蜡染的方法，是先用融化的蜡在白布或绢上绘出各种各样的花纹，然后放到靛蓝染液中去染色，最后用沸水熔掉蜂蜡，布面上就现出了各种各样的白花。
蜡染技术以其独到之处，是秦汉时期其他印染方法所代替不了的，因而沿用了1000多年。随着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逐渐传到中原以至全国各地，并且还流传到亚洲各国。
秦汉时期的织造技术主要有彩绘和印花两种形式。汉代织物上的花纹图案，内容多为祥禽瑞兽、吉祥图形和几何图案，组织复杂，花纹奇丽。
彩绘和印花，从马王堆汉墓中出土很多，归纳起来约为两种：一是彩色套印，一是印花敷彩。
专家认为，两者的共同点是，线条细而均匀，极少有间断现象，用色厚而立体感强，没有渗化污渍之病，花地清晰，全幅印刷。这可见当时配料之精，印制技术之高，都达到了十分惊人的程度。
能够充分反映秦汉时期印染技艺水平的是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凸版印花技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丝绸印花敷彩纱袍和金银泥印花纱，是凸版印花和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加工而成的，这是我国古代印染工艺的一大进步。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彩色套印花纱及多次套染的织物，据分析共有36种色相，其中浸染的颜色品种有29种，涂染的有7种，以绛紫、烟、墨绿、蓝黑和朱红等色染得最为深透均匀。
汉代的染色工艺，从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以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汉墓出土的五光十色的丝、绣、毛类织品来看，虽然在地下埋了2000多年，色彩依旧那么鲜艳，足以反映当时染色工艺的卓越和色彩的丰富与华美了。
1959年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丰东汉墓出土的“延年益寿大宜子孙”、“万年如意”、“阳”字锦等，所用的丝线颜色有绛、白、黄、褐、宝蓝、淡蓝、油绿、绛紫、浅橙等。
从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各种染色织物，经分析，除上述颜色之外，还有大红、翠蓝、湖蓝、蓝、绿、叶绿、紫、茄紫、藕荷、古铜、杏色、纯白等共有20余种色泽，充分反映了当时染色、配色技术的高超。
这表明当时我国已有相当完整的浸染、套染和媒染等染色技术秦汉时期的织染业在战国基础上发展成历史上空前的盛期。因此，当时从长安开始，有一条连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陆上贸易通道，因主要运销中国的丝织物而称为“丝绸之路”。
与此同时，西汉武帝时继续拓展海路贸易，最后终于形成了一条由我国雷州半岛直达印度的“海上丝绸之路”。
我国的养蚕、缫丝、丝织、印染等技术先后传到朝鲜、日本和欧洲。这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化和经济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印染技术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染织工艺，继汉代之后，仍以丝织为主。印染工艺发达，品种多样，刺绣技艺提高，绣像随之产生。同时，还出现了织绣专家。
这一时期的印染品种、纹样、色彩丰富可观，刺绣工艺也得到了发展。许多出土的实物显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染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
魏晋南北朝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在种植和制取蓝草方面的经验已很丰富，北魏农学家贾思勰在《齐民要术》第一次用文字记载了用蓝草制取靛蓝的方法：
先是“刈蓝倒竖于坑中，下水”，然后用木、石压住，使蓝草全部浸在水里，浸的时间是“热时一宿，冷时两宿”，将浸液过滤，按1.5%的比例加石灰用木棍急速搅动等沉淀以后“澄清泻去水”，“候如强粥”，则“蓝淀成矣”。贾思勰还在《齐民要术》中总结了用红花炼取染料的工艺技术。这一技术在隋唐时传到日本。魏晋时，南京的染黑色技术著称于世，所染的黑色丝绸质量相当高，但一般平民穿不起，大多为有钱人享用。
晋时，在南京秦淮河南有一个地名叫乌衣巷，据说住在乌衣巷的贵族子弟以及军士都穿乌衣，即黑色的绸衣。南京出产的黑绸直至新中国成立以后还驰名中外。
当时的丝织物印染尤以蜀锦居首。三国时诸葛亮治蜀，奖励耕织发展蚕桑，以备军需。
魏帝曹丕每得蜀锦，赞叹不已，吴国曾派张温使蜀，蜀国赠锦“五端”，相当于现在的250尺，并遣使携带蜀锦“千端”回访吴国。蜀国的姜维曾以锦、绮、彩绢各20万匹以充军费。由此史实不难得知当时蜀国锦的产量之大。
据清代朱启钤的《丝绣笔记》记载，诸葛亮率兵至大、小铜仁，派人带丝绸深入苗乡，并亲为兄弟民族画图传技。
苗民为了纪念诸葛亮，把织成五彩绒锦称“武侯锦”，锦屏的侗族妇女织的侗锦称“诸葛锦”。蜀锦之花开遍西南，影响深远。
曹魏纺织工艺家马钧革新提花织绫机。原来的织绫机50根经线的50蹑，60根经线的60蹑，控制着经线的分组、上下开合，以便梭子来回穿织。
蹑是踏具。马钧统统将其改成12蹑。经过这样一改进，新织绫机不仅更精致，更简单适用，而且生产效率也比原来的提高了四五倍，织出的提花绫锦，花纹图案奇特，花型变化多端，受到了广大丝织工人的欢迎。
新织绫机的诞生，是马钧一生中最早的贡献，它大大加快了我国古代丝织工业的发展速度，并为我国家庭手工业织布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提花绸与蜀锦可以并美。
237年，日本使者来访得赠大批纹锦。随后，日本女王专使前来，带回去大批“绛地交龙锦”等，提花及印染技术随之传入日本。
两晋丝织仍以蜀锦著名，城郊村镇，掌握蜀锦编织技巧之家遍布，称为“百室篱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
十六国时前秦的秦川刺史窦滔之妻苏蕙，是著名染织工艺家，双手织出回文诗句，称“回文锦”，造诣卓越，被传为佳话。
南北朝丝织，江南普遍有所发展。刘宋设少府，下有平准令，后改染署，进行专门管理。南齐除蜀锦外、荆州、扬州也是主要产区。北方拓跋设少府后改太府，有司染署，下属京坊、河东、信都三局，有相当规模的生产。
六朝丝织品种、纹样、色彩丰富可观。十六国中的后赵在邺城设有织锦署，锦有大登高、小登高、大光明、小光明、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大交龙、小交龙、蒲桃纹锦、斑纹锦、凤凰朱雀锦、韬纹锦、核桃纹锦，以及青、白、黄、绿、紫、蜀绨等，名目之多，不可尽数。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民丰出土的实物，发现有东晋、北魏、西魏的锦、绮、缣、绢及印花彩绢等，还有江苏铜山、常熟出土的绫、绢。
这些锦、绮图案织作精细，主要的有两种类型，一是纯几何纹，一是以规则的波状几何纹骨架，形成几何分隔线，配置动、植物纹，从而构成样式化。
纹样有的还吸收了不少外来因素，多为平纹经线彩锦，兼有纬线起花，出现了中亚、西亚纹样。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的有菱纹锦、龙纹锦、瑞兽锦、狮纹锦、忍冬菱纹锦、忍冬带联珠纹锦、双兽对鸟纹锦、鸟兽树纹锦、树纹锦、化生锦等。
色彩有大红、粉红、绛红、黄、淡黄、浅栗、紫宝蓝、翠蓝、淡蓝、叶绿、白等多种。
如：忍冬菱纹锦，以绛色圆点构成菱形格，菱内置肥大的绛色十字花，花内有细致的朱色忍冬，既带花蕊又自成小花，构成花中有花的样式，色彩简洁明快而不单调。
天王化生锦有狮、象和佛教艺术中化生、莲花等中亚习见的纹样。方格兽纹锦是黄、绿、白、蓝、红五色丝织，在黄、绿等彩条上，织有蓝色犀牛，红线白狮，蓝线白象等纹样。
这些色彩，绵薄色多，提花准确，组织细密，反映了这一时期的时代特色。
绮多为单色斜纹经线显花，纹样繁缛，质地细薄透明，织造技艺进步。
比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出土的龟背纹绮、对鸟纹绮、对兽纹绮、双人对舞纹绮、莲花纹绮、套环贵字纹绮、套环对鸟纹绮等，其中的双人对舞纹绮纹样是圈外环鸟群，4个椭圆形交界空隙处有双人对舞图案。莲花纹绮是在两个椭圆弧线结合处，饰八瓣莲花一朵，新颖别致。
魏晋南北朝时期，毛毯广为应用，编织技术提高。南北朝时，西北民族编织毛毯，用“之”字形打结，底经底纬斜纹组织。
这种编织方法便于采用简易机械代替手工操作，从而提高产量。在北朝，帐毡等更广为应用。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印染也有所发展。随着纺织的发展，印染工艺很有进步，晋朝蜡缬可染出10多种彩色，东晋绞缬已有小簇花样、蝴蝶缬、蜡梅缬、鹿胎缬等多种。紫地白花斑为当时流行色。
其中的绞缬是一种机械防染法，最适于染制简单的点花或条纹。
其方法是先将待染的织物，按预先设计的图案用线钉缝，抽紧后，再用线紧紧结扎成各种式样的小结。浸染后，将线拆去，缚结的那部分就呈现出着色不充分的花纹。
这种花纹，别有风味，每朵花的边界由于受到染液的浸润，很自然地形成由深到浅的色晕。花纹疏大的叫“鹿胎缬”或“玛瑙缬”；花纹细密的叫“鱼子缬”或“龙子缬”。
还有比较简单的小簇花样，如蝴蝶、腊梅、海棠等。东晋南北朝时，绞缬染制的织物，多用于妇女的衣着。在大诗人陶潜的《搜神后记》中记述了一个故事。一个年轻妇女穿着“紫缬襦青裙”，远看就好像梅花斑斑的鹿一样。很显然，这个妇女穿的，就是鹿胎缬花纹的衣服。丝织染品有新疆阿斯塔那出土的红色白点绞缬绢、绛色白点绞缬绢是西凉的织染品。于田出土的夹缬印花绢，是北魏染品，大红地、白色六角形小花，清晰齐整。民丰出土的蓝色冰裂纹绞缬绢，天蓝地白色冰裂纹，形成自然的网状纹样，灵活有韵味。
彩画绢则直接手绘，承传统发展。敦煌莫高窟发现的绿地鸟兽纹彩绸，绿地白纹，弧线划分加平行直线为骨架，其间有鸟兽为主纹，精美而素雅。至于毛织染品，当时西北地区已开始出现蜡防印染毛织物。胭脂红地缠枝花毛织品，以缠枝花为主体纹样，构成两种连续、婉转伸延都显示出的柔嫩姿态。花叶经过变形换色而不失自然气息，大块胭脂红为基调，黑色宽线条衬托出白色、绿色相间的花叶，整个画面和谐明丽。
还有紫色呢布、驼色黑方格纹褐、蓝色蜡缬厨、蓝色印花斜纹褐等。棉织染品有于田出土的蓝印花布。丝、毛、棉织物上都有染色印花，已广为流行。魏晋南北朝时期，刺绣工艺有显著提高。三国时，已有著名织绣工艺家，东吴有吴王赵夫人，巧妙无双，能于指间以彩丝织成龙凤之锦，大则盈尺，小则方寸，宫中号为“机绝”；又于方帛之上绣作五岩列国地形，号为“咸绝”；又以胶续丝作轻幔，号为“丝绝”。此三绝名冠当时。
刺绣用于佛教艺术，“绣像”技艺高超。其中，敦煌莫高窟发现了北魏的《一佛二菩萨说法图》，上面绣有“太和十一年”、“广阳王”等字样。绣地是在黄绢上，绢中夹层麻布，用红、黄、绿、紫、蓝等色线。
绣出的佛像和男女供养人，女子高冠绣服，对襟长衫上满饰桃形“忍冬纹”，边饰“卷草纹”、“发愿文”及空余衬地全用细密的“锁绣针法”，进行“满地绣”。
横幅花边纹饰为“空地绣”，绣出圆圈纹和龟背纹套叠图案，圈中为4片“忍冬纹”，又与“龟背纹”重叠，圈用蓝、白、黄等色，“忍冬”用黄、蓝、绿等色，“龟背”用紫白等色。
构成富于变化的几何图案，线条流利，针势走向随各种线条的运转方向变化。使用两色或三色退晕配色法，以增强形象质感效果。《一佛二菩萨说法图》是六朝时代的刺绣珍品。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织、染、绩、绣，在汉代基础上，在民族融合的情况下，有了新的发展。从纹样内容到形式色彩以及工艺技巧，都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新的风格。
第四节 隋代的染织工艺技术
全国的统一，疆土的开拓，交通的畅达，经济的繁荣，中外文化的交流，市场的扩大及科学技术的进步，使隋代的染织工艺空前繁盛，织造技术和图案纹样均发生了重大变化。
虽然隋代只维持了短短的20多年，但是它在完成统一事业以后，曾出现了经济文化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其中，隋代丝织品的生产不仅遍及全国，更因其较高的工艺水平，成为对外贸易中的重要产品，远销海外。
隋文帝杨坚结束了长期分裂的局面，重新统一了华夏大地，建立隋政权，定都长安。全国统一以后，社会秩序安定下来，南北的经济、文化得到了交流。
隋朝朝廷继续实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农民的负担比以前有所减轻，在短短的20多年间，经过人民群众的辛勤劳动，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都有新的发展。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凿，它对南北经济交流，起了很大的作用。
隋代农业经济的发展，给染织工艺提供了原料等物质基础，促进了染织工艺的提高。纺织业中以丝织业最为有名，丝织品的产量更有了空前的扩大，缫丝技术有很大改进，由原来简单的缫丝框，发展成比较完善的手摇缫丝车。
隋代丝织工艺水平较高，丝织品生产遍及全国，官办作坊成为高级织染品的主要生产部门。
隋文帝时，太府寺统左藏、左尚方、内尚方、右尚方、司染、右藏、黄藏、掌冶、甄官等署，掌握着许多重要手工业部门。
隋炀帝杨广时，从太府寺分置少府监，由少府监统左尚、右尚、内尚、司尚、司染、铠甲、弓弩、掌冶等署。后又废铠甲、弓弩两署，并司织、司染为织染署。在一些地方州县和矿产地区，也设有管理官府手工业作坊的机构。
隋代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染织生产，如隋炀帝时有少府监，下属有司染署和司织署；以后，两署又合并为染织署。隋代的染织多出于染织署，管理制造御用染织品。
隋代丝织品主要产地为今天的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四川等地，所产绫、绢、锦等都很精美。
比如：河南省安阳所产绫纹细布，都非常精良，是为贡品；四川省成都所产绫锦，也很著名；江苏省苏州等地的丝织业也很发达，缫丝、织锦、织绢者颇多；江西省南昌妇女勤于纺绩，技术熟练，夜晚浣纱，早晨就能纺织成布，时人谓之“鸡鸣布”。
当时还采用外来的波斯锦的织造技法，织出了质量很高的仿波斯锦。在今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麻布的产量很大。
随着手工业的发展，当时专门从事手工业的劳动者日益增多。隋炀帝时，朝廷曾在河北一地，招募“工艺户”3000多家。
隋代的丝织遗物，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曾有出土：联珠小花锦，大红地黄色联珠圈中饰8瓣小花图案，这应是唐代最为盛行的联珠纹锦图案的滥觞；棋局锦，是红白两色相间的方格纹；彩条锦，是用菜绿和淡黄两色织成的彩条纹。
这些锦的图案明快大方，别具一种艺术风格。同时还出土绮多种，有联珠纹套环团花绮，联珠纹套环菱纹绮；另有一种回纹绮，色彩复杂，有紫、绿、大红、茄紫4种颜色，织成回纹图案。
日本法隆寺曾保存了一些隋代的丝织品。其中著名的有《四天王狩猎文锦》，图案以树为中心，配饰4个骑马的胡人做射狮状。这种图案具有波斯工艺的风格，反映了我国与西域文化交流的影响。
法隆寺还有《白地狩猎文锦》、《红地双龙文锦》、《红地华文锦》、《鸾文锦》等。其中的蜀江锦是四川省成都所产的一种丝织品，它的特点是在几何形的图案组织中饰以联珠文，这幅锦以绯色作为主调，具有独特的艺术效果。此外还有广东锦，日本称为“太子间道”，或称“间道锦”。在红地上织出不规则的波状纹，看来似用染经的方法织造，这是当时我国南方的特产。
隋炀帝时，曾经在元宵灯会时将东都洛阳4千米长的御道用锦帐作为戏场，命乐人舞伎身穿锦绣缯帛；又于冬日百花凋谢之季，命宫人用各色绫绮做成树叶花朵，装饰宫内光秃树木；又在南巡扬州时，用无数彩锦作为风帆装饰大型龙舟和马鞍上的障泥。
障泥就是垂于马腹两侧，用于遮挡尘土的东西。
唐朝诗人李商隐的《隋宫》曾这样形容道：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
锦帆百幅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
这些诗句除了政治意义外，客观地描述了隋代丝织品产量之大，制作之精。在东起长安，经陕西、甘肃、新疆，越帕米尔，经中亚、西亚西到地中海东岸的“丝绸之路”上，发现了大量隋代精美的丝织品。近年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均有出土，其中有红白两色相间织成方格纹的《棋局锦》，大红地黄色联珠团花图案的《联珠小花锦》，用菜绿、淡黄两色织成的《彩条锦》，还有《联珠孔雀贵字纹锦》、《套环对鸟纹绮》等。这些丝织品简洁质朴，别具一格。
由此证明，隋代丝织品的生产不仅遍及全国，更因较高的丝织工艺水平，成为外贸中的重要产品，远销海外。
第五节 唐代精美的丝织工艺
唐代是我国古代丝织手工业发展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丝绸生产各个部门的分工更加精细，织品的花式品种更加丰富，丝绸产区更加扩大，织造技术也大为提高。
唐代的丝织品技术高超，工艺成熟，且名目繁多，品种丰富。尤其是绢、绫、罗、绮、锦等纺织品上华丽而又精美的图案，不仅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反映了我国大唐盛世的繁荣景象。
唐代纺织品有麻、棉、毛、丝几种。麻织品种繁多，多是劳动人民的服用品，有葛布、孔雀布、楚布等多种。
棉织在岭南一带较为发展，有丝棉交织布、白叠布等。毛织产地主要分布在北方及西北一带，生产各式毡子，其中江南道宣州的红线毯非常有名。在所有纺织品中，丝织品最为著名。
唐代丝织品名目繁多，品种丰富，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有绢、绫、罗、绮、锦等。
绢是平织的，没有花纹，用印染等方法进行装饰。
绫是单色的斜纹织物，可以随时改变斜纹的组织以产生花纹，这样织造的方法称“提花”。
罗是从汉代以来就流行的一种复杂织法，都是单色半透明的织物，以利用染色的方法进行纹样装饰。
锦是唐代高级丝织品之一，是在汉代发展起来的一种通经断纬的织物，吐鲁番曾出土织成锦条带。唐代武则天时期，曾令制织成及刺绣佛像400幅，分送各寺院及邻国，制作技术已相当成熟，为两宋时期发达的“缂丝”产品打下了基础。
绮的织造方法，是素地起两三枚经斜纹提花。除本色外，有染成红、黄、紫、绿等色。
锦是多色的多重织法，质地厚重。唐代以前的锦称“经锦”，而唐锦的制作，由于技术革新，取得了纬锦的新创造，在三国时马钧改良织机的基础上，突破了单纯经线起花织法，而且还发展到经纬线互相配合起花的新技术。
这样的织法不仅可以织出更为复杂的花纹及宽幅的织物，而且色彩极为华丽，形成唐锦华丽优美的时代风格。
唐代织锦中最华丽的一种是新出现的晕纲锦，它用各种色彩相间排列，构成绚丽缤纷的效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斯塔那出土的一件提花锦裙，用黄、白、绿、粉红、茶褐五色经线织成，再于彩条地上用金黄色的细纬线织出蒂形小团花。
考古第一次发现的唐代“锦上添花”锦，精美异常。在同地的墓葬中，又出土了一双云头锦鞋和一双锦袜。鞋里衬内绿、蓝、浅红三色施晕繝，这是目前所知唐代最绚丽的一件晕繝锦。
唐代，四川仍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区，在汉代久负盛名的蜀锦，这一时期有不少珍品问世。
遗存至今的唐代丝织品，早期出土的有《天蓝地牡丹锦》、《沉香地瑞鹿团花绸》、《茶色地花树对平绸》、《宝蓝地小花瑞锦》、《银红地鸟含花锦》等多种。后来出土的有《兽头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天马骑士纹锦》、《联珠吉字对鸟纹锦》、《棋纹锦及花鸟纹锦》、《瑞花遍地锦》、《龟背纹锦》、《花鸟纹锦》等多种。
大量唐代精美的丝织物的出土，反映了唐代织造工艺的高超水平和精湛技艺。
唐代的织锦有很多现在保存在日本正仓院的实物中。比如有一幅唐代《狮子舞锦》，一只狮子在宝相花枝藤中曼舞，在每朵宝相花上面，都站立着载歌载舞的人物，有的打着长鼓，有的弹着琵琶，有的吹着笙笛。花纹的单位足足有一米多长，整幅画面充满着一片欢腾热闹的景象，气魄真是宏伟极了！
日本正仓院还收藏有：用染花经丝织成的“广东锦”；用很多小梭子根据花纹颜色的边界，分块盘织而成的“缀锦”；利用由深到浅的晕色牵成的彩条经丝，织成晕色花纹的“大繝锦”；利用彩色纬丝显花，并分段变换纬丝彩色的“纬锦”；利用经丝显露花纹的“经锦”等。这些丝织品种的实物，在我国西北古丝路经过的地方也都发现过。其中广东锦就是现在流行的“印经织物”的前身。缀锦就是我国所说的“缂丝”，日本称它为“缀锦”。用经丝牵成晕色彩条的办法，在现在的纺织生产中也经常运用。
经丝显花的经锦，是汉以来的传统方法。用纬丝显花，分段换色，要不断换梭投纬，织制时比较费事，但纬丝可以比经丝织得更密致。用纬丝显花，花纹就可以织得更加精细，色彩的变换也可以更自由。因此，纬丝显花和分段变色的方法，在现代的丝织生产中仍然是主要的技艺。
根据目前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证明，唐初就已经生产纬锦这种品种了。北京故宫博物院保存着一件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瑞花几何纹纬锦》，这件纬锦的花纹，也是初唐时期中原流行的典型式样，它是用一组蓝色的纬丝织出斜纹组织的地纹，另外用两组纬丝织出花纹。
在织花纹的两组纬丝中，有一组是白色的，专门用来织花纹的边缘部分；还有一组是分段换梭变色的，用来织花心部分，在标本上看到换梭的颜色有大红、湖绿两色。这件文物标本还保留着17.3厘米长的幅边，从幅边能清楚地看到纬丝回梭形成的圈扣，以及幅边的组织规律。阿斯塔那出土的唐代丝织品中，还有一件由两组不同色的经线和两组不同色的纬线互相交织成正反两面花纹相同的双面锦。
正反两面的区别仅仅是花纹的颜色和地纹的颜色互相转换，即正面花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地纹的颜色；而正面地纹的颜色，在反面恰恰就是花纹的颜色。
这种双面锦的织法，就是现代“双层平纹变化组织”的织法，它的优点是正反两面都能使用，组织牢固，使用性能高。唐代的薄纱也织得很好。当时的贵族妇女肩上都披着一条“披帛”，大都是用薄纱做成的。另外还有一种用印花薄纱缝制的衣裙，也是当时贵族妇女们很喜爱的服饰。
唐代印花丝绸的花色很多，印花加工除蜡染、夹板印花、木板压印等方法外，还有用镂花纸版刮色浆印花及画花等多种方法。
唐代丝织品的图案纹样丰富多彩，风格独特。其中以花鸟禽兽纹为主要的装饰题材，鸟兽成双，左右对称，鸟语花香，花团锦簇，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春天气息。
在花卉植物类图案中，多纹有盛开的牡丹花、折枝花、宝相花、散点花和卷草纹，形象处理饱满生动。
如吐鲁番出土的花鸟纹锦，以盛开的牡丹花为中心，周围有展翅飞翔的蜂蝶和练鹊，有迎花飞舞的鹦鹉，有宁静的山岳和飘飞的祥云，疏密有致，花鸟争春。锦边配上蓝地花卉两条连续的装饰带，色彩华丽，制作精美，代表了唐锦的工艺水平和装饰特点。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天蓝地牡丹锦》，主体纹样是一个正面形的8瓣牡丹花，周围用8朵侧面的牡丹花围绕而成。外面一层又装饰了一圈较大的牡丹花，花之间安排小折枝花，构成了极其富丽饱满的大团花图案。
这件作品，在鲜艳夺目的天蓝地色上，花卉用深绿、浅绿、红、粉紫、浅黄等颜色来交错使用，用退晕手法来处理，使作品色彩华丽，主题突出，层次分明，生机盎然。
另一件茶色地《牡丹花对羊绸》，主题纹样是迎着朝霞怒放的牡丹花，在阳光的照耀下，露水珠晶莹闪光。美丽活泼的蝴蝶围绕着牡丹翩翩起舞，两只左右对称的小羊回首互望，一幅恬静优美的画面，表现了春天鸟语花香、粉蝶飞舞的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正是盛唐以来工艺装饰的特点。
此外，《瑞鹿牡丹团花绸》也是优秀作品，都和当时花鸟画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联珠团窠纹也是唐锦图案的一类。唐代这类图案的发现较为普遍，成为唐锦的典型纹样。以一圈联珠组成团窠，中间安排鸟兽和花卉图案。图案内容有盘龙、凤凰、麒麟、狮子、天马、仙鹤、莲花、忍冬和宝相花等。纹样规整、连续、对称，以四方连续的组织向四面延续。4个团窠纹之间的空隙，装饰忍冬纹。
据说联珠纹来源于古代波斯，但从我国原始社会的彩陶纹样，商代妇好墓出土的铜镜背面的边饰纹样及西晋的青瓷纹样和隋代的织锦的联珠纹上，均可见到它的形象。说明这种纹样不仅是吸收了外来艺术形式而且继承了民族传统，兼收并蓄，别具风采。
唐代联珠团窠纹织锦遗物，在吐鲁番、甘肃省境内都有大量出土。代表作品有《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天马骑士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戴胜鸾纹锦》等，尤其以鹿纹锦和猪头、对鸭纹锦，纹样别致，生动有趣。联珠团窠纹是唐代流行的一种装饰形式。
此外，唐锦纹样还有几何纹，其中有万字、小散点花等。唐锦纹样形象华美、活泼，对后世影响深远。
唐代印染与刺绣工艺唐代的印染工艺相当发达，主要有夹缬、蜡缬、绞缬、凸版拓印技术和碱印技术等。刺绣在唐代有了飞跃的发展。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外，还用于绣作佛经或佛像，针法绝妙，效果甚佳，还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宗教意识。
唐代的印染业相当发达，出现了一些新的印染工艺，比如凸版拓印工艺等。唐代印染工艺还包括夹缬、蜡缬和绞缬，其中的夹缬工艺起源并鼎盛于唐代，以至于成为了当时最普通的染色工艺。
我们知道，在染一件衣服之前，一定要把有油污的地方清洗干净。在煮染的过程中，还要不断搅动，防止一些地方打绞成结。
因为有油污或纽绞成结的地方容易造成染色不均或染不成色，会使得衣服深一块浅一块，花花斑斑，十分难看。
然而，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却通过总结这些染色失败的教训，使坏事变好事，创造出独特的印花技术，这就是夹缬、蜡缬和绞缬，我们通常称之为“古代三缬”。现在人们将三者通称为“夹染、蜡染、扎染”。
夹缬即现代所说的夹染，是一种直接印花法。夹缬是用两块木版，雕镂同样的图案花纹，夹帛而染，印染过后，解开木版，花纹相对，有左右匀整的效果，是比较流行的，最普通的一种印染方式。
日本正仓院迄今还保存着唐代自我国输入的“花树对鹿”、“花树对鸟”夹缬屏风。
夹缬的工艺种类比较多，有直接印花、碱剂印花，还有防染印花，比较传统的是镂空花版，“盛唐”时期才采用了筛网印花，也就是筛罗印花。
镂空花版的制作是在纸上镂刻图案，成花版，尔后将染料漏印到织物上的印染工艺。用镂空纸花版印刷的花形，一个显著的特点是线条不能首尾相连，留有缺口。
从1966年至1973年吐鲁番出土的一批唐代印染织物的花纹观察，纱织物花纹均为宽2毫米的间歇线条组成，白地印花罗花纹花瓣叶脉的点线互不相连接，呈间歇状，绢织物花纹均为圆点和鸡冠形组成的团花，皆为互不相连接的洞孔。
这里出土的茶褐地绿、白两套色印花绢中，第一套白色圈点纹，这些小圆圈除一些因拖浆形成的圆点或圆圈外，凡印花清晰的，其圆圈均不闭合，即圈外有一线连接。这些都是镂空纸花版所特有的现象。特别是这些小圆圈的直径不过3毫米，圈内圆点直径仅1毫米左右，这绝不是用木版所能雕刻出来的。这种印花版，是用一种特别的纸版镂刻成的。
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印染标本表明，至迟在“盛唐”以前，我国丝织印染工人就已经完成了以特别镂空纸花版代替镂空木花版的改革工艺。
蜡缬即现代所说的蜡染。它的制作方法和工艺过程是：把白布平贴在木板或桌面上点蜡花。点蜡的方法，把蜂蜡放在陶瓷碗或金属罐里，用火盆里的木炭灰或糠壳火使蜡熔化，便可以用铜刀蘸蜡作画。
作画的第一步是确定位置。有的地区是照着纸剪的花样确定大轮廓，然后画出各种图案花纹。
另外一些地区则不用花样，只用指甲在白布上勾画出大轮廓，便可以得心应手地画出各种美丽的图案。
浸染的方法，是把画好的蜡片放在蓝靛染缸里，一般每一件需浸泡五六天。第一次浸泡后取出晾干，便得浅蓝色。再放入浸泡数次，便得深蓝色。
如果需要在同一织物上出现深浅两色的图案，便在第一次浸泡后，在浅蓝色上再点绘蜡花浸染，染成以后即现出深浅两种花纹。
当蜡片放进染缸浸染时，有些蜡迹因折叠而损裂，于是便产生天然的裂纹，一般称为“冰纹”。有时也根据需要做出“冰纹”。这种“冰纹”往往会使蜡染图案更加层次丰富，具有自然别致的风味。
蜡染方法在唐代的西南苗族、布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广泛流行。蜡染花布图案生动别致，不仅受到我国人民的喜爱，而且远销国外，颇受欢迎。
日本正仓院藏有唐代《象纹蜡缬屏风》和《羊纹屏风》，纹样十分精美。
绞缬即现代所说的扎染。常见的方法是先将待染的织物根据需要，按一定规格用线缝扎成“十”字形、方格形、条纹等形状，然后染色，染好后晒干，把线结拆去。由于染液不能渗透，形成色地白花，花纹的边缘则产生晕染效果。
还有一种方法是将谷粒包扎在钉扎部分，然后入染，便产生更复杂的花纹变化。
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出土了唐代的“绞缬裙”，由绛紫、茄紫等色组成菱形网状图案，精巧美观。
绞缬有100多种变化技法，各有特色。如其中的“卷上绞”，晕色丰富，变化自然，趣味无穷。更使人惊奇的是扎结每种花，即使有成千上万朵，染出后却不会有相同的出现。
这种独特的艺术效果，是机械印染工艺难以达到的。绞缬产品特别适宜制作妇女的衣裙。
唐代还有凸版拓印技术。特别是在甘肃敦煌出土的唐代用凸版拓印的团窠对禽纹绢，这是自东汉以后隐没了的凸版印花技术的再现。
此外，西汉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印花织物，是用两块凸版套印的灰地银白加金云纹纱。凸版拓印技术发展到唐代，有用凸版拓印的敦煌出土的团窠对禽纹绢，这是这种工艺的实物再现。
唐代碱印技术，是用碱为拔染剂在丝罗织品上印花。它是利用碱对织物的化学作用，经染后而产生不同色彩的花纹。
还有用镂空纸板印成的大簇折枝两色印花罗，是更精美的一种。吐鲁番出土的蜡缬烟色地狩猎纹印花绢，其中骑士搭弓射狮，骏马奔驰，犬兔相逐，周围点缀飞鸟花卉，表现了一派生动紧张的狩猎场面，技艺精湛。
唐代刺绣应用很广，针法也有新的发展。刺绣一般用作服饰用品的装饰，做工精巧，色彩华美，在唐代的文献和诗文中都有所反映。如李白诗“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衣”、白居易诗“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襦”等，都是对于刺绣的咏颂。唐代刺绣的针法，除了运用战国以来传统的辫绣外，还采用了平绣、打点绣、纭裥绣等多种针法。其中的纭裥绣又称“退晕绣”，即现代所称的“戗针绣”，可以表现出具有深浅变化的不同的色阶，使描写的对象色彩富丽堂皇，具有浓厚的装饰效果。
唐代的刺绣除了作为服饰用品外，还用于绣做佛经和佛像，为宗教服务，用于绣做佛经或佛像。
随着刺绣范围和题材的扩大，绣做佛经或佛像时又发展了很多新针法，有直针、缠针、齐针、套针、平金等新技术，大大丰富了刺绣的表现力。在色彩的使用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在佛像脸部，能表现颜色晕染的效果。
敦煌发现的《释迦说法图》和日本的劝修寺的《释迦说法图》，都是用切针绣轮廓线，而以短套针绣肉体，表现晕染效果。
从释迦说法的场景，今人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所憧憬的庄严净土，也可以看出制作者对绣法有深厚的理解及熟练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