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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先秦印染原料与印染技术
上古时期一般指夏、商、周三代，直至秦王朝的建立，因此这一时期又叫先秦时期。这一时期，我国的纺织、印染技术均取得了较大进步，它是我国古代纺织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先秦时期的印染与纺织工艺，是我国纺织业的滥觞期。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发现了用于印染和纺织的材料，创造性地开发和利用这些材料，掌握了印染工艺技术和染色工艺技术。对我国古代纺织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我国古代用于给织物着色的材料概括起来有天然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两大类。矿物颜料即是无机颜料，是无机物的一类，属于无机性质的有色颜料。植物染料是指利用自然界之花、草、树木、茎、叶、果实、种子、皮、根提取色素作为染料。
我国很早就利用矿物颜料和植物染料对纺织物或纱线进行染色，并且在长期的生产实践活动中，总结掌握了各类染料的制取、染色等工艺技术，生产出五彩缤纷的纺织品，丰富了古人的物质生活。
我国在服装上着色的历史就是从矿物颜料的利用开始的，其渊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晚期。而自此以后的各个时期，由于它们不断地被人们所采用，终于发展成历代以彩绘为特点的特殊衣着上色所需的原材料。
先秦时期矿物颜料的品种主要有赭石、朱砂、石黄、空青、铅白等，分属红、黄、绿、蓝色系。
赭石主要成分是呈暗红色的三氧化二铁，在自然界中分布较广，是我国古代应用最早的一种红色矿物颜料。
1963年，在发掘江苏省邳县四户镇大墩子4000多年前的文化遗址时，出土了4块赭石，其上有明显的研磨痕迹，说明当时我国已开始利用矿物颜料了。
至春秋战国时期，赭石由于色泽逊于其他红色染料，便逐渐被淘汰了，但仍被用来做监狱囚衣的专用颜料。后来“赭衣”成为囚犯的同义词。
朱砂又名丹砂，主要成分是红色硫化汞，属辉闪矿类，在湖南、湖北、贵州、云南、四川等地都有出产，是古代重要的矿物颜料。
我国利用朱砂的历史很早，在青海乐都柳湾原始社会时期墓葬中曾发现大量朱砂，在北京琉璃河西周早期墓葬、宝鸡茹家庄西周墓中，也都发现过有朱砂涂抹痕迹的织物残片。朱砂的色泽比赭石鲜艳，色牢度又好。在制作朱砂的过程中，会出现多种红色，上层发黄，下层发暗，中间的朱红色彩最好。
石黄分雌黄和雄黄，用于颜料的多为雄黄，化学成分为三硫化二砷，其颜色为橙黄色，半透明，是天然的黄色染料。石黄是红光黄，色相丰满纯正，色牢度好。陕西宝鸡茹家庄出土的西周刺绣印痕上有石黄颜料的遗残。
空青作为矿石是有名的孔雀石，作为颜料又名“石绿”，是含有结晶水的碱式碳酸铜，结构疏松，研磨容易，色泽翠绿，色光稳定，耐大气作用性能好，是很重要的矿物质。
另一种碱式碳酸铜矿石是蓝铜矿，又名“石青”、“大青”、“扁青”，可作为蓝色矿物颜料。铅白又名“胡粉”、“粉锡”，成分为碱式碳酸铅。蜃灰也是传统的白色涂料，可用于织物或其他器物的涂料。
植物染料和矿物颜料虽然都是设色的色料，但它们的作用却是很不相同的。以矿物颜料着色是通过黏合剂使之黏附于织物的表面，其本身虽具备特定的颜色，却不能和染色相比，所着之色也经不住水洗，遇水即行脱落。
植物染料则不然，在染制时，其色素分子由于化学吸附作用，能与织物纤维亲合，从而改变纤维的色彩，虽经日晒水洗，均不脱落或很少脱落，故谓之曰“染料”，而不谓之“颜料”。
利用植物染料，是我国古代染色工艺的主流。自周以来的各个时期生产和消费的植物染料数量相当大，其采集、制备和使用方法，值得称道之处也极多。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的草染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从染草的品种、采集、草染染色工艺、媒染剂的使用，都形成了一套管理制度。
古代使用过的植物染料种类很多，单是文献记载的就有数十种，现在我们仅就几种比较重要的常用染料谈一谈。
蓝草，一年生草本，学名蓼蓝。它茎叶含有靛苷，这种物质经水解发酵之后，能产生靛白，当靛白经日晒、空气氧化后缩合成有染色功能的靛蓝。在古代使用过的诸种植物染料中，它是应用最早，使用最多的。
我国利用蓝草染色的历史，据记载，我国夏代已经种植蓝草了。至春秋战国时期，采用发酵法还原蓝靛，这就可以用预先制成的蓝泥染出青色来。荀况的《荀子·劝学》篇有“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的说法。
蓝靛制作方法是把蓝草叶浸入水中发酵，蓝苷水解溶出，即成吲哚酚，再在空气中氧化沉淀缩合成靛蓝泥，即可贮之待用。靛蓝染布色泽浓艳，牢度好，一直流传至今。
茜草，又名“茹藘”和“茅搜”，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植物染料。战国以前是野生植物。《诗经》记载：“茹藘在阪”、“缟衣茹藘”，前者是说它生长在山坡上，后者是说它的染色。
茜草是一种多年生攀缘草本植物，春秋两季皆能收采。收采后晒干储藏，染色时可切成碎片，以热水煮用。
茜草属于媒染染料，所含色素的主要成分为茜素和紫素。如直接用以染制，只能染得浅黄色的植物本色，而加入媒染剂则可染得多种红色调。
出土文物证明，古代所用媒染剂大多是含有铝离子较多的明矾。这是因为明矾水解后产生的氢氧化铝和茜素反应，能生成色泽鲜艳、具有良好附着性的红色沉淀。
在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深红绢”和“长寿绣袍”的红色底色，经化验即是用茜素和媒染剂明矾多次浸染而成。
紫草在《尔雅》中称为“茈草”。它属于紫草科，是多年生草本植物，8月至9月茎叶枯萎时采掘，紫草根断面呈紫红色，含紫色结晶物质乙酰紫草宁，可作为紫色染料。紫草宁和茜素相似，不加媒染剂，丝毛麻纤维均不着色，加椿木灰、明矾媒染，可染得紫红色。
荩草茎叶中含黄色素，主要成分是荩草素，是黄酮类媒染染料，可直接染丝纤维，以铜盐为媒染剂可得鲜艳的绿色。
除上述植物外，古代还以狼尾草、鼠尾草、五倍子等含有鞣质的植物作为染黑的主要材料。
我国的染色技术起源很早，《诗经》中有不少记述当时人们采集染料染色，以及描绘所染织物色彩美丽的诗篇。
《小雅·采绿》的译文是：从早到晚去采蓝，采得蓝草不满裳。从早到晚去采绿，采得绿草不满掬。《豳风·七月》的译文是：
七月里伯劳鸟儿叫得欢，八月里绩麻更要忙。染出的丝绸有黑也有黄，朱红色儿更漂亮，给那阔少爷做衣裳。
《郑风·出其东门》的译文是：东门外的少女似白云，白云也不能勾动我的心，身着白绸衣和绿佩巾的姑娘呀，只有你才使我钟情。瓮城外的少女像白茅花，白茅花再好我也不爱她。那身穿白绸衫和红裙子的姑娘呀，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快乐。
将采集的植物染料变为各种艳丽的色彩，《诗经》中描绘当时织物的颜色，真可谓五彩缤纷！
《诗经》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出现众多的色彩名称，表明我国一直延续使用了2000多年的多次浸染、套染、媒染工艺是从这个时期迅速发展普及起来的。
多次浸染法是根据织物染色的深浅要求，将织物反复多次地浸泡在同一种染液中着色。常见的为靛蓝的染色，每染一次色泽加深些。用茜草及紫草染色时，也是一样，再染一次，色泽也变化一次。
套染法的工艺原理和多次浸染法基本相同，也是多次浸染织物。只不过是浸入两种以上不同的染液中，以获得各种色彩的中间色。
如染红之后再用蓝色套染就会染成紫色，先以靛蓝染色之后再用黄色染料套染，就会得出绿色；染了黄色以后再以红色套染就会出现橙色。
《诗经》对当时染色情况描述，还说明我国远在3000多年前已获得染红、黄、蓝三色的植物染料，并能利用红、黄、蓝三原色套染出五光十色的色彩来。
《淮南子》记载：染者先青而后黑则可，先黑而后青则不可。另外当时的人们也已知道，青与黄可合为绿色，但以藤黄合靛青则为绿，即用不同的青色与黄色染料，合成的绿色也不相同。
媒染染色已成为先秦时期的植物染色中最为主要的内容。媒染法是借助某种媒介物质使染料中的色素附着在织物上。这是因为媒染染料的分子结构与其他各种染料不同，不能直接使用，必须经媒染剂处理后，方能在织物上沉淀出不溶性的有色沉淀。媒染染料的这一特殊性质，不仅适用于染各种纤维，而且在利用不同的媒染剂后，同一种染料还可染出不同颜色。比如蓝草中所含的蓝苷水解溶出，即成引哚酚，在空气中氧化缩合成靛蓝。
先秦时采用的是鲜叶发酵染色法，将蓝草叶和织物糅在一起，蓝草的叶子被揉碎，液汁就浸透织物；或者把布帛浸在蓝草叶发酵后澄清的溶液里，然后晾在空气中，使引哚酚转化为靛蓝。
可见先秦时期蓝草的染色工艺已经相当成熟，掌握了通过多次染色得到深色的工艺。
媒染染料较之其他染料的上色率、耐光性、耐酸碱性以及上色牢度要好得多，它的染色过程也比其他染法复杂。媒染剂如稍微使用不当，染出的色泽就会大大地偏离原定标准，而且难以改染。必须正确地使用，才能达到目的。
总之，先秦时期的印染原料和印染工艺，都是从染工们长期的生产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知识，为我国古代印染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节 先秦楚国的丝织和刺绣
我国传统的丝织工艺，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并享有盛誉。楚国所出土的丝织品，则为我国上古丝织先进工艺的代表作。
楚国的丝织、刺绣产品，色泽鲜艳，制作精细。两周时期，楚国向朝廷进贡，其中有彩色丝绸和用丝带串着的珍珠，还要用竹筐包装。楚国颇具特色的丝织品，体现了先秦时期纺织技术的最高水平。
春秋时期，随着丝织业的逐渐兴旺发展，丝织品的用途和使用范围日益扩大。贵族大都追求华丽的丝织服饰。
楚庄王所喜爱的马身披文绣，即把刺绣的丝织品披到了马的身上。楚共王时，曾以丝带缀连甲片，称之为“组甲”，用以武装其伐吴的精锐部队。楚国生产的丝织品不仅多为楚人所享用，还卖到晋国等地。
战国时代，楚国的丝织业大盛，工艺精湛，所出土的丝织物居全国之冠。1957年，长沙左家塘楚墓出土的绢、绉纱、锦等丝织品，保存较好，色彩绚丽。
尤其重要的是，1982年发掘的江陵马山楚墓，出土丝织衣物38件，丝绸片452片，既多且精，品种齐全，色泽鲜艳，被誉为“丝绸宝库”。
楚国的丝织品名目繁多，这在屈原和宋玉的辞赋作品中，以及楚墓的遣策上多有记载。就出土实物而言，主要有绢、绨、纱、罗、锦、绦等种类。其中绢的用量最大，用途最广，衣衾、帽、绣底、帛书、帛画多使用绢。
绢、绨、纱都属于平纹丝织，虽然是一种较普通的工艺，但在勇于创新的楚人那里，却不乏独到之处。曾侯乙墓出土的5块丝麻交织物，经线为丝、麻线相间，纬线全用丝线，开我国丝麻交织物的先河。
罗是一种绞经丝织物，马山楚墓出土的罗为四经绞罗，经纬线均加强捻，网状孔近似六边形，结构复杂，质地轻薄如蝉翼，颇为珍贵。
锦和绦都属于精巧的提花织物，是一种极为华丽的丝织物，最能反映丝织技艺水平。在出土的丝织品中，锦占有重要的地位。
楚锦为平纹重经提花结构。从经线的颜色来看，有二色锦和三色锦两大类，对丝织技艺要求都很高。
二色锦，以两根不同颜色的经线为一组，一根作为里经，一根作为表经起花，两线虽有时相互交换，但不能满足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
左家塘楚墓出土的褐地双色方格纹锦、马山楚墓出土的小菱形纹锦以及十字菱形纹锦均属于二色锦，前两个品种与后一个品种分别使用了挂经和两色纬线显花的新技术，用以补充某些图案对色彩的更多的需要。
三色锦，以一根做里经，两根做表经起花，加上互相交换，能满足一些图案对色彩的较多需要。三色线的织品比较紧要、厚实，二色锦比三色锦稀疏、轻薄，两类锦各有所用，不可偏废。
绦是衣物装饰性的窄带织物，多为纬线提花，也有与织锦相同而经线提花的。左家塘楚墓出土的朱条暗花对凤龙纹锦、马山楚墓出土的彩条起花凤鸟凫几何纹锦、舞人动物纹锦等构图复杂，用工精致，都属于锦绦等精巧花纹织物的精品。
楚人还有针织绦。长沙五里牌楚墓出土的针织绦，是我国所见年代最早的针织品，表明楚人最早使用了针织工艺。
我国所见最早的一根钢针出土于湖北省荆门包山楚墓。曾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所作的《针赋》，歌颂钢针功业甚博，其中“日夜合离，以为文章”，讲的就是使用钢针绣制花纹，即所谓“刺绣”。
手工刺绣，没有织机的约束，构图设计比较自由，使用色线不受限制，刺针走线易于变化，不是织锦胜似织锦。这种丝绣产品比彩锦更为华贵，多为上流社会的奢侈品。
这种刺绣在长沙、江陵、荆门等地的少数楚墓中有所发现，其中马山楚墓中出土刺绣物品达20余件。
楚人刺绣一般都使用锁绣针法，即用绣线组成各种链式圈套来刺绣花纹图案。这种针法一直流行至汉代。此外，还有钉线绣，即按图案的需要，用细线把粗线钉固在绣地上的一种新针法，比较少见。
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石字纹锦绣，把一道道波浪形的深棕色双股绣线钉在锦面石字纹上，采用的就是钉线绣。这是我国所见最早使用钉线绣的绣品。同时，这也是难得一见的真正的“锦上添花”，楚简称之为“锦绣”。
楚人的刺绣多佳品。如马山楚墓所出的蟠龙飞凤纹绣衾面，正中是蟠龙飞凤纹绣，左右侧面各有两片舞凤逐龙纹绣，紧凑充实，色彩协调，繁富华丽。
三头凤鸟花卉纹绣袍面，凤鸟皆三头，展翅欲飞腾，花枝招展，神异怪气。龙凤虎纹绣罗单衣衣面，龙腾虎跃、凤鸟飞翔，互相盘绕，绣工精细，色彩艳丽，是一件难得的珍品。
对龙对凤纹绣衾面的花纹由8幅姿态各异的对龙对凤图案做左右对称排列，并以花草纹相连组成，简练生动、色彩典雅，针法纯熟，被誉为绣品中的上乘之作。
楚地丰富的蚕丝资源，为楚地丝织刺绣业的兴旺发达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丝织业的发达又刺激了植桑养蚕业的发展。湖南省衡东县霞流寺春秋桑蚕纹铜樽，腹部主纹由4片桑叶组成，叶上及周围都是蚕，或在蠕动，或在食桑，形态生动，而樽口所铸众蚕则昂首相对，不食不动，大有不吐不快的意趣。
身为楚国兰陵县令的荀子则更有《蚕赋》，言简意赅，表述了蚕的习性及养蚕经验。这些都从不同角度反映或折射出东周时蚕桑业的兴旺情景。
楚地除蚕桑和丝织业外，麻、葛纺织也很普遍。一般劳动者都穿葛、麻织品所制的衣服。据《孟子》所记，楚人许行及其徒数十人为实践其农家理论，都是穿粗麻布衣、戴生绢帽的。
楚玺中有“中织室玺”、“织室之玺”，应是包括丝织、刺绣在内的官营纺织手工业的专门管理机构的印章。
楚共王初年，楚军东征，鲁国为了同楚讲和，把织工百人送给楚国。这反映了楚文化对其他文化的兼容性，有益于楚国丝织及刺绣工艺的发展和提高。
丝织手工工艺专业性很强，楚国拥有一定数量的专业人才。战国时代有“物勒工名”的习惯，也就是古代的责任追溯制。左家塘楚墓出土的一块锦的边上也墨书有“女五氏”，这些可能是能工巧匠留下的所谓“工名”。
楚国的丝织、刺绣产品不仅波及晋国等地，而且还远传阿尔泰游牧地区。比如在乌拉干河流域的巴泽雷克分别出土了彩色菱纹丝织物及凤鸟花草蔓枝纹样的绣品，与我国境内的江陵、长沙楚墓所出有关纹样图案基本一致。
这是所见内地远传游牧民族的最早的丝织、刺绣品，也是楚人同远方游牧民族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
“楚绣”是荆楚大地的文化瑰宝，楚国的丝绸织造、刺绣的技艺，代表了我国丝织、刺绣工艺在先秦时期的高超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