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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先秦时期的玺印源流
我国古玺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后经商周时的甲骨文、铭文、石鼓文等雕刻影响，至战国时形成整体形象。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动力来自文字体系的演变和完善，同时体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审美风尚。随着玺印的使用相对普及，其文字表现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先秦古玺留存于世的大多是战国玺。古玺形状各异，内容有官职、姓名和铭文等，玺文精练，章法生动，传达着远古文明发端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漫漶，显得越发神秘、朦胧和迷幻，让人感受到一种神奇、古朴的气息，令人心驰神往。
我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明君商汤在打败夏桀并将他放逐之后，回到了他所在的称为“亳”的地方。当时商汤只是夏王朝的一个诸侯，居住在亳地。商汤战胜残暴的夏桀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使他的声威达于四方。各地的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部落的酋长们都纷纷到亳来祝贺，就连远居西域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都前来朝见。商汤见各路诸侯聚集在亳，就决定召开诸侯大会，推举领导四方的天下共主。在大会上，商汤取来原夏王朝天子的玺印，放在天子座位的左边，然后低头后退几步，对着天子座位和玺印，弯下身子，恭恭敬敬地行参拜之礼。随后便回到自己的诸侯位次上。
诸侯们表示臣服于汤，于是都说：“汤打败夏桀，顺乎天意、应乎人心，理应登临帝位，可为什么只是拜而不受呢？”
商汤说：“这是天子的座位，有道的人才可以坐上去，天子的玺印，有道的人才可以掌管。天下，不是一家独有的，而是天下人所有的。所以，只有有道者才能长久占有它。”
诸侯们坚持让商汤登帝位，商汤多次推让，可是三千诸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即位。最后，商汤才坐到天子的位置上，接受各路诸侯和百官朝贺。
这段记载取自春秋时期的历史文献《逸周书·殷祝篇》，它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玺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商汤所参拜的玺印属于我国先秦古玺中的官玺。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起自远古人类繁衍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先秦古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起源、演变，直至成为定制的过程。
我国玺印的发明和使用历史，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玺印伴随着人们一路走来，闪耀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光辉，可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对于我国玺印的起源，据汉代的纬书《春秋运斗枢》记载说：黄帝时有个大司马叫容光，统六师，兼掌邦国之九法，曾与黄帝一同游玄扈、上洛。当时有一只凤凰衔图飞来，把图放在黄帝面前。黄帝得到的这个龙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另一本纬书《春秋合成图》也有相同的记载。
汉代纬书中的这个说法，把我国玺印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是由于当时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说法大家还是笃信不移。引文中所说的“玺”，便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印章，说明华夏族很早就已使用印章了。
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说法，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玺印起源于古代人民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
与上述说法相比，考古发现则更具有可信度。一般来讲，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我国图形和文字的雕刻，最古老的有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铭文和石鼓文等。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我国最早的雕刻实物见于有80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比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印，就是一种在陶坯上印有纹饰和标识的器具。
在当时，制陶工匠们在烧制日用陶器的过程中，趁着黏土柔软时在上面按盖印章，包括制造的地名、场所、官署、工匠的姓名字、吉语祷词等内容，个别还有制作年份，由此在陶器表面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印纹。
在这种陶器印纹的启示下，工匠们后来干脆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首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在拍打的过程中，器物表面的纹饰就形成了。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玺印艺术的渊源。
在我国雕刻文字发展过程中，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刻辞可谓经典之作。甲骨文全称龟甲兽骨文字，简称甲骨文，亦称龟甲文、卜辞、占卜文字、契文、殷契等等。所用材料是龟甲和兽骨，龟甲有腹甲与背甲，占卜所用以腹甲居多；兽骨有羊、鹿、猪、虎等，占卜所用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
占卜所用的甲骨首先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然后在甲骨片背面施以钻凿。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按一定的程式钻一个圆形的凹槽，凿就是在已钻好的凹槽一侧再凿出一椭圆形的凹穴。
甲骨一经灼烤，发生爆裂，正面就显现出裂痕，称为兆纹。纵向的为兆干，与兆干相交的为兆枝，甲骨文占卜的“卜”字就是兆纹的象形字。卜人就通过爆裂显现出的由兆干和兆枝构成的卜形兆纹来判断所卜之事的成败吉凶。
卜人判定吉凶后，就在甲骨的正面、兆纹的旁边，用特定的符号刻下占卜的内容，这就是卜辞。这是一套即繁琐又严密的程式。
甲骨文的契刻与材料的有机结合，不仅为此后的书法体势以纵势为主导的规范做了充分准备，也成为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指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商周时期，人们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在青铜器上。铭文也属于“金石”中玺印的一种形式，并且其表现形式丰富多彩。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它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700多字，经由岁月浸蚀，后来仅存200多字，在10只石鼓中，其中一石已文字全无。
被发现的石作鼓形，根据鼓身上的文字，石鼓被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10只鼓，每只鼓高约3尺，直径2尺余，且各刻四言诗一首。据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的秦国之物，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
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笔势圆整。字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均匀，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结构匀称，线条完美，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被誉为“籀文之祖”和“石刻之祖”。
经过了印纹陶、甲骨文、铭文和石鼓文等几个阶段的发展后，其金石雕刻文字逐渐成为了入印文字，并在商周时期开始具有了符刻铭记功能。这是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巨大进步。
商周实行宗法封建制，中央王室与诸侯国颁布政令，分封委任处理军国政务都需要有表明权力的凭证。商汤所参拜的玺印，就是当时最高权力的象征。民间的经济、社交活动也需要契约性的证明。因此，玺印作为政权机构或个人权力的信誉信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玺印具有天赋的权信功能，因而成为商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印、“翼子”印和“奇字”印等实物来看，商周时期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玺印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战国时期，用玺印来封检文书已形成了制度。当时的富豪贵族们身上佩带玺印作为雅玩已相当流行，此外还应用到取信、勒名、取吉、装饰、殉葬等范围。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玺印文字都是大篆，与当时钟鼎器物上的铭文相同，两个时期的印章风格也基本相同，所以在出土的古玺中，很难一一考证出哪些是春秋玺，哪些是战国玺，因为在印式和风格上战国古玺是春秋古玺的延续。我们现在所见的古玺，绝大多数是战国玺。
春秋战国玺印的用材基本是铜、银、玉3种材质，石质玺印比较少。在制作工艺上可分为铸和凿两种。铸，是用泥范铸造，称作铸印；凿，即在预制好的印坯上用刻刀直接镌凿。比如后来所见到的白文即阳文印，均是铸印；朱文即阴文印，大都为凿印，铸印较少。
春秋战国官印的形式，呈方形的居多，也有圆形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扁方形的、长条形的、三角形的、矩形的等等。同时分朱文印和白文印，朱文印大小一般在1.5厘米左右见方，白文印在2.5厘米见方。
春秋战国玺印文字的篆法与布白，有着特殊风貌，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由于当时各国用印制度不同，文字尚未统一，印文的素材则来源于青铜器铭文。虽然有不少印文至今无法破译，但其形态丰富多变，精彩至极。文字的无规定性，从另一个侧面看，则带来了更大的创作自由。
春秋战国玺印的边栏与界格相互协调，无论章法和文字作何种变化，每印均有边栏或界格来作为章法的辅助形式，这是古玺印一大特点，这样丰富了印面内容，调节了印面向构，增强了古朴、灵动之气质和形式美。
春秋战国的玺印以难得的自然天趣，丰富的想象力，近乎于童心的创作状态，类似于远古图腾的诡异、烂漫和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成为了后世篆刻艺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总之，先秦古玺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从它出现那天起，就以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艺苑里绵延不断地散发出独特的芬芳，吸引着人们进入这方寸世界。
第二节战国时的官玺与私印
官玺是国君授予臣下权力时颁发的信物和凭证。官府的各种命令、公文，必须盖有玺印，若丢失了玺印，也就丢了官。因此，战国时期形成了一种制度，大小官吏必须随身佩带玺印。
战国官玺中也有两类不镌官名的：一是邑、县以下低级地方机构的官吏佩印。这类玺印有的镌地名和机构名，有的仅镌地名。二是特殊专用玺印，如烙马印及关税用印。
今存战国官玺中还有形制特异的，印体硕大，多属司工官玺或特殊专用玺，而非一般武吏或行政官员所佩。
战国官玺一般为2.5厘米至3厘米见方，以凿制为主，多加边栏或加有竖界格，其宽窄和印文笔画差不多。另有一种尺寸较小的铸制的朱文玺。
战国官玺的质地多是铜质，也有银和玉石的，印钮多鼻钮。印文内容有“司马”、“司徒”、“司工”、“司禄”等，大都是官职的名称。
战国官玺的文字笔法遒劲，富于变化，精巧生动的造型和面目多姿多彩的体势，虽有悖于文字的统一，但从艺术角度而言，却令人爱不释手，产生许多美的遐思。
官玺是在当时六国通行的籀文的基础上，经过艺术加工提炼的产物。纳入印章后更趋精美、典雅、疏放、雄强。
官玺在章法上空灵奇异，变化多端，常利用文字的大小宽窄和笔画的长短，巧做错落穿插，打破平整匀满的呆板格局，字的个体形态自然，一般不强作填满或有意留空的安排。
有些玺印文字险峻奇肆，看似歪歪斜斜，杂乱无章，但细看却斜中有正，乱中寓工，极尽巧思，于险绝、欹侧中寓大平稳。也有的依字体、笔画的自然形貌，在布白上大块留红或留白的，这造成的疏密对比之趣，十分真率自然，绝无雕饰之气；多用界栏格，这样既丰富了印面内容，也调节了印面向构，增强了古朴、灵动之气质和形式美。朱文玺多阔边，与细劲的印文对映成趣，更有凝重、鲜明的视觉效果等。古玺印的这些特点，在战国官玺中都有体现。
战国私印，一般比官玺尺寸略小，约1至2厘米见方，这类玺印有朱文和白文两种。朱文多作宽边细文，这种文字，细细毫发，却十分坚挺，俗称“绵里针”。白文玺印铸造、凿刻均有，也多加边栏，少数有田字格形式的。
私印质地多数用铜，间有用银的，均出自铸造。印文与印钮制作得十分精美。钮制多鼻钮，间有亭钮、人钮、兽钮，也有戒指钮、带钩钮。有的印文纤如毫发而清晰异常，反映了这一时期青铜冶铸工艺的高度水平。
私印由于不像官玺那样用于官方场合，故无定制，大小不等，形状各异，除常见的方形、圆形、长方形，还有腰子形、凸形、凹形、心形、盾形、三角形、菱形及其他不规则的形状。
战国私印在字体选用、字形结构上，均比官玺更加灵活多样，章法布白上参差错落、疏密对应、俯仰欹斜，更具艺术性相意趣。即便是一些小印，文字布白仍然那么舒展自如，颇得天工造化之美。
战国私印中的白文同官玺一样，线条厚重实在，平稳中多变化，典雅中寓奇巧。朱文则坚挺有力，整洁流畅，灵动之气充满印面。由于铸制的整体效果，使纤细的印文气势贯通，浑然有致。字形虽奇诡多姿，但总体以自然平实为本，字中的挪让、省略、欹斜、错落，如乱石铺路，最终均能服从整体效果，达到和谐统一的艺术境界。战国私印依据印文内容，可分姓名印、闲文印、肖形印3类。姓名印有的印面刻姓名，有的仅刻单姓或单名，印文1字至4字不等。姓名印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姓氏，仅双姓就有近50种，不少姓氏早已失传，甚至有的姓氏文献中亦无记载。其中有以地名为姓的，如郾、郘、儝、邾、侊等；有以居地方位为姓的，如东方、东野、西郊等；有以官名为姓的，如司马、司寇、司徒等。闲文印或称成语印或吉语印。遗存闲文印有120余种，重者达七八百斤，有修身类、言志类、吉语类和肖形类。
修身类文字多出儒家经典，反映了儒家学说在战国时期已经产生了深刻影响。比如“敬身”、“敬事”、“日敬毋怠”、“中正”、“正行无私”、“上下和”、“宜士和众”等印文都是儒家教条。
言志类印文表现出作者的某种情趣或志向。比如“得志”、“偄事得志”、“王孙之右”等。
吉语类印文表现出作者对官禄、财富、福寿的向往和祈求。比如“善”、“吉”、“宜官”、“千秋”、“万金”、“日有百万”、“出内大吉”、“善寿”、“千秋万世昌”等。
肖形印印面多单独镌刻图纹，也有刻图纹于印文旁，作为印文的装饰。肖形印的形制与文字印无别。阴、阳纹并见，多模铸，图像多虎、凤、鹿、独角兽等吉祥动物，形象简朴，神态生动。
战国古玺、古印长期埋藏地下，经过腐蚀，斑驳破损，更是别有一番古朴苍茂的残缺之美，显现出深穆古拙，天然去雕饰之意趣，充分表现出战国古玺、古印的多姿多彩和自发的艺术审美情趣。
第三节古玺篆刻的字态之美
古玺是我国的书法和雕刻相结合的独有的工艺美术。因其所具有的书法艺术属性，与一般的工艺美术略有不同，故又叫作“篆刻艺术”。古玺篆刻具有特殊的字态之美，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大亮点。
我国文化是一种辩证的文化，即对立统一的关系，古玺篆刻艺术也不例外。举例来说，线条在行进状态下，“直”画多坚挺外露，以爽示人；“曲”多隐意、含蓄柔美。在古玺中“直”和“曲”的线性格是互补的、互动的，互为映照，相映生辉。
古玺少则两三字，多则八九字，分布排列，全依助于文字的体积位置的大小、正斜，进行上下左右的笔势穿插照应与不同角度的高低调配，造成有节律的起伏变化。这种迹象都可在西周《散氏盘》、《毛公鼎》等青铜器铭文中找到它的影子。
青铜器铭文是自由的、开放的、多变的，可以与古玺文媲美。古玺的线条是散点式的集聚，且多有弹性。分析其构成因素先首涉及到点、线，线浓缩变为点，点的作用丰富了线。
比如“左、之”等字，很多“点”只要大小与方向稍有不同，都可产生简洁又醒目的动态变化，没有固定或规定的约束，完全处在自由伸缩的状态。点的延伸成为线的时候，不仅体积增长、增大，随之改变为构建功能并作用于面。
古玺文字注重于“线”本身，即线体的各种无限变化，因而它的纯粹作“线”的特征非常强烈，起行与收笔只是简单的一个动作，成为最具可塑性、可变性与自由感的一种线条模式。
古玺的方圆变化，具有线的形成与用刀表现的双重意义，成为古玺审美上赏心悦目的造型手法。
线的形成即古玺中篆字笔画的组织，它既不能无序地排列，也不能秩序地分布，古人依据时代的审美习惯，对形态美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古玺均将方和圆的笔画进行了有机而和谐的变化组合。
譬如对“方”画的处理，在作骨架式的支撑时，便以斜孤笔画配置，以柔和“方”的硬度，规避僵硬之弊。而有时在圆弧为主的笔画中寄寓一个方折或方口，强化线条柔美的同时以显现力的刚性。方线的刚性又不能角化，使之过流自然，“方”得柔和。
相比之下，“圆”具有“转”的动势，即圆转，有灵活、生动的特性，也包括“弧”的倾向，构成弧线。“弧”的幅度逐渐缩小变成斜线。
古玺自由多变的主要原因就是圆弧笔画的适当舒展，因为边框是方的，少了圆的线性或没有圆的线性，肯定失去美的对比，甚至失去美的特征。我国古代园林建筑中的柱子、亭子、塔身等大多以圆为之，以圆配之，也是这个道理。
古玺的线条造型常是圆中带出方、方中寄寓圆。不仅如此，刀法中起笔与收笔，也方圆兼施。“方”起“圆”收，按顿之力自显，金属之质自现；“圆”起“方”收，则浑穆之态盎然。较多的是两者中和，极大地增益了文字刀笔关系的丰富性。
古玺字数一般由上而下，由右到左的分布。这就遇到篆字如何刻印的问题。在这方面，古人是善于化平凡为神奇的，做到了由简趋繁或由繁趋简求和谐，也做到了简之更简，繁之更繁求对比。
古玺中多以意到笔不到而为之求其“简”，以夸张手法，将笔画盘曲或重叠以求其繁，显示字态之古茂，加强玺面的视觉冲击力。
古玺文字通常有着多边的外廓，可以方便地对它从不同方向，作不同幅度的变形、摆动、伸缩与扭曲而不出现丝毫的牵强做作。朱文玺印都出于铸造，大都配上宽边，印文线条细如毫发，形成鲜明的对比；白文古玺加有边栏，或在中间加一竖界格，文字或铸或凿。
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出先民的审美法则，而且还可和国家统治者“玺有边界国有疆”的阶级意识有关。
春秋中期还出现了一种鸟虫书，是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主要流行于春秋中后期，于战国时达到鼎盛，盛行于吴、越、楚、蔡、徐、宋等南方诸国的一种特殊文字。把以鸟、虫、鱼为修饰图案的美术字体统称为“鸟虫书”。将“鸟虫书”作为语言符号与象形文字即汉字一同解读符合汉语语言文字的发展规律。“鸟虫书”不仅出现在玺印上，也出现在青铜器上。
鸟虫书亦称鸟篆，笔画作鸟形，即文字与鸟形融为一体，或在字旁附加鸟形作装饰。这种书体常以错金形式出现，高贵而华丽，富有装饰效果，变化莫测、辨识颇难。
鸟虫书几乎都出于楚系，除少量的礼器如者氿钟、王子午鼎等，又多施于兵器。楚国的有楚王酓璋戈、敚戟等，曾国的有曾侯乙戈戟等，吴国的有王子于戈、大王光戈、攻吾王光剑等，越国的有越王勾践剑、越王州句剑、越王州句矛、越王大子矛等，蔡国的有蔡侯产剑、蔡公子加戈等，宋国的有宋公翀戈、宋公得戈等。
以上作品大都随形布势，与器形妙合无间。错彩镂金与戈戟森森相映成趣，笔画的交织组构与鸟虫缀蚀编织出一个个极富想象力与创造性的空间，使人遐想无尽。
总之，古玺篆刻充分展现了古代劳动人民的艺术智慧和朴素的审美观，也为后来的秦汉印的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历代篆刻家从事艺术创作和研究工作的重要参考资料，从而发展成为具有我国民族传统的篆刻艺术。
第四节战国玺印的篆刻方法
战国时期，由于各个诸侯在割据中致力于壮大自己的实力，使得政治、文化、经济异常繁荣，玺印自然大量产生和使用。由于当时各国文字的不同自然会出现不同的玺印，根据战国玺印的篆刻方法不同，主要的有燕玺、齐玺、楚玺、晋玺和秦玺。
燕国是战国之时偏安于北方的比较弱小的国家。初都于蓟今北京附近，在战国晚期的燕昭王时期，又以蓟西南不到70千米的武阳为下都。
燕国系玺印，文字辛辣，多阳刚之美，印式自成体系。其官玺，横画方头方尾，竖笔画和斜笔画则方头尖尾，具有犀利之感。章法大开大合，疏密对比强烈，揖让之间自然错落，灵动多姿，有很强视觉冲击力。
比如“西方疾”是燕国的一方私印，它把3个字放在一个圆形的印面中，但字的大小明显不同，相差较大。整方印所留出的空白很大，给人一种疏朗的感觉。作者根据笔画的多少来安排3个字所占的空间，“疾”字独占左边，下面的3条长笔画从左到右依次变长，这样处理是为了配合外面的圆形边框。“方”字刻得非常小，躲到了印面的右下角，仿佛一个害羞的孩子。“西”字的大小则处于“方”字和“疾”字之间，与“疾”字靠的较近，这样整篇章法中就有大有小，有疏有密，有参差错落、穿插移让，显得十分丰富。
再如烙马玺“日庚都萃车马”，如天马行空，一向被推为千计古玺的压卷之作，是战国时期燕国最负盛名的烙马印。原玺印6.9厘米见方，为朱文铸造的烙马巨玺，其大开大合，纵横错落，灵动轻逸的章法为印人所称道。其形象灵动多姿，具有很强烈的视觉冲击力。
齐国是东方大国，控有今山东、河北东南、河南东部和江苏北部一带。所谓齐系还包括齐附近的鲁、任、薛、滕等国。齐系古玺印面形式上除也常用边栏外，印的上方或有一突。齐玺文字修长，装饰趣味浓厚，笔画均匀，斜线多45度分割空间，大量使用点线对比。
比如“王倚信玺”，这是一方齐系姓名玺，造型十分有趣，布局也打破了传统四字印的章法。“王”和“信”字较小，因为笔画少，“王”还在两横下面加了一个圆点，与“信”字右边的圆点起到了同样的作用，添补了空白，又避免了空间分割的过于单调。“倚”字把“亻”移到下边，把“大”移置上方，变为上下结构的字，与左右结构的“玺”字刚好错开。“玺”字左重右轻，“金”的4个点也有所变化，各不相同。此印下部较密，上部的留红比较多，疏密有致，方圆结合，堪称玺印中的精品。
楚国是战国时期南方强国，它吞五湖而含三江，主要在今湖北、湖南、安徽、河南一带。先后以郢（即今湖北江陵）、陈（即今河南淮阳）、巨阳（即今安徽太和）、寿春（即今安徽寿县）为都。强盛的国力，浪漫的民风，孕育了发达的楚文化。其玺印也同其漆器、帛书、铜器等物质文化一样，古奥、雍容、多样、奇伟。
楚系玺印的横线、竖线、斜线多为直线，弧形线运用较多，往往顺势一挥而就，动静结合，圆中有逸，劲中带秀，非常活泼优美。由于楚文化受巫文化影响，具浪漫气息，形成楚金文诡异多变、流美飘逸的风格。结体扁方，用笔流利，变化丰富。楚玺大者结字雄肆，用刀酣畅淋漓；小者空灵散逸，秀而不媚。
比如楚系玺印“安昌里玺”，笔画较粗，以圆曲线为主。“玺”字左边“金”字的写法为楚系文字特有的写法。“昌”字上面的“日”字连在一起，形成了印面中最大的一个白点，让人感到了明显的轻重对比。“昌”字下的“日”刻成一个“U”字，整个字稍微向右倾斜。“里”字的上部刻的比较圆转，下面两横，一长一短，则托起上面的部件。印中4个字离上、下、左边框都很紧密，空出了右边的一块红，使整个印面留有透气之处，可谓“疏可走马、密不透风”。深得汉字书法之要领。
再如楚系玺印“敬”，只有11毫米见方，印面中只有一个字，但作者让“敬”字的四边均有笔画冲出印面，显得气势磅礴。这方印有3条贯穿印面的横画，但都不是平直的，第一横略向右下倾斜，第二、三横向右下倾斜得更多，但左下用一个三角形来支撑着整个字，字的重心则不会显得向右偏离。用几条长线把空间分割开来，印面中有很多不同的三角形，“口”字的圆弧则打破了这个字的呆板，是这个字中的点睛之处。
又如“长平君相室玺”，这是一方玉质楚玺。6个字分为左右两排，一边3个字。右边3个字上大下小，左边3个字上小下大，右上的“长”和左下的“鉨”字左右结构拉开，添补了中间的空白。第一个字“长”，在左边加了一个偏旁“立”，这个“立”部所处的位置是连接左右两排的枢纽。“平”字在下面加了一个“土”部，用了比较平直的线条。“君”字则圆曲线较多，上部形成一个倒三角形，下部又好似一个正三角形，这种圆曲线刚好和“平”字、“相”字下面的两横有所区别，又与“室”字、“鉨”字相一致，形成了疏朗清秀、错落有致的格局。
“平阴都司徒”也是一方楚系玺印。笔画较粗，以圆曲线为主。“玺”字左边“金”字的写法为楚系文字特有的写法。“昌”字上面的“日”字连在一起，形成了印面中最大的一个白点，让人感到了明显的轻重对比。“昌”字下的“日”刻成一个“U”字，整个字稍微向右倾斜。“里”字的上部刻的比较圆转，下面两横，一长一短，则托起上面的部件。印中4个字离上、下、左边框都很近，空出了右边的一块红，使整个印面留有透气之处。
晋玺指的是三晋玺印，三晋是赵国、魏国、韩国三国的合称。晋玺结构端庄整饬，翩翩然自有风致，有若小家碧玉。笔画细劲坚韧布局多为精巧之作。
比如晋系官玺“春安君”，属于封君玺，基本以直线为主，章法比较平稳，在清丽端庄的背后具有丰富的变化。“春”字上面的“日”字呈倒梯形，这样所留空间就远比直上直下的“日”字好看得多。“安”字的“宀”头上收下放，与“君”的两个长竖有所区别，避免了雷同。此印的入刀和收刀之处均呈尖状，一笔之中有粗细变化，显得雍容华贵，丰腴秀美。
再如晋系私印“上官黑”，虽然是3个字，但却是按照两个字来布局的。“上官”二字连在一起，与“黑”字一起平均分配了印面。“上”字刻得平稳工整，“官”字用“宀”撑起了“上”字，“官”字的“宀”左边长，右边稍短一些，下面的部件向右倾斜，故意留出了右下角的一点空间。“黑”字比较端正，左右基本对称，但也存在着细小的变化，“黑”字下的“火”字左点短，右点长，中间两笔也是左长右短，刚好错落开来。此印下部留的空间比较多，边框的残破也增添了这方印的生动感。
晋系官玺玉印“兇奴相邦”，其章法较工稳，4个字分成两排，“奴”字和“相”字较大，“兇”字和“邦”字较小，形成对角呼应。“兇”字上部较大，下部撇高捺低，一长一短，字的重心偏于左下。“奴”字变为上下结构，“女”的中竖偏左，较粗，“又”居于右下，左下留红。“相”字夸大左边“木”，运用圆曲线，与右边的“目”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目”上移，4条横形成3个不同方框的形状，最上一个呈倒梯形，中间的是长方形，最下面一个则是正的梯形，这种微小的变化，给人造成了很大的视觉变化。
晋系玺印“长秦”，其“长”字的写法，属于典型的晋系文字的写法。“秦”字在晋系文字的书写上均从“邑”。我们在判断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所使用的印章时，最主要就是根据某一个时期、某一个地域其文字的特殊写法。由于此印中“长秦”二字都是晋系文字的典型写法，所以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判断它是晋系玺印。
晋系玺印“孫成”，笔画极细，但劲挺有力。“孫”字中有4个三角形，“子”字有一个倒三角形，“系”字有两个正的三角形，此外，“孫”和“成”中间的空白形成了一个倒三角形。这方印在如此小的空间里，却有如此丰富的内容，实为匠心独运。
秦国玺在篆刻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可说是战国古玺到汉印的一个过渡。秦系玺印，由于地处西隅边陲，具有保守性，文字承袭西周晚期铭文遗风，规范整饬，结体方正，用方折笔画对字形加以改造。
秦玺字形修长，线质流畅而具有笔意，稚拙无饰之处。“一”字或“十”字界格大量使用，而楚玺、齐玺、燕玺少有用及，晋玺几乎没有。
第五节先秦吉语玺和肖形玺
先秦时期，玺印的使用范围十分广泛，如果按其称谓、材质、功能来划分，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种类。比如吉语玺和肖形玺，它们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习俗和人们的思想意识，与人们的生活更加贴近，因此相对来说比较具有代表性。
吉语玺，又称为成语玺，内容多为祈求吉祥、长寿、得官、致富等。
比如吉语印“千秋”给人的感觉既像一个字，又像3个字，布局十分有趣。无论是边框还是正文，线条都显得刚劲而挺拔。“秋”字右部占据了整方印的中间位置，下部“火”字的左边两撇略长于右边，“秋”字左边笔画稍重一些，第二笔横写得比较偏下，刚好和“千”字形成对照，“千”字上部留的空间较大，中间用两笔斜线交叉，添补了空白。
再如吉语印“万岁”的文字有些类似秦代小篆，结体细长，圆线较多。边框较粗，但字与边框之间还留出了一条边框粗细的空隙，仿佛用了两条边框一般。“万”字上部笔画较多，并且左下有两条圆弧，整个字的重心有点向左倾斜。但“岁”字的一个长画伸入“万”字左下，添补了空白，也平衡了整方印的重心。
又如吉语玺“悊正司敬”的章法布局十分新颖，为了匡正文字而在对角加框，显得十分活泼。对角加框的动机是为了使笔画较少的“正”、“司”二字不显单薄，如果用十字界格则此效果全无。“司”字加框之后，字移居左上部，空出右下角，并以上实下虚的线形，形成向右俯瞰之势。“正”字上框线左低右高，使“悊”字有机会向左倾斜，与“敬”字相呼应。此印还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文字比较抽象、简练，给人一种空灵之意境。
肖形玺，亦称形肖玺、生肖玺、象形玺或图案玺、画玺、封蜡玺、封泥玺。这些有别于文字玺的玺印反映的内容十分广泛，有描绘当时人们狩猎、搏兽、战骑、饲禽、牛耕等情景以及鼓瑟弹琴、歌舞伎乐、车马出行、乘龙跨虎等生动场面。但最常见的是虎、马、鹿、羊、熊、龙、兔、驼、鹊、鹭、鸡、鱼、龟等动物，少数如鸵鸟、犀牛等罕见的外来珍禽异兽也时有所见。
春秋战国时期的肖形玺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动物图像玺，包括兽纹玺、鱼鸟玺、人事玺和蛇蛙玺等；另一类是神化变形图像玺，包括神人玺、龙玺和夔纹玺。除此之外，还有纹样玺、图形文字玺和符号印章，但不是主要类型。
动物类的图像玺流传至今为最多，有人、鸟、虎、马、羊以及传说中的龙、凤、夔、麟等。在处理手法上，有的较为写实，有的极为夸张或变形，有的则更近于纹饰了。无论怎样处理，均各有独立存在的艺术完整性和鲜明的时代特征，表现出概括、简朴、传神的意趣。
兽纹玺一般为写实，更多的有点“四不像”，不像虎、牛、马、豹，但确具兽的特点：有头、有耳、四足。有的还特别夸张了兽的大口或脚爪，使人感到勇猛、有力。有的则强调某动物的特征，如鹿的角，长而有枝杈，或腿的矫健，或两兽或三兽同居一室，和平相处。有的则作匍匐状，并回首张望，表现了兽的机警；有的似乎刚经过长时间急跑而停下，喘气。这些都体现了当时艺人抓住对象特点加以夸张的表现手法。
动物中有鱼、鸟、凤等等。鱼玺造型极为写实，如鱼嘴噘起、鱼鳞、脊翘等均极似原物；鸟玺形象简括；凤玺则变形很多，形态与处理手法各异，其特点是头顶的翎毛较长。
人事玺多数是以人与兽，人与鸟，人与蛇等联系在一起的。这也从侧面表现出人在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主体作用，反映了人们对人的认识的觉醒。
比如：“武士玺”塑造武士一手执剑，一手执盾，作进攻状；“帝俊玺”是“鸟首熊身”，有人释为人身鸟面的百戏印。
蛇蛙在人们生活中常见，故在肖形印中也有反映。比如：“蛇玺”其蛇盘绕，恰好适应方形玺内雕刻；“蛙玺”四足作爬行状，也有人谓之蟾蜍；“蛇缠蛙玺”则生动地表现了蛇蛙争斗的瞬间动态。
春秋战国时期，充满着朴素的神化，有的纹饰图像充满着神秘的宗教色彩，亦人亦兽，扑朔迷离。
比如，“神人玺”中有一人正面立姿，胁生两翼，两耳珥蛇，两足践蛇。这与《山海经·大荒北经》说的“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名曰禺强”相合，故有人称之为“禺疆玺”或“神人玺”。
再如“龙玺”，其形象较为写实简化，线和面充满整个印面。这种纹饰与春秋或西周铜器纹饰极为相似。
又如“夔纹玺”，夸大了夔的头部，但整体效果稳定、充总之，春秋战国时期的吉语玺和肖形玺，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我国刻印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具有深远影响。
第一节秦代的玺印与刻石
我国印章与碑石篆刻，从秦至唐的约1000年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成为我国古代篆刻艺术中的宝贵财富。
秦代的印章制度及石刻，直接影响了汉代，汉印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比以前更为丰富，而鸟虫书入印，使印章的装饰性更强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除了印章基本上是沿袭汉印的形制外，碑石篆刻达到了空前高度。隋唐时期不仅形成了与秦汉印迥异的“隋唐体系”，而且在碑刻书法艺术方面，更是达到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艺术高峰。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采取了“书同文”的文字规范化措施，命丞相李斯等人整理制定一种统一使用的文字。
为了废除不与秦文相合的文字，李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以小篆而成，颁布天下。李斯等人进行的文字统一工作，避免了春秋战国文字诡奇繁杂的局面。
小篆体式方中寓圆，形体方正，稳健朴拙。秦印即以小篆作为入印文字，自此以后，至今2000多年一直为治印者沿用下来。
秦王朝还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用印制度。官印作为秦王朝行使职权的一种凭证，从中央到地方郡县乡亭的各级官吏，都授予官职印。
在这些官印制作颁发之后，专设有少府属官“符节令丞”掌管玺印事务。印制度非常严格，私刻、盗用官印都是犯罪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
秦代用印制度开始规定，天子的印称“玺”，用玉做成，臣下用印只能称“印”。据《汉旧仪》卷上记载“天子独称玺，又以玉，群臣莫敢用也。”说明秦代官印的等级区别是很严格的。
秦代在印章的形制上也有较大的改变。秦代的官印比较统一，一般采用方形，大小一般为2.5厘米左右见方。大多是鼻钮印章的设计。布局为“田”字格，每格一字。官位较低的官员用印，只有“田”字格官印的一半，当时称之为“半通印”，它的布局为“日”字格。可见秦代官印在尺寸大小有严格的规定，也显示了森严的等级。
秦代的私印，大小基本上与“半通印”差不多，也加界格。但私印的表现手法较官印要丰富，形状有方形、圆形、椭圆形、菱形等，以长方形的“半通印”居多。方形印较小，约在2厘米以内见方；也有椭圆形、圆形等形状。
秦代私印基本为白文凿印，铸印较少。除姓名印外，还有吉语印、肖形印，辟邪印用于佩戴也很盛行。
秦代篆刻比先秦时期篆刻在艺术的表现形式上更趋向成熟，具有典雅而灵动、平整而率意的艺术效果，至今依然为众多的篆刻家所模仿。
秦印篆刻艺术不仅表现在文字的规范，章法的整齐划一，而且从中透露出书写的自由性和整体布白的灵活多变，赋予印章艺术新的艺术情趣。
比如秦代官印的苍古威严，整齐而不呆板；私印的苍润秀丽，自然随意。有些印章粗看凿刻草率，蓬头乱服，细品却刀法娴熟，情趣洋溢。
作为篆刻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秦代刻石中的小篆文字，在秦代书法乃至我国石刻艺术发展史上占有重要位置。事实上，铭刻文字的主流变为刻石的重要转折，正是起于秦始皇东巡纪功石刻。
秦灭六国之后，秦始皇曾有数次东巡，在东巡中为了颂扬其功德并以昭明天下，曾在泰山、绎山、琅琊台、会稽等多处刻石。这些刻石，均以标准而规范的小篆写成，字形之大为秦以前历史上所未有。
比如，公元前219年，李斯在秦始皇东巡所至，为之书写刻石文字，命刻工刻有《泰山刻石》、《绎山刻石》、《琅琊台刻石》。它们的影响十分深远，后世用以碑额、墓盖等庄重场合的篆书，均受到这种小篆书风的影响。
秦代刻石字体呈长方，上密下疏，大小划一，行距相等，笔画粗细一致。同样两个字可以如出一辙，其结构严谨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并且把我国文字的书写形式引向了规范有序的创作道路。其用笔瘦劲圆畅，委婉中见刚劲，具有端庄典雅之美。从中可窥当时的高级刻手工艺手段十分精良。
秦代这些刻石作品，既是秦始皇统一文字的标准范例，又是秦代小篆书法的优秀代表，充分体现了象征秦帝国威严的博大气象。
秦代的石刻开辟了铭刻文字的新纪元，为汉代碑刻文字做好了铺垫，从而在其身后形成了我国书法历史上源远流长的石刻书法艺术的体系。
总之，秦代所确立的印章制度，小篆文字式样的形成，以及前所未有的石刻作品，起到了印章发展史和石刻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重大作用，为汉印的进一步发展和汉代碑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节汉代官印的史学价值
我国的官印肇始于先秦，经秦代的过渡，在汉代长达数百年的时间里，无论其规模、体制还是艺术性都得以发展、完备，并达到了历史的高度，形成了我国印章发展史上第一座高峰。
汉代官印不仅存世数量较大，而且鲜明地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变化情况。故有汉代“史在官印”之说，显示出其重要的史学价值。
西汉早期，官印与秦代有相似之处，很多仍存田字格。大约在汉惠帝后逐渐定型，呈现出素面无格，无边框，仅用篆书阴刻，字体匀称方正的特征。形制以正方形为主，边长在2厘米至3厘米之间，即所谓“方寸之印”。
汉代也发现相当数量的“半通印”，大小为正方形的一半。以印文看，“半通印”除地方低级吏员的职名之外，多为官府机构名称，如“器府”、“马府”、“仓印”、“库印”、“少内”、“保虎圈”等。
后世文献中曾记载汉代将官印的铭文从四字改为五字，不称“印”而称“章”。现存实物发现的五字官印多为将军等军官印章。文职千石以下官员均称“印”，并多为4字，仅2000石级别的官员称章，如“琅琊相印章”。
“琅琊相印章”长2.2厘米、宽2.6厘米、高1.3厘米。银铸，方形，龟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5字3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琅琊相印章”。印台较厚，龟钮覆圆甲，上施环级，龟首前伸，“相”字“目”旁上加一短竖画，为东汉时印文特点。
此印银质龟钮，与史籍所记之汉官印制相合，为东汉时王国官印。东汉时琅琊国为刘京封国，此印即刘京一系的琅琊国之物。
西汉前期官印文字笔画较细，字形圆润多变。西汉中期以后官印铭文笔画粗，起笔收笔均显方正整齐，字形也变得方正谨严，很少见圆形转折。新莽时期印章制作精美，采用古式，形制较西汉印章较小，印文多为5字或6字。书体整齐，笔画略纤细，并增加了“子”、“男”等五等爵名称。
东汉时期官印形制与西汉时期官印相近，一般为2.5厘米见方。现存东汉官印中，铸文较少，凿刻印章增多，不如西汉官印的铭文书法谨严雄浑，但书体仍显方正，笔画粗壮。如“征羌国丞”印等。
铜瓦钮“征羌国丞”印，印面长宽各2.2厘米，通高1.7厘米。此印为铜铸，方形，瓦钮。印文为汉篆字体，白文，两竖行排列，右上起顺读“征羌国丞”4字。为东汉时的侯国官印。
两汉时期的官印钮制以龟钮、瓦钮与鼻钮为主，颁发给边疆少数民族的印章分别作驼钮、羊钮、蛇钮等。如青海“汉匈奴归义亲汉长”驼钮印、云南“滇王之印”蛇钮印等。
“汉匈奴归义亲汉长”印通高2.9厘米，边宽2.3厘米，驼钮高2.1厘米，厚0.8厘米。铜质，方座，驼钮，骆驼屈肢跪卧，昂首向前。朱文刻篆“汉匈奴归义亲汉长”8字，是东汉中央政府赐给匈奴族首领的官印，其中“归义”是汉政府给予其统辖的周边民族首领的一种封号。
汉代匈奴的主体并没有到达青海，但有一支起源于甘肃张掖一带的匈奴别部“卢水胡”，在东汉时已越过祁连山而和青海东部湟中一带的月氏胡与羌人杂处。此印所称的匈奴，即指卢水胡而言。
“滇王之印”是从晋宁石寨山古墓群中发掘出来的。“滇王之印”用纯金铸成，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蛇钮，蛇首昂起，蛇身盘血，背有鳞纹。
这是云南隶属中央最早的物证。“滇王金印”的印章等级，根据东汉卫宏所撰记载汉代官制的《汉旧仪》规制，当属列侯的规格，但却是王印，这表明滇王国同西汉中央王朝有着密切的政治关系，是一个有特殊地位的封国。
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出兵征讨云南，滇王拱手降汉，汉武帝在其故地设益州郡，封滇王国国王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汉武帝赐印后，对云南实行羁縻政策。
“滇王之印”的出土，不但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同时也证明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可靠性。就是说，一颗金印，既证明了云南古代历史，也证明了我国古代历史。在考古学上，像这样出土文物与历史文献相一致的情况并不多见。这也是为什么“滇王之印”会由国家征调而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原因之一。
两汉时期官印的厚薄及钮式形状有一定的变化过程。汉代初期，以瓦钮、鼻钮为主，同时出现蛇、龟钮。文景时期，印体较薄，龟钮、鼻钮成为官印主要钮式。龟钮龟腿短，身体扁平，头部微突。鼻钮略圆，钮面较窄。
汉武帝以后的西汉官印以龟钮和瓦钮为主。龟钮龟身体较高，背部隆起，有六角形甲纹。瓦钮较薄，钮面宽大。
新莽时期钮式与西汉后期相同，但较精美。东汉中期以后，官印体加厚。龟钮的龟颈部加长，背部呈圆形隆起，钮身增厚。
汉印的质料来源多样，有金、银、铜、玉、石、木、玛瑙等，以铜质铸文的玺印最多。石质印章刻文多较简劣，如湖南长沙月亮山出土的“陆梁尉印”，长沙汉墓出土的“长沙祝长”，湖南常德南坪出土的东汉“酉阳长印”等，应为殉葬明器石印。
同样，木质印章也用于殉葬用冥器，如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西汉墓所出“张伯”、“张偃”木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墓所出的“妾辛追”木印等。
金、银质地印章比较少见，多为高级官员与帝后一级人物所用。如出土于西汉南越王墓的“文帝行玺”和“右夫人玺”金印，陕西阳平关发现的东汉金印“朔宁王太后玺”，江苏邗江甘泉2号东汉墓附近出土的金印“广陵王玺”，江苏邗江甘泉西汉木椁墓所出“妾莫书”银印等。
“文帝行玺”金印为方形，龙钮金印，通高1.8厘米，边长3.1厘米，重148.5克。印面呈田字格状，阴刻“文帝行玺”4字，小篆体，书体工整，刚健有力。钮作一龙蜷曲状，龙首尾及两足分置于四角之上，似腾飞疾走。
这枚金印铸后局部又用利刃凿刻而成，出土时印面槽沟内及印台四周壁面都有碰痕和划伤，并遗留有暗红色印泥，显系长期使用所致，说明金印是墓主生前的实用印。它是汉墓考古出土的形制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
“文帝行玺”的主人赵眛是我国岭南地区南越国的第二代国王，于公元前137年自称“文帝”。此印文为庄重静穆的阴刻篆书，印钮为象征皇权至尊的盘龙。龙首上昂，隆腰卷尾，尤其是弓起的龙脊，既利于手持，又强调出龙身“S”形腾翻的动势，集实用功能和装饰效果于一身，构思设计十分巧妙。
“右夫人玺”金印，边长2.15厘米，宽2.15厘米，通钮高1.5厘米，重65克，是南越王墓中出土的3枚金印中尺寸最小的一枚，但为4个夫人中唯一的黄金印玺。金印以龟为钮。
按照汉代礼制，夫人是皇帝和诸侯王妃妾的称号，可以推断，右夫人等4位夫人的身份是南越国后宫的妃妾。右夫人的随葬品数量多、品质精。汉代以右为尊，说明她应是诸妃之首。
“朔宁王太后玺”各边长2.4厘米、高2厘米，金质，龟钮，白文，篆书。印面刻“朔宁王太后玺”六字，重109克。印钮龟头微昴起，背圆，龟甲饰重环纹，制作精细。此式龟钮官印流行于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广陵王玺”金印是极其特殊的一件。该印由高纯度黄金制成，重122.87克。龟钮，钮高2.121厘米，台高0.945厘米。其龟钮制作精致，纹饰精美，印文阴刻篆书“广陵王玺”，布局疏密有致，行笔直中有曲，流畅和谐，坚挺饱满。
从艺术价值来说，汉代是我国印章制度的鼎盛时期，而“广陵王玺”是汉印精品中的精品，被视作文物断代的标准器物。印文是篆书，但隶书的意味明显，转折和收笔很方正，字迹苍劲古朴，端庄凝重。同时，它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汉代诸侯王的印章，在尺寸、重量和形制上都有严格规定，“广陵王玺”的发现印证了典籍的记载，起到了“证史”和“补史”的作用。
“妾莫书”银印长1.9厘米、宽1.9厘米、高1.7厘米。此印为方形、龟钮、银质，龟昂首匍匐状，龟甲纹饰清晰，印文“妾莫书”三字为白文篆体。对于研究广陵国王宫中内官的制度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此外，汉代一些高级官员印章还采用铜质鎏金的方式，如湖南长沙马王堆2号西汉墓出土的铜质鎏金“长沙丞相”印与“轪侯之印”等。
长沙马王堆2号汉墓主人是利苍，“长沙丞相”印与“轪侯之印”都是利苍的官印。他早年随汉高祖刘邦打拼天下，后分封为轪侯。利苍为长沙国丞相。所任职的长沙国，即为汉初的吴芮长沙国。
汉代官印均由中央官署制造颁发，免职后要予以上交。所以，在墓葬中所出官印大多为复制品，而非实用官印。而在遗址中发现的官印则有可能是实用品。
汉代官印不仅具有迷人的艺术魅力，它所反映的史学价值，体现了当时的大一统思想，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节汉代私印的艺术价值
我国私印肇始于先秦，并伴随着官印的发展。与大小用字相对统一规范的官印相比，私印成为汉代印工自由驰骋玄思妙想的广阔天地。因其格式、用字、大小变化丰富，故有印家说“艺在私印”，私印以艺术价值见长，充分显示了汉代工匠的巧思。汉代的私印可分为姓名印、吉语印、肖形印3类，其中以姓名印最多。西汉早期的私印，继承秦印遗风，一般印面较小，常用田格或边框。西汉早期私印流行的鼻钮也如战国作风，即印台与鼻穿间有一层至数层的过渡，以后界格边框使用渐少。
西汉早期也流行两面印和臣妾印。两面印一般一面是姓加上名，另一面是表字。有时两面印和臣妾印往往合二为一，如“汜达·臣达”两面印。臣妾为旧时男女的自谦之称，非如后世仅限皇帝官吏和丈夫妻子之间。
据考古学家考证，有姓名的一面用于平行文书，而有臣字的一面则施于上行文书。此时的姓名之下有的加“印”或“之印”。大小多在1.1厘米至2.3厘米之间。另外，此期玉印和鸟虫篆印都已成规模。
西汉中期汉武帝至汉昭帝，私印的印文稍趋方折，如“闵其辰”印。还出现了套印这种新的形式，其印文组合上除姓名下加“印”或“之印”，还加“信印”和“私印”的，如“王羊信印”。在印面构成上，出现朱白相间印和图文混合印。
在印文设计中，如果文字繁简差别很大，往往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事情。汉代人巧用朱白相间的方法解决了这一矛盾，精心组合的朱白相间印往往难辨孰朱孰白，饶有兴味。此类印按朱文、白文的字数多少不同，可分为一朱一白、一朱二白、二朱一白、一朱三白、三朱一白和二朱二白等。
图文合璧的印章也是汉代人的一大创造，印文与图案相得益彰，十分别致。如“樊委”印，姓名两侧饰以左青龙、右白虎，这种配制或有辟邪之意。
在印文排列上，西汉中期新出现了回文印形式，如“杨辅王印”，即姓和“印”居一侧，双名居一侧，取双名不相分离之意。
西汉晚期承袭了中期作风，只是白文印更趋方挺，一部分私印不似前期规整严谨。如同新莽官印的精工和典丽一样，新莽私印在整个两汉中也以工致和篆法精妙见长。西汉官私印往往大小风格上有一定区别，新莽私印有些与官印十分接近，如西安发现的“司徒中士张尚”印即为新莽印。
“司徒中士”为王莽遵《周礼》而重新采用的周代官名。汉代规定，官吏升迁或死亡，印、绶皆要交公。官职高者去世时，朝廷可能重赐原用官印的仿制品以为殉葬之用。但官位不高者则难享此殊荣，家人仿制原官印又有“私刻公章”之嫌，于是官名与姓名混刻以充冥器，实为两全其美之事。
类似的印章还有“使掌果池水中黄门赵许私印”等。另外还有不加官名但大小规格绝类官印者，如“杨肜之信印”、“杜嵩之信印”、“姚丰之印信”等。当然王莽时期也有一些私印，如同西汉私印一样尺寸远小于官印，但同样精淳可人。
东汉时期，一方面印章形式日见丰富，除方形、长方形、圆形外，还有一些极为别致的形状如连珠印中的三圆式、四圆式、倒品式、四瓣式等。另一方面印章钮式日趋精巧，工艺高超。龟钮二套印和辟邪钮三套印堪为其代表。
东汉私印也有刻凿草率的一面，有些印章篆刻有走下坡路的趋势，笔道方直，缺乏圆厚之恣，印艺已露颓废衰落之势。
从总体上看，汉代私印艺术在钮式和篆刻两个方面比较有特点。汉代私印所用钮式，包括吉语印和肖形印在内，玉印和铜印的钮式各有不同。玉印均覆斗钮，铜印钮式则主要有以下3类：
一是鼻钮。汉初鼻钮私印有的背面平，钮小，有的背面有台，呈坛状，后人习称坛钮，形制受古玺及秦印的影响。汉文景以后，坛形鼻钮印逐渐消失，汉武帝至东汉时期，鼻钮印背面均无台，钮面加宽，跨度加大，有的印钮两端立于印背中央，呈覆瓦状，后人称瓦钮，有的印钮两端铸于印背边缘，呈桥状，后人称桥钮。
二是龟钮。始见于汉文景时期，初期的形体较小，龟身平状，龟颈不伸出，只露龟首。汉武帝以后龟作立状，首微昂，背隆起，龟甲多饰六棱重环纹，制作精致，形态逼真。
三是兽钮。西汉流行虎钮，东汉流行辟邪钮。
除上述3种主要钮式外，还有楔形钮、带勾钮及无钮的圆形、方形穿带印等。
汉代私印的篆刻变化万端，布局严整巧妙，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汉初印所用文字为标准小篆，笔画圆转，线条柔曲，印面四周有边框，加竖格或日字格，与秦印相近。
汉文景以后，汉印面貌逐步形成，至汉武帝时已完全摆脱了秦印的影响，进入成熟阶段。这时的姓名印，所用字体有3种：一是缪篆，笔画盘屈曲折，构图茂密；二是鸟虫书，笔画盘曲并两端做虫鸟状；三是摹印篆，始于秦代，略异于周时的金文和石刻文字。
前两种属美术篆体，除见于印章外，还见于汉代瓦当及汉早期铜器。后者则是当时刻印专用字体，以笔画苍劲雄健，体态方正宽博为基本特点，其篆法变化很多，笔画有的圆转，有的平直方折，有的末端齐平，还有的作刀尖状。
印面构图则讲究通过每字所占空间位置的变化来达到印面整体的完美，或采用阴、阳文相间，印文四周加几何纹、四神纹等手法，使印面更加秀丽雅致。汉代私印所确立的艺术典范，奠定了印章艺术的法则，成为后世印人的金科玉律，奉为圭臬。
第四节汉魏石刻的书法艺术
汉魏石刻与书法完成了完美结合，石刻所体现的书法艺术，在《汉魏十三品》摩崖石刻中得到了鲜明体现。因其位于石门，又称“石门十三品”。
《汉魏十三品》在褒斜道附近，是陕西穿越秦岭的古代交通要道。这条要道北起眉县斜谷，南至汉中褒谷，全长约235千米，始建于战国时期。道的南端有一隧道，称为石门，是我国古代第一座利用“火焚水激”方法而人工开凿的隧道。
隧道东西两壁和洞外南北数里的险坡、断崖以及褒河水中、沙滩的大石上，多有由汉及宋的摩崖石刻，有的是历代开通、复修褒斜道、石门和山河堰工程情况的记载，有的是参观、游览的留念题记。其中最为书法家称颂的珍品，即所谓《汉魏十三品》。其中汉魏时期的书法以篆隶体为主，其珍品尚属罕见。
第一品《石门》摩崖，上刻“石门”2字，为隶大字摩崖，是状物抒怀之作。
第二品《鄐君开通褒斜道》，又称《鄐君开通褒斜道刻石》，俗称《大开通》或《开道碑》，刻于石门洞南山崖上。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公元63年刻成，字体界于篆隶之间。此碑由于被山土埋没，直至1000余年后的南宋时期才被发现。
此石据铭文记载，东汉永平年间的63年，汉中太守钜鹿鄐君奉诏用广汉、蜀郡、巴郡刑徒2600多人，动工开通斜栈道，工程历时3年之久。另据史籍记载和考查，该栈道上著名的古石门隧道，就是由鄐君主持在这段时间首次开通的。
此石书法气魄宏伟，布局饱满，笔划较细但遒劲有力，融入篆意，高古伟岸，加上天然石纹背景，更增添一种奇趣。其结字方古舒阔，因自然石势作字，字之大小及笔画长短、粗细皆参差不整，没有波磔，天真朴拙而很有气势，保留了早期隶书的许多特点。
第三品《鄐君碑释文》，位于第二品下方，是南宋南郑县令晏袤的题记，刻于宋光宗绍熙年间的1194年，是楷书作品。晏袤是南宋绍熙年间南郑县令，性嗜古，尤工隶书，号称有宋以来写隶第一高手。
1193年，刻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的《鄐君开通褒斜道》，因为雨水冲刷，显露出来。晏袤发现后非常兴奋，于是在原摩崖下方另刻了一方摩崖，即将这方汉代摩崖初次发现的经过情况，以及原刻文字的内容加以注释，考古学家称之为《鄐君碑释文》摩崖。
第四品《李君表》，或称《右扶风丞李君通阁道记》、《汉永寿石门残刻》。李君名李寓。东汉顺帝永建年间刻。内容是颂扬李寓修建褒斜栈道的功绩。该石刻位于石门洞北口外的西壁，但早被泥沙封闭，直到1000多年后的清同治时的1874年才被发现。
《李君表》通高70厘米，上沿宽40厘米，下沿宽43厘米，隶书。字迹多漫漶，结体较方整，隶法古拙质朴。
第五品《石门颂》，全称《汉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又称《杨孟文颂》、《杨孟文颂碑》、《杨厥碑》。东汉建和年间刻，隶书。额题“故司隶校尉犍为杨君颂”。杨君名涣，字孟文。碑文有“汉明帝永平四年杨孟文所开，逮桓帝建和二年，汉中太守同郡王升乃嘉其开凿之功，琢石颂德云”。
《石门颂》原刻为竖立长方形，20行，每行30字至31字不等，纵261厘米，横205厘米。全文共655字。内容为汉中太守王升表彰杨孟文等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文辞为东汉汉中太守王升撰。
《石门颂》的艺术成就，历来评价很高。其结字极为放纵舒展，体势瘦劲开张，意态飘逸自然。多用圆笔，起笔逆锋，收笔回锋，中间运笔道劲沉着，故笔画古厚含蓄而富有弹性。通篇看来，字随石势，参差错落，纵横开阖，洒脱自如，意趣横生。
《石门颂》为汉隶中奇纵恣肆一路的代表，素有“隶中草书”之称。文中“命”、“升”、“诵”等字垂笔特长，亦为汉隶刻石中所罕见。
《石门颂》摩崖石刻是我国著名汉刻之一，它与洛阳《郙阁颂》、甘肃成县《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石门颂》是东汉隶书的极品，又是摩崖石刻的代表作。它对后来的书法艺术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被人们称之为国之瑰宝，清代书法家、篆刻家张祖翼评论说：
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也，力弱者不能学也。
第六品《杨淮表记》，全称《司隶校尉杨淮从事下邳湘弼表记》，亦称《杨淮碑》。刻于东汉熹平年间的173年。
杨淮是《石门颂》中司隶校尉杨孟文的后人，他的同郡人卞玉看到《石门颂》表彰杨孟文开通石门的功绩后，就把杨的后人杨淮、杨弼兄弟两人的官职和政绩追述刻石，故又称《卞玉过石门颂表纪》。
《杨淮表记》为摩崖隶书，碑文7行，每行25字至26字不等，共计173字。该碑书法奇逸古雅，与《石门颂》相近。
《杨淮表记》书法雄古遒劲，笔势开张，用笔沉着扎实，结字参差古拙。其章法，因石势而书，纵成列，横不成行，字态因字立形，疏宕天成。如第六行“也”字为此行末字，故形体较大，第七行“过、此、追、述”4字，波笔舒展，极尽开张之势。
若将此刻与《石门颂》、《开通褒斜道摩崖》等视为一组，与同时期山东曲阜一带《史晨碑》、《孔彪碑》等庙堂碑相较，则见两地迥异之地域书风。
第七品《玉盆》，“玉盆”两字刻于石门南褒河水中的一块大石上，其石自然如盆状，光洁如玉，石的周围刻有题记“穷溪河之胜，刻玉盆之阳”。尚有其他题字，但均已剥蚀，不可辨认。
“玉盆”2字为汉隶，相传是“汉三杰”之一张良所书，为《汉魏十三品》中的4方汉隶中最早的书刻，历代名家在“玉盆”处多有题咏。
第八品《石虎》，高100厘米，宽50厘米。隶书“石虎”2字刻于石门对面稍南褒河东岸石虎峰下，旁有小款隶书“郑子真书”。
“石虎”2字工稳厚拙，据说西汉隐士郑子真看到山峰极像石虎，是其抒怀之作。但是否出自郑子真手笔，尚待论定。
第九品《衮雪》，“衮雪”2字刻于石门洞南褒河水中的大石上，隶书。河中流水冲击大石，激浪翻溅如滚滚雪花状，故称“衮雪”。因刻石左下角有“魏王”2字，故疑为曹操所书。
也有人认为“衮雪”2字并非曹操所书，因曹操到汉中时尚未封魏王，不可能自称魏王，并且“魏王”2字的风格显然不同于“衮雪”2字，很可能是他人加上的。故此刻石究竟为何人所书尚无定论。
“衮雪”2字近篆而非，属隶又违，行笔纵放不羁，确有波涛澎湃之势，表现出曹操的风采神韵与魏武精神。“衮”气势磅礴，充满刚毅，好似一个象形字，上边三点一口似水花，下边一撇一捺一竖钩，三钩均朝上翘起，像湍急的水流，给人以张扬、不羁、活泼、沸腾、激荡、舞动的阳刚之气。“雪”字平和、内秀、收敛、平静、朴实、飘飘洒洒，柔情万种，合二为一，阳刚而不失柔美。
第十品《李苞通阁道》碑，又称《李苞通阁道题名》，刻于石门洞北口外石碑上。曹魏景元年间的263年刻，碑文为：
景元四年十二月十日，荡寇将军浮亭侯李苞字章，将中军兵、石、木工二千人始通此阁道。
碑文下方还刻有南宋宁宗庆元年间的1195年中秋日，还有南郑县令晏袤的释文题记。
该摩崖石刻虽寥寥数言，却是简明朴素的纪实之作。它基本反映了当时修道的规模及其经过，对后人研究三国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及书法艺术，提供了弥足珍贵的依据。
第十一品《释潘宗伯、韩仲元李苞通阁道题名释文》摩崖，简称《潘宗伯、韩仲元》，位于石门北口洞上方。南宋晏袤解释潘宗伯、韩仲元阁道题名、李苞通阁道记的内容，是宋代仿写汉隶的好作品。
第十二品《石门铭》，全称《泰山羊祉开复石门铭》。北魏宣武帝永平年间的509年正月，太原典签王远书，由河南郡口阳县石师武阿仁凿刻于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
汉中褒斜谷口是褒斜道最险要的隘口，绝壁陡峻，山崖边水流湍急，很难架设栈道。东汉永平年间，汉明帝下诏在最险之处开凿穿山隧道，历时6年而成，古称“石门”，后来石门道破废，北魏梁、秦二州刺史羊祉重修褒斜道。《石门铭》就是为纪念此事而作的，为著名摩崖石刻。
《石门铭》是北魏体书格的典型，后来清代学者康有为将此碑用笔归属圆笔一路。历来追求北派书风的书法家笔调多从此碑出。
《石门铭》是北魏摩崖石刻的代表，也是我国书法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因崖面广阔，摆脱纸张限制，大书深刻，笔阵森严，气势雄峻，故而书风自然开张、气势雄伟、意趣天成，表现出大朴不雕的阳刚之美，堪称鸿篇巨制。
《石门铭》正书，凡28行，满行22字，后段题记为7行，每行9字至10字。它吸取了处于同一地的汉隶名品《石门颂》苍劲凝练的篆隶笔法，笔势与体势则吸取了汉隶跌宕开张、奇崛大气的特点，书风超逸疏宕、舒展自然。康有为誉之为“神品”，在《广艺舟双辑》中评曰：
《石门铭》飞逸奇浑，分行疏宕，翩翩欲仙，源出《石门颂》、《孔宙》等碑，皆夏、殷旧国，亦与中郎分疆者，非元常所能牢笼也。
书者王远在正史中并没有记载，但康有为推测为南北朝碑书十大书家之一。《石门铭》是魏碑中可以临摹、借鉴的上佳范本之一，历史上的许多著名书法家都曾得到此石的启发。
第十三品《山河堰落成记》，又名《重修山河堰碑》，南宋光宗绍熙年间的1194年刻于原在石门洞口南右侧崖际，是石门及其南北山崖的104种摩崖中最大的一块石刻。晏袤书，隶书16行，每行9字，字大20厘米左右，记述了重修山河堰情况。
山河堰位于石门南的褒河中，相传是西汉丞相萧何修建的，而“山河堰”可能是“萧何堰”的误传。此堰后经多次增修，1194年又进行了此次修复，时任南郑县令的晏袤参加了修复和扩建工程，竣工后他写了这篇记事。
《山河堰落成记》暗含篆意，略参行草笔势，整体风格取向为秦汉古韵，雍容华贵，宽博端方，造型醇古，中宫紧结，主笔夸张，点画飞动，风神逸宕。它既继承了汉魏书体的厚重雄强，唐楷结构的规正严谨，又具有宋人笔法的流畅生动。
上述《汉魏十三品》后来不在原来的山崖壁石上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国家兴修水利，决定在汉中褒谷兴建石门大坝，拦截褒水灌溉、发电，从1969年到1971年，将其凿下，搬藏于汉中市博物馆。
《汉魏十三品》在书法艺术上占有重要地位，它们给人以书法艺术美的享受，是汉代以来书和刻两者的最高艺术结晶，是研究汉隶的重要实物，在中外书法界和金石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
第五节魏晋南北朝的印章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更迭最为频繁的时期，社会出现大动荡，战事频仍，府衙州县几易其手，因而留下来官印较多。既有工艺上的承袭和发展，同时也带有这一时期的政治色彩。
这一时期的印章制度，在治印技艺上尚承袭汉代。印章形制、大小、印材、钮式、印绶、印文，基本上与汉代相同，仍然保留汉印主体风貌并有所演变。
曹魏和西晋时的官印，钮制多为龟钮，将军印也多如此。东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乱和改朝换代等原因，诸侯各国各自为政，官印钮式的制作没有固定的模式，形态各异。如：鼻钮、蛇钮、骆驼钮、环钮、羊钮、马钮、兔钮、鹿钮、熊钮、罴钮、鱼钮、兽钮、珪钮、螭钮、龙钮。
魏晋南北朝时期官印改变了汉代以铸印为主的制印方法。印质多为金章银印，这一时期以凿印为主，所以魏晋官印多凿印。因此，汉代篆刻表现出来的典雅方正、圆润稳健的铸印风格就很少见了。
魏晋南北朝时期凿印表现出来的是峻利劲挺，气息和畅，章法布局平整舒展，錾法比较稳健从容，而一些“急就章”风格显得比较草率恣肆，刀法拙劣，无章法可言，而且刻凿的篆体文字多不合“六书”。
这一时期的官印形制也变大，按古制诸侯王也不超过2.3厘米见方，但晋之后官印却在3厘米见方，有的将军印达到3.5厘米见方。
魏晋南北朝私印与汉代私印相比较也有明显的变化。这一时期的私印入印文字，受魏《三体石经》中篆书的影响，把字形拉长，结构上紧下松，每字竖画拉长成细尖，形似悬针。
这一时期出现的印章用字叫作“悬针篆”，这种“悬针篆”与汉代的缪篆那种端庄典雅大相径庭，出现了柔弱纤细、矫揉造作、体势生硬的习气。然而这一习气的出现，可以看出印章文字的线条笔意和印面上大块留白的创作动机。这种印章对后世篆刻艺术创作给予了一定的启示。
印章所具有的功能与其的产生和使用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因而这一时期的印章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其史学价值也是不容低估的。
比如曹魏时期的“魏归义氐侯”金印，就是曹魏政权赐予陇南一带氐族酋长杨氏的。此时的杨氏部落是一支强大的政治部族，曹魏政权给予较丰厚的政治安抚是必然的。因曹魏时期短暂，所以颁布给少数民族王侯的带有“归义”一词的魏印极为罕见。
再如西晋“晋归义胡王”金印也透露出重要的政治信息。所谓“归义”，即归化、降顺。“胡”即指当时北方的少数民族匈奴。“晋归义胡王”所指胡王应当为晋帝所封的居住在凉州的匈奴首领。
据文献记载，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不断内迁，朝廷为了控制和补充中原因战争频仍而削减的劳动人手，鼓励他们迁居至黄河流域。内迁的民族主要有匈奴、鲜卑、羯、氐、羌5个民族，被当时的汉人统称为胡人。
晋代胡人归义皆发生于晋武帝司马炎之时，而数十年之后，匈奴和羌族便开始侵扰北方，致使北方汉人因慑于战乱，大规模迁徙到江南。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永嘉南渡”。
因此，这枚印应该是在社会较为安定的晋初，朝廷赐授给归化的胡人部落首领的，成为当朝安抚少数民族，减少边疆战争，建立相互间和睦友好关系的象征，是历史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又如北周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指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武德皇后阿史那氏，她原为北方突厥国王的女儿。宇文邕登上北周皇帝宝座后，曾经多次遣使迎亲，最后将天姿国色的阿史那氏迎至长安，封为皇后。
北周是古代少数民族鲜卑族建立的封建王朝。578年，北周武帝崩，周宣帝继位，尊阿史那氏为“皇太后”。次年，周宣帝传位宇文衍，自称“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天元皇太后”。580年又尊其为“天元上皇太后”。故此印是周武帝阿史那氏皇后称“天元皇太后”时所用金印。这位曾历经三朝的皇后，因其特殊的身份和地位，在卒年与北周武帝合葬孝陵，她生前享有的“天元皇太后玺”金印也一同随葬。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皇太后金印，它解开了北周皇家丧葬制度之谜，填补了考古学上这一历史时期的空白。
第六节隋唐时期的印章特色
我国古代的印章发展到隋唐时期，形成了与秦汉印迥异的“隋唐体系”。出于鉴赏收藏书画的目的和书画家在作品上钤盖印章，从而收藏印、斋馆印和闲文印盛行，这是实用的玺印向篆刻艺术发展过渡的重要环节。印章与书画有机地融为一体，印章成为具有文学含义的欣赏艺术，与诗、文、书、画交相辉映，称为金石书画。隋代官印的一个特点是尺寸明显增大，一般在5厘米至6厘米见方。另一个特点是改用朱文，这是因为南北朝后纸张代替了竹木简，废除了泥封之制，开始用印章直接钤盖在纸帛上。
在纸帛上钤印，朱文的清晰醒目优于白文。又由于纸用面积都较大，以往的小印很难与之协调，印面自然也较汉魏时期放大了许多。尺寸的增大，细朱文篆体布白易失之疏散，所以隋代以后的官印逐步脱离了汉篆风貌。为了追求章法上的匀整，对空白处以屈曲盘绕的笔画充实之，成为了宋代“九叠篆”的早期形态。
隋代官印的印文仍以标准小篆为宗，篆法圆劲朴茂，结体行刀自然流畅，体势较为自由，显得拙朴生动。它既不像汉魏时代那样方正取势、印画布满，转折角度非常分明，也不像宋元以后官印那样过于追求“九叠篆”形式，而是较少模式化，印的边缘也与印文基本相同，整体上谐调统一，气势浑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由于隋王朝执政的时间短暂，其官印的存世就变得相应稀少，据不完全统计，隋代官印存世量不超过10方。其中有一方“桑乾镇印”，为后人传递了当时的官制以及印章形式等许多信息，尤其可贵。“桑乾镇印”，铜质，鼻钮，5.3厘米见方，印面文字为朱文。印背右刻“大业五年”，左刻“三月十一日造”。“大业”是隋炀帝杨广的年号。
“大业五年”为609年。当时隋朝的政府在吐谷浑故地置州、县、镇、戍制度进行管理，尤其是镇一级，以往各朝从未设置过类此正式行政单位。“桑乾镇”是该地区的一个县属小镇，这方印就是当时守镇长官的官印。
在官印的印背上用刀刻上制造朝代、年、月、日的做法，应该始于隋代，这是隋代官印的一个重要特征。隋代在废除官职印、颁发官署凭证鱼符时，礼部都要在印背上刻字，用以表明此官员开始行使职责的时间。印面的字为铸造，印背的字为凿刻，说明任命机关在聘任前已经将官印铸好，一旦任命，立即在印背凿刻上任命的时间，该官员携带官署印章上任。如果有前任官员卸职，则必须向朝廷缴回原所执官印。
隋代官署印背后的字都是楷书，因为是凿刻，所以结构不太讲究章法，缺少相应的艺术加工。当然，隋代对印章的管理也有一定制度，不是随便何人都可以凿刻的，印背后的字必须经皇帝任命后由礼部专门指定专人凿刻。
正是由于隋代官印具有这些特征，才使我们可以从印背的文字中了解到隋代中央政权机构及各地方政权机构建立的时间。
隋文帝杨坚在完成了统一后，使长期战乱的局面逐渐平息了下来。由于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归于统一，使隋朝的疆域不断扩大，政权版图超过了以往的所有朝代，而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规模的迅速扩大，使大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而“桑乾镇印”提供的信息，恰恰证明了隋代在吐谷浑故地进行行政管理的这个历史事实。
唐初的印制传承隋制。至武则天时的694年，武则天因恶“玺”“死”谐音，将“传国玉玺”之外的其余八玺全部重新镌刻，改称“宝”。唐中宗即位后，又改称“玺”。唐玄宗说又将“玺”复称为“宝”。
不仅如此，就说唐代玉玺的尺寸还是在隋玉玺之上进一步加大的。但是，唐代官印称谓仍沿隋制，称“印”。不足4字的官署印加“之”字，称“之印”；足4字者，或加“之”字，或不加。
其镌刻方式有铸造、刻凿、焊接3种工艺。焊接的方法是用小铜条绕做印文，直接焊于印面。这种工艺首见并流行于唐代，亦称“条带印”“蟠条印”。
此外，唐代还出现了专门用于贮藏官印的印盒。这些配置，既是对隋官印的继承，也是对隋官印制度的进一步完善。
隋唐官印印式的转换是缘于纸的普遍使用，由此带来了印章尺寸的变化和使用功能的转变。而且官印的印文多屈曲盘绕，与隋代的官印属同一印系。
唐代办事机构有尚书省、门下省、内史省、秘书省、内侍省以及御史台、都水台、大常寺、光禄寺、卫尉寺、大理寺、鸿胪寺、司农寺、国子寺、将作寺等。每一处所都配有官署印。
比如“中书省之印”，印面5.7厘米×5.6厘米，通高3.9厘米，铜质，鼻钮。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是共同辅助皇帝处理朝廷事物的机构。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履行。但理论上，中书、门下两省长官只存滥调，只有尚书省才是权力机构。
唐代还出现了公私图籍、书画鉴藏用印。当时，私印及公私鉴藏用印并不与官印的变化同步，私印传世极少。隋唐时期私印仍效法汉印，以缪篆入印，印面则逐渐放大。入印字体除篆书外，隶书也开始构入印中。唐代的私印依旧沿用秦汉以来的白文印传统，而且还出现了文人使用的有斋、堂、馆、阁之名的印章。
唐代以后，文化艺术渐渐兴盛发达，私印的范畴也从姓名章发展为包括官职印以外的所有印章，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在方寸左右的印面上展现出篆刻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