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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精辟深邃的古代书画专著
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古称“八艺”。“八艺”一向被视为达官贵人、文人墨客、隐士逸民修身养性的雅文化。我国古人非常重视精神追求，强调琴棋书画、花鸟虫鱼对人精神的陶冶作用，并一直向往诗情画意的生活情趣，因此，历代对各种文娱活动也多有研究，并涌现出许多这方面的专著。
这些专著包括书画论著、琴棋墨砚专著、鼎彝古币考古类专著以及茶酒花鸟类著作等。形式上图文并茂，内容上丰富多彩，体现了古人丰富的精神世界与追求。
我国绘画史上第一篇系统的绘画品评专著、国画论著作，是南北朝时谢赫的《古画品录》。谢赫在书中言道：
画有六法，罕能尽该。而自古及今，各善一节。六法者何？一，气韵生动是也；二，骨法用笔是也；三，应物象形是也；四，随类赋彩是也；五，经营位置是也；六，传移模写是也。
《古画品录》品评三国至齐梁画家27人，共分六品，并以品第为次序。第一品陆探微、曹不兴等5人；第二品列顾骏等3人；第三品列姚昙度、顾恺之等9人；第四品列蘧道愍等5人；第五品列刘等4人；第六品为宗炳、丁光。
顾恺之是杰出的画家，在东晋声名卓著，谢安曾推崇为“自生人以来未有也”。谢赫强调变古、创新，他将顾恺之列为第三品，反映了他的创作倾向，折射出与时而变的理论意义。
《古画品录》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首次提出关于“六法”的理论。“六法”远承先秦以来儒家所讲的“六气”、“六律”、“六诗”，贾谊《六术》中所讲“六理”、“六法”、“六行”、“六美”等概念，近参刘勰《文心雕龙·知音》以“六观”论诗文优劣，使绘画理论从创作技巧到批评准则上升到自成体系的阶段。
庾肩吾是我国南朝梁代著名的书法评论家、文学家，官至度支尚书。他的《书品》，与谢赫的《古画品录》、钟嵘的《诗品》、沈约的《棋品》等，构成了这一时期的“品”文化现象，盛极一时，对以后的文艺批评有着极大影响。
其中庾肩吾《书品》既是前人书法品评经验积累下的产物，又是“品”文化现象盛行的代表作。
庾肩吾把汉至齐梁的123位书法家按上上、上中至下中、下下的九品法论列，与曹魏时创立的一种人才选拔制度—九品中正制相类似，所谓“上”、“中”、“下”源于《论语》把人分为“上智”、“中人”、“下愚”之说。
南朝姚最的《续画品》，是谢赫《画品》的续作，共录有20人。对各人所作，均有简要评价，其中对谢赫的评价比较详细。
《续画品》接受了谢赫所倡“六法”，在评论萧绎时，对宫廷画家沈标、沈粲、焦宝愿等都有肯定，其创作思想与谢赫颇为接近。
《续画品》与谢赫显著不同的，在于对顾恺之的评价，姚最认为顾恺之“矫然独步，终始无双”。从兼及对其他画家的评价，可知姚最在赞赏“宫体”画时，对文人画也极为欣赏，对画家的批评较为宽容。
《续画品》在理论上有一定建树。姚最强调“心师造化”，即画家要对生活积累、对反映真实予以足够重视。另一方面，姚最又强调了画家天才禀赋的重要意义。
到了唐代，中书舍人、吏部员外郎唐裴源于639年撰《贞观公私画史》，又名《贞观公私画录》，旨在著录古画名目，并品评高下。将“魏晋以来，前贤遗迹所存，及品格高下，列为先后”，实际上以刘宋时陆探微为首。而书中所载多为隋代官库本，当是隋室旧藏。
从《贞观公私画录》序中可知，此书共著录298卷，壁画47处；其中隋唐官本计230卷，得之于杨素家20卷，余者为许善心、褚安福等人所进。并辨其中33卷恐非晋宋人真迹。
《贞观公私画录》于每件作品先列画名，再列作者，并注明是否已收入该目。此书堪称著录名画之祖，可据以考知贞观前名画的存世情况，为研究画史者所宝重。
唐代张彦远出身于收藏世家，他从小耳濡目染，在书画方面学到了不少知识，日积月累，练就了一双“法眼”。他自称对于“收藏鉴识，有一日之长”。
张彦远根据传家之宝，悉心研讨书学画理。他深刻地认识到，自古以来，有名的书画流传虽多，但许多人并没有真正认识到它们的价值，因此也没有真正发挥它们的作用。
同时，战争、动乱的破坏，足以使大量珍贵书画毁于兵火之中；至于有些人假收藏之名，行“藩身”之实，以名家之画作为加官晋爵的手段，乃至成为一时风气，这就更值得后人引以为戒了。
所有这些，张彦远认为都会给绘画艺术的发展带来极大的阻碍。为此，他萌发了编写一本记述历代画家、作品的著作的想法。他的两部著作《历代名画记》和《法书要录》分别就绘画和书法搜集了丰富的前代的材料，尤其前一书更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是对于我国古代美术科学研究工作的重要贡献。
《历代名画记》成书于847年，是张彦远盛年之力作。全书10卷，可分为3部分：一是对绘画历史发展的评述与绘画理论的阐述；二是有关鉴识收藏方面的叙述；三是原书卷4至卷10是370余名画家传记，始自传说时代，终于841年，大体按时代先后排列，或一人一传，或父子师徒合传，内容有详有略，大略包括画家姓名、籍里、事迹、擅长、享年、著述、前人评论及作品著录，并有张彦远所列的品级及所作的评论。
《法书要录》10卷，辑录了从东汉至唐元和年间的书法理论著作共39种，为传世最早的书论专集。其中34种皆具录原文；未见原书者，则存其目。
《法书要录》无论从体例，或者从内容来看，均在我国书学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对历代名迹的收集、鉴别和保存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使它成为后世书法研究者所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
唐宪宗时，翰林学士朱景玄酷爱画艺，多方寻访，不见者不录，见者必录，为明其善恶，别其高下，根据当时书法世家张怀瓘《书断》以神、妙、能三品论定书法家成就高下的体例，并仿效李嗣真《书后品》标出的“逸品”的办法，列于神、妙、能三品之外，再加上对所品评的画家的生平事迹和画艺特长所写的评传，著成了我国最早的一部断代画史《唐朝名画录》。
《唐朝名画录》著录唐代画家124人，以“神、妙、能、逸”四品品评诸家，其中“神、妙、能”又分上、中、下3等。其本文则各为略叙事实，据其所亲见立论，神品诸人较详，妙品诸人次之，能品诸人更略，逸品三人又较详。
《唐朝名画录》是一部关于唐代画家情况的较详记录。其资料来源，部分引自唐人有关著作，部分为作者亲自采访收集。对于时代较近画家、与作者同时画家，本书尤多记述，故在绘画史料上具有《历代名画记》不可替代的价值。
《唐朝名画录》写作态度颇为严肃，所列史料，亦大多翔实可信。在编写方法上，本书开创了以分品列传体编写断代画史的先例，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
随着书画理论发展的深入，唐代以后的论书之著多不拘泥于品评一体，而渐融于内容广泛、繁富的书论之中。
到了宋代，宋高宗赵构的《翰墨志》，米芾的《画史》、《宝章待访录》和《海岳名言》，以及由北宋官方主持编撰的宫廷所藏绘画作品的著录著作《宣和画谱》，都是书画理论的专著。
宋高宗的《翰墨志》亦称《评书》、《高宗翰墨志》、《思陵翰墨志》，原为论书25则，后存22则。古人论书，人云亦云者多，宋高宗赵构则直抒己意，多独到之处。比如，宋高宗不同意王羲之书《兰亭集序》“似有神助”之说，认为它受人重视，是因其字数最多。
再如，宋高宗不同意世俗认为石砚以有眼为贵，认为是以密理坚致、潴水发墨为优。他主张学书须先学正书，学草者亦不可不兼学正书，因正书八法皆备，不相附丽。
宋高宗于北宋举李建中、蔡襄、李时雍以及苏、黄、米、蔡“四大家”，皆有褒有贬，唯对于米芾的行草极为称许，认为米芾得能书之名，似无负于海内，书中记载的米芾逸事也很多。
宋高宗本人对于“魏晋以来至六朝笔法，无不临摹”，但又专精《兰亭集序》一种，以至于“详观点画”，竟然到了“成诵”的地步，凡50年间未有一日舍笔墨。
米芾是北宋书法家、画家，书画理论家。他天资高迈、人物萧散，个性怪异，好洁成癖，举止癫狂，因而人称“米癫”。宋徽宗曾诏为书画学博士，人称“米南宫”。
米芾的《画史》记录了他收藏、品鉴古画以及自己对绘画的偏好、审美情趣、创作心得等，这是研究他的绘画的最好依据。
米芾的《宝章待访录》成书于1086年秋，分为“目睹”“的闻”两大部分，所录84件晋唐品，开后世著录之先河，影响颇大。甚至有专门模仿此书体例的论著，如明代张丑撰《张氏四表》。
米芾的《海岳名言》皆为他本人平时论书之语，反映出米沛的书学美学思想。
宋王朝自建国初期，即重视开展古书画搜访工作。宋徽宗时，内府收藏日趋丰富，于是将所藏历代著名画家的作品目录编撰成《宣和画谱》，以备查考。有人认为作者是宋徽宗赵佶本人，也有人认为是由蔡京、米芾所编。就书中内容和文风考察，似在宋徽宗的授意和参与下，由官方组织人力，集体编写而成。
《宣和画谱》20卷，成书于1120年。书中共收魏晋至北宋画家231人，作品总计6396件。并按画科分为道释、人物、宫室、番族、龙鱼、山水、畜兽、花鸟、墨竹、蔬果10门。每门画科前均有短文一篇，叙述该画科的起源、发展、代表人物等，然后按时代先后排列画家小传及其作品。
《宣和画谱》不仅是宋代宫廷绘画品目的记录，而且还是一部传记体的绘画通史，主张绘画的社会教育作用。虽然本书存在不少缺点，但仍是一部绘画著录方面的重要典籍，对于研究北宋及以前的绘画发展和作品流传，仍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此外，宋代书画理论专著还有刘道醇的《五代名画补遗》和《宋代名画评》、黄休复的《益州名画录》、郭若虚的《图画见闻志》、郭熙的《林泉高致》、朱长文的《墨池编》等，反映了宋代书画理论的显著成果。
到了元代，有书家盛熙明编著的书法理论著作《法书考》，全书8卷：卷1《书谱》分两部分，一为集评，二为辨古；卷2《字源》分两部分，一为梵音，二为华文；卷3《笔法》分两部分，一为操笔，二为挥运；卷4《图诀》分两部分，一为图诀，二为偏旁；卷5《形势》分两部分，一为布置，二为肥脊；卷6《风神》分3部分，一为性情，二为迟速，三为方圆；卷7《工用》分3部分，一为宗学，二为临摹，三为丹墨。卷4至卷7皆采录成说。卷8《附录》分两部分，一为印章，二为押署、跋尾。
《法书考》是盛熙明依个人学书经验和摘录前人书论著述编撰而成，并且保存了一部分书法史料，对研究书法史具有一定价值。此书前有元代虞集、欧阳玄、揭徯斯3人序言，后有清代朱彝尊跋。据元代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揭徯斯序称：书成于1331年，1333年由奎章阁承制学士沙剌班进呈，藏于禁中。
明清时期，是我国品评绘画风格的时期，画品著作在宋代以后逐渐减少，明代虽有复兴，其体例却有很大的不同，虽用传统的品评术语，但是已经无意于品第高下优劣之分，而是倾向对笔法与风格的分析与品评，其代表是《中麓画品》和《吴郡丹青志》。
《中麓画品》是以诗文、散曲闻名的李开先的品评绘画的著作，全书1卷，成书于1541年。此书品评明人绘画，与向来上、中、下3等或神、妙、能、逸四品不同，其独创五品之分，每品中并陈优劣。
《吴郡丹青志》时明代诗人王穉登所著的画史传、品评，全书1卷，成书时间约在1600年。品评记录元至明中期苏州地区的画家，分神品、妙品、能品，又有遗耆、栖旅等分别评论，各为传赞，共录画家沈周、沈贞吉、恒吉、唐寅、文徵明、仇英、黄公望、张羽等20人。提出“韵致”说，强调绘画要想“种种妙绝，出人意表”。作为当时的评语，是研究明代苏州地区绘画及画家的参考。
清代出现了对风格学研究的突破，其代表就是清代大臣黄钺的《二十四画品》；另一方面，“神逸能妙”从明代开始作为等级符号已处在非常次要的位置，特别是清末秦祖永的“神逸能妙”更是偏于艺术风格的论述。
黄钺在绘画艺术上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将自己积累的经验进行理论概括，仿照唐司空图撰写的中国古代文集约名著《二十四诗品》的体例，撰成画学专著《二十四画品》一书。
《二十四画品》运用四言韵语，把各种绘画艺术风格概括为：一气韵，二神妙，三高古，四苍润，五沉雄，六冲和，七淡远，八朴拙，九超脱，十奇辟，十一纵横，十二淋漓，十三荒寒，十四清旷，十五性灵，十六圆浑，十七幽邃，十八明净，十九健拔，二十简洁，二十一精谨，二十二隽爽，二十三空灵，二十四韶秀。每品项下各有四言释义一篇，每篇一韵，每韵十二句。整部著作文词典雅，清丽可诵，表现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黄钺深受司空图的影响，虽也不排斥沉雄、纵横、淋漓、健拔等风格，但更为推崇冲和、淡远、荒寒、清旷、幽邃、空灵等境界，这与当时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趣尚是一致的。
第二节高雅怡情的琴棋墨砚印专著
礼乐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西汉时期，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子就作有儒家音乐专著《乐记》，汉成帝时被收入戴圣所辑《礼记》第十九篇。
《乐记》约5000余字，包括11子篇：《乐本篇》、《乐论篇》、《乐礼篇》、《乐施篇》、《乐言篇》、《乐象篇》、《乐情篇》、《魏文侯篇》、《宾牟贾篇》、《乐化篇》和《师乙篇》。
《乐记》体大精深，以儒家思想为主，包容其他各派思想，谈到音乐的本源、音乐的特点、音乐与政治的关系、音乐与社会价值、音乐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余篇仅留篇目，由篇名看，涉及乐器演奏、音乐创造、音律理论等问题。作为先秦儒学的美学思想的集大成者，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多千年来古典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唐代时，有宰相段文昌之孙、太常少卿段成式之子段安节，山东邹平人，自幼善音律，能自度曲，后为诗人温庭筠之婿，任朝议大夫，官至吏部郎中、沂王傅。
段安节撰有《乐府杂录》，又名《琵琶录》、《琵琶故事》，共一卷。首列乐部9条，次列歌舞俳优3条、乐器14条、乐曲13条，最后是《别识五音轮二十八调图》。此书兼及歌、舞与俳优，留下了唐代历朝著名歌者和乐器演奏手的事迹，及舞蹈、技法、百戏的有关史料。
唐代教坊是古代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唐代开始设置，专管雅乐以外的音乐、歌唱、舞蹈、百戏的教习、排练、演出等事务。它是唐代宫廷乐伎聚居之地。教坊乐伎大多是女子，演出歌舞和乐曲，为皇家宫廷服务。
唐玄宗开元年间，著作佐郎、左金吾卫仓曹参军崔令钦撰《教坊记》1卷，是唐代记述唐代教坊制度和逸闻的笔记。
羯鼓是一种古代打击乐器，南北朝时经西域传入中原，盛行于唐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及宰相宋璟等，都善于击羯鼓，以绝技著称，鼓曲因此风靡一时。
唐宣宗大中年间，洛阳令南卓经常与著名诗人白居易、刘禹锡宴会游玩，谈起当时传入我国的西域民族乐器羯鼓，白居易、刘禹锡便劝他写出来，于是南卓就撰写了《羯鼓录》。
《羯鼓录》分前、后二录。前录成于848年，后录成于850年。此书保存了关于唐代乐器羯鼓的珍贵资料，与《教坊记》一样，是研究唐代音乐艺术、宫廷生活和社会风气的重要典籍。
北宋时期，在文艺之风盛行的江苏苏州朱家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朱长文，希望他长大后能以文立世。其祖朱忆官至刑部尚书，家有藏书2万卷。朱长文19岁中进士，因坠马伤足，家居凡20年，饱览群书，筑藏书楼为“乐圃坊”，当时有名人士大夫以不到“乐圃坊”为耻，其藏书多有珍本秘籍，“乐圃坊”藏书闻名于京师。
有宋一代，文教大昌。文史政治的实施，使宋王朝文化自初始之时就弥漫着浓郁的书卷气息，呈现出一种博大精深的人文气息，以致文教风流，浸润两宋。朱长文秉承着文人士大夫著书立说、彰显雅趣的传统，撰写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琴史专著《琴史》。
《琴史》共6卷，前5卷为历代琴家的述评，从先秦到北宋计156人，末卷为专题评论。作者将历代散见的有关材料首次作出汇集和整理，按一定体例编辑成书，并提出不少有价值的见解，是研究琴史的主要著作。
除《琴史》外，朱长文还有《乐圃文集》100卷，以及《琴台志》、《墨池阅古》等音乐类专著。
到了明代，琴乐类专著主要有严澄1614年的虞山派传谱《松弦馆琴谱》，初版收22支曲，再版陆续增至29支曲。书中有编者所撰《琴川谱汇序》，批判了当时在琴曲中滥填文词的风气。本书为《四库全书》所收的明代唯一琴谱，在琴界有较大影响。
清代时，1677年休宁人程雄选定《松风阁琴谱》，收11支曲，均注明来源。其中包括韩石耕等人的传谱。另附《抒怀操》1卷，收37支曲。后人评价说：
谱中所增诸法，多出雄之新意，指法亦较他谱增倍。醉渔诸曲，更欲曼衍声调，以博趣于弦轸之外，可谓心知其意者。
“琴棋书画”是古人注重精神生活的四大雅事，因此，棋类和与书画相关的墨、砚、印，也成为日常评议的话题，这方面的文章、专著非常丰富。
古今之戏，流传最为久远者，莫如围棋，一般游戏都是为了热闹，而围棋则是“取其寂静”，这是对心智的考验与磨炼。
围棋相传起源于尧，到了春秋战国时便已有史料记载围棋活动了，一些关于围棋的简单理论也时有出现，“举棋不定”的典故便出自于《左传》之中。秦汉以后，随着围棋被重视的程度的加强，围棋论述也渐渐多了起来，但始终没有形成系统。
宋代对围棋的喜爱，之于前朝历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从开国皇帝宋太祖、宋太宗直到宋徽宗，都对围棋情有独钟。“上若好之，下必甚焉”，在他们的积极倡导之下，宋代围棋活动极为普遍，老妪山翁、贩夫走卒皆可对弈，并涌现出了以一代棋坛宗师刘仲甫、李逸民为代表的大批杰出国手，宋代也成为第一个围棋圣朝。
宋代是我国围棋走向成熟、系统的开端，也是我国古代围棋的第一次高峰，后经过千年的发展演化，围棋战术逐渐成熟和提高，对战理论也趋于系统和完善。
宋代的印刷出版技术也发展到了一个空前的水平，这一切都呼唤着我国围棋史上一部经典著作的诞生。宋代李逸民编写的《忘忧清乐集》正是集围棋千年发展大成的第一部传世经典。
李逸民是宋代棋坛一代宗师，曾被钦点为翰林院棋待诏。“棋待诏”这一职务始于唐玄宗，宋代沿袭唐制。李逸民便是用他的《忘忧清乐集》记录了宋代的棋弈盛况。
宋代还出现了一部在我国围棋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的著作《棋经》，作者为北宋棋手、围棋理论家张拟。
《棋经》又名《棋经十三篇》，全书涉及规格等级、品德作用、术语、战略战术等，理论较为全面，还记载了一些善博弈者的名字，书中常引经传中的句子，来说明博弈之道由来已久，并用经典语作为每片的结尾：
虽小戏，亦归之于正，且隐藏绝大智慧。
宋代著名棋手还有山东济阳人刘仲甫，字甫之。他是宋哲宗、宋徽宗时独霸棋坛、所向披靡的大国手，居开封时为翰林院棋待诏，擅名20余年，人称其技艺较唐代王积薪高“两道”。他曾于1094年与名手杨中和、王珏、孙先会于彭城市楼联棋，是我国最早的联棋棋谱“成都府四仙子图”。
刘仲甫著有《忘忧集》、《棋势》、《棋诀》、《造微》、《精理》诸集，述其弈棋之技巧与心得，但只有《棋诀》存留后世。
《棋诀》包括布置、侵凌、用战、取舍四大部分，这是技巧部分，刘仲甫在最后言明弈棋之心得：
棋者意同于用兵，故叙此四篇，粗合孙吴之法。古人所谓“怯敌则运计乘虚，沉谋默战于方寸之间，解难排纷于顷刻之际。动静迭居，莫测奇正。不以犹豫而害成功，不以小利而妨远略”。此非浅见闻者能议其仿佛耳。
李逸民的《忘忧清乐集》收集了围棋理论著作3篇：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刘仲甫的《棋诀》以及张靖的《论棋诀要杂说》，这些围棋理论著述，无不是我国围棋史上最早刊载的珍贵资料。
《忘忧清乐集》书名出自宋徽宗诗“忘忧清乐在枰棋”。甄选前代及本朝名家弈谱50余图局。其中记载的“孙策诏吕范弈棋局面”、“晋武帝诏王武子弈棋局”等图局，为最早的棋局，这对考察我国古代围棋脉络具有极高的史料和文献价值。
在墨、砚、印方面的专著，也自宋代文风极盛时开始产生。如《文房四谱》即为宋代苏易简撰，该书共5卷，分为《笔谱》、《纸谱》、《墨谱》、《砚谱》，涉及笔、砚、纸、墨产生的根源、制造的工艺、流传的故事以及诗词赋文等内容。
《笔谱》卷集中介绍了蒙恬的狐毛笔制作方法，韦仲将的兔羊毫笔制作方法。《砚谱》卷对砚石的色泽、硬度、韧性、渗透性、冷热适应能力以及制作方法和外形等都有详细的介绍，同时还介绍了作澄泥砚法，这是我国古代造砚艺术的萌芽，也是我国古代制陶技术的一项重大革新。《纸谱》卷中说，造纸原料其实远不止破布、渔网，还介绍了用麻束造玉屑和屑骨等造纸技术。《墨谱》卷是第一次记载墨的生产工艺的文字。
《文房四谱》中各谱的体例大致相同，首先叙事，次讲制作，三是杂说，四为辞赋。叙事重在说明定义、沿革及产地；制作则重在介绍制造技术；杂说讲述典故和逸闻；辞赋汇集了有关赞咏“文房四宝”的诗词。全书首尾相映，浑然一体。
宋代墨、砚类专著还有唐积的《歙州砚谱》、高似孙的《砚笺》，以及无名氏的《歙砚说》、《端溪砚谱》等。元代棋手严德甫主编了一部比较著名的围棋著作《玄玄棋经》，又名《玄玄集》，由晏天章帮助整理刊刻。《玄玄棋集》书名取自老子《道德经》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用来比喻棋图著法精妙。因卷首冠以张拟的《棋经十三篇》，后人称《玄玄棋经》。
《玄玄棋经》分为“礼”、“乐”、“射”、“御”、“书”、“数”6卷，内容比《忘忧清乐集》还要丰富。第一卷也是文字部分，收有班固《弈旨》、马融《围棋赋》、皮日休《原弈》、吕公《悟棋歌》、《四仙子图序》、张拟《棋经十三篇》、刘仲甫《棋诀》等篇。二、三卷重点是边角走式，还有让子局谱和术语图解。四、五、六卷共有378个棋势图，是全书中最重要的部分。
本书虽有起手法、古遗局等，但重点放在100个死活题上。这些死活题不仅起名生动，如“野猿过水势”、“入穴取鱼势”等，而且质量极高，颇受棋界重视，曾多次翻印出版，广为流传。
元代篆刻家吾丘衍嗜古学，通经史百家言，工篆隶，谙音律，于1300年著有《学古编》，由《三十五举》、《合用文集品目》和《附录》3部分所组成，叙述篆隶书体的演变及篆刻的章法与刀法等有关知识，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印学的著作。
《三十五举》为此书主体，阐述篆隶演变及篆刻知识，甚多创获，故后人直呼该书为《三十五举》。
《学古编》提出的“篆法优先于印法”理论及其基本内容和结构形式，历来被许为印学史上最早的一部篆法与章法并举的经典著作，具有开创性意义。
吾丘衍的《学古编》影响很大，在后世多有续作，如明何震有《续学古编》2卷，清姚觐元有《三十五举校勘记》，桂馥有《续三十五举》、《再续三十五举》各1卷。这些著作对我国印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代乾隆年间，有皇家收藏的砚史著录《西清砚谱》所录各类砚计240枚，全书可以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作为文物珍藏的自汉唐至宋元的砚，第二部分是明或清初的镌品。编著形式图文对照，所有砚的图形用工笔手绘，从各个方位来展示说明。《西清砚谱》存世有3种：文渊阁本、藏书阁本和文华堂本。
第三节以古问证的鼎彝古币类专著
我国历史悠久，从石器时代以至夏商周开始制造生活、礼仪、战争等方面的器物，其历史时空在青铜白玉中凝固，文化古韵在红墙黄瓦间婉转，回首五千年文明，这些古代器物都凝结着令人荡气回肠的前尘故事。品赏这些古物，能够知古鉴今，格物致知，由此产生了“考古”这门文化。
我国古代记录介绍刀剑的专著，最著名的应首属南朝医药家、炼丹家、文学家陶弘景所撰的《古今刀剑录》。陶弘景字通明，曾参加过宝刀的冶炼，该书是作者研究刀剑冶炼的心得体会。
《古今刀剑录》记录了远自夏禹、近到梁武帝各个朝代所制宝刀、宝剑的数目，并对每一把刀剑的名称、尺寸、铸造过程以及铭文等，都作了详细的叙述。为研究我国古代刀剑工艺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梁代西中郎行参军、中书舍人虞荔也著有《鼎录》一书，后被收入清代的《四库全书》、《四明丛书》中。
“考古”这一名词则出现于宋代，北宋时期的金石学者吕大临，就曾在1092年著有《考古图》一书，对一些传世的青铜器和石刻等物进行搜集和整理。全书共10卷，比较系统地著录了当时宫廷和私家收藏的古代铜器、玉器。
《考古图》卷1至卷6为鼎、鬲、簋、爵等商周器，目列138器，实收143器。卷7为钟、磬等乐器，目列10器，实收15器。卷8为玉器，目列13器，实收9器。卷9、卷10为秦汉器，目列63器，实收67器。总共目列224器，实收234器。
《考古图》对每件器都精细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重量等，并尽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所录器物的出土地可考者计90余器，出自陕西各地的占半数以上。
《考古图》在编排上注意到相互的共存关系。如卷3收“得之于河南河清”的“单羿癸彝”，同时附录出土的鼎、觚、簋、盉、甗5器。
编者又能根据器物的形制、文字和出土地推断年代。卷1“乙鼎”，即根据其“形制文字及所从得”，推定为商器。尽管所定器名，不无可商之处，但它的正确之处及学术价值仍不容怀疑，不失为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在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上具有开创性的功绩。
宋徽宗宣和年间，由宋徽宗敕撰，宰相王黼编纂有《宣和博古图》30卷。1107年开始编纂，成于1123年之后。该书著录了宋代皇室在宣和殿收藏的自商代至唐代的青铜器839件。
《宣和博古图》集中了宋代所藏青铜器的精华。分为鼎、尊、罍、彝、舟、卣、瓶、壶、爵、觯、敦、簋、簠、鬲、及盘、匜、钟磬于、杂器、镜鉴等，凡20类。各种器物均按时代编排，每类器物都有总说，每件器物都有摹绘图、铭文拓本及释文，并记有器物尺寸、重量与容量。有些还附记出土地点、颜色和收藏家的姓名，对器名、铭文也有详尽的说明与精审的考证。
王俅的《啸堂集古录》成书约后于《宣和博古图》，2卷，著录商、周、秦、汉以来的青铜器及印、镜铭文345器。上为铭文摹本，下附释文。铭文间有删节脱漏，尤以镜鉴为甚。还收录了《滕公墓铭》之类伪器，但摹刻较精，有研究价值。
明代宣德年间，礼部尚书吕震等奉敕编次《宣德鼎彝谱》8卷，初仅供进呈皇帝，不曾颁行于世，嘉靖年间流出宫禁，版本较多。该书前有华盖殿大学士杨荣序，亦题奉敕恭撰。
《宣德鼎彝谱》卷1、卷2载所奉敕论及礼部进图式、工部议物料诸疏。卷3载工部请给物料疏及礼工二部议、南北郊至武学武成殿鼎彝名目。卷4载太庙至内府宫殿鼎彝名目。卷5载敕赐两京衙门至天下名山胜迹鼎彝名目，工部铸冶告成及补铸二疏，并褒奖敕一道。卷6、卷7、卷8通为详释鼎彝名义，凡某所某器仿古某式，皆疏其事实尺寸制度，一一具载之。
到了清代，考古之风依旧不减，乾隆皇帝十分重视文物典籍的收藏与整理，命将内府度藏的鼎、尊、彝等青铜器分门别类，以便珍藏、鉴赏。
1750年，乾隆皇帝下旨，命吏部尚书梁诗正、户部尚书蒋溥、工部尚书汪由敦，率翰林仿宋宣和年编制的《博古图》样式，主要收录乾隆帝平日对青铜器的品题：
以内府所藏古鼎彝尊罍之属案器为图，因图系说，详其方圆围径之制，高广轻重之等，并钩勒款识，各为释文。摹绘精审，毫厘不失，则非往之图谱所能及。
乾隆帝亲自参与了《西清古鉴》的编著，和硕庄、和硕果亲王担任监理。编纂除梁诗正、蒋溥、汪由敦外，还有嵇璜、裘白修、金德英、观保、于敏中、董邦达、王际华、钱维成等重臣，涉及吏、户、工、兵、礼五部。“虽兼取欧阳修、董逌、黄伯思、薛尚功诸家之说，而援据经史，正误析疑，亦非欧阳修等所能及”。
梁诗正等人历时两年，终于完成了《御定西清古鉴》，全书21册，分40卷，共收录青铜器1529件。从内容到画工、书法及刊制都代表了当时国家成书的最高水准。
沿用此书体例，清朝又编纂了《西清续鉴》和《宁寿鉴古》两部书。《西清古鉴》成为文物图谱编纂的范本。
《西清古鉴》共40卷，附《钦定钱录》16卷，共收录自伏羲氏至明代崇祯年间钱币，以及外国货币、厌胜钱共500多种，书后附跋语一篇，署名梁诗正、蒋溥诸臣。上谕末钤“乾”、“隆”、《西清古鉴》不仅是我国古代青铜文化宝贵的图文库，而且既可以赏读，又具有实用价值，是一本了解历史，欣赏艺术的好书。
第四节寓情于生的茶酒文化专著
传说神农在尝百草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了几棵野生大树，其叶子有清香回甘之味，索性嚼而食之。食后更觉气味清香，舌底生津，精神振奋，熬煮汁水黄绿，饮之更佳。
神农大喜，于是依照“人”在“草”“木”之间而为其定名为“茶”，并取其叶熬煎试服，发现确有解渴生津、提神醒脑、利尿解毒等作用。因此在百草之外，茶被认为是一种养生之妙药。
我国饮茶历史非常悠久，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116年，我国巴蜀地区就有以茶叶为“贡品”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所编著的我国最早的词典《尔雅》中，始有记载周公饮茶养颜保健的逸事。而孔子所开创的儒家，在我国茶文化中首先倡导了“茶礼”文化。
到了西汉时期，著名辞赋家王褒《僮约》“烹荼尽具”的约定，是关于饮茶最早的可信记载。《僮约》中有“烹荼尽具”、“武阳买荼”，一般都认为“烹荼”、“买荼”之“荼”为茶。
两晋南北朝时期，茶量渐多，有关饮茶的记载也多见于史册。茶叶逐渐商品化，茶叶的产量也增加，不再将茶视为珍贵的奢侈品了。
唐朝一统天下后，修文息武，重视农作，从而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由于国内太平，社会安定，百姓能够安居乐业。随着农业、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茶叶的生产和贸易也迅速兴盛起来，成为我国茶史上第一个高峰。
唐朝饮茶之风的兴起，促使了“茶圣”陆羽的横空出世。他认真总结、悉心研究了前人和当时茶叶的生产经验，完成创始之作《茶经》。
《茶经》分3卷10节，约7000字。系统地总结了当时的茶叶采制和饮用经验，全面论述了有关茶叶起源、生产、饮用等各方面的问题，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叶生产的发展，开我国茶道的先河。
《茶经》是我国古代非常完备的一部茶书，除茶法外，凡与茶有关的各种内容，都有叙述，以后茶书皆本于此。
“茶兴于唐而盛于宋”。两宋的茶叶生产，在唐代至五代的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全国茶叶产区又有所扩大，各地精制的名茶繁多，茶叶产量也有了大量增加。
宋徽宗赵佶对茶进行过深入的研究，他还写成了茶叶专著《大观茶论》一书，全书共20篇，对北宋时期蒸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其中“点茶”一篇，见解精辟，论述深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北宋以来我国茶业的发达程度和制茶技术的发展状况，从而也推动了饮茶之风的盛行。
宋代著名书法家蔡襄有感于陆羽《茶经》，特地向皇帝推荐北苑贡茶之作《茶录》，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最有影响的论茶专著。
《茶录》以记述茶事为基础，计上、下两篇，上篇论茶，分色、香、味、藏茶、炙茶、碾茶、罗茶、候茶、熁盏、点茶10目，主要论述茶汤品质和烹饮方法。下篇论器，分茶焙、茶笼、砧椎、茶铃、茶碾、茶罗、茶盏、茶匙、汤瓶9目。
继蔡襄《茶录》之后，论茶专著还有黄儒的《品茶要录》、熊蕃的《宣和北苑贡茶录》、宋子安的《东溪试茶录》、陆廷灿的《续茶经》、张又新的《煎茶水记》等。
与茶一样，我国制酒历史源远流长，在我国古书《世本》中，有“仪狄始作醪，变五味”的记载。
仪狄是夏禹时代司掌造酒的官员，相传是我国最早的酿酒人，女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解释“酒”字的条目中有：“杜康作秫酒。”《世本》也有同样说法。更带有神话色彩的说法是“天有酒星，酒之作也，其与天地并矣”。这些传说尽管各不相同，大致说明酿酒早在夏朝或者夏朝以前就存在了。
我国酒类品种繁多，名酒荟萃，酒与中华文化、养生保健密切相关，因此历代都有论酒专著出现。
周武王灭掉商纣后，建立了周王朝。武王死后，成王继位，因其年少，由周公旦辅佐。为了汲取商因酒败亡的历史教训，使周王朝政权更加稳固，周公曾作《酒诰》以警戒之。
随着春秋至秦汉时期生产技术的进步，酒文化也取得了很大发展。东汉末年的建安年间，大臣曹操将家乡亳州的“九酝春酒”以及酿造方法献给汉献帝刘协，御医认为有健身功效，自此“九酝春酒”成为历代贡品。
在魏晋时期，文人饮酒之风极盛，出现了有名的“竹林七贤”，他们是晋代的7位名士，即阮籍、嵇康、山涛、刘伶、阮咸、向秀和王戎。刘伶还写了一篇著名的《酒德颂》。魏晋南北朝时出现了“曲水流觞”的习俗，把酒文化更向前推进了一步。
唐代由于疆土扩大，物质财富的增加，而粮食的储积对发展酿酒业提供了前提。再加上唐代文化繁荣，喝酒已不再是王公贵族、文人名士的特权，老百姓也普遍饮酒，酒类品种更加繁多，并由此开创了唐宋“诗酒文化”，李白、杜甫等伟大诗人都颇有酒名，并且有“饮中八仙”之说。
宋代的酿酒工业，在唐代普及和发展的基础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上至宫廷，下至村寨，酿酒作坊，星罗棋布。
宋仁宗时期，窦苹著有《酒谱》一书，他杂取有关酒的故事、掌故、传闻计14题，包括酒的起源、酒的名称、酒的历史、名人酒事、酒的功用、性味、饮器、传说、饮酒的礼仪，关于酒的诗文等，内容丰实，多采“旧闻”，且分类排比，一目了然，可以说是对北宋以前我国酒文化的汇集。
在我国古代的一些酿酒著作中，最系统最完整、最有实践指导意义的酿酒著作，则是北宋末期医学家朱肱的《北山酒经》，此书是对当时酿酒、饮酒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概括。
《北山酒经》全书共分为上、中、下3卷。上卷为总论，论酒的发展历史；中卷论制曲；下卷记造酒，是我国古代较早全面、完整地论述有关酒的著述。
宋代张能臣曾著《酒名记》，收录了宋代天下酒名100多种，是我国古代记载酒名最多的书。其中皇亲国戚家酿酒，无疑是酒中珍品。《酒名记》中的酒名，甚为雅致，具有博大精深的文化气息。例如：后妃家的酒名有香泉酒、天醇酒、瑶池酒、瀛玉酒等；亲王家及驸马家的酒名有：琼腴酒、兰芷酒、玉沥酒、金波酒、清醇酒等。《酒名记》中还记载了很多地方名酒，如杭州竹味清、碧香，苏州木兰堂、白云泉，明州金波，湖州碧兰堂，汉州廉泉，果州香桂、银液，广州十八仙，齐州舜泉，曹州银光，登州朝霞等等。
宋朝在京城实行官卖酒曲的政策，民间只要向官府买曲，就可以自行酿酒。所以京城里酒店林立，酒店按规模可分为数等，酒楼的等级最高，宾客可在其中寻欢作乐。《酒名记》中记载京城有名的酒店称为正店，有72处，其他酒店不可胜数。由于买酒竞争激烈，酒的质量往往是立足之本。
《酒名记》中共罗列了27种市店名酒，如：丰乐楼的眉寿酒、忻乐楼的仙醪酒、和乐楼的琼浆酒、遇仙楼的玉液酒、会仙楼的玉醑酒、时楼的碧光酒、高阳店的流霞酒、清风酒、玉髓酒等等。
在两宋的文献和各种文学作品中，反映酒的甚多，还有《续北山酒经》、《桂海酒志》、《山家清供》、《山家清事》、《新丰酒法》、《酒尔雅》、《酒小史》、《酒边词》等。
《续北山酒经》，宋李保撰。该著分经、温酒法两部。在经中说：
大隐先生朱翼中，壮年勇退，著书酿酒，侨居西湖上而老焉。屡朝廷大兴医学，求深于道术者，为之官师，乃起公为博士。与余为同僚。明年，翼中坐书东坡诗贬达州，又明年以宫祠还，未至。余一旦梦翼中……得翼中北山酒经法而读之，盖有御魑魅于烟岚，转炎荒为净土之语，与梦颇契，余甚异。乃作此诗以志之……
看来，李保对朱翼中十分尊敬与钦佩。在温酒法中，记述了酿制各种曲和酒的方法。
《桂海酒志》，宋范成大撰。他在《桂海酒志》中说：余性不能酒，士友之饮少者，莫余若。而能知酒者，亦莫余若也。顷数仁于朝游王公贵人家，未始得见名酒。使北至燕山得其宫中酒号金兰，乃大佳。燕西有金兰上汲其泉以酿，及来桂林而饮瑞露，乃尽酒之妙，声震湖广，则虽金兰之胜，未必能颉颃也。瑞露，帅司公厨酒也。经抚所前有井清洌汲以酿，遂有名。今南库中自出一泉，近年只用库井酒乃佳。古辣泉，古辣本宾横间，墟名以中泉酿酒，既熟不煮，埋之地中，日足取出。老酒，以麦曲酿酒，密封藏之可数年，士人家尤贵重。每岁腊中家家造酢，使可为卒岁计。有贵客，则设老酒，各酢以示勤，婚娶亦示老酒为厚礼。《酒小史》，宋代宋伯仁撰。伯仁，字器之，号雪岩，广平人，一作湖州人，嘉熙时为盐运司属官。所著只记载一些酒名，共100余种，如汀州谢家红、荥阳土窟春、杨世昌蜜酒等。
第五节异彩纷呈的花鸟虫鱼专著
花鸟虫鱼虽然是大自然中普通的动植物，但是在我国传统文化中，赋予了其深度的内涵，自古以来多有花鸟派大画家出现。两宋时期，是我国古代花鸟画空前发展，并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宫廷中装堂饰壁务求华美，使花鸟画在美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花鸟不仅书画作品中多有呈现，而且还融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中，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生活更加富有情趣，因此也有诸多专著。
牡丹被誉为我国的“国花”，颇受文人推崇。如北宋大诗人欧阳修著有《洛阳牡丹记》，全文约2700余字，分3篇：一曰“花品叙”，列出牡丹品种24个。指出牡丹在我国生长的地域，认为“出洛阳者今为天下第一”；二曰“花释名”，解说花名由来；三曰“风俗记”，记述洛阳人赏花、种花、浇花、养花、医花的方法，并说为将花王送到开封供皇帝欣赏，采用了竹笼里衬菜叶及蜡封花蒂的技术。
我国宋代的牡丹书还有张邦基《陈州牡丹记》、陆游《天彭牡丹谱》等。除牡丹外，尚有其他花类。
到了明代，浙江石布政使王象晋在家督率佣仆经营园圃，积累了一些实践知识，并广泛收集古籍中有关资料，用10多年时间编成了介绍栽培植物的著作《二如亭群芳谱》，简称《群芳谱》。
《群芳谱》全书30卷内容按天、岁、谷、蔬、果、茶竹、桑麻、葛棉、药、木、花卉、鹤鱼12谱分类，记载植物达400余种，每一植物分列种植、制用、疗治、典故、丽藻等项目，其中观赏植物约占一半，对一些重要花卉植物收集了很多品种名称。
到了清代，清圣祖玄烨命汪灏等人就王象晋《群芳谱》增删、改编、扩充，于1708年成书，原名《御定佩文斋广群芳谱》，简称《广群芳谱》。
《广群芳谱》全书100卷，分为天时、谷、桑麻、蔬、菜、花卉、果、木、竹、卉、药11个谱。汪灏等人大幅度改编《群芳谱》，对其篇目有分有合，删去了其中一些和农事无关的内容，对原书引文错误及脱漏之处，一一加以补正。经过改编，全书形式整齐划一，内容严谨充实，取材也较丰富，减少了矛盾重复之处，可视为一部新书。
凡是原书保留下来的旧条文，开头皆注有“原”字，新增内容则开头处用“增”字标明，很易区别。玄烨本人所写诗赋，则以“御制诗”标明，归集在诸条集藻项下。
关于“虫鱼”即动物类的专著，历代也多有呈现，如越陶朱公《养鱼经》、秦李伯乐《相马经》。
《养鱼经》为春秋末年范蠡所著，是我国最早的养鱼著作，共一卷。范蠡晚年居陶，称朱公，后人遂称之为陶朱公，故本书又名《陶朱公养鱼经》、《陶朱公养鱼法》、《陶朱公养鱼方》等。东汉初年已出现，《世说新语·任诞篇》注文所引《襄阳记》中有汉光武帝时“侍中习郁于岘山南，依《范蠡养鱼经》作鱼池”的记载。
本书后存共400余字，以问对形式记载了鱼池构造、亲鱼规格、雌雄鱼搭配比例、适宜放养的时间以及密养、轮捕、留种增殖等养鲤方法，与后世方法多相类似，是我国养鱼史上值得重视的珍贵文献。
伯乐原名孙阳，春秋中期郜国人。在秦国富国强兵中，作为相马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秦穆公信赖，被封为“伯乐将军”。伯乐后来将毕生经验总结写成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相马学著作《伯乐相马经》。
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有大批珍贵文献资料帛书，其中就有一部为《相马经》，这是我国动物学、畜牧学的重要古代文献，是早已失传的《伯乐相马经》的抄本。
《相马经》帛书残片存77行，约5200字，其中残缺500字。内容包括经、传、故训3部分。其主要是对马头部和有关相马的理论，如对马的目、睫、眉、骨等部位的相法，全文用隶书书写，间有米丝栏。
作者在15个相连贯的答问中，从马的盈满程度、眼的光泽、眼的活动能力、睫毛和眼外肌的功能等等，说明与马是否善走的关系。
《相马经》其行文近似赋体，较有文学色彩，提供了历史文献上从未见过的古代关于相畜方面的材料，证实了我国古代相马有着悠久的历史。
鹤是“国鸟”。在所有的鸟中，鹤最有文化，外貌清雅高贵，心灵纯正无瑕，智慧深邃，还是吉祥长寿的象征。
浮丘伯养鹤，也自比于鹤。《相鹤经》描述鹤：
夫声闻于天，故顶赤；食于水，故啄长；轩于前，故后指短；栖于陆，故足高而尾周；翔于云，故毛丰而肉疏。且大喉以吐故，修颈以纳新，故天寿不可量。所以体无青黄二色者，土木之气内养，故不表于外也。是以行必依洲屿，止不集林木，盖羽族之清崇者也。
其相曰：瘦头朱顶则冲霄，露眼黑睛则视远，隆鼻短啄则少暝，鞋颊宅耳则知时，长颈竦身则能鸣，鸿翅鸽膺则体轻，凤翼雀尾则善飞，龟背鳖腹则伏产，轩前垂后则能舞，高胫粗节则足力，洪髀纤指则好翘。圣人在位，则与凤凰翔于郊甸。
相传后来浮丘伯得道成仙，后世将其与安期生、洪崖等人作为仙人的代称，《相鹤经》自然成了浮丘伯得道的代表作。传说浮丘伯将《相鹤经》传给了王子晋，西汉崔文子向王子晋学道，得到了《相鹤经》的文字，后游学到嵩山，藏在嵩山石室中。后淮南八公采药得之，遂传于世。后世的《相鹤经》已经历代爱鹤之士的增删修改，不断完善，但宗旨原神一定是浮丘伯的。秦汉时期的虫鱼类专著，较著名的如朱仲的《相贝经》。至宋代，虫鱼类的专著比较多，北宋陈景元所辑的《相鹤经》是我国最早的辑佚之书。另外，如贾似道著有《促织经》，傅肱著有《蟹谱》，高似孙著有《蟹略》。
贾似道是宋理宗时的丞相，他的《促织经》是世界上第一部研究蟋蟀的专著。《促织经》共两卷，分论赋、论形、论色、决胜、论养、论斗、论病等诸章，系统描写了蟋蟀的种类、形态、养法等，对蟋蟀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蟹之美丽，不仅在其美味，更在于其融入到历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已经点点滴滴地融入了人们的文化生活里。
我国历史上有关蟹的谱录，主要有北宋傅肱的《蟹谱》、南宋高似孙的《蟹略》。二书前后相继，各有所长，互相辉映。
傅肱字自翼，其自署曰怪山。著有《蟹谱》二卷，共6000字左右，分总论、上篇、下篇及纪赋咏4个部分；总论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是一篇可圈可点的记录蟹况的散文。
《蟹谱》上篇摭拾旧文42条，视野甚为广阔，将蟹又称“郭索”“无肠公子”、春秋吴国的“稻蟹不遗种”、东晋毕卓最早倡导酒蟹匹配“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等话题从典籍中挖出，更加引人瞩目，是对蟹文化的第一次钩稽。
而下篇则为傅肱自记见闻，广集北宋蟹事23条，在当时是鲜活的记录，既是珍贵的史料，亦为该书最有价值的部分；纪赋咏抄录了唐代诗人皮日休和陆龟蒙一赠一答的两首咏蟹诗。
傅肱推原历史，排比现状，使《蟹谱》成为开山之作，为历代许多丛书所收录，所引《唐韵》17条亦成了我国古代韵书的“活化石”，其零星的影响自不待言。
高似孙的《蟹略》约2万字，共分为4卷。除“郭索传”外为12门，每门之下分条记载，多取蟹字为条目名称，后系以典籍语录和诗人诗句，较之《蟹谱》，篇幅更多，分条更细，材料亦更为丰富。
高似孙的锐意搜索和繁富采摭，也使得《蟹略》有了极强的辑佚作用，且不论其对《事始》、《三国典略》等史籍部分史述的存留，单其所涉306首、句诗篇中，包括刘攽、曾几等人逸诗26首，独具文献价值。
到了明代，比较著名的动物类专著如黄省曾的《养鱼经》，杨慎的《异鱼图赞》。
黄省曾是明代著名学者，一生著述颇丰，内容涉及经学、史学、地理、农学等多方面，其《养鱼经》又名《种鱼经》《鱼经》，刊行于1573年至1618年间。全书共3篇：一之种、二之法、三之江海诸品，分别讲鱼秧、养鱼的方法及鱼的种类。书中记述了鲟、鲈、鳓、鲳等19种鱼类，主要记载鱼苗培育、成鱼饲养及长江下游海水鱼类和淡水鱼类的性状，反映了明代后期苏南地区的养鱼技术。
此外，书中“鬻时可去大而存小”、投饵“须有定时”的记载，说明明代已有“轮捕轮放”和投饲“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位等养鱼技术。
此书还最早记载了我国的鲻鱼半咸水人工养殖活动。尤其书中还指出河豚的毒性、鉴别和解毒之法：
有大毒能杀人，无颊无鳞，与口目能开合，能作声，是鳞中之毒品也。凡烹调也，腹之子、目之精、脊之血必尽弃之……俱不可食。凡洗宜极净，煮宜极热，治之不中度，不熟，则毒于人。中其毒者，水调槐花末或龙脑水，或至宝丹，或橄榄子，皆可解也。
可见，当时人们不但已了解河豚的毒性，而且在鉴别与解毒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此外，黄省曾还著有《兽经》1卷，《蚕经》1卷，与他的《稻经》、《鱼经》合称为《农圃四书》。
明代三大才子之首杨慎的《异鱼图赞》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鱼类著作，写于1544年，《异鱼图赞》为杨慎考订博物之名著，文章渊雅。杨慎在《异鱼图赞引》中云：
有西州画史，录南朝《异鱼图》将补绘之。予阅其名多舛错，文不雅驯，乃取万震、沈怀远之物志，效郭璞、张骏之赞体，或述其成制，或演以新文。其辞质而不文，明而不晦，简而易尽，韵而易讽，句中足征，言表即见……
《异鱼图赞》中的“赞”，文风古雅，在“题”中，凭借其广博的学识，较为广泛地征引典籍加以解释说明，既在内容上突出异鱼之独特性，更注重广泛地引用以资证明，不仅仅是对所记对象的形状的说明和描摹。
清代胡世安根据杨慎的《异鱼图赞》，著有《异鱼图赞笺》、《异鱼图赞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