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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三教合一与石刻艺术
大足石刻是重庆大足县内102处摩崖造像的总称，其规模宏大，刻艺精湛，内容丰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在我国古代石窟艺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足石刻最初开凿于892年，历经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至1162年完成，历时250多年，余韵延至明清，历经沧桑，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石窟艺术宝库。
在我国，儒、道、佛“三教合一”是各种文化在中华民间的融合过程，而它们所反映在从古自至今的文化活动中，就是流传后世的各种具象作品，而重庆的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
在我国古代传统思想中，儒家思想大部分时间占据主流。这是由于汉武帝接受卫绾、田蚡、董仲舒等人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后来作为官方思想的“理学”，都是以批判佛老异端、继承儒家道统为旗帜的。而且，作为儒家思想文化的代表著作“五经”、“十三经”，也一直被历代封建统治者奉为中华文化的基本典籍，因此，儒家思想获得了正统地位，被视作中华文化的代表。
然而，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除儒家思想体系以外的其他许多学派思想体系，如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墨家，以及后来传入我国的佛教等。
儒道两家前后都形成于春秋末期，但在春秋末至战国初，则是儒墨两家的对立最为尖锐的时期，在社会上的影响也最大，被称之为当时的两大“显学”。
道家学派发展至战国中期的庄子等人时，开始被广泛传播，从而成为先秦时期与儒墨鼎足而立的三大学派之一。战国中后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个诸子百家竞相争鸣的繁荣局面。这时，一方面是各学派内部的大分化，《庄子·天下篇》谈到当时的道家，有“彭蒙、田骈、慎到”、“关尹、老聃”、“庄周”三家之别。
魏晋时期的玄学，标志着儒道思想在冲突中的进一步渗透和融合。王弼所谓“圣人体无，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故恒致归于无”，已熔儒道有无之说于一炉。
至于郭象，在《庄子注》中高唱“内圣外王”之道，所谓“圣人虽在庙常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则真可谓将儒道两家主要思想，融会到了无法再分你我的境地。
因此，王弼、郭象的玄学体系，在我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它对以后的宋明理学，有着极深的影响。
儒家和道家的思想有其根本的区别，随着佛教传入我国、道教的宗教化以及儒家的神学化，三家的关系在鼎立的基础上开始了相互融合的历史。
佛教至东晋南北朝时开始在社会上，特别在思想文化方面，发生了广泛影响。在姚秦的首都长安，以鸠摩罗什为首的译经场，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高潮。其时南北高僧居士辈出，终于使佛教成为足以与儒道两家相鼎立的一种理论势力，且透露出压倒儒道的趋势。
佛教发展的迅速，也促使儒家和道教的关系首先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道教也开始从佛教中吸取诸如仪式的完整等方面的优点，士大夫也把佛教作为退隐的依托，同时佛教也开始运用中国化的语言和借用儒道两家的术语来宣传自己的教义。
经过南北朝皇室的崇佛和灭佛运动，佛教却在我国民众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而隋唐以来佛教不再是上层阶级的精神奢侈品，而成为了广大民众逃避现实的避难所。
五代到宋代这个时期的宗教形式比较复杂，民众对宗教的态度也开始变化。虽然唐代把道教放在国教的地位上，但是它在下层民众中的影响并不如佛教。
五代诸多皇帝如前蜀王建等继续推崇道教，也由于战乱使得许多士大夫隐逸于道教之中，为后来宋代道教的再次繁荣提供了基础。
佛教在唐代是最为繁荣的，随着佛教中国化的发展，中国式的派系得到繁荣，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佛教，把我国传统的观念纳入佛教之中，并大量著书立说。
同时，伪经的出现也为佛教的中国化创造了经典依据，虽然五代后周世宗灭佛，但并不影响宋代佛教的繁荣。
宋代的佛教已经不像唐代那样诸家并立，此时禅宗独胜，上层士大夫沉迷于谈禅讲道之中，下层民众却多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宗已经以其独特的优势融入佛教各派之中。
这时的密宗已经呈现民俗化形式，与唐代开元年间的纯密大相径庭，它把显派教义融入其中，形成了后期密教。
随着君主专制集权的加强，封建统治阶级也加强了思想控制，提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从而奠定了三教大融合的格局。其标志有三：一是新儒学即理学的产生；二是佛教禅宗的建立；三是全真道教的出现。
金代王重阳在山东创全真道教，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方面，都贯彻了三教合一的思想。教义集中体现在“全真”两字，“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这是一种高级形式的融合，所以“世以为非儒非佛，漫以道教目之”，“若必以为道教，也道教中之改革派耳”。
因此，“三教合一”是佛教日益中国化之必然历史趋势，而反映在民间文化活动中，大足石刻则是其最突出的最有代表性的典型例证。道教、儒家与世俗之神占造像的近20%，这是其他地区石窟不能相比的。300多尊20多种观音，占佛经所提出的种种观音名讳的60%还多。
大足石刻的造像题材，充分体现了宗教人间化的进程。题材中有：经变、佛、菩萨、明王，天王、护法神、佛教史迹、瑞相图、道教神系诸神、儒家人物、民间传说诸神、历史人物、供养人、神兽、器物、山水等。
其中观音、地藏、西方净土变、牛王菩萨、七佛、千佛等13种题材是大足石刻从唐至明、清长盛不衰的。92头水牛的造像，更为别处罕见。从这些题材特点可看出宗教神化世界乃是人间世界的幻化，也说明了佛教与当地民俗风情、生产劳动和生活的融合。
大足石刻的这种文化现象作为实物例证，反映出在我国文化史上儒、道、佛三家长期以来既斗争又融合，至宋代时“孔、老、释迦牟尼皆至圣”、“惩恶助善，同归于治，三教皆可通行”的“三教合流”思想占主导地位的局面已经巩固。
第二节 韦君靖首开大足石刻
重庆大足在758年建县，以其境内有大足川，即后来濑溪河而得名，蕴含“大丰大足”之意，隶属于昌州。大足处在川东和川西地区的交接地带，居成都和重庆两大城市之间，地理位置凸显重要。永昌军寨所处位置四周陡峭，深谷环绕，山顶呈二至三级的阶梯形，陡坡多为10米至20米高，古时称为台地。
大足石刻中最早的是凿于650年唐初的尖山子摩崖造像，其后200多年间仅新开凿圣水寺摩崖造像一处。这两处初、中唐造像总共不过20龛。直至885年昌州迁治大足后，摩崖造像方渐渐大兴。
唐朝局势震荡之时，陕西扶风人韦君靖在当地召集义军，并组建了一支强大的地方武装，为朝廷立下显赫战功。892年因战功卓越，韦君靖升任昌州刺史及静南军节度使，掌握昌、普、渝、合四州军权。
但此时的两川之间，“江涛未息，云陈犹横”。韦君靖感到兵马虽精，然而城栅未固，在这样的背景与心态下，韦君靖于是在北山修建永昌寨，以保存实力，静观其变。
韦君靖熟读兵书并擅长布阵，他将永昌军寨间的台地布置成迷魂阵。传说他受诸葛亮的八卦阵启发，在永昌取石布成，使军寨内藏玄机，变化万端。
过去，军寨台地内筑有敌楼100余所置于山峰及城堡之上。永昌寨墙与石磴道南侧的岩壁相对而成30度的夹巷，这样的构造在军事古寨中极其罕见，可利用地形对侵入者用滚石檑木攻击。
史料对永昌寨有记载：峥嵘12峰，周围14千米，建敌楼200余所，筑城堡2000余间，粮贮10年，顿兵数万。从地图上看，军寨形如一头展翅的双头鹰，整个寨子由郭家坡到马脑壳2.7千米，边界周长1.5千米，军寨面积3000多平方米。
正是由于永昌军寨的存在，使昌州经济在唐朝末年至宋代居全川前列，无论从经济从人文风范方面都保证了大足石刻的兴盛。
韦君靖在营建“粮贮十年，兵屯数万”永昌寨的同时，首先招募画师工匠，开始在北山凿刻千手观音。因此在大足人的心里，永昌寨主韦君靖是个英雄。
根据唐朝皇帝崇尚佛教的风气、晚唐的战乱和永昌军寨的建筑水平及规模来判断，韦君靖建军寨，是为了给从长安出逃入蜀的皇帝提供“避难所”。
大足石窟中最先映入眼帘的是第一尊大型雕像，名字叫“毗沙门天王”。他身躯硕壮，怒目圆睁，威武逼人，似有力拔千钧之势。
毗沙门天王是佛教中的四大天王之一，随着佛教的东传被尊为护国天神，相传他有退敌神功。有趣的是这位来自印度的天神，身上竟披着我国古代武将的盔甲。据说，韦君靖造此像有自我比附为唐之毗沙门王之意。
传说，742年，安西城被番兵围困，有表请救援。但路途遥远，救兵难到，唐明皇即让不空和尚请北方毗沙门天王神兵救援。于是天王金身出现，大放光明，同时有“金鼠”咬断敌军弓弦和铠甲绳，神兵着金甲，击鼓声震150千米，地动山崩，番兵大败。
唐玄宗闻奏大悦，命令诸道节度，所在州府于城西北及营寨并设其像供养。此后，毗沙门天王像被军旅视为保护神，可得“神力”，故永昌寨韦君靖攥刻此像。而在大足石刻中的韦君靖像旁，当时的静南县令胡密留下了一通重要的史碑，即韦君靖碑。
《韦君靖碑》立于北山石记得园，记载了唐末政治、社会动乱纷争的状况，以及韦君靖为挽救唐室而修建永昌军寨和开创北山石窟等史实。
据《韦君靖碑》记载其“良工削墨，大匠设规”，前后修建3年多时间，才形成如此非凡的规模，而且出于长远战事考虑，军寨内还备有家田设施。永昌军寨如此大规模地屯兵积粮，绝不仅仅是为了对付川东和川西的战乱。
处于封建王朝鼎盛时期的唐朝，随着佛教的传入与传播，佛教文化及石刻造像艺术登峰造极。当时，全国上下大兴寺庙，广造佛像，遍地香火不断。唐代帝王信佛已久，虽在衰退之际，即便在南逃途。
第三节 赵智凤再掀石刻高潮
在韦君靖开凿北山石刻280多年之后，一位身穿袈裟、头顶斗笠的僧人，经过长途跋涉，回到了久别的故乡，他就是赵智凤。赵智凤，法名智宗，南宋昌州，即今重庆大足人。5岁时在家乡古佛岩落发为僧，16岁时外出云游，曾只身从大足前往四川西部的弥牟镇，进入由四川密宗始祖柳本尊创建的“圣寿本尊院”，学习密宗大法。
1179年，赵智凤作为密宗的“六代祖师”，学成返乡，返乡后传密宗柳本尊法旨，承持其教，并请工匠首建圣寿本尊殿，因名其山称宝顶。虽说他不是开凿大足石刻的第一人，却是他把大足石刻的造像艺术推向了极致。
大足石刻宝顶山的造像主要为南宋时期开凿，也是大足石刻最为繁荣的一个时期，这与赵智凤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造像有明显整体构造的痕迹，从中可以看到南宋淳熙至淳祐近70年的佛教发展情况。
1174年至1252年的这70余年间，时称“六代祖师传密印”的赵智凤承持晚唐川西柳本尊创立的佛教密宗教派，于宝顶山传教。
赵智凤发大宏愿，普施法水。按密宗道场的格局，精心设计，巧妙安排，在宝顶山“U”形沟中一次性雕琢了上万躯佛像，极大地弘扬了密宗佛教。
为了向百姓更有效地宣讲佛教义理，赵智凤决定把佛经里的故事、人物按照事先的统一设计，依次刻在宝顶山大佛湾的崖壁上。使义理深奥的佛经，变成一幅幅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石刻“连环画”。
其间，县境其他处造像基本停滞，四方道俗云集赵智凤座下，石刻高手聚集宝顶山竞技献艺。宝顶山成为我国佛教密宗成都瑜伽派的中心地。宝顶山自古以来便是游客览胜、信众朝山进香、僧侣说法传经的集中地，历来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九前后，相传此时为千手观音的生日，游客如云，数以万计。
宝顶山位于大足县城龙岗镇东北的内山岩上遍刻佛像，包括以寿寺为中心的大佛湾、小佛湾造像。
以大足大佛湾为主体，小佛湾次之，分布在东南北三面。巨型雕刻360余幅，以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二圣像、千手观音像等最为著名。
宝顶大佛湾处有川东古刹圣寿寺，创建于南宋。庙宇巍峨，雕梁满目，坐落于山势俊秀、环境幽雅的林木之中。寺侧南岩为万岁楼，这是一座造型别致的二层飞檐翘角楼阁。
宝顶山有总体构思组织开凿而成，是一座造像近万尊的大型佛教密宗道场。同时，也是大足石刻精华之所在，并把我国石窟艺术推上了最高峰。
宝顶山大佛湾虽是佛教造像，但一方面讲儒家入世思想“孝养”学说，一方面又讲佛教的业力果报出世求净土。
圣寿寺依山构筑，雄伟壮观，创建后曾经遭到元、明兵燹的毁坏，到明朝和清朝曾经两度重修。存有山门、天王殿、帝释殿、大雄殿、三世佛殿、燃灯殿和维摩殿七重殿宇，为清代重建。
大佛湾位于对寿寺左下一个似马蹄形的山湾。造像刻于东南北三面崖壁上，通编为第31号。其内容前后连接，无一雷同，犹如一幅图文并茂的画卷。
大佛湾雕刻大小造像万余躯。另有记载宝顶山造像由来和佛教密宗史实的碑刻7通，宋太常少卿魏了翁等题记17则，舍利宝塔两座。
大佛湾石刻造像依山势崖形雕刻，浮雕高大，题材广泛，龛窟衔接，布局雅谨，整体感强，气象壮观。佛像构思新奇，雕刻技艺娴熟，世俗色彩浓郁。内容多属佛经故事。
大佛湾石刻珍品比肩接踵。主要造像有“护法神像”、“六道轮回”、“广大宝楼阁”、“华严三圣像”、“千手观音”、“释迦牟尼涅盘圣迹图”、“父母恩重经变像”、“地狱变像”、“圆觉道场”、“牧牛道场”等，形象逼真，寓意深刻。
小佛湾位于圣寿寺右侧，坐南面北，其主要建筑为一座石砌的坛台，坛台上用条石砌成石壁、石室，其上遍刻佛像和菩萨像，通编为第九号。
宝顶山主要为佛教密宗派造像道场，从开始讲起，印度金刚智、不空和尚相继来华，与善无畏一起传播密教，并称“开元三大士”，先后为三代传人，并传给惠果禅师，惠果禅师也因此成为密宗第四代传人。惠果之后又经过了30年左右，出现柳本尊。此后250多年，发展与坎坷同在，直至赵智凤承袭密宗衣钵，成为密教的传人。
后期密教特点是融合显密，吸纳百宗，重视仪轨，同时体现出对于孝道的重视、对于苦难解脱的重视以及往生净土的重视等。经过70多年的艰苦努力，宝顶山摩崖造像于1252年基本完工。
赵智凤以弘扬佛法为主旨，清苦70余年，四方募化凿造佛像近万尊，建成了我国佛教密宗史上唯一的大型石窟道场，使大足石刻造像达到鼎盛。这时的赵智凤，也已经由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变成了年逾九旬的老人。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把宝顶山建成了全国最大的佛教密宗道场。
892年至1252年的360年间，大足先后建成佛教、道教和“三教”造像区34处，造像数量占大足石刻总数的80%左右。其中除北山摩崖造像始凿于892年外，其余均为1082年至1252年的170年间建成。
南宋晚期，北方蒙古军团南下，大足石刻因战乱导致造像中断。至明代永乐年间，摩崖造像方渐复苏，一直延及晚清。
15世纪初至19世纪末，大足石刻共有摩崖造像39处，其中虽不乏佳品，但多为小型造像区，造像数量也不足大足石刻造像总数的20%。
13世纪末和17世纪中叶，大足曾两度遭受破坏。五山摩崖造像中，除宝顶山圣寿寺两次焚毁、两度重修外，摩崖造像终于保存了下来。
第四节 大足石刻的精湛艺术
大足石刻是佛教文化与我国传统文化融合的杰作，历史悠久，造像星罗棋布。宝顶卧佛是宝顶大佛湾最大的一尊造像，也是大足石刻最大的一尊造像，全长31米。因为这尊佛像是横卧着的，人们就俗称叫卧佛。而在佛经里却没有这种叫法，应该叫释迦牟尼涅盘圣迹图。
释迦牟尼头北脚南，背东面西，右侧而卧。两眼半开半闭，似睡非睡，安详，平静。在释迦牟尼面前从地里涌出十八弟子，或内向，或外向，或合掌而立，或手捧香花水果，或手持如意，或侧首伫望，皆做悲恸状。表现了弟子对逝者崇敬厚爱而依依眷恋之情。
佛像的正中有一香案，上面摆着香花、水果等各种供品。香案上香烟缭绕，上达云端。云端上有女像9人，有说是天女，有说是释迦牟尼眷属。
全国各地都有全身卧佛像，但唯有宝顶山这尊卧佛是半身像，他下半身隐入石岩之中。这种意到笔不到的手法，有种于有限中产生无限联想的艺术效果。故大足民间对宝顶山卧佛有“身在大足，手摸巴县，脚踏泸州”的说法，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
宝顶大佛湾南岩西边有一个较大的石窟，那就是圆觉洞。洞口有一只做奔突怒吼状的石狮，夹巷崖面上刻有“宝顶山”3个大字，是南宋理学家、诗人魏了翁的手笔。
圆觉洞内正壁刻三身佛，两侧刻12圆觉，左右各6尊。下有基座，6个基座相连，形成一个整体。在正面佛坛下，有一张巨大的长方形供案。供案下面跪着一尊菩萨，代表12圆觉，低头合掌，乞请佛祖说法。
圆觉洞是大足石刻代表作之一。洞内石雕，刻画细腻，造型优美。袍袖飘带轻柔宛转，如绢似绸。两壁的12圆觉及其连成一体的基座，它们是从沿内的岩石中剥出来的，整个圆觉洞就是一件镂空的艺术品，它科学地解决了大型石窟的声、光、水处理难题，令人赞叹不已。
聪明的雕塑大师在进口处的窟顶上凿了一个小天窗，日光从天窗斜射下来，正好照在窟内主像上，像舞台上的聚光灯，巧妙地解决了采光问题。
圆觉洞的排水工程也很巧妙。它的特点是，只听水声响，不见山水流。人们是看不见排水道的。下雨的时候，站在洞内谛听，就能听到“嘀嗒嘀嗒”的声音却看不见水在哪儿流。原来东壁靠里刻了一个托钵僧，他仰着头，左臂高擎，掌中托钵。窟顶的雨水汇集成一股细流，经孔道流进钵内，钵有孔，与暗藏在托钵僧后面的排水道相通，水流经东壁和窟底排水道排出窟外。
这个大窟的支撑手法也是别出心裁的，窟高6米，宽9米，深12米。如此高大的洞窟中间没有支柱而千年不坠，其奥妙在于它巧妙地只开小窟门而不开大窟门，使整个洞窟成为帐篷状，四周落地取得环围整体支撑效果，因而加强了对整个窟顶的支撑力，增大了支撑点。这一手法还给洞窟造成了幽深神秘的气氛，平添了几分妙趣。
宝顶大佛湾牧牛图画面长27米，高5多米，全图随着山岩地形的弯曲，巧妙地结合岩壁上的流水，刻出崎岖的山径，静美的林泉。在这大自然的美景里，刻出10个牧童放10条水牛。
图中牧童或袒胸憩睡、或牧歌高奏、或并肩谈笑、或挥鞭打牛、或牵牛徐行，牛儿或卧、或息、或吃草、或饮水、或昂首舔食、或控勒不可遏制。这些逼真的造像，情景交融，风趣盎然，表现了宋代牧童生活，似史诗般的载入石刻史册。
牧牛图右刻“朝奉郎知润州赐紫金鱼袋杨次公证道牧牛颂”，可知此图系根据宋代大臣杨次公的牧牛颂而作。
牧牛图刻10组造像，每组一则颂词，第一组为牧牛遇虎组雕，共刻3组造像，出口右面刻一猛虎，头朝下，尾向上，做下山姿势，暴眼圆睁，象征邪恶，好似向牛群扑来。
牧牛遇虎组雕第一组，一牛昂头怒吼狂奔，一牧童在牛后而立，双手用力牵拽，作相持状。牛头右侧刻颂词：“突出栏中莫奈何，若无纯绻总由他。力争牵上不回首，只么因循放者多。”
牧牛遇虎组雕第二组，一牧童背上背斗笠，右手举鞭打牛，左手牵牛绳，牛勉强回头。牧牛遇虎组雕第三组，一牛奔跑下山，一牧童头扎发结，身穿对襟衣，左手扬鞭，右手牵牛，立于牛首之侧。上方刻颂词：
芳草绵绵信自由，不牵终是不回头。虽然牛似知人意，万去低昂不易收。
牧牛图第四组为雨中牧牛组雕，刻一牧童头戴斗笠，背上捆一鸟笼，爬山遇着狂风暴雨，一牛随之而来，立于山岩间。
牧牛图第五、第六组为并肩谈笑组雕，刻两牧童并肩相依而坐，他们相互耳语，谈笑自若。右旁一牛站立，偏着头竖着耳，仿佛在倾听主人的话语，左旁一牛卧下吃草饮水。
牧牛图第七组为握绳缚牛组雕，刻一牧童，面带笑容，头扎二个发髻，眼视前方，左手握绳、右手指牛，准备前去缚牛，形象生动。
牧牛图第八、第九组为牧歌高奏组雕，第八组刻一牧童偏头斜睨，笑嘻嘻地拍手与牧歌相和，牛在旁低头伸舌舔足蹄。
牧牛图第九组刻一老牧人将牛赶至危岩耸立的岩壁下，让牛儿痛饮那流淌的山泉，他又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倚岩而坐，双手横笛、凝神吹奏牧歌，那悠扬动听的笛声，唤来放牧的同伴及天上的仙鹤。牛后有颂词一首：“全身不观鼻嘹天，放者无拘坐石巅。任是雪山香细草，由疑不食向人前。”
牧牛图第十组为袒胸仰睡组雕，刻一牧童在树荫下，袒胸裸腹仰身憩睡，旁一调皮的小猴却从树上爬来摸着牧童的头，唤他醒来都不知道。他放牧的牛儿，饱餐山中的野草后，也在一旁卧地休息。
最后刻赵智凤像，结跏跌坐，头上有题诗，写道：
无牛人自在安闲，无住无依性自宽。只此分明谁是侣，寒山樵竹与岩泉。
古代工艺匠师们在封建时代里，而又在为宗教造像，所雕的题材是要严重受到宗教束缚和限制的。牧牛图是属佛教题材，以猛虎威吓，迫使牛儿狂奔怒吼，经过牧人的驯服，最后人和牛睡下安静了，这是以“牧牛比喻修心”的方法。
这幅图由于匠师们生活于民间，对牧童生活有浓厚的感情，故在造像过程中，以高超的艺术技巧，使人们看后，不为宗教题材内容所惑，反而觉得是宋代牧童社会生活的一部“史书”。
宝顶经目塔原名本尊塔，又名祖师塔。因塔上刻有《武周刊定众经目录》，遂定名为经目塔。经目塔在宝顶小佛湾，是用石砌成的亭阁型四方形飞檐塔，坐南朝北，高7米，分3层，每层都有飞檐隔开。
第一层塔正面中部有一圆龛，龛中坐一鬈发人。檐口榜书“佛说十二部大藏经”8字。塔的其他三面密密麻麻刻着佛经目录。第二层塔正面龛内刻毗卢佛一尊。东面，龛内刻卢舍那佛，龛外两侧刻偈语：
假使热铁轮，于我顶上旋，终不以此苦，退失菩提心。
西面龛内刻释迦牟尼佛，两侧有偈语。南面，龛内刻一鬈发人，两旁也有偈语。塔身各面的圆龛下方密刻佛经目录。第三层每面都刻坐佛一尊。经目塔上有许多怪字，一般字典辞书难于查找。塔上刻的众多的佛经目录，是珍贵的历史文献。
塔原名祖师塔，或许是塔下埋着古代圣寿寺高僧的遗骸，或许塔内藏有经书。塔上刻的偈语，有的能理解，有的则令人扑朔迷离。
登上宝顶山，圣寿寺山门上悬匾额一方，书“圣寿寺”3字。庭院两侧是四大天王殿。前方大殿上高悬一张匾额，书“圣寿禅院”4字，红底金字，熠熠生辉。
第一重是玉皇殿。殿内塑玉皇大帝像，旁边侍立金童玉女，两侧配祀关圣帝君、文昌君。再往里走是大雄殿，塑大日如来丈六金身。背景塑天龙八部，顶上站立大鹏金翅鸟，显出灵鹫仙境，妙丽庄严。
第三重为三世化殿。佛坛上塑三世佛，两侧塑十六罗汉，姿态各异，顾盼如生。
第四重为燃灯殿，供燃灯佛。
第五重是维摩殿，殿中佛坛上刻石床一张，床上刻作卧疾状的维摩诘居士像。居士上方刻一宝座，文殊菩萨端坐其上。
据《维摩诘经》载，维摩诘居士精通佛理，常伪装患病，当别人前来问疾时，他就大谈佛法。释迦牟尼曾命文殊菩萨前往问疾。文殊多才善辩，俩人谈佛学，妙语连珠，滔滔不绝。殿内石刻就是展现文殊问疾的场面。
圣寿寺是南宋大足僧人赵智凤所建，因晚唐密教居士柳本尊在广汉所建寺院曾得到宋神宗的赏识，敕号“圣寿本尊殿”，赵智凤为纪念祖师柳本尊，因此仍以“圣寿”命名。
在宝顶山大佛湾东面500米处的小山头上，矗立着一座转法轮塔，八角形。此塔因上大下小，与通常所见的塔不同，人们把它叫做倒塔。
倒塔八面四级。第一级塔身每面宽一米，每面都镌有一个椭圆形浅龛，龛内立一尊菩萨，头戴宝冠，胸饰璎珞，栩栩如生。
第二级八面各开一椭圆小龛，龛内刻一尊佛像，结跏趺坐于莲台上。
第三四级与第二级略似。塔顶端稍向外突出，顶上堆有乱石。由此看出，倒塔可能是未竣工的宝塔，可能是原拟建一腰鼓形塔，建至第四级时因故未竣工，致使外形上大下小成了一座倒塔。
北山佛湾宋刻转轮经藏窟，俗称心神车窟。这窟造像秀美，雕刻精细，整体安排和谐协调，对比强烈，保存完好无损，是宋代石刻的精华和代表。
转轮经藏窟坐东朝西。窟正中凿一巨大八角中心柱。柱础高大，蟠龙缠绕，柱础上有八角露盘。
露盘周边浮雕栏杆，栏杆上有数十嬉戏儿童，天真顽皮，活泼可爱。柱上部做八面形高厚顶盖，每面以楼阁宝塔为饰。柱中部镂空环列八柱，支撑于露盘之上，顶盖之下，成八柱亭式法轮形制。
此转轮中空透光，圆满地解决了支撑和采光的矛盾，真是匠心独具。转轮经藏表示法轮常转，佛法无边。窟正壁刻释迦牟尼，左右刻迦叶、观音和阿难、大势至侍立两侧。左右壁两组造像对称，左刻文殊菩萨、玉印和如意观音，右刻普贤菩萨、日月和数珠手观音。三壁有供养人像6身。窟口两侧各立一护法金刚，威武凶猛。左右壁雕像个个性格鲜明，尊尊气质不同，各具风采，精美绝伦。
左壁文殊菩萨，结跏趺坐于莲座，莲座架在青狮背上，吼狮昂首扬鬣，好似奔驰于理想之地。手握经卷，两目平视远方，嘴唇柔薄上翘，表示他博学广闻，多才善辩，给人以精力充沛和自负的神情。
他眼睛微闭，敛指胸前，似在沉思。他头戴方形宝冠，身着褒衣博带，胸前璎珞精巧细腻，面貌圆润，鼻梁高挺，双眼细长半垂，手臂手指秀美、灵巧，被艺术家誉为“东方美男子”。
右壁普贤菩萨，结跏跌坐于莲座，莲座置于白象背上。宝冠以佩玉、珠链、花草为饰，刻纹婉转流丽。隆鼻、长眼而目光向下，薄唇而嘴角微微后收，泛起一种似笑非笑、欲笑又忍的神情。他脸型清秀、圆润，身材修长，上身向前微倾，凝神深思，端庄透温柔，文静含妩媚。
玉印观音，也叫宝印观音，结跏趺坐于金刚座上。宝冠纹样类几何形，或椭圆，或三角，条条线条皆由颗颗珍珠串联而成，整个宝冠玲珑剔透，项下璎珞繁饰，历800多年而无一损毁。
玉印观音胸前丝巾绾结下垂，衣带错落繁复飘然座下，中间一条彩花腰带，环钏、佩玉、花瓣相串甚为别致。面颐丰满，肌肤细嫩。嘴唇由几块方块组成，没有圆润感。
日月观音，又称六臂观音。结跏趺坐金刚座上。宝冠以花草为纹而无璎珞，镂空别致。日月观音胸前璎珞或串珠浑圆，或玉佩绫形，或莲瓣含蕊，或花蕾初绽，繁复对称，雍容华贵。鼻梁高棱，眼帘低垂，神情安详自在，端庄温和。她面庞丰满而有弹性，两只向上举的手臂圆润细嫩，胜似玉笋，肌肉质感特别强，实在让人左壁如意珠观音和右壁数珠手观音，皆立于莲台上。如意珠观音，宝冠由珠环佩玉拥簇而成，冠上有坐佛，冠顶头巾半掩，嘴角似笑如忍，双手捧一如意珠置于腹前。相传如意珠是佛祖前生冒险入海取得的摩尼珠，能使世人富有。
数珠手观音，宝冠纹式团团卷卷，宛转回旋，变化无穷。脸庞椭圆、高额、细眉、隆鼻、长耳、双眼做垂帘之状。嘴角上翘带笑。两手相抚，亭亭玉立。两像装饰味特浓，天衣厚重，全身胸、腹、两袖及天衣下部都是锦花繁缨，珠珞玉佩，似可听至微风吹动的“叮当”妙音。繁缨衬托纤纤玉指的白嫩脸庞，更觉吹弹可破。
文殊、普贤面前的狮奴、象奴，玉印观音、日月观音前面的两对侍者都各具个性，特征突出，栩栩如生。此窟雕像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真是集东方美人于一窟，称得上美神荟萃图。
北山佛湾的数珠手观音是一尊脍炙人口的精品。这尊雕像，头戴花冠，发丝垂肩；头向左侧低俯，目光下视，含颦欲笑；右手轻拈一数珠串，左手握抚扼右腕，交叉于腹前，身段窈窕，体态轻盈，显得悠闲自若。她袒胸露臂，衣裙飘拂，颇有静中寓动，“吴带当风”之趣。这尊数珠手观音从雕刻技巧上看，人体比例正确，动态自然，特别是对于面含微笑的处理，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北山佛湾《赵懿简公神道碑》两旁内外窟壁上刻有范祖禹敬书的《古文孝经》，被称为“环宇间仅此一刻”。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孝道被儒家学说认为是首要的人世伦理道德，主张“百行孝为先”。《孝经》又分《古文孝经》和《今文孝经》。
据传，秦始皇时，与儒家对立的法家人物掌权，搞了焚书坑儒，烧毁了儒家的全部经典著作，《孝经》也遭焚烧的厄运。
刘汉王朝建立后，当初侥幸跑脱的儒生凭着记忆记录下来的《孝经》，叫《今文孝经》。后来，又在孔子的旧宅，发现了孝经的原文，就称为《古文孝经》。文只有18章，古文有22章。除古文“闺门章”没有外，其他内容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是分段设章不同而已。
在宗教石窟里面刻佛经是比较多的，刻儒家经典则罕见。这也是北山《古文孝经》的又一价值所在。南宋《舆地纪胜昌州》列《古文孝经》条目，下载司马光语：“始藏之时，去古未远，其书最真。”范祖禹也说：“古文庶得其正。”对《古文孝经》作了高度评价。
多宝塔因其位于大足县城之北的龙岗山巅，故人们称之为北塔；又因观之是白色，人们也谓之白塔。在塔身内外，镶嵌有127龛造像，主要有释迦牟尼佛、观音、文殊、普贤、地藏、孔雀明王、摩利支天、双林法寂等造像。其造像内容丰富，表现形式生动活泼。进入塔内，拾级迂回而上，临窗四下眺望，大足县城和四周的山光水色，尽收眼底，令人心旷神怡。
第五节 大足石刻蕴藏神奇传说
大足石刻除宝顶山道场为主持僧人募化集资开凿外，大多数是信众捐资求神灵保佑而镌造，并刻像入龛。这样挤入神龛之历史人物，供养人在大足石刻中大约1000人。
大足石刻的众多造像有很多神奇的传说故事，如媚态观音、九龙浴太子、鲁班仓的传说等，都各自有它的迷人之处。
在大足石刻北山的数珠手观音石像，被称为“媚态观音”。她身高不过1米，头戴宝冠，脚踏莲花，体态轻盈仿佛随风欲动，眼角嘴角含颦欲笑而又略略带羞，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关于这一尊石刻，有一个非常美丽的的故事，让后人为之动情。
传说，宋代有位老石匠想在北山雕一尊数珠手观音的女神像。可他设计了许多小样，都感到不满意。一天傍晚，他坐到小溪边洗脚，忽然身后传来一阵少女的笑声：“瞧您的裤角都湿了。”
老石匠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十三四岁的牧羊小姑娘。她那善良的心地和妩媚的样子，一下子激发了老石匠的灵感。老石匠忘却了劳累，重返山上，披星戴月，鬼斧神工，照小姑娘的神态将这尊人情味极浓的女神石像一气呵成。按佛教经文定名，这一石像应叫数珠手观音，但她一问世，立时名震北山，后人钦羡她的美貌，便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媚态观音”。宝顶大佛湾有一尊石刻。刻太子裸坐于浴盆中，顶上石雕九龙，正中巨龙口吐泉水淋浴太子。这就是九龙浴太子的传说。传说净饭王之妻摩耶夫人身怀有孕，出游兰毗尼园中，手攀树枝，太子悉达多从其右腋下降生。
太子降生即能够行走7米，步步生莲，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说：“天上地下，唯我独尊。”时有9条神龙飞至太子头顶，口吐香水，为太子洗浴，诸天护俱来守护。石代匠师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形势，疏导岩上堰塘之水，结合佛经故事而创造出这一组石雕，龙口潺潺流水，终年不止，给人以新奇之感。
大足当地还流传着“鲁班仓”的故事：
相传大足宝鼎山上原先有48座庙宇，一座连一座，覆盖了一大片山林。每天傍晚僧人都要骑着马依次关闭各庙的山门。这些庙里的僧人多达上万。他们在这里诵经礼佛，四面的信众常到各庙烧香还愿。
一时间香火鼎盛。
可是这盛况没维持多久，因为寺庙占了种庄稼的田土，就地供应粮食成了大问题。每天都要派年轻力壮的小和尚到山下各乡镇去担粮食，来回好几十里路程，是个苦差事。许多僧人受不了苦就偷偷地出走。有的还俗，有的投奔别的寺庙。那些地处高山的寺庙留下的僧人更少了。
这件事让方丈很苦恼。当时正在宝鼎山主持修建工程的鲁班师傅得知此情况也十分忧虑。鲁班不光技艺超群，更有一副菩萨心肠。有一天，他向方丈表示：“粮食的问题，我来解决。我保证每天供应各寺庙所需口粮，满足各位僧人和礼佛居士的斋饭。以3年为期。在此期间，庙里僧人要学会开荒种地，3年以后，要自给自足。”
方丈满口答应：“不知师傅如何供应粮食？”
鲁班说：“我连夜在宝鼎山大佛湾的南岩建一座大石仓。此仓开有一小洞口，每天天亮以前，从这小洞口流出大米，每天吃多少，流多少。明天凌晨就开始流出大米，只管派人来运米。”
从此，每天半夜，负责伙食的大和尚，带着几个小和尚，挑着10个大箩筐，一字排开，摆在鲁班仓小洞口前接米。到一定时候，停止流出大米。担回去全寺庙刚够吃一天，一粒不多，一粒不少。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四面八方的僧人们又陆续回到宝鼎山。宝鼎山各庙香火又旺起来了。
不知不觉过了3个月不忧口粮的好日子。可是伙房挑米的小和尚有些不耐烦了。他说要是一次多流些米出来，多管几天，也省事，这样每天半夜来挑粮食太束缚人，便把这些想法告诉了管伙食的大和尚。
这大和尚一听却生出来另外的想法。他想，要是把洞口开大，流量增加，一个晚上能多留些大米出来，吃不完的可以存起来，还可以拿到集市上换现钱花，越想越开心。
想罢，立即带上几个身强力壮的小和尚，带上大锤，錾子，来到鲁班仓，把原先流米的小洞口凿成了一个斗大的窟窿。当天深夜，这大和尚派了比平时多一倍的小和尚挑着几十个大箩筐到鲁班仓接米，可是等到大天亮，一粒米也没有流出来。他们慌了神，便搭上竹梯，爬进仓口去摸，哪有什么大米，只有些碎石渣了！他们忙将这事告诉了鲁班，请他再想办法。
鲁班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我开这个米仓，原来是为了一桩心愿。有一位大财主，家财万贯，粮食堆积如山。可是膝下无子，想做善事积德，希望上天能赐给他们夫妇一个儿子。我这石仓的通道就直接连着那财主家的大粮仓。我精心计算之后，才留下这个小洞口。这样细水长流3年后，功德自然圆满，而各寺庙开荒种地也有了基础。如今成了这种结果，是我没有预料到的，现在已无计可施，看来这就是天意难违了！
僧人们得知鲁班仓再也不能流出大米，于是，今天一个，明天一个，又陆续离开了寺庙。宝鼎山的香火也就逐渐暗淡下来。最后只剩下圣寿寺一处了。这真是：
鲁班礼佛建米仓，贪心和尚太荒唐。铸就大错后悔迟，留与今人慢思量。
大足佛湾有一处佛窟颇有些特殊：中壁的佛、菩萨已残缺；南、北壁密密麻麻刻满拳头大小的五百罗汉像；窟内当眼的地方，隆起一座坟墓，墓前有碑文，题为“西域禅师坐脱记”。它记载了一个来自西域的和尚游历大足的情况。
明神宗万历元年夏天，一个高鼻深目、碧眼虬髯的西域和尚，万里云游，路过大足，被境内的名山古刹和石刻造像迷住了。最初他想在县内逗留几天，待遍历禅林之后，再继续赶路。
哪知大足寺庙特别多，从夏天游至秋天，竟未游完，甚至还没登上宝顶。直至仲冬季节，西域禅师才得抽身上宝顶。一路上鸣禽引路，猿猴献果。但见农舍依山建，又疑古柏傍云栽。
西域禅师上了宝顶山，进圣寿寺朝拜毕，然后走进了“三千诸佛云中现，百万神仙海上来”的大佛湾，他惊讶得张大了嘴巴，唯有频频参拜，以示崇敬。他决定不下山了，就在宝顶挂单。
他爱宝顶山的清幽，常选游人罕至之处，于青草地上结迦趺坐——学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冥思苦索，想在宝顶山悟道成佛。
遗憾得很，这位西域禅师不懂汉语，无法与他人交谈，山中人见他深目高鼻，胡貌梵相，行为诡异，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不免要去打扰他。最初只是一两人远远地打探，后来便三五成群地围观。在山里人心目中，他是个行为古怪的“外国人”。禅师受到干扰，无法修道，于是起身挥手，口中发出“伊呜”之声，示意围观者散开。山里人不懂他的话，报之一笑。这更激恼了他，起而怒斥。人们见他脸色不好，才知他已生气。
有一天，一个带着几分醉意的樵夫碰到在青草地上盘腿打坐的西域禅师，便停下脚步，好奇地打量。禅师照例呵斥，并挥手示意，叫他走开。
樵夫仗着酒兴，偏偏不走。禅师发怒了，气势汹汹要打人。樵夫抓住禅师衣带，禅师往后一退，衣带被樵夫抓在手里。禅师索要，樵夫不肯，竟自扬长而去。
禅师失去衣带以后，十分懊恼，不愿再逗留，于是下山，住在报恩寺内。两月以后，死于大足。
他的死因是什么？按碑文记载，是樵夫掠去衣带引起。衣带中带着一种西域特产的石头，用它泡开水，喝了就不饿；那石头就是他旅途中的口粮。口粮被掠去，他也不想再活了，于是决定圆寂。
实际上，西域禅师是个苦行僧，他看准了大足这个地方，决定在宝顶圆寂，企求得到解脱，跳出所谓“六道轮回”。他穿的僧衣和托着的钵盂，可能是师傅传给他的衣钵，远比生命贵重。
樵夫掠去衣带，致使他成天怏怏不乐。离开宝顶山之后，他有意识地进一步作贱自己的身体，希望早登“极乐世界”。碑中说他“绝火食，有欲设供者，唯受枣、栗、葡萄，或米、面升许”。两月后，终于自我摧残而死。
在他圆寂之前，曾有那么一天，他同报恩寺了智和尚和居士冯德浩一道“登北山，礼浮图、绕佛湾，低回者弥日，步观全邑山川，指天画地做欣喜状，更指岩头废像，愀然不乐，做忏悔状”。
禅师圆寂后，因生前喜欢北山，僧人了智等就把他葬在北山佛湾。西域禅师也成为最早游历大足的外宾。
第一节 海通发宏愿修造大佛
乐山大佛开凿于公元713年，是海通和尚为减杀水势，普度众生而发起，招集人力，募捐物力修凿的。海通死后，海通的弟子接手修筑，直至803年完工，历时90年，被人誉为“山是一尊佛，佛是一座山”。
乐山大佛头与山齐，足踏大江，双手抚膝，大佛体态匀称，神势肃穆，依山凿成，临江危坐。大佛通高71米，从膝盖到脚背28米，脚背宽8.5米，脚面可围坐百人以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第一大佛”。
乐山位于四川省，远在3000多年前的巴蜀时代，曾是蜀王开明部族的故都。公元前4世纪秦灭巴蜀，乐山隶属于蜀郡，因在成都的南面，故定名南安。
汉朝时期，南安隶属于犍为郡。南北朝时期，因战乱不断，乐山地区的建制屡有变迁，北周置嘉州，取“郡土嘉美”之意。隋朝时，设置眉山郡，原南安县改名龙游县，传说隋朝军队从成都乘船向乐山进军追击陈国败兵时，岷江中有游龙导航，帮助隋朝军队统一天下，因此改南安为龙游。
唐朝时，又恢复嘉州和眉州。乐山大佛就是这时修建的。据唐代韦皋《嘉州凌云大佛像记》和明代彭汝实《重修凌云寺记》等书记载，乐山大佛开凿的发起人是海通和尚。
在我国民间，还一直流传着一个海通建佛镇妖龙的故事：早在唐朝的时候，贵州有个和尚，法名海通，是一位博学多才的高僧。他云游四海，发愿要为百姓做善事。这年夏天，海通来到四川嘉州，不久他便听说嘉州府城东凌云山下江水汹涌、波浪滔天，常常掀翻船只，危害生灵。一天，海通想亲自去查看一下，便攀着岩壁来到凌云山脚。忽见一个激浪打在岩上，浪头退去后，一个壮年汉子躺在水边，左手拿钻，右手拿锤，一动不动。
海通和尚忙上前，把汉子背到岸上，忙活了好一阵，那个汉子才慢慢苏醒过来。海通和尚询问起事情的缘由。
原来，那汉子名叫石青，是个石匠，他见凌云山下水势凶猛，来往船只常常翻沉，许多船工兄弟白白地送了性命，心里实在不忍，便决心在石壁上凿一路篙眼，好让船工们的竹篙插在篙眼中，撑住木船不碰在石壁上。不料刚打了几下，一个恶浪扑来，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石青的行为感动了海通。第二天，海通和石青相约又登上凌云山察看，他们站在百丈悬崖上，只见下面滩险水恶，江涛汹涌澎湃，如万马奔腾，直向峭壁冲来，发出惊天动地的响声。
这时，正有一只木船顺江而下。突然，那船就像离弦的箭飞奔而来，眼看靠近岩石，这时，水中猛地出现一个怪物，掀起一股黑浪，把木船吞没了。
海通一迭连声地口念“阿弥陀佛”；石青怒不可遏，苦于没有降妖的法力。海通说道：“不如在这山岩上凿一尊弥勒大佛，一来借佛祖法力收妖镇怪，二来也可减弱水势，保护行船。”石青听了连连点头。于是，石青就在凌云山上打了个石洞，让海通和尚在洞内居住下来。海通和石青一面察看水势，一面测量地形，分头准备雕刻大佛的事。海通和尚翻山越岭，行船过水，到江淮一带募化资金。石青在嘉州城乡物色能工巧匠，打造工具。经过了3年的准备，718年便开始动工了。海通和石青修大佛的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了开去，方圆数十里的百姓，出力的出力，出钱的出钱，都纷纷前来相助。
一时间，凌云山上，千人挥臂，万人呐喊，闹腾起来。从山岩上打下的石头，像下雨一样轰隆隆地掉进河里，激起无数浪花。
谁知，滚滚而下的巨石惊动了江底的那条妖龙，它是李冰当年修都江堰时，用铁链锁在江底的一条孽龙，因铁链年久锈坏，孽龙挣脱枷锁，逃到凌云山下，兴风作浪，为害人间。
这孽龙见山上滚下许多石头，堵住了洞口，赶忙施起妖法，掀起狂风恶浪，把海通和尚卷入洞中。
石青见妖龙卷走了海通和尚，急忙带领众石匠，拿着铁钎、钻子、铁锤等工具下去寻找。不一会儿，找到了石洞，石青领头杀了进去，只见孽龙支使一群小妖正要将海通押向油锅。
石青大喊一声道：“哪里来的妖龙，胆敢伤我法师！”随即带领众石匠冲了过去，将孽龙团团围住。孽龙见寡不敌众，只得逃下了江底。
工匠们又继续凿岩刻佛。可是没多久，平地忽然狂风不止，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暴雨倾盆而下。接连下了七七四十九天，凌云山上洪水暴发，一股股山洪直冲大佛头顶。海通和尚发愁了，这样大的洪水，即使是铜铸铁造的佛像也会冲坏的。
石青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忙安慰海通说道：“师父不要担忧，我自有办法。”他和众石匠商量，决定在大佛头上、身上修凿排水沟排水泄流。
只见石青腰系绳索，冒着生命危险，悬空凿石。狂风和洪水一次又一次地将石青冲得悬空吊在半岩上，他一次又一次攀着绳索爬了上去。石青和众工匠们舍生忘死，坚持不懈，终于凿成了排水沟，消除了洪水的冲蚀。
这时，嘉州新任了一个刺史，爱财如命。他打听到海通和尚募化了许多银子，就带着一群衙役来到凌云山上，气势汹汹地对海通说：“大胆的和尚，你未经官府许可，私自动工兴修大佛，该当何罪？来人，把他给我锁走！”
几个衙役冲过去就要动手，石青冲到海通和尚前面，伸手挡住了衙役们，他说：“修大佛是为了镇妖降魔，减弱水势，解除灾害，有什么罪过？你们要锁锁我吧！”
海通忙对石青说：“工地上没你不行，天大的事我来承担。”
那贪官见大家义愤填膺，便装模作样地说：“和尚听着，本官姑念你是个出家之人，可免你牢狱之苦。不过，你等破坏我嘉州风水，得拿出白银30000两赔偿。”
海通一听这贪官原是来敲竹杠的，顿时胸中升起一股怒火，他说道：“这银子来自千千万万的善男信女，我海通怎敢动用半文，自目可剜，佛财难得！”
贪官以为海通是说话来吓人的，就说：“那就把你的眼睛剜出来给本官看看。”
海通听了，淡然一笑，不慌不忙地将双指插入自己的眼睛，两颗眼珠落入了手中的盘子里。海通端着盘子，直向面前的贪官走去，边走边说：“拿去吧！”
贪官和那些狐群狗党见海通和尚竟然毫不动容地剜下了自己的眼睛，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灰溜溜地逃回去了。
海通虽然失掉了两只眼睛，但刻佛的意志毫不动摇，对修建大佛更加关心。他常常拄着拐杖，由小沙弥扶着，来到工地，陪伴石匠们干活。大家见了，感动不已，含着眼泪劝他回去休息。海通执意不肯，说：“我虽不能看着大佛建成，也要听着你们把大佛建成啊！”
然而，海通生前并没有实现自己的宏愿，不几年，他就圆寂归天了。以后，石青等老石匠也相继去世了。50年以后，西川节度使韦皋继承了海通和石青的事业，组织人力物力继续开凿，直至803年，整整花了90年，才修凿完工。
后来，人们为了纪念海通，就把他当年住过的山洞叫做“海师洞”。直至现在，洞内还有一个盘膝而坐、神情坚毅、手托盛眼珠的玉盘的海通塑像。
传说毕竟是传说。其实，乐山大佛的产生，是佛教在这一地区早期出现和长期盛行的结果。
进入唐代，佛教在道佛并重的政策下得到了发展，武后时进入了顶峰。这为乐山大佛的产生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武后推行的是：“佛教宜在道法之上，细眼处于黄冠之前”的政策，在全国大兴寺庙。
武后的崇佛、扬佛、兴佛，使佛教在我国的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佛教的盛行，直接影响着佛教造像的产生，正是在此之后不久，乐山境内相继产生了与乐山大佛时代相近的夹江千佛崖、五通麻王洞、乐山龙私寺等摩崖石刻造像。
至开元初年，乐山大佛便在佛教文化发展到顶峰、佛教造像异常活跃的大气候中产生了。
第二节 章仇兼琼韦皋完成大佛
在海通大师圆寂之后，乐山大佛修建工程一度中断，大约过了10年，剑南西川节度使章仇兼琼捐赠俸金，海通的徒弟领着工匠继续修造大佛，由于工程浩大，朝廷下令赐麻盐税款，使工程进展迅速。
当乐山大佛修到膝盖的时候，续建者章仇兼琼迁任户部尚书，工程再次停了下来。又过了40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再次捐赠自己的俸金，并率人继续修建乐山大佛。韦皋始撰《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记》的碑就在大佛右侧临江峭壁上，上面载录了开凿大佛的始末。
乐山大佛开凿前后历时90余年，713年始至803年止，中间经历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皇帝，换了海通、章仇兼琼、韦皋三届主持人。
三届主持人中除海通为民间僧人外，章仇兼琼与韦皋均是地方行政长官。章仇兼琼为剑南道团练副使和剑南节度使，韦皋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和南康郡王。因此，其实乐山大佛大部分工程是在地方政府的组织下完成的。
713年至730年是海通主持修建乐山大佛的18年，其中策划与筹措资金耗时约10年，实际用于开凿的时间仅8年，他便积劳成疾病逝，《大像记》记载其“全身未毕，禅师去世”。
海通只开凿成形了大佛的头部至胸部工程便去世，其余大部工程都是章仇兼琼与韦皋主持完成的，特别是主持收尾工程的韦皋。
章仇兼琼大约用了7年时间主持了大佛胸至膝部的工程，而韦皋却主持了“莲花座上及于膝”工程，大佛“丹彩以章”、“金宝以严”的通体上色工程，“像设以俱”的九曲栈道工程，“万龛灯焰”的佛窟其余小佛及韦驮护法神工程，还有尤为艰巨复杂的大像阁工程等，耗时15年。
也就是说，整个大佛修造工程，除去筹措资金及中途受“安史之乱”、“藩镇割据”影响的停工时间，实际用于开凿大佛的30余年时间，地方政府便主持开凿了22年，承担了近四分之三的工程量。
在工程资金的筹措形式上，海通仅靠十方檀越支持的民间募资形式，资金筹措量及后劲支持非常小，而后章仇兼琼与韦皋两人虽曾慷慨解囊，章仇兼琼“持俸钱20万以济经费”，韦皋“以俸钱50万佐其经费”。但实质在两人主持大佛工程的过程中，大部分工程款动用的是地方财政的税收资金。这样在修造资金上就有了根本的保证，这恐怕是大佛工程得以胜利完工的主要原因。
整个大佛工程的完工，既凝聚了几代主持人的心血，也凝聚了广大工匠们的智慧和汗水，同时也和当时统治者的倡导及国力、财力的支持分不开的。乐山大佛最早的名称产生于大佛尚未完工的唐贞元十五年之前。清嘉庆《乐山县志·金石》卷十五记载：
唐敕放生碑，县东凌云山足。碑久亡。明人重立石，也多湖。记其存者云：凌云寺灵山大像前敕、断采捕贞元十五年九月回日。
明确指出当时大佛为“凌云寺灵山大像”。凌云寺创自开元年间，至贞元年间，大佛名称中含“凌云寺”之名当属自然。大佛又称“灵山”，应该与凌云山当时称为“灵山”有关。
凌云山又叫做灵山。可能来自于蜀王开明氏鳖灵。《太平震宇记》卷八十六记载：“仙穴山在县东北十里。”《周地图记》称：“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
《舆地纪胜》卷一八五记载：“灵山，一名仙穴，在间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灵庙存焉。”均证明间中县灵山是因鳖灵得名。
乐山大佛所在的凌云山处于青衣江、岷江交汇处，此处恰好也与鳖灵有密切关系。《水经注·江水》卷三十三记载：南安“县治青衣、江会，襟带二水矣。即蜀王开明故治也”。而“鳖灵即位，号日开明帝”，说明鳖灵在乐山定居过一段时间。现凌云山下街道犹名“篦子街”，篦子即“鳖子”的通假，鳖子即鳖灵。
因此，凌云山极可能与间中的仙穴山一样，因鳖灵登临或建过鳖灵庙的缘故而被称为“灵山”，并一直沿用至唐代。另外，灵山或许因佛家之说而得名。凌云山，因青衣江又名为青衣山。宋代范成大《吴船录》称：
渡江游凌云，在城对岸，山不甚高，绵延有山顶，故又名九顶，旧名青衣山。
但随着开元年间凌云寺的创建，山上僧徒日众，佛教盛况空前，在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以佛经中的山名来称呼凌云山，而与佛有关的名山，则是众所周知的“灵招山”，梵名党周崛，简称“灵山”。
《五灯会元·释迦牟尼佛》称：“世尊在灵山会上，拈花示众。”灵山为释迦牟尼佛居住的说法地。因此，凌云寺僧因凌云山正在开凿大佛，借此与佛有关的山名称凌云山。
此外，宋人王象之《舆地纪胜》称：“灵查山碑。唐正元中，憎乾光为其师道真令徐宇彝撰碑，而碑刻于长庆中。”
嘉庆《四川通志·金石》卷五十九称“灵招山碑”于嘉定府乐山县下，说明乐山在唐代有山名灵山。
贞元十九年，韦皋撰《嘉州凌云寺大佛像记》，在文中称大佛为“凌云寺大佛石象”。看来，大佛已定名为“凌云寺大佛像”了。
宋代，大佛又称为“凌云大像”。陆游作礼佛诗，题作《谒凌云大像》，说得十分明确。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四六记载：“佛耳泉，在凌云大像耳后。”也使用了这一名称。
明代，大佛又改称为“凌云大佛”，再不用“大像”之称了。明万历《嘉定州志》记载孙征兰一副对联，题作“凌云大佛顶”，是很好的证明。
乐山大佛在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中，遭到各种各样的破坏，有自然的，也有人为的。各个朝代都对它进行过维修，自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间，大佛饱受自然风雨侵蚀，以致佛身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第三节 独树一帜的大佛构造
乐山大佛造型独特，形体构造更是独树一帜，从头发到全身，设计精妙，雕琢精细，富于特色，不管是石块嵌就的发髻，还是木质结构的双耳，那神奇的排水设计，都是隋唐时期佛教艺术发展至巅峰的表现，令人叹为观止。
乐山大佛气势恢宏，工程浩大，在唐朝竟然凭借着原始的劳动工具完成了这项威震古今的旷世工程，其间的艰苦与古代工艺的发达让人为之侧目。
沿大佛左侧的凌云栈道可直接到达大佛的底部。在此抬头仰望大佛，会有仰之弥高的感觉。坐像右侧有一条九曲古栈道，栈道沿着佛像的右侧绝壁开凿而成，奇陡无比，曲折九转，方能登上栈道的顶端。这里是大佛头部的右侧，也就是凌云山的山顶。此处可见识到大佛头部的雕刻艺术。
大佛顶上的头发，共有螺髻1021个，远看发髻与头部浑然一体，实则以石块逐个嵌就。单块螺髻根部裸露处，有明显的拼嵌裂隙，无砂浆粘接。大佛右耳耳垂根部内侧，有一深的窟窿，里面有许多破碎物，都是腐朽了的木泥。
南宋范成大在《吴船录》中记载“极天下佛像之大，两耳犹以木为之”，由此可知，长达7米的佛耳，不是原岩凿就，而是用木柱作结构，再抹以锤灰装饰而成。
在大佛鼻孔下端，也发现了类似的窟窿，里面露出了三截木头，成品字形。这就说明大佛隆起的鼻梁，也是以木头来衬托，外面装饰上锤灰而成。
乐山大佛具有一套设计巧妙、隐而不见的排水系统，对保护大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代诗人王士祯在咏乐山大佛的诗中就说“泉从古佛髻中流”。
在大佛头部一共有18层螺髻，其中第四层、第九层、第十八层各有一条横向排水沟，分别用锤灰垒砌修饰而成，远望看不出，衣领和衣纹皱折也有排水沟，大佛正胸有向左侧分解表水沟，与右臂后侧水沟相连。两耳背后靠山崖处，有左右相通洞穴。胸部背侧两端各有一洞，互未凿通。
这些巧妙的水沟和洞穴，组成了科学的排水、隔湿和通风系统，千百年来对保护大佛，防止侵蚀性风化，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左右互通的两洞，由于可汇山泉，内崖壁上凝结了石灰质化合物，而佛身一侧崖壁仍是红砂原岩，而且比较干燥。
那左右不通的两洞穴，孔壁湿润，底部积水，洞口不断有水淌出，因而大佛胸部约有两米宽的浸水带。显然，这是由于洞未贯通的缘故。
大佛胸部有一个封闭的藏脏洞，发现里面装的是废铁、破旧铅皮、砖头等，而封门的大石竟然是宋代重建天宁阁的纪事残碑。
唐代大佛竣工后，曾建有木阁覆盖保护，以免日晒雨淋。从大佛膝、腿、臂、胸和脚背上残存的许多柱础和桩洞，证明确曾有过大佛阁。宋代重建的时候，称为“天宁阁”，后来毁掉了。但这天宁阁的纪事残碑竟然嵌在了大佛的胸部，确是千古之谜！
乐山大佛全身比例之所以非常匀称，是因为在建造过程中是严格按佛教《造像度量经》上有关尺寸进行施工的，乐山大佛以全身可划为120分，其头顶肉磐高4分，即螺旋发结中间那块状如积粟覆瓯的部位，名为“无见预相”。
由肉髻之根下至发际也长4分，面长12分。颈长4分。颈下到心窝，与两乳平，为12分，由心窝到脐为12分，由脐至胯为12分。以上为上身量，共60分，当全身之半。胯骨长4分，股长24分，膝骨长4分。大佛下身胫长24分，足踵长4分，也为60分，为下身量、形象宽广的量度，由心窝向上6分处横量至腋为12分，由此下量至肘为20分，由肘向下量至腕为16分，由腕向下量至中指尖为12分，共为60分，当全身之半。左右合计等于全身之量。
乐山大佛的神态并不如一般偶像的冷漠，而具有一种让人一下就能感觉到的亲切。乐山大佛表现了“弥勒净土”信仰的精髓，即从佛的世界走向人的世界，佛与人融合为一体。
海通大师凿石为弥勒佛像，这与当时唐朝普遍信仰弥勒净土的社会背景十分吻合。
各时代佛像雕刻艺术品的鉴别，主要是从其面相、花纹、服饰等方面加以观察，如六朝的佛雕像多较丰圆，后期较为瘦长。唐代则是颊丰颐满。
大佛衣纹最初用汉代传统的阴刻手法，后来兼采用西域的凸线条，更发展成为直平阶梯式的衣纹。服饰一般采用印度的装束，由单纯而逐渐演变为复杂。
乐山大佛的造像手法较为简练，佛身各部分比例匀称，形态端严、镇静，充分体现出唐代造像的典型风格。韦皋在碑记中所言“相好”，旨在证明乐山大佛在其建造过程中是严格按照佛教造像的有关标准来进行的。
另外，一切佛像从其形体、容貌来说，基本相同。要想区别各种不同名称的佛像，只有从其“手印”来辨别。如释迦牟尼就有“说法相”、“降魔相”、“禅定相”等多种。
右手上举，以食指与大指作环形，余三指微伸，是说法相，右手平伸五指，抚右膝上是降魔像等，而乐山大佛不作任何手印，仅双手抚于膝上，这种造型十分少见。
可能初始时并非如此，右手曾毁于兵燹，在历次维修时皆因其手印难度大，而无法复原，故呈后来的双手抚膝状，可从乐山大佛右手腕处有一方台遗迹窥见一斑。
第四节 工程浩大的恢宏杰作
乐山大佛将一座硕大的山峰开凿成一尊佛，而且这尊佛结构和谐、比例均称、形象端庄，成为唐代佛教摩崖造像的精品，这在建筑上和石窟艺术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大佛是依山从上向下逐步凿成的，之前在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已经使用这种方式凿刻佛像了。这种方式需要事先周密设计，并且要用精确的测量，才能保障工程正常实施。
大佛工程的困难，在于它的开凿环境险恶，一边是峭壁千仞，一边是怒涛激流，再加上佛像巨大，需要克服诸多的技术困难。
首先，在易于风化的砂岩中，寻找开凿巨型佛像的地点，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其次，就是难度极高的测量问题了。初期设计，需要测量凌云山高度。开凿中，也需要对每个部位进行精确测定。这里的环境不同于其他地方，只能在相隔近千米的江心沙洲上，进行这些工作。
1200多年前，仅仅靠着目视与简单的工具进行测量，其困难可想而知。不过，海通与当时的工匠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也不是偶然的。一方面他们有佛教的《造像度量经》，这是一部具有建筑科学内容的佛教著作。
另一方面，也和唐代的科学成就分不开。从魏晋南北朝以来，我国的数学家求出了较精确的圆周率，解决了一些复杂的测量问题。特别是生活在魏晋时期的刘徽，他在《海岛算经》中，论述了计算距离和高度的方法。
这些成果在唐代被编辑成了《十部算经注释》，而且唐代的《缉古算经》解决了大规模土方工程中的三次方程求解问题。此外，在724年，由唐玄宗下诏令，我国进行了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测量。从魏晋至唐代的科学家，几乎都受到过佛教文化的影响。大概，这和佛教同时带来了印度的数学与其他科学知识很有关系。开元时期的数学与天文学家一行，正是一位僧人。因此，海通可能和一行一样，也是一位精通科学的僧人。
乐山大佛是经过周密设计，才付诸实施的。南宋诗人陆游曾经作过嘉州监郡，他对大佛也是十分好奇的，有诗写道：
江干欲开千尺像，云龛先定此规模。斜阳徒倚空三叹，尝试成功自古无。
并有题记：“能仁院前有石象丈余，盖作大像时样也。”
“尝试成功自古无”，看来陆游对大佛能够开凿成功，极为惊讶，难以置信。另一方面这首诗也表明，工程经过周密设计，事先雕琢了模型，并非草草从事。石象山靠近渡口，估计海通与后来的修建者，都是从这里渡河，去江中沙洲测量，然后回到石象山，再作仔细的设计。
据《嘉定府志》记载，能仁院在乐山城西，位于大渡河畔，石象山旁。后来寺已不在了，诗中所说的石佛模型，更不知去向。但可以肯定的是，当年海通凿刻大佛，就是依据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小样进行的。
也许，海通先找匠人依照能仁院中的弥勒石佛凿刻成另一尊“丈余高”的小样，然后将小样抬入施工现场，叫匠人将小样按1：13的比例放大开凿。但此说法看似简单，却也存在着许多的疑点：
第一，根据韦皋《大像记》碑文记载：大佛开凿开工时是“万夫竞力，千锤齐奋”。成千上万的工匠同时挥锤上阵，各施工面同时展开，仅依靠一尊丈余小样的依标，口头交代按1：13的比例放大，这显然是不实际的。
第二，大佛开凿工程前后，主持人换了三届，工匠也换了一批又一批，仅靠一个小样怎能保持前后风格一致呢？
实际上，海通选定能仁院的弥勒石佛作小样，主要是解决所塑佛像的形态问题，仿佛祖释迦牟尼的古佛形象，采取结跏趺坐的倚座姿势，出于“镇江”的要求，其左手凿成扶膝的降魔手印，双目微张，凝神远视，威而不怒，肃穆端庄。
韦皋《大像记》中所提到的“顶围百尺，目广二丈”，“其余相好，一以称之”。说明大佛弥勒的建造是严格按照佛经教义规定的技术指标来进行的，这些技术指标被精确地绘制在施工平面图上，作为匠人施工时的具体依标，这样才能科学地指导造像施工，严格按施工图的数据开凿佛像，才能做到相好统一，神形皆备，比例匀称。
照此推断，海通当时动念造佛，不是一时冲动，仓促行事，而是花了近10年的时间来准备。一方面在八方筹措资金，并尽量求得朝廷的支持，另一方面积极在全国范围内物色能承担此项重任的工程技术人员和优秀工匠。
待时机成熟后，海通首先叫精于石窟佛像艺术的工程技术人员参照能仁寺的石佛造型，按佛经教义规定的技术指标做出小样，再将确定的小样绘制在绢、绸、缎等易于保存的载体上，形成施工图，图上标明比例数据供现场施工操作。
工匠照图在现场统一划线标尺，这样才能做到各作业面同时开工，有条不紊，且能保证工程质量。
这项工程到了章仇兼琼和韦皋主持阶段时，其组织形式和操作更为严密。施工方案要报审，对工程技术人员及工匠进行严格挑选，起码要有开凿石窟艺术的经验，能看得懂图纸和现场标线，对工期及质量也有一定要求。
开凿乐山大佛，无论是受海通精神的感召还是后来政府工程的吸引，当时古嘉州聚集了一大批全国优秀的工匠。正是有这些能工巧匠的智慧和汗水，才能留下乐山大佛这一唐代摩崖造像的精品，留下中华民族千年文化的瑰宝。
乐山大佛的身高比阿富汗巴米扬大佛仍要高出8米多，乐山大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第一大佛”。
传说西方佛祖释迦牟尼诞生时，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称：“天上天下，唯我独尊”。乐山大佛，经过雕琢来到世界，它完全可以同释迦牟尼一样，在佛教艺术史上，它的确是唯我独尊的。
乐山大佛是世界上最大的石刻佛像，比较体积，大佛约是一般人的10万倍。形象地说，大佛的一个脚指甲，可容4个人端坐。
我国早在先秦时代，就有了“大”这一美的形态。大即是美，即是崇高。乐山大佛具有壮阔崇高之美。如果在夏秋洪水季节，乘船沿大渡河驶入岷江，浊浪排空，惊涛拍岸，一叶扁舟随激流奔向大佛。
这时，一种压倒一切的力量，一种不可阻遏的气势，从它巨大的身躯，从它智慧的眼神中，鼓舞着搏击在惊涛骇浪之上的人们。
仿佛冥冥之中，它陪伴着你，保护着你。在动人心魄的体验中，你不能不感到，大佛具有一种超越古今、超越宗教的崇高之美。大哉，乐山大佛！巍巍乎，乐山大佛！
佛文化也把雄巍的峨眉，点化成佛经中的“大光明山”，普贤菩萨居住的地方。融入了宏大的佛文化，凌云、峨眉风光就更有了一种独特的、深邃的意境。千百年来就有“天下之山水在蜀，蜀之山水在嘉州”的赞誉。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国的儒家文化崇尚山水。佛教文化与儒家思想在山水之中，找到了它们的一个融合点。佛教文化深深地影响了我国的山水园林艺术和中国人的审美观念。
海通把大佛置于山水景观中心，岷江横流，“大光明山”飘浮于西方云端，山横紫翠，大渡河水从峨眉滔滔奔来，万象排空，真可谓匠心独运，鬼斧神工。
乐山大佛，这种融博大精神于名山大川之中的恢宏杰作，是不可企及的。作为不再复返的历史时期的艺术，它显示出永恒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