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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戒骄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
原文
弟于世事阅历渐深，而信中不免有一种骄气。天地间惟廉谨是载福之道，骄则满，满则倾矣。凡动口动笔，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无论所指未必果当，即使一一切当，已为天道所不许。吾家子弟，满腔骄傲之气，开口便道人短长，笑人鄙陋，均非好气象。贤弟欲戒子侄之骄，先须将自己好议人短，好发人覆之习气，痛改一番，然后令后辈事事警改。欲去“骄”字，总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信；欲去“惰”字，总以不晏起为第一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弟对于世事的阅历慢慢深了起来，但来信中却有一种骄气。天地之间只有廉洁和恭谨才是承受福气的方法，骄傲就会自满，太满了就会倾覆。凡是发自口端或笔端的诸如厌恶这个人俗气，嫌弃这个人鄙陋，议论一个人的短处，揭发一个人的隐私，都是骄气的表现。且不要说自己的这一指摘不一定恰当，即使每一句话都说得很对，也已经为天道所不允许。我们家的子弟，充满了骄傲之气，一开口就议论别人的长短，笑别人的鄙陋，这都不是好的气象。贤弟想戒除子侄辈的骄气，必须先把自己好议论别人的短处，喜欢揭人隐私的习气，痛加改正，然后再让子侄辈在这些事情上警惕和改正。要去除骄字，以不轻易非议或笑话别人为首要标准；想去除一个惰字，要以不晚起床为首要任务。
原文
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兄惟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若仗圣主之威福，能速将江面肃清，荡平此贼。兄决意奏请回籍，事奉吾父，改葬吾母。久或三年，暂或一年，亦足稍慰区区之心。但未知圣意果能俯从否？
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吾在外既有权势，则家中子侄，最易流于“骄”，流于“佚”，二字皆败家之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牵涉功名的地方，自古以来就很难居留，我凭着是在籍的官员，招募湘勇，建造战船，成就了这一番事业，名震一时。人人都好名，谁会比不上我呢？我有了美名，肯定会有人担当不美的名，这样比较起来，心里就过意不去。所以我只好谨慎谦虚，时时惕厉自己。如果能仰仗皇上的威福，迅速把江面上的敌人肃清，把反贼彻底扫平，我决定回归家乡，服事父亲，改葬母亲，长则三年，短则一年，也可以让我心里稍觉宽慰。但就是不知道皇上是否允许我这样做。
各位弟弟在家，总要教育子侄们勤敬。我既然在外面有权有势，则家中的子侄，最容易骄佚，这两个字都是败家之道。
原文
拂意之事接于耳目，不知果指何事？若与阿兄间有不合，早尽可不必拂郁。弟有大功于家，有大功于国，余岂有不感激、不爱护之理？余待希、厚、雪、霆诸君，颇自觉仁位兼至，岂有待弟反薄之理？惟有时与弟意趣不合。弟之志事，颇近春夏发舒之气；余之志事，颇近秋冬收啬之气。弟意以发舒而生机乃旺，余意以收啬而生机乃厚。平日最好昔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以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曾屡次以此七字教诫春霆，不知与弟道及否？星冈公昔年待人，无论贵贱老少，纯是一团和气。独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凛不可犯。盖亦具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余于弟营保举银钱军械等事，每每稍示节制，亦犹本“花未全开月未圆”之义。至危迫之际，则救焚拯滋，不复稍有所吝矣。弟意有不满处，皆在此等关头。故将途之襟怀揭出，俾弟释其疑而豁其郁。此关一破，则余兄弟丝毫皆合矣。
解读
你讲不顺心之事接连不断，但不知你所指什么事？如果是与阿兄偶有不和，大可不必忧郁烦闷。弟弟你理家有功，对国有大功，我哪能不感激，不爱护呢？我对待李希庵、杨厚庵、彭雪琴、鲍春霆等兄弟都能做到仁慈谦让，哪有对待自己弟弟反而不好的道理？只是有时我和弟弟的志趣不一致。弟做事的志趣，很似春夏万物初生的气势，而我的志趣则是近似于秋冬收获的凝重气势。弟弟的志趣是万物复苏且生机勃勃，我的志趣则是收获而丰厚。我平时最喜爱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字，我认为惜福保泰的方法没有比这个更好。我曾经多次用这七个字告诫春霆，不知道是否和弟弟的志趣相符？当年咱们的祖父星冈公待人处事，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唯独要求自己的子孙侄辈却非常严肃，遇到逢年过节，更是凛然不可侵犯。也是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从而使家中的欢娱，不至于无节制地放肆。我对弟弟军营中保举银钱军械等事，常常稍示节减，也都还是本着“本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到了危险紧迫的时候，就可以灭火灾、救溺水，不再有一丁点吝啬。弟弟的意思有不满的地方，都是在这方面。所以我把心扉敞开，使弟弟解开疑虑，免除郁闷。这个结一解开，那么，我们兄弟就可以心心相印了。
“评析”
关于戒骄，《颜氏家训》中举了一个琅琊王因骄而最终身死的故事：
北齐武成帝的儿子琅琊王，是太子高纬同母所生的弟弟，天生聪明机敏，深得武成帝与皇后宠爱，因此他的穿衣饮食标准，都与太子等同。武成帝常常当面称赞他说：“这是个聪明的孩子，将来必能有所成就。”等到太子即位，琅琊王移居其他宫殿，但享受的待遇仍然特别优厚，超出了常规，与其他诸王截然不同。即使如此，太后仍嫌不够，言语中常常流露出不满意。琅琊王长到十几岁，骄傲放纵，不知节制，各种器物服饰赏玩之物，都要与皇帝攀比。他常常到南殿朝见皇帝，有一次看到典御向皇帝进献新运来的冰块，他也想要，没有达到目的，便大为恼怒，骂道：“皇帝已有，我为什么不能有？”不守本分不知君臣之别，所作所为都像这样。了解他的人都指责他为叔段、州吁之类。后来他讨厌宰相和士开，便假传圣旨将其杀掉，又怕皇帝发兵来救，令手下士兵把守殿门阻拦援兵。因为这一行动并非谋反，所以当时皇帝也没有对其严加处罚，但后来他还是因此而被后主密令杀死。
在曾国藩的告弟书中，“花未全开月未圆”一句，说出了曾国藩平日处事的自我满足，自我告诫的重要原则。凡事不可追求尽善尽美，因为过于圆满就必然会走向反面，这是曾国藩得出的重要经验。
为什么做事不求尽善尽美呢？曾国藩是这样认为的：
第一，过分的美好会导致他人的嫉妒和攻击。他曾多次告诫四弟曾国荃，让他不要过分独占美好的名声。他指出：在战斗中不可将功劳全部占为己有，因为战争的胜利要靠全体将士的共同努力。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时，胡林翼克复湖北省城，李续宾克复九江，沅弟你攻占安庆，李鸿章攻克苏州，左宗棠攻克杭州，而金陵一城等于沅弟与少荃（李鸿章）各自攻占一半而已，这也不是很坏的名声呀。何必一定要自己攻占全城才算是美名呢？人又何必一定要夺天下第一美名呢？
第二，过分的美好会导致心中增长狂傲之气。曾国藩在家书中对曾国荃这样指出，我和弟弟的志趣不一致。弟弟做事的志趣很有夏天万物初生的气势；而我做事的志趣则近似于秋冬收获的气势。弟弟的志趣是万物复苏且生气勃勃，我的志趣则是收获而丰厚。当时曾祖父星冈公待人处事，无论贵贱老少，都是一团和气，唯独对自己的子孙侄辈却要求很严肃，遇到逢年过节，尤其尊严而不可侵犯。这也是一种收获的精神状态，从而使家中的欢娱不至于无节制地放肆。如果过分美好，就会失去祖先所谨慎，勤俭的美德，那么对于家族，对于个人都不会有好处。
第三，过分的美好会导致铺张浪费。曾国藩认为，凡事不可过极，奢侈过度则难以返回勤俭。所以他对军营中保举银钱军械等事，常常稍示节减，也都是本着“花未全开月未圆”的道理。有了这种小心的准备，到了危险紧迫的时候，就可以灭火灾、救溺水，不再有丁点吝啬。
第四，过分的美好会导致道德上的堕落。曾国藩指出，人在顺利时就会目中无人，从而出言不逊，这就是道德上走向堕落的表现。因此他告诫立下大功的四弟曾国荃，一定要虚心谨慎，不过分争夺名利，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反复劝告说：
弟弟接到我的信，总是不肯虚心求教体验，动不动就要辩论，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咱们这些人居此高位，万人瞩目。凡是督抚以自己总为正确而以他人见解为非，自满自足，使众人言辞一律。君子最突出的不同于一般人的地方，只是在于虚心。不单单我的话应当仔细反复推敲，凡是外面有逆耳之言，都应当平下心来研究一番。逆耳之言随时随地都有，如果有人说你必定会攻克金陵是顺承你的意思之言，而讲金陵恐怕不是你沅弟所能攻克的话就是逆耳之言。所以古人以为，高居上位而不骄傲是非常难以做到的。
曾国藩以“花未全开月未圆”自律自责，不敢过分追求完美。正是因为他这样自甘残缺，所以在死后得到了完满的结局。
第二节戒傲长傲为凶德致败之道
原文
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身。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乎争讼。静中默省愆尤，我之处处获戾，其源不外此二者。
温弟性格略与我相似，而发言尤为尖刻。凡傲之凌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矣。温弟之神气，稍有英发之姿，面色间有蛮狠之象，最易凌人。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有所恃，则达于面貌。以门地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炼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只宜抑然自下，一味言忠信，行笃敬，庶几可以遮护旧失，整顿新气，否则人皆厌薄之矣。
沅弟持躬涉世，差为妥叶。温弟则谈笑讥讽，要强充老手，犹不免有旧习，不可不猛省，不可不痛改！余在军多年，岂无一节可取？只因“傲”之一字，百无一成，故谆谆教诸弟以为戒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自古以来称因为凶德而导致失败的大概有两个方面：一是傲气，二是多话……历观许多有名的公卿都是因为这两点而最终家败身死的。我这个人平时办事的毛病就是太执拗，这是德上的傲。话说得不多，但笔下的毛病与多话一样。静下心来默想自己的过失，发现我之所以处处不顺利，根源还在于这两个方面。
温弟的性格与我较为相似，但说出话来尤其尖刻。以傲凌物，不一定非要用言语刺激别人，还有用神气显示傲的，有用面色显示傲的。温弟的神气，稍带一些英气勃发的姿态，脸色上又有蛮狠的样子，最容易凌人。大凡心中不要有什么依仗，一旦心里有所依仗，就会在面貌上反映。从门第来说，现在我的声望大减，尚且怕被子弟们负累；从才识而言，眼下军中锻炼出来的人才很多，你们也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所以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只应该自我贬抑，只称忠信，实行笃敬，这样才有可能遮掩以往的过失，整顿出新的气象，否则就会人人讨厌鄙弃了。
沅弟的处世方式还算可以；温弟则在谈笑中讥讽他人，想强充老手，仍然免不了有旧习，不可不猛醒，不可不加以痛改。我在军中多年，难道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吗？只因为傲这个字，有百害而无一利，所以要谆谆告诫诸弟，一定要以此为戒。
原文
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味，子弟力戒傲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从为首；戒惰，以不晏起为首。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蓝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自知谨慎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家现在虽然兴旺，但切不可忘了寒士家的风格，子弟们应该努力戒除傲和惰。戒傲，以不大声骂仆人为第一；戒惰，以不晚起为第一。对于我不要忘记当初在蒋市街卖菜蓝的情景，弟弟你则不要忘记当初竹山坳拖碑车的情景。过去吃苦的景况，怎么能知道以后不再品尝，这样一想，就会知道谨慎了。
“评析”
曾家的“戒傲”之风，可谓悠远。从曾国藩的祖父、父辈起，便时刻以“戒傲”为训。如曾国藩在家书中说：“吾于道光十九年十一月初二日进京散馆，十月二十八早侍祖父星冈公于阶前，请曰：‘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星冈公曰：‘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今吾谨述此语告诫两弟，总以除傲字为第一义。”
“傲”可以招致“军事之败”，也可使一个大的家族迅速地衰败，曾国藩的论述可谓深刻。至于星冈公的“满招损，谦受益”，早已成为当今之名言格语。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曾氏家族里对“傲”的警醒，不亚于对毒蛇的惊悚。
曾国藩“戒傲”，还劝免其弟“戒傲”，并多次附专门家书严以劝谏。如在给四弟澄候的信中说：“弟言家中子弟无不谦者，此却未然，余观弟近日心中即甚骄傲。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弟于营中之人，如极高、次看、作梅、树堂诸君子，弟皆有信来讥评其短，且有讥至两次三次者。营中与弟生疏之人，尚且讥评，则乡间之与弟熟识者，更鄙睨嘲斥可知矣。弟尚如此，则诸子侄之藐视一切、信口雌黄可知矣。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也；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傲耳。余正月初四信中言戒骄字，以不轻非笑人为第一义；戒惰字，以不晏起为第一义。望弟常常猛省，并戒子侄也。”此信可谓严厉。
又说：“家中雇长沙园丁已到否？菜蔬茂盛否？诸子侄无傲气否？傲为凶德，惰为丧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惰莫如早起，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望弟时时留心儆戒。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由此可见曾国藩不仅自己唯恐增长傲气，也时刻关心着他的四位兄弟及子侄们也能否“戒傲”。
的确，“骄兵必败，傲国必衰”。曾国藩作为长房长孙，给于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于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所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
在那个腐朽没落的年代，能做到这一点是非常不易的。反观曾国藩的对手敌人——太平军则截然相反。洪秀全定都天京后，上至天王，下至各统军将领，一面“傲”字旗漫卷天朝，方招致三京内乱。——诸王相互猜忌，为争权夺利而兵戒相见，许多的卓越将才死于自己昔日并肩战友的屠刀之下。太平军的夭折，究其根源便在一个“傲”字。除政治观念的局限外，这恐怕是中国农民革命的又一悲剧成因，上溯到明末的李自成、秦末的陈胜诸豪杰，皆丧身于一“傲”字。
曾国藩一生恭谦，其家其军也颇少傲气，这恐怕也是曾国藩作为一世圣贤的过人之处。我们今天读曾氏语录，亦有回肠喟叹之慨，默默叹服其良苦用心。
曾国藩不仅告诫自己的兄弟时刻注意着“戒傲”，而且还激励他们：“如闻我有傲惰之处，亦写信来规励”，此等胸襟，其可谓世所罕闻。曾国藩对于曾氏下一代的成长，也给予了过多的关心和呵护，特别是对下一代的“戒傲”，更在他的家书中屡屡可见。如：“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婵，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前函以傲字箴规两弟，两弟不深信，犹能自省自惕，若以傲字告诫子侄，则全然不解。盖自出世以来，只做过大，并未做过小，故一切茫然，不似两弟做过小，吃过苦也。”
由此可窥，曾国藩对于子侄辈的“戒傲”修行，其刻骨关怀之心，溢于言表；对于曾氏家族的富贵，曾国藩心似明镜；对于曾氏后代的娇生惯养，曾国藩亦心中了然。所以他在家书中一而再地予以提醒告诫，足见其畏“傲”如毒。中国有句俗话说“家兴，不过三世”，曾国藩深谙其中的道理，败家在于一“傲”字。他是铭记于此的，几次三番地劝子侄以“戒傲”，他也是为曾氏的后代子孙做一警示。
他的另一封家书中又说道：“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弟过盛，万目所嘱。临行时，教以三戒之首，未二条及力去傲惰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身之始，务知自重。酷热尤须保养身体。此嘱。”
这封信是曾国藩给他儿子纪鸿的，当时纪鸿要赴省城参加进身考试。从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作为一位严父的谆谆爱心。在此之前，曾国藩已去一信教导，这封补寄出去的信函，足以表达做父亲的对儿子的挂念和一颗热切的爱子之心，在这里，曾国藩告诫儿子：虽为“世家子弟”，但要牢记“及力去傲惰二弊”，连“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的细节也一再叮嘱。“不可送条子”，也正是这位堂堂的一等侯爵所担心的，曾国藩不愧为一代严父。但是后一句“酷热尤须保养身体”，却又怎不催人潸然泪下！可谓威恩并存，严中有慈。
曾国藩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吾因军事而推之，凡事皆然，愿与诸弟交勉之。此次徽贼窜浙，若浙中失守，则不能免于吴越之痛骂，然吾但从傲惰二字痛下工夫，不问人之骂与否也。”
关于治傲的办法，曾国藩认为首要的是要有自知之明，高度警惕自己。曾国藩告诫说：“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肓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傲而不知其傲，是最可怕的。在曾国藩教育儿子的言语中，常常提醒他们注意防微杜渐的功夫。例如：“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皆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由谦入骄易，由骄返谦难，这都是常情。故须时时检点，事事注意，方不致陷入“骄、奢”险地。
第三节戒气惩忿窒欲，平抑肝气
原文
当此乱世，黑白颠倒，办事万难，贤弟宜藏深山，不宜轻出门一步。澄弟去年三月在省河告归之时，毅然决绝，吾意戢影家园，足迹不履城市。此次一出，实不可解！以后务须隐遁，无论外间何事，概不可与闻；即家中偶遇横逆之来，亦当再三隐忍，勿与计较。吾近来在外，于“忍气”二字加倍用功。若仗皇上天威，此事稍有了息之期，吾必杜门养疾，不愿闻官事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处在这个乱世之中，一切都黑白颠倒，办起事来万分困难，贤弟你应该身藏深山，不要轻易出门。澄弟去年三月份在省河告别回家时，十分坚决，我的意思会从此隐身家园，不再涉足城市，这次一出来，我心里感到十分不解，以后必须隐居，不管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一概不要参与；即使是家中偶尔碰到了横祸，也应该再三忍耐，不去计较。我近年来在外面，对于忍气这两个字加倍用功。如果仰仗皇上的天威，让这件事稍作了结，我一定闭门养病，不愿再出来做官。
曾国藩的这封家书写于咸丰五年，当时他兵陷江西，处于仕途的低潮时期，所以事事讲求忍让，并要求自己的兄弟们戒气。至于以后不愿再做官之类的话，则实属气话。可见曾国藩要求自己的兄弟们戒气，实质上是自己肚子里的气很大。
原文
肝气发时，不惟不和平，并不恐惧，确有此境。不特盛年为然，即余渐衰老，亦常有勃不可遏之候。但强自禁制，降伏此心，释氏所谓降龙伏虎。龙即相火也，虎即肝气也。多少英雄豪杰打此两关不过，要在稍稍遏抑，不令过炽。降龙以养水，伏虎以养火。古圣所谓窒欲，即降龙也；所谓惩忿，即伏虎也。释儒之道不同，而其节制血气，未尝不同，总不使吾之嗜欲戕害吾之躯命而已。
至于“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有此二字贯注其中，否则柔靡不能成一事。孟子所谓至刚，孔子所谓贞固，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吾兄弟皆秉母德居多，其好处亦正在倔强。若能去忿欲以养体，存倔强以励志，则日进无疆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肝气发作时，不但心境不平和，而且也不感到恐惧，确实是这种感觉。不只是年轻时是这样，即使我渐渐老了，也经常有怒不可遏的时候。但是要努力控制自己，降服自己的心，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降龙伏虎。龙就是相火，虎就是肝气。多少英雄豪杰都过不了这两关，关键是要稍稍控制，不要让肝火过分炽烈。降住龙用来养水，伏虎用来养火。古代圣人所说的窒欲，就是降龙；所说的惩忿，就是伏虎。佛家、儒家的理论不一样，但节制血气，却没有什么不同，总是不要让自己的欲望残害自己的身体寿命。
至于“倔强”这两个字，却不能缺少。功业文章，都须要有这两个字贯穿于其中，不然软弱无力，一事无成。孟子所说的至刚，孔子所说的贞固，就是从这两个字上下功夫。咱们兄弟都是更多地继承了母亲的品德，它的好处也正是倔强。如果能除去愤怒和欲望而使身体强壮，保持倔强来激励志气，那么就可以不断进步了。
“评析”
曾国藩能够压住肝火，以柔为刚，挺挺向前，在关键之时，该出手就出手，对他的知己幕僚也不客气，显出内在刚挺之气。他对心腹幕僚李元度的态度便是如此。
李元度系湖南平江人，字次青，举人出身。少年时慷慨任侠，勤奋好学。
咸丰二年（1852），各地开始办团练，以对付日盛一日的太平军。曾国藩刚得到在籍办团练的旨令后，李元度认为时机来了，便托名罗江布衣，上书曾国藩，大谈兵略战守，曾国藩展读后大加赞赏，立即要见这位上书人，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李元度，并称赞其：“非君之才，何以能写这样的文章！”召见时更知李元度博通文史，脑中有物，非寻常辈可比，遂：“引与规划事。”可李元度犹豫不定，次年初曾国藩在衡州加紧训练湘军水师，准备出兵东征之时，又请李元度归自己幕府，李元度仍犹豫不决。咸丰三年九月李元度去拜晤曾国藩，后经曾国藩三番五次诚心相邀，李元度终于带所部兵勇火速赶到衡州，从此进入曾国藩幕府，成为曾国藩身边一位重要的谋士，两人之间患难相依的交情也开始建立起来。
曾国藩虽创立了湘军，但他自己并不适于直接领兵打仗，他的成功，完全得力于善于识拔将才并给予充分的信任。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时所打的几次败仗，差不多都是曾国藩自己担任前线指挥官时的“成绩”。如咸丰四年（1854）四月的靖港之败，同年十二月水师湖口之败，以及咸丰十年（1860）六月祁门之困等。
咸丰三年（1853）十一月，安徽、湖北两路告急，清廷屡次诏令曾国藩出兵援助，但他当时正因“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大练其水师，故拒不应命，直至拖到十二月曾国藩这才奏陈鄂、湘、皖、赣省合防之道，兼筹以堵为剿之策。为此，咸丰皇帝大为恼火，发下一纸未批，将他狠狠地骂了一顿：“……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今观汝奏，直以数省军务一身克当，试问汝之才力能乎否乎？平时漫自矜诩，以为无出己之右者，及至临事果能尽符其言甚好，若稍涉张皇，岂不贻笑天下……言既出口，必须尽如所言，办与朕看！”这是曾国藩一生一世，禀于“天威可”，遇事“恭慎廉抑”，戒慎戒惧，唯恐“身败名裂”的由来。
曾国藩于咸丰四年（1854）正月接到这道圣旨后，便出兵，却不想几日后便在靖港遭到惨败。曾国藩神情沮丧地回到座船上，越想越难过，越想越灰心，便决定跳水自杀，一死了之。李元度见曾国藩支开随从，神情有异，便让幕僚章寿麟乘小船尾随其后，以备不测，果然，曾国藩行到靖港对岸的铜官渚时，便一头扎入水中，章寿麟见状，跃身入水将其救起。对曾国藩印象太坏的咸丰皇帝革去了曾国藩的礼部侍郎衔，“责成其戴罪剿贼”。
曾国藩失去了专折上奏之权，使他在军中的地位非常尴尬。李元度因此很为曾国藩担忧。于是李元度将一份《革职待罪臣曾国藩乞请专奏以速戎机事》的奏疏呈给了心绪纷乱的曾国藩，但曾见后大为不悦，因为革职专奏请本属“犯法”之事，加之咸丰此时对他的猜忌很多，上奏的结果肯定会凶多吉少。他以为成功的可能要小于加罪的结果。但李元度一再坚持，并以受死赴难相请，曾国藩只好由天命。李元度以“军情变化万端，随时奏报圣上”为主旨写完上奏，密封上达。几日后，朝廷即下特许曾国藩单衔专奏。这不仅是皇帝打破常规之举，也是曾国藩获得的“异数”之一。
李元度为曾国藩争取专奏权后，曾国藩对他更加信任不移。
两人卧同室、游同舟、饭同食，形影不离。而似奏折信缄之类，也大多出自李元度一人之手。此后，曾国藩九江之败，南昌之困，“元度无不相从艰危中，多以勖助。”而曾国藩的多次寻死觅活，也“皆以元度防救得复。”
岳州、靖港、湖口三次大败后，跟随曾国藩的幕僚已不多，一是因为曾国藩连遭失败，一些人对他失去了信心，另谋他途。二是因为曾国藩不被清廷重视，跟着他前程堪忧。三是南昌更加危急，弄不好会同曾国藩同归于尽。望着冷清的场面，曾国藩心中空落落的，很不是滋味。他让众人指陈三次失败的原因，但大家都不敢乱讲话。
李元度为人仗义，见曾国藩几次寻死觅活，总不得胜，心里着急，便语惊四座大胆地说：“恩公东下之师，气势锐甚。然自三月至今，凡经三次大挫折，初挫于岳州，继挫于靖港，今又挫于九江湖口。幸而屡蹶复振，未坏大局。然依在下之见，非失于恩公不知兵，而失于知兵。”李元度的话，如芒刺背，一针见血，众将不敢作声。曾国藩倒还沉得住气，说：“次青请细道之，吾愿闻其详。”李元度也不再犹豫说：“岳州之败，师未集而因大风阻于洞庭湖，敌察我困，大股围入，其败可谓天意，于理于势都是如此的结局。靖港之败就不然。一惑于困丁之清，临阵变成谋，夕令朝改，是策略之失。九江湖口之败，问题就更大了。三板大船入湖，敌断我归路，变出不测，以大船攻敌小船，无异于猛虎拔牙，虚威无用。并且师出不为退路着想，乃行军大忌，犯此，则不能不败。”李元度的话虽然当众揭了曾国藩的疮疤，但无疑是一剂良药，众将不由频频点头，已忘记了曾国藩此刻什么样了。其实曾国藩也颇觉叹服。于是他接着说：“次青言句句在理。吾望将士共戒之。”
咸丰七年（1757）曾国藩被削兵权后，在籍守制。闲居怀故，便写信给李元度说：“……常念足下与雪琴（彭玉麟），鄙人皆有三不忘焉。下当靖港败后，宛转护持，入则欢愉相对，出则雪涕呜愤，一不忘也。九江败后，特立一军，初志专在护卫水师，保全根本，二不忘也。樟树镇败后，鄙人部下别无陆军，赖台端支持东路，隐然巨镇，力撑绝续之交，以待楚援之至，三不忘也。生也有涯知也无涯，此三不忘者，鄙人盖有无涯之感，不随有生以俱尽。”又在《复李次青太夫人书》中指天誓日，不忘李元度长期相随，历尽艰险，维护曾国藩与湘军的恩德与苦心。信的结尾说：“闻次青有两儿，不知有女几人，或平辈、或晚辈，有相当者可缔姻而申永好，以明不敢负义之心。”
咸丰八年（1858）一月，李元度因功升任道员，同年二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奏请李无度带兵入浙，这是湘系势力渗透入浙的开始。咸丰十年（1860）四月，清政府命令李元度赴浙交巡抚王有龄差遣委用，王有龄企图分化湘军，便欲拉拢李元度，但李元度犹浑然不知。五月李元度调为皖南道员，八月被太平军战败逃至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十分气愤，上疏弹劾李元度，李元度因此被革职，王有龄又乘机拉拢。
咸丰十一年一月，王有龄上奏请调李元度援浙，“诏如所请。”李元度遂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曾国藩对李元度打出“安越军”的旗帜非常忌恨，便于二月二十二日再次参劾李元度，加给他的罪名是：第一，私求王有龄调赴浙江。并且不向自己请示而擅自回湘募勇，取名“安越军”。第二，“安越军”在江西、湖北所得胜仗，多系“冒禀邀功”。第三，李元度于咸丰十一年十月到衢州，“节节逗留，任王有龄羽檄飞催，书函哀恳，不一赴杭援救。是既前负自己，后又负王有龄，法有难宽，情亦难恕，请予革职。”清政府按照曾国藩的意见将李元度革职遣戍。
就是这么个李元度，对曾国藩有两次救命之恩，又是患难之交，对曾国藩所做的贡献可为大矣，以致他自己也说“三不忘”。然而曾国藩“肝气”一发，便多次弹劾，革职遣戍，甚至虚捏罪名，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已。曾国藩参劾李元度，使左宗棠等人很寒心，并对其存有戒心，这反而增加了湘军内部的离心力。后来在中法战争时期，李元度转化为抵抗派，随彭玉麟至广东赞襄抗法事宜，多所建树，并向清政府建议台湾设省，移福建巡抚于台湾。
后来，曾国藩也对李元度时常感到内疚，觉得平生不负人，只对李元度有愧疚感。他对曾国荃等说：“次青之事，弟所进箴规极是极是。吾过矣！吾过矣……余生平于朋友，负人甚少，惟负次青实甚，两弟为我设法，有可挽回之处，余不惮改过也”，“惟与我昔共患难之人，无论生死，皆有令名，次青之名由我而败，不能挽回，兹其所以耿耿耳。”言语之间，尽情流露出曾国藩对李元度这位至交的愧对、钦仰之情。
曾国藩“肝气”一发而参劾了李元度，可是也给自己留下了无限的遗憾。
第四节戒凉薄凡人凉薄之德，约有三端
原文
凡人凉薄之德，约有三端，最易触犯。闻有恶德败行，听之娓娓不倦；妒功忌名，幸灾乐祸，此凉德之一端也。人受命于天，如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而或不能受命，居卑思尊，日夜自谋置其身于高明之地，譬诸金跃冶而以铘镆干将自命，此凉德之二端也。胸苞清虽，口不臧否者，圣哲之用心也；强分黑白，过事激扬者，文士轻薄之习，优令风切之态也，而吾辈不察而效之，动辄区别善恶，品第高下，使优者未必加劝，而劣者几无以自处，此凉德之三端也。——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般人的凉薄之德，大概有三个方面，最容易触犯。听到恶德败行之事，听起来孜孜不倦；妒忌别人的功名，喜欢幸灾乐祸，这是凉德中的一种。人受命于天，与臣受命于君，子受命于父是一样的，有的人不愿意听从命令，居于卑贱之地，却想着尊贵之位，日夜想着让自己处于较高的地位，就像普通的金属想一下子以宝剑铘镆干将自命一样，这是第二种凉德。心胸清静，不随意褒贬别人，这是圣哲的心态；强去分辨黑白，哗众取宠，这是文人轻薄的习气，也是伶人风骚的姿态，我们这些人不加考察，轻率仿效，动不动就分别善恶高下，使优秀的人无法加勉，而卑劣的人无法措置，这是第三种凉德。
“评析”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有一位同学性情褊躁，因曾国藩的书桌放在窗前，那人就说：“我读书的光线都是从窗中射来的，不是让你遮着了吗？赶快挪开！”曾国藩果然照他的话移开了。曾国藩晚上掌灯用功读书，那人又说：“平常不念书，夜深还要聒躁人吗？”曾国藩又只好低声默诵。但不久曾国藩中试举人，传报到时，那人更大怒说：“这屋子的风水本来是我的，反叫你夺去了！”在旁的同学听着不服气，就问他：“书案的位置，不是你叫人家安放的吗？怎么能怪曾某呢？”那人说：“正因如此，才夺了我的风水。”同学们都觉得那人无理取闹，替曾国藩抱不平，但曾国藩却和颜悦色，毫不在意，劝息同学，安慰同室，无事一般，可见青年时代曾国藩的涵养和气度之一斑了。
曾国藩求才心切，因此也有被骗的时候。有一个冒充校官的人，拜访曾国藩，高谈阔论，议论风生，有不可一世之概，曾国藩礼贤下士，对投幕的各种人都倾心相接，但心中不喜欢说大话的人。见这个人言词伶俐，心中好奇，中间论及用人须杜绝欺骗事，正色大言说：“受欺不受欺，全在于自己是何种人。我纵横当世，略有所见，像中堂大人至诚盛德，别人不忍欺骗；像左公（宗棠）严气正性，别人不敢欺。而别人不欺而尚怀疑别人欺骗他，或已经被骗而不知的人，也大有人在。”曾国藩察人一向重条理，见此人讲了四种“欺法”，颇有道理，不禁大喜，对他说：“你可到军营中，观我所用之人。”此人应诺而出。第二天，拜见营中文武各官后，煞有介事地对曾国藩说：“军中豪杰俊雄之士，但我从中发现有两位君子式的人才。”曾国藩急忙问是“何人？”此人举涂宗瀛及郭远堂以对。曾国藩又大喜称善，待为上宾。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位置，暂时让他督造船炮。
多日后，兵卒向曾国藩报告此人挟千金逃走，请发兵追捕。曾国藩默然良久，说：“停下，不要追。”兵卒退下后，曾国藩双手捋须，说“人不忍欺，人不忍欺。”身边的人听到这句话，想笑又不敢笑。过了几天，曾国藩旧话重提，幕僚问为什么不发兵追捕。曾国藩的回答高人一筹：“现今发、捻交炽，此人只以骗钱计，若逼之过急，恐入敌营，为害实大。区区之金，与本人受欺之名皆不足道。”此事在令人“喷饭”之余，亦足见曾国藩的远见与胸襟。
清代有个叫钱大昕的人说得好：“诽谤自己而不真实的付之一笑，不用辩解。诽谤确有原因的，不靠自己的修养进步是不能制止的。”器量阔宏，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做人和交友能够胸襟坦荡，虚怀若谷，就可以使人与人之间以诚相待，互相信赖，博取人们对你的支持和真诚相助，事业就有成功的希望。关于曾国藩的雅量大度还有这样一件事：新宁的刘长佑由于拔取贡生，入都参加朝考。当时的曾国藩身份已很显贵，有阅卷大臣的名望，索取刘的楷书，想事先认识他的字体，刘坚持不给。以后刘长佑做了直隶总督，当时捻军的势力正在兴旺，曾国藩负责分击，刘负责合围，以草写的文稿，将要呈上，有人说：“如果曾公不满意我们怎么办？”刘说：“只要考虑事情该怎么办，他有什么可以值得怕的呢！”曾国藩看到了这个文稿，觉得这样是非常正确的。刘长佑知道后，对幕客说：“涤翁（曾国藩）对于这个事能没有一点芥蒂，全是由于他做过圣贤的工夫才能达到的。”
曾国藩虚怀若谷，雅量大度，深深影响了他的同僚。
李鸿章就深受曾国藩的影响，为人处世也处处大度为怀。当发现有人指出他犯有这方面的错误时，他便能立即改过不吝。
由于李鸿章身居重要位置很长时间，他的僚属都仰其鼻息，而政务又劳累过度，自然不免产生傲慢无理的地方。然而有指出其过错者，也能够深深的自责。一次某个下官进见他，行半跪的礼节，李鸿章抬着头，眼睛向上拈着胡髭，像没看见一样。等到进见的官员坐下，问有何事来见，回答说：“听说中堂政务繁忙，身体不适，特来看望你的病情。”李鸿章说：“没有的事，可能是外间的传闻吧。”官员说道：“不，以卑职所看到的，中堂可能是得了眼睛的疾病。”李笑着说：“这就更荒谬了。”官员说：“卑职刚才向中堂请安，中堂都没有看到，恐怕您的眼病已经很严重了，只是您自己反而没有觉察到吧。”于是李鸿章向他举手谢过。
相交以诚，大度宽容，不仅使曾国藩自身增加了人格的魅力，博取人们对他的支持和真诚相助，给周围的人产生了好的影响，更重要的是也使曾国藩少树了许多仇敌。
第五节戒忮求欲求造福，先去忮求
原文
余生平略述先儒之书，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而要以不忮不求为重。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忮不常见，每发露于名业相侔势位相埒之人；求不常见，每发露于货财相接，仕进相妨之际。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平时约略述说先儒们的书，发现圣贤教人修身的理论，千言万语，总括起来，最关键的一条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德进业，妒忌的人，又害怕别人修德进业。求，就是贪图名利，安于现状，就是没有得到的东西想方设法去得到，得到了的东西又害怕失去的这一类人。忮，并不觉见，一般是在名望、事业相当，地位相等的人身上表露；求，也不常见，往往发生在财物交往、仕途进取相互有所妨碍的时候。
原文
欲求造福，先去忮心，所谓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将欲立品，先去求心，所谓人能充无穿窬之心，而义不胜用也。忮不去，满怀皆是荆棘；求不去，满腔日即卑污。余于此二者，常加克治，恨尚未能扫除净尽。尔等欲心地干净，宜于此二者，痛下工夫，并愿子孙世世戒之。附作忮求诗二首录左：
不忮
善莫大于恕，德莫凶于妒。
妒者妾妇行，琐琐奚比数。
己掘忌人能，己塞忌人遇。
己若无事功，忌人得成务。
己若无党援，忌人得多助。
势位苟相敌，畏逼又相恶。
己无好闻望，忌人文名著；
己无贤子孙，忌人后嗣裕。
争名日夜奔，争利东西骛。
但期一身荣，不惜他人污。
闻灾或欣幸，闻祸或悦豫，
问渠何其然？不自知其故。
尔室神来格，高明鬼所顾，
天道常好还，嫉人还自误。
幽明丛诟忌，乖气相倚伏，
重者栽汝躬，轻亦减汝祚。
我今告后生，悚然大觉悟，
终身让人道，曾不失寸步，
终身祝人善，曾不损尺布，
消除嫉妒心，普天零甘露，
家家获吉祥，我亦无恐怖。
不求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
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
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坏。
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
岁燠有时寒，日明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
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
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
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
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
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如耐，
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
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要想得到福祉，首先要去掉忮心，人如果能让没有贪欲、没有害人之心的心充满，仁就会取之不尽。想要立下好的人品，则应力去求心，人如果没有贪心，则不会患得患失，而义也将用之不竭。“忮”心不去，满心里都是荆棘；“求”心不去，心灵就会日渐卑污。我对这两种心，时常加以克制，痛恨的只是自己还未能把它们扫除干净。你们如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方面痛下功夫，并希望子孙后代都要以此为戒。现将我作的两首忮求诗录在下面：
“评析”
忮求是一切祸患的根源，却又是深植人性之中的，所以要戒除忮求的恶习十分不易。《颜氏家训》中提出通过提高道德修养来去掉这种忮求心态：
君子应当遵守各种道德规范，逐步提高自己的声誉，以等待机遇的到来，即使一时得不到爵位俸禄，也应当听从上天的安排。如果一味奔走追求，不顾羞耻，与别人比才能，比功劳，声色俱厉，怨天尤人；或者抓住宰相的一些过失，要挟他报答自己；或者大声吵闹不休，以求得被委派做官；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官位，还说是靠自己的才能和本事取得的，这和那种偷食物填饱肚子、偷衣服求得温暖有什么两样呢？世上有些人看到有人靠投机钻营取得官位，便感叹说：“不去争取，怎么能得到呢？”却不知道一旦时机到来，即使不求也能得到，看到有人安于清静未能得到重用，便又感叹说：“不去努力，怎么能成功呢？”却不知道机遇没有降临，即使去追求也无济于事。再说，不去争取却能得到，刻意追求却得不到的现象，还少吗？
齐朝末年，很多人都用金钱结交外戚之家，通过受宠的嫔妃求得官位。一旦被任命为郡守或邑宰，光彩照人的官印和绶带得到手，那么车骑仪仗顿时辉煌显赫，左右族人也感到十分荣耀，一时成为显贵之人。然而有时难免遭到执政者的猜忌，随后便受到暗中审查，结果当初因财货而得官，如今必然因财货而遭灾。即使有一点不清廉之处，也会受到严肃处理。官场就像一个很深的陷阱，只要陷进去，便会落个伤痕累累难以愈合，纵然得免一死，也必然倾家荡产，到那时，即使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我从南朝到北朝，言语中从来不和他人比试高低，即使自己一时不能得志，也不归罪他人。
要想成就大事非立德不可，欲立德须先正心，欲正心须存诚自养。曾国藩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这“推诚”二字，正是他用来鼓舞人心和转变风气的药石。他凭对清廷的忠，对部下的诚，对兄弟的友，对同僚的爱，曾国藩以一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勇，克服重重困难，特别是转战到江西之时，处境更加困窘，事态发展更加严峻，步履维艰，每行动一步，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一分钱，一粒粮，不苦心经营，就不能获得；一将弁，一兵勇，不苦心训诫，就不能参战。曾国藩正是在这种困厄不堪之中，树立起坚忍不拔的意志，终于训练出一支劲旅，扑灭了太平天国的燎原大火，挽清廷于既倒，使其延续60年的命运，而且曾国藩便成了不折不扣的中兴名臣。在这里，推诚之效也是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