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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孝友——独孝友则立获吉庆
原文
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吾早岁久宦京师，于存养之道多疏，后来展转兵间，多获诸弟之助，而吾毫无裨益于诸弟。余兄弟姊妹各家，均有田宅之安，大抵皆九弟扶助之力。我身残之后，尔等事两叔如父，事叔母如母，视堂兄弟如手足。凡事皆从省啬，独待诸叔之家，则处处从厚。待堂兄弟以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期于彼此有成，为第一要义。其次则亲之欲其贵，爱之欲其富。常常以吉祥善事代诸昆季默为祷祝，自当神人共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孝和友爱是家庭的祥瑞，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它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我早年长期在京城任官，常常荒废修养之道，后来从事军务，得到各位弟弟的帮助很多，而自己对各位弟弟却无丝毫帮助。我的兄弟姊妹的家庭，所以都能有田有宅，大概都是九弟的功劳。我身体残疾之后，你们服事两位叔叔像服事父亲一样，服事叔母像服事母亲一样，把堂兄弟看成是自己的手足之亲，凡事都很节俭，只有对待各位叔叔的家庭，则处处都很大方。对待堂兄弟应该以德业相劝戒，纠正他们的过失，希望他们有所成就，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就是要亲近爱惜他们，希望他们富贵。常常替他们祈祷吉祥之事，这样人神都会钦服。
原文
凡子之孝父母，必作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族赖之，远近服之，然后父母愈爱之，此孝之大者也。若作人毫不讲究，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所鄙弃，则贻父母以羞辱，纵使常奉甘旨，常亲定省，亦不得谓之孝矣。敬神者之烧香酬愿，亦犹事亲者之甘旨定省，实无大益。若作人不苟，办事不错，百姓赖之，远近服之，则神必鉴之佑之！胜于烧香酬愿多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子女孝顺父母，一定是做人有规矩，办事有条理，亲戚们都依赖他，远近之人都佩服他，父母也因此更爱他，这就是大孝。如果做人没有档次，办事毫无道理，为亲族所唾骂，远近之人都鄙弃他，从而给父母带来了羞辱，这样的人即使常常用美食供奉父母，并常常探视父母，也称不上是孝。敬神的人在那儿烧香酬愿，也与子女常常以美食供奉父母一样，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如果做人一丝不苟，办事有规矩，百姓信赖他，远近的人佩服他，那么神一定会保佑他。这样做比烧香酬愿强多了。
原文
吾所望于诸弟者，不在科名之有无，第一则孝悌为瑞，其次则文章不朽。诸弟若果能自立，当务其大者远者，毋徒汲汲于进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对各位弟弟所期望的，不是你们能否考上科举，而是第一希望你们孝悌，第二希望你们写的文章能够传颂于后世。各位弟弟如果真的能够自立，应当追求大而远的目标，而不应该一味盯着学业进步。
原文
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起见。若不能看透此层道理，则虽巍科显宦，终算不得祖父之贤肖，我家之功臣。若能看透此道理，则我钦佩之至。澄弟每以我升官得差，便谓我肖子贤孙，殊不知此非贤肖也。如以为贤肖，则李林甫、卢怀慎辈，何尝不位极人臣，舄奕一时，讵得谓之贤肖哉？予自问学浅识薄，谬膺高位，然所刻刻留心者，此时虽在宦海之中，却时作上岸之计。要令罢官家居之日，己身可以淡泊，妻子可服劳，可对祖父兄弟，可以对宗族乡党，如是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世上凡是官宦家庭，往往最多一代人便享用殆尽，其子孙开始时骄奢淫佚，继而放荡不羁，最终走向堕落，能延续一两代都是很少见的。巨商富贾的家庭，能保持勤俭的能延续三四代；农耕读书的家族，谨慎朴实的能延续五六代；孝悌友爱的家族，则能延续十代八代。我现在依赖祖宗积德，少年时就得志，唯恐我一人就把福气享用殆尽，因此教育各位弟弟和子女，希望成为耕田读书、孝悌友爱的家族，而不愿成为仕宦家族。如果不能识透这层道理，即使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取得显赫的官位，终究算不上先辈的贤德孝顺的后代，算不上是我家的功臣。如果能识透这层道理，我将异常钦佩。澄弟常常因为我升官，便说我是孝子贤孙，却不知道这并非贤德孝顺。如果以升官为贤德孝顺，那么李林甫、卢怀慎之流，何尝不位列臣子之首，显赫一时，难道可以说他们是孝子贤孙吗？我深知自己学浅才疏，偶得高位，但时刻关注的问题却是现在我虽在仕途宦海之中，时刻作着弃官上岸的打算。希望到了弃官回家的时候，自己可以淡泊名利，妻子儿女可以在家劳动，可以对得起祖父兄弟，对得起家族乡党，仅此而已。
“评析”
尽孝心，守孝道，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诗》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孝，是晚辈对长辈人的尊重，孝还体现在晚辈对长辈的挂怀，想其所想，急其所急。父母有疾，琴瑟不御（弹奏），父母亡故，念念不忘，即“奉先思孝”。当年曾国藩在京城，频频给父母写信，告知自己的学业，任职与身体情况，这叫“出必告”。咸丰二年，曾国藩奉命为江西正考官，行至安徽太湖，“闻母丧，急急回乡”，时有“古今第一孝子”的美誉。
孝为百行之首，所以曾国藩的家训中，绝对不会少了这一条，他称孝为“家庭之祥瑞”，这确实是不错的，在一个子女不孝的家庭中，是不可能和睦祥瑞的。在《颜氏家训》中，关于孝也有不少具体的描述：
双亲去世之后，他们生前斋戒时居住的地方，儿子和儿媳不忍进去。北朝顿丘人李构，母亲刘氏死后，她生前所住的房屋，一直被锁着，李构不忍开门进去。刘氏是南朝宋时广州刺史纂的孙女，所以李构深受江南风俗的影响。他的父亲李奖，曾任扬州刺史，镇守寿春时，被人杀害。有一次李构与王松年、祖孝征等人一同聚会。孝征擅长绘画，便拿起纸笔，画了一幅人物画。不大一会儿，又割下一段鹿尾，开玩笑似地把画中人截开让李构看，并没有其他意思。但李构触景生情悲从中来，立即起身骑马而去。在座的人都大为吃惊，不知道个中原因。祖孝征很快便明白过来，后悔不迭，当时很少有人能意识到这一点。吴郡人陆襄，父亲陆闲被杀害，自己便终身布衣粗饭，即使刀切的姜菜，也不忍心食用，家人做饭时只好用手把菜掐断。江宁人姚子笃，母亲被大火烧死，便终身不吃烤肉。豫章人熊康，父亲因醉酒而被奴仆所杀，便从此不再尝酒。不过，遵守礼法也要顺乎人情，报答恩情也要合乎道义，假如父母因噎而死，便断不可因此而绝食。
《礼记》中记载：父亲所读之书，母亲所用的杯子等物，因其留有父母手迹和口泽之气，便不忍心再用。书籍，父亲生前为政，常常讲习，校刊缮写；杯子，母亲生前常常使用，上面留有他们的痕迹可供后人怀念。但如果是极普通的书籍，日常用的器物，怎么能都废弃不用呢？既然是不读不用，就要避免散失亡佚，应收藏保存好，从而留给后人。
思鲁等人的第四个舅妈，是吴郡人张建的女儿，她有一个五妹，三岁时便失去了母亲。当时灵座上的屏风和她母亲生前使用的东西，因屋漏被淋湿，于是便拿出去晒干，五妹看到后，便趴在灵座上大哭不止。家人奇怪她为什么一直不起来，上前抱起，发现草席已被泪水浇湿，五妹精神受到刺激，不能饮食。找来医生诊治，医生号脉后说：“她的肠子已经断了。”不久出现吐血，几天后就死了。大家都很同情她，外人也悲叹不已。
《礼记》中说：“父母忌日不能饮酒作乐。”正是因为感怀父母养育之恩，自叹悲苦无依，所以才不接待普通宾客，不处理一般事务。不过若能做到自悲自哀，又何必非要把自己隐藏起来呢？世人有的端坐深宅密室之中，说笑如常，祭品甘美，斋食丰厚；遇到急事，即使至亲和好朋友，也不相见；难道他就不懂得礼法的意义吗？
魏国时期王修的母亲在社日去世。第二年社日，王修思念母亲悲哀至极，邻里听到后，便取消了社日的活动。如今双亲去世，遇到伏日腊日春分秋分冬至夏至，以及忌月的最后三日等忌日之外的日子，更应该感怀追慕，和其他时辰不同，不要参加饮宴、欣赏音乐以及外出旅游。
袁采甚至专门作了一篇题为“人不可不孝”的家训，他指出父母对子女爱怜至深，抚育无所不至，爱念不可言尽；子女应报其爱念抚育之恩，应“终身承欢尽养，报尽孝道”。否则忘其养育之恩，不尽孝道，同飞走微物何异？至今不少作儿女的，忘却养育之恩，不尽孝道，不想赡养年老体衰的父母，不该对此家训深思吗？“人当婴孺之时，爱恋父母至切。父母于其子婴孺之时，爱念尤厚，抚育无所不至。盖由于气血初分，相去未远，而婴孺之声音笑貌，自能取爱于人，亦造物者设为自然之理，使之生生不穷，虽飞走微物亦然。方其子初脱胎卵之际，乳饮哺啄，必极其爱，有伤其子则护之，不顾其身。然人于既长之后，分稍严而情稍疏，父母方求尽其慈，子方求尽其孝；飞走之属稍长，则母子不相识认，此人之所以异于飞走也。然父母于其子幼之时，爱念抚育，有不可以言尽者，子虽终身承欢尽养，极尽孝道，终不能报其少小爱念抚育之恩，况孝道有不尽者。凡人之不能尽孝道者，请观人之抚育婴孺，其情爱如何，终当自悟。亦犹天地生育之道，所以及人者，至广至大，而人之回报天地何在？有对虚空焚香跪拜，或召羽流斋醮上帝，则以为能报天地，果足以报其万分之一乎，况又有怨咨乎天地者，皆不能反思之罪也。”
在中国历史上，流传着许多关于孝的可歌可泣的故事。
春秋时，陈留有位少年叫孙元觉，从小孝顺父母，聪睿机智，尊敬长辈。可是他父亲却极不孝顺，恨不得孙元觉的爷爷早点过世。
一天，父亲忽然把病弱的祖父装在筐里，要把他扔进深山。元觉跪着请求，父亲不理，推车进山。他将老人扔在地上，转身要走，元觉却拾起筐说：“我要带回家，到你老了，也要用它送你到这里。”
父亲大惊：“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元觉说：“父亲怎样教育儿子，儿子就怎样做。”父亲悔悟了，忙把老人接回家，从此十分孝敬他。
汉文帝时，齐国太仓令（管理粮食仓库的职官）淳于意清政廉明，为人称道。他生有五女，常以无儿为憾。文帝十三年，淳于意因有失职守被处重刑。淳于意在被押解长安前抱怨：只生女儿不生儿子，在遇到大事时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他的小女儿淳于缇萦，对其父遭遇不满。于是随父来到长安，给文帝上了一书：“我的父亲淳于意作为齐地太仓令，齐地人民都说他办事公允、廉洁。现在因为犯事而被处重刑，我以为人死不能复生，重刑之下即使饶幸活下来也不能再过平常生活，虽然想要改过自新但也没路可走。所以我愿意为父赎罪，身入官府，作为奴婢，使得父亲能有悔过自新的机会。”书达文帝之后，文帝为其精神所感动，下诏免去淳于意的刑罚，并下令免去全国肉体之刑。
晋代的李密幼年丧父，母亲何氏改嫁，是祖母刘氏将他抚养成人的。李密对祖母十分孝敬，祖母有病时，他都昼夜守护，亲尝汤药，并利用照顾祖母的空闲时间，刻苦读书。
李密曾在蜀汉做过小官，蜀亡后，因其才能出众被晋武帝任命为太子洗马。他上书晋武帝说：“我自幼是孤儿，是祖母刘氏将我抚养成人的。现在她年老多病，经常卧床不起，离不开我的照顾。可您却叫我做官，我实在是左右为难。好在本朝提倡以孝治天下，对老人十分优待，现在我的祖母已经96岁了，可以说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如果我去做官就无人为她送终。我今年才44岁，报效国家的时间还长，但孝敬祖母的时间却不多了。‘乌鸟私情，愿乞终养。’”晋武帝看了他的上书后，很受感动，答应了他的要求。这样，李密一直等到为祖母送终以后，才外出作官。
作为朝廷官员，常常会碰到忠孝不能两全的尴尬局面，针对这一情况，该如何处置呢？曾国藩是主张孝大于忠的，如他坚决反对墨绖从戎，即守孝期间不参与军事生活。如咸丰元年，当他在京城听说江忠源墨绖从戎时，他曾振振有词，力加阻止。江忠源字常孺，号岷樵，湖南新宁人，道光十七年举人。道光二十七年曾在家乡办团练，镇压瑶民起义。接着，历任浙江省秀水、丽水知县。大学士赛尚阿至广西围歼太平军之前，在左景桥上书言事，其中有一条提及江忠源善带兵，疏调他至军前效力。曾国藩闻此事，“欲行阻止，而赛公已牙成行矣”。此时江忠源正在家守制，得谕旨，即与其弟江忠浚募乡勇五百人，奔赴在广西的副都统乌兰泰帐下。曾国藩立即写信给正在粤中为大军筹粮饷的友人严正基说：“岷樵读礼山中，谊为乡里御寇，然墨绖从戎，则非所宜。弟比有书，告其不必远出。君子爱人以德，似应如此。阁下以为然焉否也？”他以“爱人以德”的姿态，动员友人来劝阻江忠源。他还直接给江忠源写信说：“粤西盗贼方炽，足下所居，逼迫烽火，团练防守，未可以已。或有企慕谋勇，招之从军，则苫块之余，不宜轻往。期关大节，计之宜豫。”不久，再次写信给江忠源说：“吾子在忧戚之中，宜托疾以辞，庶上不违君命，下不废丧礼。”又说：“顷闻吾弟被命即行，虽军旅墨衰，自古所有。然国朝惟以施之武弁，而语文员则皆听其尽制，无夺情之召。”他还为江忠源出谋画策说：“所可幸者，闻尚在乌公幕府，未尝署一官，领一职，犹为无害于义。将来功成之后，凡有保奏议叙，一概辞去，且预将此意禀明乌公转达赛公，再三恳告；如不保叙，则仍效力行间，终始其事；如不允从，则托疾归去。”“若略得奖叙，则似为利而出，大节一亏，终身不得为完人矣。”在曾国藩看来，最好不要墨绖从戎，去了也只效力不当官，只有这样，才叫忠孝两全，即“从戎以全忠，辞荣以全孝”。他再次警告说：“君子大节，当为世所取法，未可苟焉也。”
到咸丰二年十月，曾国藩在家守制，犹写信给友人刘蓉说：“岷樵去年墨绖从戎，国藩曾以书责之，谓其大节已亏。”
但是，曾国藩自己不久即碰上尴尬局面，一是母死，朝廷又命他出来办团练；二是在办团练期间父死。面对这种忠孝无法两全的局面，他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了一个特殊的姿态：出来为朝廷做事，但不受官职。但是曾国藩的本意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咸丰四年八月十九日，湘军会师之后，曾国藩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恭谢天恩折，说自己丁忧在籍，墨绖从戎，“常负疚于神明”，不敢仰邀议叙，仍荷温纶宠锡，惭悚交增。“嗣后湖南一军或者克复城池，再立功绩，无论何项褒荣，何项议叙，微臣概不接受。”
在曾国藩上谢恩折后仅四天，即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湘军登上了武昌城头，太平军守城将领黄再兴、石凤魁于先天夜里已带领精壮仓惶逃往武昌下游的田家镇去了。此时，杨霈的军队尚在汉阳以北，但他抢先向朝廷报捷。咸丰帝看了他的奏报，批道：“曾国藩等攻剿武汉情形尚未奏到。塔齐布陆路官兵，此时谅已与曾国藩水陆合为一军，着俟杨霈抵省后，商榷挑选精兵，水陆进剿。朕日盼捷音之至也。”咸丰帝当时情况不明，指令也模糊不清。待湘军攻占武昌十二天后，即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咸丰帝才看到曾国藩的《官军水陆大捷，武昌、汉阳两城同日克复折》，他兴奋之极，批道：“览奏欣慰。”并立即嘉奖攻克武昌、汉阳有功人员，其中“曾国藩着赏给二品顶戴，署理湖北巡抚，并加恩赏戴花翎。”在这以前，朝廷任命团练大员为巡抚，已有先例，这就是诏授楚勇头目江忠源为安徽巡抚。九月十二日（11月2日）咸丰帝又批道：“览奏感慰实深。获此大胜，殊非意料所及。朕将兢业自持，叩天速赦民劫也。”
但是，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同一天的廷寄中，咸丰帝却埋下了一个伏笔：“曾国藩虽系署任巡抚，而剿贼之事重于地方。”聪明绝顶的曾国藩接到署湖北巡抚的任命后，立即于九月十三日（10月3日）上折，缕述了一通署湖北巡抚“于公事毫无所益”、“于私心万难自安”的道理，说自己将率后帮水师即日启行，转瞬出鄂入皖，“鄂垣善后事宜，既不能一为兼顾”，因此恳请另“简派贤员接任湖北巡抚，以重疆寄”。他在同一天给诸弟的信中说：“兄意母丧未除，断不敢受官职。若一经受职，则二年来之苦心孤诣，似全为博取高官美职，何以对吾母地下？何以对宗族乡党？方寸之地，何以自安？”又说：“兄以在籍之官，募勇造船，成此一番事业。其名震一时，自不待言。人之好名，谁不如我？我有美名，则人必有受不美之名与虽美而远不能及之名者。相形之际，盖难为情。”他一点也不掩盖自己的“好名”，也津津乐道自己的“名震一时”，然而他却想到，一旦成名，将得罪于名教，受讥于乡党，见嫉于友僚，因而深痛“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忠孝两全，真是难啊。
第二节仁和——和气蒸蒸而家必兴
原文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家庭和睦自然就会带来福气。如果一家之中，对兄说的话做弟弟的无不听从，对弟弟的请求兄无不答应，如此和气蒸腾而家庭仍不兴旺的，还没有见过；与此相反而家庭不衰败的，也还没有过。
“评析”
曾国藩强调家庭和睦的重要，是有其极深刻的原因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为了镇压太平天国，他们兄弟四个都从了军，而且九弟曾国荃还为破天京立了头功，试想，在一个不和睦的家庭里，能出现这样的状况吗？
关于家庭和睦的重要，《颜氏家训》中用具体的事例作了回答：
梁元帝时，有一位中书舍人，治家失当，过于严厉刻薄，他的妻妾们不堪忍受，便一起收买了一名刺客，趁他酒醉时将其杀死。
世上有些著名人士，治家一味地宽厚仁慈，以至在家庭饮食，馈赠客人，裁减奴仆，施舍帮助他人与否等方面，都由妻子独断把持，甚至做出怠慢宾客，损害乡里之事：这也是家中一大隐患。
齐朝吏部侍郎房文烈，从不对人发怒。有一次连续下了几天雨，家中断粮，他派一侍婢去买米，不料那侍婢却乘机跑了，三四天之后才被抓回来。就这样，房文烈还慢慢地问她：“全家都没有吃的，你到哪里去了？”竟然没有加以惩罚。他还曾经把房子借给人住，结果奴婢们把房子拆了当柴烧，都快拆完了，他听说后只是皱皱眉头，最终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裴子野对远房亲戚以及过去自己的部下，凡是陷于饥寒无以为生者，都收养下来；他的家境本来就很清贫，再加上又遇到水旱，所以每顿饭只能用两石米熬成稀粥，仅仅保证每个人都能吃到一点，他自己也和大家一样，并不感到厌烦。邺下有一位领军，家中积存的东西已经很多，有奴仆八百人，他还发誓要增加到一千；他规定每人一天的生活费用，不能超过十五钱，这样一来，如果遇到有客人来，就更没法应付了，后来他犯了事被处死，没收他的家产，发现有麻鞋一屋，旧衣服几仓库，至于其他财宝，就更数不清了。南阳有个人，很会经营，家中富裕，但其性格却是特别地节俭吝啬。有一次冬至过后，女婿前去拜见他，他只摆出一小碗酒，几小块獐肉。女婿恨他太吝啬，便一下子将酒菜吃光，他大吃一惊，考虑再三，又让增加一点，这样反复几次。事后他责备女儿说：“你女婿好酒贪杯，因此你们才如此贫困。”等到这人死后，他的几个儿子争夺家产，以至造成哥哥杀死弟弟的惨剧。
有一个倡导家庭和睦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单箭易折、众箭难折。424年11月，吐谷浑威王阿柴临终前把自己的20个儿子叫到床前，让他们每人拿出一支箭来。阿柴从20支箭中拿出一支来，让弟弟慕利延把箭折断。慕利延很轻易地就把箭折断了。阿柴又把其余十九支箭让他一齐折断，慕利延费了很大力气也没有把箭折断。阿柴对儿子们说：“你们都看到了吧，一支箭很容易折断，很多支箭则不易折断。这说明你们只有团结起来，力量才会强大，所以你们应同心协力，保国安家。”说罢气绝身亡。
要获得家庭和睦，首先是家庭成员必须宽宏大量。
曾国藩做人有一条原则：兄弟之间应该互谦互让，互帮互助，彼此发展，共同进步。
他认为：作为人子，如果使父母觉得自己好，其他的兄弟都比不上自己，这便是不孝；如果使亲戚称赞自己好些，其他的兄弟都不如自己，这便是不悌。
曾国藩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是一个光明磊落之人，总是能将自己的想法与兄弟和盘托出，以求得兄弟的彼此理解、信任与支持。在兄弟五人中，国华对哥哥多有误解，所以曾国藩总是能对他敞开心扉，也不回避这种误解。他之所以多次将自己的终身想法告知各位兄弟，是因为他觉得兄弟之间除了肝胆相照，就没有更好的法子了。
在兄弟之间，没有一点感情是不可能的，但不爱之以姑息却是很难的，或者爱之深切，或者怕产生隔阂，或者怕得罪兄弟，总是不愿开展批评，以为凡事忍让着就可以万事大吉了。殊不知这就是分歧的开始。曾国藩决不这么做，他会在适当的时候说一声：“不！”
这就是曾国藩的爱之以德，家和万事兴的居家之道。
第三节严——治家贵严，不严之流弊
不可胜言
原文
治家贵严，严父常多教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家严为贵，严父对子女的教育就多，不严那么子女就会一天比一天骄佚懒惰，其流弊数不胜数。所以易说：“威如吉”。想要既严又威，一定要以庄敬为根本，不苟言笑，所以说“威如之吉”，这是反身而诚的意思。
原文
吾祖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
解读
过去，我的祖父星冈公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要早起床，第二要把内外打扫干净，第三要诚心诚意地做好各种祭祀活动，第四要好好地招待亲族邻里。凡是亲戚邻居来到咱家的，祖父无不恭恭敬敬地接待；有急事的，必定要设法周济他们；发生了争讼之事，必定要努力为他们排解，尽量说服；有喜事的，必定要祝贺他们；有疾病的，必定要慰问他们；有丧葬之事，必定要前去吊唁。除了这四件事之外，他对读书、种菜等尤其时刻留心，所以，我写家信的时候，常常提到读书、种菜、养鱼、养猪等四件事，这实际上是祖传的家法。
“评析”
“治家贵严”，这是曾国藩的切身体会和一生奉行的准则，这从他一生对子女兄弟的教育中可以明显反映出来，而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治家贵严早已成了一条不容怀疑的准则。在《颜氏家训》中，对严格家教有十分详细的论述：
智商较高的人，不教育也能成才，智力低下的人，即使教育也没有什么用处，而对于天资平平的人来说，不教育他就难以掌握知识。所以，古代圣明的君王就创造了所谓胎教之法：女人怀孕三个月，便令其出宫到别处居住；孕妇不看邪恶之事，不听狂乱的声音；即使欣赏音乐和日常饮食，也都要受到礼法的约束。另外，还要把怀孕期间的有关情况刻在玉版上，保存在书柜中，以资将来参考。孩子生下来，会哭会笑了，就由专门负责教育的师保，用仁孝礼义来训导教育。对一般家庭的孩子来说，即使做不到这些，也要在他婴儿时期，也就是开始懂得观察父母脸色，知道父母喜怒的时候，就进行教育，做到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让干什么就不干什么。这样一来，等到几岁以后，便可以受一些皮肉之苦。作为父母，既有威严又有慈爱，那么子女便有所畏惧，言行谨慎，而且将来孝敬恭顺。看到世上有一些人对子女不加教育，只是一味溺爱，我常常不以为然。对子女的饮食和言行，如果放纵迁就，任其胡为，应该警告反而加以鼓励，应该训斥反而和颜悦色，如此，他懂事后，便以为其所作所为都是理所应当的。长此下去，一旦他形成了骄纵轻慢的恶习，再去制止约束，就是打死他，也不能使其畏惧，结果你的愤怒越来越大，他的怨恨也随之而增长。他长大以后，必然是个品德败坏的人。所以孔子说“少年时培养的品德宛如天生一般，从小养就的习惯恰似自然形成”，是有道理的。俗话也说：“教育妇人从娶进家门时开始，教育子女自孩提时进行。”这话对极了。
那些不能够很好地教育子女的家长，也并非存心要把子女推向罪恶的深渊，只是难于对他们严加责骂。即使当面训斥一番，也不忍心让其遭受皮肉之苦。就以治病来比喻，哪里有不用汤药和针灸治疗便能痊愈的情况呢？还应该想想那些经常监督教训子女的家长，难道他们就愿意那么苛刻地对待甚至近乎虐待自己的亲生骨肉吗？确实是不得已才这样做的。
大司马王僧辩的母亲魏夫人，性格一向耿直刚正。王僧辩驻扎在湓城的时候，是一位拥兵三千的将军，年龄也已四十有余。但魏夫人对他只要有一点不满意，也还要鞭打惩罚。也正因此他后来才能创建那么大功业。梁元帝时有一位学士，聪明而有才华，深受父亲宠爱，但没有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只要他有一句话讲得很精彩，他父亲便到处宣扬，甚至终年称赞不已；但如果做了一件错事，他父亲便极力加以掩盖，只是希望他自己以后改正。后来到他结了婚做了官，暴躁骄慢的性格更加日甚一日，结果竟然因为言语不够慎重，冒犯了大将周逖，被他抽出肠子，杀了祭鼓。
清代著名学者纪昀在与妻子谈论时，也谈到怎样教育子女，他提醒妻子教子莫失之教义，切不可无原则地溺爱，要“以其道而爱之”。叮咛妻子要用“四戒”、“四宜”的原则去教诲三个儿子，指出“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
“父母同负教育子女责任，今我寄旅京华，义方之教，责在尔躬。而妇女心性，偏爱者多，殊不知爱之不以其道，反足以害之焉。其道维何，约言之有四戒四宜：一戒晏起；二戒懒惰；三戒奢华；四戒骄傲。既守四戒，又须规以四宜：一宜勤读；二宜敬师；三宜爱众；四宜慎食。以上八则，为教子之金科玉律，尔宜铭诸肺腑，时时以之教诲三子，虽仅十六字，浑括无穷，尔宜细细领会，后辈之成功立业，尽在其中焉，书不一一，容后续告。”
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之所以能够成名，往往得益于严格而健康的家教。
孟子名珂，是继孔子之后的儒家代表人物，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先世是鲁国公族，他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将孔子的“仁”发展成为“仁政”，宣传“仁者无敌”的思想。被后人称为“亚圣”。
少年时期的孟子贪玩不好学习，他经常跑到一个离家不远的墓地玩耍，学着挖坑埋死人，有时连饭都忘记吃。对此，孟母心里非常焦急，苦苦思索如何为孟子挑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免得他四处乱跑。想来想去，她决定把家搬到街市附近去住。但是没想到，繁华的街市和来往这里的商人，也很分散孟子的注意力；出于好奇，孟子甚至常跟随商人学着在街上叫卖，把读书学习的事完全抛在脑后。
不久，孟母得知了这种情况，并从中得到启发：原来小孩子都有一个特性，接近什么就学什么。她觉得此地也不是教育儿子的好环境，于是又产生了第二次搬家的想法。过了一段时间，孟母把家迁到了一所学堂旁边。此后孟子果然体会出母亲二次搬家的良苦用心，开始进学堂用心读书。
孟母不仅懂得客观环境对培养学习兴趣和钻研精神的重要，也懂得只有经过千锤百炼、不断努力和反复教育才能造就刻苦好学、坚持不懈的精神。因此，孟母除了注意选择良好的客观环境，进行必要的督促外，还注意启发孟子主观上的自觉性，使他明白要努力学习的道理。
孟子上了学堂，虽然比从前用功，但仍然经常贪玩好耍，并不十分努力专心对待学业，孟母仍很担忧。一天，孟母正在堂前织布，又见孟子早早就从学堂跑回家，就马上放下手中的活，问孟子是何原因。孟子是因不愿读书，背着老师逃学的，但看见母亲严肃的样子，就撒谎说：“我是和平时一样放学回来的呀！”孟母听了很痛心。她沉思片刻，拿起剪刀把织布机上的纱线统统一剪两断，而且不再说什么，只坐在一边流泪。孟子见状，心里非常紧张、害怕，小心地走上前，问母亲是什么原因使她这样难过。这时，孟母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要你好好读书，增长知识，使你成才，像你现在这样经常中途废学，不求上进，这不就等于用剪刀剪断纱线，使我织不成布一样吗？”孟子听了母亲的教诲，感动得痛哭流涕，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
从此，孟子懂得了学习必须持之以恒的道理，并且经过他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在学业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称为“亚圣”。
曾国藩曾仔细考察过，天下的官宦之家，大都只享用一代就败落了。这些家庭的子孙开始骄奢淫佚，继而四处流浪，最后饿死于沟壑之中，有幸延续两代的真是少见。
然而，勤俭的商贾之家可以延续三、四代；谨朴的耕读之家可以延续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延续十代八代。曾国藩说他依靠祖宗的积善行德，年纪轻轻就一帆风顺做了高官；曾国藩深怕由一个人享用致使家道中落，因此极力劝教各位弟弟和子女们：愿咱家成为耕读孝悌之家，而不愿成为官宦之家。
曾国藩认为，家运兴衰，一半在天，一半在人。在天，则无法挽回；在人，当尽心竭力。
福祸由天作主，善恶由人作主。由天作主的，我们无可奈何，只得听之任之；由人作主的，我们能尽一份力就尽一份力，能得一份就算一份，能支撑一天就算一天。若想保持家运兴盛，就不能不分清哪是天意，哪是人为。
曾国藩还说：“家败，离不得个‘奢’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曾国藩说：“观《汉书·霍光传》，而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观金日石单、张安世二传，解示后辈可也。”霍光为前汉大将军，总揽朝政二十年，炙手可热，他的儿孙及女婿无不高官厚禄，起阴宅，缮阳宅，晏游无度，骄横无礼，最后被族灭，连坐诛灭者数千家。当初霍家奢侈之时，茂陵有个姓徐的书生预言道：“霍氏必亡。夫奢则不逊，不逊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众必害之。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徐生的话，不幸而言中。而与霍光同时代的金日石单则相反。例如，他见长子与宫人淫乱，亲手杀之；皇帝赐给他宫女，他“不敢近，其笃慎如此”。班固盛赞他说：金日石单“以笃敬寤主，忠信自著，勤功上将，传国后嗣，世名忠孝，七世内待，何其盛也”！曾国藩要求弟弟澄侯把霍光、金日石单的这些正反事例“解示后辈”，意在要后辈戒奢戒骄，“庶几长保盛美”。
所以，曾国藩在家训中，时时强调一个“俭”字。“居身务期从事朴。”俭而不奢，家道恒兴；俭而不奢，居官清廉。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曾国藩谆谆告诫子弟的重要方面之一。他赠澄侯弟一联云：
俭以养廉；
直而能忍。
为了做到俭而不奢，曾国藩对子弟作了许多具体规定，要求严格执行，例如：
弟每用一钱，均须三思。至嘱。
居家之道，不可有馀财，多财则终为患害。
后辈子侄，总宜教之以礼。出门宜常走路，不可动用舆马，长其骄惰之气。一次姑息，二次、三次姑息，以后骄惯则难改，不可不慎。
四轿指四人抬的轿子一事，家中坐者太多，闻纪泽亦坐四轿，此断不可……即弟亦只可偶一坐之，常坐则不可。篾结轿而远行，四抬则不可。呢轿而四抬则不可入县城、衡城，省城则尤不可。
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
“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朱子格言》云：“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
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
第四节五种遗规——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
原文
五种遗规，四弟须日日循之，句句学之。我所望于四弟者，惟此而已。家中蒙祖父厚德余荫，我得忝列卿贰，若使兄弟妯娌不和睦，后辈子女无法则，则骄奢淫佚，立见消败，虽贵为宰相，何足取哉？我家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极严，榜样极好，我辈踵而行之，极易为力。别家无好榜样者，亦须自立门户，自立规条，况我家祖父现样，岂可不遵行之，而忍令堕落之乎，现在我不在家，一切望四弟作主。兄弟不和，四弟之罪也！妯娌不睦，四弟之罪也！后辈骄恣不法，四弟之罪也！我有三事奉劝四弟，一曰“勤”，二曰“早起”，三曰“看五种遗规”。四弟信此三语，便是爱兄、敬兄；若不信此三语，便是弁髦老兄。我家将来气象之兴衰，全系乎四弟一人之身。六弟近来气性极和平，今年以来，未曾动气，自是我家近气象。惟兄弟俱懒，我以有事而懒，六弟无事而亦懒，是我不甚满意处。若二人俱劝，则气象更兴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五种遗规，四弟一定要天天遵循，句句学习。我期望四弟的，也就是这些。家里承蒙祖父的厚德和余荫，使我官居高位，假如兄弟妯娌不和睦，子孙后代没有规矩，那么人人骄奢淫佚，很快就会衰败，即使贵为宰相，又有什么用呢？我家里的祖父、父亲、叔父三位大人，规矩都极严，是极好的榜样，我们跟着他们而学，是很容易的事。别的家庭没有好的榜样，尚且要自立门户，自订条规，何况我家有祖父这样现成的榜样，怎么能不遵而行之，而竟忍心加以抛弃呢？现在我不在家，一切都希望四弟作主。兄弟之间不和睦，这是四弟的过错。子孙辈骄横恣肆，不守规矩，是四弟的过错。我有三件事奉劝四弟，一叫勤，二叫早起，三叫看五种遗规。四弟相信这三句话，便是爱我、敬我；如果不相信这三句话，就是看不起我。将来我家的兴衰与否，全部取决于四弟一人。近来六弟的气性极为平和，今年以来，未曾动过气，这是我家近来的好气象。只是兄弟们都很懒惰，我是因为有别的事而懒，六弟则是没有别的事也懒，这是我不很满意的地方。如果两个人都能改正，那么气象就会更加兴旺了。
“评析”
“绝大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此种见识，诚非普通人所能及。曾国藩有见于此，不但躬行实践，而且要传给他的后代人。
普天之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子女成龙变凤。可是人世间父母的爱，并不能使自己的子女如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但教子成功的例子也是举不胜举的。曾国藩就是一例。
从道光十八年（1828年）曾国藩被点翰林以后，他鲜有回家的机会。教育子女全赖他在家书中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1852年）到同治十年（1871年）的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近二百封信，包括其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在家书中曾国藩不厌其烦地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
如果说在此以前曾国藩还只不过是一个二品侍郎、团练大臣，并无实权，算不上是名贵，可在咸丰十年（1860年）以后，他身为总督，权绾四省，俨然是清王朝封疆大吏，而教子则更为严格：
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吾忝为将相，而所有衣服不值五百金。愿尔等常守此俭朴之风，亦惜福之道也。其照例应用之钱，不宜过啬。
尔在外以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临行前，教以三戒之首末二条及力去傲情二弊，当已牢记之矣。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
在家书中，曾国藩教育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他十分清楚，沉湎于权贵之中的子女，往往骄纵，且甘居下游。因此，曾国藩身体力行，戒奢、戒侈。他曾说：
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奢也，但任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传》称：“骄奢淫佚，宠禄过也”。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
曾国藩对于古训“身教重于言教”的理解十分深刻。他虽十分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避免了高高在上、夸夸其谈的督责。他从自己学习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量的口吻，研究的态度，中肯地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与不足，因此收效十分显著。
曾国藩讲求的家范，是国人传统中的一个典型。他曾告诫家人：家范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与治国相关联。家范是治国的基石。
无论哪个时代，哪个阶级，无论出自于何种理由，人们都不能不承认曾国藩的学问和能力。他集严父、慈父于一身，时时注意教子的方式方法，“爱之以其道”。其教子成功的经验，时至今日也颇具借鉴意义。
第五节八字诀——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
原文
余与沅弟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共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早者，起早也；扫者，扫屋也；考者，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也；宝者，亲族乡里，时进周旋，贺喜丧，问疾济急。星冈公尝曰：“人待人，无价之宝也。”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此言虽涉谐谑，而拟即写屏上，以祝贤弟夫妇寿辰，使后世子孙知吾兄弟家教，亦知吾兄弟风趣也。弟以为然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与沅弟讨论治家之道，一切都以星冈公所定的办法为准，大约有八字诀。共有四个字，即上年所说的书、蔬、鱼、猪；另有四个字称早、扫、考、宝。早就是早起，扫就是扫屋，考就是祭祀祖先，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说考也就包括妣；宝，就是亲族和乡里之人，经常互相来往，贺喜吊丧，询问疾病，同济急难。星冈公曾经说：“人待人是无价之宝。”星冈公生前对于这些事都极为认真，所以我把它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这句话虽然近于谐谑，但我想把它写在屏上，以祝贺你们夫妇的寿辰，使后世的子孙知道我们兄弟的家教，也知道我们兄弟的风趣。你认为对吗？
原文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字，是吾家历代规模。吾自嘉庆末年至道光十九年见王考星冈公日日有常，不改此度。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亦弟所一一亲见者。吾辈守得一分，则家道多保得几年。望弟督率纪泽及诸侄切实行之。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早扫考宝、书蔬鱼猪八个字，是我们家历代的家训。我从嘉庆末年到道光十九年见到星冈公天天守常，不改这种规矩。他不信医药、地仙、和尚、师巫、祷祝等事情，也是你亲自一一见到的。我们对这些规矩守住一分，家道就可以多保住几年。希望你领着纪泽和各位侄子切实遵行它。
原文
昔吾祖星冈公，最讲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待亲族邻里。凡亲族邻里来家，无不恭敬款接，有急必周济之，有讼必排解之，有喜必庆贺之，有疾必问，有丧必吊。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定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
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心，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过去我的祖父星冈公，最讲究治家的规矩：第一要早起，第二要把房子打扫干净，第三要虔诚祭祀，第四对亲族邻居要善待，凡是亲戚邻居来我家，都是恭敬接待，有急难一定会周济，有争讼一定帮助排解，有喜事必表示庆贺，有疾病一定去慰问，有丧事必去吊唁。除了这四件事之外，对于读书种菜等事情，尤其时刻留意。所以我近来写家信，常常提到“书蔬鱼猪”这四者，因为这是祖父传下来的规矩。你现在一心读书，没有空暇，这八件事即使自己不能一一亲自料理，但对此都要存心。请朱运四先生对此细心料理，这八件事缺一不可。
至于虔诚祭祖这件事，一定要你母亲随时留意，凡是最好的器皿，要留作祭祀用；凡是最好的饮食，要留作祭祀用。普通人家不讲究祭祀，这样的家庭即使兴旺，也无法长久，所以非常重要。
“评析”
提到家训，曾国藩言必称星冈公，星冈公是曾国藩的祖父，原名兴，字玉屏，中年改名星冈。他继承祖业，占有一百多亩水田和多处山林、屋宇。家中“自道光元年即处顺境，历三十余年均报平安”。正因为如此，他青年时放荡游冶，酒食征逐。直到父亲死后，已过而立之年的曾星冈，挑起了一家重担，才收心治产业。他曾有一段很坦率的自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徒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种蔬半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粪，庸保任之。入而饲豕，出而养鱼，彼此杂职之。”他是一个既管有山林田产，又雇有佣工，自己只参加辅助劳动的财主。他的儿子曾竹亭则以读书、教书终其身。这样的家庭当然已算不了“农家”，他们的子孙当然也就算不了“农家子弟”了。
曾星冈还常常插手地方事务，武断乡曲，“声如洪钟，见者惮慑”。他自述道：“邻里讼争，吾尝居间以解两家之纷，其尤无状者，历辞诘责，势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樽酒通殷勤，一笑散去。”从这篇明显地带有美化痕迹的《大界墓表》看，从曾星冈的儿子曾竹亭后来担任湘乡全县团练总头目，“僻在穷乡，志在军国”的情况看，曾星冈、曾竹亭两代都是地方上的绅士。
曾国藩就是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中，受祖父曾星冈、父亲曾竹亭的影响很深。
曾星冈性格暴烈，言行专横，即使对于妻子王氏也是如此。王氏“虔事夫子，卑诎已甚，时逢愠怒，则辣息减食，甘受折辱，以回眷睐”。曾星冈“对子孙诸侄，则严肃异常，遇佳时令节，尤为凛不可犯”。他“气象尊严，凛然难犯”，对儿子曾竹亭尤其严峻，“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亦痛绳长子，竟日，诘数愆尤。间作激宕之辞，以为岂少我耶？举家耸惧。”儿子竹亭则“起敬起孝，屏气扶墙，躇徐进，愉色如初”。曾星冈是这个封建家庭中威严的最高统治者。
然而，他对子孙们的严格与严厉，在另一方面却有助于子孙的成长。道光十九年（1839）十一月初一日，曾国藩动身进京散馆，在这之前的十月二十日早晨，他站在阶前向祖父说：“此次进京，求公教训。”曾星冈说：“尔的官是做不尽的，尔的才是好的，但不可傲。满招损，谦受益，尔若不傲，更好全了。”祖父的言传身教，对曾国藩极有影响，他写道：“遗训不远，至今尚如耳提面命。”他有意重提此事，用以与诸弟共勉。在另一处，曾国藩写道：“余尝细观星冈公仪表绝人，全在一‘重’字。余行路容止亦颇重厚，盖取法于星冈公。”甚至对于祖父的那种粗暴、凛不可犯，曾国藩也理解为：“盖亦具有一种收啬之气，不使家中欢乐过节，流于放肆也。”曾国藩还写道：“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曾星冈的言行，对曾国藩的性格的形成，是起了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曾国藩对于祖父终身敬服。他获得高官厚禄以后，仍然说：“国藩与国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见吾祖者，咸谓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远甚也。”他甚至为祖父深抱委屈，认为“王考府君群威仪言论，实有雄伟非常之慨，而终老山林，曾无奇遇重事，一发其意。”
第六节三不信——不信医药，不信僧巫
不信地仙
原文
吾祖父星冈公在时，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卓识定志，碓乎不可摇夺，实为子孙者所当遵守！近年家中兄弟子侄于此三者，皆不免相反。余之不信僧巫，不信地仙，颇能谨遵祖训父训，而不能不信药。自八年秋起，常服鹿茸丸，是亦不能继志之一端也。以后当渐渐戒止。并函诫诸弟，戒信僧巫、地仙等事，以绍述家风。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的祖父星冈公在世时，不信医药，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其远见卓识，坚决的意志，丝毫不加动摇，这确实是子孙所应当遵守的。近年来家中的兄弟子侄对于这三不信，都有相反的看法。我不信僧人巫师，不信地仙，较能遵守祖父和父亲的训诫，只是不能不信医药。从八年秋天起，我常常服鹿茸丸，这是我不能继承遗志的一个方面。以后应当慢慢戒除，并去函告诫各位弟弟，戒除信僧人巫师、地仙等方面的事，以绍述家风。
“评析”
从曾国藩关于“三不信”的论述来看，曾国藩有时确实迂的可以。不信医药在现在看来是愚味落后的表现，即使在曾国藩自己，因为身体不好，只能信医药，却又想努力把它戒掉，未免荒唐。至于僧人地仙之事，属个人信仰方面的事，也不一定非要绝之而后快。如《颜氏家训》中甚至竭力宣传佛教可信：
佛教中过去、现在与未来之事，是可信而且有应验的，因此，我家世代都要一心向佛，对其不要轻佻怠慢。佛教的精妙之处，已完全体现在佛经中了，在此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但我担心你们尚未牢记在心，便再简略地重复一下，以作为对你们的劝告和教导。推究四尘五荫、剖析有形之物；六舟三驾，运载众生。各种戒行归空，各样法门入善。辩才智慧，难道只有七经、诸子百家广博吗？很明显是尧、舜、周公、孔子所不能比的。内、外两教，原是一体，逐渐积久而成为不同的教派，深浅也不相同。佛典初始的禁要，设有五种禁戒；儒家经典的仁、义、礼、智、信，都和它们相符合。仁是不杀的禁戒，义是不盗的禁戒，礼是不邪的禁戒，智是不酒的禁戒，信是不妄的禁戒。至于像田猎军旅、宴享刑罚，顺随民众的本性，不能仓促废除，据此制定出它的节限，使它不超过限度。归依周公、孔子而背离释宗，是多么迷误啊：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家世归心，勿轻慢也。其间妙旨，具诸经论，不复于此，少能赞述；但惧汝曹犹未牢固，略重劝诱尔。原夫四尘五荫，剖析形有；六舟三驾，运载群生；万行归空，千门入善，辩才智慧，岂徒《七经》、百氏之博哉？明非尧、舜、周、孔所及也。内外两教，本为一体，渐积为异，深浅不同。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至如畋狩军旅，燕享刑罚，因民之性，不可卒除，就为之节，使不淫滥尔。归周、孔而背释宗，何其迷也！
第七节八本堂——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
原文
家中兄弟子侄，惟当记祖父之八个字，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又谨记祖父之三不信，曰：“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余日记册中又有八本之说，曰：“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即不扯谎也），居家以不晏起为本，作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此八本者，皆余阅历而确有把握之论，弟亦当教诸子侄谨记之。无论世之治乱，家之贫富，但能守星冈公之八字与余之八本，总不失为上等人家。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家中的兄弟和后辈子侄，每个人都应当牢记祖父的八字家法，即：“考、宝、早、扫、书、蔬、鱼、猪。”还要谨记祖父的“三不信”，即：“不信地仙，不信医药，不信僧巫。”我的日记册中又有“八本”的说法，即：“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奉双亲以能讨得其欢心为本，养生以戒恼怒为本，立身以不乱说（即不撒谎）为本，居家以不睡懒觉为本，作官以不贪钱为本，行军以不骚扰百姓为本。”这八本，都是我根据自己的切身经验得出的完全有把握的结论，你也应当教育各位子侄牢牢地记住。无论是在清平时代还是在荒乱时代，无论是贫穷家庭还是富贵家庭，只要能奉行星冈公的“八字”和我的“八本”，就不失为一个上等人家。
原文
吾教子弟，不离八本，三致祥。八者，曰：“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者曰：“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吾父竹亭公之教人，则专重“孝”字；其少壮敬亲，暮年爱亲，出于至诚，故吾纂墓铭仅叙一事。吾祖星冈公之教人，则有八字、三不信。八者，曰：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
处兹乱世，银钱愈少，则愈可免祸；用度愈省，则愈可养福。尔兄弟奉母，除“劳”字“俭”字之外，别无安身之法。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字叮嘱一篇，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尔可禀告诸叔及尔母无忘。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教育子弟，不离开八本、三致祥。八，指的是：读古书以训诂为本，写诗作文以声调为本，抚养长辈以得他们的欢心为本，养生以减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胡说为本，治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贪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指的是：孝导致祥瑞，勤带来吉祥，恕带来祥和。我的父亲竹亭公在教育别人时，专门注重一个“孝”字。他少壮时敬长辈，晚年时爱长辈，都是出于至诚，所以我编纂墓志铭时只叙过一件事。我的祖父星冈公在教人时，则有八字、三不信。八是“考、宝、早、扫、书、蔬、鱼、猪”，三是“僧巫、地仙、医药”，都不相信。
身处这个乱世中，银钱越少，越可以免去灾祸；花费越省，越可以养福。你们兄弟奉养母亲，除了劳、俭这两个字外，没有更好的安身办法，我每当遇到军事极危险时，常常把这两个字叮嘱一遍，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遗训。你可以告诉你的各位叔叔和你母亲，请他们不要忘记。
原文
凡事皆有至浅至深之道，不可须臾离者，因欲名其堂曰八本堂。其目曰：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格言仅多，要之每事有第一义，必不可不竭力为之者。得之如探骊得珠，失之如舍本根图枝叶。古人格言虽多，亦在乎吾人之慎择而已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所有事情都有至深至浅的道理，片刻都不能离开，因此想命名所居之堂为八本堂，其条目为：读书以训诂为本，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居家以不晚起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古人的格言很多，关键是每件事都有其至关重要的意义，不能不竭力去做的。得到了它就好比探骊得珠，失去了它则好比舍弃根本而贪图枝叶。古人的格言虽然很多，也在于我们谨慎地加以选择。
“评析”
曾国藩与曾国荃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了，然而这并不是永远可以依赖的。己亥年正月，星冈公对竹亭公说：“宽一虽然做了翰林，但是我们家仍然要靠种田为主，不可依靠他吃饭。”这话说得最有道理。我们家应该守着这两句话，把它作为我们治家的命脉。希望弟弟在耕读上多下功夫，再辅之以“节、蔬、鱼、猪、早、扫、孝、宝”八字，任凭家中多么贵盛，都不可改变道光初年的规模。
曾国藩谆谆告诫家人：家道的长久，不是凭借一时的官爵，而是依靠长远的家规；不是领先一两个人的突然发迹，而是凭借众人的全力支持。我如果有福，将来罢官回家，一定与弟弟竭力维持。老亲旧眷，贫贱族党，不可怠慢。“待贫者，亦与富者一般。当盛时，预作衰时之想。”如果这样，我们家族自然会有深固的基础。
各位弟弟比我小好多岁，你们不知道，你们看到各亲戚家都很贫穷，而我们家的境况还不错，以为本来就是这样，知道他们当初和我们家一样兴盛。我完全看到了他们兴盛时期的景象，气象盛则即使挨饿也很高兴，气象衰则即使饱食也忧愁啊！
曾国藩说：“人败，离不得个‘逸’字”。又说：“天下百病，生于懒也”。“人不勤则万事俱废”。不懒不逸，就是勤，“勤者，逸之反也。”“勤所以儆惰也。”他深刻地指出：“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欲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曾国藩每日自晨至晚，不断工作，不稍歇息，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很少假手他人。晚年右目失明，仍然阅公文，写作诗文和日记。他所写日记，直至临死之前一日才停止。
他自己工作，他的夫人、媳妇，住在总督署内，也要绩麻纺纱，做针线工作，直至起更后，始能休息。《水窗春呓》所记一个笑话，就是曾国藩家庭工作的自白：儿子新婚未久，睡在床上，辗转反侧，心甚焦急，乃大呼曰：“妈，你那不懂事的媳妇，吱吱呀呀，纺车不停，闹得我睡不着，请将她那部纺车打碎好了。”公公在隔屋听到了，也高声大叫道：“太太，如果要打，最好先将你那部车子打碎，我也睡不着呢！”这一笑话，是曾国藩每日晚饭后照例与幕友轮流闲聊笑话之一。这个笑话一出，大家笑着眼泪也掉下来了，可是曾国藩以五指抚摸胡须，一笑也不笑。
第八节骨肉之情——骨肉之情愈挚，则责之愈切
原文
惟骨肉之情愈挚，则望之愈殷，望之愈殷，则责之愈切。度日如年，居室如圆墙，望好音如万金之获，闻谣言如风声鹤唳；又加以堂上之悬思，重以严寒之逼人，其不能出怨言以相挂者，情之至也！然为兄者，观此二字，则虽典谅其情，亦不能不责之，非责其情，责其字句，不检点耳，何芥蒂之有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只有骨肉之情越是真挚，对他的期望也越是殷切，期望越殷切，要求也就越严厉，我现在度日如年，在家居住好比生活在围墙之中，希望佳音如同等待获得万金一样，听到谣言即感到风声鹤唳。再加上思念家人，严寒逼人，无法口出怨言，这是真情之至。然而我作为兄长，看到这两个字，虽然觉得情有可原，也不能不加以指责，不是指责其中包含的情意，而是指责语言不够检点，又有什么芥蒂呢？
原文
至于兄弟之际，吾亦惟爱之以德，不欲爱之以姑息。教之以勤俭，劝之以习劳守朴，爱兄弟以德也；丰衣美食，俯仰如意，爱兄弟以姑息也。姑息之爱，使兄弟惰肢体，长骄气，将来丧德亏行，是即我率兄弟以不孝也，吾不敢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至于兄弟之间，我也只是爱德，不喜欢相互姑息。用勤俭相教，用习劳守朴相劝勉，这是兄弟之间爱德；丰衣美食，随心所欲，这是兄弟之间爱姑息。爱姑息，会使兄弟们四体不勤，充满骄气，将来做出丧德败行之事，这是我领着兄弟们行不孝，我不敢这么做。
“评析”
兄弟之间的道德伦常称为悌，它是仅次于孝的一种家庭伦常，因此，历代家训对这个问题都极为重视，如《颜氏家训》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论述：
自有人类以来，便有了夫妇，有了夫妇，便有了父子，有了父子，便有了兄弟：一家亲人的关系，就只有这三种。由此开始，上下左右，各种亲戚，一直到九族，都是从这三种亲人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在人类的各种关系中，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感情不能不深厚。
兄弟，是同一父母所生，血缘关系极为密切，在幼年时期，父母左拉右扯，兄弟前偎后依，同一个桌上吃饭，同一件衣服传递着穿，读书使用同一本书，游玩同去一个地方，即使是无理昏聩之人，也不能不相互友爱。但等到成年以后，分别娶了妻，生了子，即使再忠诚厚道之人，对兄弟之间的感情也不能不有所衰减。因为妯娌关系和兄弟关系比较起来，毕竟要疏远淡漠多了，现在让彼此疏远淡漠的妯娌来制约深厚的兄弟感情，就像用圆盖去覆盖一个方底的物体一样，必然难以完全吻合。只有那种友爱之情特别深厚牢固，不为妻子所动的人，才不会受到影响。
父母去世之后，兄弟关系应当更加密切，就像形体与影子、声音与回响一样不可分离。爱护同胞骨肉，珍视手足之情，除了兄弟还能有谁呢？兄弟之间与别人不同，一方面，因为互相期望太多而一旦不能满足，便容易产生怨恨，而另一方面，因为住得较近，即使有了隔阂，也容易及时弥合。就像一座房屋，出现一个洞就塞住，裂开一条缝就填上，便不会有倒塌毁坏的忧虑；而如果不留心麻雀老鼠的破坏，不提防风雨的侵蚀，一旦墙倒柱折，就无法补救了。奴仆侍妾就像雀鼠一样，妻子儿女则如风雨一般，甚至有时会比雀鼠和风雨具有更大的破坏作用。
兄弟之间不和睦，就会影响对侄女侄子的感情；不爱侄子侄女，那么对同族其他子弟就更加疏远了；一旦疏远了同族子弟，那么家中的奴仆就会成为你的仇敌。这样一来，即使陌生的人也敢任意欺凌你，还有谁会援救你呢？有的人能广交天下朋友，遍施爱心，却偏偏不能敬重兄长，为什么能和众多的外人友好相处却不能和仅有的兄长友好相处呢？有的人能统率数万大军，深得部下拥戴，却唯独对自己的弟弟缺乏恩爱，为什么能爱他人却不能爱自己的亲人呢？
妯娌，是家庭各种矛盾的挑起者。与其让骨肉同胞居于其间反目为仇，还不如让他们异地居住的好，因这样起码还可以时时互相怀念。况且，兄弟之间若发展到形同路人，那么处于是非之地，很少不产生隔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们处理家族事务却怀着个人私情，肩负家族重任却不讲兄弟情义；如果人们能够经常反省自己体谅别人，视兄弟子女为自己的子女，便不会产生这种忧患了。
人们侍奉兄长，不肯像对待父亲那样，又为什么总埋怨兄长不像爱护儿子一样爱护自己呢？这是因为总是对兄长索取过多而不明白兄弟友爱应是相互的。
曾国藩重视骨肉之情，则尤为明显地表现在他对九弟曾国荃的照应上。
金陵攻破后的一个月中，朝廷又是追问天京财产的下落，又是追问李秀成的下落，使曾氏兄弟心惊肉跳。“归功于己”而趾高气扬的曾国荃此时患有“湿毒”，左肩下乳上生一毒，又肝旺气虚，“病在水不能生木”，“非药物所能为力”，加上连日遭此政治上的重大打击，更是郁郁不自得。常生无名之火，勃然恼怒。他虽为得胜之臣，实似丧家之犬。曾国藩在金陵见到曾国荃的此种情状，心痛似绞，七月廿八日回到安庆后，于廿九日，八月初二日、初五日、初六日、初九日、十四日、十六日、十九日接连写信给曾国荃，一方面反复表示自己的“实深廑系”，一方面对老九进行多方的劝慰和关照，极力吹捧说：“弟所成就者，业已卓然不朽。”他甚至不惜屈己以谀弟，说什么“从古有大勋劳者，不过本身得一爵耳。弟则本身既挣一爵，以赠送阿兄一爵。弟之赠送此礼，人或忽而不察，弟或谦而不居，而余深知之。顷已详告妻、子知之，将来必遍告家人宗族知之。”又说：“天下之道，无感不应，无诎不伸。以吾心之且怜且敬，知外间亦必千里应之，亦必怜弟敬弟，万口同声。”与此同时，又对老九稍加规劝：“弟不若就现有之功，而加之以读书养气，小心大度，以求德亦日进，言亦日醇，比如筑室，弟之立功已有绝大基址，绝好结构，以后但加装修工夫。何必汲汲皇皇，茫乎无主乎？”但曾国藩所说的这些言辞，曾国荃似乎都听不进去。曾国藩也就按捺不住，骂道：“弟若不知自爱，懊怒不已，剥丧元气，则真太愚矣！”
同治三年八月廿日为曾国荃四十一岁生日。曾国藩从八月廿五日至九月初三日在安庆特地写了十三首寿诗，并把它写成手卷，赠送曾国荃。他写信给曾国荃，说他写这些诗，“一则以纪泽寿文不甚惬意。一则以近来接各贺信，皆称吾弟为古今仅见。”他坦率地说：“若非弟之九年苦战，吾何能享此大名？故略陈众人所颂者，以为祝寿也。”又说：他写这十三首七绝，是欲“使儿曹歌以侑觞。盖欲使后世知沅甫立功之苦，兴家之不易，常思敬慎以守之”。故全诗极力为曾国荃评功摆好，说他“一剑须臾龙变化，准能终古老泥蟠？”称颂他咸丰八年十五日攻占吉安，是“书生初试大功时”；称颂他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攻占安庆，“上感三光下百神”；称颂他攻占金陵，是“昆阳一捷天下悦”、“正赋周宣六月篇”。此时，曾国荃肝气尚旺，抑郁未平，所以思虑深沉的曾国藩，在第一首中劈头便说：
九载艰难下百城，漫天箕口复纵横。
今朝一酌黄花酒，始与阿连庆更生。
九年中使国荃疲于奔命的“艰难”，固然在于与太平军的刀来枪往，更在于对付统治阶级内部的“漫天箕口”，同治三年四月初三日，曾国藩写信告诉老九说：“近来外侮纷至迭乘，余日夜战兢恐惧，若有大祸即临眉睫者。”金陵之战既已得手，曾国藩暂时渡过了这些“艰难”与“大祸”，而这竟使曾国藩称为“更生”！回首往事，简直令人再度战战兢兢。然而曾氏兄弟当前仍然“左列钟铭右谤书”，誉和毁同时并生，不得不令人相信：“人间随处有乘除。”最后，曾国藩终归道出了自己写这些寿诗以劝谕老九的本意：“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已寿斯民复寿身，指衣归钓五湖春”，让曾国荃懂得功成身退的“长生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