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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为学之道——吾人为学，最要虚心
原文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于。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能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一一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之道，不可轻率地去评价或讥笑古人。只有在堂上的人才能评判堂下之人的曲直是非，只有孔子才能评判百世。只有学问远远超过了古人，才可以讥评古人，排列古人的高下位置。现在讲理学的人，动不动就喜欢贬评汉唐时的儒家，并排列其高下次序。讲汉学的人，又喜欢贬评宋儒的高下。这都是狂妄而又不自量力的陋习。就好比文理未通的童生，让他去阅读衡量乡试的考卷，他所确定的高下次序，怎么会恰当呢？善于学习的人应该对古人的书籍，逐一虚心诵读，而不去妄加评论，这样做才是恰当的。
原文
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己之所为诗文，实亦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余平生科名，极为顺遂，惟小考七次始售。然每次不进，未尝敢出一怨言，但深愧自己试场之诗文太丛而已。至今思之，如芒在背。当时之不敢怨言，诸弟问父亲，叔父，及朱尧阶便知。盖场屋之中，只有文丛而侥幸者，断无文佳而埋没者，此一定之理也。三房十四叔非不勤读，只为傲气太胜，自满自足，遂不能有所成。
京城之中，亦多有自满之人，识者见之，发一冷笑而已。又有当名士者，鄙科名为粪土，或好作诗古，或好讲考据，或好谈理学，嚣嚣然自以为压倒一切矣，自识者观之，彼其所造，会无几何，亦足发一冷笑而已。故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从事学问，最要虚心，曾经见到朋友中有资质很好的人，往往恃才傲物，动辄就说别人不如自己。见到乡墨，就骂乡墨不通；见到会墨，就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官；还未入学的人，就骂学院。然而平心而论，他自己所作的诗文，也没有什么超过人家的地方；不光没有超过人家的地方，而且还有无法让人看之处。只是因为不愿意看到自己的短处，所以就光看到别人的不足。既骂了考官，又骂与他一同考试而先中的人。傲气长后，就不会有什么进步，所以就一生潦倒而已。
我平生于科名之事上极为顺利，只是小考时考了七次才中。然而每次不中，未曾说过一句怨言，只是为自己在考场上写的诗文太丛惭愧而已。至今想起来，仍有如芒刺在背的感觉。当时我不敢口出怨言，这件事你们问父亲、叔父、朱尧阶就可以知道。因为考场之中，只有因为文章太丛而侥幸得中的人，绝对没有文章写得好而被埋没的，这是理所当然。三房十四叔并不是读书不勤，只是因为太傲气，自满自足，所以没有能中。
京城中也有很多自满的人，有见识的人知道了，也就对此发一声冷笑而已。又有那些自认为是名士的人，鄙视科举，如同粪土一般，有的喜欢作古诗，有的喜欢讲考据，有的喜欢谈理学，气焰嚣张，自认为压倒了一切，而在有见识的人看来，他们所做的事，没有多少有价值的，也只值得发一声冷笑而已。所以我们这些人读书用功，要努力除掉傲气，戒掉自满，不要被人冷笑，然后才会有进步。
原文
天下凡物加倍磨治，皆能变换本质，别生精彩，何况人之于学？但能日新又新，百倍其功，何患不变化气质，超凡入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天下所有的东西只要花力气去磨制，都能改变它的本质，而成为别的精彩的东西，更何况人追求学问呢？只要每天接受新的道理，花百倍的功夫，又有什么担心不能变化自己的气质，超凡入圣呢！
原文
处人处事之所以不当者，以其知之不明也。若巨细周知，表里洞彻，则处之自有方术矣！吾之所以不能周知者，以不好问，不善问耳。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们处理问题不够恰当，是因为没有把道理搞清楚。如果对事情的大小、内外都一清二楚，就自然会有好的处理办法。我所以对事情的大小内外不能遍知，是因为我不喜欢问、不善于问的缘故。
“评析”
从事学业，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习惯，这个习惯，不仅存在于士大夫之家，耕读之家，即使贵为天子，也无法不去遵行。刘邦在临终前谕告太子的文书中，表达了他对太子学识浅薄极为不安，并从自身说起，向太子介绍自己悔恨少时没立志治学，做了皇帝后深感为学的重要，告诫太子要立志治学，处理朝政要自己亲自动手，不要使人代劳，要尊重老一辈开国元勋：
吾遭乱世，当秦禁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尧舜不以天下与子而与他人，此非为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马尚惜，况天下耶。吾以尔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称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为汝来，为可任为事也。今定汝为嗣。
吾生不学书，但读书问字而逐知耳。以致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辞解。今视汝书犹不如吾。汝可勤学习，每个疏宜自书，勿使人也。
汝见萧、曹、张、陈诸公侯，吾同时人，倍年于汝者皆拜。并语于汝诸弟。
吾得疾逐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余诸儿，皆自足立，哀此。
另如徐媛的“训子书”，也是劝勉儿子立志奋发，潜心读书，孜孜不倦，只要不甘自落伍，就会像继朝阳的“钻燧之火”那样给人们带来温暖，就会像挥扇之风那样续吹拂大地的风驱赶人们的闷热，成为有益于人们的有用之才。并教诲儿子读书和做事，既要凝神静思，专心致志，又要境界高，心胸广，尽心勇为，不患不能成功：
儿年几弱冠，懦怯无为，于世情毫不谙练，深为尔忧之。男了昂藏六尺于二仪间，不奋发雄飞而挺两翼，日淹岁月，逸居无教，与鸟兽何异？将来奈何为人？慎勿令亲者怜而恶者快！兢兢业业，无怠夙夜，临事须外明于理而内决于心。钻燧之火，可以续朝阳；挥翮之风，可以继屏翳。物固有小而益大，人岂无全用哉？
习业当凝神伫思，戢定纳心，鹜精于千仞之颠，游心于八极之表；发于巧心，摅藻为春华，应事以精，不胃不成形；造物以神，不患不为器。能尽我所道而听天命，庶不愧于父母妻子矣！循此则终身不堕沦落，尚勉之励之，以我言为箴，勿愦愦于衷，毋朦朦于志。
至于《颜氏家训》，则更是把学问之事作为整个家训的重心，文中认为：
读书求学，本来为的是启迪心志，开扩视野，从而有利于自己的行动。读书求学，对不侍奉养父母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顺从父母，对父母和颜悦色，当父母有了过失时，也心平气和地规劝，并且不怕辛苦再三进谏，从而使他们心服口服，对以往的不孝行为感到惭愧，并亲自去做；对不知事奉君王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恪尽职守不僭越不犯上，危难之时挺身受命，不忘忠心进谏，以有利于国家，并由此激发他的忠君报国之心，使其效仿古人；对一向骄奢淫逸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恭敬、勤俭、节约，从而使其自食其力，并以礼为做人的根本，以敬为立身的基础，悔过自新，有所收敛；对一向贪婪吝啬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重义轻财，清心寡欲，不过分富裕，救济穷苦之人，从而使其幡然悔悟，施舍钱财；对一向强暴蛮横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谨慎克制，宁柔勿刚，忍辱含羞，容纳贤人，从而使其对自己的行为万分沮丧，然后变得温顺起来；对一向胆小怯懦的人，就是让他们知道古人如何看透人生知晓天命，并且为人刚毅正直，言而有信，通过正当途径祈求福祉，从而使其自强奋发，无所畏惧：以此类推，任何事情都是如此。即使不能完全做到古人那样，也起码不会像以前那样过分了吧。通过学习所掌握的知识，落实到行动上，没有不成功的。当今社会上的读书人，只能说，不能做，对忠孝之事，没有听说过，在仁义方面，自己又做得不够；让他们去断案，未必能公正处理；让他们去治理千户小县，未必能管好；问他们盖房之事，未必知道梁是横的柱是竖的；问他们种田之事，未必知道谷子比黍子成熟得早。平日他们谈笑戏谑，吟诗做赋，悠哉游哉，怪诞不羁，一旦遇到军国大事，便一点用处都没有了：他们常常受到文臣武将的嗤笑和蔑视，确实是有原因的。
学习是为了对自己有好处。可是我见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便自高自大，傲视长者，轻侮同辈。结果人们对他像敌人一样仇视，像鸱枭一样厌恶。这样因学习而使自己受到损害，还不如不学。
古代的人学习为自己，为的是弥补自己的不足；现在的人学习为别人，为的是求得别人的欢心。古代的人学习为别人，为的是推行天道以利社会；现代的人学习为自己，为的是修炼自身以求仕进。学习就像植树，春天观赏其繁花似锦，秋天收获其累累硕果。谈论文章得失长短，正如观赏春日鲜花，修炼自身以利言行，则是收获秋日果实。
作为读书人，在社会上，最可贵的是能够有益于国家，而不仅仅是高谈阔论，弹琴看书，白白耗费君王的俸禄。国家所需要的人才，大体上有六类：一是朝廷上处理政事的官员，要求精通治国之道，善于处理各种政务；二是掌管文史的官员，要求能起草典章制度，不忘前人治国的经验和教训；三是军中将帅，要求能果断决策，有谋有略，精明强干，熟悉军务；四是地方官员，要求熟悉民情，清正廉明，爱护百姓；五是外交使臣，要求能随机应变，不辜负君王的使命；六是负责土木建筑的官员，要求能既要完成工程进度又要节约经费，管理有方。上述种种，只要是勤奋学习，保持操行的人，都能做到。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难道能要求一个人同时具备各种能力吗？只要明白其中要领，胜任某一种职务，就可以问心无愧了。
我发现世上有许多读书人，品古论今，倒是易如反掌，等到让他们真的去做时，却大多不能胜任。他们身处太平盛世，不知道担心祸乱的到来；官居朝廷要职，不知道忧虑战争的发生；只知道保有丰厚的俸禄，不知道百姓耕种的辛劳；只知道高踞吏民之上，不知道他们劳役的繁重，所以他们是难以顺应时势担当治国重任的。晋朝南渡之后，对名门贵族特别优待，因此江南的士大夫中，只要有才干，便会被提拔重用，上至尚书令、尚书仆射，下至尚书郎、中书舍人，掌管国家重要事务。其他一些文人，大多愚腐可笑，华而不实，不务实际；他们有了一点过失，朝廷也不轻易加以责罚，这是因为他们身处高位，为其护短遮掩。而那些下级官员，比如尚书官署的令史、主书、监帅以及各王府的典鉴、省事等，倒是通晓公务，善于处理各种事务，即使有的人出身低贱，但可以通过严加督责、使其变好，所以这些人常常被委以重任，就是要发挥他们的长处。人们往往不能正确地估量自己，所以整个社会都埋怨梁武帝父子重用出身低微的人而疏远出身高贵的人，这种看不到自身缺点的现象恰如自己的眼睛看不到自己的睫毛一样。
第二节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缺一不可
原文
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会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音。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慎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的方法，看、读、写、作这四个字，每天都缺一不可。看，就是像你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和《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读，就是像四书、诗、书、易经、左传等经典，昭明文选、李白、杜甫、韩愈、苏轼的诗、韩愈、欧阳修等人的文章，不是高声朗诵，就无法体会其中雄伟的气慨；不反复吟咏，无法掌握它意味声远的音韵。用有钱人家积贮米来作比喻：看书，就是在外贸易，可获三倍之利；读书，就是在家慎守家财，轻易不去花费。用战争来比喻：看书，就是攻城略地，开拓疆土；读书，就是深挖沟、高筑垒，得地以后能守位。看书与子夏的“日知所无”相近，读书则与“无忘所能”相近，两者不可偏废。
原文
凡读书有难解者，不必遽求甚解；有一字不能记者，不必苦求强记。只须从容涵泳，今日看几篇，明日看几篇，久久自然有益。但于已阅过者，自作暗号，略批几字，否则历久忘其为已阅未阅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读书有难懂的地方，不要希望一下子就把它弄懂；有一个字记不下来，也不要苦苦强求地把它记下来。只要从容从事，今天看几篇，明天看几篇，时间一久，自然就有好处。但对于已经看过的地方，要作上记录，略批几个字，否则时间一久就会忘了自己已经看过。
原文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之道，早上知道了真理，到晚上就是死了也无遗憾，要做到这点，十分不容易。闻道，必须是真的理解了，而且非常信奉，我们自己都不相信自己，心中已经没有把握，又怎么能闻道呢？
原文
学问之事，以日知月无亡为吃紧语；文章之事，以读书多积理富为要。
读书之志，须以困勉之功，志大人之学。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学问，以每日增长新知而不忘记为关键；文章，以多读书多懂道理为关键。
读书的志向，一定要困而勉之，奋发向上。
原文
读书穷理，不辨得极虚之心，则先自窒矣。
不能主一之咎，由于习之不熟，由于志之不立，而实由于知之不真。若真见得，不主一之害心废学，便如食乌啄之杀人，则必主一矣。不能主一，无择无守，则虽念念在四书五经上，亦只算游思杂念，心无统摄故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读书求理，不让自己的心地保持虚空，首先就是自我堵塞了。
不能守一定之理，是因为练习得不够熟练，志向没有确立，而其实是因为所获取的知识不真实。如果知道了真，就会知道不守一定之理的害处，就如吃乌啄杀人一样，这样就一定能守一定之理了。不能守一定之理，就会既无从选择，又无从把守，那么，即使把心念都放在四书五经上，也只能称得上是游思杂念，这是因为没有掌握能把心统摄起来的东西。
原文
窃经必专一经，不可泛鹜。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耐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认为一定要专注于一经，不可泛泛而读。读经以研讨义理为根本，考据只是枝节。读经需要掌握一个“耐”字诀，一句话没有看懂，就不看下一句；今天没有读懂，就明天再读；今年不精通，就明年再读，这就是所谓的“耐”。读史的方法最好的就是设身处地，每读到一处，就好比自己正与当时的人在对答应酬。不一定要把每个人都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个人，就好比与这个人相接触；不一定每件事都要记下来，只要记住一件事，就好比自己亲身经历这件事一样。读经以明理，读史以知事，除了这两者，此外没有什么可学的。
原文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诸弟此时惟有识不可以骤几；至于有志，有恒，则诸弟勉之而已。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则自己不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则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心得就自满自足，像河伯观海，井蛙观天，这都是没有见识之人；有恒心则没有成不了的事情。这三件缺一不可。各位弟弟现在对于有见识不可速求，至于有志向，有恒心，则希望你们能勉力而行。
“评析”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读书历来极为重视，认为齐家、治国平天下都离不开读书，不读书的人就是愚笨、贱鄙。在《颜氏家训》中对于如何读书有集中的论述：
自古以来，圣明的帝王尚且需要勤奋学习，更何况凡夫俗子呢！这种事例在经书史籍中俯拾即是，我也没有必要一一重复。姑且列举近代的一些主要事例，以开导你们。凡是士大夫的子弟，从几岁以上，没有不接受教育的，读书多的学习《礼记》和《春秋》三传，少的也读过《诗经》和《论语》。等到成人结婚时，身体的发育已近形成，此时的智力开发，更需要加倍地教育诱导。有志向的人，能自我刻苦磨练，终生研读经书，功成名就。没有操行和志向的人，便从此自甘堕落，成为一个普通人。人生在世，应当有自己的专门职业：农民关心耕种收获，商人注意金玉布帛，工匠致力于器物的精巧，艺人专注于技艺的提高，武将惯于弯弓骑马，文人喜欢讲习经书。当今士大夫中，多数人耻于种田经商，也瞧不起工匠和艺人，而让他们拉弓射箭，力不能穿透铠甲，提笔写字，仅能写出自己的姓名，终日满足于酒足饭饱，浑浑噩噩，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有的人因祖先余荫，获得一官半职，便心满意足，完全忘记了修身学习之事。等到发生了吉凶大事，需要权衡得失，便糊里糊涂，如坠云雾之中。在饮宴集会场合，别人谈古论今，吟诗唱和，他自己却口塞无语，只能默然低头，这都是疏懒和消沉的结果啊。有识之士看到这种情况，也为他感到差惭，恨不得代替他钻入地下。这些人为什么甘于懒惰几年，却使自己终生蒙受羞辱呢！
当初梁朝鼎盛时期，贵族官宦子弟，大多不学无术。以至于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这些人身着暖和的衣服，胡须刮得干干净净，涂脂抹粉，乘着长檐车，脚登高齿屐，坐着方格绮罗坐褥，斜倚着丝线织成的靠枕，身边摆放着各种玩赏器物，从容地进进出出，远远望去，宛若神仙下凡。科举考试，他们雇人代答；出席三公九卿的宴会，又请人做诗。此时的神态风度，俨然豪爽之士。但侯景之乱以后，朝廷改变了制度，选拔官员，不再像从前那样任人唯亲；当政掌权的官员中，也见不到过去的党徒了。再看那些贵族子弟，自身没有才学，对社会也就毫无用处。虽身披粗衣，但并不怀玉，失去了高贵的地位，露出了本来的面目，茫然如枯木，不知所从，又如浅水将尽，干涸见底，辗转于战乱之间，倒毙于沟壑之中。此时此刻，简直像奴才一般。而那些有一技之长的人，则能随遇而安。自侯景之乱以来，被俘虏的人随处可见。那些出身低下的人，只要知道读读《论语》、《孝经》，此时便能为人之师；而那些出身高贵的人，不懂得书牍、奏记之事，仍然免不了要去耕田养马。如此看来，怎么能不自我勤勉呢？如果能常常饱读百卷诗书，就永远不会受人奴役。
掌握《六经》的要旨，遍涉百家之书，即使不能增加自己的德行，促进风俗的好转，也算是有一技在身，能够赖以为生。父母兄弟不能够终生依赖，国家和故乡也不能保证永远不离开，一旦流离失所，便无人依靠，只能自己照顾自己了。俗话说：“积财千万，不如有一小技在身。”各种技艺中容易学习并能使人高贵的，就算是读书了。世人中不管是聪明的还是愚笨的，只知道广交朋友，多见世面，却不肯读书，这就好比想吃饱肚子却懒得去做饭，想穿得暖和却不想去做衣。读书人能从书中知晓自伏羲、神农以来天地宇宙间出现的人和事，领略人们成败好恶的道理，这种本领天地无法隐藏，鬼神也难以掩盖。
有人质问我：“我看有的人依靠刀枪剑戟，除暴安良，而成为公侯；有的人因为熟读经史，救时富国，而位至卿相；但更多的人虽然学贯古今，文武双全，却未能得到一官半职，他们的妻子儿女甚至免不了饥寒交迫。如此看来，怎么能说只有通过学习才能使人富贵呢？”我回答说：“一个人命运的好坏，犹如金玉和木石。通过修行掌握技艺，就像金玉需要磨治，木石需要雕刻一样。经过磨治的金玉，自然觉得比加工之前更加漂亮，成为碎段碎块的木石，也会认为再雕刻也很丑陋。怎么能说经过雕刻的木石，就一定比末经磨治的金玉更好呢？不能把有学问的人的贫贱和无学问的人的富贵相比较。再说披甲上阵的士兵和提笔为文的小吏，默默而死者多如牛毛，出类拔萃脱颖而出者少如灵芝。手捧书卷，谈论道德的人中，甘于辛苦贫穷的少而又少，贪图安逸名利的则非常之多，怎么能同日而语呢。我还听说：生来就聪明的是上等人，通过学习而使自己聪明的是次一等人。因此，学习，只不过是想获取更多的知识以求更加聪明通达。如果真有天才，出类拔萃，领兵能暗合孙武、吴起的兵法，执政能遥知管仲、子产的教化，即使他不曾读书，我也认为他很有学问。如今你们既不能做到这些，又不愿意效法古人，自然就如同蒙被而卧一无所知了。”
梁元帝曾经对我说过：“从前我在会稽时，刚刚二十岁，便已经非常喜欢学习。当时患有疥疮，手不能握，腿不能曲。为免蚊蝇叮咬，在屋子里张开纱帐独坐其中，旁边放一只酒杯倒上绍兴甜酒，不时地喝上一口，以缓解疼痛。当时我决心自学史书，一天二十卷。由于没有老师教授，有时一个字不认识，一句话看不懂，便反复阅读，不知厌倦。”以帝王的尊贵，孩童的贪玩，尚能做到这些，更何况一般人，而且是希望自己能够进步通达的人呢？
古人勤奋学习的故事很多，例如苏秦以锥刺股，文党投斧远学，孙康映雪读书，武子聚萤苦学，常林带经种地，路温舒牧羊读书，可以说都很勤勉努力。梁朝彭城人刘绮，是交州刺史刘勃的孙子，早年丧父，家境贫寒，甚至连买灯烛的钱也没有，只好常常买来芦荻，折成数段，照明夜读。当初梁孝元帝出任会稽太守时，选拔官员。刘绮以其才华出众，而被任命为常侍并兼主管文书的记室，颇受礼遇，最后荣获金紫光禄大夫的头衔。义阳人朱詹，祖先居住江陵，以后来到扬都，他十分好学，但家境贫寒，往往一连几天揭不开锅，便常常吞纸充饥。冬天寒冷，没有被褥，只得抱住狗来取暖。因为狗也饥饿难耐，便出去偷东西吃，朱詹阻拦不住，哀告声惊动了四邻。就这样，他还不放弃学业，终于成为学士，官至镇南将军的录事参军，深为梁孝元帝所看重。朱詹的做法并不值得学习，不过他毕竟又是一个勤奋学习的人。东莞的臧逢世，二十多岁时，想攻读班固的《汉书》，苦于不能长期借阅，便抄在姐夫刘缓所给的书札边缘上，整整抄完了一本，军中幕府听说此事后，对他的精神志向非常佩服，结果臧逢世后来以研究《汉书》而闻名。
北齐有一位太监叫田鹏鸾，本是南蛮之人。他在十四五岁，给人看门时，便喜欢学习，常常手不释卷，终日诵读。他的地位低下，工作辛苦，但一有空闲，便四处请教他人，每次到文林馆，已是气喘嘘嘘，汗流满面，除了询问有关书上的问题之外，其他闲话一句也不说。每当读到古人守节重义之事，常常深受感动，吟咏再三。我很喜欢他，便常常加以开导。后来他受到君王重视，被赐名敬宣，官至侍中，能够开府选僚。北齐后主逃到青州时，让他到西边去观察敌军动向，结果被周军俘获。周军问他后主在什么地方，他欺骗说：“已经离开，估计现在已走出国境。”他怕周军不相信，又自我捶击，每折断一肢，声色更加坚定，结果打断四肢死去。以这样一个蛮夷之人，年纪轻轻，尚能通过学习做到诚孝，相比之下，北齐的文臣武将，简直连敬宣的奴仆都不如了。
北周灭齐之后，后主被送往长安。儿子思鲁曾对我说：“我们在朝中没有禄位，家里又没有积聚财富，我本当全力以赴，供养全家。如今却每日读书，治经攻史，忘记了作为儿子应尽的职责，怎么能让我安心呢？”我对他说：“儿子应尽心奉养父母，父亲也应注重教导儿子。假如让你放弃学习而去赚钱，使我衣食丰足，我又怎么能吃得香，穿得暖呢？如果你能致力于先王之道，继承祖宗家业，即使我粗茶淡饭破衣烂衫，也是心甘情愿的。”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作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五门，手钞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十二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十二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所订“课程”十二项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等。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1872），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衰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忽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回到内室，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边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乃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目瞑气息。
这位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六十二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
曾国藩一生好学，同时也总结出了许多很有价值的学习方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价值。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青年毛泽东的书信中看出来。
1915年6月25日毛泽东在致湘生信中，曾这样谈到治学方法：
为学之道，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质之吾兄，以为何如？前者已矣，今日为始。昔吾好独立蹊径，今乃知其非。学校分数奖励之虚荣，尤所鄙弃。今乃知其不是。尝见曾文正公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做文章；做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不一成。”此言岂非金玉！吾今日舍治科学，求分数，尚有何事？别人或谓退化，吾自谓进化也。
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是曾国藩于咸丰七年（1857）十二月十四日致曾国荃信中的一段话：“凡人做一事，便须全副精神注在此一事。首尾不懈，不可见异思迁，做这样想那样，坐这山望那山。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我生平坐犯无恒的弊病，实在受害不小。当翰林时，应留心诗字，则好涉猎他书，以纷其志。读性理书时，则杂以诗文各集，以歧其趋。在六部时，又不甚实力讲求公事。在外带兵，又不能竭力专治军事，或读书写字以乱其志意。坐是垂老而百无一成。”这些话，毛泽东以为是金玉之言。而在曾国藩的日记、家书中，这一类的至理名言是很多很多的。
曾国藩不仅自己勤读书，还常常劝导别人多读书，并把它作为一件大事，长篇小说《曾国藩》对曾国藩劝导九弟曾国荃读书有这样的描述：
老九回籍后，曾国藩勉励他百战归来再读书，而他从小就对读书缺乏兴趣，这点，做大哥的自然清楚。眼下老九虽处境不利，但他毕竟立了大功，又以巡抚之高位开缺，且年富力强，今后必有再起之时。翰林出身的大哥有责任帮助兄弟在学识文章方面提高一步。这半年来，曾国藩从前代著名奏疏中选了匡衡、贾谊、刘向、诸葛亮、陆贽、苏轼、朱熹、王守仁等人的十七篇，摹仿经筵官给皇上讲经的形式，对每篇疏从内容到行文分段予以详细批解，最后又给一个总评，并针对此篇再阐述一段为文之道。曾国藩自信，当今天下，上自帝师，下至乡塾，能对历代名奏疏分析得如此深刻精细的人不多。他从心里乐于做这件事。他要以此作为酬谢九弟的礼物。
从咸丰三年在长沙办团练算起，到现在整整十四年过去了。十四年的战火生涯使他深深地懂得，在战事上自己实际上是不行的，不要说沙场上的挥戈驰马、身先士卒，他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望尘莫及。这一点，当然不能苛求于带兵的统帅，但如果具备了，如像岳飞、戚继光那样，就能在士卒中更有威信，这且不说了。统帅最应具备的熟读兵书、洞悉全局、知己知彼、多谋善断、上知天文、下识地理、审时度势、出奇制胜等等才能，历次的失败已反复证明自己或不具备，或尚欠缺。过去在翰林院，常觉得自己可以做诸葛亮、李泌一类的人物，现在看来，那真是文人的孟浪。正好比李太白一样。诗文中的豪言壮语横扫一切，古今英杰都不在他的眼里，其实并没有处理世事的能力，以至于卷入永王造反的漩涡，险些丢了性命。
曾国藩常常想，倘若自己有诸葛亮、李泌、裴度、王守仁那样的统帅之才，金陵早就攻下了，长毛也早就平定了，用不着等到同治三年。要说自己在这方面还有点长处的话，那就是尚有自知之明，注意网罗将才，并放手让他们去干。前期靠的是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后期靠的是彭玉麟、杨岳斌、鲍超、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尤其功劳巨大的就是自己的这个胞弟老九！他真感谢父母送给他这样一个争气的好兄弟！正因为老九的不可磨灭的功勋，使得他这个统帅在世人面前维持住了应有的体面。出于感激，在汪海洋等残部消灭后，朝廷要曾国藩再报一个儿子的履历给予荫封时，他没有报纪鸿，却报了曾国荃的长子纪瑞。也是出于感激，他要辅导弟弟读书作文。这半年来，不管事情如何多，精力如何不济，曾国藩对此丝毫不怠。
第三节修辞立诚——修辞以立诚，忌巧言雕饰
原文
凡作文诗，有情极真挚，不得不一倾吐之时。然必须平日积理既富不假思索，左右逢源。其所言之理，足以达其胸中至真至正之情。作文时无镌刻字句之苦，文成后无郁塞不吐之情，皆平日读书积累之功也！若平日酝酿不深，则虽有真情欲吐，而理不足以达之，不得不临时寻思义理。义理非一时所可取办，则不得求工于字句。至于雕饰字句，则巧言取悦，作伪日拙，所谓修辞立诚者，荡然失其本旨矣！以后真情激发之时则必视胸中义理何如，如取如携，倾而出之可也。不然，而须临时取办，则不如不作，作则必巧伪媚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作文写诗，有情真意切，不得不一吐为快的时候。但必须要在平时积累了丰富的道理，这样才能不假思索，左右逢源。而说出来的话，也才能充分表达心中的真切感情。在写文章时没有因为雕琢字句而苦恼，文章写成后也没有阻隔不清的感觉，这都是平时读书积理多而带来的效验。如果平时考虑得不深入，那么即使有真情想要倾吐，可是道理却无法表达清楚，从而不得不临时去探寻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可获得的，于是只好去追求字句工整。至于作文时沉溺于雕字饰句，就会想通过巧言来取悦于人，更为拙劣，至于修辞立诚的宗旨，则早已荡然无存了。以后当遇到真情发露的时候，一定要看胸中的义理怎么样，只有能随意获取这些义理才行。否则的话，要靠临时去采办，那还不如不作文，因为这时作出来的文章一定是用巧伪的手段来取悦于人。
原文
明德、新民、止至善，皆我分内事也。若读书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谓此三项与我身了不相涉，则读书何用？虽使能文能诗，博雅自诩，亦只算得识字之牧猪奴耳，岂得谓之明理有用之人也乎？朝廷以制艺取士，亦谓其能代圣贤立言，必能明圣贤之理，行圣贤之行，可以居官莅民、整躬率物也。若以明德、新民为分外事，则虽能文能诗，而于修己治人之道实茫然不讲，朝廷用此等人作官，与用牧猪奴作官何以异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明德行、造福于民、达到至善，这都是我份内应做的事情。如果读书不能落实到自己身上，认为以上三项与自己毫不相干，那么，读书还有什么用处？尽管能写文章、能作诗，卖弄自己的博学高雅，也只能算得上一个认得字的放猪奴，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深明大义的有用的人才呢？朝廷依据考试中文章的优劣选用人才，认为这些人既然能够替圣贤立言，也就必然懂得圣贤的道理，可以身居官位治理百姓，兢兢业业地处理事情了。如果认为深明德行、造福于民是份外的事，那么，即使能写文章、作诗词，却丝毫不懂得修养自己、治理国家的道理，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用放猪奴做官又有什么区别呢？
原文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置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之伦，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即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夏、商、周三代全盛时期，圣明的君主和贤德的辅相们代代相继，社会和睦安宁，道德的精义深入到人们的心灵深处，而对学问的追求，扩展到普通的乡村。因此，当时哪怕是捕兔子的乡野之人，以及在汉阳游玩的女子，都天性贞静，擅长吟咏，至于像伊莘、周召、凡伯、仲山甫这些人，他们德行完善工于作文，又用不着再说。到了春秋时期，王道的恩泽衰竭了，大道也将要废弛，文章也渐渐变异了。所以当孔子看到了被捕获得的麒麟，就哀叹说：“我追求的大道要完了！”对匡人说：“古代的礼乐制度将要丧失了！”于是发愤修订六经，昭示帝王的法则，流传千代而不可更改，其用心良苦，事业盛大啊！孔子去世之后，他的门徒四散分布，不断传授发展。后来的聪明杰出的人士，有的人理解其旨意并撰文著书，他们大体上都是孔子的传人，他们的文章是醇厚还是驳杂，完全根据他们反映大道的多少而确定各自的等级：把握大道最多的人，他的文章特别醇厚，孟轲便是这样的人；把握大道次多的人，他的文章就次醇厚；把握大道少的人，他的文章就驳杂；最少的人，他的文章就最驳杂。从荀况、扬雄、庄子、列子、屈原、贾谊以下，他们的高低等次，基本上可以反映出来。
原文
文章之道，以气象光明俊伟为最难而可贵。如久雨初晴，登高山而望旷野；如楼俯大江，独坐明窗净几之下，而可以远眺；如英雄侠士，裼裘而来，绝无龌龊猥鄙之态。此三者皆光明俊伟之象，文中有此气象者，大抵得于天授，不尽关乎学术。自孟子、韩子而外，惟贾生及陆敬舆、苏子瞻得此气象最多，阳明之文亦有光明俊伟之象，虽辞旨不甚渊雅，而其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固自不可几及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文章写作之道，气象光明宏伟是最难能可贵的。如同多日淫雨的天空刚刚放晴，登上高山之巅眺望平旷的原野；如同登上大江边耸立的高楼，独自在明窗净几旁坐着极目远视；如同英雄侠士，身穿狐白裘衣，没有丝毫污浊猥琐之态。这三个事例都是光明宏伟的气象，文章中之所以能够具此境界，基本上得于天赋，与人的后天学习修养没有太大的关系。除孟轲、韩愈外，只有贾谊、陆贽、苏轼达到这一气象相对最多。王守仁的文章也有光明宏伟的气象，虽说用词意旨不很渊深高雅，但其中事理明达，好比与懂理的人在谈话一样，形式内容都很透彻，确实是不能轻易达到的。
“评析”
关于修辞作文之道，《颜氏家训》中也有类似论述：
文章应该把义理情致当作心肾，气韵才调当作筋骨，内容当作皮肤，华丽当作冠冕。今天承继的是趋末弃本，大约多是词藻华丽。词藻与义理竞逐，词藻过盛而义理遮蔽；内容与才思竞争，内容繁复而才思减损。放任自由的人放荡而忘归，牵强附会的人补葺连缀而不止。当时的习惯如此，哪能独自改变？只是谋求去弃那些过甚的东西而已。如果出现盛才重誉、改变文章结构剪裁的人，实在是我所希望的。
古人的文章，显示大才超俗之气，体式文采，艺术特色，和今天相距确实很远；只是收集编次，粗疏质朴，还不算细致。现今世上文章音律和谐靡丽，章句匹偶对称，避讳精密详细，比以往的文章超过许多。应该以古代的体式为主，现在的文辞为次，并且必须两者共存，不能偏废其中之一。
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纯学累积功力，不妨精晓熟练；拙文研摩思索，毕竟粗劣拙陋。只要成为学士，自然能够做人处世。肯定缺乏天赋才能，就不要勉强执笔写作。我看到世上的人，最没有才气情思，自称清美华丽，丑陋拙劣流传散布，也已经很多了。江南称作“痴符”。近来在并州，士族中有一人，好写可笑的诗赋，戏言嘲弄邢邵、魏收诸公，众人和他一起嘲弄，虚情假意地称赞评说，他因此杀牛滤酒，引致声誉。他的妻子是个有高明识见的妇人，哭泣着劝他。这个人叹息说：“才华不被妻子所容纳，更何况行路之人！”他到死也不醒悟。了解、知道自己叫做“明”，这确实很难。
学习写文章，先要和亲友们商议。得到他们的评议裁断，然后脱稿；千万不要固执己见、自以为是，被旁人取笑。自古以来执笔撰写文章的人，怎么可以说得完。然而说到宏丽、精华，不过几十篇罢了。只要不让文章失去剪裁结构，文章的意味可以欣赏，就可以称为有才之士；要求改变风俗、压倒当世，确实要等到黄河澄清了！
文章来源于《五经》：诏命策檄，出自《书经》；序述论议，出自《易经》；歌咏赋颂，出自《诗经》；祭祀哀诔，出自《礼经》；书奏箴铭，出自《春秋经》。朝廷的典章制度，军旅的誓诰言辞，传布显扬仁义，显示阐明功德，治理人民，建设国家，施行运用有多种用途。至于陶冶性情，从容地用婉言隐语加以劝谏，渗入到内心，也是一件乐事。亲自实践后仍有剩余精力，就可以学习这些。然而，自古以来的文人，大多陷溺到轻浮之中：屈原显露才能，宣扬自己，明显暴露国君的过错；宋玉身态容貌妖艳，被艺人所赏识；东方曼倩诙谐而不雅观；司马长卿获得财物而没有节操；王褒的过失显露在《僮约》中；杨雄的德行败坏在《剧秦美新》中；李陵投降夷虏而受辱；刘歆变动无常于王莽之时；傅毅结党依附有权势的豪门；班固窃取他父亲写的史书；赵元叔刚强竦立过分；冯敬通浮华不实，被权势排挤压服；马季长谄媚权贵而受到嘲讽；蔡伯喈被认为是董卓同类而死在狱中；吴质毁谤、违逆乡人；曹植违逆傲慢而犯法律；杜笃求借东西而没有满足的时候；路粹心胸狭窄非常厉害；陈琳实在是粗疏；繁钦生性就没有法式；刘桢倔强而被罚作苦工；王粲率直急躁而被人嫌弃；孔融、祢衡，放纵傲慢而导致死亡；杨修，因煽动而获死亡；阮籍不讲礼仪败坏习俗；嵇康气势压人而以被杀告终；傅玄愤怒争执而被罢官；孙楚骄傲自大，触犯上司；陆机造反作乱，身处险境；潘岳侵吞财物得获危难；颜延年恃气不逊而被排挤罢免；谢灵运空放粗疏，违犯法纪；王元长被杀是自找的；谢玄晖轻侮傲慢自寻死路。凡是这类人，都是才能特别出众的，不能全都记载下来，大体如此。至于帝王，也有的不能幸免。自从有天子以来，其中有才华的，只有汉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被世人非议，不是有美德的君王。在子游、子夏、荀况、孟轲、枚乘、贾谊、苏武、张衡、左思之辈中，有盛名而免除过错祸患的，时常听到，但是其中损毁、败坏的人占多数。每次想到这些，推究他们的积思，文章的本体，揭示感发，启发引导性情，让人居功自夸，因而忽略了保持节操，果敢进取。现在世上的文士，这种祸患更加厉害，一件事做得惬意得当，一句话说得清新奇巧，就神魂直达九霄，志向跨越千载，自己吟唱自己欣赏，觉察不到还有旁人。再外加砂砾的伤害比矛戟惨重，讽刺招来的祸患比风沙来得更快，应该周密防范、深思，来保证大吉大利。
第四节求学三耻——无穷受用，来自有始有终
原文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涂，皆略涉其涯矣，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识认，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
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考中所辑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异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抄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自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弥吾之缺憾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生平有三件耻事；对于各种学问，都略有了解了，只是对天文、算学，一无所知，即连恒星五纬都不认识，这是一耻；每做一件事，从事一项活动，常常有始无终，这是二耻；小时候写字，不能临摹一家的书法，因为常常变更而一无所成、迟钝而不实用，近年在军中，因为写字太迟钝，常常搁置，这是三耻。希望你能雪此三耻。
推步算学，纵然难以通晓；恒星五纬，要能认识还是较容易的。家里有关天文方面的书，有十七史中的天文志，以及五礼通考中的关于观象授时的内容。每天晚上认得恒星二、三座，用不了几个月，在这方面就会与以前不同，凡是做一件事，不管这件事大小难易，都应该有始有终。写字时要先求圆匀，再求快捷。如果一天能写楷书一万，或最少七、八千字，写得越多就会越熟练，手腕也会不觉得费力。将来凭此去学习，就可以手抄书，凭它去从政，案中就不会有遗留的文牍。这些无穷的受用都是来自写字圆匀且快捷。这三件事足可弥补我的缺憾了。
“评析”
近人胡哲敷所写的《曾公治学方法》中提到曾国藩的才智，说：“曾国藩的才质，并不算是聪秀。老实点说，他的确是一位很拙钝的学者，不但在他的《日记》、《家书》中间，常常发现他自己说他天性鲁钝。就纵或他自己不说吧，我们只要看他修己、治人、齐家、读书诸事，几无一处不见得鲁钝，或拘拙。”评价别人愚钝者其实正是愚钝的人，曾国藩绝不是愚钝，而是因直而愚，不懂机巧，其实是大智、远智和深智者。
有人说曾国藩可以算作中材，因为他在自己写的《五箴》里也曾谈到。看他写的文章，则是信效经史百家作为基础的；学诗又是完全学习十八家诗，所以由此就说曾国藩并不是天才。等到曾国藩自己意识到天性鲁钝之后，他就崇尚专心忠实，遇到困难激励自己去克服，结果由于勤学好问，才渐渐地高明起来，这才令平常人难以企及。《中庸》里说：“好学近乎智。”董仲舒也说：“勉强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勉强行道，则德日进而大有功。”曾国藩的由钝入智，也许正是如此。
就曾国藩的意志方面来讲，则可说是很坚强倔强的，这一点毫无疑义。龙梦荪的《曾文正公学案》，其序中说：“困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对于曾国藩来说，这段话把他的意志之坚强画得淋漓尽致。
我们看曾国藩的家书，大半是“致诸弟”的，为学治事，处世接物，无一不悉心教导，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尽管如此，可惜他的弟弟们的学业却无所成就，曾国潢“中等之资”不用说了，曾国华、曾国荃都是“上等之资”，何以也如此呢？大约有两种原因：一是他们的家庭毕竟因为曾国藩做官而阔绰多了，小兄弟已不知稼穑之艰难，自不能“积苦力学”。二是天资高而无恒，如曾国华、曾国荃在长沙二年，并从罗泽南改文，可是“看书不甚多，绝无长进。”这些小兄弟们颇有点“恃才傲物”，很难对付。尽管兄弟们学业上无什么成就，可是后来他们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尊老爱幼，子孝妻贤，世世代代流传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