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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家训（第九卷）
竭宝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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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日课四条——慎独主敬，求仁习劳
原文
一曰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廉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药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二曰主敬则身强：“敬”之一字，孔孟持以教人，春秋士大夫亦常言之。至程朱则千言万语，不离此旨。内而专静纯一，外而整齐严肃，敬之工夫也。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敬之气象也。修己以安百姓，笃恭而天下平，敬之效验也。程子谓：“上下一于恭敬，则天地自位，万物自育，气无不和，四灵毕至，聪明睿智，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飨帝。”盖谓敬则无美不备也。吾谓“敬”字切近之效，尤在能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庄敬日强，安肆日偷，皆自然之征应。虽有衰年病躯，一遇坛庙祭献之时，战阵危急之际，亦不觉神为之悚，气为之振。斯足知敬能使人身强矣。若人无众寡，事无大小，一一恭敬，不能懈慢，则身体之强健，又何疑乎？
三曰求仁则人悦：凡人之生，皆得天地之理以成性，得天地之气以成形。我与民物，其大本乃同出一源。若但知私己而不知仁民爱物，是于大本一源之道，已悖而失之矣。至于尊官厚禄，高居人上，则有拯民溺救民饥之责；读书学古，粗知大义，即有觉后知觉后觉之责。若但知自了，而不知教养庶汇，是于天之所以厚我者，辜负甚大矣。孔门教人，莫大于求仁，而其最切者，莫要于“欲立立人，欲达达人”数语。立者，自立不惧，如富人百物有余，不假外求。达者，四达不悖，如贵人登高一呼，群山四应。人孰不欲己立己达，若能推以立人达人，则与物同春矣。后世论求仁者，莫精于张子之西铭，彼其视民胞物与，宏济群伦，皆事天者性分当然之事，必如此，乃可谓之人，不如此，则曰悖德，曰贼。诚如其说，则虽尽立天下之人，尽达天下之人，而曾无善劳之足言，人有不悦而归之者乎？
四曰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无论贵贱智愚老少，皆贪于逸而惮于劳，古今之所同也。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也。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管一业，而食必珍馐，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古之圣君贤相，若汤之昧旦不显，文王日昃不遑，周公夜以继日，坐以待旦，盖无时不以勤劳自励。无逸一篇，推之于勤则寿考，逸则夭亡，历历不爽。为一身计，则必操习技艺磨练筋骨，困知勉行，操心危虑，而后可以增智慧而长才识；为天下计，则必己饥己溺，一夫不获，引为余辜。大禹之周乘四载，过门不入；墨子之摩顶放踵，以利天下；皆极俭以奉身，而极勤以救民。故荀子好称大禹墨翟之行，以其勤劳也。军兴以来，每见人有一材一技，能耐艰苦者，无不见用于人，见称于时。其绝无材技，不惯作劳者，皆唾弃于时，饥冻就毙。故勤则寿，逸则夭；勤则有材而见用，逸则无能而见弃；勤则博济斯民，而神钦仰；逸则无补于人，而神鬼不钦。是以君子欲为人神所凭依，莫大于习劳也。
余衰年多病，目疾日深，万难挽回。汝及诸侄辈，身体强壮者少。古之君子修己治家，必能心安身强，而后有振兴之象；必使人悦神钦，而后有骈集之祥。今书此四条，老年用自敬惕，以补昔岁之衍，并令二子各自勖勉。每夜以此四条相课，每月终以此四条相稽。仍寄诸侄共守，以期有成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第一条，慎独则心安。自我修养，没有比养心更难的。心里既然知道有善有恶，却不能真正尽力为善去恶，这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心里是否自欺，别人是不知道的，只有自己知道。所以，《大学》中“诚意”这一章节，两次说到慎独。如果真能做到喜欢善如同喜好美色，讨厌恶事如同讨厌恶臭一样，尽力去掉人欲而存天理，那么《大学》中所说的自慊，《中庸》中所说的戒慎恐惧，都能够切实地做到。曾子所说的问心无愧，天下都去得，孟子所说的俯仰无愧于天地的境界，所谓养心，没有比寡欲更好的办法，都是这些内容。所以，能够慎独，则自我反省不会感到内疚，可以无愧于天地鬼神，肯定不会有行为不合于心意而导致不安。人若没有一件内心感到羞愧的事，心里就会泰然，常常感到愉快、平和，这是人生自强的首要之道，寻乐的最好方法，守身的首要之务。
第二条是主敬则身体强健。“敬”这个字，是孔子、孟子用来教育人的，春秋时的士大夫，也常常说到它。到二程与朱子的千言万语，都离不开“敬”这个主旨。内心静定纯一，没有杂念，外表则整齐严肃，这就是敬的功夫。出门如同是去见重要的客人，役使老百姓就像是参加隆重的祭祀活动，这就是敬的气象。内心修养以安天下百姓，诚笃恭敬则天下太平，这就是敬的效验。程子说如果上上下下都恭敬，那么，天地自安本位，万物自己化育，风调雨顺，各种祥瑞都会出现，人的聪明睿智，也都由此而产生。以此敬事上天，使天子感到满意，所以说敬则一切美事都会齐备。我认为“敬”对人们最切近的功效，尤其在能使人身体健康。人若庄敬，身体就越来越强，人若贪图安逸，身体则越来越差。这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即使已是年迈多病，但一遇到庙会祭祀等重大活动，或者是在战场上碰到危急时刻，也会觉得精神为之一振，仅这点就足以证明“敬”能够使人身体强壮。如果人能在无论人少或人多、无论事情大小的情况下，都能一一恭敬地做，不敢松懈怠慢，那么，身体必然强健，又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呢？
第三条，如果追求仁，人们就会感到愉快。大凡人的出生，都是禀赋天地之理而成性，得到天地的气而成形体。我与百姓及世间万物，从根本上说是同出一源，如果只知道爱惜自己而不知道为百姓万物着想，那么，就违背了这同一的根本。至于做大官，享受优厚的俸禄，高居于百姓之上，则有拯救百姓于痛苦饥饿之中的职责。读圣贤的书，学习古人，粗略知道了其中的大义，就有启蒙还不知大义之人的责任。如果只知道自我完善，而不知道教养百姓，就会大大地辜负了上天厚待我的本心。
儒门教人，最重要的就是教育人们要追求仁，而其中最急切的，就是自己若想成就事业，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成就事业，自己要想显达，首先就要帮助别人显达这几句话。已经成就事业的人对自己能否成功是不用担心的，如同富人原本就很富裕，并不需要去向别人借；已显达的人，继续显达的途径很多，好比是身份尊贵的人，登高一呼，四面响应的人就很多。人哪有不想自己成就事业让自己显达的呢？如果能够推己及人，让别人也能成就事业，能够显达，那么，就像万物回春一样美满了。后世谈论追求仁的人，没有超过张载的《西铭》的，他认为推仁于百姓与世间万物，广济天下苍生，都是敬事上天的人理所应当做的事。只有这样做，才算是人，否则就违背了做人的准则，只能算贼。如果人们真的如张载所说的那样，那么使天下的人都能成就事业，都能够显达，自己却任劳任怨，天下还有谁能不心悦诚服地拥戴他呢？
第四条，习惯于勤劳，则神都会钦佩。人之常情，没有不好逸恶劳的，不论贵贱、智愚、老少，都贪图安逸，害怕劳苦，这是古今都相同的。人一天所穿的衣服，所吃的饭，与他一天所做的事，所出的力相称，那么旁人就会认可，鬼神就会赞同，认为他是自食其力了。至于种田的农民，织布的妇女，一年到头勤勉辛劳，不过获得几石粟，几尺布；而富贵人家，终年安逸享乐，一件事都不做，吃的是山珍海味，穿的是绫罗绸缎，豢养很多奴才，高枕而眠，一呼百应，这是天下最不公平的事，鬼神都不会赞同，这能够长久吗？古代的圣明君主，贤德宰相，比如商汤通宵达旦地工作，周文王无暇吃饭，周公废寝忘食，坐待天亮，时时以勤劳激励自己。《天逸》这个篇章，推论到人若勤劳，便会长寿，人若逸，便会夭亡，这是屡试不爽的。为自己着想，则必须习练技艺。磨练筋骨，遇到困惑，不断地学习，不断勉励自己身体力行，居安思危。这样，才会增加智慧，增长才干。为天下着想，则必须自己忍受饥饿劳苦，只要有一人没有收获，就应当视作是自己的罪过。大禹治水，历尽辛劳，三过家门而不入；墨子摩顶放踵，为天下人谋福利；都是自奉非常节俭，拯救百姓却不辞困苦。所以荀子偏爱大禹、墨子的行为，这是因为他们勤劳的缘故。
自从军兴以来，往往见到有一技之长，能忍受艰难困苦的人，都能被人任用，得到当时人的称赞。而那些没有才能，也无一技之长，又不习惯勤劳的人，都被当时人所唾弃，最后饥饿受冻而死。因此，勤劳的人便会长寿，安逸的人就会夭折；勤劳，便有才能，就能为人所用，安逸，则无才能，就会被人抛弃。勤劳，便能普济众生，连神都会钦佩仰慕；安逸，则无任何价值，神鬼都不会保佑他。所以，君子若要成为人们和神都能信赖的人，最重要的就是要习惯于勤劳。
我到老年后，身体多病，眼病也越来越厉害，这种状况已很难改变。你和诸位侄子中，身体强壮的很少。古代的君子自我修养，治理家业，一定要身心强健，然后才能使家业振兴；一定要做到人人悦服鬼神钦敬，然后才会有各种运气到来，现在写这四条日课，一方面是我年老时用来自我激励，以弥补以往的不足的，同时也是要勉励两个儿子。每天晚上都按这四条去做，到每个月终时则用这四条来考核。同时把此寄给诸位侄子，希望能有所成就。
原文
余食禄有年，受国厚恩，自当尽心竭力办理军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诸弟则当伏处山林，勤俭耕读，奉亲教子，切不宜干涉军政，恐无益于世，徒损于家。至嘱至嘱。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做官多年，蒙受了国家的厚恩，自然应当尽心尽力办理军务，只要一息尚存，此志绝不更改。各位弟弟则应当伏处山林，勤俭持家，且耕且读，上要侍奉双亲，下应教育子侄，千万不要涉足军政。我恐怕你们出山，无益于世事，只能使我们家遭受不必要的损失。你们一定要记住我的嘱咐。
原文
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习，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凡士宦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
凡当贵功名，皆有命定。半有人为，半由天事。惟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不与天命相干涉。吾有志学为圣贤，少时欠居敬工夫，至今犹不免偶有戏言戏动。尔宜举止端庄，言不妄发，则入德之基也。
解读
就一般人来说，大多数都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而我则不希望子孙后代做大官，只希望他们成为读书明理的圣人君子。勤俭节约，自我修身，吃苦耐劳，既能过舒适安逸的生活，又能过艰难困苦的日子。我做官二十年，不敢沾染一点官宦习气，衣食住行，一直恪守勤俭节约的家风，最为俭约也可以，略微丰盛也可以，但过多的丰盛我是不敢的。一般说来，官宦人家，由节俭进入奢侈容易，而由奢侈返回节俭是难之又难的事。你年纪还轻，千万不可贪恋爱慕奢侈荣华，更不可养成懒惰的坏习惯。无论是大家，还是小家，不论是官家还是农家，无论是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只要注意勤劳节约，就没有不兴盛的，如果骄奢懒惰，没有不衰败的。
大凡富贵功名，都是命中注定的，一半来自人为的努力，一半则在于机缘。只有学作圣贤，全由自己作主，与所谓的机缘无关。我曾立志学作圣贤，遗憾的是年轻时缺乏居敬工夫，到现在偶尔还不免有不稳重的话语和行为。你应该举止端庄，不随便说话，这是你入“德”的起码要求。
“评析”
曾国藩出生于一个典型的、封建的、传统的中小地主家庭。自小在学业上便受到了其父严格的家庭教育，其父告诫曾国藩，在学业上要想有收获，关键在于立志，在于有恒。学之有心，业之必成。曾国藩自幼聪明好学，7岁起便在他父亲执教的家塾中学习，20岁才离家到外地求学。1833年（道光13年）进入湖南省的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开始系统接受封建思想的教育。1838年（道光18年）曾国藩以3甲第42名，赐同进士出身。随后入翰林院深造。在翰林院期间，曾国藩充分利用了翰林院得天独厚的藏书条件，日以读书为业，阅读了大量的典籍，丰富了他在经史、政治、社会、军事等方面的知识，使他扩大了视野，进入了一片新的治学天地。由于客观社会的原因，他自我潜研的机会，很快便随着他的荣升而失去。在他还没有“成一家之言”时，便奉旨进入军营，及至完成了军务，他已被推上了“中兴名臣”的高台，无暇顾及学问。因此，在学识上颇有见地、志在读书著述的曾国藩始终未能成就一番学问，而成为一个学问家。这对于他来说不免是人生的一大憾事。他时时对自己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不修”感到愧悔。他为了使儿子们避免重复他的愧悔，也为了使儿子们弥补自己的遗憾，子承父志，他谆谆告诫儿子：“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在常人看来，衣不遮体，食不果腹是最堪忧虑的事情，追求名誉，获得官职是人生最堪高兴的事情，而位列三公、封侯拜相、不愁衣食的曾国藩可以说是在仕途上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辉煌，然而却体味了普通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高处不胜寒”的种种精神折磨和痛苦。他向往普通读书人的乐趣和充实，因此他对儿子们说：“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籍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备者，不求珍异。家中新居富宅，一切须存此意，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在当时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曾国藩却教育儿子们不要为官而学，而为自身的明理达人而学。这不能不让人佩服其眼光的深邃和远大。
在封建社会的达官贵人中，曾国藩可以说是教育子女最成功的佼佼者。他的成功在于，其一：教育子女常常以身做则，身体力行，“遵奉身教重于言教”的古训。他说：“人不勤则万事俱废。”别说是做圣贤豪杰，就是做奸雄也不能！早起三朝当一工。曾国藩把早起看做是“勤”的表现，而“勤”又是万事兴的根本。他不仅自己做到早起，而且要求儿子早起读书写字，不要失掉高祖以来所形成的良好家风。其二：在教育子女上，决不行使父亲的特权，高高在上，任意责罚。他尽量不夸夸其谈，而是从自己的亲身体会中晓以立身做人的道理，且娓娓道来：我只所以没有成为“圣贤”，是因为年轻时，“欠居敬工夫”。你现在还年轻，因此不能贪图安逸和享受，更不能养成懒惰的坏习惯。无论是官宦人家还是平常百姓家，无论是手工之家，还是商贾之家，如果勤俭节约，吃苦耐劳，没有不兴旺的；如果骄奢倦怠，就没有不衰败的。同时告诫儿子：读书做“圣贤”是全靠自己刻苦努力达到的，与天命和机缘没有关系！
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结果都是有其相应的发展原因的，曾国藩“爱之以其道”的教育方法及立身自强的教育内容，对其后人的成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大儿子曾纪泽能诗会画，且精通英语，是清末著名的外交家；小儿子曾纪鸿成为古算学家。曾国藩不仅儿子个个成材，孙辈还有成为诗人的曾广钧；曾孙辈还有成为教育家的曾国荪，成为学者的曾约农……曾国藩的教子方式和方法，以及“爱之以其道”的教子经验，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和学习的。
第二节家教贵严——心到静极时，真境产生处
原文
治家贵严，严父家中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不可胜言矣。故《易》曰“威如吉”。欲严而有威，必本于庄敬，不苟言，不苟笑。故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治理家庭贵在于严，严父常多孝子。如果管治不严，那么子弟就会因此而松懈怠惰，其不良后果就无法说尽了。所以，《易》中说“威如吉”。做父亲的要想严于治家，而且本人在家庭中享有威信，就必须以庄重严肃为本，不轻易发言，不轻易说笑。所以，《易》中就说：“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
“评析”
曾国藩起于桑陌，一生事功、学问名噪天下，就连他的齐家之道也经常被时人和后人所称道。他提出的诸如“八本、八宝，三不信”本书后面章节有详解思想、勤俭孝悌的德行，吸取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所一贯推崇的家政道德思想的精华，并做了自己独特的发扬和创新。而且曾国藩并不满足于仅仅提出一种治家之道，还躬身加以实践，他是这样说的，也是如此做的。他的施于家庭教育的谆谆苦心，终于结出了累累硕果。曾国藩的兄弟及子孙后代大都学有所成，这也就是为什么后人总要把曾氏家训视为治家宝典的一个原因。
曾国藩的一生处世哲学的形成、功德的成就是与其“耕读之家”的家风熏染密不可分的。
曾家世代务农，自祖父曾玉屏向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未曾出现过秀才。
曾玉屏年轻的时候，对读书以求取功名不感兴趣，日常喜欢到湘潭同富家子弟鬼混，或酒食争逐，或日高酣睡，整日游手好闲。后来父亲死了，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倍感责任的重大。乡里的长辈，见其整日游惰，不务正业，讥讽他将来必为败家之子。这倒激起他痛改前非的决心，卖掉马匹，徒步回家，决心脚踏实地，开创祖业。从此，天未亮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开沟辟地，耕田种菜，养鱼喂猪，精耕细作，无一不亲自动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省吃俭用，他不仅守住了基业，家境还逐渐走向兴旺。
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颇受到乡里人士的尊崇。邻里间若发生纠纷，他常进行调解、说和，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厉辞诘责，势若霆摧”，往往使那些“悍夫”神气沮丧，就此作罢，甚至有人慑于他的威望，置酒登门道歉，方可了结。
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长他七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曾玉屏对于麟书、骥云兄弟，管教极严，尤其对长子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诘责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则事亲至孝，面对父亲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躇徐进，愉色如初”。
曾玉屏还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之于中国农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读，妇必纺织”。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
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领导的湘军和对太平军的战争，也类乎于一幕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崇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而痛绝的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在他的日记和书信里，都可以看出来。他信奉祖父的家规，编成口诀，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总督等，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丝毫逾越。曾国藩一生的品性实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
第三节进德修业——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
原文
吾人只有进德修业两事靠得住。进德，则孝悌仁义是也；修业，则诗文作字是也。此二者由我作主，得尺则我之尺也，得寸则我之寸也。今日进一分德便算积了一升谷，明日修一分业又算余了一文钱。德业并增，则家私日起。至于功名富贵，悉由命定，丝毫不能自主。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们只有进德修业这两件事靠得住。进德，就是恪守孝悌仁义；修业，就是写诗词文章、写字。这两件事可以由自己作主，得到一尺这个一尺就是我的，得到一寸这个一寸也是我的，今天进了一分德就像积贮了一升谷一样，明天修了一份业又像积存一文钱一样。德和业一起增加，家中的财产也就越来越多。至于功名富贵，这都是命里注定的，自己一点都不能作主。
原文
余欲尽孝道，更无他事，我能教诸弟进德业一分，则我之孝有一分；能教诸弟进十分，则我孝有十分；若全不能教弟成名，则我大不孝矣……惟愿诸弟发奋立志，念念有恒，以补我不孝之罪。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很想尽孝道，但是因为在外做官，无法天天在父母和祖父母面前侍奉。如果我能教各位弟弟在德行和学业上长进一分，则我的孝敬就有一分；如果能教各位弟弟长进十分，则我的孝敬就有十分；如果完全不能教弟弟们成名，那么我就是大不孝了……只希望诸位弟弟发奋立志，持之以恒地读书学习，争取在品德和学业上有所成就，以便弥补我的不孝之罪。
原文
余蒙祖宗遗泽、祖父教训，幸得科名，内顾无所忧，外遇无不如意，一无所觖矣。所望者再得诸弟强立，同心一力，何患令名之不显？何患家运之不兴？欲别立课程，多讲规条，使诸弟遵而行之，又恐诸弟习见而生厌心；欲默默而不言，又非长兄督责之道。是以往年常示诸弟以课程，近来则只教以有恒二字，所望于诸弟者，但将诸弟每月功课写明告我，则我心大慰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我承祖宗的遗泽、祖父的教训，有幸得到功名，在家内没有什么可以忧虑的，在外边也没有什么不如意的，可谓万事顺遂，别无所求啦。我唯一的希望就在各位弟弟能够自强自立，齐心协力，如果真的这样，何愁美名不远扬？何愁家运不兴旺？我想给你们另外立一个课程，多讲一些规条，让你们遵照执行，又担心你们司空见惯后会产生厌烦心理；我想保持沉默，一言不发，又觉得这不是大哥的督责之道。因此，我往年常给你们规定课程，近来则只教导你们要有恒心。我对你们的希望，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你们每个月的功课都详细地告诉我，这样我心里就欣慰了。
“评析”
在信文中，曾国藩很是形象地阐述了“进德”的可贵。为人处世，修身养性，乃至成功立业莫不以德为旗帜，为人之价值的衡量标准。德高则威盛，威盛而以服众。德给于人的是形象、是声望。曾国藩在“德业”的进修上，确有许多过人之处。
他一贯重视伦理道德修养，认为世风日下、道德沦丧是晚清社会危机的根源。有鉴于此，他便身体力行，以期以自己的道德言行改变风气。曾国藩道德修养的具体内容，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名为“八德”。
“勤”居“八德”首位，曾国藩本人谈得最多，体会亦最深。它与曾国藩的“力行”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勤”字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居家、居官、居军，皆以“勤”字为本，“勤以治事，恕以待人，谦以服众，明以应物……四文字中又唯勤字为最要紧也”。曾国藩不仅率先习劳，而且勉励部下做到“身勤”、“手勤”、“口勤”、“心勤”。
其次为“俭”：鉴于明清统治阶级的骄奢腐败导致的深刻的社会危机，曾国藩主张戒奢崇俭。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应酬开支，又可培养“塞士”作风。他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息则难望有成。”
继次为“孝”：关于孝，曾国藩给友人信中论之甚详。他说：“盖君子之孝，尤重于立身，内之型家式乡，外之报国惠民。凡吾行事足以令人钦仰者，皆吾所以敬吾亲也。凡吾德意足生人感恋者，皆吾所以爱吾亲也。推此以求，则尊显之道事业无穷。”
继次为“信”：曾国藩认为，明清吏治人心“日崇虚伪”，为了挽救其堕落，纠正封建士大夫奸滑、浮伪的恶劣作风，他以“诚信”相标榜，他说：“信，即诚实也。一言不欺，一事不假，行之既下，人皆信之。”
复次为“谦”：鉴于历史与现实的经验教训，曾国藩从保全自己与调整本阶级的内部矛盾出发，主张言行谦谨。“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直。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贵谦恭。貌恭则不招人之侮，心虚可受人之益。吾人用功，力除傲气，力戒自满，毋为人所冷笑，乃有进步也。”
至次为“浑”：关于“浑”，曾国藩解释说：“大约与人忿争，不可自求万全处；言人是非，不可过于武断，此‘浑’字之最切于实用耳。”这就是说：在是非曲直上，不可自以为是，必须给自己和对方留有余地。
需要说明的是，传统道德具有两重性。这种两重性体现在它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可以说，传统封建道德这两方面同时复杂地体现在曾氏身上。一方面，由于曾国藩对封建礼治的狂热追求，使他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具有舍身卫道的精神与咬牙励志的顽强毅力；另一方面，由于曾国藩对封建道德的执着虔诚、重视身心修养、讲求自我控制与意志锻炼，使之与晚清贪禄保位、卑污昏浊的上层权贵相比较，具有一些不同的精神素质。正因为如此，当太平天国后期的领导人沉湎“水陆珍馔”、“玉盘金杯”的宫廷生活时，曾国藩却以“战战兢兢，死而后已”，“困知勉行，夜以继日”作为心中的最高律令，未遑寝息地运筹帷幄，苦心经营，全力以赴地争取这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的胜利。
第四节修身课程——十二条课程，终日惕厉
原文
一、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二、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体验来复之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恋。
四、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东翻西阅，徒务外为人。
五、读史——丙申年，购念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惜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六、谨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七、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奉大人手谕曰：“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当作养病。”
九、日知所亡——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有求深意是徇人。
十、月无忘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多寡，养气之盛否。可一味耽著，最易溺心丧志。
十一、作字——饭后写字半时。凡笔墨应酬，当作自己课程，凡事不可待明日，愈积愈难清。
十二、夜不出门——旷功疲神，切戒！切戒！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敬——身心整齐严肃，时刻都心怀惧意。没有事情时，身心安泰，应对事情时，要心神专一。心在身体之内，要像太阳刚升起时一样清明。
二、静坐——每天不管什么时候，都要抽出时间静坐四刻，体验反复往来的仁心，心神正直，身体要像鼎一般固实。
三、早起——天一亮就起，醒来后不要贪恋被窝。
四、读书不二——一本书还没有看完，就不去看别的书，不要东翻西阅，去追求一些表面的知识。
五、读史——丙申年，买来三史阅读。家里的大人说你借钱买书，我会尽力替你归还。你如能把这些书圈点一遍，就是没有辜负我。从此以后每天圈点10页，若间断了，就是不孝。
六、谨言——对此每时每刻都要留心，这是首要之功夫。
七、养气——气存丹田。内心坦荡，没有不可告人之事。
八、保身——十二月，接到家里大人的手谕，要我“节劳、节欲、节饮食，时时刻刻好比在养病一般”。
九、日知所亡——每天读书，都要把心得记录下来，并探求其中的深意。
十、月无忘所能——每个月写作几首诗文，以检验自己获得了多少道理，积养的正气是否旺盛，如果沉溺于某样东西，最容易让人丧失斗志。
十一、作字——吃饭后写几个时辰的字。应该把笔墨上的应酬作为自己的课程，不要把事情放到明天来处理，这样会造成事情堆积，无法清理。
十二、夜不出门——这会造成精神疲惫，旷废功夫，必须严加戒绝。
“评析”
中华民族被称为礼义之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这种重视不仅反映在作为普遍的社会规范，即使在一家之内，也是把它看得十分重要的，这类事例，在中国历史上不胜枚举。如羊祜在《诫子书》中教育儿子如何处世待人。他先从自身说起，告诉儿子他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庭教育，但在乡里还无“清异”之名，启发儿子应更加修养品德，训诫儿子说话要老实守信用，对人要宽厚恭敬，不传无根据的话，不要听信诽谤和赞誉的话，要谦逊谨慎，思而后行，切忌言而无信，招来祸灾，辱没祖宗。
《诫子书》是诸葛亮为告诫儿子成为有高风亮节、真才实学、对社会有贡献的人而写的一篇短文。文中将德育和智育看成相互联系的统一体，提出不修养品德，就没有远大的志向；没有远大的志向，就不能勤奋治学；不勤奋学习，就没有出色才干。反之，追求安乐，涣散意志，随着年华的流逝，无用世的才能，终成穷酸，悔恨也来不及了：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淫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非守穷庐，将复何及！”
《颜氏家训》中则特别提到作者自己在成长过程中运用内省加强道德修养：
我们颜氏的家风家教，一向整肃严谨。从前我在童年时，便受到了熏陶和教诲。常常跟随两个哥哥，早晚前往父母住处问寒问暖，行步端正，言语稳重，神色安祥，毕恭毕敬，宛如朝见威严的君王。父母则以善言相劝，询问我的喜好和志向，并及时指出我的短处，表扬我的长处，态度恳切感人。不幸我刚到九岁，父母便双双亡故，从此家道中落，亲属离散，一个大家庭顿时变得冷冷清清。仁慈的兄长培养我长大成人，备尝艰辛。但他们对我仁爱有余，威严不足，因此对我的教育不够严格。尽管我曾经阅读了《礼经》和《春秋》三传，也稍稍喜欢写点文章，但因为深受周围世俗之人的熏染，所以常常随心所欲，言语不知深浅，对仪态容貌也不注意修饰。到了十八九岁，才稍稍知道对自己加以约束和磨炼，但习惯成自然，因此也就难以一下子完全改掉。直到二十岁以后，大的过失才少犯了。因为我的内心常常和口头相斗，习性常常和情感相争，夜晚回想白天，发现早晨说错了话，今日反思以前，后悔昨日做错了事，常常自己可怜自己从小失去教诲，以至到了这种地步。追忆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令人痛心疾首，难以忘怀，并非像读古书中的教训那样过目即忘。为此，我留下这二十篇文章，以作为对你们的谆谆告诫。
一个人的名声和自身实际的关系，犹如物体和影子一样。如果德才兼备，那么他的名声一定非常好；就像一个少女，如果容貌美丽，那么她的影子也必然是美的。现在有些人不知道加强修养，却企求在社会上有一个好名声，这就像自己相貌丑陋却希望在镜子中看到美丽的影子一样。高明的人从根本上忘记了对名声的追求，中等的人希望通过立身行世求得好名声，最差一等的人则去窃取别人的名声。无意追求名声的人，其言行自然合乎道德的规范，并享受到鬼神的赐福和保佑，而对名声则不感兴趣；立志追求名声的人，注重自身修养，谨慎行事，而且总是担心不够荣耀显赫，对名声自然不会轻易谦让；窃取名声的人，貌似厚道，内里奸诈，而且时时都想沽名钓誉，其名声自然不是以正当手段得来的。
人所站立的地方，不过几寸见方，然而有时即使行走很近一段路，也往往会从悬崖峭壁上坠下去，即使走过一座独木桥，也常常要掉进河流山谷，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除此之外别无他路可走。君子的立身行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有时一句非常真诚的话，人们可能不相信，一种十分纯洁的行为，往往受到怀疑，这都是因为这个人有了名声，其言行没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我常常受到别人的诋毁，便每每以此来责备自己。如果能够开拓出通行大车的道路，建造起浮桥一样宽阔的大桥，那末我们就能达到仲由和赵熹那样的境界，言而有信，胜过高坛结盟，以信攻城，赛过精兵强将。
我看世上有些人，既拥有清廉的名声，又得到大量的金钱，既有显赫的信誉，又做出不讲信用之事，不知道这样言行不一，自相矛盾，终究是要败坏自己名声的。子贱说：“只要自己诚实，便能影响别人。”人的虚实真伪发自内心，又无不表现在他的行动上，只是有时没有被人看清罢了。一旦被人识破，那么弄巧作伪倒还不如笨拙诚实的好，反而会蒙受极大的羞辱。伯石虚心假意辞让卿的职位，王莽装模做样不接受执政大权，当时，他们以为自己做得巧妙周密天衣无缝，但后人却把这种行为记载下来，并且传给千秋万代，足令后人为之毛骨悚然。近来有一个很大的显贵，以孝闻名遐迩，他为父母守丧，悲伤过度超出了常规，为一般人所不及。而他却在居丧期间，用有毒的巴豆涂在脸上，从而使脸上长出了疮，以此表明他伤心哭得厉害。左右的人没能把这件事遮掩下来，这就使外人因此怀疑他居丧期间的种种过分行为都是不可信的。一次作伪竟使百次努力都付诸东流，便是过分贪求名声的结果。
有一个世家大族的人，读书超不过二三百卷，天资笨拙，但出身高贵，家中富裕，因此便矫揉造作附庸风雅，常常以美酒鱼肉和珍宝古玩，交结名人雅士，那些受其引诱的人，便和他互相吹捧。如此一来，朝廷还以为他真有文采，而且也曾派人去请过他。东莱王韩晋明爱好文学，怀疑他的一些作品，并非他自己所写，于是便设下宴会，要当面向他讨教。宴会从早到晚异常热闹，文人墨客吟诗作赋，一比高低，那个人写起来倒也很快，只是完全不合诗赋的音韵。因为大家都沉浸在各自的创作境界中，所以便没有人注意到他写的东西。韩晋明退席后叹道：“果然不出所料！”韩又曾当面问他：“玉圭做的梭子上端称为终葵的头部是什么形状？”他回答说：“头部呈曲圆形状，大概像葵叶吧。”韩晋明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是忍着笑告诉我这件事的。
为晚辈修改文章，使他们以此提高名声和地位，也是一种弊端。一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为他们修改文章，终究有一天要露馅；二是因为他们感到有了依靠，便更加不肯刻苦努力了。
邺下有一年轻人，担任襄国县令的时候，倒是很能尽职尽责。凡他经办的公事，都能做到体恤民情，以求得一个好名声。每次征调兵役，他都亲自执手相送，有时还送给他们梨枣和干粮，每个人都给，并且说：“这是遵奉上司命令行事，就我个人来说，确实不忍心征召你们；一路上饥渴难免，这点东西表示我一点心意。”因此老百姓对他赞不绝口。等到他升为泗州别驾后，这方面的开支越来越大，也就不可能保证经常和普遍了，既然感到是一种负担，内心不再虔诚如初，那么以前的做法便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因此他的功绩名誉便逐渐地丧失了。
司马光则在《家范》中认为，做长辈的都想造福于子孙后代，但真正能够做到这点的人却很少。因为这些人只知道给子孙留下财物，而不知道用道义训诫子孙，用礼法治理家庭。其结果是助长了子孙的许多不良行为，甚至产生斗讼、盼父母早死等弊端。相反圣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德和礼，贤人给子孙留下的遗产是廉与俭。作者列举了舜积德为帝、享国百世，孙叔敖不贪累世不失家业，以及萧何克俭、杨震公廉、周本好施、张文节清俭等事例，忠告人们，遗德于子孙后代远比遗财于后代更为有益。
这种重视道德教育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光停留在书面上，口头上，而且体现在人们的具体践履中，而实践这种道德的人则往往受到社会的普遍赞扬。
类似这种把道德品质看得高于一切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数不胜数，在此略举几则，读者即可窥其一斑。
从曾国藩关于道德品德修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特点，就是他特别喜欢把修养的要求、目标、做法具体化，罗列成条。他这么做，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更好地便于实践，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从事道德修养的心路历程。从各种记述来看，曾国藩并非从小就是个好孩子，长大以后在德行上也并不出众，但是他刻苦好学，闻过则改，终于成就了品德。
道光十年（1830），已满十九岁的曾国藩，与十岁的弟弟国潢去衡阳唐氏家塾，跟汪觉庵学习。国潢伶俐，有问必答，甚得塾师欢心，常被夸奖，而曾国藩默默不好言，塾师对他的诗文只用“也好”二字敷衍。一天，曾国藩背书不流畅，塾师训斥他说：“你这个生成的蠢货，一副戳牛屁股的相！你将来要是有点出息，我给你背伞！”谁知，这句气怒时的话，曾国藩始终记在心中。道光十八年（1838），他在京城参加会试，高中进士，还乡拜谢老师汪觉庵时，特地带了把伞，进门便放在汪家的神龛侧。后来告辞，起身便走，刚到槽门口，突然对送行的汪觉庵说：“我忘了带伞。”汪觉庵连忙双手拦住说：“曾大人在此稍候，等我去取来便是。”汪觉庵取了伞再来时，曾国藩不冷不热地说：“谢谢汪师，今天给我背伞了！”汪觉庵猛想起往年的话，半晌啼笑不得，只有长揖而已。
可见，曾国藩在少年和青年时与普通人一样，也是斤斤计较，睚眦必报的，但是，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曾国藩并不是长期沉溺于此，而是十分注重自己道德品行的提高，而具体运用的方法就是自我反省。曾国藩年轻时，有一天，他到陈岱云住处，与岱云谈论诗歌。曾国藩“倾筐倒箩，言无不尽”，他把自己看到的，听到的，想到的，一股脑地全部吐露出来，一直到半夜才回家。可是一回到家里，他就后悔了，自己这样天天沉溺于诗文，而不从戒惧、慎独上切实用功，已经自误了，难道还要以此误人吗？
第二天，冯树堂来访，于是他把陈岱云约来。三个人聊备酒菜，畅谈起来。冯树堂与陈岱云都很节制，只有曾国藩高谈阔论，无休无止。所谈的内容仍然是昨天晚上的话题，然而曾国藩却反反复复，沾沾自喜。朋友散后，曾国藩又检讨起来，忘记了韩愈《知名箴》中的训告，只重视外表，而轻视了内修，夸夸其谈，几乎成了每天的恶习啊！曾国藩的长处就是他能反省自己。
曾国藩不仅注重自我反省，而且特别注重听取朋友的意见，从他们的建议和评价中获得自己道德修养的努力方向。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作出几副面孔。
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事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朋友，直率啊！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
这事给曾国藩很大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面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忌惮的心情，拿什么来吸引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居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
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曾国藩既有邵蕙西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同年二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往，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言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几句话，不温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曾记下了他的感受：
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但是，有了在道德修养上努力的方向和行动，并不意味着曾国藩立刻就成了圣人，恰恰相反，我们从当时曾国藩的一些家书中可以发现，曾国藩也曾是一个很小气的人，也会为自己升官发财而沾沾自喜。
道光二十七年（1847）四月，曾国藩参加翰詹大考，题为《远佞赋》，以“请问下民常厥德”为韵；《君子慎独论》；《赋得“澡身浴德”》。曾国藩列二等第四名。至此，他才最后通过了仕途上层层的八股制艺考试。六月初二日，六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擢次如此之快，连曾国藩本人也深感意外。他于十七日写信给祖父说：孙“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擢不次，惶悚实深”。话虽然这般说，实际上他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同一天，给叔父母写信说：“常恐祖宗积累之福，自我一人享尽。”
第二天，又给在家的三个弟弟写信，不无自负地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来中进士十年得阁学者，惟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及予三人”。因此，他叮咛诸弟说：“祖母大人葬后，家中诸事顺遂，祖父之病已好，予之癣疾亦愈，且骤升至二品，则风水之好可知，万万不可改葬。若再改葬，则谓之不祥，且大不孝矣。”
另外，曾国藩认为，在温室中培养出来的道德修养毕竟是十分脆弱的，只有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仍能保持高洁的操守、圆融的处事手腕，才是一个人道德修养的真境界。这个问题，在曾国藩投笔从戎，亲自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反映得极为明显。
1857年，曾国藩在军事上受挫，心灰意冷时，父亲死去的噩耗又传到了，曾国藩便立刻率曾国华、曾国荃回籍奔丧，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国藩弃军奔丧，已属不忠，此后又以复出作为要求实权的砝码，这与他平日所标榜的理学家面孔大相径庭。因此，招来了种种指责与非议，再次成为舆论的中心。朋友的规劝、指责，曾国藩还可以接受，如吴敏树致书曾国藩，谈到“曾公本以母丧在籍，被朝命与办湖南防堵，遂与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于天下，人皆知其有为而为，非从其利者。今贼未平，军未少息，而叠遭家故，犹望终制，盖其心诚有不能安者。曾公诚不可无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讹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宫衔致被旨责，其心事明白，实非寻常所见。”
好朋友罗汝怀也写信给曾国藩，指责他不应不分轻重缓急，“夫夺情之事，本出于变，而变之中又有轻重缓急之辨……且夫丧服者一身家之私事，丧乱者天下之公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并丧制而夺之，必事势之万无可已。故其事不及于位卑任轻之人。今以九重绮畀，四海属望，而下同乡闾之匹士，固守经曲之常轨，一再曰：‘两次夺情，从去所无’，岂足以为解手”。最令他难堪的是“左宗棠在骆秉章幕中，肆口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曾国藩自知心亏理缺，无法辨解，只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为，却使他一直耿耿于怀，在其后谈及此事时，仍感愤懑，“我生平以诚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曾国藩忧心忡忡，遂导致失眠。朋友欧阳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一方面为他荐医生诊治失眠，另一方面为他开了一个治心病的药方，“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欧阳兆熊借用黄、老来讽劝曾国藩，暗喻他过去所采取的铁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颇。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也有很多弱点，在为人处事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自从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大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因此一年以后，当他再次出山时，他则变得善于应酬，左右逢源，他自己也承认，“余此次再出，已满十个月。论寸心之沉毅愤发志在乎贼，尚不如前次之志；至于应酬周到，有信必复，公牍必于本日完毕，则远胜于前”。以前，曾国藩对官场的逢迎、谄媚及腐败十分厌恶，不愿为伍，为此所到之处，常与人发生矛盾，从而受到排挤，经常成为舆论讽喻的中心，“曾国藩从宦有年，饱历京洛风尘，达官贵人，优容养望，与在下者软熟和同之气，盖已稔知之。而惯尝积不能平，乃变而为慷慨激烈，轩爽肮脏之一途，思欲稍易三、四十年不白不黑、不痛不痒、牢不可破之习，而矫枉过正，或不免流于意气之偏，以是屡蹈怨尤，丛讥取戾”。
经过多年的实践，曾国藩深深地意识到，仅凭他一人的力量，是无法扭转官场这种状况的，如若继续为官，那么唯一的途径，就是去学习、去适应。“吾往年在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此一改变，说明曾国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趋世故了。
然而，认识的转变过程，如同经历炼狱再生一样，需要经历痛苦的自省，每当他自悟昨日的是与非时，常常为追忆昔日“愧悔”的情绪氛围所笼罩。因此，在家守制的日子里，曾国藩脾气很坏，常常因为小事迁怒诸弟，一年之中和曾国荃、曾国华、曾国葆都有过口角。在三河镇战役中，曾国华遭遇不幸，这使曾国潘陷入深深的自责。在其后的家信中，他屡次检讨自己在家期间的所作所为。如，在咸丰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写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衅，实吾度量不宏，辞气不平，有以致之，实有愧于为兄之道。千愧万悔，夫复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见不和，今遭温弟之大变。和气致祥，乖气至戾，果有明证”。咸丰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竟，所言皆锱铢细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负我温弟，既愧对我祖我父，悔恨何极！当竭力作文数首，以赎余薄愆，求沅弟写石刻碑……亦足以摅我心中抑郁悔恨之怀”。
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自省自悟以后，曾国藩在自我修身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变。及至复出，为人处事不再锋芒毕露，日益变得圆融、通达。
正因为曾国藩一生兢兢业业，在自己的道德修养上一刻不敢放松，所以他的人品得到了世人的一致好评，如他的同僚薛福成曾有一大段评论曾国藩的人品，尤其是他待人处世的话：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讲求先儒之书，剖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严，而不事表暴于外；立身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间昕宵；俭以奉身，则不殊寒素，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济艰难亦在此！
第五节立志有恒——人能立志，犹能“金丹换骨”
原文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而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期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一个人如果能立志，那么圣贤豪杰，有什么事不可以做，而一定要借助于别人？“我想仁，仁就会到来。”我想成为孔子孟子，那么日夜孜孜以求的，只是学孔孟之学，有谁能够驾驭我呢？如果自己不立志，那么即使每天与尧舜禹汤住在一起，也是他们是他们，我是我，与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原文
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贤否智愚，所由区矣。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才的高下，要根据他的志趣来决定。低劣的人才安于现状，受世俗陋规的束缚，因而越来越卑污；高等的人才仰慕先贤的辉煌业绩，因此就日益高明。人才的优劣智愚，就从此区别开来。
原文
喜誉恶毁之人，即鄙夫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关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实足以欺世盗名。
方今天下大乱，人怀苟且之心，出范围之外，无过问焉者。吾辈当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喜欢被人称赞，厌恶被人诋毁的人，就是具有庸俗小人患得患失的思想的人。如果这一关勘不破，那么一切学问、才智，就都只是用来欺世盗名的。
当今天下大乱，人人都怀有得过且过的心理，事不关己，则不予过问。我们应当立个标准，自己遵循，并且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遵守，千万不要让心中不好的想法，破坏了心中的堤坝。
原文
君子有高世独立之志，而不与人以易窥，有藐万乘却三军之气，而未尝轻于一发。
君子欲有所树立，必自不妄求人知始。
古人患难忧虞之际，正是德业长进之时，其功在于胸怀坦夷，其效在于身体康健。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将此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泼之胸襟，有坦荡荡之意境，则身体虽有外感，必不至于内伤。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有远大独立的志向，而不会让世人轻易地看出来。有藐视帝王、退却三军的勇气，却从不轻易显示。
君子如果想要有所建树，就必须从默默地不让别人知道自己开始。
古人在遭遇困难忧虑的时候，正是他的品德修养进步之时，其功表现在胸怀坦荡，其效验表现在身体健康。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佛家之所以成佛，其关键都在于遭受大的磨难挫折的时候，把心放得实，养得灵，有活泼乐观的心胸，有坦荡的襟怀；即使身体受了外部伤害，也不至于伤到身体内部。
原文
士人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三者缺一不可。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士人第一要有志气，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气，就不会甘心为下流；有见识，就知道学无止境，不敢稍有所获就自满；有恒心，就肯定没有办不到的事。三个方面缺一不可。
原文
凡人心之发，必一鼓作气，尽吾力之所能为，稍有转念，则疑心生，私心亦生。
余死生早已置之度外，但求临死之际，寸心无可悔憾，斯为大幸。
舍命报国，侧身修行。
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人心发动，必须一鼓作气，尽一切力量去做，稍有一些想法，便有疑心，而私心也随之而来。
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只要临死之时，没有什么可以后悔遗憾的事，就是万幸了。
要舍命报效国家，要戒慎恐惧，重视修养。
古人说“服了金丹，就可换骨成仙”，我认为立下志向，就是金丹。
原文
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故其为忧也，以不如舜不如周公为忧也，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也。是故顽民梗化则忧之，蛮夷猾夏则忧之，小人在位贤才否闭则忧之，匹夫匹妇不被己泽则忧之，所谓悲天命而悯人穷，此君子之所忧也。若夫一身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得失、贵贱毁誉，君子固不暇忧及此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君子立志，应当有把人类和万物作为自己同胞的胸襟度量，应当有品德高尚、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只有这样，才无愧于父母的生养之情，不愧为天地间的完人。所以他忧虑的，就是自己不如舜帝、不如周公，以及自己不专修德行、不精通学业。于是，便会忧虑小民的顽固不化，忧虑外敌侵扰国家，忧虑坏人当道而优秀人才被排斥埋没，忧虑自己未能给平民百姓以恩泽，这就是俗话说的悲天悯人，这是君子之忧。至于那一己的成败，一家的温饱，世俗之人理解的荣辱得失、贵贱毁誉等等，君子是顾不上为此忧虑的。
原文
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古之精相法，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人的气质是天所生成的，所以很难改变，但是通过读书却可以改变。古代精于相人术的人，甚至说读书可以改变人的骨相，但是说到要改变人的气质的方法，最重要的还是先确立坚定的志向。
原文
治心治身，理不必太多，知不可太杂，切身日夕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修心养身，道理没有必要太多，所知道的也不必太庞杂，与自己切身相关，每时每刻都用得着的，只要一两句话就行，这就是守约。
原文
凡沉疴在身，而人力可以自为主持者，约有二端：一曰以志帅气，一曰以静制动。人之疲惫不振，由于气弱。而志之强者，气亦为之稍变。如贪早睡，则强起以兴之；无聊赖，则端坐以凝之。此以志帅气之说也。久病虚怯，则时时有一畏死之见，憧扰于胸中，即梦魂亦不甚安恬，须将生前之名，身后之事，与一切妄念，扫除净尽，自然有一种恬淡意味，而寂定之余，真阳自生，此以静制动之法也。
——引自《曾文正公全集》
解读
凡是疾病缠身，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可以加以控制的大概有两种方法：一种是以顽强的意志指挥气，一种是以静制动。一个人疲惫不堪、精神不振，都是由于气弱。然而，意志坚强的人，气也会随意志而稍有改变。比如早上贪睡，就可以凭毅力坚决早起；如百无聊赖之时，如果端坐而固气，气也必会振作。这就是以志帅气。久病则气虚胆怯，时时有怕死的想法，困扰于心，就是睡梦之中，也难以安适。必须将生前时的名誉，死后的一切事情，以及各种杂念，都全部除掉，这样，自然心中生出一种恬淡的感觉来，从而在寂静之至时，真阳自生，这就是以静制动的方法。
“评析”
道光四年，曾国藩十四岁，衡阳的廪生欧阳沧溟先生字凝祉，和竹亭（注曾国藩家父）老人关系很好，常常来家塾，看到曾国藩写的试艺文章，十分欣赏，竹亭老人就请他出题考试，沧溟先生命他以《共登青云之梯》为题，写一首律诗。诗写完后，先生看了，称赞说：“这本是金华殿中人说的话”。因而答应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到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曾国藩在十四岁时因一首诗而得了一门亲事，也并非他年少志大，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二十岁前的曾国藩，其实胸中并没有远大的志向。只是在道光十年（1830），其父曾竹亭觉自己的才质不及儿子，自己所知的尽教完了，就把他送到衡阳汪觉庵先生处学习了一年。此后曾国藩眼界大开，助长了一些锐意进取的精神，特别是又回到本县涟滨书院就读学业时，得到山长刘元堂先生的欣赏，在刘元堂先生的栽培下，曾国藩痛下决心，毅然将原字伯涵改为涤生，按照他自己的解释，“涤”就是“涤其旧污之染”，“生”即“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意即告别旧我，走向新生之意。
他又给自己定下了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在《感春六首》中，他这样写道：
荡荡青天不可上，天门双螭势吞象。
豺狼虎豹守九关，厉齿磨牙谁敢仰？
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超短难长往。
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
凡心烂漫开瑶池，碧血淋漓染血仗。
要令恶鸟变音声，坐看哀鸿同长养。
上有日月照精诚，旁有鬼神瞰高朗。
太华山顶一虬松，万龄年代无人踪。
夜半霹雳从天下，巨木飞送清渭东。
横卧江干径千里，盘坳上有层云封。
长安梓人骇一见，天子正造咸阳宫。
大斧长绳立挽致，来牛去马填坑谷。
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拟金钟。
莫言儒生终龌龃，万一雉卵变蛟龙。
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州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材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在写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更是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宏图大志，请看原作的译文：
君子立志，有为大众谋求幸福，有内圣外王的事业，而后方可在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
曾国藩一生于“克己之学”从不稍懈，坚持终身，体现在改号“涤生”以克己。
道光十一年，二十一岁的曾国藩就学于家乡涟滨书院时，因有感于刘无堂先生的循诱而改号，足见其“克己”之意。
曾国藩名号很多：乳名宽一，名子诚，又名国藩，字伯涵，号涤生，谥号文正。宽一是父母所取，国藩是唐鉴所赐，文正是皇上所封，涤生则是曾国藩自己所为，因而最能反映他的思想和趣旨。
道光二十年六月，他在日记中对涤生这一名号有这样的记述：
忆自辛卯年引（注：道光十一年）改号涤生。涤生，取其旧染之污也；生者，取明袁了凡之言：“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从后种种，譬如今日生。”改号至今九年，而不学如故，岂不可叹！
余今年已三十，资禀顽钝，精神亏损，此后岂复能有所成？但求勤俭有恒，无纵逸欲，以丧先人元气。困知勉行，期有寸得，以无失词臣体面。日日自苦，不至佚而生淫。如种树然，斧斤纵寻之后，牛羊无从牧之；如灯然，膏油欲尽之时，无使微风乘之。庶几稍稍培养精神，不至自速死。
诚能日日用功有常，则可以保养身体，可以自立，可以仰事俯蓄，可以惜福，不使祖宗积累自我一人享受而尽，可以无愧词臣，尚能以文章报国。
曾国藩如此克己自励，十数年如一日。也正是由于他能够从心魄乃至外在名号、行止上的克己精神，才有一番作为。能够日日自新，天天反省，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使自己卑琐灵魂受到不歇的批判，使自己的淫邪恶欲时刻困囿于无情的拷问，由表及里地对存在的自我进行猛烈的抨击，方使曾国藩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从他改号以克己这件些微小事上，我们已窥见曾国藩作为“五百年间圣贤之一”者的修身态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曾国藩的功业，不在他的道德、文章，而在于他对自己肉体和心灵无休止的洗涤和更新。
纵观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看到，他几乎无时无刻不在立志，或立志德业惊人，或立志出人头地，或立志扫平“洪杨”。而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却有两件事，一件是青年曾国藩在会试没有被录取时，并没有心灰意冷，而是倾囊购买二十三史，回家发愤攻读；一件则是官拜帮办团练大臣后，却受同僚之辱，因而愤走衡阳，练成了湘军。
道光十三年（1833），二十三岁的曾国藩参加科试，竟补上了县学生员。
道光十四年，曾国藩进入省城岳麓书院读书。是年乡试得中举人。
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离开湖南家乡，独自北上，参加次年春天的礼部会试。但这次却名落孙山。
恰巧，这年逢皇太后的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会试恩科一次，所以第二年还有一次机会。但从湘乡到北京，千里迢迢，来回的路费不少。曾国藩在征得父亲的同意后，决定在京留住一年，等待参加明年的恩科会试。好在京师有一所“长沙会馆”，长沙府的应试举子住在里面，花费极少。曾国藩在北京居住一年多，眼界渐广。他除了继续勤研经史外，又对唐宋的诗和古文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他觉得可以任意发挥见解的古文，远比那拾古人唾余而又缚手缚足的八股文，更有生气，也更有意义。
但道光十六年的恩科会试，曾国藩又没有被录取。他虽然颇感失望，但想到自己只有二十六岁，将来的机会还多，因此，这一时的挫折，也就淡然置之了。
放榜后，曾国藩立即收拾行装，搭乘运河的粮船返乡了。这时，他身边的盘费已经所剩无几。因此路过淮宁时，他便向同乡、任知县的易作梅借了一百两银子。但经过金陵的时候，他在书肆中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一问价钱，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从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买好，沿途所费也很有限。而随身所带的一些冬衣，这时也穿不着，不如索兴当了，也可凑足回家的盘费。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回来了。
到家以后，曾麟书见他花了上百银子，买了几箱书回来；带去的衣箱，都装满了书，衣服却不见了。待他问明缘故以后，不仅没有责备，反而高兴地鼓励儿子说：“你借钱买书，不是坏事，我乐于替你还清欠款。但望你要细心研读，也就不算白费了。”
道光十八年，又值三年大比。但曾国藩家中为了上次的进京会试和偿还易家借款，此时已无余款可供再度进京的旅费。幸得亲戚族人帮忙，借了三十三吊钱，曾国藩才得以成行。到得北京后，已只剩下三吊。倘若这一科再不中，少不得又要举债回家了。那时像他这样苦的考生真是不多。
三月礼部会试，曾国藩得中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复试、殿试、朝考，成绩都很优异。引见皇帝之后，年仅二十八岁的曾国藩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最是远大。内则大学士、尚书、侍郎，外则总督、巡抚，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功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曾国潘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志已立定，便要付诸实践。因此曾国藩自入翰林院任侍郎后，仍在不懈地努力读书。为此，他曾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同时，他还为自己编定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自身的修养、诗文的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而且，从道光十九年（1839）起，他开始写日记。后来虽然略曾间断，但时间不多；从咸丰八年（1858）六月起，就不曾中断过一天。即使行军、生病的时候，也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已可看出曾国藩毅力的一斑了。
曾国藩愤走衡阳，勤练湘军，则更可见出他的志气来。1853年1月21日，曾国藩正在家里措办母亲的丧事，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命他帮同办理湖南省的团练乡民、搜查土匪等事务。曾国藩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毅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是，帮办团练大臣却是一个极为特殊的职务，它不统属于省的三台——抚台、藩台、臬台之内，但究竟又是朝廷的命官，不属地方绅士。这种“不官不绅”的特殊地位，给帮办团练大臣带来许多方便，即在募勇、练兵及其他举措方面存在灵活性，少受各种陋习的制约。但同时也带来许多难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地方官的支持与否，地方官若紧密配合，则事半而功倍，否则寸步难行。而正是在这关键部位上，曾国藩“时时与大相丁”，六月永顺兵事件更是“肯綮之伤刃”。曾国藩在内部斗争的第一个回合中可说是败鳞残甲满天飞。当时他极想立即将永顺兵闹署事件上告朝廷，拼个究竟，但他经过对利弊的权衡，终于忍耐了下来，而冠冕堂皇地对人说：“为臣子者，不能为国家弥大乱，反以琐事上渎君父之听，方寸窃窃不安。”
在这种左右交相煎迫的情况下，曾国藩只有一个办法：走！这年六月间，他跟鲍起豹等人的矛盾初起时，就曾私下对友人郭昆焘表示：“久虱此地，以在戚而攘臂从政，以绅士而侵职代疱，终觉非是。何日江右解围，楚省弛防，脱然还山，寸心少安耳。”他准备以终制为名，超脱这是非之地；并且饬令张润农所带之兵“全数驻永”，王璞山所带之勇则“驻郴”，均不回省城，为自己的退避之路作准备。但是，他并没有真正打算解甲归乡，而是想着自己几个月来“弹压匪徒”的名声大振，不可半途而废，“宵小得以窥伺，而初终恐难一律”。于是，他在永顺兵闹署事件后的第七天，即八月十三日给朝廷上了个《移驻衡州折》，第二天就匆匆返乡。他在乡间沉思了几天，于八月二十七日愤走衡阳。在奏折中，他声称“衡、永、郴、桂尤为匪徒聚集之薮，拟驻扎衡州，就近搜捕，曾于二月十二日奏明在案”，现在移驻衡州，正是实现原有的“查办土匪”的计划。要在衡州进一步镇压农民暴动，这确是曾国藩当时的实情，但曾国藩却把自己移驻衡州的近因和内心活动向咸丰帝隐瞒了。
曾国藩从咸丰三年八月二十七日到达衡阳起，至他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自衡阳起程出征止，共在这里生活了整整五个月。
曾国藩愤走衡阳之后，摆脱了许多应酬、牵制与无谓的烦恼，“清静可爱”，故得以放手发展和训练乡勇，终于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曾国藩因祸得福，愤走衡阳成为他后半生成就事业的真正的起点。后来他对幕僚谈起往事时，感叹地说：“起兵亦有激而成。初得旨为团练大臣，借居抚署，欲诛梗命数卒，全军鼓噪入署，几为所戕。因是发愤募勇方人，浸以成军。其时亦好胜而已，不意遂至今日！”对于自己后来成为一代风流人物，位至侯爵，曾国潘确是始料不及的。
此时，曾国藩已练就水陆两师共一万人，其水师十营，前、后、左、右、中为五正营，五正营之外又分五副营，分别以褚汝航、夏銮、胡嘉垣、胡作霖、成名标、诸殿元、杨载福、彭玉麟、邹汉章、龙献琛为营官带领，共五千人；陆勇亦五千余人，编列字号，五百人为一营，“其非湘乡人各领乡军者随所统为小营”，共十三营，分别由塔齐布、周凤山、朱孙诒、储玫躬、林源恩、邹世琦、邹寿璋、杨名声、曾国葆等带领。水路以褚汝航为各营总统，陆师以塔齐布为诸将先锋。“合以陆路之长夫、随丁，水路之雇船、水手、粮台之员弁、丁役，统计全军约一万七千人”。所备之粮台，带米一万二千石，煤一万八千斤，盐四万斤，油三万斤，军中所需器物，应用之工匠，一概携带随行。
且说曾国藩从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1854年2月25日）起，统率全队水陆并进，浩浩荡荡，进驻长沙。军容之盛，使在这里的绿营相形见绌。这是曾国藩自咸丰三年八月愤走衡阳之后五个月中“打掉牙齿和血吞”，坚韧自励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