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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强”(下篇)

“原文”

凡国之强,必须得贤臣工;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此亦关乎天命,不尽由于人谋。至一身之强,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孟子之集义而慷,即曾子之自反而缩也。惟曾、孟与孔子告仲由之强,略为可久可常。此外斗智斗力之强,则有因强而大兴,亦有因强而大败。古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其智力皆横绝一世,而其祸败亦迎异寻常。近世如陆、何、肃、陈亦皆予知自雄,而俱不保其终。故吾辈在自修处求强则可,在胜人处求强则不可。福益外家,若专在胜人处求强,其能强到底与否尚未可知。即使终身强横安稳,亦君子所不屑道也。

“译文”

凡是强盛的国家,必须得到很多贤良的群臣百官相辅佐;家庭的强盛,必须多出贤良的子弟。这也关系到天命,不全由人来谋划。至于一个人的强弱,则不外乎北宫黝、孟施舍、曾子三种情形。孟子能集思广义而使他满足,这和曾子的自我反省而能屈能伸一样。只有实践曾、孟与孔子告诉仲由的强胜的道理,才稍微可以久长。此外斗智斗力的强弱,则有因为强壮而迅速兴旺,也有因为强壮而惨败。古往今来如李斯、曹操、董卓、杨素,他们的智力都不可一世,而他们的灾难与失败也显然不同寻常。近代如陆、何、肃、陈也都是早就知道自己胆力过人,而他们都不能保持到最终。所以我们在不如人的地方、需要自修的地方,谋求比别人强胜才好,在自己比别人强的地方,谋求比人强胜就不好。福益在外面,假如专门在胜人处逞强,他的这种强胜到底怎样还不得而知。即使他终身都强壮能横行乡里安稳度日,也是君子不屑一顾的。

“事典”

曾国藩一再强调“强”字自“明”出。在智慧处求强,在自修处求强,这样才能使人坚挺地挺进。他始终主张持之以恒,绝不灰心泄气,绝不矫揉造作,一如既往。然而在功名渐盛、地位渐高的时候,则其势不同,就需要持盈保泰,恬退谦谨了。他虽说“亦渐老于事,锋芒钝矣”,实则故乐谦德,“喜闻迂直之言”,而以贞固自守。同治六年(1867)正月初三日《致九弟书》云:

兄自问近年得力,惟有一悔字诀。兄昔年自负本领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见得人家不是,彼从丁已(咸丰七年,1857)戊午大悔大悟之后,乃知自己全无本领,凡事都见得人家有几分是处,故自戊午至今九载,与四十岁以前,通不相同,大约以能立能达为体,以不怨不尤为用。立者发奋自强,站得住也;达者,办事圆融,行得通也。

又同年三月初二日书云:

弟当此百端拂逆之时,想心绪益觉难堪,然事已如此,亦只有逆来顺受之法。仍不外悔字诀、硬字诀而已……弟当此艰危之际,若能以硬字法冬藏之德(贞),以悔字启春生之机(元),庶几可挽回一二乎?

“悔”“硬”二字诀,是国藩立身处世思想之化境。照一般的解释,总以为曾国藩悔悟其往日强矫之非,而毋认柔道行之了。其实是他“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和“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对立一致之合。悔是“悟”的意思,“明”的意思,觉悟出真道的微妙处,知“自己全无本领”,正见得自己“本领甚大”。“能立”、“能达”、“不怨不尤”,方刚柔体用之极致。曾国藩还说他兄弟不明白悔字的奥妙,而趋于消极,乃用一硬字诀的“挺”字来救济。梁启超先生所谓:“贞之以恒,帅之以诚,勇猛精进,坚苦卓绝”;龙梦荪先生所谓:“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之阴,亦不足以夺其志”,都见出一个硬字来。故曾国藩晚年,仍谓:“‘倔强’二字,却不可少,功业文章,皆须此二字贯注其中,皆从‘倔强’二字做出。”又说他兄弟皆禀母德居多,好处是天性“倔强”。他虽衰老,“亦勃常有不可遏之候”。这正是以挺(强硬)为体,以柔(廉悔)为用,合禹墨老庄为一途,以成中庸之道。一般人都不明白这种道理,所以对于曾国藩的思想常有不甚正确的推论。如《水窗春呓》说:

文正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庵,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先儒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朝训诂诸书,而不以来人注经为然。在京宦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

咸丰七年在江西军中丁外艰,闻讣奏报后,而奔丧回籍,朝议颇不谓然,左恪靖在骆文忠幕中,肆以诋毁,一时哗然和之,文正亦内疚于心,得不寐之疾。曹镜初诊之,言歧黄可医身病,黄老可医心病,盖欲以黄老讽之也……此次出山后,一以柔道行之,以至成此巨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诸语。故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云云,道出此老心事。盖文正曾说:“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矣。

后人根据此说,也认为他的思想有好几次转变。平心而论,他的思想,始终没有转变,所谓“三变”者,乃其写字、治学、立身、处世因时世而措之宜,所谓“执两用中”而已。他的思想中心总不离乎孔子的“中庸”之道,“经世”之学,所以能合道文而为一,尽博深之能事,刚柔明强,老墨并用,综为大成之礼学,兼具圣王之事业,这种伟大的成就,岂是偶然的!倘使不明他的思想体系,则枝节浮蔓之论,哪能够“道出此老心事”呢?

曾国藩在进攻太平军时,曾亲自率领在衡州组建的水师东征,想一举消灭太平军。不料,因刚训练出来的湘军水师作战不力,在岳州、平江、湘潭等地,接连打了几次败仗。后来,还带领在长沙的水师五个营晚上偷袭靖港,亦吃了败仗,几乎全军覆灭。

以往,曾国藩曾多次讥笑清廷绿营兵不能打仗,如今看到自己组建的湘军也屡战屡败,感到“无脸见江东,一气之下,在船上滚入江中,想一死了之。”幸身边的人发觉,才把他打捞上来,护送回长沙大营。

在长沙,曾国藩灰心丧气,几天不吃不喝,弄得满城风雨。无论官场还是社会上,有冷言冷语、幸灾乐祸的,有向上告状、请求参劾曾国藩的,还有认为湘军不能作战,主张解散另建的。曾国藩听到这种种舆论,坐立不安,既有几分不服气,又有几分羞愧。

正在心灰意冷之时,曾国藩接到了父亲曾麟书的手谕,训导他“公而忘私,国而忘家,国事维艰,只能进不能退”。在其父的勉励下,曾国藩提高了勇气,他命幕僚向朝廷写奏折,禀报在籍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其幕僚对岳州、湘潭几战,如实地写成“屡战屡败”。曾国藩阅得此禀报,似乎说自己太无能了,便接过笔去,改为“屡败屡战”。一字之改,被动变主动,消极转为积极,“败不馁”之气魄跃然纸上。皇上看了,对曾国藩虽未获胜,但仍表示满意,督令再战。

据说,曾国藩为与太平军决一死战,在向湖北进发时,还立下誓言,嘱弟在家代为准备棺材,不获全胜,誓不生还。后来曾国藩在湖北武昌、汉阳连续打了几战,都获胜利。其幕僚便将他家备好棺材,决一死战的情况,写入了奏折,曾国藩看了,又将“备棺在家”改成了“带棺出征”,更表其决心。

咸丰皇帝看了这一奏折,对曾国藩忠君的决心倍加赞赏,原赏给二品顶戴,令其署理湖北巡抚,后又收回,改赏给兵部侍郎衔,并催令迅速东下,进剿太平军。

“点评”

曾国藩常以“明强”之法,用以修炼自己,因此他遇到困难时多半都能挺性十足。

而在湘军营中,他也以“明强”之法砥砺全体将士,使得将校相和,重信义,共患难,打胜了相互不争功,打败了则相互援救。曾国藩在致江忠源书中,曾经论及将校士兵背离不和的弊病,因此他命将出师之时,教导将士们以此为诫。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曾国藩虽非将才,然而他能够审时度势,深谋远虑,从不求一时之功,从不轻举妄动。因此,曾国藩的“明强”之法值得人称道。

求强是可以的,但在逞能斗狠上求强就不是明智之举了。

逞强斗狠,说到底就是要获得对他人的超越感和优越感,从而谋求他人对自我的肯定、服从或尊敬,然而这种优越感的获得往往以压抑他人、伤害他人为代价。在某一时间,某一场合或某一范围内,你确实征服了他人,但在另一时间,另一场合或另一范围内,你又征服不了他人,而且你的这种征服必然激起他人持久的抵抗;倘若你征服的人越多,那么你所激起的反抗也就越广大。最后你就把自己人为地陷入到一个孤立的境地,结果你发现路越走越窄,越走越难。所以逞强斗狠最终会失败。

然而如果一个人在自修处求强呢?此时你追求的不再是对他人的优越,而是自我超越,当然也就不会形成对他人的威胁或者伤害,也就不会存在征服与反抗的持久的矛盾,因为你所要征服的人不是别人,而是你自己。你在不断修正自我,完善自我。所有的反抗来自于你的内部,是旧我对新我的反抗;这一反抗有时会刺激你更强烈地征服自我,恶行得以消除,善举得以光大,你就在这征服与反抗中不断前进。到一定时候,你就因为自修而完美和强大,这种强大就是曾子、孟子和孔子告知仲由的强大。是君子所要尽力珍惜、保持和追求的。

在曾国藩看来,明智的人在于好德,诚实的人,在于不自欺欺人。所以天下至诚的人,也就是天下至虚的人。在历史上,这种人是很多的,刘秀就是其中一个。

东汉王朝的建立者,汉光武帝刘秀,从小为人谨慎宽厚,勤于稼穑,似乎没有多大抱负,而其兄刘演则性格刚毅,好行侠养士,素有大志。王莽天凤年间(公元14—19年),刘秀来到长安,拜中大夫许子威为师,学习《尚书》,能通大义,并从此立下了“做官当做执金吾,娶妻当娶阴丽华”的志向(执金吾是统领北军八校尉的中尉,内卫京师,外备征战,车骑甚盛,十分威武;而阴丽华则是南阳新野姿貌出众的美人)。

王莽末年,天下连闹蝗灾,盗贼蜂起,地皇三年(公元22年),南阳发生饥荒,各家宾客大多铤而走险,走上偷盗劫掠的道路。刘演宾客也不例外,刘秀因此而受牵连,为避官吏追捕而不得不隐匿到新野,顺便在宛城出售粮食。当时社会上流行“图谶”的宗教迷信,宛城一个叫李守的人对其儿子李通说:“刘氏即将再次兴盛起来,李氏必将为其辅佐。”他们认为这“刘氏”将应在刘演、刘秀兄弟身上,于是极力鼓动刘氏兄弟起兵反莽。刘秀起初不敢答应,但一想哥哥刘演一向结交无业游民,必将发动起义,况且王莽政权败亡征兆已十分明显,于是与李通等人定下大计,暗中购置兵刃弩箭,准备起兵。是年十月,刘演依照刘秀与李通等人约定的起兵时间,正式提出“复高祖之业”的口号,亲自发动春陵(今湖北枣阳县东)子弟起兵。这时,刘秀仅二十八岁。

刘演、刘秀兄弟在称帝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地皇四年(公元23年),起义军各路将领为了要扩大队伍,增加号召力,认为应立一刘氏宗室作皇帝,他们看中了生性懦弱、又无兵权、便于控制的刘玄,让他即皇帝位,建立“更始”政权。在攻克宛城和昆阳之战中,刘演和刘秀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起义军中声威大震。刘演虽然没有公开争夺皇帝的宝座,他的部将却都为他没能当上皇帝而愤愤不平。因而在刘玄称帝时,刘稷就气愤地说:“此次起兵图谋复汉大事的,本是刘演、刘秀兄弟,今天称帝的这位可又干了些什么?”刘玄因此怀恨在心,任刘稷为抗威将军,以示惩戒。刘稷不肯受命,刘玄即下令逮捕。当要诛杀刘稷时,刘演站出来表示反对,并为之争辩。一些嫉贤妒能的将领早就主张除掉刘演,这时趁机劝刘玄杀刘演,正中刘玄下怀。于是,刘演与刘稷同一天惨遭杀害。

当消息传到刘秀耳中时,尽管他内心悲愤异常,但表面上却显得异常镇定。他清楚地知道,此时自己只要稍有闪失,就会遭致杀身之祸。于是,他立即前去朝见更始帝,向他连连谢罪。而对于自己在昆阳所立的战功,却从来不向别人提起。他也不为刘演服丧,吃喝谈笑一如往常,好像压根儿就没有发生杀兄之事一样。刘秀的泰然神情,终于使更始帝等人解除了猜忌,也使得更始帝也觉得对不起刘氏兄弟,便拜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终于避免了杀身之祸。三个月后,刘以破虏大将军行大司马事的身份到了河北,镇慰州郡,罗致人才,招兵买马,开始了统一中国的事业。

刘秀曾说:“我治理天下,也想行以柔术。”他对臣属很少以刑杀立威。刘秀领兵攻下邯郸,杀死守将王郎以后,缴获了不少文件,其中有几千封刘秀部下给王郎的书信。这些人怕刘秀为此惩罚他们,因此惶惶不可终日。但出乎意料之外,刘秀没有那样做。他把所有的军吏集合在一起,命令把这些书信统统当众烧毁。他说:“过去敌人强大,你们当中有人办了糊涂事,我不怪你们。现在你们都可以放心了吧!”刘秀的做法确实气度不凡,让那些曾有二心的人打消了顾虑,对他感激不尽。至于部属的一些小过失,刘秀就更能抱宽容态度,不予计较。即使对有深仇大恨的人,仇家一旦幡然悔悟,将功折罪,刘秀也能既往不咎。如:更始帝大司马朱鲔坚守洛阳时,刘秀曾派人劝降。朱鲔说:“大司徒(刘演)被害时,我参与了害他的计谋,又劝说更始(刘玄)不要派萧王(刘秀)北伐。我实在知道自己有很大的罪过。”刘秀却郑重其事地说道:“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怎么会诛罚他呢?我面对黄河发誓,决不自食其言。”朱鲔投降后,官拜平狄大将军,封扶沟侯,“后为少府,传封累代”,刘秀始终没有对他进行报复。此外,刘秀又从其他营垒中接纳了一大批有经世之才和办事能力的文职官员,以及马援、冯异、寇恂、吴汉等名将,大大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天下平定以后,刘秀不仅没有像汉高祖刘邦那样杀戮功臣,还非常注意教育群臣遵守法令,慎终如始,有意保存功臣。

刘秀的明智之处在于,他懂得怎样使自己更为强盛,这才是真正的明强。

曾国藩多次提到刘秀,称赞他是“英雄”。尤其提出:刘秀坐稳江山,当了皇帝后,常有一种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来自臣下,而是觉得自己是否称职。曾国藩常以此告诫自己,日事修炼,日图自强。 j7fBZ3SO/ZguNSWFKcXa1N6LthdYu31r0Z/EvP34lFBt5h27p1PN+8e0aBE+df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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