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强”（中篇）

“原文”

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养家，亦须以明强为本。难禁风浪四字譬还，甚好甚慰。古来豪杰皆以此四字为大忌。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惟数万人困于坚城之下，最易暗销锐气。弟能养数万人之刚气而久不销损，此是过人之处，更宜从此加功。

“译文”

至于要担当大事，应该尽心在明强两个字上。《中庸》中的学、问、思、辨、行五方面，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不明白的弄明白，使不坚强的变坚强。所有的事，没有志气不做，不坚定就做不好，即使是修身养家，也必须以明强为根本。“难禁风浪”这四个字说得很好，大慰我心。自古以来，豪杰之士都以这四个字为大忌。我家祖父教导别人，也说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所以男儿自立于世，一定要有倔强之气。只是好几万人被困在坚固城池之下，最容易暗中销磨锐气。老弟能保持数万人的刚强士气，长时间不致销磨折损，这正是老弟过人之处，更要在这一点上下功夫。

“事典”

曾国藩对所认定之事，颇有倔强之劲儿，九牛拉不回，即使皇帝的诏令也敢违抗。他拒绝鲍超北上勤王，便是《挺经》明强法中最显著的事例。

咸丰十年（1860）八月，英法联军逼近京城时，蒙古兵及八旗绿营均连战皆败；上谕调鲍超率勇北上归胜保统带效力，但曾国藩经再三考虑，遂以鲍超未能赴援，另请用他或胡林翼率部入卫复奏说：

窃计自徽州到京，五千余里，步队趱程，须三个月乃可赶到，而逆夷离都城仅数十里，安危之机，想不出八九两月之内，鲍超若于十一月抵京，殊恐缓不济急，若逆夷凶顽，犹豫相持，果至数月之久，则楚军入援，岂可仅以鲍超应诏……如蒙圣恩于臣与胡林翼二人中，饬派一人，督师北向，护卫京畿，则人数稍多，裨益较大，惟臣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左宗棠同行，皖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江西境内，胡林翼若蒙钦派北上，则当与李续宜同行，皖北暂不能进兵，只能退守湖北境内，等该夷就抚之后，仍可率师南旋，再图恢复皖吴，臣等虽均有封疆之责，而臣国藩本未接印，胡林翼尚有督臣经理，皆无交卸事件，一经派出，数日即可就道……

按此折是九月初六日封发，所谓“督师北向，护卫京师”，实在是一步以进为退的妙招。曾国藩九月十四日寄其弟曾国荃的家书中说：“安庆决计不撤围，江西决计宜保守，此外或弃或取，或抽或补，合众人之心思共谋之，北援不必多兵，但即吾与润帅（胡林翼）二人中有一人远赴行在，奔问官守，则君臣之义明，将帅之识著，有济无济，听之可也”！

由此可见其心目中轻重缓急，分别极为显明。胡林翼在寄曾国藩的书中也曾说：“疆吏争援，廷臣羽檄，均可不计较；士女怨望，发为歌谣，稗史游谈，诬入方册，吾为此惧，公其远谋”，又寄左宗棠书曰：“如涤丈或不北援，而南岸尚须添兵，公或北援，南岸无调度之大员，万不得已之计，与其谋新兵而不能战，又苦饷竭，则不如撤安庆之围师，尚是旧伍可用，惟沅公不愿坠弃前功，此则须涤丈与公与希庵公商会议，乃可决断，林翼不容有所适莫，又兵事本无万全之策，谋万全者，必无一全……凡将帅之是非，朝臣之疑谤，均可一笑付之，而士论民情，却宜顾念……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

九月二十日，诏止鲍超军北上，因英法和约签字，联军将离京师，于是曾国藩遂得免“摊牌”，而鲍超一介武夫，出身行伍，有勇无谋，对曾国藩的用心，不能了解，反以为失去一次猎取功名的大好机会，颇有怨愤语言。胡林翼闻之，特寄书告诫说：

九月二十五日，涤帅奉旨，因某帅奏调弟军北援，奉严旨饬令鲍超迅速北上，交胜保管带。涤帅与兄深知其为人忮忌贪诈，专意磨折好人，收拾良将，弟若北援，无论南北风气异宜，长途饷项军火，无人主持，且必为磨死，而又不能得功得名。惟北援是君父之急难，不敢不遵，万不可以他词推诿，其时涤帅筹思无策，只得应允，自行北援，或兄北援，以兄与涤帅若能北行，则所带将士，或不致十分饥困，亦不致受人磨折。弟若知涤帅此次之恩，弟且感激流涕之不暇。涤帅待弟之恩，是天地父母之恩……弟于世事太愚，当一心敬事涤帅，毋得稍有怠玩，自来义士忠臣，于曾经受恩之人，必终身奉事惟谨……弟以一协标兵，受涤帅之知遇，一年拔至守备加都司，此次以旧率归旧部，岂忍萌生妄念……手此缕缕训弟，皆一片良心之言，千古药石之言，弟可熟读莫忘，仍不可与他人见也……

胡林翼十分了解曾国藩的苦心，而“胜保忮贪”之说亦见于胡林翼写给他人书信中：“胜保每战必败，每败必以胜闻”。“胜保在蒋坝，残败不能复军，山东人向呼此公为‘败保’，盖其治军，如郑公子所谓‘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轻而不整，贪而无亲’者矣”。喻胜保为“败保”，可谓刻画入微。

然而在咸丰十年（1860），此“败保”却为朝廷倚作长城，后又供慈禧驱使，为辛酉政变的后盾。他在慈禧心目中的份量，实相当于戊戌政变时的荣禄。而湘军人物对其品评如此，鲍超也为此怨愤甚久，胜保自然也早有耳闻，甚或挑拨离间进行蛊惑亦情理之常。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初八日胡林翼寄曾国藩函说：“春霆前月杪，忽至太湖，省林翼之病，惊骇之余，颇作儿女态，林翼责以严词，催令速行驰援”，可见鲍超的意气未尝平息。

其后胡林翼病殁，故曾国藩于历陈胡林翼忠勤勋绩折内说：“……鲍超等，胡林翼均以国士相待，倾身结纳，人人皆有布衣昆季之欢”，“外省盛传楚帅协和，亲如骨肉，而于胡林翼之苦心调护，或不尽知，此臣所自愧昔时之不逮，而又扰后此之难继者也”，而鲍超骁勇善战，实为诸将冠，故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初九日，曾国藩奏请将鲍超补授提督实缺，以亟求安慰其心理。但至同治三年（1864）五月尚未能得提督实缺，不过署任而已，鲍超心中仍不免失望，遂数以请假回籍葬母为辞。但其后一月，金陵即攻陷，鲍超因逗留乡里逾年未返，而四年三月其部下竟以叛变闻。

当时，京师正因编修蔡寿祺上奏弹劾曾国藩等湘军人物且并及恭王，掀起大政潮——曾国藩大用始于肃顺，而垂帘以后，恭王主政，并不因此而黜曾国藩，且乘势益加倚重，恩礼逾乎往日，以示诚信，内外相维，故能成金陵之克；然事定之后，慈禧竟以为可坐致康乐之境，既渐压恭王之揽权主政，而满员旗将又久嫉湘军人物之独擅军旅，鄙视旗兵绿营——蔡寿祺曾佐胜保幕，与旗将颇多友好，故不惜迎其所好，连上两疏痛诟曾国藩等，主题虽在恭王，而疏中一再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自金陵克复后，草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气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城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逆氛尚炽，军务何曾告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等语句，其意仍在讥刺曾国藩，确有一石两鸟，使恭王、曾国藩并去之阴谋；而太后藉此将两疏并交廷臣会议，宣布恭王罪过，口谕中又有“王植党擅政”一语，若与蔡疏并观，则所谓“植党”之意殊为显明，是慈禧心目中亦早已不满于内轻外重之现象，欲乘势收回天下兵马权。

然廷臣会议，避重就轻，致使曾国藩在此政海空前的大波澜中未受何影响，而蔡折的主要作用，实隐伏满人亟欲夺回军权的企图，今竟未能如愿，阴谋者当然不肯罢休。咸丰十年（1860）秋，胜保请调鲍超北援时，胡林翼寄曾国藩书即有“恐有挟君命以谋夺楚兵者”之语，其后霆营始终以非湘军嫡系自视，故此次叛变，若仅以闹饷为由，恐不免有人借题发挥。因此曾国藩奏中所谓“是否别有情节，尚须详细访查”，恐怕其与京师政潮内外相呼应不便明言。

在此情势下，曾国藩忧惧惶恐的心情，乃前所未有，当时其手书日记有云：

三月十七日，接奉初六日廷寄一道，首行无议政王之衔，为之大诧！与幕中诸友叹讶良久……傍夕至后楼与纪泽一谈时事。

三月二十八日，开船赴焦山，是日早间阅京报，见三月八日革恭亲王差使谕旨，有目无君上诸多兵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怵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二更三点睡，不甚成寐。

四月初三日，早饭后开船行二十余里，至中关登岸，入张仙舫盐局一谈，旋至雪琴船上言及国事与渠家事，欷虚欠久之，渠旋作别回裕溪口，余亦回省，午初进城。

四月初五日，是日见京信一件，言及近事颇详，又见三月十六日谕旨：恭王复入总理衙门，读之感叹良久。

四月二十一日，是日接廷寄：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少泉伯之上加肃毅二字，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悚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

四月二十二日，见客：雪琴、荫亭、眉生三起，坐甚久……中饭后倦甚，余因三月初八之事及霆营之变，怛然寡欢，因再与方元徵围棋三局，天晴日永，下半天未治一事，近年无如此之懒惰者。

四月二十七日，阅本日文件，见段培元席研香禀，知娄云庆所辖霆营于初九日在上杭忽叛，十分焦灼，不知所措，绕至彷徨，无以为计，与方元微围棋二局。

四月廿八日，是日阅京报：四月十六日恭王复充军机大臣。对娄云庆禀：其军因饥滋事，尚不十分决裂，为之少慰，然霆营之病已成，不知何日得了，实有无穷之忧。

五月初一日，拟作一告示，解散霆营叛卒，经营良久未得下笔。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京师政潮特别敏感，初见廷寄无议政王之衔名，即“为之大诧”，继奉谕旨，更“读之寒心惴怵之至”，且“竟日忡忡，如不自克”。正伤兔死狐悲之即，又传来霆营之变，使曾国藩处境进退维谷，实百千倍于祁门之围。

其后，奕劻重入军机处，清廷命曾国藩至淮扬督师，命李鸿章署江督。曾国藩再三请辞，但言语过露，使宫廷亦不免有所疑虑。故七月初九日上谕说：

曾国藩身任统帅，责无旁贷，前经叠谕大臣筹拨一军，兼顾晋省，并令刘铭传等军，驰赴豫省北路，绕出贼前，防贼窜扰秦晋之路，又令派拨马队驰赴豫省助剿，复以贼去徐郡甚远，令该大臣酌量前进驻扎，乃该大臣日久迄无奏报，于近来皖豫情形，及各路如何布置情形，均未陈奏，历次所奏谕旨，亦未答复，实属疲玩因循，若欲藉此获咎，冀卸节制三省仔肩，何以仰副朝廷倚任之重，谅该大臣公忠体国之心，何忍出此！

这是五六年来第一次对曾国藩的严辞厉色，可见谗言及于深宫，而曾国藩镇静处之，复奏说：

节制三省之命，臣三次具疏固辞，未蒙谕允，以臣赋性愚钝，即一省已难专任，然臣受恩深重，虽数省也当通筹……今皇上饬臣兼顾晋省，已在节制三省之外，而外间望治之心，责臣之词，尚不止于晋省，一似三路之前截后追，为防为剿者，皆臣军应办之事，臣何以堪此重任？又何能当此重咎！以僧格林沁之贤，忠可以泣鬼神，勇可以回山岳，办捻五年，尚未成功，今捻匪之马匹愈多，而时论之视贼愈轻，一似数月期年，可望肃清，臣又安能奏此速效？至臣处奏报之稀，曾于同治元年二月初六日复奏一次，一则不轻奏谣传之言，一则不轻奏未定之事，一则不轻奏预计之说，仰蒙圣训称许，数年以来，不改此度，兹奏严旨诘责，惶愧无地，若欲藉此获咎，以卸仔肩，则臣生平所志所学，断不肯如此取巧！

坦白恳挚之中极现棱棱骨气，确为曾国藩素喜谈论之挺经最佳实例。

据载，拒绝鲍超军北上“勤王”，是李鸿章的主意。曾国藩一时举棋不定，因为北援事关“勤王”，无可推诿，但又想留下鲍超所部对抗太平军。他召集文武参佐讨论对策，要求每人提出一种方案，结果多数人主张派兵入卫，只有李鸿章力排众议，说“夷氛已迫，入卫实属空言，三国连衡，不过金帛议和，断无他变”，而“楚军关天下安危，举措得失，切宜慎重”，主张“按兵请旨，且无稍动。”李鸿章认为英法联军业已逼近北京，“入卫实属空言”，英法联军之役必将以“金帛议和”而告终。危及大清社稷的不是英法联军，而是造反的太平军。湘军“关天下安危”，应把刀锋对准太平军。至于北援，应“按兵请旨”，静待时局之变。曾国藩深受启发，一面上疏，冠冕堂皇地表示：“鲍超人地生疏，断不能至，请于胡（林翼）、曾（国藩）二人酌派一人进京护卫根本”；一面在实际行动上采取拖延观变战术。结果不出所料，十月便接到“和议”已成、毋庸北援的廷寄。而同时接到率勇北上谕旨的河南、陕西等省巡抚闻命即行，结果却空跑一趟，劳民伤财。相比之下，则显出曾胡二人的高明，而他们二人之所以高明，则由于接受了当时正在曾国藩幕中充任幕僚的李鸿章的意见。

事后，胡林翼选择李鸿章、陈鼐、李榕三人的献议附于曾、胡二人的书面意见之后，编为《北援集议》一书，刊行于世。大概由于内部议论，过于直露，不宜公开发表，在刊刻时删去一些内容。故李鸿章的条陈中已不见“按兵请旨”的字句。

“点评”

做官就是要讲求明强，能处理很多麻烦事。

所以做官要讲明强，修养心性，第一件事就是训练自己处事不烦，不急不躁，无怨，清醒。头脑清醒才能保持安静，保持安静才能稳住部下，稳住部下才能做出决断。不然的话，心急似火，性烈如马，只会使事态的发展更加混乱。

朋友告诫曾国藩：“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曾国藩以为做官如此，带兵亦然。有一天，曾国藩接到曾国荃的一封信，信中说：“仰鼻息于傀儡膻腥之辈，又岂吾心之所乐。”曾国藩谆谆告诫弟弟说，这已经露出了不耐烦的苗头了，将来恐怕难以与人相处。能耐烦的好处就是从容平静，从容平静方能产生智慧，方能处变不惊，才能安稳如山。

同治三年，曾国藩率部队追击捻军。一天夜晚，兵驻周家口（今江西万载县），湘军护卫仅千余人，捻军突然来袭，湘军开始不耐烦了，惊惧不已。幕府文书钱应溥急忙向曾国藩说：“现已半夜，力战肯定不行，突围恐怕危险重重。但若我按兵不动，佯为不知，彼必生疑，或许不战自退。”曾国藩于是高卧不起，钱应溥也镇静若常，守护曾国藩的卫兵见主帅若无其事，于是也都平静下来，恢复常态。捻军见状，果然怀疑曾国藩布有疑兵，徘徊不定，不敢贸进，最终匆匆散去。

身居高位，权力和地位炙手可热，不知有多少人伸手试火，搭进了身家性命。

曾国藩做了很多年的高官，深知个中三味，他以为居高位之道，大约有三个方面：

不与，也就是不参与。处高位的人往往喜欢参与，显示自己的权威，或者显示自己的才能，或者显示自己的存在，似乎自己无所不能；每一工种，每一行当，都要出面讲讲话，做做文章。他不知道自己做多了，他人就做得少了；自己的才能太显露，他人的才能就发挥得少了。他做领导不是要和他人比试才能，而是要让他人发挥才能，《尚书》说，对司法方面的事，不要越俎代疱，要让有关的官员去治理。曾国藩引用《论语》的话：“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他解释说：这好像说的与自己毫无关系啊！

不终，也就是不善终。古人说：“日慎一日，而恐高位不终。”为什么一天比一天谨慎，不就是怕不得善终吗？曾国藩感叹道：“居高履危而能善终者鲜矣。”林则徐也喟然长叹：“做官不易，做大官更不易。地位益高，生命亦危。”一般人只看到了身居高位的人处于花团锦簇之中，而没有看到他们正处于荆棘、陷阱和泥淖之中，他们正处于各种矛盾漩涡的中心，稍有不慎，就会遭遇杀身之祸。即使没有杀身之祸，倘若官做得越久，那么他的弱点就暴露得越充分，他被天下所耻笑的把柄也就越多。这样的例子还少吗？

曾国藩说：“处大权大位者，而兼享大名，自古曾有几人能善终其末路者？总须设法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耳。”

明强，用曾国荃的话说，是尽人力而听天命，带有“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味道。明强致远，不可为而为之，这不能不说到尽人皆知的诸葛亮。

诸葛亮初时在襄阳城西南二十里处的卧龙岗，隐居隆中，躬耕田野，博览群书，静观时势。

汉献帝建安十二年（207），刘备在屡遭挫折之后，率军驻屯新野期间，经徐庶推荐，亲到隆中“三顾茅庐”，求教于诸葛亮。当时诸葛亮年仅26岁，但才识渊博，明强致远。他以一个政治家、战略家的远见，向刘备分析了当时天下形势，指出了曹操、孙权之所以强盛，刘表、刘璋之所以衰弱的原因，提出了统一全国的政治路线，以及应采取的战略和策略。他明确主张：必须明强击弱，先取荆、益，建立根据地，进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时机成熟，两路出兵北伐曹魏，图取中原，最后统一全国。刘备听了他的主张，茅塞顿开，欣然接受，并恭迎诸葛亮至军中筹划军机。

曹操占领荆州以后，率得胜之师，水陆并进。诸葛亮观察和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清楚地意识到曹操的意图是要一举而消灭孙刘两个集团，并吞江南。因此，他认为孙刘两方只有结成联盟，才有可能抗击曹操。为了迅速促成联合，为了坚定孙权的决心，诸葛亮冷静分析了将要鏖战的双方态度。指出：“曹军虽多，貌似强大，但长途跋涉，远来疲惫，已成强弩之末；况且，曹军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而荆州之众乃迫于兵威，并未心服。所以，如果将军能够命猛将带领几万军队与刘豫州协同作战，那就肯定能够击败曹军。而曹军一败，必定北撤；这样，鼎足三分的形势也就形成了。因此成败的关键，就在目前。”孙权听了诸葛亮对形势的分析及预测，十分信服，坚定了抗击曹操的决心。于是，立即命周瑜率水军3万随诸葛亮与刘备军会合，并力抗曹。

是年十月，孙、刘大军溯江进发，与曹军会于赤壁（在今湖北省嘉鱼东北）。诸葛亮、周瑜利用曹军远来疲惫，疾疫流行，不习水战，后方不够稳定的诸多弱点，确定了水攻曹军、出奇制胜的作战方针，首先歼灭曹操水师，然后水陆并进，率快速部队趁势冲杀，大破曹军。接着诸葛亮又协助刘备收复江南，据有荆州大部地区和长沙、桂阳、零陵三郡，取得了立足之地。

刘备病故后，魏、吴陈兵边境，南方部族发生叛乱，蜀汉的形势又趋于紧张。诸葛亮为了巩固蜀汉政权，确定了对外坚持与吴修好，结为唇齿，对内部叛乱坚持“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战略。他首先派大将赵云、马超和魏延率军加强北部边境的守备；同时派人迅速修复与吴国的和好关系。在外部形势基本稳定的情况下，诸葛亮则亲率大军南流泸水，深入云贵，进行南征。他采取政治和军事双管齐下的策略，平定了蜀南诸郡，降伏了西南“夷”族领袖孟获，使这些地区成为蜀国比较巩固的后方。

诸葛亮在平定南方以后，集中主要精力整顿蜀国的内政。他立法定律，整训军旅。主张减兵省将，精练能战，法令明，赏罚信。经整顿，士卒为之用命，赴险而不顾。就连敌手司马懿也不得不称赞诸葛亮是善于治军的“天下奇才”。

北伐曹魏，完成统一，是诸葛亮多年的夙愿。当蜀汉政治稳定，“兵甲已足”以后，诸葛亮决心“亲率三军，北定中原”。从建兴六年（228）起，诸葛亮曾先后北率蜀军五出祁山，北攻曹魏，但均因碰上了强劲对手司马懿而屡战不克，无功而返。建兴十二年（234）八月，积劳成疾的诸葛亮不幸病死于五丈原军营之中，终年五十四岁。

诸葛亮这个明强致远的伟大人物，让历史上多少明强的来者羡叹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