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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第九卷)
姜忠喆

第一卷 明强 “明强”法(上篇)

“明”者智也,“强”者勇也。“强”字自“明”出,智勇兼备,遭挫受辱气不馁,所向披靡,挺经之要环也。识大千世界,智者能鉴人,强者能制人,机枢智圆,谋出不测,大智大勇,百折不挠也。此乃《挺经》之卷四,“明强”大法也。

“原文”

三达德之首曰智。智即明也。古豪杰,动称英雄。英即明也。明有二端:人见其近楼则所见远矣,登山则所见更远矣。精明者,譬如至微之物,以显微镜照之,则加大一倍、十倍、百倍矣。又如粗糙之米,再舂则粗糠全去,三舂、四舂,则精白绝伦矣。高明由于天分,精明由于学问。吾兄弟忝居大家,天分均不甚高明,专赖学问以求精明。好问若买显微之镜,好学若舂上熟之米。总须心中极明,而后口中可断。能明而断谓之英断,不明而断谓之武断。武断自己之事,为害犹浅;武断他人之事,招怨实深。惟谦退而不肯轻断,最足养福。

“译文”

“智、仁、勇”这三个达德中,排在首位的是智。智就是明。古往今来,那些才能出众的人,常称之为英雄。英就是明啊。所谓“明”有两种:他人只看到近前东西,我则可以看到极远的东西,这叫高明。他人只看到粗大的东西,我则可以看到精细的东西,这叫精明。所说的高明,好比是身在一室,所能看到的距离毕竟有限,登上高楼所能看到的就远了,登上高山的话,看得就更远了。所说的精明,好比是极为细微之物,用显微镜来观察它,它就会放大一倍、十倍、百倍了。又比好是粗糙的米,捣两遍的话,就可以把粗糠全部除去,捣上三遍、四遍,那么它就精细白净至极了。人是否高明取决于天赋,精明则有赖于后天方面的学问。我曾氏兄弟如今侥幸居高位,天赋方面算不上十分高明,全靠学问来求得精明。好问如同购置显微镜观察事物,好学如同捣击熟透了的米。总而言之,必须心里了如指掌,然后才能说出自己的决断。心里明白再做决断这叫英断,心里不明白就做出决断,这叫武断。对自己武断的事情,产生的危害还不大;对他人武断的事情,招致怨恨实在太深了。只有谦虚退让而不肯轻易决断,才能保住自己的福份。

“事典”

曾国藩无时无处不在强调这挺经中的明强大法,同治二年(1863)七月一日,在给他弟弟曾国荃的信中写道:

强字本是美德,我以前寄给你的信也讲明强二字断不可少。但是强字必须从明字做出,然后始终不屈不挠。如果对事情全不了解,一味蛮横,等到别人用正确的道理进行驳斥,并用事情的实际后果来验证,这时再俯首服输,前倨后恭,这就是京师讲的瞎闹。我也并不是不要强,只是因为见闻太少,看事不明不透,所以不敢轻于要强。再者,我们正处在鼎盛的时候,属员在外,气焰嚣张,言语放肆,往往令人难以接近。我们如果一味强劲,不稍稍收敛抑制,那么属员仆从就会不闹出大祸不止。

明强就是敢争,当一种判断确定后,曾国藩从不迁就他人的意见,有主见,敢斗争。他出山不久向清廷伸手要权的事,就颇能代表他的明强品格。

大约从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出办团练至咸丰七年(1857)二月弃军奔丧,这是曾国藩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他事事草创,不断碰壁,客军虚悬,无权无位,兵微将寡,屡遭挫败,既无太多的事可做,也无太多的钱养士。而对当时一般知识分子来说,充任曾国藩幕僚,虽有风险承担,却无看得见的实际利益可言。所以,所设办事机构较少,办事人员也不多。这一时期的军政办事机构主要有秘书处、营务处、审案局、发审局(所)、情报采编所。粮饷筹办机构主要有行营粮台、岳州转运局、汉口转运局、长沙后路粮台、南昌粮台和衡州劝捐总局、樟树镇劝捐总局、樟树镇饷盐总局及其所属分支机构。这一时期的幕僚多为至亲好友、亲朋子弟、降革人员和年轻有为的血性书生,如郭嵩焘、刘蓉、李元度、李瀚章、李沛苍、程桓生等。

咸丰七年(1857)二月四日,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病死在湖南湘乡原籍。二月十一日,曾国藩在江西瑞州军营得到父亲的死耗后,哀毁悲痛之情无以自抑,“仆地欲绝”。十六日上《报丁父忧折》,不待清政府准假,就与曾国华从瑞州回籍奔丧。

按例军营大员父母丧亡,应该先行奏请开缺守制,得到朝廷批准后,才能回籍奔丧。曾国藩这次却不是这样,他上奏的时间是二月十六日,脱离军营奔丧回籍是二月二十一日,显而易见,他奔丧回籍并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这种情况是少见的。但清政府念他犬马之劳,二月二十七日给曾国藩赏假三月,在籍治丧,发给治丧费四百两,以示恩宠,并命他于假满后仍回江西军营。然而,曾国藩要的是兵权,是部队,而不是虚荣。他在《谢恩折》中发牢骚说:“数载从戎,过多功寡……自愧调度之无方,兹又遽遭大故。自职离营,方忧惧之交深,欲陈情而悚息。”奏折中的“欲陈情而悚息”,在示意清政府,他暂时不准备回江西军营,其中有难言之隐。因而在奏折中要求开缺守制。但清政府仍然不准,一再敦促他重返江西前线督办军务,这便使他有些飘飘然、昏昏然起来,以为他与咸丰帝抬价、讲价的时机来到了。于是六月六日,曾国藩又上《历陈办事艰难仍恳终制折》,在这个奏折中,他和盘托出了他为什么不愿重回江西军营、要求开缺在籍守制的理由。奏折的要点是:

按照定例军营职位有空缺,先从在军人员拔补。我所带的湘军,多是招募来的湘勇,不仅参将、游击、都司、守备以上无缺可补,即如把总外委也不能递补实缺。武弁跟我出生入死数年,有的虽然保举至二品、三品职衔,而充当哨长者,仍领哨长薪饷,充当队目者,仍领队目薪饷。一日告假,即时开除,终不得国家正规军照绿营廉俸之例长远支领。弁勇互生猜疑,徒有保举之名,永不履任之实,长此以往,湘军弁勇,难免“长生觖望”。

言外之意:我历年在外,不敢奏调满汉各营。各营官兵,实缺之将领太少,太少不足以相维,权位不足以相辖……虽居兵部堂官之位,事权反不如提镇。“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国家定制,各省文武升迁罢免之权,责成督抚。督抚的喜怒,关系到州县官的荣辱进退。曾国藩办理军务,处处与地方官打交道,文武僚饷一事,诸如地丁漕折,劝捐抽厘,地方官从中阻挠。征收漕粮,百姓以浮收为苦。漕粮大事,循例由巡抚专主其事。身为客官,专办兵营军事,有劝捐扰民之实,而无能加惠百姓之事,“不敢越俎代谋,纵欲出一恺切说明之告示,以儆官邪,而慰民望,而身非地方大吏,州县未必奉行,百姓亦终难信。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从帮办湖南全省团练开始,就用木质关防,关防上所刻大字为“钦命帮办团练查匪事务前任礼部右侍郎之关防。”咸丰五年(1855)八月秋补缺,又换“钦差兵部右侍郎之关防”。自出征以来,得到皇上的命令,“皆系接奉廷寄,未经明降谕旨”。因此,外界讥嘲甚多,有人讥讽说“自请出征,不应支领官饷”;有人指责说“不应称饮差”;有人说他曾经革职,不应专折奏事。岁月既久,关防屡换,往往被人“疑为伪造”。部将出差外省,外省地方官不予信任,对盖有关之公文不予理会,甚者竟将湘部出差外省的官员关押,加以侮辱。如果现在再赴江西军营,又须改刻关防,则势必愈难取信于人。军营官兵立功受奖,咸丰六年(1856)所请“实官执照”,至今尚未领到。此外,文员之凭,武官之札,皆由督抚专交曾营,常迟久而不到。“军中之事,贵取信义如金石,迅速如雷霆,臣则势有所不能,此办事艰难之一端也。”

曾国藩仔细观察局势,认为“非位任巡抚,有察吏之权”,决不能治军,决不能兼及筹饷。

曾国藩伸手向清政府要督抚的官位,并不仅仅为个人争地位,主要是为湘军争权利,争政治待遇。按照清朝的惯例,曾国藩带的兵如此之多,作战能力又远较八旗、绿营为强,立下的军功又如此之大,授予巡抚,功赏过薄,不足塞其欲壑,若授予总督,则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又为朝廷所不甘。而恰在此时,胡林翼等已攻占了武昌,形成了高屋建瓴之势,水陆师直捣九江。长江下游方面,自咸丰七年四月何桂清接替怡良为两江总督后,江南大营日有起色,正在进攻镇江,捷报频传。所以清廷便决定将长江上游战事责成湖广总督官文、湖北巡抚胡林翼,将下游战事、攻陷天京的希望寄托在何桂清与和春的身上。认为这样处理,定操胜算。因此,断然拒绝了曾国藩干预朝廷用人大政,并撤销了他兵部侍郎的职务,将他开缺在籍守制,削除了他的兵权。同时命署理湖北提督的杨岳斌总统外江水师,惠潮喜道彭玉麟协同调度。这样的结果,致使江西湘军很快陷入了涣散状态。后来,胡林翼虽然一度派李续宜等往江西统率湘军陆师,依然无济于事,而且李续宾、李续宜兄弟对清政府削除曾国藩的兵权也极为不满,心怀退志。

毫无疑问,曾国藩被削除兵权,瓦解了湘军的斗志,涣散了湘军的士气,削弱了湘军的战斗力,使江西湘军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清军的力量在消衰下去。如果这时太平天国的内部不发生杨韦事变等一系列大的变故,就能用兵长江上游,重开湖北根据地。但是,咸丰七年翼王石达开已决心出走,太平天国的军事力量也在下降,这真是历史的悲剧!

曾国藩被消除兵权后,尽管受到外界的讥评、嘲笑与责骂,却获得了全体湘军官兵对他的同情与爱戴,使他在湘军中的威望空前提高。七月,湘军第一员大将李续宾致书曾国藩说:一旦攻克九江后,“或则皖省,或援豫章,先生不出,忠公(胡林翼)不来,续宾何敢独行前往?虽有厚庵、杨岳斌、彭玉麟同志,而水陆路数不一,且不能咨商群帅,难言之情,愿先生有以教之。先生带我出山,仍当恳带我归里”。

曾国藩人虽在湘乡,然所部将领与他书札仍往返不绝。可以说,除曾国藩外,别人指挥湘军是难以得心应手的。如1857年春,督办江西军务的福兴到瑞州军营视师,湘军诸将待以客帅之礼。因此福兴回南昌后,上奏请征兵,并说“勇丁不可用”。可见“曾家军”——湘军,非一般督抚、将军所能驾驭指挥的。这期间,在家乡守制的曾国藩进入了人生的一个“反省调整期”。他和弟弟曾国华设立了家庙,每天黎明和晚上都跪倒在父亲的牌位前,反省自己十几年从政、治军的得失,并回忆起父亲曾麟书的每一次教诲。

曾国藩自被削去兵权后,无时无刻不在怀念他一手创办起来的湘军,“江右军事,刻不去怀。”悔恨自己办事“有初鲜终,此次又草草去职,致失物望,不无内疚”。每每想到这些,“夜间终不能酣睡,心中纠缠,时忆往来,愧惶憧扰,不能摆脱”。他在籍守制一共一年零三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日夜在悔恨自己的去职失权,迫切期待着有朝一日,咸丰帝命他重新走上前线,重掌湘军。

自曾国藩离开江西后,由于石达开的分裂出走,直接削弱了江西太平军的兵力与内部团结,因此,清政府方面的军事形势始有所好转,连续攻陷了瑞州、临江、九江、建昌、抚州。但当时,分布在江西的湘军派系很复杂,有王鑫遗部的张运兰等部、江忠源系统的刘长佑等部,另外还有曾国藩系湘军曾国荃、李元度、刘腾鹤等部。由于这些统兵将领,官位相埒,派系不同,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领导与指挥,因此,这些派系各异的湘、楚军攻陷江西各府州县后,将予解散乎?抑或由谁统率?这是清政府亟待解决的第一个难题。

咸丰八年(1858)四月,湘军水陆师攻陷九江后,移师鄂东,准备“东征”,进犯太平天国安徽省根据地。而安徽方面,自石达开出走后,天王洪秀全将安徽省的军事责交给陈玉成。陈玉成以安庆为大本营,以攻为守,亲率所部数十万人,经常楔入鄂东,进攻黄梅、黄安、蕲州、麻城、罗田等县,其目的是“攻鄂保皖救浔”。陈玉成的军事攻势,使胡林翼指挥的湘、楚军备多而力分,特别是湘军水师,杨岳斌与彭玉麟不和,外江水师与内湖水师貌合神离,隐伏挫败的危机。

为此,胡林翼从鄂、赣军事全局出发,于咸丰七年(1857)九月二十六日上《起复水师统将以一事权并密陈进剿机宜疏》,试图借此敦促朝廷起用曾国藩。他奏陈说:目前小池口、湖口相继克复,早先陷入鄱阳湖的轻快水师已经冲入大江,与外江水师相会合。鄱阳湖水师前令道员彭玉麟统辖,与外江水师总统杨岳斌原无芥蒂。惟水师万余人,江面千里,“若无总统大员节制调度”,则号令不一,心力不齐,终必危殆;且李续宾、杨岳斌、彭玉麟等将领“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杨岳斌、彭玉麟等经曾国藩“识拔于风尘之中,自湘潭出师以至今日,久已分为两部。在该军本无不和,而两营弁勇,即有才力不相上下之势。是该镇、道势又不能互为统辖”。

胡林翼的话很明白,湘军水师行将分裂,湘军水、陆将领非曾国藩难以指挥自如。他在奏疏的结论中提出:若许曾国藩“移孝作忠”,视师九江,即日督带湘军水陆师会合楚军,将士一心,不难攻占九江,水陆东征安徽,直捣金陵。但清政府却批复说:“克敌制胜之策,该署抚与官文、都兴阿、杨载福(即杨岳斌)等尽可商办,正不必待曾国藩到楚方能定议。”清政府对曾国藩的猜忌已深,断然拒绝了胡林翼的请求。

李秀成击败江南大营后,曾国藩终于有机会出山了。因为八旗兵已不可用。同时,曾国藩、胡林翼并对清政府关于东南的人事布局做了一番揣测。胡林翼说:“江、浙为仓庾根本,京师性命所系,然使泛泛以寻常办理军务之人前往,则事权不属,功必不成。近十日中,必有十余人奏请涤帅往援。林翼之意,必得地方之符乃可去,非此则不可去也。设涤帅去后,秋冬之间,贼必有三四十万大股并力西犯。”后来,曾国藩听说忠王李秀成略定苏常,惊呼:“苏常失守,杭州亦岌岌可危,东南大局决裂如此,不知尚有何术可以挽回……现奉寄谕,饬国藩往援苏、常,盖不知苏、常已失也。鄙意楚军刻不能救援下游,且当竭三省全力,御贼匪秋间之大举,如能于秋间两路大捷,然后有余力兼谋下游,目前实有不逮。”同时他对自己的出路,也做了一番猜测。他说:苏、常失守,“目下浙江危急之至……东南大局,一旦瓦裂,皖北各军,必有分援江、浙之命,非胡润帅移督两江,即余往视师苏州。二者苟有其一”,则进攻安徽的军事布局,不能不有所变更。“余则听天由命,或皖北,或江南,无所不可。”曾国藩、胡林翼迫切希望他们两人中能有一人出任两江总督,以扩大湘系地盘。

而在决定两江总督人选时,肃顺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肃顺平素喜揽名流,“朝士如郭嵩焘、尹耕云,举人王恺运、高心夔辈皆出其门,采取言论,密以上陈”。他在镇压太平天国的用人问题上,反对祁春圃、彭蕴章的观点,主张重用以胡林翼、曾国藩为首的湘系人物,“平时与座客谈论,常心折曾文正公之识量,胡文忠之才略。”苏、常失陷后,何桂清以弃城获罪,咸丰帝欲用胡林翼总督两江。但肃顺说:“胡林翼在湖北举措尽善,未可挪动,不如曾国藩督两江,则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议。咸丰十年(1860)四月十三日,李秀成攻克苏州。十九日,清政府以曾国藩署两江总督,着统率所部兵勇,取道皖南,恢复东南。七月上旬,又实授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并命令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均归其节制。又将杨岳斌、彭玉麟统率的湘军水师拨归曾国藩节制调遣。

任命曾国藩总督两江督办江南军务,对曾国藩与湘军将领鼓舞很大。胡林翼得到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的消息后,亦“气息为之一壮,耳目为之一明”。后来,胡林翼又得知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并实授为两江总督,所有大江南北水陆各军悉归其节制后,兴奋地说:“涤帅实授两江总督,殆如国相司马之气象。诚明之至,上感九阍,军气孔扬。”不过曾国藩总督两江后,却是喜、忧参半。喜的是长期受压抑,现在总算熬出了头,得到了清政府的信任与重用,全军欢欣鼓舞,“或者数年抑塞之气,至是将畅然大舒乎”。忧的是太平军占有苏南,天京与苏、常联成一片,声势重振,力量倍增,杭州、皖南岌岌可危,东南大局“糜烂”,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无异要他火中取栗。他在家书中也道出了他的这种复杂心情。他说:“担此巨任,深以为惧。若如陆(陆建瀛)、何二公之前辙,则让我父母蒙受羞辱,即使兄弟子侄亦将为人看轻。祸福倚伏之机,竟不知有什么为可喜也。默观近日之吏治、人心及各省之督抚将帅,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吾惟以一勤字报吾君……但守一勤字,终日劳苦,以稍分圣上之忧。”在理学思想的指导下,“吾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是他的绝对信条。他明知政治败坏,民不聊生,“天下似无戡定之理”,却无动于衷,仍然要一拼到底。

“点评”

从出山的第一天起,曾国藩就立定了一个志向:“一不要钱,二不怕死。”不要钱,就戒除了私心;不怕死,就断绝了后路。能做到这两点,就可称智且勇,一个人就会英气勃发,气吞山河,壮志凌云。

蔡锷认为,明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急遽与持续之别。暴虎逢河,死而无悔,临难不苟,义不反顾,这是狭义的急遽的明强;成败利钝,非所逆睹,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是广义的持续的明强。

死,人人都怕,但天下确有不怕死的人,关键是要死得其所,胡林翼就曾说:“胆量人人都小,英雄只不过是平日胆小,临时胆大而已。”湘军是一支由文人组建起来的军队,而文人的特点就是思虑过多,贪生怕死。曾国藩想练就一支艰难百战的劲旅,就必须首先唤发出其将士的豪气与英姿。因此,他在挑选将官的时候,主要考察他是否明强,血性方刚。

北宋时期,王安石以“三不畏”的精神,锐意实行改革,也是明强的典型事例。

王安石,字介甫,抚州临川人。父亲王益,任都官员外郎。王安石在少年时代就喜好读书,诗书一经他过目便终身不忘,他作文章落笔如飞,初看他似乎漫不经心,写完后,读过的人都佩服他文章的精彩绝妙。王安石考中进士后,名列上等,任签书淮南判官职。按照旧制度的规定,任职期满,准许呈献文章请求投考馆阁的职位,但王安石却没有这样做,他只是到鄞县做了名知县,后调任舒州通判。当时文彦博做宰相,他以王安石淡于名利而向朝廷推荐,请求对他越级进用,以遏止追名逐利的风气。不久,朝廷让王安石参加馆阁职位的考试,他却谢绝应试。欧阳修推荐他为谏官,他也以祖母年老为由辞谢不任。后调他到江东担任提点刑狱,仁宗嘉右三年(1058),又入京任度主判官。

王安石的议论高深新奇,能以辨析和旁征博引来增强自己看法的说服力,他果敢地按自己的见解来处理问题,有慷慨奋行、矫正世风、改变世俗的志向。为此他向仁宗上了万言书,他认为,如今天下的财力日益困乏穷尽,风俗日益衰弱败坏,问题的症结在于不知道法规、不效法先王政令的缘故。效法先王的政令,主要是效法政令的主要精神。只有遵循它的主要精神,那么所推行的更改变革,才能被天下人认为合乎先王的政令而欣然接受。自古以来的太平治世,从未曾因财物的不充足而成为国家的忧患的。忧患倒在于治理财政没有把握它的规律。皇帝不能长久地依赖上天的厚赐,而要有一旦出现灾患的忧虑。但愿皇帝能明察朝中得过且过、因循守旧的弊病,明文诏令大臣,逐渐克服弊病,以期迎合当世变化的形势。这里所讲的一切,流于颓废、萎靡、世俗的人是不会说的,而议论朝政的人又以为是不切实际的老调重弹。后来王安石治理国家,他所执行的政策措施,大体上都根据如上所书。

王安石本是楚地的士子,在朝中并不知名,因为韩、吕二族是当时的世家大族,所以他想凭借他们的力量来取得别人的重视。于是就和韩绛、韩维兄弟,及吕公著加深交往,而这三人也着意称道赞扬他,王安石的声名开始显著起来。

神宗在颖王府时,韩维曾是他的记室,当他升为太子庶子时,又推荐王安石替代他任记室之职。这样,神宗很想见到王安石,于是他刚一即位,就任命王安石为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回京师任翰林学士兼侍讲。一次,神宗问王安石治理国家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王安石答道:“首先应该选择治理的方法。”皇帝说:“唐太宗怎么样?”王安石答道:“陛下应当效法尧、舜,为什么要以唐太宗为榜样呢?尧、舜的治国之道,极其简明而不繁复,极其扼要而不空泛,极其容易而不繁杂,但后世的学者不能全盘通晓,所以认为高不可及。”皇帝说:“你这可以说是以难题来要求我了,我感到自身渺小,恐怕无法与你的厚意相符了。你要全心全意辅佐我,希望我们能共同来完成这个事业。”

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升任参知政事。一日,神宗对他说:“很多人都不了解你,以为你只知道经学,不通晓世上实际事务。”王安石答道:“经学正是用来治理世上的实事的,但后世所谓讲经学的读书人,大抵都是平庸之辈,所以世俗都认为经学不可以施行到事务上!”神宗问:“那么最先施行的该是什么呢?”王安石说:“改变风俗,建立法规,这是眼下的当务之急。”神宗认为确是这样,于是设立了制置三司的条例司,任命王安石与枢密院事陈升之共同主持。王安石又令吕惠卿负责条例司的日常事务。不久,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法陆续兴立,称为新法,王安石又先后派出提举官四十多人,将新法颁行于天下。

旧史评价说,王安石性格坚强刚愎,遇到事情不管可与否,都固执己见。在议论变法时,在朝廷百官全部持不可变法观点情况下,王安石附会经义,提出了自己的各种主张,辩论起来动辄数百言,众人皆不能使他屈服。他甚至说:“天变不足以畏惧,祖宗不足以效法,人们的议论不足以顾忌忧虑。”这段话显然有失公允,但也透视出王安石性格中的刚烈之风。 j7fBZ3SO/ZguNSWFKcXa1N6LthdYu31r0Z/EvP34lFBt5h27p1PN+8e0aBE+df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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