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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军部将劝曾国藩自立为帝的事，并非始于攻下金陵“大功告成”之日，也并非王恺运一人是“劝进派”。
围攻金陵的军队，虽没发生过不听指挥的问题，然而顿兵城下日久，师老兵疲，军饷不继，军心士气日渐涣散，也使曾国藩忧心忡忡，日夜焦灼。同治二三年间，金陵城外的湘军，因为粮饷缺乏，每天喝稀饭度日，几个月不发饷，更是常事。曾国荃对那些家乡子弟兵，遂有难以约束之感。他们甚至还发生了把营官捆绑起来，勒发欠饷的暴行。至于抢掠平民、奸淫妇女的事，更是层出不穷。曾国荃拿不出粮饷来解决问题，自感无颜以对部属，只好置之不问。但心中不免焦虑，渐渐忧急成病。消息传到安庆后，曾国藩一面担心弟弟的病体不能支持，而军纪败坏的围城湘军又随时有叛变的可能；一面还要承受来自清廷的猜疑、言官的谤劾、僚属的离心等等打击。当时湘军的缺饷，不仅限于金陵的曾国荃军，其余各部也很严重。大营所设山内粮台，竟被驻守附近的两营湘军抢劫一空。曾国藩身体素来孱弱，至此郁气中结，旧疾新病，一齐并发，饭后呕吐、牙痛、头脑晕眩、手脚抽搐，痛不可忍，甚至不能工作，迫不得已只好奏请给假调养。
同治三年（1864）春夏间，清廷朝野对于曾国荃能否攻下金陵十分怀疑，便纷纷主张让李鸿章的淮军前往助攻。甚至在江北的富明阿，也想前来分一杯羹。曾国荃想到自己拼死拼活，苦战多年，围攻金陵也近两年，太平军只剩孤城一座，外援断绝，城破已是指日可待的事。这时让他人来分去一份“克复伪都”的大功，实在心有不甘。
所以他起初坚拒李鸿章等人前来助攻。及至四月间，常州、丹阳等处依次被李鸿章攻下，江浙境内，除长兴、湖州尚有太平军余部苦守之外，金陵已是孤立无援。五月初，清廷再施压力，下旨令李鸿章速带炮队，即日前往金陵，与曾国荃会同攻城。曾氏兄弟无可奈何，只好勉强同意。但曾国荃一面将军机处转来谕旨遍示诸将，大呼：“我们这几年的血算是白流了，别人就要来分我们的功劳了！”一面致信李鸿章，表面上是请李快一点来，但信上却十分露骨地表示：“金陵所缺，在饷而不在兵。”李鸿章得了此信，自然不敢因贪功而得罪曾家。于是藉口要先攻长兴、湖州，又称“暑热不能利用火器”，故意迟迟其行。而曾氏兄弟也因此遭受到各方面的责难，种种流言蜚语，使曾国藩感到心灰意冷，并几乎使曾国荃的病体支持不住。
当金陵攻下之后，曾国藩兄弟虽功名盖天下，但谤言亦随之四起。因太平天国幼主逃亡，但曾国藩在上报中却说幼主业已焚死，因此就此事和左宗棠、沈葆桢打了不少的笔墨官司，甚至于绝交！历年以来，中外纷传，洪秀全占据南京十余年，金银如海，曾国藩却上报说全无所得，又先斩后奏，急忙把李秀成杀了，于是群言嚣嚣，都说曾国荃独吞了南京的金银。曾国荃因此愤恨致疾，告假回家，而所部湘军二万五千人，也全都遣散。
所以曾国藩曾说：“困心恒虑，正是磨练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李榕）尝说我有委曲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因引谚曰：‘好汉打脱牙和血吞’。此一语，是我生平咬牙立志之诀。我庚戌辛亥间，为京师权贵所唾骂；癸丑甲寅，为长沙所唾骂；乙卯丙辰，为江西所唾骂；以及岳州之败、靖港之败、湖口败，打脱牙之时多了，无一次不和血吞之”。
“打脱牙，和血吞之”。这句话便成了曾国藩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代名词。
湘军初创时，原系保卫地方性质，并无出境作战的计划。后因清军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清廷不得已，乃命曾国藩率军援鄂，可是曾国藩以准备未妥，迟迟不出兵，清廷多少有一点不满之意，及湘军克复武汉，便有人向咸丰进言，去了一个洪秀全，来了一个曾国藩。因此清廷任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时，曾国藩的辞呈尚未寄出，而清廷便已收回成命，另易他人。这不但使曾国藩面子难堪，且使湘军将领无不愤慨，而这也正是湘军造反的根本原因。
咸丰帝在临死之前曾留下遗言说，克复金陵者王。但事实上，曾国藩攻克金陵以后，却仅仅给了一个一等侯。曾国藩幼女曾纪芬曾言，家乡人一听到这个奖赏，都说侯爵太细。太细即太小之意，不满之辞，已露言表。
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这几乎是过去历代战争结束后的必然归宿。太平军失败后，有许多御用官吏，乘机制造罪状，想把湘军将领一网打尽。于是编修蔡寿祺奏劾曾国藩、曾国荃破坏纪纲；监察御史朱镇奏劾湘军纪律废弛，并列举湘军将领罪状。其他如胜保、穆彰阿之流，更是散布谣言，无的放矢。而后，清廷又下诏，要曾国藩和各级将领，从速办理军费报销，这便引发了湘军的造反。
打了十多年烂仗，花了老百姓许多的钱，却要办理军费报销，这不是十二道金牌是什么？因此，诏命刚到，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便秘密活动要拥戴曾国藩出面，反抗清廷。
据记载，当曾国藩在南京城破，太平天国覆亡，进入残破不堪的石头城后，全城余烬尚未息，颓垣败瓦，满目凄怆，不忍卒睹。有一天晚上，大约十一点钟左右，曾国藩亲审李秀成后，进入卧室小憩。忽然，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请见大帅。中军向曾国藩报告，曾国藩即问：九帅有没有来？九帅是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中军回答说未见九帅。曾国藩即传令召曾国荃。曾国荃是攻破南京的主将，这天刚好生病，可是主帅召唤，也只好抱病来见。曾国藩听见曾国荃已到，才整装步入大厅，众将肃立，曾国藩态度很严肃，令大家就坐，也不问众将来意。众将见主帅表情如此，也不敢出声。如此相对片刻，曾国藩乃命巡弁取纸笔，巡弁进以簿书纸，曾国藩命换大红笺，后就案挥笔，写了一幅对联，掷笔起，一语不发，从容退入后室。众将不知所措，屏息良久，曾国荃乃趋至书案前，见曾国藩写了十四个大字，分为上下两联：
倚天照海花无数；
流水高山心自知！
曾国荃读联语时，起初好像很激动，接着有点凛然，最后则是惶然。而围在他身后观读联语的众将，有点头的、有摇头的、有叹气的、有热泪盈眶的，也表情各异。最后，曾国荃用黯然的声调宣布说：“大家不要再讲什么了，这件事今后千万不可再提，有任何枝节，我曾九一人担当好了。”
这一段笔记显示南京城破后的湘军确曾有过拥立曾国藩做皇帝的一幕，可是在专制王朝，这种非常之举是成则为王，败则诛九族的，所以在笔记上看不见“拥立”字样，而将领们也不敢说出口。曾国藩明知众将的来意，也不说破，只用十四字联语作答，彼此之间，都不点破。
曾国荃和湘军攻灭太平天国，再造清朝，立下了盖世大功，以当时湘军士气之盛，战功之伟，如果拥立曾国藩，是用不着费气力的；而曾国藩却以十四字联语，把他们的打算消弭于无形之中。
其实，早在安庆战役后，曾国藩部将即有劝进之说，而胡林翼、左宗棠都属于劝进派。劝进最力的是王恺运、郭嵩焘、李元度。当安庆攻克后，湘军将领欲以盛筵相贺，但曾国藩不许，只准各贺一联，于是李元度第一个撰成，其联为“王侯无种，帝王有真”。曾国藩见后立即将其撕毁，并斥责了李元度。在《曾国藩日记》中也有多处戒勉李元度慎审的记载，虽不明记，但大体也是这件事。曾国藩死后，李曾哭之，并赋诗一首，其中有“雷霆与雨露，一例是春风”句，潜台词仍是这件事。
李联被斥，其他将领所拟也没有一联符曾意，其后“曾门四子”之一的张裕钊来安庆，以一联呈曾，联说：
天子预开麟阁待；
相公新破蔡州还。
曾国藩一见此联，击节赞赏，即命传示诸将佐。但有人认为“麟”字对“蔡”字不工整，曾国藩却勃然大怒说：“你们只知拉我上草案树，（湖南土话，湘人俗称荆棘为草案树）以取功名，图富贵，而不读书求实用。麟对蔡，以灵对灵，还要如何工整？”蔡者为大龟，与麟同属四灵，对仗当然工整。
还有传说，曾国藩寿诞，胡林翼送曾国藩一联，联说：
用霹雳手段；
显菩萨心肠！
曾国藩最初对胡联大为赞赏，但胡告别时，又遗一小条在桌几上，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的撕个粉碎。
左宗棠也曾有一联，用鹤顶格题神鼎山，联说：
神所凭依，将在德矣；
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左宗棠写好这一联后，便派专差送给胡林翼，并请代转曾国藩，胡林翼读到“似可问焉”四个字后，心中明白，乃一字不改，加封转给了曾国藩。曾阅后，乃将下联的“似”字用笔改为“未”字，又原封退还胡。胡见到曾的修改，乃在笺末大批八个字：“一似一未，我何词费！”
曾国藩改了左宗棠下联的一个字，其含意就完全变了，成了“鼎之轻重，未可问焉”！所以胡林翼有“我何词费”的叹气。一问一答，一取一拒。
曾国藩的门生彭玉麟，在他署理安徽巡抚，力克安庆后，曾遣人往迎曾国藩东下。在曾国藩所乘的坐船犹未登岸之时，彭玉麟便遣一名心腹差弁，将一封口严密的信送上船来，于是曾国藩便拿着信来到了后舱。但展开信后，见信上并无上下称谓，只有彭玉麟亲笔所写的十二个字：
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这时后舱里只有曾国藩的亲信倪人皑，他也看到了这“大逆不道”的十二个字，同时见曾国藩面色立变，并急不择言的说：
“不成话，不成话！雪琴（彭玉麟的字）他还如此试我。可恶可恶！”
接着，曾国藩便将信纸搓成一团，咽到了肚里。
当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达开也曾提醒他，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
而在劝进派中，最激进而又始终如一的应数王恺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