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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全书（第八卷）
姜忠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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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的幕僚中，有一位名满天下，谤满天下，号称“儒宗”的王恺运。曾国藩说：中兴功业，我幸而有之，文章千古，全拜托你了。他三次游说曾国藩推翻清朝，自立为帝。后因纵横计不受，作《湘军志》讥讽曾氏兄弟，顿时引起轩然大波。以霸才自居的王恺运还是肃顺、奕的门上客。
王恺运二十几岁开始研究经学，对《春秋公羊传》尤有深入研究，但他通经在于致用，尤其是实现其所谓“帝王之学”。他认为《春秋》主旨在于拨乱。治经要经世致用，他的致用是将经与术结合起来。术是权术，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手段，所谓纵横之术。王恺运想用纵横之术来辅助识时务之人成帝王之业。在乱世，谁能拨乱反正，成大事务，即辅助谁，但又要看准时局变动的趋向，静观势态，未到其时，蛰伏隐退，时机到来，大展才能。因此，既要有满腹经纶在胸，又要有居静不动的修养，可进可退。进时，用儒学、儒教使据乱达到升平，推致太平。退时，用老庄的学问，庄子的禅悟人生，去掉忿怨，怡在自乐。
王恺运满腹经纶，欲报效国家，将自己的一套经世安邦之策，付诸实现。
王恺运的这种抱负因太平军起义的爆发而更趋强烈了。起义军入湘后，曾国藩奉清廷之命帮办湖南团练，组织湘军与起义军为敌，王恺运曾多次上书言事，得到了曾的重视。后虽因身系独子，未能从军，但从此与湘军将帅保持了密切的关系。在太平天国存在期间，他曾三度至曾国藩驻地探视，并参与谋划。据王恺运晚年的弟子杨度后来追述，当时王氏“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而王氏却“笑起披衣下”。说的是王恺运曾游说曾国藩、胡林翼与太平军“连衡”反清。王、杨师弟交情甚密，且当时王尚健在，故其说宜有据。计其进言当在咸丰五年（1855）冬王到武昌曾军探望时。但曾国藩把王看作是狂放不羁的文士，虽诗歌唱酬，优礼甚至，而于其意见，殊少采纳，却也是事实。如咸丰六年初王作书与曾，促其建议撤团防、废捐输、清理田赋，以减轻对人民的压榨，防止人民投奔和响应太平军，曾就没有接受。故王对曾，也始终只以后辈和朋友自居，未尝甘为僚属。
在京既不甘小就，在肃顺府又受到士人的指责，因此咸丰十年八月，王恺运又南下至祁门访曾国藩，对军事有所建议，但曾不听，王又返回长沙。次年，咸丰帝奕宁死于热河，满族亲贵统治集团内部以那拉氏为首的一派与以载垣、端华、肃顺为首的一派遂发生了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时王恺运正在家守母丧，又致书曾国藩，劝其自请入朝，与满大臣共同辅佐幼主，阻止那拉氏掌权。但向来标榜理学并以“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当然不会去冒这个险。最终，载垣、端华、肃顺等被杀，那拉氏垂帘听政。如果前引杨度所述一事可信的话，也可以说，这是他的“纵横术”的第二次失败。
历时十四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同治三年（1864）因湘军的攻破南京而失败了。垂危的清朝苟延残喘，封建士大夫奔走相告，欢庆“中兴”。当时王恺运正作广东之游，闻讯也返回长沙。不久，出游至江宁（南京）访曾国藩。曾国藩刚成“平定大功”，宾客如潮，每日庆贺的人络绎不绝。曾国藩对王的到来，也以为是来祝贺，故未报即招之饮酒。王恺运认为这是对他的污辱，乃笑曰：“相国以为我是来求赏饭的吗？”遂整装而起。曾国藩追起致歉而不及。但这次“胜利”并没有给王恺运带来什么，而一些他认为不如己的人却做了大官。因此，他原拟北上至京城参加次年的会试，却中途变计，仅至保定、恒山一游，就又返回长沙了。同治四年（1865）冬，王恺运迁居衡阳石门，开始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以著述为事。至同治十年（1871），他不甘寂寞，又一度赴京参加会试，但仍见黜。因归途中遇到曾国藩在徐州阅兵，遂与同访徐州、镇江诸名胜，然后经江宁、安庆、南昌等地回湘。从此以后，王恺运就再未去应试，仕进之心也较淡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