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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庆父不死，鲁难未已
一曰天之，二曰地之，三曰人之。四方、上下、左右、前后，荧惑①之处安在？右主问②。
心为九窍③之治，君为五官④之长。为善者，君与之赏，为非者，君与之罚。
君因其政之所以求，因与之，则不劳。圣人用之，故能赏之。因之循理，故能长久。因求而与，悦莫大焉。虽无玉帛⑤，劝同赏矣。右主因⑥。
“注释”
①荧惑：即火星。
②主问：为人君者问，必须得到天时、地利、人和。
③九窍：是出入空气的小穴，人头上共有七个小穴，口、两耳、两眼、两鼻孔。也称为“七窍”。另外加上两个便孔，称为“九窍”。
④五官：指人的五种官能，即：视、听、味、嗅、触。
⑤玉帛，指玉和绢而言。两者都是贵重品。
⑥主因：君主最主要的是服从真理。
“译文”
君主的询问范围，应包括天文、地理、人事三个方面。四方、上下、左右、前后的情况都要加以了解，那就不会有什么被蒙蔽迷惑的事了。以上讲的是怎样询问。
心是身体各种器官的统帅，君主是百官的主宰。做好事的臣民，君主就应赏赐他们；对于做坏事的臣民，君主就应惩罚他们。
君主根据臣民的所作所为，斟酌实情施行赏罚，就不会费力，圣人任用官吏，能够掌握他们，给他们以赏赐，遵循道理办事，所以能够维持长久统治。以上讲的是如何因势顺理管理官吏。
“感悟”
一个君主要想治理好天下，就应该了解天文、地理和人事方面的所有情况，并对好的臣子进行奖赏，对于坏的臣民进行惩罚，这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故事”
“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比喻首恶不除，动乱不止。
此典出自《左传·闵公元年》：“不去庆父，鲁难未已。”
春秋时代，鲁国有个名叫庆父的人，他是鲁君庄公的异母兄弟。这个人野心勃勃，手段毒辣，诡计多端，一心想自己做鲁国的君主。庄公死了，由他儿子子般继位，庆父派人刺杀子般；子般死了，由鲁闵公继位，第二年他又派人刺杀闵公。不断地制造内乱，引起国人共愤，因此时间长了，就有谚语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国人联合起来声讨他，庆父逃到齐国的莒地。鲁国向莒地官府付出重金，要求把庆父抓回来，庆父在被解回鲁国的途中，自尽而死。
第二节取道杀马
“取道杀马”这个故事批评那些不讲究正确方法而滥用严刑峻法的政治现象。
此典出自《吕氏春秋·用民》：“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溪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溪水。如此三者。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于御。”
人主之不肖者有似于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
这段话意思是说：
宋国有个人着急赶路，但是他的马不肯前进。他便把它赶入溪水，淹得它奄奄一息。这样连续反复三次，然而那匹马还是不肯前进。就算像造父那样最善于驾马的人，他用来威慑马的手段也决不会超过这个宋国人了。他没有学到造父驾马的技巧，只是一味地仿效造父驭马的威严。这对于驾马，是没有丝毫益处的。
那些昏庸的国君同这宋国人有什么差别啊！治理民众，没有正确的方法，只知采用各种严刑。结果，严刑越厉害，民众越不会服从。
第三节退避三舍
此典出自《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
《左传》中的这段文字意思是说，晋国和楚国交战于中原地区，晋军主动退师回避九十里。古汉语中的“辟”同我们今天的“避”，“舍”是春秋时期表示军队行军作战距离的计量单位。一舍相当于三十里。故事呢，要从重耳亡楚开始说起。
春秋时期，由于权位之争，晋献公的两个儿子，申生被杀，重耳为躲避陷害，被迫远走他国。在楚国避难时，楚成王以礼相待，不仅陪着重耳打猎聊天，而且吃、住均享受王侯的待遇，有国不能回的重耳很是感激。在一次招待重耳的宴会上，酒过数巡，楚成王漫不经心地对重耳说：“公子将来如果回到晋国，有朝一日做了国君，怎样报答我呢？”重耳说：“各种宝物你都有，我真不知道用什么东西报答你。”楚成王笑着说：“即使这样，也一定要有所报答呀。”重耳回答：“如果仰仗你的威力，我能够复国，愿与楚国交好，使百姓安居乐业，要是万一发生战争，战场上我愿退避三舍以报答你的大恩。”
公元前636年，晋国内部发生动乱，重耳在秦国穆公的支持下，由秦国的军队护送返回晋国。强大的秦军一连攻克晋国几座城池，朝野震动。人心所向，重耳终于结束了十九年的流亡生活，坐上了国君的位置，称为晋文公。以后，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利发展的内外政策，晋国逐渐强大起来。公元前633年，为解救邻国，晋楚两国兵戎相见。
两军刚扎下营垒，晋文公就急于与楚军交战。大臣狐偃提醒他说：“主公当年曾对楚王说过，如果在战场上相见，晋军退兵三舍。现在就与楚军交战，是言而无信。主公不失信于普通人，更不能失信于楚王。”晋文公认为狐偃言之有理，就下令三军退兵九十里，来到城濮，也就是今天的山东鄄城西南。楚军以为晋军怯阵，跟随着追上来挑战。其实，晋军是把楚军引入了对自己有利的战场。
战争开始时，楚军占优势。晋军退却九十里，集中优势兵力，先选择楚军力量薄弱的右翼，给以沉重打击。同时，将主力伪装退却，诱使楚军左翼追击，然后两面夹击，又击溃了楚军的左翼。楚军终于大败而归。主将成得臣自知无颜回国见父老乡亲，但心存侥幸，派儿子成大心代己向楚成王请求免予死罪，楚王不允，成得臣不得不拔剑自刎。
后来，人们就常用“退避三舍”这句成语来表示暂时的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以至最终化被动为主动这样一种状态。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到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时就以晋、楚城濮之战为例来说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情况。
第四节树倒猢狲散
“树倒猢狲散”比喻权势一倒，依附的人随即纷纷散去。
此典出自宋代庞元英《谈薮》：“曹咏侍郎以秦桧之姻党而显，方盛时，乡里奔走承迎唯恐后，独其妻兄厉德新不然。咏衔怒，帅越时，德新为里正，咏风邑官胁治百端，冀其祈已，竟不屈。检殂，咏贬新州。德新遣介致书于咏。启封，乃《树倒猢狲散》赋一篇。”
南宋奸臣秦桧权势倾天，和他有点关系的人，都会威风起来。侍郎官曹咏同秦桧有姻亲关系，所以名声显赫，势高权大。当他的权势炙手可热之际，乡里的人都争先恐后地阿谀奉承他，生怕有没做好的地方。可是，曹咏有个妻兄，叫厉德新，偏偏不巴结曹咏。曹咏记恨在心，非常生气，他在越地任统帅时，厉德新只在乡里当个小吏。曹咏暗示地方官吏百般刁难、威胁厉德新，要他向曹咏低头请罪，可是厉德新就是不愿屈服。后来，秦桧死了，曹咏被贬到新州。厉德新写了一封信，派人送给曹咏。曹咏打开一看，乃是一篇赋，题目叫“树倒猢狲散”，讥笑他依附秦桧，飞黄腾达。如今秦桧死了，他也跟着倒台了。这就像树倒了，树上的猴子都四散逃开了一样。
第五节漱石枕流
“漱石枕流”形容隐居生活。
此典出自《晋书·孙楚传》：“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厉其齿。’楚少所推服，惟雅敬济。”
孙楚，字子荆，晋代太原中都（今山西平遥西南）人。祖父孙资，三国时在魏任骠骑将军，父亲孙宏，任南阳太守。孙楚才气过人，才华出众，性格豪爽狂放，性情骄傲，在乡里名声不好。四十多岁了，才混上一官半职。在职期间，同别人经常闹矛盾，晋武帝（司马炎）虽然不惩罚他，但也没有重用他。晋惠帝（司马衷）初年，孙楚任冯翊太守。
当初，孙楚与同郡的王济（晋武帝时官至侍中、太仆，有才气）是好朋友。孙楚在青年时期曾经想要隐居，对王济说：“我想漱石枕流。”他本意是想说“枕石漱流”，不料误说成“漱石枕流”了。王济嘲笑说：“流不是可以枕的，石不是可以漱的。”孙楚辩解说：“我之所以枕流，是想像古代高士许由那样，用流水清洗自己的耳朵，洗掉人间的烦恼；我之所以漱石，是想磨砺我的牙齿。”孙楚很少佩服人，只是尤其敬重王济。
第六节厚取于民，而薄其施
鲁国卿大夫子服惠伯对叔孙豹说：“也许上天要照应这样一个荒淫无耻的人，你听说没有？庆封在吴国又富起来了。”
叔孙豹说：“上天给财富给善人是善人的福分，上天给财富给恶人是恶人的灾祸，庆封富了，是上天让他聚财，然后再把他毁掉，我们往后看得到的。”
齐景公十七年、鲁昭公十二年，公元前530年，楚灵王伐吴，楚军将领屈申攻破朱方邑，夺财灭口，杀死庆封，绝江南庆氏一族。
崔氏和庆氏两大家族被除掉，齐国贵族进行财产重新分配，分给晏婴邶殿（今山东昌邑县西北）六十个邑，一块物产富饶的土地，晏婴说：“不要。”
子尾说：“富足是人生来的欲望，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要拒绝这个欲望呢？”
晏子回答：“庆氏的封邑多得足够满足他的贪欲了，结果他还是死了。我的封邑不多，不够满足我的欲望，假如我接受这块土地，可能我也会和庆氏一样，离灭亡不远了。我不讨厌财富，而是害怕失去现有财富，只有控制自己的贪欲，才可能保住我目前的处境。现在的社会，过于看重利益，所以必须用德行来加以调控，利益本身不是坏事，但是贪图太过，可能导致家和国的毁灭。我不敢有太大的贪欲，这是对自我的调控。”
最后，晏婴接受了北郭左六十个邑（今山东莱阳市），那块土地偏僻荒凉，没有大臣愿意去哪儿管理，晏婴把那里治理得很好，很多百姓随之迁去，开荒生产，定居下来。
子尾明白了晏子话中的含意，和子雅商量，两个人都不敢接受齐侯太多封赏。
齐景公非常高兴，认为三位大臣忠诚而廉洁，于是将国政托付给他们三个人去管理。
齐景公九年，晏婴出使晋国，和晋国大夫叔向私下聊天，说：“将来齐国政权将归田氏，田氏对百姓亲善，百姓爱戴他。”
公元前389年，田氏取代吕氏成为齐国君主。
优秀的政治家具有旁人没有的远见卓识，能够预言将来的事——这是晏子高人之处。
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前四十七年，任用晏婴为国相，将齐国引向中兴。
公元前500年，晏婴病逝，享年七十八岁，辅佐齐国朝政前后六十余年。
公元前490年，齐景公高龄病逝。
景公问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有管仲夷吾保齐国，能遂武功而立文德，纠合兄弟，抚存翌州，吴越受令，荆楚惛忧，莫不宾服，勤于周室，天子加德。先君昭功，管子之力也。今寡人亦欲存齐国之政于夫子，夫子以佐佑寡人，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
晏子对曰：“昔吾先君桓公，能任用贤，国有什伍，治遍细民，贵不凌贱，富不傲贫，功不遗罢，佞不吐愚，举事不私，听狱不阿，内妾无羡食，外臣无羡禄，鳏寡无饥色；不以饮食之辟害民之财，不以宫室之侈劳人之力；节取于民，而普施之，府无藏，仓无粟，上无骄行，下无谄德。是以管子能以齐国免于难，而以吾先君参乎天子。今君欲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则无以多辟伤百姓，无以嗜欲玩好怨诸侯，臣孰敢不承善尽力，以顺君意？今君疏远贤人，而任谗谀；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多求于诸侯，而轻其礼；府藏朽蠹，而礼悖于诸侯，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君臣交恶，而政刑无常；臣恐国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又恶能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乎！”
齐景公问晏婴说：“先君桓公有管仲帮助治理齐国，武功文德匡服天下，先君功德宏伟因为有管子的辅助。今天，我想将治理齐国的重任托付于您，您一定要辅助我，彰显先君（桓公）的功绩，继承管子的大业。”
晏子说：齐桓公能够任用贤臣和能人来帮助管理国家，实行户籍制度，让朝廷的治理能够深入到百姓中去，贵族不凌辱贱民（指身份低的平民和奴隶），富人不欺负穷人，有功者不驱使无功者，善言者不呵斥不善言辞的人；官员办事不询私情，判断案情秉公正直；家中的妾不羡慕别人家的饮食比自己家的好，朝廷大臣不相互攀比俸禄的高低，孤寡的人也有饱饭吃；不能因为君王的享受嗜好而榨取百姓的钱财，不能因为宫室建筑的需要而掠取百姓的劳力，从百姓那里收取的赋税很少，然后将朝廷的恩惠广泛地施舍给百姓，贵族，府第不藏贵重财物，仓库不存太多粮食，身份高的人没有盛气凌人的举止，身份低的人没有阿谀逢迎的行为。只有这样，管子才能够发挥他的才华使齐国免于危难，使先君得到周天子的赏赐。
而今君王您想彰显先君的德行继承管子的功业，就应该不以个人太多的嗜好而剥削百姓，不以个人的贪婪欲望而得罪诸侯。如果您能够做到这些，我哪里敢不顺从您的意思帮助您实现您的理想呢？
可是今天的您，疏远有才能有品德的贤人，任用拍您马屁的小人，兵役和劳役让百姓难以胜任，征收民间税赋使百姓所剩无几，从百姓身上获取的财物和劳力太多，给予他们朝廷的恩德太少，向各国诸侯求助很多，但是并不有按照礼仪去善待别人；国库里收藏的丝绸都被虫蛀了，但是没有对诸侯国尽到一个大国应有的礼节，官家粮仓里粮食堆得要漫出来了，但是宁愿让百姓吃不饱肚子积怨在心；君王和臣子的关系很不友善，国家政策和刑律今天这样变明天那样变没有一个明确的制定和遵守。
这样的现状让我思虑重重，目前，我担心的是国家危亡在旦夕之间，君王您不能有今天的奢侈享受，哪里还顾得上彰显先君的功绩和继承管子的事业呢？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晏子春秋》并不完全等于历史的真实，其中有很多故事也许是民间传说，也许是后人编述，晏子的对话也一样，其中大部分，我认为，都是后来人根据晏婴这个历史人物的事迹，依据他的个性和品格以及他的语言风格编造出来的，因为编得精彩，后来的人也就当成真实的故事流传开来——《晏子春秋》说出了人们心里想说的话，让人读来感觉痛快，例如上面这篇文字。
实际上，齐桓公时代，也没有文中所说的那么美好，用晏子的嘴说出来，为了和齐景公时代作个鲜明对比；而齐景公时代，也没文中说得那么差，比较而言，齐景公还算得上一个较有作为的君王，在他执政时期，做到了任用贤能、安抚臣民、发展经济、结交诸侯，齐国渡过很长一段相对安宁的日子，他有很多缺点，例如贪图享乐（其实这根本算不了什么），例如赋税太重，任用贤臣的同时也宠信了一帮小人，等等。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因为是那个时代。
“厚取于民，而薄其施”，我认为这句话是全文（《晏子春秋·问上》）的重点——从民众身上榨取太多，给予他们的恩惠又太少。
古代君王可以有很多毛病，只是，关键的事得有量衡，例如文中所说的“取”和“予”，一个古往今来的论题——国计民生，取之于民施之于民，不是没人知道，而是知道了能否做到？晏子的话，拿到今天也不过时。
第七节赦免无罪的叔孙
季武子攻打莒国，占取了郓地，莒国人向盟会报告。楚国对晋国说：“重温过去的盟会还没有结束，鲁国就攻打莒国，亵读了盟约，请求诛戮它的使者。”
乐桓子是辅佐赵文子的。他想向叔孙索取财货，从而为他向赵文子说情。派人向叔孙要他的带子，叔孙不给。梁其说：“财货用来保护身体性命，您何必爱惜呢？”叔孙说：“诸侯的会盟，是为了保卫国家。我用财货来免去祸患，鲁国就必然要受到攻击，这是使它遭受祸患啊，哪里是保卫它呢？人间所以有墙壁，是要用来遮挡坏人。墙壁因为裂缝而坍坏，是谁的过错？保卫它的却使它遭受攻击，我的罪过又超过墙壁了。虽然应当埋怨季孙，但是鲁国有什么罪过呢？叔孙出使，季孙守国，一向就是这样的，我又去怨谁呢？然而鲋喜欢财货，不给他，他是不肯罢休的。”于是召见使者，撕下一片做裙子的帛给他，说：“身上的带子恐怕太窄了。”赵孟听到了，说：“面临祸患而不忘记国家，是忠心；想到危难而不放弃职守，是诚意；为国家打算而不惜一死，是坚定；计谋以上述三点作为主体，是道义。有了这四点，难道可以诛戮吗？”于是就向楚国请求说：“鲁国虽然有罪，它的执事不避祸难，畏惧贵国的威严而恭敬地奉命了。您如果赦免他，用来勉励您的左右群臣，这还是可以的。如果您的官吏们在国内不避污浊，在国外不逃祸难，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忧虑之所以产生，就是从临污浊而不治理、遇祸难而不顶住这里来的啊。能做到这两点，又忧虑什么？不安定贤能的人，有谁去跟从他？鲁国的叔孙豹可以说是贤能的人了，请求赦免他，用来安定贤能的人。您参加会盟而赦免了有罪的国家，又奖励它的贤人，诸侯们有谁不高高兴兴地望着楚国而归服，把疏远看成亲近？边境上的城邑，一下归那边，一下归这边，有什么一定？三王五伯的政令，划定边疆，在那里设置官员，树立标志，进而明写在章程法令上，越境即有惩罚，这样尚且不能划一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虞舜时代有三亩，夏朝有观氏、扈氏，商有妩氏、邳氏，周朝有徐国、奄国。自从没有英明的天子，诸侯争先扩张，交替主持结盟，难道又能够划一不变吗？注意大的祸乱而不计较小的过错，足以做盟主，又哪里用得着管这些？边境被侵削，哪个国家没有？主持结盟的，准能治理得了。吴国、百濮有隙可乘，楚国的执事难道还只顾到盟约？宫国边境上的事情，楚国不要过问，诸侯不要烦劳，不也可以吗？莒国、鲁国争夺郓地，日子很久了。如果对他们国家没有大妨害，可以不必去保护它。免去烦劳，赦免善人，别人就没有不争相努力的。您还是考虑一下。”晋国人坚决向楚国请求，楚国人答应了，就赦免了叔孙。
第八节赏罚分明
春秋时期，晋文公打败了卫国和曹国，以前逃难时所受的那股怨气消除了。大家都兴高采烈。赵衰提醒晋文公，说：“大丈夫有怨报怨，也别忘了有恩报恩哪！”晋文公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听到赵衰的话说：“当然！当然！请问报谁的恩？”赵衰回答：“当初主公不是说过吗？如果您能够回到晋国的话，必定报答僖大夫的恩情。”晋文公着急地说：“哎呀，真糟糕！在哪儿呀？为什么曹国大夫的名单上没有他呢？”经过认真地调查，才知道僖负羁被革了职，现在住在北门，成为一般老百姓了。晋文公立刻下令保护北门；然后又下了一道很严厉的命令，说：“不管是谁，只要侵犯了僖家的一草一木，就以死罪论处。”他留下一部分人马在城里，自己回到城外的大营里去。
魏汍和颠颉两个人听到这道命令，心里很不服气。
两人出于嫉妒，带了几名小兵包围僖负羁的房子，从四面八方放起火来。正巧那一天风大，没过多久，北门一带就烧得通红。
狐偃、胥臣等发现北门起火，急忙地领着士兵赶过去。仔细一瞧，原来是僖负羁的家着火了。他们立刻动手救火。一直忙到天亮，才把火扑灭。这时晋文公也赶来，默然地注视着眼前的景象。僖负羁被烧得面目全非，听说晋文公到了，痛苦地睁开眼睛瞧了他一眼，就咽气了。
晋文公非常悲愤。他查出是魏汍和颠颉放的火，就要把他们处死。赵衰说：“他们两个人跟着主公颠沛流离了十九年，最近又出生入死立了大功，还是从轻发落吧！”晋文公说：“有功劳的人就可以犯法吗？那以后我的命令还有用吗？功是功，过是过，赏罚必须分明。”赵衰说：“主公的话当然有道理，不过魏汍是咱们将军当中最勇猛的，杀了他实在可惜。再说这次放火是颠颉指使的，杀了他也就算了，何必再杀魏汍呢？”晋文公，思忖了一会儿，说：“魏汍虽然勇猛，可是受了重伤，看来也活不成了，就按照军令杀了吧！”赵衰说：“让我先去看看。如果他真的不行了，就照主公的话治死他；如果他还很健壮，不如留下他，让他戴罪立功。”晋文公点了点头，说：“由你去办吧！”然后转身对荀林父说：“你把颠颉带到这儿来！”
荀林父带颠颉进来了。晋文公破口大骂：“你为什么违犯军令，烧死僖负羁？”颠颉明白十九年来的功劳算是白费了，无论如何也免不了一死，就毫不客气地挖苦说：“介之推割下大腿的肉给你吃，你把他烧死了；僖负羁给你酒肉吃，当然应该受到同等的对待呀！”晋文公听了，气得青筋暴露说：“介之推是自己跑掉的，怎么能怪我呢？”颠颉顶他一句说：“僖负羁又没跑到绵山上去，你怎么不早点儿去探望他呢？如果你真心诚意地想报恩的话，为什么不去请他来呢？”晋文公更加恼火了，没有心绪再跟他辩解，就叫武士把颠颉推下去斩了。
赵衰奉了晋文公的命令去看魏汍。魏汍的胸脯受了重伤，有气无力地躺着。一听说赵衰来看他，本来心直口快的他竟生出了急智。他叫左右的人尽快用布帛裹紧他的胸脯，咬紧牙根，亲自出来迎接赵衰。赵衰一愣，问他：“听说将军受了重伤，怎么起来了呢？主公叫我来看看你，你还是躺下来休息休息吧！”魏汍说：“主公派大臣来看我，我哪儿敢失礼呀！我知道自己犯的是死罪，如果能免我一死，我将尽力报答主公的大恩和诸位的情义！”说完，他故意在赵衰面前施展他的身手，向前跳了两次，又往高处蹦了三次。赵衰赶紧阻止他说：“将军好好休养，我替你去向主公求情就是了。”
赵衰回去一五一十地向晋文公转告了魏汍的话和又跳又蹦的情形。晋文公虽然心里高兴，嘴里却不说什么。他当着大臣们的面问赵衰：“魏汍和颠颉在一起，颠颉放火，他也不阻挡他，该当何罪？”赵衰说：“革去官职，让他戴罪立功。”于是晋文公就革去了魏汍的官职。大家都倒抽一口冷气，面面相觑，议论着说：“颠颉和魏汍跟着主公颠沛流离，立下不少功劳，最近还打了胜仗。然而一旦犯了军令，重的死罪，轻的革职。如果其他人犯了法，那结局就可想而知！”上下三军全都领教了国君赏罚分明的态度，谁也不敢违法犯纪。
第九节诸葛亮治蜀
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时，任军师。刘备建立蜀汉政权后，他一直任丞相，被封为武乡侯，鞠躬尽瘁，为蜀汉事业付出了全部精力。
治理蜀汉之初，诸葛亮崇尚严刑峻法。他主张加强中央集权，打击分裂割据势力，并制定了《蜀科》，作为蜀汉的法典，执法严明。
这些措施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尚书令，护军将军法正建议推行温和的政策，他上书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刘邦进入关中时，曾经约法三章，秦国百姓懂得了德政。希望您能逐步放松严刑峻法，以抚慰蜀汉百姓的愿望。”
但是，诸葛亮认为，蜀汉的情况同当时刘邦平定三秦时大不一样，不能作为对比。他说：“秦国推行严酷的暴政，使百姓怨声载道，不堪忍受，揭竿而起，使天下大乱。汉高祖有鉴于此，推行宽大政策。刘璋治蜀软弱昏庸，德政推行不了，刑法不严，造成君臣关系逐渐被颠倒。现在我严刑峻法，法治推行了，人们便知道什么是恩德，再以官位加以限制，得到了官位，人们便知道什么是荣耀。荣耀和恩德并施；君臣关系明确，才是最重要的治国之道。”
刘备死后，其子刘禅继位，称为“后主”。为了协助刘禅治蜀，诸葛亮精简官僚机构，明确制定了法规，集思广益，以软硬两手治国。
为了稳定蜀汉政权，诸葛亮决定出兵云南、贵州和四川交界地区，讨伐雍叛乱。出发前，参军马谡对诸葛亮说：“那个地方凭仗地势险要，早就有了叛逆之心；哪怕今天被征服，明天又会翻脸，用兵的道理在于攻心为上策，攻成为下策，心战为上策，兵战为下策。只愿您能使他们心服。”
诸葛亮接受了这个正确的建议，以柔克刚，恩威并重，用强硬手段七次抓住孟获，又以仁慈之心七次释放了孟获，从而平定了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为稳定蜀汉政权奠定了基础。
此后，诸葛亮继续将宽猛相济的方法推行到治理蜀汉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第十节教导将军的爱盎
爱盎下朝回家，路上正好遇见丞相申屠嘉，爱盎下车拜谒，而丞相却只在车上还礼。爱盎回到家里，感到愧对其家人及从吏，于是到丞相府上拜谒，要见丞相。
过了好久，丞相才接见爱盎。爱盎跪在地下说：“愿说句私人的话。”丞相说：“如果您所说的是公事，请到有关官吏那里去商议，我也可以秦知皇上；如果您说的是私人的事，我不办私事。”
爱金就起身说道：“您做丞相，自己觉得与陈平、绛侯相比如何？”丞相说：“不如。”爱盎说：“那好，您自己也觉得比不上他俩。陈平、绛侯辅助高帝，平定天下，做了将相，诛杀吕氏请人，保全了刘氏，你那时才是军中的小官，积功而升为淮阳守，并没有奇计或是攻城野战的功劳。况且皇上从代地来，每次临朝，官员上书，从未不停下辇夫接受奏章。如果其中的话不可用，则放置起来；如果可用，皇上从未不称赞。这是为什么呢？这是为了罗致天下贤能的士大夫，每天听自己所不到的话，以增益自己的聪明才智，皇上也就越加圣明。而您现在堵塞天下人的嘴，只能变得越来越愚蠢。以圣明的君主来责备愚蠢的丞相，您的祸事不远了。”
丞相申屠嘉两次拜谢，说：“我是一个卑陋的人，不懂这些道理，幸亏将军教导我。”于是，引他人上坐，拜为上客。
第十一节夏王菊花庄借马
永年城东北五里有个借马庄村。借马庄原名菊花庄，为啥改为“借马庄”的，这里边有一段生动的故事。
隋朝末年，农民起义军领袖窦建德，血战聊城，生擒宇文化及，并建都洺州，号称夏王。他颁行政令，兴修水利，劝课农桑，政绩卓著，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有一年春天，正值阳春三月，杨柳青青，桃花盛开之时，窦建德骑一头枣红大马，带一名随从马童，到野外打猎。行至菊花庄，见一老翁在田头耕地，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和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在前边拉犁，扶犁的老翁，满头白发，看上去有六十多岁年纪。他手扶犁把，脸暴青筋，驼背躬腰，汗流浃背，直喘粗气。窦建德见此情景下马问道：“请问老翁，为何不用牛耕田？”
“牛都叫官府抢光杀光了。”
“你身边可有儿子？”
“儿子被官府抓去当兵，至今死活不知，现今，只丢下我一家三口人了。这一女子是我的儿媳，这一男孩是我的孙孙。说句良心话，要不是夏王到此，老百姓哪能有地可种？”
“你可见过夏王吗？”
“我没见过，可见过的人不少，都说他身高七尺，剑眉凤眼，虎背熊腰，大红脸膛，赛过关公再世，俺们老百姓都托他的福啊。”
窦建德详细问过老翁姓名和村中百姓的生活情况，叫身旁马童，牵过马来，帮老翁耕田。这枣红大马，虽力大无穷，但几十年来一直伴窦建德走南闯北，驰骋战场，从未搭过犁套。马童牵马套犁，这匹马时而立柱长嘶，时而悬蹄踢套，怎么也套不上。窦建德一旁忍耐不住，甩掉披蓬，绾起裤腿，亲自把马套在犁上。随即空中打了个响鞭，犁呼地一下插地走出两丈多远。窦建德亲自扶犁，马带犁像箭一样飞跑，马童和老翁空走都赶不上。原来窦建德是农家出身，耕、耧、犁、耙样样精通，犁出来的地又深又平，一晌多功夫，把这块地犁完了。老翁走到窦建德身旁拱手道：“请问尊姓大名，家住哪里，日后好有个图报。”马童一旁答道：“还不快快谢恩，这就是夏王驾到。”老翁一家闻听，一齐跪在地下道：“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敢劳夏王大驾，真是罪该万死！”窦建德急忙将老翁一家扶起，并吩咐马童，请传我的口喻，从今日起，各军营战马，均可借百姓耕田使用。此事，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洺州大地，都纷纷到附近军营借马耕田。后人为纪念窦建德借马耕田一事，就把菊花庄改名借马庄。
第十二节孔循刀下留人
五代后唐的孔循任夷门代理军府事务时，曾从断头台上救下四个无辜百姓，被人传为美谈。
当时，长垣县百姓家屡屡遭偷。经查，系该县四个大窃贼所为。州衙下令限期将此四贼捉拿严惩。
不料，窃贼早得风声而遁。过了一段时间，觉得如此躲藏非长久之计，四贼认为有钱能使鬼推磨，便深夜偷偷地前往县衙都虞侯、推吏、狱典家，分别给予重赂，请他们设法开脱。此计果真奏效，这些贪官污吏见钱眼开，答应帮忙。
此案州里催得很急。到了限期，长垣县衙果真报说四贼已擒，案卷中明列了许多罪状，属十恶不赦，并据此判处死刑以弃市示众。州府见证据确凿，便允准处决，并派孔循前往长垣监斩。
孔循平时理案十分谨慎，每次监斩前总要和囚犯谈番话，以免出现差错。这次，他看了案卷后，虽觉无可挑剔，但仍将四名囚犯提出询问。可他问了不少话，四个囚犯只是低着头，一声不语。
孔循见囚犯不吭声，便道：“你们所犯之罪，实乃恶极。本官问你们多时却不回答，那就算默认不讳了。有什么话尽管说，否则来不及了。午时三刻将至，你们人头落地后悔也晚了。”
四个囚犯直跺脚，可仍低头不语。
时辰已到，孔循挥挥手，令衙卒及刽子手将囚犯推出处决。
四个囚犯被推至门口，瘫倒地上，回头看着孔循，似有话要说的样子。
孔循见此情形，心中生疑，便把他们召回来再讯问。
这时他们才说道：“我们实在冤枉，刚才狱卒硬用枷尾压住我们的喉咙，所以有话说不出来。”
孔循发现他们似有顾虑，便支开左右随从。
囚犯“扑通”跪下，连喊“救命”，并将冤屈一一道出。原来他们根本不是那四个罪大恶极的盗贼，而是四个穷百姓。那日在街上莫名其妙地被抓，到了县衙被劈头盖脑地打得死去活来，硬要他们承认是盗贼。因吃不住酷刑只得屈招。
孔循下令将此案移到州衙审理。结果很快查明，那四个百姓果真是冤枉，而为了制造这个冤案，长垣县衙几十人都接受了四大窃贼的贿赂。最后这些人与那四名真窃贼都被惩处。
第十三节离朝的司马光
王安石主政后，推行新法，司马光反对，上书陈述利害。迩英为皇帝宣读司马光的奏书，当读到曹参代替萧何为宰相的典故时，神宗说：“汉代老守着萧何制定的法律不变，可能吗？”司马光回答说：“不仅汉法不能变，假使三代之君继承禹、汤、文、武之法，就是延续到今天也是可能的。当年汉武帝更变汉高祖的法度，招致盗贼蜂起；汉元帝修改汉宣帝的政令，汉朝的基业从此衰落。由此可见，祖宗的法度是不能更变的。”
吕惠卿反驳说：“先王的法度，有一年一变的，象古籍中所载的‘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有五年一变的，比如巡守考制度；有三十年一变的，象‘刑罚世轻世重’的记载。因此，司马光的论点是不对的，他的真实意图是想借此讽刺朝廷罢了。”神宗把吕惠卿所举的例子说给司马光听，司马光纠正说：“布法象魏”的意思是颁布旧法。古时诸侯有变动礼乐的，天子‘巡守’，发现后就要杀头，礼乐不能自己随意变动。至于古时的刑法问题，新建的国家往往采用较轻的刑典，而混乱的国家偏向于采取从重的刑典，这才是‘世轻世重’的意思，不是要变更刑典。况且治理天下好比居住房子，旧了就要修整，不大坏就不必重新营造，现在满朝大臣和侍从都在这里，希望陛下问问他们是不是这个道理。三司使是掌管天下钱财的官员，如不称职可以罢免，但不能使执政官员侵犯他本身的职权，现在又重新搞一个三司条例司，不知要干什么？宰相以先王之道辅佐君主，为什么要依例条办事？如果是这样，那就等同于一般的胥吏了，今天，做什么事情都要由中书条例司决定，这又是为什么？“吕惠卿无法回答司马光的责问，便用其他话语来低毁他，神宗制止说：大家互相辩论是非，为何要用这样的态度。”司马光接着说：平民拿钱放利息，也能一点点地吃掉更贫穷的农户，更何况是在县官的督责下逼迫他们借债呢！“吕惠卿辩解。”青苗法规定，老百姓愿意借的就借给，不愿借的也不强求。“司马光说：愚民们只知道眼前借债的利益，不知道将来还债的痛苦，即使没有强求，客观上的效果是一样的。当年太宗平定河东，立下柴米的法令，当时一斗米换十钱，百姓乐于同官府交换。后来物价腾涨，和籴之法却不解除，便成为河东百姓世世代代的祸患。我恐怕将来的青苗法。就象今天的和朵法一样。”“神宗问；”在粮仓门口直接籴米怎么样？“司马光答：不方便。”吕惠卿说：柴米一百万斤，就可以节省东南地区的漕运费用，拿这笔省下的钱支付京师的花费。“司马光反驳说：东南地区钱少而米贱，如果不在那里通过朵米和漕运把钱换成米，那就成为弃优势而不用，取劣势而用之，导致米更贱，钱更少，对农民与商人都造成痛苦。”“侍讲吴申从座位上起来说：司马光的论点，是十分正确的。”
一天，神宗留司马光谈话，神宗说：“近来，民怨汹汹，好象孙叔敖所说的‘国之有是，众之所恶’一样。”司马光说：“正是这样，陛下应该明辨是非。今天中书例条司所做的事情，只有王安石、韩绛、吕惠卿认为是对的，陛下怎么可能只与这三个人共同治理天下呢？”宋神宗想重用司马光，征求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说：“司马光表面上打着同您讨论问题的旗号，实际上是在收买人心，图谋当政。他所说的都是破坏新法的言论，所交的都是破坏新法的朋友，如果把他放在要害的位置上，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将会助长反对变法的势力。以司马光的才能是不足以危害新法的，但如果授以高位，那些持反对意见的人就会以他为中心聚集起来、当年韩信打出汉朝的红旗，赵国的士兵便失去战斗的勇气，今天要重用司马光，就象给反对变法的人立了一杆大旗。”
王安石因为被韩琦上书批评，一度请求辞职还乡，神宗想乘机任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司马光辞谢说：“陛下看重我的原因，可能是认为我个性狂直，或许能对国家有用。如果只用禄位来使我荣耀，却不采纳我的主张，那就仅仅是一种私思。如果我只享受荣华的禄位，却不能救济百姓的苦难，也不过是沽名钓誉的自私之徒。陛下如果真的能废除例条司，把权力还给提举官，停止实行青苗、助役等法令，就是不用我，我也觉得受到了莫大的恩赐。今天，大家谈论青苗法的坏处，不过是说官使骚扰州县百姓。但我所忧虑的，是在十年以后，而不是今天。老百姓的贫穷与富裕，是由于各自勤劳或懒惰造成的。懒惰的人常常缺钱少粮，必须要向人借贷。今天由朝廷出钱借给百姓并收取利息，富人就不愿借取。但朝廷的使者以多多出借作为功劳，强行配给，又怕借钱后逃走，便令穷人与富人相互作保。借钱后，穷人无力偿还，只有逃走，富人没法逃跑，却必须替逃跑了的穷人还债。春算秋计，日复一日，穷人都跑光了，富人也变成了穷人。十年之后，老百姓就没有存在的了。青苗法又使朝廷散尽平常积累的钱粮，他日要想再积累，将从哪里收取？富人不存在了，平时的积累也用光了，一旦遇上战争和荒年，老幼妇弱必然饿死于沟壑之中，青壮年必定聚集起来当强盗，这些不幸的事情一定会发生的。”司马光一连七八次上书请求废除新法，神宗对他说：“枢密使是掌管军事的，不同的官有不周的职守，你不应该对其他的事情说三道四。”司马光不卑不亢地回答。“我并没有接受枢密使的任命，我还是一名侍从，对朝廷中的事情没有不能议论的。”不久，王安石重新执政，司马光便请求离朝，被放为外任。
第十四节隋文帝严惩恶子
隋文帝杨坚（541—604）登上皇位后，常常教育自己的孩子要勤政爱民，注意节俭。他还特别告诫孩子说：“治理国家，必须树立法制的权威，取信于民。我朝的法律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管是谁犯了法，都要受到惩处。”
隋文帝杨坚有五个儿子，他们分别叫杨勇、杨广、杨俊、杨秀和杨琼。三皇子杨俊在平灭位于江南的陈朝、结束中国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的过程中立了大功，被封为秦孝王。他既是功臣，又是皇胄，觉得国法是管不到自己头上的，于是就放纵自己，胡作非为。他和他的手下仗势欺人，霸占别人田产，抢夺百姓妻女，而且放债求利，下层官吏和百姓深受其苦。
隋文帝听说三皇子杨俊干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勃然大怒，立即派人查办此事。开始时，他还念及父子之情，只是惩办了杨俊的手下（因此受株连的有一百多人），以为这样可以使杨俊的所收敛。
谁知杨俊恶习难改，他不仅依然我行我素，而且竟依照皇宫的规格来营造自己的王府，奢侈华丽到了极点。同时还从民间搜罗了大量的美女、歌妓，供其寻欢作乐。
隋文帝见杨俊如此奢侈腐化，再也无法容忍了。他深切地认识到，如果再对杨俊庇护宽大，就会有更多的人效尤，以致危及隋朝的长治久安。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隋文帝断然下令削去杨俊的官职，先将其软禁起来，再依法惩处。
这件事在朝中引起很大的震动。左武卫将军刘升以为这只是隋文帝的一时气愤之举，等气消了就没有事了，于是就向隋文帝进谏说：“秦王功劳很大，现在只不过是多花了朝廷几个钱把王府修整一下，也算不了什么大错，臣以为可以宽容，教育教育也就算了，还是恢复他的官职吧！”
隋文帝说：“国家的法律是不能违犯的。皇子犯了法，也必须受到惩处。”刘升还是一个劲地为杨俊求情，劝隋文帝恢复杨俊的官职。只到隋文帝脸上显出愤怒的样子，刘升才停止了劝谏。
这之后，朝廷重臣杨素也来进谏，说秦王虽有过错，但不应受到这样重的惩处，请隋文帝仔细斟酌，对杨俊手下留情。隋文帝对杨素说：“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我是五个儿子的父亲，如果按照您的意思办理，那为什么不对皇帝的儿子特别制定一套法律呢？我倒是想赦免他，可是国法饶不了他啊！过去，周公还诛杀其弟管叔和蔡叔呢，我诚然远远不如周公，但也不能损害法律啊！”杨素听了隋文帝的这一席话，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
三皇子杨俊听说父皇拒绝了大臣们的请求，知道自己罪不能免，又急又怕，吃不下，睡不安，很快就病倒了。他在病中给父皇写了封认罪书差人送去，请求从轻发落。
隋文帝对送认罪书的人说：“你回去告诉俊儿，他犯的罪国法难容。我惩处他，心里也很难过，但只有这样做，才能使子孙后代有所警惕，不敢再胡作非为。不然的话，隋朝的天下会被很快断送的。”杨俊听了这话，病情加重，不久就死去了。
杨俊死后，隋文帝又吩咐把杨俊的府第充公。
第十五节长孙皇后引典故
唐太宗有一骏马，他很喜欢这匹马，在宫中饲养，一天突然暴死。太宗很生气，要杀了那个马夫。没有人敢替马夫说话。
回宫后，长孙皇后见太宗气色很不好，满脸怒气，于是长孙皇后柔声问道：“皇上为什么事在生气呢？”
唐太宗告诉她说：“朕的那匹最心爱的马好端端的突然死去，一定是养马人不负责任，让马吃了什么东西。你知道这匹马跟朕南征北伐，立下赫赫战功。现在无病而死，叫朕怎么不伤心呢？因此，朕一定要杀死这个养马人，看谁以后还敢不负责任！”
长孙皇后想，即使马夫疏于职守导致马暴死，但也罪不至死，她想劝唐太宗，但此时唐太宗正在气头上，恐怕效果也不会好。她突然想起历史上齐景公要杀养马人的故事。
长孙皇后说：“陛下，你还记得齐景公和养马人的故事吗？”长孙皇后的话把唐太宗的注意力拉过来了，他饶有兴趣地说：“嗯？说说看。”
于是长孙皇后开始讲齐景公和养马人的故事。
齐景公有一匹心爱的马，一天那马突然得了急病死了，齐景公大怒，让人把养马的人拉出去杀了。
当时晏子也在场，晏子对齐景公说：“这个马夫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死，会死不瞑目。我替您列举出来，让他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让他死而无怨。”齐景公正中下怀，说：“好吧。”
晏子对马夫斥责说：“你知罪吗？”马夫说：“小人有罪。”晏子说：“你的罪名有三条：主公让你养马你却把它养死了，这是第一条死罪。又养死了主公最心爱的马，这是第二条死罪。”齐景公点了点头。
晏子接着说：“更为严重的是，让主公因为一匹马的缘故而杀人，百姓听说以后肯定抱怨我们国君，认为国君重畜生而轻人命，导致老百姓离心离德。诸侯听说以后也必然轻视我国，降低齐国的威信。”齐景公越听越不是滋味，心想：这哪里是在数说马夫的罪状啊，这不是转弯抹角在责备我吗？
晏子：“你养死了国君的马，使百姓积怨，使邻国轻视我们，这是你的第三条死罪。”晏子对侍卫摆了摆头说：“现在把他拉出去杀了吧。”
齐景公长摆了摆手说：“好了，好了，把他放了吧！不要损害我所实行的仁政。”
唐太宗听到这里，知道皇后是在借说故事劝谏自己，说道：“看来，今天要是杀了那个马夫，朕连齐景公都不如了。”于是释放了那个养马人，仍让他为自己养马。
自此以后，养马人更尽心尽职喂马，再没有发生过差错。
第十六节御史智断谋反案
唐朝人李靖，曾任岐州刺史。这期间，有个人为了讨好皇帝，便控告李靖有野心，要聚兵谋反。唐高祖得到这个情况后，立即命令一个御史前去调查，并告诉御史：“如果李靖真的要阴谋造反，可以当场处死。”
这个御史知道李靖奉公守法、体贴百姓，不可能图谋造反。若真有人说他要造反，肯定是在诬告陷害。只是，要如何才能把这件事弄个真假分明呢？
御史思前想后，终于想出了个办法。他请求那个控告人和他一起去办这个案子，唐高祖皇帝答应了他的请求。御史领了圣旨，便和那个控告人一起，直奔岐州。
走出几百里地后，那个管行李的随从忽然慌慌张张地向御史报告，控告人原来写的状子丢了。御史大为恼火，用鞭子狠狠地抽打那个随从。随从惊恐万状，只顾磕头求饶，很是凄惨。
看着随从那个可怜的样子，御史不忍心再打了，叹了口气，对那个控告人说：“李靖谋反的事实很清楚，我们奉旨去查办，谁曾想到，随从却把状子丢了，这是要掉脑袋的。我们俩办不成此事，也有和李靖勾结的嫌疑，不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那个控告人一听，觉得事情有些不妙，忙问御史怎么办才好。
御史又摇头又叹气，表示事情非常棘手，踌躇了半天，说：“要想我们都不受连累，救随从一命，我看只有一个办法，你再重新写一张状子，权当没有丢，我们还是照常去查办。”那个控告人也觉得再没有第二个好办法了，就重新写了一张状子，给了御史。
控告人哪里知道，这是御史和随从定的一计，状子其实并没有丢，它就在御史的衣袖里。待到他把原状子拿出来和重新写的状子一对照，便发现内容很不相同。看到目的已达，御史便立刻返回京城，向皇帝报告了这个情况。
唐高祖一时间也闹不清这里面有什么文章。御史便说：“如果李靖造反确有其事，那么控告人无论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也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状子的内容应该是一致的。现在内容出入很大，有些甚至是牛头不对马嘴，这充分说明是控告人在凭空捏造事实。”
皇帝一听有理，立即命令大臣对控告人进行审讯。经过审讯，发现果然是控告人在捏造事实，对李靖进行诬陷。于是，皇帝便把那个控告人判为诬告陷害罪，杀掉了。
张子臣道：“看来古人说得非常好：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就兵器或武功而言，既可以用之杀人，亦可用之救人。就看使用它的人是善是恶了。我们的说话功夫，事实上也是这样。在刚才吴老说的故事里，御史就用它来救人。而在和这样的家伙手中，却成为了升官发财的防卫武器。”大家均有同感。
司徒朗说：“我还想起了我们中国历史上更为经典的‘局局相扣子母环’，那就是三十六计中的‘连环计’，最典型的代表就是《三国演义》里，王允使用这条计谋，通过‘子母环’式的说话功夫，把吕布与董卓都引入预设的局中，并把一大群人把玩得团团转，还最终把董卓成功除掉，真乃是我们余老师提出的‘局局相扣子母环’说话功夫的绝顶高手呀。”
第十七节韩世忠计败刘忠
南宋时，韩世忠奉宋高宋之命率军讨伐盘踞在蕲阳白面山的刘忠。韩世忠来到白面山下，看见刘忠的部队依恃险要地形扎营，很难攻克。他命令人命就地驻扎，不得擅自出战、两军开始对峙起来。
韩世忠偷偷派人前去侦查故人的情况，以便制定破敌之策。他自己则每日饮酒对弈，看上去毫无作站准。备旅出的探子陆续回来，报告了侦察到的敌情。
一大晚上，韩世忠经过一番乔装改扮，带领部将苏格骑马进入敌营。他们事先已经通过探子了解到敌营的口令，所以没有受到盘查。韩世忠和苏格仔细察看厂敌营的情况，然后顺利地回到了十军大营。经过亲自察看，韩世忠终于想出了一条破敌的妙计。
当天晚上，韩世忠便偷偷派了2000余名精兵埋伏于白面山下，伺机而动。韩世忠亲自带领主力部队向刘忠大营发起进攻。刘忠没想到宋军会趁夜偷袭，顿时慌了手脚，急忙调集起全部人马应战。宋军伏兵见敌人几乎全部出动，去对付正面挑战的宋军。后方空虚，便趁机发起攻击。很快便占领了敌人中军了望台，大声呐喊，并插上宋军的旗帜。刘忠的人马正同宋军战，见后方已被宋军占领，顿时军心大乱、四下逃散。刘忠在乱军中被杀死。
第十八节韩世忠平叛
南宋时期，扈卫大将军苗傅伙同刘正彦举兵叛乱。叛军逼迫宋高宗退位，想扶持太于继位，并挟迫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太后执意不肯，苗、刘二人再三催逼，最后来高宗只好下诏让位于太子，于是宋钦宗登基。
政变后不久，知枢密院事张浚写了封密信，令心腹悄给韩世忠，约他一道发兵平叛。韩世忠得知这一消息，痛愤不已，亿即率兵赶赴平江，与张浚的兵马合后一处，一齐沿江进发。据守杭州的苗傅、刘正彦闻讯，十分恐慌，忙派兵在临个镇一带阻截，并以宋钦宗的名义命令韩世忠率军北上江阴待命。叛军还将韩世忠夫人梁红玉、儿子韩亮扣押在杭州作人质。
韩世忠为厂迷惑叛军。便在秀州写信给苗、刘二人说：“我的人马经历了几场恶战之后，伤残大多，将士劳累不堪。如今我率军南下去杭州，一方面是为了休整部队，养精蓄锐，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皇上保驾。”苗、刘二人见信，便放心了。他们下令允许韩世忠率军来杭州，并任命她为节度使，韩世忠坚决辞让。
韩世忠假称生病，在秀州停军不前。他一边令部下加紧修造攻城用的云梯等器具，一边积极同其他家将联系，约他们一道兴师平叛。苗、刘二人对韩世忠已经深信不疑了，便同意梁红玉和韩亮二人先去叩见皇太后，然后赴秀州同韩世忠相见。隆祐太后含泪对梁红玉说：“国家已经十分艰难了，望韩将军快来平叛。”
梁红玉到了秀州后，告诉韩世忠杭州方面的防务十分松懈。韩世忠立即统领诸路大军向杭州进发。正巧苗、刘二人派人来传达宋钦宗的圣旨，韩世忠怒斥道；我只知道高宗皇帝，不知道什么新皇帝！说完，下令将使臣推出斩首，挥师直指杭州。
苗傅和刘正彦闻讯，大惊失色，争忙调兵遣将，企图依凭险要防守，并在河道中放置了大批木头，阻塞航道。韩世忠厂令弃船登岸，同叛军决战。守军抵挡不住韩世忠军队的进攻，纷纷溃逃。韩世忠率军乘胜前进，进入了抗州北关。苗、刘二人见大势已去，急忙率领2000精兵逃出杭州城。韩世忠率军紧追不舍，在福建生擒了苗、刘二人。叛乱由此平息。
第十九节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比喻水太清洁，鱼无食不能生存；人太苛察计较，便找不到愿意跟从他的人。比喻对人对事不能过于苛求。
此典出自《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故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又见《汉书·东方朔传》：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举大德，郝小过，天术备于一人之义也。”
汉时，班超作为汉朝的使者，出使西域三十余年，团结了几十个国家，抵御了匈奴的入侵，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使汉朝纵横无敌，威名远扬，被封为定远侯。但他待人过严，对部下过于计较，不能原谅别人偶尔犯下的小过失，所以人们虽然佩服他，敬重他，却不爱他，也不喜欢在他手下做事。因此有个朋友劝告他说：“你听过这样的谚语没有？‘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要求过于严格了，做你下属的人怎么能安心呢？还是从大处着眼，只要不是犯了大错误就原谅一些。”班超听从了这个劝告，果然人们就对他又敬又爱，也安心工作了。
第二十节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比喻人有难以预料的灾祸。
此典出自《元曲选·无名氏〈合同文字〉第四折》：“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小厮恰才无病，怎生下在牢里便有病。又见《三国演义》第四十九回。”
周瑜与曹操大战于三江口。曹操兵多，防守严密，周瑜要攻打他，很不容易。为此，诸葛亮和周瑜商量，采用火攻的战略。一切准备工作顺利进行，但周瑜想起现在正是冬季，自己的船停在江南，曹操兵船却在西北，如用火攻，西北风一来，岂不是引火烧身么？周瑜眼见情势危急，无计可施，病倒在床。诸葛亮去探望他，他又不想说实话，只是应付诸葛亮说：“人有旦夕祸福，谁又能保证不生病呢？”而诸葛亮却故意神秘地说：“天有不测风云，人又怎么能料得定呢？”周瑜觉得诸葛亮言外有意，便连忙问有何药方可治他的病。诸葛亮写了十六个字递给周瑜。这十六个字是：“欲破曹公，宜用火攻；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周瑜见诸葛亮早已猜到他的心事，只好告诉他真相，并请诸葛亮告诉他解危之法。诸葛亮笑笑说：“亮虽不才，曾遇异人，传授奇门遁甲天书，可以呼风唤雨。都督若要东南风时，可于南屏山建一台，名曰‘七星坛’……亮于台上作法，借三日三夜大风，助都督用兵，怎么样？”周瑜欣喜若狂，便急忙命令五百精壮兵士往南屏山筑坛。
第二十一节偷合取容
“偷合取容”指苟且迎合他人，以求容身。
此典出自《史记·白起王翦列传》：“王翦为秦将，夷六国。当是时，翦为宿将，始皇师之，然不能辅秦以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殁身。”
战国末期，在秦国逐步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中，有两个大将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两个大将，一个叫白起，一个叫王翦。
白起，又称公孙起，嵋（今陕西眉县）人。秦昭王时，从左庶长官至大良造。他率领秦军屡战获胜，夺得韩、魏、赵、楚的很多土地。秦昭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78年），他攻克楚都，因功被封为武安君。秦、赵长平之战，他率领的秦军大败赵军，坑杀俘虏四十万人。后来，秦攻赵都邯郸，因与秦王和相国范雎有矛盾，被逼自杀。
王翦，频阳（今陕西富平东北）人。他先后率军攻破赵国、燕国，攻灭楚国。后封为武成侯。在灭楚战争中，秦王（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曾问大将李信要用多少人马。李信说，要用二十万。秦王又问王翦，王翦说，必须要用六十万。秦王以为王翦观念陈旧，就拜李信为大将攻楚。王翦因此称病告老还乡。后来，李信兵败，秦王又起用了王翦，王翦于是率军将楚国攻灭。得胜回朝后，仍告老还乡，秦王又拜他的儿子王贲为大将。
司马迁在为白起和王翦作完传记后，写道：人各有长处和短处。白起用兵如神，威震天下，但由于不能迎合秦王和范雎的意见，被逼自杀。王翦虽是富有经验的老将，但在秦统一中国大功告成的情况下，告老还乡，迎合秦王以求容身，直至默默无闻地死去。这就是白起和王翦的短处。
第二十二节菟裘归计
“菟裘归计”比喻准备告老还乡，或退身、退隐等。
此典出自《左传·隐公十一年》：“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
春秋时期，鲁国国君鲁隐公是他父亲鲁惠公的继室所生，按照规矩是不能继承君位的。可是，鲁惠公死的时候，有资格继承君位的桓公（名允，鲁隐公之弟）年龄还小，因此，只得立隐公为太子即位，让他当了国君。
鲁隐公十一年（公元前712年），是鲁隐公执政的第十一个年头，也是他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年的一天，鲁国大夫羽父要求隐公杀掉桓公，让自己得到太宰的官职。隐公说：“因为他以前年龄小，我才代为摄政。现在，我就要把君位交付给他了。我准备让人在菟裘那个地方营造房屋，我晚年就在那里养老了。”
听了隐公的话，羽父感到非常恐惧，反过来又去桓公面前诬陷隐公，请求桓公杀掉隐公。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五日，羽父派人刺杀了隐公，隐公的退身之计还没来得及实现，就魂归西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