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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肯定那不是用来撬门的撬棍吗？”
“不，不是的，绝对是一把刀，我很清楚地看到刀光闪了一下。”
“他为什么要来暗杀你呢？”
“啊，问题就在这里了。”
“好，如果福尔摩斯也这么认为，那我们就知道他为什么不走了。不是吗？假设你的想法是对的，他要是把昨晚那个威胁过你的人抓住了，那他就向找到偷海军协定的人这个目标前进了一大步。但假如你有两个仇人。一个偷了你的文件，另一个要杀你那就太荒谬了。”
“但福尔摩斯说他不回布里尔布雷去。”
“我认识他不是一天半天的事，”我说，“我从没有见过他无缘无由地就去做什么事。”说到这里，我们便转入了其他话题。
我这一天累得疲惫不堪。久病之后的费尔普斯依然虚弱，他的不幸遭遇使他容易激怒，紧张不安。我尽力讲一些我在印度和阿富汗的往事，讲一些社会问题和一些能给他消愁解闷的事，想让他开心，但都无济于事。他总是念念不忘那份丢失的协定，他时而惊异，时而猜测，时而思索，想知道福尔摩斯正在做什么，而霍尔德赫斯特勋爵采取了哪些措施，我们明天早晨又会听到什么消息。入夜之后，他由激动不安变得痛苦异常。
“你很信赖福尔摩斯吗？”
“我亲眼见他出色地办过许多案子。”
“但他还从未侦破过像这样毫无头绪的案子吧？”
“哦，不，他侦破过比这案子的线索还要少的案子。”
“但没有比这更关系重大的案子吧？”
“这我就不清楚了。我只知道，他曾给欧洲三家王室办过极其重要的案子。”
“但你很了解他，是吗？他是个琢磨不透的人物，我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他。你认为他有希望成功吗？你认为他有把握侦破这个案子吗？”
“他什么也没透露。”
“这不是一个好兆头。”
“恰恰相反。我曾经注意到，他每次失去线索了，就会坦率地承认失去了线索。他只在查到了一点线索，但又没有十分的把握时，才特别的沉默寡言。现在，我亲爱的朋友，别为这事而心神不安了吧，这于事无补。我劝你还是赶快上床睡觉，不管明天早上的消息是好是坏，都能精神饱满地去应对。”
我终于说服他上床睡觉，但从他激动的样子可以看出，他是不会睡得安稳的。他的这种情绪也影响了我，我在床上辗转了半夜，不能入睡，福尔摩斯为什么留在沃金呢？他为什么要哈里森小姐整天在病房里呆着？他为什么那么小心谨慎，不让布里尔布雷的人知道他要留在他们附近呢？我绞尽脑汁，仔细盘算着这些问题，想找到一个合适的答案，但作了无数个推论，一个比一个不能成立……最后，才渐渐入睡。
我睡醒的时候，已经七点钟了，便立即起身到费尔普斯房里，只见他一脸的憔悴，看来他昨夜是整晚没睡。他第一句话就是问福尔摩斯回来没有。
“他既然答应了，”我说道，“那他一定会准时回来的。”
果然不出所料，八点刚过，就有辆马车飞快地驶到了门前，福尔摩斯从车上跳了下来。我们站在窗前，发现他左手缠着绷带，面色严肃而苍白。他走进公寓，过了一会儿才来到楼上。
“他好像很垂头丧气。”费尔普斯喊道。
我也这么认为，我说：“这个案子的线索，毕竟还是在城里。”
费尔普斯呻吟了一声。
“我曾经对他的回来抱有很大的希望，”费尔普斯说，“但事情看来并不妙，昨天他的手还好好的，这到底怎么了？”
“福尔摩斯，你受伤了吗？”我的朋友走进屋里时，我问道。
“唉，这都怪我笨手笨脚，把皮给擦伤了，”他一面点头向我们问候，一面回答道，“费尔普斯先生，你的这个案子和我过去查办过的案子相比，是最难破的了。”
“你是不是有点力不从心了。”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
“从你手的绷带来看，你遭遇过险情，”我说道，“你能告诉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等吃完早餐再说吧，我亲爱的华生。我今天早晨从萨里赶了三十英里路呢。大概，我那份寻找马车的启事还没有回音吧？好了，好了，我们不能指望一切都顺利。”
餐桌已经摆好了，我正想按铃，哈德森太太就把茶点和咖啡送来了。几分钟过后，她又送上三份早餐。我们一起围着桌子坐下，福尔摩斯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而费尔普斯则闷闷不乐，垂头丧气。
福尔摩斯把一盘咖喱鸡的盖子打开说道，“哈德森太太很善于应急，虽然她会做的菜很有限，不过她和苏格兰女人一样，知道什么人爱吃什么菜。华生，你盘子里是什么菜？”
“一份火腿蛋。”我答道。
“太好了！费尔普斯先生，你喜欢吃什么，咖喱鸡还是火腿蛋？要不，你揭开看看吧。”
“谢谢你，我什么也不想吃。”费尔普斯说道。
“嗯，吃吧！多少吃一点吧。”
“谢谢你，我实在是没胃口。”
“那，那么，”福尔摩斯调皮地眨了眨眼睛，说道：“我来帮你把盖子揭开吧。”
福尔摩斯刚把盖子打开，费尔普斯就发出一声尖叫，面色苍白得像菜盘一样，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菜盘。
原来盘里面放着一个蓝灰色小纸卷。他一把抓起来，双眼直勾勾地盯着它，然后又把它按在胸前，高兴地尖声喊叫，发疯似地手舞足蹈起来，然后又倒在一张扶手椅中，由于过分激动而软弱不堪、筋疲力尽。我们怕他昏厥过去，马上给他灌了点白兰地。
“好啦！好啦！”福尔摩斯轻轻拍着费尔普斯的肩膀，安慰他说，“这么突然地把它放到你面前，把你给高兴坏了吧？不过华生知道我的性格，我总是忍不住地想把事情戏剧化一点。”
费尔普斯抓着福尔摩斯的手吻个不停。
“上帝保佑你，先生！”他大声叫道，“你挽救了我的荣誉。”
“好啦，你知道，这同样关系到我的荣誉，”福尔摩斯说，“我办案失败就跟你丢掉海军协定一样，都是不愉快的。”
费尔普斯把这份珍贵的文件揣进他上衣里面贴身的口袋。
“尽管我不想再一次打扰你吃早餐，但我还是很想尽快知道你是怎样把它弄到手，在哪里找到的。”
歇洛克·福尔摩斯匆匆把火腿蛋吃完，喝了一杯咖啡后，站起身点上烟斗，然后又坐到椅子上。
“事情是这样的，”福尔摩斯说道，和你们在车站分手后，我漫步到了风景优美的萨里区，最后在一个名叫里普利的小村子的客店里喝过茶，给水壶灌满水，买了一块夹心面包放在口袋里，把准备工作做好了。我一直等到傍晚，才返回沃金，当我走到布里尔布雷旁边的公路上时，天快黑了。
“我一直等到路上没有一个行人了——我想，那条公路可能一向没多少人走——才爬过栅栏，摸到屋后面。”
“你怎么不走大门呢？那扇门一天到晚都是开着的啊！”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是开着的，但我故意不走大门。我选了个长着三棵枞树的地方，在这些枞树的掩蔽下，我走了过去，屋子里的人是看不到我的。我蹲在旁边的灌木丛中，从一棵树后面，爬到另一棵树后面——你看，我的裤子的膝盖部位都磨破了。——一直爬到你卧室窗户对着的那丛杜鹃花旁边才又蹲下来，等候事情的发展。
你房子里的窗帘还没有放下，哈里森小姐坐在桌旁看书。等她合上书，关好百叶窗，走出卧室时，已经是十点一刻了。
“我不止听到她关门的声音，还清楚地听到她用钥匙锁门的声音。”
“钥匙？”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是的，我事先交待过哈里森小姐，让她睡觉前，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亲自保管钥匙。她完全照我的话去做了，可以肯定地说，如果不是她的合作，我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里的那份文件了，后来她走开了，灯也熄了。我还是在杜鹃花丛里蹲着。
“虽然夜色很好，但蹲在那里真不好受。那种激动的心情，就跟渔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我等了好长一段时间，华生，这几乎和我们在查‘斑点带子案’时，在那间死气沉沉的屋子里等候的时间一样长。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过去，我不止一次地想放弃这种等候。但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开锁的声音。很快，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森先生走到了月光中。”
“约瑟夫？”费尔普斯又突然打断了福尔摩斯。
他光着头，但肩上披着件在紧急情况下可以用来作蒙面布的黑斗蓬。他蹑手蹑脚地走到墙壁下的阴影中，走到你卧室的窗户旁，用一把薄薄的长刀插入窗框，把窗闩给拨开了。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的缝中，把百叶窗也打开了。
从我藏身的地方可以清楚地看到屋里的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把门这边地毯的一角卷了起来，然后弯腰取下一块小方木板，那是管道工修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管子从这里通往厨房，供气给厨房。约瑟夫就是从这个隐秘的地方把文件取出来的。随后他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灭了蜡烛，他没想到我在窗外正等着他，所以一下子就撞进我怀里。
“这位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的还要凶狠得多！他举起刀向我扑过来，我不得不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他划伤了我的手指。我们结束搏斗后，他由于被我打肿了一只眼，看起来像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但他听从了我的劝告，交出了文件。文件到手后，我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份电报，把事情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快，把约瑟夫给抓住了，那就太好了。不过，我想，他很有可能抓不到人，这正是政府希望的，还有，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约瑟夫逃跑，也不愿让这个案子送到法庭上去审理。”
“我的天啊！”弗尔普斯呻吟道，“这是真的吗？在我非常痛苦的这十个星期里，这份被盗走的文件真的一直和我在同一间屋子里吗？”
“正是这样。”
“那么约瑟夫，他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哼！约瑟夫是一个从他外表看不出的非常阴险的危险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那番话看来，他很有可能在股票交易中亏得血本无归，为了扭转亏空，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作为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有机会，他是不会顾及他妹妹的幸福和你的名誉的。”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子上，说道：“我的头都昏了，你的话让我更晕头转向。”
“你这个案子最大的困难，”福尔摩斯说教似地说，“就在于线索太多。一些毫不相干的线索把真正的线索给遮住了。我们面前的事实很多，但我们只能把那些有用的选出来，按顺序依次串起来，再重新推敲事情的每个环节。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的根据是，那天晚上你本来是要和他一块回家的，而他又对外交部很熟悉，何况又顺路，所以我很自然地就想到他一定会来找你。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我想，只有约瑟夫才有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对我们说过那天你和医生一起回家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我的怀疑由此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晚没人陪你，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那家伙很熟悉房间里的情况。”
“我简直是有眼无珠！”
这个案子的过程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面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门熟路，所以径直进了你的办公室，那时你已到楼下去了，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他便按起电铃来，就在按电铃的时候，看到了桌上的文件。他觉得这是弄到一份很有价值的国家文件的好机会，他便把它揣进了口袋，接着马上离开了现场。你应该还记得，铃声响了几分钟后，从瞌睡中醒过来的看门人才提醒你铃声有问题。这几分钟是足够他逃跑的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了沃金，检查了赃物后，他认定这是份非常值钱的文件，便把它藏到了他认为很安全的地方，想过一两天再取出，卖给法国大使馆或其他他认为可以卖个好价钱的地方。但你的突然回家，让他措手不及地就被迫搬出了那间卧室。此后，屋里一直至少都有两个人在，他没办法拿出他的宝贝。这简直把他急得要发疯了。不过，他终于等来了机会。他本想潜入那间卧室，但你却醒着，把他的计划给破坏了。你还记得吧，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服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那药里头做了手脚，因此他以为你一定会毫无知觉的。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认为能不被发现，便会去取那份文件的。你离开卧室当然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天呆在屋子里，就是不让他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我一方面让他误以为没有危险，一方面，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监视着卧室里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十有八九是藏在卧室里的，但我不想拆开所有地板和墙壁去搜寻，我要让他自己给我拿出来，这就省事多了。你们还有什么地方不清楚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但他为什么偏偏要撬窗户呢？”我问道。
“从门里进去，他得先绕过七间卧室，另一方面，他从窗户可以毫不费力地跳到草坪上。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费尔普斯问道，“他有行凶的企图吗？那把刀子只能作凶器用啊。”
“可能有吧，”福尔摩斯耸了耸双肩回答道，“我惟一能肯定的是，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绝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人。”
11.最后一案
我是怀着悲痛的心情写下这最后的案件的，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是位杰出的天才，从第一次把我们组合在一起的《血字的研究》，到《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成功地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写得不很连贯，而且也不够详细，但我已经尽力了。我和他一起经历过不少奇异的事，我原来打算写完《海军协定》就封笔，而对这件足以让我惆怅一生的案子只字不提。现在，事情过去两年了，这种惆怅之情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兄弟辩护。所以，我除了将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外，另无选择了。我是唯一完全了解事情真相的人，现在到了公布的时候了，再保密下去是不行了。据我所知，此事被报道过三次，头一次是1891年5月6日的《日内瓦杂志》，第二次是1891年5月7日英国各报纸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是最近发表的。头两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我要特别申明，这是对事实的完全歪曲。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公布出来让大家知道。
读者也许还记得，自我结婚及婚后行医以来，我和福尔摩斯之间那种极为密切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不过，他需要助手参与调查时，仍然会来找我。但这种情况越来越少。我发现，在1890年，我只记了三个案子。这年的冬天和1891年初春，我在报上看到了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聘请，承办一件很重大的案件的消息。我接到了他的两封信，一封发自纳尔榜，一封发自尼姆。我还以为他会在法国呆一段时间呢，然而，出人意料的是，1891年4月24日晚上，他走进了我的诊所里，尤其让我吃惊的是，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和消瘦了许多。
“没错，最近我比过去累多了。”他见我吃惊的模样，没等我发问，就抢先回答了，“我最近有些麻烦。你不介意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来看书的那盏灯在桌上摆着，房间里只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沿着墙壁走了过去。关上了两扇百叶窗，把插销插紧了。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
“是的，我害怕。”
“怕什么？”
“怕被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这到底怎么了？”
“我想你很了解我，华生，你知道我不是胆小的人。但如果一个人大难临头还不承认，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给我一根火柴吗？”
福尔摩斯点燃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好像他很喜欢香烟的镇定作用似的。
“请原谅，这么晚还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而且，我还得请你破例一次，让我从你的花园后墙翻出去，离开这里。”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问道。
福尔摩斯伸出手，借着灯光我看到他有两个指关节受了伤，还在流血。“你看，我不是疑神疑鬼吧，这就是证据，我的手都差点弄断了。你妻子在吗？”
“她到朋友家去了。”
“真的吗？如此说来，就你一个人在家罗？”
“是的。”
“那我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旅行一趟了。”
“到什么地方？”
“嗯，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这一切都很奇怪，福尔摩斯还从没漫无目的地度什么假期，但他那苍白憔悴的面容显示他的神经已经紧张到了极点。他从我的眼神中看出了我在想什么，所以就把两手的手指交叉在一起，胳膊肘支在膝上，开始向我解释。
“你可能从没听过有个莫里亚蒂教授吧？”他问道。
“从没听过。”
“他真是天下少有的怪才啊！”福尔摩斯大声说，“伦敦到处都是他的势力范围，但谁都不知道他。可见他有多么精明和狡猾。可以这么说，华生，如果我战胜了他，如果我能为社会除掉这个败类，那么，我会觉得我的事业达到了顶峰，我就可以就此罢手，过一种比较安定的生活了。有件事别跟别人说，近来为斯堪的那维亚皇室和法兰西共和国办的那几个案子，给我创造了好条件，我可以去过我所喜爱的那种安静的生活了，并且能够集中精力去研究我的化学。不过，华生，我一想到莫里亚蒂这个大坏蛋还在伦敦街头胡作非为，我就安心不下，我就不能若无其事地坐在安乐椅上。”
“他到底干了些什么？”
他的履历非比寻常，他出身好，受过很好的教育，有着非凡的数学天赋。他二十一岁就写了名震欧洲的一篇关于二项式定理的论文。因为这篇论文，我们的一些小学院都聘请他做数学教授。本来他的前途是不可限量的，但他继承了他的先人的极为凶恶的本性，再加上他聪明绝顶，所以，他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人物。大学区中不时有他的劣迹流传，他只好被迫辞去了教授的职务，想在伦敦作军事教练。人们顶多就知道他上面这些情况，我现在把我自己了解到的事情告诉你吧。
你是知道的，华生，对于伦敦的那种高级的犯罪活动，我是最清楚不过了。最近几年来，我一直觉得在那些犯罪分子背后隐藏着某种势力，它总是庇护那些犯罪分子，阻碍法律发挥它的最大作用。尽管我经手的案子五花八门——伪造案、凶杀案，什么都有，但我感觉到，在这些案子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幕后人，而且，在那些我没经手的，或警方未破获的案件中，我发现，也有这么一个人存在。这些年来，我想方设法要把这股黑暗势力的操纵者查出来。现在，我终于查出来了——我抓住了线索，紧追不舍，经过无数次的曲折迂回才知道他原来就是这位著名数学家，退职教授莫里亚蒂。
他是犯罪界的拿破仑。伦敦城里有一半的犯罪活动都是他策划的，几乎所有的仍未侦破的案件都是他的杰作。他是个怪才、哲学家、思想家。他有个聪明绝顶的脑袋。他像蜘蛛一样，趴在蛛网中心动也不动，但对蛛网上每丝每缕的颤动都了若指掌。他很少亲自出手，他只坐在家里出谋划策。他手下有很多人，而且组织严密。如果有人想请人作案，偷文件、打家劫舍或暗杀某人，只要给教授传个信，这些犯罪活动就会很周密地完成。即使他的手下被逮住了，也有人拿钱保他，或请律师为他辩护。而操纵这些活动的幕后人物却从未被捕过，甚至从未被怀疑过。华生，这就是我了解到的他们组织的状况，华生，为揭露和破获这个组织，我不惜倾尽全力。
可这个教授异常狡诈，防范严密，尽管我想尽了一切主意，还是找不到可以把他送上法庭的证据。华生，你是知道我的能力的，经过三个月的努力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对手在智力上和我旗鼓相当。尽管我厌恶他的罪行，但我也佩服他的能力。不过，他终于露出马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马脚——但因为我盯他盯得特别紧，所以这个小马脚给他带来了大麻烦。我趁机在他周围布下了法网，现在一切就绪，就等收网了。三天后，也就是下周一，教授和他的几个主要助手，就会被警察一网打尽。那时，将进行本世纪最大的刑事审判，四十多个悬案将会水落石出，而他们全都会处以绞刑。不过，我们的行动稍有差错，即使是他们死到临头了，仍可以从我们手上溜走。
唉，要是莫里亚蒂教授对我们的行动毫无察觉，那就万事大吉了。不过那家伙实在太狡猾了，我在他周围设网的每个步骤，他都清楚。他一次又一次地想脱网而逃，但都被我挡了回去。我告诉你，我的朋友，如果把我和他暗中较量的经过详细地记录下来，那一定是斗智斗勇的侦探史上最精彩的一页。华生，我还从未和对手这么较量过。他做事很漂亮，而我只比他厉害那么一点点。今天早上，我完成了最后的部署，再过三天事情就了结了。正当我坐在屋里通盘考虑这件事时，我的房门推开了，莫里亚蒂教授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我向来都是镇定自若的，华生，但我得承认，当我看到站在门槛那里的那个让我耿耿于怀的人时，我不由吃了一惊。我对他的容貌记得很清楚。他个子特别高，很瘦，前额隆起，两眼深陷，脸刮得干干净净，面色苍白，看上去有点像苦行僧，但依然保持着某种教授风度。他的肩背由于学习过多，有些驼，他的脑袋向前倾着，而且左右轻轻地摇个不停，样子非常古怪。他眯缝着双眼十分好奇地打量我。
“你的前额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发达，先生，”他终于开了口，“把子弹上了膛的手枪揣在睡衣口袋里是非常危险的。”
事实上，他一进来，我就意识到我有多大的危险。因为对他来说，杀人灭口是他摆脱困境的唯一方法。所以我匆忙从抽屉里拿出手枪偷偷放入口袋，而且隔着睡衣对准了他。听他这么一说，我只好把手枪拿出来，张开机头，放到桌上。他依然眯缝着眼，笑容可掬，但他眼神中有种表情让我为有支枪在手里头而暗自庆幸。
“你还不了解我。”他说道。
“恰恰相反，”我答道，“我认为我对你了解得很清楚。你请坐吧。如果你有话要说，我可以给你五分钟时间。”
“我要说的，你早就知道了。”他说。
“如此说来，你也知道我的回答了。”我回答道。
“你不肯让步吗？”
“绝不让步。”
他猛地把手插进口袋，我一把抓起桌上的手枪。可他掏出的只不过是一本备忘录，上面潦草地写着一些日期。
“一月四日你破坏了我的行动；”他说，“二月十三日你又碍了我的手脚；你在二月中旬给我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三月底你把我的计划给彻底破坏了；四月末，我发现由于你的步步紧逼，我有被逮捕的危险。我现在是忍无可忍了！”
“你想怎样？”我问道。
“你必须住手，福尔摩斯先生？”他摇着脑袋说，“你知道，你真的必须就此作罢！”
“过了下周一再说吧。”我说道。
“哼！”他说道，“我相信，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明显知道这事只能有一个结局。那就是你必须住手。你做事太绝了，我们只能请你住手。看到你把事情搅成这个样子，简直让我无地自容。老实跟你说吧，如果我被迫采取什么极端措施，那是很令人痛心的。你笑吧，先生，我敢向你保证，那真是令人痛心的。”
“干我们这行危险是不可避免的。”我说道。
“这不是危险，”他说道，“而是不可避免的毁灭。你挑战的不只我一个人，而是一个强大的组织，尽管你聪明过人，但你低估了这个组织的雄厚力量。你最好靠边站，福尔摩斯先生，不然你会被踩扁的！”
“恐怕，”我站起来说，“由于我们谈得太久了，会把我别的事情给耽搁了。”
他也站起来，默不作声地望着我，痛苦地摇了摇头。
“好，好，”他终于说，“这很可惜，不过我已尽力了。你的把戏我清楚得很。下周一之前你毫无办法。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福尔摩斯先生。你休想把我送到被告席上，我告诉你，我决不会到被告席上的。你是打不败我的。你放心好了，除非同归于尽，否则你是毁不了我的。”
“你过奖了，莫里亚蒂先生，”我说道，“让我回敬你一句，跟你说吧，只要能把你干掉，为了社会的利益，即使是与你同归于尽，我也无怨无悔。”
“我答应与你同归于尽，但不是你毁灭我。”他咆哮着，然后转身出了屋。
“这就是我和莫里亚蒂教授那场奇异的谈话，老实说，它让我很不愉快。他把话说得那么平静，明白，好像他真的会那么干似的，一个简单的恶棍是做不到这样的。当然，你会奇怪，我为什么不找警察去防范他。告诉你吧，找了也没用，他会派他的手下来害我的，我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会这样做的。”
“你已经遭到袭击了吗？”
“我亲爱的华生，莫里亚蒂教授是不会浪费任何机会的。今天中午我到牛津街处理一些事情，刚走到本廷克街和韦尔贝克街交叉的十字路口的拐角处，一辆双马货车闪电般向我猛冲过来。幸亏我反应快，一下跳到了人行道上，才躲过了这一难。货车没撞着我后，很快地冲过了马里利本巷不见了踪影。经历了这次事故，我便只在人行道上走。华生，当我走到维尔街时，一块砖从一家屋顶上掉了下来，在我脚旁摔得粉碎。我让警察检查了那个地方，屋顶上堆了些修房用的石板和砖瓦，警察说那块砖是风刮下来的。虽然没有证据，但我心里清楚，肯定是有人要害我。这以后，我便叫了辆马车，把我送到了蓓尔美尔街我哥哥家，我在那里呆了一天。刚才，我上这儿来的路上，又被人用大头棒袭击。我把他打倒在地，警察把他拘留了。因为我的手打在那人的门牙上，所以把指关节给打破了。不过，我知道，被拘留的那个家伙和那个退职的数学教授间的关系，警察是查不出的。我敢断定，那教授这时正在十英里外的黑板前讲课呢。华生，你听到这些，对我一到你家就把百叶窗关上，又请你允许我翻后墙而不是走前门离开这里，以便不被人发现，这些举动，不会再感到奇怪了吧？”
我一向很钦佩福尔摩斯的无畏精神。今天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没有一件不让人感到恐怖，但他说起来却心平气静，这更让我钦佩得五体投地。
“你在这儿过夜吧？”我问他。
“不，我的朋友，在这儿过夜会连累你的。我已经有了计划，一切会顺利的。事情已经发展到不用我帮忙也可以将那帮不法之徒全都逮捕的地步了，我要做的，就是以后的出庭作证。因此，在逮捕他们之前的这几天，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这样更方便警察的行动。要是你能和我一起去欧洲大陆旅行一趟，那简直太好了。”
“我最近没什么病人，”我说，“而且又有个愿意帮忙的邻居，我很乐意陪你去。”
“明天早上就动身，行吗？”
“我听你的。”
“好，那事情就这么定了，华生，我们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疏忽，因为我们正在与全欧洲势力最大、最狡诈的犯罪集团作殊死斗争。好了，注意！不管你想带上什么样的行李，行李包上都别写发往哪里，并且今晚就派一个可靠的人送到维多利亚车站。明早你雇一辆双轮马车，但得吩咐仆人别雇前两辆主动上来揽生意的马车。你跳上马车后，把地址写在纸条上递给车夫。上面写着驶往劳瑟街斯特兰德的尽头，并让他别把纸条扔掉。你要事先把车费给付了。车一停，你马上穿过街道，在九点一刻得赶到街的另一边。那里有一辆四轮轿式的小马车等着你，赶车人披着深黑色斗篷，斗篷的领上镶有红边。你上了车，就能很快赶到维多利亚车站，搭上开往欧洲大陆的快车。”
“我在哪里和你碰头？”
“在车上。我们订的座位在从前往后数的第二节头等车厢里。”
“那么，我们是在车厢碰头？”
“是的。”
我想留他住下，但他非要走。显然，他是怕在这里住下会给我招来麻烦。他急急忙忙给我讲完我们明天的计划，就起身和我一起走到花园。他翻过墙，跳到了莫蒂默街，打了个呼哨，把马车唤来了，我听到了马车驶走的声音。
第二天早上，我完全遵照他的吩咐行事，非常的小心谨慎，以防雇来的马车是人家专门设下的圈套。我吃过早饭后，选了辆双轮马车，立即驶往劳瑟街。到那后，我飞奔着穿过这条街。一位披着黑斗篷、身材特别魁梧的车夫正驾着辆四轮马车等着我，我一跨上车，他就扬鞭策马，驶向维多利亚车站。我一下车，他就调转马车，疾驰而去。
到此时为止，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我的行李已经在车上放着了。我毫不费力就找到了福尔摩斯指定的车厢，因为只有一节车厢上标着“预定”字样。现在我只担心一件事，那就是福尔摩斯还不见人影。我看了看车站的大钟，只七分钟便要开车了，但我还是没能在旅客和送别的人群中找到我朋友那瘦长的身影。我见到一位上了年纪的意大利传教士在使劲地说着蹩脚的英语，努力想让搬运工明白他的行李是要托运到巴黎去的。我看他们谁也听不懂谁，便上前帮了点忙，因此耽搁了几分钟。我又向四周打量了一番后，返回了车厢。令我吃惊的是，那个搬运工竟然不管票号与座位对不对，便把那位年纪很大的意大利朋友领到了福尔摩斯的座位上，尽管我一再跟他说这是别人的座位，要他别乱坐，但无济于事，因为我说意大利语比他说英语还要糟糕，因此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继续心急如焚地往外张望，企图在最后关头能看到他的出现——我一想到他今天没来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遭到了袭击就不寒而栗——火车上每个车厢的门都关上了，汽笛也已经关上了，这时，突然……
“我亲爱的华生，”一个声音说道，“你还没跟我说早安呢。”
我大吃一惊地回头一看，那位老传教士已经把脸转向了我。顷刻之间，他那满脸皱纹就消失了。鼻子变高了，下嘴唇不突出了，嘴也不瘪了，呆滞的双眼重新变得炯炯有神，佝偻的身体伸直了。接着，整个身躯突然萎缩起来——老传教士突然变成了福尔摩斯。
“天啊！”我叫了起来，“你简直吓死我了！”
“没办法，我只有这么严密防范，”福尔摩斯小声说，“我一直被他们紧盯着。啊，你看，那不就是莫里亚蒂教授吗？”
福尔摩斯说话时，火车已经开动了。我向窗外望去，只见一个高个子男人气急败坏地从人群中挤了出来，不停地挥手，好像要叫火车停下来似的。不过，他已经太晚了，我们的列车一瞬间就驶出了车站。
“你看，由于我们作了防范，所以终于顺利地脱身了。”福尔摩斯满面笑容地说着，接着站起身，脱下化装的黑色传教士衣帽，把它们装入手提袋里。
“你看今天的晨报了吗？华生？”
“没有。”
“那么，你不知道贝克街的事罗？”
“怎么了？”
“他们昨晚放火烧了我们房子，不过没造成很大的损失。”
“天啊！福尔摩斯，他们太无法无天了！”
“从那个用大头棒袭击我的人被捕后，他们就找不到我了。不然他们不会以为我已回家了。不过，他们早就把你监视起来了，这就是莫里亚蒂来车站的原因。你来的时候，没留下什么纰漏吧？”
“没有，我从头到尾都是按照你的吩咐去做的。”
“你是坐那辆四轮马车来的吗？”
“是的，他在那里等我。”
“你知道那个马车夫是谁吗？”
“不知道。”
“那是我哥哥迈克罗夫特。办这种事，最好还是用自己人。来吧，我们现在来商量一下怎样去对付莫里亚蒂。”
“我们都坐到快车上，何况轮船又和它联运，我想，我们已经成功地把他甩掉了。”
“亲爱的华生，我曾说过这人的智力和我旗鼓相当，但你显然还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如果我是他的话，你会认为我会被这样小小的麻烦难倒吗？不会吧？那你怎么能小看他呢？”
“他又能怎样呢？”
“我能做到的，他也能做到。”
“那么，要是你的话，你会怎么办？”
“定一辆专车。”
“那来不及。”
“绝对来得及。这趟车会在坎特伯雷站停车，平时至少要等上一刻钟才能上船。他会在码头上把我们抓住。”
“说不定别人还以为我们是罪犯呢。不如我们等他一到就先下手为强，把他给抓住？”
“那我三个月来的心血就白费了。他是让我们抓住了，但他的手下就会因群龙无首，趁乱四下逃掉的。但如果不抓他，那等到了下周一，我们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了。不行，决不能提前逮捕他。”
“那怎么办？”
“我们在坎特伯雷站下车。”
“然后呢？”
“然后我们再横穿英格兰，到纽黑文去，再从那里去迪埃普。莫里亚蒂一定会认为我会直接去巴黎，他会在那里认准我们托运的行李，在车站等上两天。华生，我们得买上两个毡睡袋，以便从容自在地穿过卢森堡和巴塞尔一直游到瑞士。”
按照计划，我们在坎特伯雷站下了车。下车后我们才发现要等上一个小时才有车去纽黑文。看着那辆载着我全套行装的行李车疾驰而去，我心里沮丧极了。突然，福尔摩斯扯了扯我的衣袖，指着远处。
“你看，他追上来了。”福尔摩斯说。
远方，一缕黑烟从肯特森林中升起，一分钟后，一列火车转过弯，向车站驶来。我们刚在一堆行李后藏好身，那列车就鸣着汽笛隆隆驶过，一股热气向我们迎面扑来。
那列火车飞快地越过了几个小山丘，不见了。
“他走了。”福尔摩斯说，“你看，他毕竟还是比我差一点点。他要是能完全推断我是怎么想的，并采取相应的措施，那就非常了不起了。”
“如果他追上我们，他会怎么做呢？”
“毫无疑问，他一定会对我下毒手的，不过，鹿死谁手还不知道。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在这提前用餐，还是到纽黑文再找饭馆？不过，到纽黑文再吃的话，我们就得饿一段时间的肚子。”
我们当晚到了布鲁塞尔，在那儿逗留了两天，第三天我们到了施特拉斯堡。周一早上福尔摩斯给伦敦警察厅发了封电报，当晚我们回到旅馆，就见到了回电。福尔摩斯赶紧拆开电报，看完后骂了一声，把电报扔进了火炉。
“我早料到这点就好了！”福尔摩斯叹了一口气说道，“让他跑了。”
“是莫里亚蒂吗？”
警察局把他的手下全抓住了，但就是没抓到莫里亚蒂，他逃走了。唉，也是的，我一走，别人自然不是他的对手，怪只怪我高估了伦敦警察厅的能力了。华生，我看你最好还是回到英国去。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跟我在一起非常危险。那家伙的老巢被人端了，如果他回伦敦，他就是自投罗网。我很清楚他的性格，他现在肯定想报仇。在那次和我简短的谈话中，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知道这个人是说的到做的到的。因此我只好建议你回去行医。”
多年来，我不仅是他的老朋友，还曾多次协助他办过案，所以，我很难接受他这个建议。为此，我们在施特拉斯堡饭店争论了半个小时，但是晚上我们还是一起上路，平安到了日内瓦。
我们一路游玩，在隆河峡谷度过了难忘的一周。接着，又从洛伊克起程，翻过了仍然积着雪的吉米山隘，最后，穿过因特拉肯，到了迈林根。这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旅行，山下一片嫩绿，到处春光明媚；山上却白雪皑皑，仍然是寒冬。但我清楚得很，福尔摩斯的心头一直被阴影笼罩着。无论是欢腾的阿尔卑斯山村，还是在渺无人烟的山隘，他都用警惕的目光仔细审视每个经过我们身边的人。从他这点我可以看出，无论我们走到哪儿，都有可能被跟踪上。
我记得，我们通过吉米山隘时，正好好地在阴森森的道本尼山边界走着，突然一块大石从右方山脊上咕咚一声掉了下来，滚落到我们身后的湖里头去了。福尔摩斯立刻跑上山脊，站在高高的峰顶四处张望。尽管我们的向导一再跟他解释，说这里每到春天都会发生山石坠落的现象，这是很正常的，但福尔摩斯还是不信，他默不作声地对我微笑着，那神情好像他对这事早就预料到了。
尽管他十分警惕，但并不沮丧消沉。恰恰相反，我还从未见过他这么精神抖擞过。他一再跟我说，要是他能为社会除掉莫里亚蒂这个祸害，他会高高兴兴地把他的侦探事业结束。“华生，我想我这一生还是做了些事的，”福尔摩斯说，“如果我就在今晚死去，也没什么愧疚的。由于我的努力，伦敦的治安好多了。在我经手的一千多个案子中，我敢说，我都是尽了力的。华生，我对社会上那些由人为造成的浅薄问题不感兴趣了，相反，我对大自然却有了兴趣。华生，等我把这位欧洲最危险、最厉害的罪犯逮住后，我就罢手不干侦探了。你的回忆录也就可以收尾了。”
我将尽量简明扼要地把这个故事讲完。我本来不想细细讲述这件事的，但我又有责任不把一切细节遗漏。
五月三日，我们来到了荷兰迈林根的一个小村镇，在老彼德·施太勒经营的“大英旅店”住下了，店老板非常聪明，他在伦敦格罗夫纳旅馆干过三年侍者，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第二天下午，店老板建议我们翻过山岭到那边的罗森洛依去过夜，临行前，他还特别交待，要我们别错过了半山腰的莱辛巴赫瀑布，不妨绕一点路去看一看。
莱辛巴赫瀑布又高又险。融雪汇成的急流，在这里注入万丈深渊，激起的水雾团团上升，像失火的房屋冒出的滚滚浓烟。瀑布的上端是一个巨大的豁口，两边耸立着乌黑发亮的山岩，瀑布越往下越窄，奔腾的乳白色的水流泻入深不见底的山谷，发出经久不息的巨响。密密的水帘不断地晃动着向上升腾、翻卷，发出咝咝的响声，让人头昏目眩。我们站在岩石边凝视着下方拍击着黑岩的浪花，倾听着谷底传来的隆隆轰鸣声。
人们为了能观看到瀑布的全景，在半山坡上开了条小路。不过，这条小路被瀑布截断了，游客只好原路返回。我们刚转身往回走，突然看到一个瑞士少年拿着一封信跑了过来。信封上的地址是我们刚离开的那家旅店，信是店主写给我的。信上说，我们刚离开不久，店里就来了位患晚期肺结核病的英籍中年妇女。她在达沃斯普拉茨过的冬，现在去卢塞恩旅游访友。没想到在店里突然咯起了血，很有生命危险。病人很希望能有位英国医生为她治疗。好心的店老板又在附信中说，由于病人拒绝瑞士医生替她治疗，而他自己要对生病的客人负责任，所以只好请我回去。对于这样的请求，我没有理由置之不理，这毕竟关系到一个同在异国他乡的女同胞的生命。但要我离开福尔摩斯，我又有点不放心。最后，我们商量了一会儿，决定留下那个送信的瑞士少年给他做伴，而我一个人返回迈林根。福尔摩斯说，他要在这里再看一会瀑布后，再漫步翻山去罗森洛依，我们傍晚的时候在那里会合。我转身下山时，看到福尔摩斯正背靠山石，双手抱臂，俯视着飞泻的瀑布。没想到，这竟是我看他的最后一眼。
我走到坡下扭头回望时，瀑布已经看不见了，不过山腰上通往瀑布的那条蜿蜒崎岖的小道仍然可以望得到。我记得当时有个人在这条小道上飞快地往山上跑，他看起来像是个精力充沛的人，很快，他黑色的身影就消失在绿荫丛中。我因为当时有急事在身，根本就没考虑他可能会是什么人。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才回到迈林根。店老板施太勒在旅店的门口站着。
“怎么样了？”我急忙走上前去说道，“她的病情没有恶化吧？”
施太勒对我的问话感到莫名其妙，我见他这个样子，立刻感到大事不好。
“这信是你写的吗？我把口袋里的信掏出给他看，”旅店里真的住了位生病的英国女人吗？
“这不是我写的！”他大声说，“但信封上的地址却写着我的店子……哈，我知道了，这肯定是那个高个子英国人写的，他是你们走后才到的，他说……”
我没等他说完，便惊慌失色地往山上跑。跑向我刚下山的那条小道。下山我只用了一个小时，但这时是上山，全是上坡路，尽管我没命地跑，但赶到瀑布边时，已是两个小时过后了，瀑布周围根本没有福尔摩斯的踪影。我大声喊着他的名字，但回答我的只是四周山谷的回音。
找到福尔摩斯的登山杖后，我不由不寒而栗起来。这表明他并没到罗森洛依去，他就是在这条一边是绝壁，一边是深谷的三英尺宽的小道上遭到那个该死的莫里亚蒂的袭击的。那个瑞士少年也不见踪影，也许他拿了莫里亚蒂的赏钱后，就离开了这两个对手。他走后发生了什么事呢？有谁能告诉我呢？
我被这事吓傻了，在那里站了一两分钟后，才竭力镇定住自己，我想到了福尔摩斯的推理方法，想尽力用它去查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天哪，这太容易了。我们分别的时候，不是站在小道尽头的，他的登山杖说明了我们曾在的位置。道旁微黑的土壤由于水花的不停溅洒，始终是松软的，即使一只鸟落下去也会留下爪印的。在我脚下，有两排脚印清晰地一直通向小道的尽头，并没有返回的脚印。在离尽头几码远的地方，小道被践踏得一片泥泞。瀑布边上的荆棘和羊齿草被弄得乱七八糟地倒在泥水中。我趴在水花四溅的瀑布边仔细查看——在我离开旅店时，天就快黑了——此时我只能看到黑色绝壁上闪闪发亮的水珠和山谷深处高溅的浪花。我大声呼叫，但我听到的只有瀑布的轰鸣。
不过上天有眼，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朋友和搭档的临终遗言。前面说过，他的登山杖斜靠在小径旁一块凸出的岩石上。我在这块岩石的顶上看到了一件闪闪发光的东西，我伸手把它拿下来一看，原来那是福尔摩斯经常带在身上的银烟盒。就在我拿起烟盒时，原先被它压着的叠成小方块的纸飞落了下来。我捡起打开一看，原来是三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是写给我的信。信的内容简洁明了，字写得刚劲有力，好像是从容不迫地坐在书房里写下的一样，这完全体现了福尔摩斯的个性。
信是这样写的——
我亲爱的华生：
承蒙莫里亚蒂先生的好意，才有机会写下这几行字，他正等着彻底解决我和他之间的矛盾。他已经把摆脱英国警察和查到我们行踪的方法给我讲了个大概，他的这些方法，证明他确实有我评价的那么聪明。我一想到我能为社会把他这个祸害给除掉就十分高兴，尽管这恐怕要给我的朋友们，特别是你，我亲爱的华生，带来悲痛。不过，我跟你解释过，我的人生已经到了至要关头，对我来说，这是个很令人心满意足的结局。我现在坦白跟你说了吧，我一看到迈林根的来信，就知道这是一场骗局，我让你走开，是因为我相信，这事是迟早要解决的。请告诉帕特森警长，他给那个犯罪团伙定罪时所需的证据放在以M开头的文件夹里，里头有个写着“莫里亚蒂”的蓝色信封。在离开英国时，我已经把我微薄的产业交付给我的哥哥迈克罗夫特了。请代我问候你的夫人，我的朋友。
你忠诚的歇洛克·福尔摩斯
剩下的事几句话就能说清了，专家们现场检查的结果表明，他们两个进行过一场搏斗，在搏斗中，两人双双跌落深谷，由于谷底水流湍急，两人的尸体都找不到了。当代最危险的罪犯和最杰出的人民卫士永远地葬身在这个深不见底的谷中了。那个瑞士少年也从此销声匿迹了，显然，他是莫里亚蒂的帮凶。至于那个犯罪团伙，相信大家还记得，由于福尔摩斯搜集到了他们犯罪的所有证据，而被彻底铲除了。但他们的幕后领袖莫里亚蒂，在诉讼过程中很少提及，这是因为某些人想以庇护莫里亚蒂的方式来诋毁福尔摩斯，但，他们是白费心机，福尔摩斯在我心中永远是世上最好、最机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