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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第五卷)
柯南·道尔

第一章回忆录(下)(1)

8.住院的病人

我大致翻了翻我记录下来的一连串内容不连贯的回忆录,想找个能体现我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非凡智力的例子,但总是找不到一个特别恰当的。因为,一方面,很多案子的侦破,是福尔摩斯巧妙运用他的分析推理法和他独特的调查研究法的结果,但案子本身却往往是平淡无奇、微不足道、没有介绍的价值的;另一方面,也有这种情况,虽然有些曲折离奇的案子他参与了调查,但他在调查过程中起的作用又不是令我极为满意。我曾写过一个叫《血字研究》的案子,后来又写了一个关于“格洛里亚斯科特”号三桅船失事案,这些都是能让历史学家永远感到惊奇的惊险案例。现在我要讲述的案子,虽然我的朋友在其侦破中没起十分关键的作用,但它的案情却是古怪离奇的,不应该把它漏掉不说。

那是七月里的一个闷热的阴雨天,我们把窗帘放下了一半,福尔摩斯蜷卧在沙发上,反复地看着早上来的一封信。因为我在印度服过兵役,养成了一种怕冷不怕热的习惯,尽管温度计显示气温有华氏九十度,但我没感觉到有什么难过。不过当天的报纸很乏味,议会休会了,好多人都避暑去了。我也希望能离开伦敦,到森林或到南边海域铺满卵石的沙滩上去游玩,但因为手头一直很紧,我不得不把假期往后推迟。而对福尔摩斯来说,乡下或海滨他都不感兴趣。他只喜欢呆在这个五百万人口的城市里,对城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案子的每一个小小的传闻或猜疑都特别关心。而对大自然,他却毫无兴趣——除非他要到野外去抓罪犯。

看到福尔摩斯正全神贯注地思考,顾不上说话,我便把那枯燥无味的报纸扔到一旁,靠在椅子上,也陷入了沉思。忽然,福尔摩斯打断了我的思绪。

“你想得不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用这种方法解决争端,确实很荒唐。”

“太荒唐了!”我大声叫道,猛然惊讶起来,他怎么知道我在想什么呢?我坐正身子,疑惑不解地望着他。

“你怎么知道我在想这个,福尔摩斯?”我喊道,“这太让我吃惊了。”

福尔摩斯见我这么迷惑不解,不由放声大笑起来。

“你还记得吗?”他说道,“不久前,我曾为你读过一段爱伦·坡写的故事,他在那个故事中提到了一个善于推理的人,他能够洞察他同伴心里头没有说出来的想法。当时你还认为这纯属作者巧妙的虚构。我说我也能看透别人的心思时,你还怀疑呢。”

“我没说过不相信你呀!”

“你只是没说出来而已,我亲爱的华生。但这一切全通过你的眉宇表露出来了。因此,当我看到你把报纸扔到一边,沉思起来的时候,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有机会推测你在想什么了。为了证实我有没有猜中你的想法,就把你的思路给打断了。”

我对他的解释还是不满意。

“在你给我读的故事里,”我说道,“那人推理都是根据观察对象的动作去推理的。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人在被石头绊了一下之后,抬头看了看天上的星星,此外还有别的什么动作,但我却是一动不动地坐在椅子上的,你又是怎么看出来的呢?”

“你自己没发觉而已。人的五官是表达感情的工具,你的五官自然也不例外。”

“你是说,你是从我的五官看出我的心思的?”

“对,从你的五官,特别是你的眼睛。也许你自己都不记得你是怎样陷入沉思的了。”

“是的,我忘了。”

“还是让我来告诉你吧。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你扔报纸的动作,你扔掉报纸后,茫然地坐了有半分钟的样子。后来,你紧盯着那张新配了镜框的戈登将军画像看,我从你脸部表情的变化中看出你已经在思考了,不过你想得不是很投入。接着,你又把目光转移到那张放在你书架上的没装裱的亨利·瓦德·比彻的画像上。然后你又看了下墙壁,你的意思很明显,你是在想,要是这张画像也配上镜框,那就正好在墙上的那个空处挂上,和戈登并排挂在一起。”

“你果真把我的心思给看穿了!”我惊叫道。

“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未看走眼过呢——随后,你的思绪又回到了比彻身上,你全神贯注地盯着他的画像,好像要从他的相貌琢磨出什么似的。后来,你的眉头舒展了,可还是继续凝视着比彻,你的脸上显出沉思的样子,可见你是在追忆他的经历。我想你一定是想起了他在内战期间代表北方所担当的使命,因为我记得,你曾对他的不公平的遭遇表示愤慨,你一直对此耿耿于怀,所以我知道你盯着比彻时肯定想到了这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你的目光移开了画像,我想你又在想内战的事了。当你双唇紧闭,双目炯炯有神,双拳紧握,我想你肯定正好想像到敌对双方在这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中奋勇拼杀的场面。可这时,你的脸色又渐渐阴了下来,你摇了摇头,显然你是想到了战争的残酷、可怕,以及无辜死伤了的人们。你的一只手慢慢移到了你的旧伤疤上,嘴角露出一丝微笑,我知道,你当时是在想用战争去解决国际争端是多么的荒唐可笑。我也认为这很荒唐可笑——我感到很高兴,我的推论完全正确。”

“完全正确!”我说道,“不过,虽然你已经解释得一清二楚了,但我仍然对此感到很惊讶。”

“这其实很简单,华生,老实说吧,要不是你那天有所怀疑,我是不会打断你的思绪的。你看,今晚有些风,我们一块到街上去散散步怎样?”

我早就在这小屋里呆腻了,于是立刻高兴地同意了他的提议。我们到舰队大街和河滨大道逛了三个小时,欣赏着芸芸众生潮汐般千变万化的生活场景。福尔摩斯的独到见解和他对细节的敏锐观察力以及他巧妙的推理能力,都让我很感兴趣。我们返回贝克街时,已经是十点钟了。有一辆四轮轿式马车停在我们的寓所门前。

“哈!我看这是一位医生的马车,一位很普通的医生!”福尔摩斯说道,“他刚开业不久,不过他的生意倒蛮不错。我想,他是来找我们帮忙的,我们回来得真是时候!”

由于我熟悉福尔摩斯的观察方法,所以能跟上他的思路。马车里面的灯下挂着一只柳条篮子,篮里面装有各式医疗器械。我知道福尔摩斯正是根据这些医疗器械的种类和新旧程度作出判断的。楼上我们的窗户里亮着灯,这说明这位医生确实是来找我们的。我暗暗有些奇怪:是什么事使得我这位同行这个时候还来找我们呢?于是我紧跟着福尔摩斯走进屋里。

一个脸色苍白、面颊尖瘦、长着土黄色络腮胡子的人见我们回来了,立刻就从壁炉旁的椅子上站了起来。他的年龄顶多四十岁,但他面容憔悴、气色很差。生活差不多耗尽了他的精力,赶走了他的青春。他举止羞怯腼腆,像一位敏感的绅士。他站起来时,扶在壁炉台的那只白皙纤长的手却不像是一个外科医生的手,倒像是艺术家的。他的衣着质地朴素,颜色暗淡——黑色的礼服大衣,一条深色的裤子和颜色不怎么鲜艳的领带。

“晚上好,医生,”福尔摩斯愉快地说道,“我很高兴我们没让你久等。”

“你问过我的车夫了吗?”

“没有,我是从桌上点着的蜡烛看出来的——你请坐吧——我能帮你什么忙吗?”

“我是珀西·特里维利医生,”我们的客人自我介绍道,“我住布鲁克街403号。”

“噢,你就是《原因不明的神经损伤》这篇论文的作者吧?”我问道。

他听我说起他的论文,高兴得脸都红了。

“我很少听到别人谈论这部著作,出版商说这本书销路不好,我还以为没人知道它呢。”客人稍停了一会儿问道:“我想,你也是医生吧?”

“我是个退了役的外科军医。”

“我对神经病学很感兴趣,我希望能对它进行专门的研究。不过,一个人先得解决他的生存问题。当然,这是题外话。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你时间很宝贵,但在布鲁克街我的寓所里,最近发生了一连串奇怪的事。今晚,事情更严重了,我觉得不能再耽搁下去了,所以赶来请你帮忙出出主意。”

歇洛克·福尔摩斯坐了下来,点燃了烟斗。

“你来请我帮忙,这让我感到非常荣幸。”福尔摩斯说,“请你详详细细地把那些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情说给我听。”

“其中有那么一些事情是不值得说的,”特里维利说道,一提起这些事我就惭愧。不过,这确实让人感到非常的莫名其妙,而且它最近变得更复杂起来,我只好把事情都说出来,让你给我出出主意。

首先我得谈谈我大学生活里的一些事情。我曾在伦敦大学读书,不是我自己吹牛,我的教授们都认为我是一个很有前途的学生。毕业后,我在皇家大学的一个附属医院里担任了一个不是特别重要的职务,继续致力于我的研究课题。我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对强直性昏厥病的研究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我写了一篇刚才你朋友提到的那个有关神经损伤的专题论文,并因此获得了布鲁斯·比克顿奖金和奖章,我相信,那时人们都认为我很有前途。

可是我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少资金。你们是知道的,一个医生要想出名,他就得在卡文迪广场区十二条大街中的一条开业,而这需要一笔巨额的房租和设备费。除了这笔启动资金外,他还得有笔钱去维持自己的生活,还得租一辆漂亮的马车和马。而这,只能让我望而却步。我想用十年的时间,节衣缩食也要积笔钱去挂牌行医。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给我带来了希望。

有一位名叫布莱尔斯的绅士拜访了我。我们以前不认识。一天早上,他突然来到我的住处,开门见山地说出了他的来意。

“你一定就是那位取得过卓越成就、最近荣获大奖的珀西·特里维利先生吧?”他问我。

我点了点头。

“请你坦城地回答我的问题,”他继续说道,“这样对你大有好处。你很有才华,会成为一个有成就的人的,你明白吗?”

听他这么一说,我不禁高兴了起来。

“我会如实回答你的问题的。”我说道。

“你有不良的嗜好吗?比如说酗酒。”

“我没不良嗜好,也不酗酒。先生!”我大声说。

“好!这就好!但我有些奇怪,既然你有这样的资本,你为什么不开业行医呢?”

我莫名其妙地耸了耸肩,摇摇头。

“哦,对了!我忘了!”他连忙说道,“这一点都不奇怪,虽然你很有才华,但你却没钱,是吗?如果我资助你在布鲁克街开业,你愿意吗?”

我很吃惊地瞪大两眼望着他。

“嗯,这不只是为了你,也是为我自己的利益,”他大声说,“我老实对你说吧,如果你愿意开业的话,我就资助你,我有几千英镑要投资出去,我认为投资在你身上比较合适。”

“这是为什么?”我赶紧问他。

“是这样的,这和其他投资一样,只不过更保险一些。”

“那么,你要我做什么呢?”

“我自然会告诉你的,我为你租房子、置办家具、雇用女仆为你管理一切。你只要安心坐在诊室里给病人看病。我会给你零用钱和一切需要用的东西。但你要把你赚取的钱的四分之三给我,你自己得四分之一。”

这就是那个叫布莱尔斯的人向我提出的奇怪的建议。福尔摩斯先生,我们是怎样协商、又是怎样成交的,我就不跟你细说了,怕你听得厌烦。后来,我在报喜节报喜节:每年的三月二十五日为报喜节,报喜天使加百列将耶稣降生的事告诉圣母玛利亚的节日。——译者注。那天搬进了他给我租的寓所,并且照他提出的条件开始营业。他也搬过来,作为一个住院的病人和我住一起。他的心脏功能很衰弱,需要经常治疗。他把二楼两间最好的房子占为己有,一间作起居室,一间作卧室。他脾气很怪,深居简出,几乎从不会客。他的生活没一点规律。当然,有一件事除外——他每晚很准时地到诊室里查看我的帐目,我赚的每一畿尼诊费他都给我留下五先令五便士一畿尼为二十一先令,一先令为二十便士,四分之一畿尼就是五先令五便士。——译者注,其余的他就全部拿走,锁进自己房里的保险箱中。

我可以十分肯定地说,对于这项投资,他是永远不会后悔的。因为从一开始生意就很好。我成功地处理了好几个病例,再加上我所在的附属医院的声望,我很快就出了名。这几年来,我把他变成了一个大富翁。

福尔摩斯先生,我过去的事情和我同布莱尔斯先生的关系,就说到这里了。现在我跟你说最后一件事,就是这事让我今晚来求你帮忙的。

几个礼拜之前,布莱尔斯先生到楼下来找我。我觉得他当时的心情好像很激动。谈话中,他提到了伦敦西区发生的一些盗窃案,我记得,他当时的激动有点过分,他说我们应该立刻把门窗加固闩牢,一刻也不能耽误。在那个星期里,他一直坐立不安,不时向窗外探望,连午餐前短时间散步的习惯也取消了。他的一举一动,让我感觉他在惧怕着某个人或某件事。可是,当我问他这个事时,他就变得粗鲁无礼。后来,我就不提这事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恐惧渐渐消失了,他又恢复了常态。可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让他又一次变得可怜又可鄙起来。

事情是这样的:两天前,我收到了一封奇怪的来信,信上没地址,也没日期,现在我来把它读给你听:

“一位侨居在英国的俄罗斯贵族急欲到珀西·特里维利医生处就医。几年来,他深受着强直性昏厥病的折磨,而特里维利医生治疗这种疾病取得了人所共知的成就,病人准备明晚六点一刻左右前来就诊,如果特里维利医生方便的话,请在家等候。”

这封信引起了我的兴趣,因为对强直性昏厥病的研究最困难的问题就是很难找到病例。你可以想见,当小听差在指定的时间里领进那位病人时,我在诊室里有多么的兴奋和不安。

病人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人,人也很拘谨,但是很普通——不像是我们想像中的那种俄罗斯贵族。不过他的同伴却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那是一个漂亮高大的年轻人,黝黑的脸上带着凶相,有一副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之子,力大无穷。——译者注的身板。老人是他搀着胳膊进来的,他把老人扶到椅子跟前,动作特别体贴入微,单看他的外表,你是很难预料到他会这样的。

“亲爱的医生,请原谅我们的冒昧,”他用英语跟我说道,说话时有点口齿不清,“他是我父亲,他的健康对我来说是件很重要的事情。”

我被他的孝心感动了,我说,“我给他诊治时你愿意在诊室里陪着吧?”

“哦,不,绝对不行,”他惊叫起来,“我受不了。我要看到父亲病发时那种可怕的样子,会发疯的。我的神经已经很脆弱了。如果你允许,我想在你给我父亲治病时,我到候诊室去等着。”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年轻人就离开了。我和病人一起研究他的病情,并作了详细的记录。

他智力平平,回答问题时也常常含糊其词,我想他可能是不大熟悉我们的语言。然而,正当我给他写病历的时候,我很惊讶地看到他笔直地坐在椅子上,面无表情,肌肉僵直,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我——他又犯病了。

我前面说过,对于病人,我最初的感觉是又同情又害怕。后来,职业的兴趣占了上风。我赶紧测量了病人的脉搏和体温,试了试他肌肉的僵硬程度,又检查了他的反应能力。他的所有征状和我以前诊断过的病例没什么两样。过去我治疗这种病例使用过烷基亚硝酸吸入剂,效果不错。现在是再次验证它的疗效的好机会。可惜药瓶放在楼下的实验室中,于是,我把病人丢在诊室里,自己跑下楼取药。找药大概用了五分钟时间,然后我上了楼。可是诊室里人影都没有,病人不知道哪儿去了。我感到非常的奇怪。

我马上跑到候诊室,他儿子也不在了。前门已经关上了,但没上锁。我那个接待病人的小听差是一个新来的小伙计,不机灵。平时他老呆在楼下,我按铃后他才跑上来领病人出门。他说他什么也没听到,所以这件事情就成了一个谜。过了一会,布莱尔斯散步回来了,但我不敢跟他说这件事,因为,那段时间,我尽量跟他少说话。

我还以为我再也不会见到那个俄罗斯病人和他儿子了。所以,今晚,昨天也是这个时间,当他俩又来我的诊室时,你们可以想像,我惊讶成什么模样了。

“对于昨天的不辞而别,我非常抱歉,医生,”我的病人说道。

“我承认,我对此非常奇怪。”我说道。

“嗯,事情是这样的,”他说,“我每次清醒过来的时候,对犯病前发生的事总记不大清楚。我昨晚清醒过来,觉得自己是在一间陌生的房间里,而你又不在,我就迷迷糊糊地站起来,走到街上去了。”

“我呢,”他儿子接口说道,“看到父亲走出了诊室,就以为你给他看完病了,直到回到了家中,我才知道事情的真相。”

“好了,”我笑了笑,说道,“除了你们的不辞而别让我有些奇怪外,别的倒没什么。所以,先生,要是你愿意到候诊室去的话,我是很乐意再继续进行昨天突然中断的诊治的。”

我和那位绅士谈了大概半个小时的病情,后来,我开给他一个处方,随后,他就在他儿子的搀扶下走了。

我跟你们说过,布莱尔斯先生一般是在这个时段出去散步的。没过多久,他散步回来后,就上了楼。接着,我就听到他从楼上飞奔下来,像一个被吓疯了的人一样冲进了我的诊室。

“是谁进过我的房间?”他叫喊道。

“没人进去过。”我回答。

“你撒谎!”他怒吼着,“你自己上去看看吧!”

我不介意他说话时的粗暴态度,因为他怕得快发疯了。我跟他一起走上楼,他把浅色地毯上的几个脚印指给我看。

“难道这是我的脚印吗?”他喊道。

地上的脚印要比他的大得多,而且显然是不久前才留下来的。你知道,今天中午下过一场大雨,而前来就诊的就那父子俩。因此,肯定是那位要求在候诊室里等候的那个年轻人出于某种尚不明白的原因,趁我忙着给老人诊断时,闯进了布莱尔斯的房间。尽管房里的东西没丢失也没动过,但这些足迹足以证明一定有人进来过。

“虽然这事确实让人恼火,但布莱尔斯先生表现出来的激动不安却有点异乎寻常。他竟然坐在扶手椅上不停地叫嚷,我没法让他平静下来。不过,我来找你,是他的主意,我也觉得该请你帮忙,于是我就来了。这件事虽然没他估计得那么严重,但里头肯定有什么名堂。如果你能和我坐我的马车去一趟,即使我不敢指望你把这古怪的事给弄清楚,但至少可以让他平静下来。”

福尔摩斯全神贯注地听着这长长的叙述,看得出来,他对这件事很有兴趣。尽管他的脸仍然是毫无表情,但他的双眼却眯得只剩一条缝了。从他的烟斗袅袅上升的烟雾随着这位医生的故事中的离奇情节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浓。来拜访我们的客人刚结束他的叙述,福尔摩斯就二话不说地站了起来,他把我的帽子递给我,又从桌上抓起他自己的帽子,跟着特里维利医生向门口走去。不到一刻钟,我们便来到了布鲁克大街这位医生的寓所前。一个小个子听差把我们领进了门,然后我们便踏上了宽阔的铺着地毯的楼梯。

可就在这时,楼上的灯突然灭了,我们不得不停住脚步,一个尖细、颤抖的声音从黑暗中传了过来。

“站住!我警告你们,我手上有枪,你们要胆敢再往前走一步,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布莱尔斯先生,你这样真是太无礼了。”特里维利医生高声说。

“哦,原来是你呀,医生,”楼上的人松了一口气,“可另外两位先生是好人吗?”

我感觉他正在黑暗中仔细打量我们。

“不错,不错,不是坏人,”那人终于又说话了,“你们可以上来了,刚才我实在是太无礼了,请原谅。”

他边说边把楼上的汽灯点亮了。一个长相奇怪的人站在灯光下,从他的表情和说话的声音看上去,他的神经确实很紧张。他很胖,而且以前比现在还要胖很多,因为他的脸颊就像猎犬的双颊一般,耷拉着两只松弛的肉袋。他脸色苍白,因为激动,他那稀稀的土黄色头发竖了起来。他手上拿着一把手枪,见我们上来了,他赶紧把手枪塞进了口袋。

“晚上好,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很感谢你能来这儿。现在我很需要得到你的指教。我想特里维利医生把有人非法闯入过我房间的事告诉你了,是吗?”

“是的。”福尔摩斯说,“布莱尔斯先生,你知道那两个人是什么来历吗?他们为什么要骚扰你?”

“唉,”这位长住在特里维利医生这里的住院病人不安地说,“这谁知道呢?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福尔摩斯先生。”

“你是说你不知道吗?”

“请到这里来,来吧,请赏脸进来好吗?”

他把我们领进了他的卧室。这是间宽敞的卧室,“福尔摩斯先生,或许特里维利医生已经告诉你了,我不是个很有钱的人。我这一生只投过这一次资,我不想把钱存入银行,我不相信任何银行家。福尔摩斯先生,我告诉你一个不能让外人知道的秘密吧,我所有的钱都在这箱子里头。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些家伙闯入我的卧室让我有多担心!”

福尔摩斯满脸疑惑地望着布莱尔斯,摇了摇头。

“你要是成心骗我的话,我就没法帮你。”福尔摩斯说道。

“可我把一切都告诉你了。”

福尔摩斯厌恶地摇了摇头,转身说道,“晚安,特里维利医生。”

“你不给我出出主意吗?”布莱尔斯大声喊道。

“我对你出的主意就是对人要说真话,先生。”

一分钟后,我们就到了外面的大街上,向家走去。我们穿过了牛津街,快到哈力街时,福尔摩斯才开口说话:

“华生,真对不起,让你陪我为这么一个笨蛋白跑了一趟。不过,也不算是白跑,这案子还有一点味道。”

“我没有看出来。”我老实承认。

“嗯,很明显,有两个或者更多人,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某种原因,决心一定要找到布莱尔斯这个家伙。我敢肯定,那个年轻人进入过两次布莱尔斯的卧室,而他的同伙则用一种非常巧妙的手段缠住了医生。”

“但那强直性昏厥病是怎么回事?”

“那只是骗人的把戏而已,华生,我没向我们的神经病专家暗示这点,这种病很容易假装,我自己都装过。”

“那么事情究竟怎么回事?”

“他们两次出现,布莱尔斯两次都不在家。他们之所以选择候诊室里没别的病人在场的时候来看病,显然是有目的的,但,不巧的是,这时间正好也是布莱尔斯散步的时间,这说明他们还不了解布莱尔斯的生活习惯。如果他们是为了偷盗钱物的话,肯定会翻找一下。但东西没被翻动,而且,布莱尔斯的眼神显示,他被吓得魂不附体了。显然,他知道这两个不速之客是他以前结下的仇人,但他由于某种原因,故意隐瞒不说。不过,最迟不过明天,他就会吐露真相的。”

“但,不会有别的情况吗?”我说道,“尽管这几乎不大可能,但你还是可以推测的,会不会是特里维利医生自己居心不良,闯进了布莱尔斯的卧室,然后再编造出这么一个患强直病的俄罗斯贵族父子的故事呢?”

我借着煤气灯光看到福尔摩斯因为我的这种想法,嘴角露出了一丝微笑。

“我亲爱的朋友,”福尔摩斯说,“我开始也是这么推测的,但我很快相信了那个医生的话。那个年轻人在楼梯地毯上留下的脚印让我不用去看他留在卧室的脚印就知道,那个年轻人确确实实是存在的——那人穿的是方头鞋,而布莱尔斯的是尖头鞋,而医生的鞋又比它短了三英寸——可见医生并没有撒谎。好了,话就说到这里吧,我们可以去睡觉了。要是明天早上布鲁克街不发生点什么那才怪呢。”

事情真的被福尔摩斯说中了,而且颇具戏剧性。第二天早上七点半,福尔摩斯穿着睡衣,在晨光中走到我的床边把我叫醒了。

“外面有一辆马车在等着我们呢,华生。”福尔摩斯说。

“哦?怎么了?”

“还是布鲁克街的事。”

“是什么事?”

“也许是个悲剧,也许不是,”福尔摩斯边说边拉起了窗帘,“你看看这个吧,这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上面是一行潦草的铅笔字:‘请看在上帝的分上赶快过来吧。珀西·特里维利。’我们那位医生朋友在写这张便笺时,肯定是遇到麻烦事了。跟我走吧,华生,情况非常紧急。”

一刻钟过后,我们又一次来到了医生的诊所,他惊慌失措地跑来迎接我们。

“天呐!事情竟然会这样!”他双手按着太阳穴,大声叫道。

“出什么事了?”

“布莱尔斯上吊自杀了!”

福尔摩斯打了一个呼哨。

“他昨晚上吊自杀了。”

医生把我们领进了那间候诊室。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大声说,“警察现在正在楼上。我被吓坏了。每天早上,他都要让女仆给他倒杯茶的,可今天七点钟,女仆走进去,发现这个不幸的人已经吊死在屋里头。他把绳子系在那盏笨重的煤气灯的钩子上,接着他踩在昨天指给我们看的那个箱子上吊死了。”

福尔摩斯站着沉思了片刻。

“要是你没意见的话,我想上楼去调查调查。”福尔摩斯说。

我们两人往楼上走去,医生跟在我们后面。

我们一进卧室,就迎面看到了一幅可怕的景象。我前面提到过布莱尔斯肌肉松弛的样子,现在他吊在那里晃动时,那种样子更难看了——简直不像人样了。他的脖子被拉得长长的,像拔光了毛的鸡脖子,与他身体的肥大相比,非常滑稽。他只穿着件长睡衣,睡衣底下直挺挺地伸着他那双丑陋的脚板和肿胀的脚脖子。尸体旁边,站着位干练的侦探,他正忙着在笔记本上记着什么。

“啊,见到你真高兴,福尔摩斯先生。”他见福尔摩斯来了,马上很高兴地说。

“早上好,兰诺尔。”福尔摩斯跟他打着招呼,“我想,你该不会把我当作闯进这个屋子的罪犯吧?你了解了这个案子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吗?”

“嗯,我了解了一些。”

“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死者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床上的压痕很深,说明他在这张床上睡了好一阵子。你知道的,通常自杀是发生在早晨五点钟左右,这也可能就是他上吊的时间了。看来,他是考虑了好久才自杀的。”

“根据肌肉僵硬的情况判断,他死了有三个小时了。”我说道。

“你发现屋里有什么异样吗?”福尔摩斯问道。

“在洗手池里找到了一把螺丝起子和一些螺丝钉。他在夜里抽过不少烟,这四个雪茄烟头就是从壁炉上捡到的。”

“啊,”福尔摩斯说道,“你找到雪茄烟嘴了吗?”

“没有,我还没找到。”

“那么,他的雪茄烟盒呢?”

“找到了,就在他外衣口袋里。”

福尔摩斯打开烟盒,拿出一支雪茄烟闻了闻。

“嗯,这是一支哈那烟,而壁炉上的那些是荷兰从它的东印度殖民地进口的特殊品种。这种雪茄里头都混有稻草,并且烟末比别的牌子的要细。”福尔摩斯拿起烟头,掏出口袋里的放大镜仔细检查。

“其中有两支是用烟嘴吸的,另外两只则不是。有两根烟头是用一把不太利的小刀削下来的,另外两根则是被尖锐的牙齿咬下来的。这绝不是自杀,兰诺尔先生,这是一起精心谋划的残忍的谋杀案!”福尔摩斯说道。

“不可能!”警长大声说道。

“为什么?”

“如果是谋杀,他们没必要用这么笨拙的方法把他吊死。”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了。”

“他们是从哪儿进来呢?”

“从前门。”

“早上门是锁着的。”

“门是在他们走后锁上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发现了他们留下的痕迹,你们稍等一会儿,我马上就能进一步给你们说明情况。”

福尔摩斯走到门口,转了转门锁,把门锁仔细检查了一番。接着,他又取出插在门背后的钥匙也看了看。随后,他又依次对床铺、地毯、椅子、壁炉台、死者的尸体和绳索进行了检查。最后,他终于结束了检查,在我和警长的帮助下,割断了绳子,把死者放在地上,用床单盖好。

“这条绳子是哪儿来的?”他问道。

“是从这上面割下来的,”特里维利医生从床底下拖出一大卷绳子,说,“他身边总带有这些东西,因为他很害怕火灾,万一楼梯着火,可以从窗户逃出去。”

“这个东西倒是为凶手们省了许多事,”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好了,案情已经很清楚了,如果不出意外,我到下午就能告诉你案子的原委了。我想拿走布莱尔斯放在炉台上的那张相片,它能帮助我破案。”

“但是,你还没跟我们说事情是怎么的呢?”医生高声叫道。

“啊,事情其实很明显,”福尔摩斯说,“凶手一共有三个,一个老头,一个年轻人,和另一个不明身份的人,前面两个,不用我说了,他们就是那对假装的俄罗斯贵族,关于他们的情况,我可以详尽地跟你们说一说。他们是由这所房子里的内应放进来的。我给你提一个建议吧,警长,你应该立刻去逮捕那个小听差。据我所知,他是最近才到这个诊所里当听差的。是吗,医生?”

“可是,那个小家伙已经不见了,女仆和厨师刚才还找过他。”特里维利医生说道。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不过他在这个案子里只是一个小角色。”福尔摩斯说,“另外三个人是踮着脚尖上楼的,那个老人走在最前面,年轻人在中间,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跟在最后面……”

“哦,我亲爱的朋友。”我叫了起来。

嗯,那些重叠的脚印说明了这一切,我看出这是他们昨晚留下的。他们上楼到了布莱尔斯的门前,他们见房门上锁了后,就用一根铁丝转动门上的钥匙孔,从钥匙孔上的划痕你们可以轻易地看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使的劲了。

他们进入卧室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塞住布莱尔斯的嘴巴。他或者是睡得很死,或者被吓傻了,总之没喊出声。不过,这墙壁很厚,你们可以想到,即使他有可能喊一两声,别人也听不见。

显然,他们把他控制住后,就讨论了一番,这种讨论就像审判一样。他们讨论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抽完了那几支雪茄。老头在那边的柳条椅上坐着,他是用雪茄烟嘴抽的烟。年轻人坐在那边,他把烟灰都磕在衣柜的对面,另一个人则踱来踱去。我想,这时的布莱尔斯一定是坐在床上的,不过这一点,我还不敢完全肯定。

“他们讨论好后,就把布莱尔斯吊了起来,他们早就决定要把他吊死了,而且,把用来作绞架的滑轮都带上了,我想,那些螺丝钉和那把螺丝起子就是为了安装绞架滑轮用的,但他们看到吊钩后,就省去了不少麻烦。他们把布莱尔斯吊死后就离开了,而他们的同伙,那个小听差随后把门锁上了。”

以上这些是福尔摩斯根据现场的蛛丝马迹推测出来的结论,我们一个个尽管听得很起劲,而他也把情况一一给我们点明,但我们还是跟不上他的思路。福尔摩斯把他的推测说完后,警长便急急忙忙抓小听差去了,而我和福尔摩斯则返回贝克街用早餐。

“我下午三点再回来。”吃过早饭后,福尔摩斯对我说,“警长和神经病医生到时会来找我,我希望在这之前能把案子中几个还不清楚的小问题查清楚。”

警长和那个医生在约定的时间来了,但福尔摩斯到三点三刻才回来。不过,他一进门,我就从他的表情上看出,事情办得很顺利。

“警长,有什么好消息吗?”

“那个小听差已经抓住了,先生。”

“太好了,我也找到其他人了。”

“你找到他们了?”我们三人同时惊叫了起来。

“是的,至少他们的底细已经弄清了,果然不出所料,那位所谓的布莱尔斯结下的仇家在警察总署都很有名。他们是彼德,海沃尔和莫菲特。”

“他们是抢劫辛顿银行的那伙强盗!”警长大声叫道。

“对,正是他们。”福尔摩斯说道。

“这样一来案子就一清二楚了。”警长说道。

可我和特里维利却迷惑不解地面面相觑。

“你们还记得那起抢劫辛顿银行的案子吧。”福尔摩斯说道,“作案的一共有五个人——这四个,还有一个叫卡特莱特的。他们杀死了银行管理员托宾,抢走了七千英镑。这是1875年的事,当时他们五人全都被捕了,但因为证据不足,根本无法结案。最后,这伙抢劫犯中最坏的那个家伙,就是这个布莱尔斯——他原名叫萨顿——把他们出卖了。由于他的出卖,卡特莱特判了绞刑,其他三人都判了十五年的徒刑。几天前他们被提前了几年释放出来。你们可以想像得到,他们有多想把出卖他们的人找到,为他们死去的同伙复仇。他们设法找了他两次,但都扑空了。特里维利医生,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

“我想,你已经把一切事情都讲得很清楚了,”特里维利医生说道,“我现在明白了,那天他那么惶恐不安,一定是因为他在报纸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提前释放的消息。”

“完全没错,他所说的盗窃案只不过是幌子罢了。”

“那他为什么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呢?”

“哦,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们的报复心非常强,所以他想尽可能不让人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何况他的历史是卑鄙无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秘密。不过,他虽然很无耻,但他依然受法律的保护,警长,我可以肯定,你会看到,尽管法律没让他得到应有的保护,但仇还是会替他报的。”

上面这些就是那个神秘的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那三个凶手行凶逃走后就一直杳无音讯。据警察局推测,他们是搭乘“诺拉克兰依娜”号逃跑的,这条不幸的船和所有船员几年前在葡萄牙海岸波尔图以北几十海里的地方遇难了。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也因为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这件被人们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至今没向公众详细报道过。

9.希腊译员

和歇洛克·福尔摩斯亲密无间地相处了那么多年,可我从来没听他提到过他的家人,也很少听他说起他早年的生活。他对这些事情一直缄口不谈,让人觉得他不近人情,甚至认为他是个孤僻的怪人,只有头脑,没有感情。他对女性敬而远之,也不想结交新的朋友,这两点都足以表明他感情冷淡,即使这样,也不能永远不谈他的家人呀。到后来,我只好把他看作是世上没有任何亲人的孤儿。但是,有一天,使我非常惊奇的是,他和我谈起了他的哥哥。

那是一个夏天的傍晚,我们喝完茶后海阔天空地聊天,从高尔夫球俱乐部聊到黄赤交角变化的原因,最后又聊到了返祖现象和遗传适应性这个话题上。我们谈论的中心是:一个人的独特才能有多少是天生的,有多少是后天训练得来的。

“就你本人来说,”我说:“根据你告诉过我的情况来看,你的观察力和独到的推理能力显然是你后天系统训练的结果。”

“在某种程度上是这样,”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祖先都是些乡绅,一直过着他们那个阶层的人习惯了的生活。但尽管如此,我能有今天也应该归功于我的血统,我祖母是法国画家维内的妹妹,我可能从她那里继承了不少好东西,因为,血液中的艺术成分可以演变成种种很奇特的遗传方式。”

“那你怎么知道这是遗传的呢?”

“因为我哥哥迈克罗夫特在这方面的才能比我强多了。”

“这真是件大新闻,既然他比你厉害,那警方和公众怎么从来没听说过他呢?”我这么问他,意思是,你只不过是因为谦虚才认为你哥哥比你更强的。福尔摩斯听了笑了笑。

“亲爱的华生,”他说,“有人说谦虚是一种美德,但我不这么认为。每个人都应该实事求是地看待一切事物,过于贬低自己就跟过于吹嘘自己一样,都是有背真理的。所以,既然我说他能力比我强,就是真的比我强。”

“他大你几岁?”

“七岁。”

“那他怎么没一点名气呢?”

“哦,他在他圈子里还是很有名气的。”

“什么圈子?”

“嗯,比方说,在第欧根尼俱乐部。”

我从没听说过这个俱乐部。我不由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情。歇洛克·福尔摩斯把表掏出来看了看。

“第欧根尼俱乐部是伦敦最古怪的一家俱乐部,而迈克罗夫特又是这家俱乐部里最古怪的一个人。每天下午四点三刻到七点四十他总呆在那里。现在六点,你要是有兴趣在如此美好的晚上出去散散步,我会把这古怪的俱乐部和古怪的迈克罗夫特介绍给你的。”

五分钟后,我们到了街上,向摄政广场走去。

“你一定有些奇怪,”我朋友说,“迈克罗夫特为什么不把他的能力用来搞侦探。事实上,他当不了侦探。”

“可你刚才还说……”

“我是说过,他的观察力和推理能力确实比我强。如果侦探这门艺术,自始至终只需坐在安乐椅上就行了,那我哥哥肯定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侦探。但他既没有干这行的兴趣,也没干这行的时间,他甚至宁愿自己的推理是谬论,也不想花点力气去证明自己是对的。我经常请教他,他指点给我的,事后又总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案子提交到法官或陪审团之前,需要出示案情细节时,他就无能为力了。”

“那他干的不是侦探?”

“根本不是,侦探是我谋生的职业,而在他只是业余爱好。他有超群的数学才华,常常在一些政府部门查账,迈克罗夫特住蓓尔美尔街,每早步行去政府上班,傍晚回家,每天都这样。没有别的活动,也不到别的地方去,唯一的去处就是他住处对面的第欧尼根俱乐部。”

“我想不起有这么一个俱乐部。”

“你可能是不知道。你知道吗?伦敦有很多生性羞怯或愤世嫉俗的人,他们不大合群。但他们并不反对到舒适的地方去坐坐,看看最新的杂志什么的。第欧根尼俱乐部就是这些人成立的,它所有的会员都是伦敦城里最孤僻、最不爱交际的人。会员们互不打听彼此的情况,除了会客室,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员之间都不准交谈。如果有谁违规三次,引起了俱乐部委员会的注意,谈话者将被开除出去。我哥哥是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我也觉得这俱乐部的气氛很好。”

我们边走边说,从圣詹姆斯大街的尽头一直走到蓓尔美尔街。福尔摩斯在离卡尔顿大厅不远的一个门口停了下来,提醒我别再说话,然后领着我进了大厅。隔着门上的玻璃,我看到了一个宽大豪华的房间,里面各人坐在各人的位置,一个个都在看报。福尔摩斯领着我进了一间小房屋,从这里可以看到蓓尔美尔街。然后,他离开了一会儿,回来时带了个人进来,我知道这个人准是他哥哥。

迈克罗夫特比他弟弟要高,也比他壮实。他很胖,脸庞虽然蛮大,但也有着他弟弟所特有的那种鲜明醒目的轮廓。他浅灰色的眼睛透着一种奇特的光芒,好像在冥思苦想似的,这种眼神,我只在他弟弟全神贯注时才见过。

“很高兴认识你,先生,”他边说边向我伸出他那像海豹掌一样宽阔厚实的手,“自从你给歇洛克作传以来,我无论到哪里都能听到人们提起他。顺便提一下,歇洛克,我还以为你上周会来找我商量曼诺庄园的案子呢。我当时想,你可能有些力不从心。”

“不,我已经解决了。”我朋友笑着说。

“是亚当斯干的吧?”

“当然是他。”

“我早知道是他。”他俩在窗旁坐了下来。迈克罗夫特说:“对于想研究人类的人来说,这是最理想的地方,这儿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人物。比方说,向我们这边走过来的那两个人。”

“你是说那个台球计分员和他旁边那位吗?”

他们所说的两个人在街对面站住了。其中一个人的背心口袋上有些滑石粉的痕迹,这是我看到的唯一暗示台球的标志,另外那人个子矮小,皮肤黝黑,帽子在后脑门上扣着,腋下夹了好几个包。

“我看他是个老兵。”歇洛克说。

“才退伍不久。”他哥哥说。

“在印度服的役。”

“是个军士。”

“是皇家炮兵队的。”歇洛克说。

“他是个鳏夫。”

“但有一个孩子。”

“不止一个,我亲爱的弟弟,他不止一个孩子。”

“得了,”我笑着说,“你们说得未免太玄了点儿。”

“你来看,”歇洛克说,“这人有点当官的气势,皮肤又被晒得黑黑的,说明他当过兵,而且不是普通士兵,而且他从印度回来不久。”

“你看他还穿着大家所说的那种炮兵靴,这表明他退伍不久。”迈克罗夫特说。

他的走姿不像骑兵,他习惯戴帽子——这从他眉毛上方的皮肤颜色较浅可以看得出来。何况他的体重又不像个工兵,所以,他是炮兵。

“他脸上那悲恸的样子说明他失去了某个亲人。从他自己出来买东西这一点来看,他应该是失去了妻子。他那些东西都是给孩子买的,那个拨浪鼓说明其中一个孩子还很小,并且表明他妻子是在产后不久去世的;而他腋下还夹了本小人书,说明他还惦记着另一个孩子。”

我这时才明白我朋友为什么说他哥哥的观察力比他自己还要强了。歇洛克看了我一眼,笑了笑。迈克罗夫特从一只玳瑁盒取出鼻烟,又用一块红色大丝巾把落在衣服上的烟灰揩掉。

“我说歇洛克,”他说,“我这有件事很适合你干。这是件很不寻常的事,虽然这给我提供了进行推理的好机会,但我又没时间把它追查到底。如果你愿意听……”

“我亲爱的哥哥,我非常愿意。”

迈克罗夫特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匆匆写了几个字,按了一下铃后,把纸条交给了侍者。

“我已经让人去请梅拉斯先生了,”他说,“他就住我楼上,我们比较熟悉。他一有麻烦就来找我。据我所知,他有希腊血统,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他靠在法院当译员,并给那些住老桑伯壮街旅馆的有钱的东方人当向导为生。我看,还是让他自己把他那奇特的遭遇讲给你们听吧。”

几分钟过后,一个矮小壮实的人走了进来。虽然他说起话来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但他那橄榄色的脸和漆黑的头发都表明他是南欧人。他热情地和歇洛克·福尔摩斯握了握手,听说这位专家很想听自己的遭遇,他那双黑眼睛不由闪烁出欣喜的光芒。

“我说的事恐怕连警察都不信,真的,”他忧愁地说,“这样的事他们从没听过,所以他们也不信世上竟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但我明白,如果我不弄清那个脸上贴胶布的可怜人的结果,我的心是无论如何都平静不下来的。”

“你说吧。”歇洛克·福尔摩斯说。

“现在是星期三的晚上了,”梅拉斯说,嗯,这事发生在两天前,星期一的晚上。也许你哥哥告诉你了,我是个译员,能够翻译所有的语言——或者说几乎所有的的语言——但因为我生在希腊,而且取了个希腊名字,所以主要翻译希腊语。多年来,我一直是伦敦很不错的希腊语翻译,每个旅馆都熟悉我的名字。

经常有人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来请我去当翻译,或者因为一些外国人遇到了麻烦,或者因为一些游客到得比较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星期一晚上,当一位穿着时髦的年轻人拉蒂摩先生找到我家,请我陪他坐马车外出时,我一点儿也不意外。他说,他有位希腊来的朋友找他有事,这位希腊朋友只会说希腊语,所以他只好请我当翻译。他说他在肯辛顿住,离这儿有段路。他看起来很急,我们一到街上,他就飞快地把我推上马车。

我上马车不久就有了怀疑,我发现我坐的不是一般的四轮马车。它比伦敦街头常见的那些寒碜的四轮马车宽敞得多,里面装饰旧是旧些,但挺讲究。拉蒂摩先生在我对面坐着,我们穿过查林十字广场和谢夫特斯贝里大街,来到了牛津街。我刚想说这样去肯辛顿是兜圈子,但我同伴的奇特举动打消了我的念头。

他掏出一根模样吓人、灌了铅的圆头短棒,来回舞了几下,好像是试试它的分量和威力。然后一声不作地把短棒放在他座位旁边。接着,他拉上了两边的窗子。为防止我看到外面的情景。我惊讶地发现窗子竟蒙着纸。

“梅拉斯先生,很抱歉挡住了你的视线,”他说,“因为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们去哪里,否则,我们可能会有些不便。”

你们可以想象得到,我听了后有多吃惊。他是个身强力壮、膀大腰圆的年轻人,即使他没有拿武器,我也根本不是他对手。

“拉蒂摩先生,你怎么能这样做,”我结结巴巴地说,“我得告诉你,这样做是非法的。”

“这有些失礼,”他说,“但我们会给你补偿的。我得先警告你,梅拉斯先生,今晚不管什么时候,要是你企图报警或做任何不利于我们的事情,都是非常危险的。请记住,没人知道你在哪里,不管是在这辆马车还是在我家里,你都逃不出我手心的。”

他说话的声音不大,但很刺耳,听起来挺吓人。我默默地坐着,揣测他究竟为什么要用这种奇特的方式绑架我。但不管怎样,我是反抗不了的,只有任人宰割了。

马车跑了两小时,我根本不知道我们是去哪里。有时,马车碾过石子时发出的声响表明我们是在石子路上;有时,马车不声不响地向前行驶,表明我们是在柏油马路上。除了这些声音上的变化外,再没其他东西能让我猜出我们在哪里。两边的窗子蒙着纸,根本不透光,马车前面的玻璃窗也拉上了蓝色窗帘。我们是八点十五离开蓓尔美尔街的,到马车终于停了下来时,已经十点五十了。拉蒂摩拉开窗帘,我看到了一个低低的拱形大门,上面亮着一盏灯。我匆匆跳下马车时,大门打开了,我走进院子,模模糊糊地看见那里有块草坪,旁边还有好多树。但我不能断定那是私人花园住宅还是真正的乡下。

屋里有盏彩色的煤气灯,拧得很小,屋子倒是很大,墙上挂了好多画。昏暗的灯光里,给我们开门的是个身材矮小的中年人,长相委琐,两肩向前佝偻着。他转身向着我们时,有道亮光闪了闪,我才发现他戴了眼镜。

“是梅拉斯先生吗,哈罗德?”他问。

“是的。”

“好,好!梅拉斯先生,我希望你没对我们产生坏印象,我们需要你。如果你和我们合作,我们会报答你的。但你要是想耍我们,那就走着瞧吧。”他说话时显得很紧张,声音颤抖着,还夹有格格的干笑声。不知怎的,我觉得他比那个年轻人还要可怕。

“你们让我做什么?”我问。

“你只要向那位拜访我们的希腊绅士问几个问题,然后把他的答复告诉我们就行了,不过,你得照我们所说的去做,不然……”他又格格地干笑了一声,“我们会让你生不如死的。”

他边说边打开了一扇门,带我走进一间摆设异常豪华的屋子,屋内用来照明的却是一盏拧得很小的灯。这是个大房间,铺着软绵绵的质地很好的地毯。几张蒙着丝绒的椅子,一个高大的白色大理石壁炉台,壁炉台的一侧还有一样像是日本铠甲的东西。灯的正下方有一把椅子,那个年纪大一点儿的示意我坐到那把椅子上去。年轻人出去不久,突然从另一扇门又进来了,一个身穿肥大睡衣的人跟着他慢慢向我们走来。当这个人走到昏暗的灯下时,我才看清他的长相,这一看把我吓得魂飞魄散。他的脸死人一样苍白,神色憔悴,一双鼓鼓的明亮的大眼显示他尽管体力不支,但意志却很坚强。比他虚弱的身体更让我吃惊的是,他脸上很可怕地贴着横七竖八的胶布,他的嘴,更是让一块大胶布给封上了。

“石板拿来了吗,哈罗德?”年纪大一点的那个人见那个怪人有气无力地瘫坐到椅子上,大声叫道,“松开他的手了吗?把铅笔拿给他吧。梅拉斯先生,你来问问题,让他把答案写下来。你先问他是否准备在文件上签字。”

那个人的眼睛里立刻喷射出怒火。

“决不!”他用希腊文在石板上写道。

“没有商量的余地吗?”我按那个恶棍的话问道。

“除非我亲眼看到她在一位我认识的希腊牧师的主持下结婚。”

年纪大一点的那个恶棍又阴险地格格笑了笑。

“那么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什么都不在乎。”

上面只是我们这种奇特的半说半写式问答的一些片断。我被迫一再问他是否愿意妥协下来,在文件上签字,而他一次次愤怒地拒绝了。但是,很快,我就想了个好办法。我开始在每个问题后加上我自己的一些话。我开始只加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想看看他们能否察觉出来。当我发现他们毫无察觉时,我就玩起了更危险的游戏。我们的谈话大致是这样的:

“你固执下去是没好处的。你在伦敦有亲人吗?”

“我不在乎。我在伦敦举目无亲。”

“你得把命运抓在自己手上。你在这儿多久了?”

“随便它吧。三个星期了。”

“这财产永远不属于你了。他们怎么折磨你?”

“决不能让它落到恶棍手上。他们不给我东西吃”

“你签字就有自由。这是哪里?”

我不会签字的。我不知道。

“你也不为她想想?你叫什么名字?”

“我要听她亲口对我说。克拉狄德斯。”

“你签完字就能见到她。你从哪里来?”

“那我就甘愿不见她。雅典。”

要是再给我五分钟,福尔摩斯先生,我就能在他们眼底下弄清一切事情,或者我的下一个问题就能问个大概了,可就在这时,房门突然开了,走进来一个女人。因为光线太暗,我没能看清她的长相,只觉得她个子很高,体态优雅,一头黑发,穿着件宽松的白色睡袍。

“哈罗德,”她用蹩脚的英语说道,“我一天也不能呆了。这里太孤独,只有……啊,上帝,是保罗!”

她最后那两句话是用希腊语说的。话音刚落,那个人猛地把嘴巴上的胶布撕掉了,尖声叫道:“索菲!索菲!”一面扑到女人的怀中,然而他们只拥抱了一下,那个年轻人抓住女人,把她推出了房间;而那个年纪大一点的则毫不费力地抓着那虚弱的受害者,从另外一道门把他拖了出去。一时间,屋里就剩我一个人。我猛地站了起来,心想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好清楚自己是在哪里。幸好我没这样做,因为当我抬头四处张望时,那个年纪大的恶棍已经回到房门口了,他两眼紧盯着我。

“好了,梅拉斯先生,”他说,“你都看见了,我们是完全信任你才让你介入我们的私事的。我们原本不想麻烦你的,我们原来有位懂希腊语的朋友,但他突然有事回东方去了,所以我们只有找人替他。我们听说你水平不错,就很荣幸地请了你。”

我点了点头。

“这是五英镑,”他边说边向我走来,“我希望你别嫌少。但是得记着,”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胸脯,格格地笑着说,“要是你向任何人提起了这件事——我是说任何人——那么,你就是自寻死路!”

我简直形容不出这个丑恶的家伙让我感到有多厌恶和恐惧了。灯光这时照到他身上了,所以我比较清楚地看到了他。他脸色憔悴枯槁,一撮蜡黄的胡须又细又稀。说话时脸向前伸,嘴角和眼帘不停地抖动,像是患了舞蹈症。我不由想到,或许他那断断续续的怪笑也是某种神经病的症状。然而,最让人害怕的是他那双眼睛。他的眼睛是铁灰色的,目光冷酷、歹毒、凶残。

“我们会知道你有没有把事情说出去的。”他说,“我们有办法知道。马车现在在外面等着,我朋友会送你回去的。”

我被领着匆匆过了大厅,上了马车。我出来时又看到了草地和树木。拉蒂摩紧跟着我上了车,一声不响地又坐在了我对面。窗子也像来时一样关得紧紧的。我们默默地行驶着,半夜过后,马车终于停下了。

“梅拉斯先生,就在这下车吧。”拉蒂摩说。“这儿离你家还很远,但没办法,我只好很抱歉地让你在这下车。你要是想跟踪我的话,那你是自寻苦吃。”

他边说边开了车门。我刚下马车,车夫就挥起鞭子,驾着马车飞快地驶去了。我惊恐地环视四周,发现我正站在荒野中,周围是黑黝黝的金雀花丛。一边的远处有一排房屋,楼上的窗户里亮着灯;另一边是铁路的红色信号灯。

把我带到那儿的马车早已不见踪影了。我站在那里呆呆地四望着,想弄清我到底在哪儿。就在这时,我看到黑暗中有个人正向我走来。等他走近,我才看清原来是个铁路搬运工。

“你能告诉我这是哪里吗?”我问。

“旺兹霍斯荒地,”他说。

“哪儿能坐火车回城呢?”

“向前走一英里就能到克拉窠中转站,”他说,“你刚好能赶上去维多利亚车站的末班火车。”

“福尔摩斯先生,这就是我的冒险经历。除了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些事情外,我既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和我说话的人是谁。但我知道那里进行的是某种肮脏的勾当,我想尽力帮那位可怜人。第二天一早我把事情告诉了你哥哥,后来又向警察报了案。”

这段离奇的经历听完后,我们都默坐在那里,谁也没吱声。歇洛克看了一眼他哥哥。

“采取了什么措施没有?”歇洛克问。

迈克罗夫特拿起桌上的《每日新闻》报,上面登着:

今有一不通英语之希腊绅士保罗·克拉狄德斯自雅典来此,已告失踪;另有一希腊女士索菲也告失踪。如有知情者相告,定当重谢。X2473号。

“今天每个报纸都刊出了这个广告,但没任何回音。”迈克罗夫特说。

“希腊使馆怎么说?”

“我问过了,他们一点也不知情。”

“给雅典警察总部发过电报吗?”

“我家就数歇洛克精力最充沛了,”迈克罗夫特转身对我说,“这个案子就交给他了。如果有消息,请告诉我。”

“那当然,”我朋友站起来答道,“我一定会告诉你和梅拉斯先生的。至于眼下,梅拉斯先生,我要是你的话,一定会多加小心的,他们一看广告,就知道一定是你把他们给卖了。”

回家的路上,福尔摩斯说,“今晚我们不虚此行。有不少很有趣的案子就是通过我哥哥转到我手上来的。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案子,虽然可能只有一种解释,但还是很有特点。”

“有希望查出来吗?”

“有,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么多情况,如果还查不出来,那就怪了。听了刚才那些情况,你自己也有一些想法吧?”

“模模糊糊有点吧。”

“那你是怎么看的?”

“依我看,这个希腊姑娘显然是那个叫哈罗德·拉蒂摩的英国人拐来的。”

“从哪里拐来的?”

“也许是从雅典。”

歇洛克·福尔摩斯摇了摇头。“那个年轻的英国人连一句希腊话都听不懂,而那姑娘却能说一口比较好的英语。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她在英国有一段时间了,而他没有去过希腊。”

“那么,我们可以假设她是来英国玩的,而那个哈罗德劝她和自己私奔。”

“这种可能性最大。”

“后来,她哥哥——我想他们之间肯定是这种关系——从希腊赶来干涉,不幸落入了那青年和同伙的手中。他们绑架了他,企图用暴力逼迫他在一些文件上签字,让他把姑娘的财产转给他们,因为姑娘的哥哥可能是这笔财产的托管人。但姑娘的哥哥不干。为了和姑娘的哥哥谈判,他们只好找了翻译。他们曾用过一位翻译,现在又选中了梅拉斯先生。姑娘并不知道她哥哥到英国了,直到两天前才很偶然地发现了。”

“完全正确,华生!”福尔摩斯大声说,“我想事实跟这差不多。你看,我们胜券在握了,就怕他们会突然使用暴力。只要我们来得及,就能把他们捉拿归案。”

“可那房子怎么去找呢?”

“嗯,如果我们的推理正确,而且那个姑娘确实叫索菲·克拉狄德斯,我们就能找到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因为这儿没人知道她哥哥。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哈罗德和这位姑娘相处了有一段时间了,至少有那么几星期。因为她在希腊的哥哥都知道了这事,而且还从雅典赶来了。如果他们这段时间一直住在一个地方,我哥哥的广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一些消息。”

我们边走边说,回到了贝克街的寓所。福尔摩斯先上了楼。他打开房门时,不由吃了一惊。我越过他肩膀一看,也吃了一惊,他哥哥迈克罗夫特正坐在安乐椅上抽烟。

“进来吧,两位。”看到我们一脸的惊讶,他和蔼地笑着说,“没料到吧,歇洛克?可不知道为什么,我被这个案子给吸引住了。”

“你是怎么来的?”

“我坐双轮马车赶过了你们。”

“那一定是有新情况罗?”

“我的广告有回音了。”

“啊!”

“你们刚走几分钟就有了回音。”

“什么样的回音?”

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拿出一张纸说:“在这儿。写信的是个身体虚弱的中年人,用的是一支宽尖钢笔。信纸是淡黄色的印刷纸。”信是这样的:

先生:

我看到了您今天登在报纸上的广告,特告诉您我非常熟悉那位女士的情况。如果您能屈驾光临寒舍,定将此女之惨史相告。她现在住在贝肯罕姆区的默特斯。

您忠实的

J.达文波特

“信是从下布力克斯顿寄出的。”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说,“歇洛克,我们要不要现在就坐车去他那里了解情况?”

“我亲爱的哥哥,救那哥哥的命比了解他妹妹的情况更重要。我看我们该去苏格兰警局,请格雷格森警长和我们一起去肯窠姆。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人很危险了,每分每秒都至关重要。”

“最好顺路叫上梅拉斯先生,”我建议道,“也许我们需要个翻译。”

“好主意,”歇洛克·福尔摩斯说,“让人叫辆四轮马车来,我们立刻就走。”他边说边打开桌子抽屉,把手枪拿出来放进口袋。他见我在看着他,便说:“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情况看来,我们正在和一伙很危险的歹徒打交道。”

快天黑时,我们赶到了蓓尔美尔梅拉斯先生家,但他刚被一位年轻先生请走。

“你知道他去哪儿吗?”迈克罗夫特·福尔摩斯问。

“不知道,先生,”开门的女人说,“我只知道他和那位先生是坐马车走的。”

“那位先生没通报姓名吗?”

“没有。”

“那位先生是不是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皮肤黝黑?”

“哦,不是的,先生。那位先生个子不高,比较瘦,戴眼镜。他很讨人喜欢,说话的时候一直在笑。”

“快走!”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叫道,“情况非常紧急。”我们坐马车赶向苏格兰警局时,他又说道,“这几个人又把梅拉斯带去了。他们那晚和他打交道时就发现他比较懦弱,所以觉得他好欺负。他们显然需要他做翻译,但事后,他们就很可能会借口他背叛了他们而干掉他。”

我们原来希望坐火车去贝肯罕姆可以和他们的马车一起到达,甚至比他们先到。但我们赶到苏格兰警局后,花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格雷格森警长,办完允许进入民宅的法律手续。我们四人赶到伦敦桥车站时是九点三刻了,十点半到贝肯罕姆车站后,又坐了半英里马车才赶到默特斯。这是一个阴森森的大宅院,单门独户,离马路有一段距离。我们在这里下了车,一起沿车道向房子走去。

“窗户里什么光都没有,”警长说,“好像这房子根本没人住。”

“我们的鸟儿已经飞走了,只剩下了这空空的鸟巢。”福尔摩斯说。

“你为什么这么说?”

“一辆满载行李的马车离开还不到一个钟头。”

警长笑着说:“借着大门口的灯光我看到了车辙,可你凭什么说载满了行李呢?”

“你看到的可能是驶进来的同一辆车,但离开时的马车车辙要深得多,显然车上装了很多东西。”

“这方面你比我强,”警长耸耸肩说,“但这扇门很难打开。让我来试试,看里面有没有人能听到我的叫门声。”

他使劲地拨拉门环,又用力拉门铃,但毫无反应。歇洛克·福尔摩斯离开一会儿后又返了回来。

“我已经打开一扇窗户了。”歇洛克说。

看到我朋友开窗的那巧妙办法,警长说:“福尔摩斯先生,幸亏你是自己人,要是你与我们作对的话,那我们可惨了。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想我们是可以破门而入,进到民宅里去的。”

我们一个个爬进窗户。这座大房子显然就是梅拉斯先生上次来过的地方。警长点亮提灯,我们借着灯光看到了梅拉斯提到过的两扇门、窗帘、灯和日本铠甲。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个空白兰地酒瓶和一些残杯冷炙。

“什么声音?”歇洛克·福尔摩斯突然问道。

我们都站在那里静静地听着。从我们头顶上面的什么地方传来了一阵低低的呻吟声。福尔摩斯急忙跑进了大厅。呻吟声是从楼上传来的。他率先冲上楼,警长和我紧跟其后,身体肥胖的迈克罗夫特也尽可能快地跟在了后面。

二楼楼梯口有三个门,那可怕的声音是从中间那个门里传出来的,时而是低低的呻吟,时而是尖利的哀嚎。门被锁着,但钥匙却没拔走。歇洛克打开门冲进去后又立刻用手卡着喉咙退了出来。

“是炭火,”他叫道,“等烟散了之后再进去。”

我们向屋内望去,发现里面唯一的亮光来自正中央一个小铜鼎上摇曳的蓝色火焰,它在地板上划出一个青灰色的光圈。黑黑的墙边隐隐约约有两个蜷缩着的人。一股可怕的毒气从里面冲了出来,把我们呛得喘不过气来,一个个连连咳嗽。歇洛克跑到楼顶猛吸了口新鲜空气,然后冲进房间,推开窗,把铜鼎扔到花园里去了。

“我们马上就能进去了,”他跑到外面喘着气说,“蜡烛在哪里?我看火柴在那种空气里可能划不着。迈克罗夫特,你在门口举着灯,我们进去救人!”

我们冲了进去,把两个中毒的人拖到了有亮光的过道上。他们都昏死过去了,嘴唇乌青,面部肿胀、充血,眼睛鼓了出来。这两个人的脸都变形得很厉害,如果不是他的黑胡子和肥胖的体形,我们根本就认不出其中一个就是几小时前和我们在第欧根尼俱乐部分手的那位希腊译员。他的手脚被人捆得紧紧的,一只眼睛上有被毒打的痕迹。另一个人也被捆住了手脚,他身材高大,已经憔悴得不像人样,贴了一脸的奇形怪状的胶布。我们把他放到地板上时,他已经停止了呻吟。我一眼就看出,对他来说,我们来得太晚了。但梅拉斯先生还活着。给他服了阿摩尼亚和白兰地后,不到一小时,他就睁开了双眼。我知道我已经把他从死神那儿拉回来了。

梅拉斯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了一下情况,与我们的推论完全一致。那个去找他的人一进他家,立刻从衣袖拿出一根护身棒,威胁说要干掉他,然后又一次绑架了他。那个奸笑的恶棍留给我们这位可怜的语言学家的印象实在是太可怕了,只要提起那恶棍,他就会吓得面无人色,浑身颤抖。他很快就被带到了贝肯罕姆,第二次充当翻译,这一次比上次更富有戏剧性。那两个英国人威胁他,要他按他们所说的去做,不然就马上杀了他。最后,当他们看到所有的威胁都毫无作用后,又把他囚禁了起来。最后,他们用棍子打昏了他,此后的事情,梅拉斯就不知道了。他醒转过来时首先看到的是我们在俯身救他。

这就是那位希腊译员的奇案,其中有些事情至今还是个疑团。我们从答复我们广告的那位先生那里了解到,那位不幸的小姐来自一个富有的希腊家庭,到英国来看望几个朋友时,遇到了那个叫哈罗德·拉蒂摩的年轻人。拉蒂摩控制了她,并且最终说服了她一起私奔。她的朋友们得知此事后大吃一惊,为洗脱干系,连忙给她在雅典的哥哥报信。她哥哥一到英国,就不慎落入了拉蒂摩和他那个叫威尔逊·肯普的同伙手上。而那个肯普是个声名狼藉的坏蛋。这两个坏蛋发现他不懂英语,对他们没用,便把他关了起来。为得到他和他妹妹的财产,用毒打和饥饿逼迫他签字。他们把他关在屋里,不让姑娘知道。为防万一姑娘碰巧见到她哥哥时把他认出来,还故意贴了他一脸的胶布。然而由于女性的敏感,译员第一次在那儿的时候,她第一次见到她哥哥便把他认了出来。但这可怜的姑娘自己也是阶下囚,因为在那院子里,除了一对赶马车的夫妇外,再没有其他人了,而马车夫夫妇又都是那两个坏蛋的帮凶。他们见秘密被揭穿,而姑娘的哥哥又软硬不吃,他们便带着姑娘逃离了他们租来的那套房子,并在离开前先报复了那个竟敢反抗他们的人和那个出卖他们的译员。

几个月后,有人从布达佩斯给我们寄来了一则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奇闻,说有两个英国男人和一个妇女一起旅行,在那里出了事。两个男人都被刺死了,匈牙利警方认为他们是争风吃醋,互相残杀而死。不过,福尔摩斯却不这么认为。他至今一直相信,要是能找到那位希腊姑娘,人们就能弄清她是怎样给她哥哥和她自己报仇的。 NJ3FMwW3Y05zOdba+VQNXxVC6kJhLQYFGj/xkviugv6hXA9zlpXQcfFL26jtYot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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