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将当以勇为本，行之以智计；但知任勇，一匹夫耳。”毛泽东很欣赏曹操的这一句话。勇敢和智慧是助他成功的双翼。毛泽东是位旷绝千古的革命家、战略家和军事统帅。“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真实地写照出他的大智大勇。
一、书生降住数千兵
胆识是成就大事者所必须具有的素质。毛泽东的魅力之一便是他那非凡的胆识。这一特色早在青年求学时代就在毛泽东身上发出异样的光辉。最能显露他的胆识的莫过于他带领数百名学生缴了数千名溃兵的枪这一件事。
1917年11月护法战争时期，北洋军阀傅良佐部与南方护法军政府桂军谭浩明部在湖南展开激战。傅部大败，傅良佐先行撤出长沙，其败军也从衡阳宝庆（今邵阳）一线沿铁路线向北溃退。在傅去而谭未来之时，长沙变成了一座空城。城内市民一片惊慌。毛泽东当时就读的第一师范校更是惶惶不安。一师位于南郊，靠近粤汉铁路，是溃兵必经之地。为保证学生安全，学校当局准备将学生疏散。这时，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学校如果空虚，败兵就会进来打劫，应该组织学生自愿军来保护学校。毛泽东当时担任学友会的总务（相当于现在的学生会主席），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大家听从了他的主张，没有外出避难。
早在上年秋天，为实行所谓“军事国民教育”，学校当局曾组织学生自愿军，全校编为一个营，军事教员任营长，进行一些简单的军事训练。毛泽东在辛亥革命期间曾当过半年新兵，有过正规军事生活的经验，对自愿军的训练非常积极。这时，在这兵荒马乱的环境里，这队秀才组成的学生自愿军就派上用场了。不过他们的武器只是一些上操用的像模像样的木枪而已。
当时的湖南一师是一所相当进步的学校，有一大批思想进步，朝气蓬勃的师生，不怕死，他们在毛泽东的指挥下积极行动起来。白天在校门口站岗，夜晚分班巡逻，戒备森严。三三两两的零散败兵见此情形，还真不敢越雷池一步，闯进校门。
过了两天，有一大批溃兵下来了。惊弓之鸟般的溃军在一师以南不远的一个叫猴子石的地方停了下来，显然他们还不知道长沙城内的虚实。知道了这一情况后，毛泽东决定解决他们。于是迅速集合自愿军中胆量大的学生，把他们分成三队，拿着木枪，带上鞭炮，绕道分布在猴子石附近的几个山头，对溃兵形成包围之势。同时联络附近的警察分所，利用他们的几枝真枪带头，扼守妙高峰山头……
黄昏时分，心惊胆战的溃兵们趁苍茫的暮色蠕动起来了，慢慢地，他们进了包围圈。毛泽东一声令下，啪、啪、啪地放了几枪，持木枪的同学便猛烈地放起鞭炮来，他们齐声大喊：“傅良佐逃走了，桂军已经进城，缴枪没事！”本来就仓皇失措的溃兵哪惊得起这一吓，竟不敢开枪还击。经派人交涉，为数达3000余人的部队，全都乖乖地缴枪了。
好一个毛泽东！这不仅保护了学校没有受到骚扰，也免除了城内居民的一场兵灾。事后，全校称赞毛泽东“通身是胆”。然而他的勇气并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是基于对情况的透彻了解和分析谋定而后动。事后同班同学邹蕴真问他：“万一当时败军开枪还击，岂不甚危？”毛泽东自信地回答说：“败军若有意劫城，当夜必将发动，否则，必是疲惫胆虚，不敢通过长沙城关北归，只得困守于此，故知一呼必从，情势然也。”
其实，毛泽东的胆识在此之前就已为全校师生所认识。半年以前，一师曾开展过一次人物互选活动，评选标准包括德、智、体三个方面近20个项目。全校有400多名学生参加，当选者34人，毛泽东得票最高。在三个方面都有项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胆识一项，则为他所独有，评语是“冒险进取，警备非常。”
青年毛泽东敢想敢说敢做。遇到无理的事情，不可忍耐的事情，特别是对于封建专制的作风，他是决不迁就而勇于反抗的。1915年上学期，省议会作了个新规定，秋季开学时每个学生要缴十六钱。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同学们群起反对。有人反映，这个规定是校长为了讨好上面向政府建议的。毛泽东就写了一篇宣言，历数校长的办学无方，号召大家将他赶走了。校长发现文章是毛泽东写的，准备开除他，因进步教师的反对而未能得逞。
毛泽东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胆略也为全校师生所称道。1915年8月，袁世凯准备做皇帝，他在湖南的一帮走卒们组织湖南筹安会，禁止各报刊登反对变革国体的文章。师生们除了骂几声外没有更好的办法表示更大的反抗。但毛泽东把汤化龙、梁启超等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文字翻印成小册子，题为汤化龙、梁启超等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到处散发。社会人心因此大为振奋。
青年毛泽东的胆识来自于他远大的抱负和刻苦的磨炼。他常对人说，丈夫要为天下奇，即读奇书，交奇友，创奇事，做个奇男子。他从小就忧国忧民，准备为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而牺牲。因此，他刻苦学习。主张“从天下万事万物而学之”。他注意阅览报纸，了解时事。他注意结交追求进步、志同道合的青年，讨论如何使个人及人类生活向上。他注重了解社会，曾和同学一起“游学”。他不断锻炼自己的身体，提出“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青年毛泽东不断地修学储能，是准备干一番大事业的。
二、艰难的第一步
从城市转移到农村，这是中国革命的一大转折。这是至关紧要的转折，它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毛泽东就是这条道路的开拓者。毛泽东从中国实际国情出发，勇于探索，敢于创新，坚韧不拔，一往无前，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雄伟的气魄。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从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屠杀，神州大地一片血雨腥风。然而英勇的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倒，他们英勇地举起革命的旗帜，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
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坚决要求中央派他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他是第一位从事秋收起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当时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队伍有三支，分布在三个地方：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是三支队伍中唯一的正规军队，驻修水，编为工农革命军等一师第一团；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团，驻铜鼓；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编为第三团。由于年轻的共产党人还不成熟，他们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走以城市为中心的武装革命道路。结果，起义计划规定这次参加人数刚够五千的起义军的目标却是夺取湖南省会长沙。显然，起义不可能成功。但一开始，毛泽东并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一点，他有着共产党人普遍存在的过于乐观。毛泽东一回到湖南，便全身心地开始了起义的组织和指挥工作。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开始了。
失利是迅速的。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9月11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临时收编的黔军邱国轩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14日在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力量过于薄弱而失利。第二团因遭国民党正规军优势兵力的打击，几乎全部溃散。危急关头，毛泽东当机立断，改变原有的部署，下令各部起义军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
在起义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作为领导者的毛泽东需要作出抉择：是继续进军长沙，还是退往农村？进攻长沙是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的决定，不这样做会被加上“临阵逃跑”的罪名；而机械地执行中央的决定，在当时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无异于以卵击石，导致全军覆没。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这个决心是很难下的。
毛泽东做事善于审时度势。他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未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毛泽东更有为革命事业而奋不顾身的勇气。在文家市，他果断决定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
9月20日，起义部队开拔南下。行前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这个讲话大大鼓舞了刚刚受到严重挫折的起义军的士气。
历史已经证明这一决策是英明的。对于初创时期的弱小的革命军队来说，为了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进军方向转向农村，转向两省或数省交界的山区。从进攻大城市转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坚持真理是需要勇气的。文家市转兵在当时缺乏经验的中共中央看来是“临阵脱逃”。因此毛泽东受到了撤销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处分。这在毛泽东的以后革命生涯中，还不是唯一的一次，毛泽东说过：“我受到过压，得过几次大的处分”。这是第一次。每次对他的处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那正确的革命路线，一时没有被确认。但是毛泽东并不妥协，也不悲观失望，而是耐心地向同志们宣传自己的主张，等待同志们的觉醒。
敢于坚持真理，不怕打击处分。毛泽东不但自己是这样做的，他也勉励其他革命同志也要这样做。1956年6月，中央准备让吴冷西去人民日报工作，毛泽东在与他谈话时说：到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三、我们就要钻这个“牛角尖”
古人云：“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说的就是一个善于选择战机的问题。而机会的获得有时需要耐心的等待，其间充满了危险，这就需要指挥员具有超人的智慧和勇敢。毛泽东领导的中央红军第二次反“围剿”就是这样一个光辉范例。
1930年10月，蒋介石在中原大战中打败了冯玉祥、阎锡山后得意非凡，转身就要对付红军了。他亲自制订了“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出”的作战方针。哪知红军可不是军阀，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毛泽东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术，指挥3万红军打败了蒋的10万大军。
蒋介石当然不甘心，1931年2月，他马上又纠集了20万大军，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一回他学乖了，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方法。蒋介石底气十足地宣称：“三个月内消灭共军！”
中央红军还是3万余人。面对六倍于己的敌军，该怎么办？在红军统帅部，引起了一番激烈的争论。
有的人主张转移，主张“跑”，把红军开到四川去。他们还引述了斯大林的话来作为依据：“四川是最理想的根据地。”
也有许多人主张“分兵退敌”，认为分散兵力，“一则可以使敌人包围落空，一则目标转移，可以退敌。”
毛泽东坚决反对上述主张，力主“诱敌深入，集中兵力”的战略。毛泽东知己知彼；他指出敌人虽号称20万，却全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内部不统一，官兵不一致，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远离后方，兼之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等。同时指出，我军虽然数量少，装备差，但有利条件也多；红军上下团结，求战情绪高，群众对红军热烈拥护，对敌人极端痛恨；另外地势好。
经过前后一个半月四次会议反复讨论，毛泽东的意见终于被接受。
何应钦指挥着20万大军，“齐头并进，稳扎稳打”。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联营700里，徐徐向南推进，到了4月下旬，已推进至富田、广川、建宁一线，直至此时，何应钦仍不知红军主力何在。
毛泽东打仗向来主张“慎重初战”。面对这阵势，他主张拣弱的打，从富田王金钰打起，然后往东横扫。1931年4月20日起，毛泽东把3万红军主力调到东固，全军隐蔽起来，伺机而动。
这时，东固的西、北、南三面皆有国民党军队，而且距离很近，西有王金钰部队驻扎在富田陂下一带，离东固不过40里；北面郭华宗部，驻扎水南、北沙，离东固70里；南面，蒋光鼐、蔡廷锴的两个师，占领了兴国县城。毛泽东所下的是一步险棋，一旦消息走漏，三面夹击，后果不堪设想。对此，许多人担心不已，说这是在钻“牛角尖”。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我们就要钻‘牛角尖’”
国民党军队气虚胆怯，名为“步步为营”，实则举步不前，加以连续大雨，河水暴涨，道路塌毁，王金钰、郭华宗等部迟迟不进。
这一等就是20多天。其间敌人抓到一名红军排长，说毛泽东带着七八个军守在东固！他自己由于犯了严重错误，受到重罚，乘夜间跑过来投诚。毛泽东的苦心经营，差一点断送在这个排长身上！好在敌人用飞机在东固上空反复侦察，没有发现什么，认为这是红军的一个“苦肉计”，否定了那个叛逃的红军排长所提供的情报。
假如敌人相信了这一个消息，会怎样我们无法推测，但毛泽东却对当时担心泄漏军机的人说过，即使如此也值得。
机会终于来了。5月16日，王金钰手下的公秉藩师从富田向东固出发了。毛泽东在其必经的路上布下口袋，一举歼灭该师！“牛角尖”钻通了。
东固一战，中央红军威风大振。毛泽东连连出击，从5月16日至31日的15天内，红一方面军由西向东横扫700里，5战5捷，歼敌3万多人，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蒋介石第二次“围剿”。
彭德怀对东固一战，极为钦佩，说：“究竟是拿鹅毛扇子的厉害！”
江西时期毛泽东在战场上的表现，表面上给人的印象是智慧多于胆气，因为他强调的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殊不知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敢于打，敢于胜这本身就是巨大勇气的体现。东固隐蔽待机更是勇气和智慧的完美结合。战场上的毛泽东是智勇双全的。
四、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在翻过雪山后与红四方面川在四川懋功县会师了。它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件大事。大大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使集结在这个地区的红军兵力达到10多万人，为开创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中共中央与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等在会合后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是关系到红军命运的头等重要的问题。
中共中央主张一、四方面军今后总的方针应是北上占领川、陕、甘三省，建立三省苏维埃政权，通过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并决定“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方针，在战役上必须首先集中主力消灭与打击胡宗南军，夺取松潘与控制松潘以北地区，使主力能够胜利地向甘南前进。”张国焘在发言中勉强同意中央北进的方针，但又提出可以南下（四）川（西）藏或西进青（海）新（疆）。
张国焘是个野心极大的人。他自恃所领导的军队人数多，策动一些人写信向中央伸手要权。他还以“统一指挥”、“组织问题”没有解决为借口，故意拖延中革军委在两河口会议后制定的《松潘战役计划》。中共中央不得不于7月18日在芦花（今黑水县）举行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组织问题。会议为了团结张国焘共同北上，同意将原由周恩来担任的红军总政委改由张国焘担任。
张国焘的一再拖延，使大好的战机被贻误。胡宗南部得以集中兵力扼守住松潘，红军已难以经松潘沿大道进入甘肃南部。
7月底，毛泽东和红军总部来到毛儿盖地区，现在的局势是胡宗南在松潘地区的漳腊、龙虎关、包座一带集结了四个师；东面的川军也占领了整个江东岸，一部已占领了江西岸的杂谷脑；追击红军的刘文辉部已赶到懋功，并向抚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雅州。西边是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居住的高山密林地区，北边是连野兽都走不过的草地。红军面临着对前途命运至关重要的选择。东、南两面被敌人包围，要闯过去得付出巨大的代价，往西，这是毛泽东与张国焘争议的焦点。毛泽东再次显示了他的胆识，穿过草地北上。他说：“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冒险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的这一步棋。但是，敌人是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的，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柯岩著：《毛泽东的历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70页。）他在指示负责探路的杨成武说：“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面对草地这个自然界的巨敌，毛泽东同样是无所畏惧。
但草地毕竟是无比险恶的，据杨成武回忆，草地上情景，真使人触目惊心。举目一望，无边无际的草原上笼罩着阴森迷蒙的浓雾。草底下河沟纵横，积水泛滥，水呈淤黑色，散发出腐臭的气息。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脚下是一片草茎和腐草结成的“泥潭”，踩到上面，软绵绵的，用力过猛就会陷下去，拔不出脚，稍不留神甚至会整个人一下被吞没。草地气候变化无常。时晴时雨，忽而漫天大雪，忽而冰雹骤下。夜晚又寒冷彻骨，却又找不到干地休息。此外，草地上也根本找不到粮食。伟大的红军战士是忍着风雨、泥泞、寒冷的折磨和饥饿的煎熬，死亡的威胁走出草地的。
毛泽东本人也与所有红军指战员一样就是这么走过去的。在他的警卫班的护卫下，他撑着一根棍艰难地跋涉在沼泽地上。他和大家一样，不得不靠事先准备好的一点青稞面充饥。最后连青稞面也吃光了，毛泽东就下令杀掉几匹战马，但是他自己却坚持不吃马肉，把仅存的一小块留给了正在病中的警卫员戴天福。可是，疾病和恶劣的自然条件仍然夺去了戴天福的生命。而戴天福直到临终之时也舍不得吃那块马肉，托付给另一位警卫战士转交毛泽东。
经过六七天的奋力跋涉，红军于8月26日前后走出草地，到达了班佑。在这片南北相距不到200公里的沼泽地上，究竟牺牲了多少红军指战员，没有留下确切的数字。根据周恩来在走出草地以后发给红一军团领导林彪、聂荣臻的电报中说到牺牲者的一部分数据，我们可以大致想象过草地时的艰难和红军战士的勇敢坚强。据三军团收容及沿途掩埋死尸统计，一军团掉队、落伍与牺牲的400人以上。而这个数据占一军团的十分之一左右。第三军团牺牲人数的比例也不会比这少。
毛泽东的魄力来自于广大的红军战士。正如他在听到戴天福牺牲的消息沉痛地对周围的战士时所说的：成千上万的烈士，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牺牲了。他们视死如归，任何艰难险阻都挡不住他们前进。这种精神一定会感动全国人民，感动全世界人民，来支持我们的正义事业，而这种正义事业是必定胜利的！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以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作为自己神圣的使命。这是一项神圣的事业。工农红军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中央红军从反五次“围剿”失利后开始长征，一路上敌人围追堵截，缺吃少用，历尽千辛万苦，但精神上就从来没有被打垮过，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从没有动摇过，而是越战越勇。这就是我党的力量之源，作为红军的缔造者和领导者的毛泽东对红军的英勇无畏是深信不疑的，因此在危急关头他才会说：“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这不是赌气，而是一种来源于深厚基础的自信和豪迈。
红军勇闯草地，再一次粉碎了蒋介石消灭红军的图谋，为贯彻中央北上抗日方针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之后，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胜利到达了陕北，实现了与陕北刘志丹领导的红军会师。
五、你们打得越好 我就越安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八年血战终于取得中华民族百年来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次伟大完全胜利。中国人民为此欢欣鼓舞。但很快地，这种欢快的心情就被内战的乌云蒙上了一层阴影。一直在保存实力、坐待胜利、准备内战的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动手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把刀锋指向中国共产党了。
8月11日，蒋介石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推进，勿稍松懈”；另一面即又命令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他的意图明摆着：独吞胜利果实，使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回到抗战前的老样子去。内战的气息扑面而来，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论中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在挑动内战。”
但蒋介石要放手发动全面内战并不是想干就能干。在国内，全国人民刚经过八年的抗日战争，需要休养生息，反对内战。国际上，美英苏等国从各自的利益出发，也都不赞成中国发生大规模内战。最令蒋介石难堪的是他的军队仍远在西南、西北地区，运送这些部队到内战前线需要时间。
蒋介石自有他的锦囊妙计。他在8月14、20、23日连续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定大计”。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毛泽东拒绝到重庆来，他就可以给共产党安上拒绝谈判、蓄意内战的罪名，把战争的责任推到共产党身上；如果毛泽东来重庆，他就威逼利诱，要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再不济，他也可以用谈判来麻痹共产党取得准备全面内战，特别是调兵遣将所必需的时间。蒋介石得意地想：他毛泽东敢来吗？
毛泽东目光如炬，豪气千丈。26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就去重庆谈判的问题明确地表示：“可以去，必须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
字字千钧！这就是大智大勇的毛泽东！选要知道重庆简直就是一个龙潭虎穴。谁不知蒋介石反复无常、极其阴险？选他软禁胡汉民，扣押张学良，哪有一点信义可言？
解放区军民和蒋管区内民主人士闻知毛泽东将赴重庆同国民党进行谈判，都非常担心，要求毛泽东不要去重庆。就在毛泽东去重庆前，吴玉章还转达范文澜夫妇的意见，劝他不要去。毛泽东知道后轻松自如地对吴老说：“谢谢他们的好意，我注意点好了！”前线的将领们不但为毛泽东去重庆的安全担心，他们还害怕蒋介石趁毛泽东在重庆谈判之机进攻解放区。肖劲光就问毛泽东：如果国民党来进犯该怎么办？毛泽不坚定地说：“打，你们打得越好，我就越安全。”也有人担心谈判会不会造成城下之盟，对此，他回答说：“签字之手在我。自然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他设想了可以作出让步的限度：“第一步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步江南；第三步是江北；但陇海路以北迄外蒙古一定要我们占”。如果这样还不行，那么城下就不盟，准备坐板房。我们党的历史上还没有随便缴枪的，所以决不怕。
为争取人们所盼望的和平与民主，毛泽东早已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8月28日上午，他含笑与蜂拥而来送行的延安军民挥手告别，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与赫尔利、张治中同机飞到重庆。毛泽东在重庆机场上发表了书面谈话，向全国人民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立场：“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新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奋斗。”这有力地向全国人民表达了中共要和平、民主的迫切愿望。
毛泽东的到来，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事到临头他们也没有准备一个谈判方案，只好尴尬地让中国共产党先提出意见。但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有的：诱使逼迫共产党交出军队，实行所谓的军令、政令的统一，继续保持国民党独裁的一党专政。毛泽东当然不会答应。他的方针是“针锋相对”。蒋介石见在谈判桌上达不到吃掉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目的，就指使军队向解放区进攻，以此向中共施加压力。这一手是蒋介石早就准备好的，就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蒋介石就密令下发了他1933年编写的所谓《剿匪手册》。9月中旬，蒋介石调集傅作义的部队进攻察绥解放区，逼近张家口；指使阎锡山的军队进犯上党地区。9月12日，又命令胡宗南、孙连仲在郑州、洛阳等地集中了20万的兵力，进犯晋冀鲁豫解放区。
无奈，蒋介石的盘算又一次落空。毛泽东大勇也大智，他是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他识透了蒋介石的本质，指示我军猛烈地还击。蒋介石在战场同样没捞到一点便宜，各路进攻都被打退。尤其是上党一战，刘伯承、邓小平率部队歼灭了国民党3个军13个师共3.5万人，俘敌副总指挥胡三余等27名将领、攻占了上党。战后，毛泽东高兴地说：“这一回我‘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
蒋介石不得不与共产党于10月10日签订《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国民党不得不表面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认各党派的平等合法地位和人民的某些权利，同意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毛泽东对此在《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中评价说：“这样很好，国民党再发动内战，他们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们就更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粉碎他们的进攻。”
重庆谈判彻底击破了国民党反动派对中国共产党的污蔑，让广大人民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取得了主动权，赢得了民心。
重庆谈判的成功是与毛泽东的大仁大智大勇分不开的，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谈判，是对毛泽东胆量的直接挑战，他料定毛泽东不敢去，但毛泽东偏是不怕鬼的人。为了中国人民的福祉，他可以置生死于度外，践行他青年时期的理想：“苟利国家生死以”。蒋介石的失败在一定的程度上就在于他忽视了共产党人这种高贵的献身精神。
六、不打败胡宗南决不过黄河
1946年6月，蓄谋已久的蒋介石满怀信心地围攻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他自以为资本很足。他当时的兵力总数达430万人；中国共产党的兵力是120万，蒋军比人民军队多3倍多。他的军队装备先进，武器精良。他的正规军，约有四分之一是用美械装备起来，一半以上是日械装备，四分之一是混合装备，他们不但拥有大量的炮兵，而且还有相当数量的坦克，作战飞机和海军舰艇，而人民解放军却只装备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自日军的各种步兵火器（主要是步枪、轻重机枪、迫击炮以及极小量的山炮、野炮），没有坦克和飞机。他控制着全国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干线，控制着全国76%的土地和71%的人口，控制着几乎全部的现代工业，军火工业也有相当规模，使还有美国的大量援助。
此时的蒋介石是不可一世，宣称“我们一定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他是无法悟透“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这个道理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不过是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事实也真是如此。从1946年6月至1947年2月，毛泽东领导各解放区军民，只不过用8个月的时间，就歼灭蒋军67个旅约71万人，成功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
没办法，力不从心的蒋介石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他在东北、晋察冀、晋冀鲁豫战场上改取守势，而抽调兵力加强到山东和陕北两个战场上去，力图先控制这两个地区，再集中兵力解决华北和东北。蒋介石发了狠心，严厉要求部属一定要对“匪军老巢”延安实行“犁庭扫穴，切实占领。”他发誓要活捉毛泽东，为此，蒋介石让胡宗南指挥34个旅25万人来进攻陕甘宁边区，而这时的人民解放军只有约3万人，且装备处于绝对的劣势。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对此局势作了独到的分析：蒋介石这次进攻，丝毫不是表示国民党统治的坚强有力，而是显示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都已处于极端困难的情况中。他判断蒋介石组织这次进攻的军事企图是“首先解决西北问题，割断我党右臂，并且驱逐我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然后调动兵力进攻华北，达到其各个击破之目的。”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必须用坚决战斗精神保卫和发展陕甘宁边区和西北解放区”。毛泽东选择了彭德怀来指挥这场战事。强敌当前，许多人担心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劝他离开陕北，他拒绝了，说：“我们在延安住了十几年，都一直是处在和平环境之中，现在一到战争就走，怎么对得起老百姓？所以我决定和陕北老百姓在一起，什么时候打败胡宗南，什么时候再过黄河。我不离开陕北，还有一个理由，现在有几个解放区刚刚夺得主动，如果蒋介石把胡宗南投入别的战场，那里就会增加困难。中央留在这里，蒋介石就会多下些本钱，这样，咱们负责重些，就能把敌人拖住，不让他走，最后还要消灭他。”
3月18日，国民党军队已逼近了延安，毛泽东才最后一个撤离。29、30日在清涧以北石咀驿附近的枣林沟召开了一次中央会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部部的工作，刘少奇、朱德等到河北平山，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担负中央委托的任务。其后，留下陕北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工作人及警卫部队共800人组成四个大队，统归“直属司令部”指挥，由任弼时任司令。毛泽东化名李德胜，表示解放战争必胜。
陕北人民是伟大的。他们坚壁清野，使敌人找不到一粒粮食，得不到一点情报。西北人民解放军在彭德怀的指挥下，英勇善战，按照毛泽东提出的“蘑菇战术”，同比自己多达十倍的国民党军人从容周旋，三战三捷，半年内就粉碎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又乘胜前进，于1948年二三月间发动宜川战役。在陕北军民的支持和保卫下，消灭胡宗南的主力军第二十九军，击毙军长刘戡，4月21日，收复延安。毛泽东率中共中央与人民解放军总部转战陕北历时1年零5天。直到全国和西北战场的战局有了很大改善之后，为适应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需要，毛泽东才率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于3月27日在吴堡县川口东渡黄河，离开了工作和生活长达13年之久的陕甘宁边区。
毛泽东留在陕北，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陕甘宁边区以及全国解放区军民的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心，拖住了胡宗南这支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为其他解放区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在此期间，毛泽东率中央和解放军总部，随战局的变化，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多次履险如夷，从容进展。同时，他继续指导着全国各个场战场的人民解放战争，粉碎了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充分表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从容镇静，进退自如的风采。
毛泽东留在陕北，表现了领袖与人民的鱼水之情。毛泽东留在陕北，是革命领袖在危急关头不忘人民，相信人民的选择，它使人民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得到了战胜敌人的力量。危急时刻，领袖的言行对他们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与人民心心相通，他坚持与人民艰危与共，伟大的情怀与巨大的胆识，交相辉映。人民更加爱戴、信任自己领袖，全心全地支持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毛泽东的胆识也正是从人民群众中获得了永远的依靠。
七、大举出击 经略中原
在事物发展的转折关头，抓住机遇做出关键的决策，采取创造性的举措，尤其需要超人的胆识。毛泽东就有着这样胆识，他精于筹划，目光敏锐，敢下大决心，善于创造，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各个关键时刻都做出了魄力雄大的举措，令人叹为观止。解放战争时期他那独特的战略反攻方式便是其中一个光辉的范例。
到1947年6月，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已经进行了一年。经过这一年的战争，国民党军队虽然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但是它们在数量上、装备上还等还占有优势，蒋介石还在集中兵力对陕甘宁边区和山东解放区进行疯狂的重点进攻，从表面上看局势仍十分严重。
毛泽东高瞻远瞩，雄才大略，魄力宏伟，对战争形势作了深刻而准确的分析，决定不应等到敌人的进攻完全被粉碎，我军在数量上和装备上都超过敌人之后再展开战略进攻，而应抓住有利时机，立即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统区，在外线大量歼敌，迫使敌人由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他认为形势是有利的：一、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解放军的重大变化。到1947年7月，国民党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下降到370万，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下降到150万，而且二线兵力缺乏，在整个战场上的兵力只有40多个旅。而人民解放军则越战越强，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有100万人，而且可以全部机动，部队装备也大为改善，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战斗力大大提高。其总兵力虽少于敌人，但在战场上的机动兵力却优于敌人。国民党的后方异常空虚，在国民党后方担任守备的兵力仅有21个旅。敌人师出无名，屡战屡败，因此士气低落，军心动摇。而人民解放军则连战连胜，士气高涨，解放区军民充满了必胜的信心，人民解放军的后方日趋巩固。二、国民党在经济上、政策上陷入严重危机，而中国共产党却获得人民的广泛支持。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作出了“大举出击，经略中原”的战略决策。按照毛泽东的伟大决策，1947年7月至9月，我人民解放军的各个战场先后转入了全国规模的战略反攻，敌人被迫转入战略防御。
根据敌我双方兵力的部署，以及各种主客观条件，毛泽东战略进攻的矛头选在中原地区的大别山。中原地区东临津浦路，西依汉水，南濒长江，北枕陇海线，人口约4500万，物产丰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自古以来中原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有中原逐鹿，鹿死谁手，谁得天下之说。中原地区的大别山更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位于国民党首府南京与长江中游重镇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最薄弱的地区。占据大别山，可东震南京，西挟武汉，南控长江，北瞰中原，可从战略上牵制敌人，迫蒋调回大量兵力同人民解放军争夺这块重地，从而减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的压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挺进大别山也有着有利的条件，它曾经是红军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好，一直有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坚持斗争，在此人民解放军容易落下脚来。
毛泽东对进攻方式也作出了独特的设计：千里跃进，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然后建立根据地。这思维的特创，气势的雄伟在中外战争史上十分罕见。
为使跃进大别山，夺取中原的决策顺利实施，毛泽东作了三军配合，两翼牵制的决策部署。即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12万人实施中央突破，跃进大别山，以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左翼军，在鲁西南强渡黄河，掩护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战略行动，尔后挺进豫皖苏地区，实行战略展开；陈赓、谢富治率太岳兵团为右翼军，挺进豫西，配合西北野战军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在豫西、陕南、鄂西北实行战略展开。三支大军在长江、淮河、黄河、汉水之间的广大地区，成“品”字形分布，互为犄角，逐鹿中原，机动歼敌。同时命陕北我军出击榆林，调动敌军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山东我军在胶东发动攻势，继续把山东顾祝同部引向海滨，以利三军的行动。
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于1947年6月30日在张秋镇至临濮集之间300里的地段上，一举突破黄河，在晋西南地区大量歼敌。紧接着在8月中旬突然向南越过陇海铁路，穿过遍地泥淖的黄泛区，在国民党重兵堵截追击下，抢渡沙河、汝河、淮河，在8月下旬进入大别山，创建了鄂豫边根据地。
采取跃进方式，千里行军直指敌人纵深，猛击敌人要害，充分表现了毛泽东的指挥作战艺术。
八、志愿军出兵朝鲜
1950年，新中国刚刚从一个满目疮痍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迫切需要休养生息，然而朝鲜南北之间爆发了内战。这是二战后苏、美为首划分势力范围而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随着南朝鲜军队的败退，美国坐不住了。杜鲁门悍然派兵侵入朝鲜，同时派出海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充当蒋介石的保护人。美国纠集一批仆从国打着“联合国军”旗号，气势汹汹，在朝鲜仁川登陆后，肆无忌惮地越过三八线，将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美军飞机还常常侵入我国领空，轰炸我安东（丹东）等地，美国海军在公海炮击我商船。这样，美国的侵略扩张，不仅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被摧毁的可能，对中国也构成了直接危胁。此时，朝鲜方面也向毛泽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苏联斯大林也向毛泽东表示请中国出兵援助。是出兵参战，还是不参战，这一问题要求新中国的领袖作出英明的决断。
出兵入朝同美国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强国作战，是毛泽东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中朝两国山水相连，中国自古就有“唇亡齿寒”之说，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主义的道义上，还是从自身的现实利益上，都有必要出兵。关键问题是新中国有没有力量出兵与美国作战，能不能赢得这场战争。
新中国刚刚结束几十年的战争，国穷民贫，美国则是世界上第一大强国。在经济力量上中美两国相差悬殊。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22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800亿美元，而同年中国钢产量只有6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约折合100亿美元。在军事力量方面，中国只有陆军，海、空军尚在初建阶段；美国海、陆、空齐全，还有原子弹。就是陆军，中美两国的装备也是无法比拟的。从一个师的对比来看，美军一个师有飞机18架，坦克144辆，各种车4000多辆，炮330余门，而中国一个师仅有炮100余门，只有少量汽车，既无坦克，更无飞机。这才真是“叫花子与海龙王比宝”呢！
因此，中共党内许多人不赞成出兵。
但毛泽东还是决定出兵了。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发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0月19日，在彭德怀的率领下，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三军和3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东、长甸河中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伟大的抗美援朝由此开始。
根据陈毅几年后说，志愿军出兵朝鲜，连斯大林这个铁血汉子也感动得掉下了眼泪。
决策抗美援朝，是建立在全面、正确分析世界政治形势和敌人各种条件的基础上的，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一战略思想的光辉体现。毛泽东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美国虽是世界第一强国，但它所进行的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在军事上，它妄图称霸世界，在全球建立了几百年军事基地，战线由西欧到东亚，顾此失彼，而英法等国已不是强国。在此形势下，美国资源的优势就不能不受到限制和抵消，而原子弹已非美国独有，且不能决定胜负。中国抗美援朝是正义之举，必然是得道多助；中国经济虽然很落后，但有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援，有经过多年战争锻炼的人民军队，出国作战背靠祖国，有深远的后方，支持得起长期战争。因此，只要我军“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的胜利是我们的”。
出兵援朝所需的巨大勇气来自于毛泽东数十年与敌斗争中所形成的对反动派本质的认识。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中就提出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历史再一次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朝鲜战场上，志愿军英勇奋战，打得美军两换主帅也讨不到半点便宜，不得不低头认输。历时两年多的朝鲜停战协议终于签字了。
美国联军总司令克拉克沮丧地说：“美国上将在一个没有打胜的停战书上签字，这在美国历史还是第一次。”
毛泽东通过朝鲜战争大胆的触摸了一下美国这只“纸老虎”的屁股，极大地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大大增强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信心。
出兵朝鲜的决策表达了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面对外国侵略的严正态度。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就英勇地反抗一切外国的入侵，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中国共产党人是最彻底的爱国主义者，在抗日战争中已经表现出了反侵略的牺牲精神。抗美援朝更是这一精神的发扬光大。正是基于此，毛泽东才敢去摸美国这只老虎的“屁股”。
九、鬼是怕不得的
毛泽东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又是一个富有创造力的诗人。他把革命家的胆识和诗人的想象力结合起来，于是便有了《不怕鬼的故事》这本书的编辑。
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这个中国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在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却讲述了鬼的故事。他说：“《聊斋志异》里有一个狂生，晚上坐着看书，有个鬼吓他，从窗户口那个地方伸出一个舌头来，这么长，它以为这个书生就会吓倒了。这个书生不慌不忙，拿支笔把自己的脸画成张飞的样子，画得像我们戏台上的袁世海的样子，然后也把舌头伸出来，没有那么长就是了。两个人就这么顶着，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那个鬼只好走了。”毛泽东讲得生动有趣，会场发出一片笑声。接着，毛泽东点明了主旨，说：“《聊斋志异》的作者告诉我们，不要怕鬼，你越怕鬼，你就不能活，他就要跑进来把你吃掉。我们不怕鬼，所以炮击金门、马祖。这一仗打下去之后，现在台湾海峡风平浪静，通行无阻，所有的船只不干涉了。”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不怕鬼的故事。此后，他又多次提到这个话题。
在这次最高国务会议开后不久，5月6日，毛泽东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来自11个国家的访华代表团和这些国家的驻华使节，他又讲到了鬼：“世界上有人怕鬼，经验证明，鬼是怕不得的。越怕鬼就越有鬼，不怕鬼就没有鬼了……今天世界上鬼不少。西方世界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也有一大群鬼，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反动派。”接着，毛泽东披露他的打算说：“中国小说里有一些不怕鬼的故事，我想你们的小说里也会有的。我想把不怕鬼的故事、小说编成一本册子。”然后，他对外国客人又讲一了遍那个狂生与鬼对峙的故事。
四天后，毛泽东同民主德国人民议院访华团谈话时，又提到了不怕鬼这个话题，他问：“我对朋友们说，不要怕鬼，鬼是这样的，越怕它，它就越多；不怕它，它就没有了。你们德国文学中有无这种材料，说明有人怕鬼，有人不怕鬼？”他不等对方回答，偏头问特意取了个中国名字的大使：“最近在紫光阁接见外宾时，我讲了不怕鬼，大使听见了吧？芽”那大使说，当时他到朝鲜和蒙古去了，所以没听见。毛泽东接着便说：“马列主义教我们别怕鬼。资本主义这个鬼确有其事，不过不要怕。希特勒是大鬼，蒋介石这个鬼也不小，在他之前还有袁世凯、清皇帝等鬼。”
很显然，“鬼”在毛泽东这个彻底的无神论者眼里，只是一个象征而已，象征着一切需要反抗的、极具挑战性的力量。他谈鬼，是借鬼谈人。鬼可以是作为阶级敌人的“牛鬼蛇神”；鬼可以是阻挡社会前进发展的旧思想旧观念旧体制；鬼可以是以美国为首的国际反华势力，也可以是天灾人祸造成的国家经济困难；鬼也可以指政治和思想分歧中的人或事。毛泽东坚信，不应该是人怕鬼，而应该是人定胜鬼。
不怕一切困难和敌人，敢于同一切困难和敌人做坚决的斗争最终战胜它们，这是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革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经验总结。不怕既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勇气来自于对困难和敌人的本质的深刻认识；不怕同时也是一个自信的问题，只有对自己事业和力量充满信心的人，才会蔑视一切敌人。
为了教育全党乃至全国人民具有战胜一切敌人的勇气，毛泽东决定利用旧物，选编一本《不怕鬼的故事》，主题就是表现人依靠自己的勇气和智慧最后战胜鬼。这个任务由中央书记处落实到了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由所长何其芳具体负责。
《不怕鬼的故事》于1961年2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全书共70篇，6万多字。毛泽东对该书的选编、定稿和序言的写作都给予了重要的指示，可以说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作者”。书中凝聚了他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强调的“打鬼”思想，从选文到序言，概括起来，有这样几点：一、怕鬼没有用，越怕，鬼越多。“难道我们越怕鬼，鬼就越喜欢我们，发出慈悲心，不害我们，而我们的事业就会忽然变得顺利起来，一切光昌流丽，春暖花开了吗？”二、只要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通过斗争，就一定能够战胜各种各样的鬼。三、把不怕鬼的故事作为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工具。四、不怕鬼，进而打鬼，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五、要注意改造“半人半鬼”的人。半人半鬼，不是走到人，就是走到鬼。走到鬼，经过改造，又会走到人。
十、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1945年，毛泽东曾经断言“原子弹不能解决战争”。第二年，他又轻蔑地说：“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但这并不表明毛泽东对原子弹等高新技术武器威力的轻视，这只不过是他惯有的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人民决定战争思想的表现而已。美帝国主义几次对新中国进行核讹诈，但在大无畏的中国人民面前终究没能得逞。富有远见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从50年代就决定发展中国的原子能事业。毛泽东对中国人的智慧充满无限的信心，他说：“原子弹就那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完全可能。”
早在1949年2月，对发展新中国的尖端科技极其重视的中共中央就批准了著名核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建议：趁到法国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机会，用20万美元外汇订购一批研究原子核科学需要的器材。
1955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出席会议的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邓小平、彭德怀、李富春、薄一波等。会议听取了李四光、钱三强和刘杰关于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原理以及我国核科学研究情况的汇报。在汇报过程中，钱三强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他把自己制造的一种叫盖革计数器的测量仪器放在会议桌上，把铀矿石装进口袋里，然后从桌旁走过，那测量仪器便立刻发出“嘎、嘎、嘎”的声音，引得全场都笑了起来。大家兴致勃勃地问了许多问题。
听完汇报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讲话：“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找到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矿床。解放以来，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过去几年你们也经常反映，但其他事情很多，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是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毛泽东还强调：“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次会议，正式作出了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揭开了发展中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核工业建设的帷幕。
当时的中苏关系比较和谐，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发展和平利用原子能事业。对于苏联的援助，中国人民是比较感激的，但素有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传统的中共中央从一开始就指示科技工作者：既不能无限期地依赖苏联专家，更不能放松对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进行最有效的学习。根据这一指示，在创建原子能事业的初期，就非常注重自力更生，充分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培养自己的设计和设备制造能力，自己动手制造有关的精密设备、元件。
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日益恶化。此时的苏联对中国采取了十分不光彩的举动。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了关于援助中国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协定；1960年8月，苏方撤走全部专家，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供应设备材料，给正在建设的中国核工业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严重的困难。苏联人还讥讽说：“离开外界的帮助，中国20年也搞不出原子弹。就守着这堆废铜烂铁吧。”
苏联人的不明智举动不但没有吓倒已经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反而激发了中国人更强烈的自立精神。
其实，早在1958年5月16日，毛泽东就曾在第二机械工业部（即原来的核工业部）的一个报告中批示：“尊重苏联，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是谁也看不起的。”
京剧《法门寺》中的贾桂奴颜婢膝，别人让他坐，他说站惯了。在以往的中国，不乏其人，不乏其事，因此世界列强可以为所欲为，欺辱中国，藐视中国人。
但这样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中国人民已经站立起来了。
“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8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毛泽东1960年7月19日在北戴河会议上再次发出号召，“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仍坚持试制目标不动摇，他批示道：“对尖端武器的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一声巨响，火球光芒四射，随即向空中升腾翻流，变成一片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在外国人还在惊愕不已的时候，1967年6月17日，我国又成功地施爆了第一颗氢弹。而早在原子弹研制成功之前，另自行设计的中远程导弹试射已经成功。
面对中国这一系列高科技成果，毛泽东曾幽默地说：“应该给赫鲁晓夫发一个一吨重的大勋章，以示感谢！”
中国核试验的成功，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也使亚洲和世界的和平得到了有力的保障。这一成功是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强而敢于战胜一切困难和压迫的辉煌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