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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应该包括事先的调查、预测、计划和预防。毛泽东一贯强调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他是出色的预言大师，同时他把办事不认真，无一定计划当作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加以严厉批评。
一、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
毛泽东办事是十分重视计划性的。他在《论持久战》中曾专门强调过指导战争的计划性问题。他说：“由于战争所特有的不确定性，实现计划性于战争，较之实现计划性于别的事业是要困难得多的。然而，‘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批评了那种认为由于战争形势瞬息变化，所有的计划或方针是“机械”的东西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抗日战争应该是有计划的。”同时，战争计划要有灵活性。
其实，毛泽东的许多文章、演讲、著作都可看作是一份份的计划书，其中提出的指示、方针、政策、策略就是对行动目标、原则、步骤和方法的精心设计。纵览整个抗日战争，我们会发现，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战争全局是有着精心的运筹和计划的。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他们企图独占中国、不断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步伐，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这一伟大政策指引下，中国共产党与张学良领导的东北军、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建立了统一战线，中国西北地区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1937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下，国民党逐步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做了较充分的准备。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毛泽东在7月23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对抗日战争进行了初步全面的规划，提出抗日八项办法。这八项办法不久被完善成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在洛川会议获得通过，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全国人民、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提出的彻底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救国纲领。毛泽东对这个纲领充满了信心。他曾把这十大纲领的初稿交给美国记者海伦·斯诺，海伦回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选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
在8月23日至25日召开的这次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在所做的军事问题的报告中，对中国军队的抗日战争作了战略性的规划，明确指出要使抗日战争成为全国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
他提出了红军（当时还未改编为八路军）的基本任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他认为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
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还就国共两党关系做了规定。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
八路军出动后，毛泽东对八路军的作战区域问题又进行了及时的计划，他在9月16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山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这样，在抗日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就做好了全民抗战的全面计划，对全国的抗战特别是八路军的抗战起到了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8年5月19日，徐州失守。这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芽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芽怎样才能取得胜利？芽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为此，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他在总结抗战的经验基础上对战争过程的又一次全面规划。
他在批驳“亡国论”和“速胜论”的错误观念的基础上再一次指出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他预见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论持久战》就是毛泽东为抗日战争所制订的一部计划书。它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抗日战争的胜利充分证明毛泽东的预测、预计能力。伟大的战略家就是伟大的计划家，毛泽东不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略家。
二、精心准备七大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它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载入中国共产党的史册。这次代表大会全面地总结了党成立以来，尤其是抗战以来领导中国革命的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和方针，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七大的路线，指引全党团结一致，同心同德，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地夺取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推翻了蒋介石国民党的专制统治，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这次代表大会所以能圆满地完成如此伟大的使命，功垂史册，是与党的领袖毛泽东的领导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毛泽东亲自领导下的筹备工作时间之长，准备之充分史无前例。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酝酿的时间特别长。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作出决定，在近期适当时机召开七大，并成立中共七大筹备委员会，毛泽东为筹备委员会主席。继而推迟到1942年，后又决定在1943年底，结果又延期。七大之所以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召开，达7年之久，一方面是由于战争的关系，时间紧张、工作繁忙，而且交通阻隔，高级干部难以集中；另一方面主要是全党对于党在历史上的一些重大是非问题，认识存在严重分歧，思想很不统一。
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从1928年六大起，中间经过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17年的漫长历程，已从一个幼年的党变成一个成熟的、强大的党了，拥有党员121万，军队近百万，根据地人口近1亿，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中坚力量，成为中国政治生活中不可忽略、缺之不可的因素，成为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和民主建国的希望所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的大多数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已处在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的包围之中，抗日战争的最艰苦年月已经过去，有了相对稳定的环境。尤其是经过整风运动，全党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党内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得到很大的破除，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深入人心。这些情况，为中共七大的召开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此期间，毛泽东在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伟大的抗日战争的同时，积极领导筹备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撰写了大量的论文，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布的许多文件，对党的历史经验从各个方面进行了总结。1942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使全党冲破王明教条主义的思想桎梏，解放了思想，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由于时局的变化，这个会断断续续开了11个月。5月21日，毛泽东在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时，首先指出，这次全会的任务一是准备七大，二是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第一次会议就讨论了召集七大的准备工作，通过了《召开党的七大的决议》，决定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政治报告，成立了关于政治报告、军事报告、修改党章报告和党的历史问题决议等委员会起草文件。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要总结革命经验，必须分清历史是非。六届七中全会集中讨论了党的历史问题。成立了由任弼时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康生、彭真、高岗等参加的专门委员会，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毛泽东自始至终领导了历史问题决议的起草工作，多次提出起草决议的总的和各部分的指导思想。决议成稿后，毛泽东又亲自进行修改。前后修改达7次之多。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但毛泽东经过慎重考虑，建议提前在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他说：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账。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账，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
六届七中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闭幕，讨论并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召开七大的准备工作至此完全就绪。
六届七中全会闭幕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的预备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关于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他指出，大会的方针就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要求全党同志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毛泽东指出，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困难很多，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所以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头脑膨胀、粗枝大叶，一定办不好事情，一定要打败仗。因此，他号召全党同志要在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基础上团结起来，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为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斗争。代表们听了很受感动，很受鼓舞，纷纷表态，要集中力量，把七大开好。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成功召开。
三、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所谓预则立，不预则废”，在毛泽东看来，应该包括预见、预计和预备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是有机的统一体，不可断裂的完整链条。毛泽东在做一件大事时，总能把准确的预见，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完善地结合起来，把事情做得出奇的圆满。
1945年5月，抗日战争还没有结束，毛泽东就以他特有的战略眼光预见到东北的重要性。他在中共七大召开期间明确指出：“东北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域，将来有可能在我们的领导下。如果东北能在我们领导之下，那对中国革命有什么意义呢？我看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胜利就有了基础，也就是说确定了我们的胜利。”
6月10日，进行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选举时，毛泽东又发表了讲话，他说：“关于东北问题，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地区的同志当选才好。东北是很重要的，从我们党，从中国革命的最近将来的前途看，东北是特别重要的。如果我们把现有的一切根据地都丢了，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末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当然，其他根据地没有丢，我们又有了东北，中国革命的基础就更巩固了。现在我们的基础是不巩固的，不要以为很巩固了。为什么不巩固呢？因为我们现在的根据地在经济上还是手工业的，没有大工业，没有重工业，在地域上也没有连成一片。所以，我觉得这次要有东北同志当选才好。当然，这不过是个建议，请同志们考虑。”显然，毛泽东在这里不但预见到了东北的重要性，而且在做建立东北根据地的计划和准备了。
毛泽东如此重视东北，是有充分根据的。东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这个地区东、北、西三面同朝鲜，苏联、蒙古接壤；南面，陆上同华北地区衔接，海上隔渤海与山东半岛相望，人口3000余万，资源丰富，重工业比较发达。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军队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下撤入关内，东北人民从此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血腥统治之下。东北军一批爱国将领，在民众支持下，自发地组织东北义勇军奋起抗击。中共满洲省委一面派人到各地义勇军中参加抗日，一面组织东北人民武装起来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成东北抗日联军，后来，在日军重兵“讨伐”、“清剿”下，抗日联军一部分撤退到中苏边境地区活动，小部分仍在日本占领内区进行隐蔽斗争。由于有了这样充分的思想准备，毛泽东在抗战还未结束即抢占东北问题上行动迅速果断。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抗日联军配合苏联红军作战，八路军在冀热辽边和山东的武装也迅速深入到辽南。限于当时条件，中共中央并没有更多地派遣部队进入东北。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根据延安总部的命令，冀热辽军区令李运昌就近组织部队，挺进辽宁，配合苏联红军作战。中共中央还决定以晋绥军区政治委员林枫率千余干部先行进入东北，抓紧时机开展工作；命令原属东北军的山东军区万毅支队等向热河急进，待查明情况准备进入东北。在1945年8月23、26日的两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都谈到了东北问题，他说：限于中苏条约，苏联不能直接援助我们。我们先派干部去是确定的，是大有文章可做的，军队去不去，还不一定。要看情况。
毛泽东赴重庆进行谈判后，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根据获得的东北政治、军事情况，与在重庆的毛泽东、周恩来研究后，制定了以发展东北和热察两省为中心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立即决定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大批主力部队昼夜兼程急进，进入东北。这样十多万主力部队迅速进入东北，随之而去的是彭真、陈云、高岗、李富春、林彪、张闻天等2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
蒋介石同样十分重视东北。通过《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他取得了接受东北的合法身份。8月31日，他明令将东北三省划分为九省三市，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准备进入东北，从苏军手中接收政权。他在驻华美军帮助下，经海上运送军队登陆秦皇岛，向东北挺进、并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官。他还收编伪满军及日军共20余万人及大批土匪武装，要他们“保持武器”，“为自身安全而奋斗”。蒋介石在对他的部下训话时狂妄地表示要把东北变为中国革命的归宿。11月中上旬，美国以31艘运输舰把国民党两个军分别从九龙和越南海运至秦皇岛登陆，并连续攻占了已被八路军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山海关和绥中、锦州等北宁路上的要点。1946年1月国共在关内实现停战后，蒋介石一面要求苏军暂缓自东北撤军。一面要求美方加大海运能力，加速进兵东北。
国共两党争夺东北的斗争日趋激烈。重庆谈判归来后毛泽东一刻也没有放松对东北的关注和谋划。12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西满、南满、北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建立这种根据地必须经过艰苦奋斗。建立这种根据地，需要三四年。但是在1946年1月内，必须完成初步的可靠的创建工作。国民党在东北一个时期内将强过我党，因此，这种根据地不应在国民党已占或将占的大城市和交通干线，而是应当建立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同时在靠近国民党占领区的附近，“应当作充分的工作，在军事上建立第一防线，决不可轻易放弃”。为建立这种根据地，《指示》强调：适应东北的实际情况，必须在工作上有一个大的转变，全党“必须人人下决心，从事最艰苦的工作，迅速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必须“将正规军的相当一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毛泽东在《指示》中还提出全东北必须立即计划部队和机关的生产问题，以利长久之计；还应充分注意争取工人和知识分子问题。
这份指示是毛泽东殚精竭虑所提出的争取东北的计划书。它目标明确，重点突出，考虑精细周密，极富远见，对全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经过三年苦心经营，东北根据地日益稳固壮大。1948年，毛泽东确定东北为战略决战的突破口，辽沈战役歼敌47万余人，使中国军事形势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东北全境的解放，使人民解放军获得了巩固的后方，为解放平津和华北奠定了基础，这就加速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1948年11月14日，毛泽东满怀信心地说：“现在看来，只需从现在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四、预防美国干涉
解放战争后期，防止与准备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是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为关注的问题。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美国的出兵问题作出了准确判断和战略指导，保证了解放战争从胜利走向胜利。
解放战争后期，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灭亡蒋家王朝已是指日可待了。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会不会为了挽救自己“代理人”并维护自己的在华利益而直接出兵干涉中国革命？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安排战略布署时所必须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当时形势进行估计后，得出了结论：由于苏联的存在和中国革命力量日益强大，美国像日本那样出动几百万军队对华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根本不可能，几国联军共同来搞也不可能。
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美国直接出兵帮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很小，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美国只是怕苏联出兵，否则对我们来个不宣而战他们是不在乎的。”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央政治局就当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安排召开会议，这次会议又展开了对美是否出兵干涉中国内战的讨论。
毛泽东首先指出：不要讲美国不出兵，而是准备美国出兵并准备与之打，以取得主动，事实上美军早已在上海、青岛了。这时，罗荣桓指出：我大军进行渡江战役时，美国可能在上海、青岛等地增加陆战队，暂观风色，这在部队是必须回答的，但很难回答。毛泽东笑了笑，说：我们倒很希望美国出兵30个师，每个师15000人，由我们消灭掉，这对世界无产阶级将会是极大的帮助。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在这一指示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一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就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在中国人民中和我们党内存在着的对于美国帝国主义力量的过分估计的错误观点，必须继续地加以指明和克服。”
宋美龄1948年底的访美所受到的冷遇以及美国同国民党政权拉开距离的事实充分证明了毛泽东的预测和估计完全正确。
毛泽东一方面号召广大将士坚决反对美国的武装干涉，另一方面又告诫大家千万不要主动寻求同美国开战，或在帝国主义未实行军事干涉之前，就对帝国主义主动寻衅以致真的酿成帝国主义的军事干涉，从而增加革命的阻力，甚至使革命走上弯路。为使全军真正理解和正确贯彻这一原则，毛泽东对美采取了“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的斗争方针，这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是一致的。
毛泽东制订的对美斗争的战略方针使全军心中有了谱，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往往很难把握分寸。渡江战役开始后，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擅自闯入我渡江作战区域，并在我军鸣枪示警的情况下竟然向我军开炮，我第三野战军炮兵不得不开炮还击，将其击伤。英国保守党首领趁机小题大做，要求政府派两艘航空母舰去中国报复。南京解放后，我方人员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实施搜查一事也使美国大肆叫嚣。这些事件表明，如果把握不好对英美战略的分寸，容易使一些小事成为帝国主义干涉的借口。
毛泽东及中共领导人对上述事件非常重视，指示第三野战军领导人：任何部队及其首长均无权未经中央或中央局、野战军前委批准擅自采取对外国侨民超过中央规定的行动；在战场上，由于外国军队、军舰、空手及手持武器的外国人参加战斗行动，我们应该实行自卫，但同时必须报告野战军前委转报中央，请求指示。
上海战役开始后，毛泽东又指示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我方对英、美侨民（包括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并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应极力注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1949年5月20日，毛泽东又规定了《对外国军舰轮船进入黄浦江的处理办法》，确定了“既不示弱，也不轻易挑衅”的方针，既剥夺了帝国主义实行军事干涉的借口，又表明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外国军事干涉的严正立场。
除了从理论上加强广大官兵对外战略的正确认识外，毛泽东还亲自进行了防御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的战略部署。1949年初，为对付美国可能的军事干涉，毛泽东指示第二、第三野战军协力经营东南，第二野战军两年之内留于华东不作新的机动：第四野战军1949年只经营湘鄂赣省，暂不向两广前进，一旦华东有变，便于向东策应。毛泽东指出：“此项准备是必需的，有此准备即可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
沪宁杭地区是美国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而美英军舰却在上海解放前夕纷纷撤离。由此可以推断，美国出兵实行军事干涉的可能性大大减小。
毛泽东依据“敌变我亦变”的原则，于1949年5月23日改变了第二野战军两年之内留于华东的原议，决定其向西南进军，同时要求各野战军加快进军速度，将1949年的任务由解放9个省扩大到16个省。
不久毛泽东又得到了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干涉革命的某些迹象。例如美国正在和英、法等12国会商统一对华政策，青岛增加了美国军舰，留在南京的各国大使准备撤走，英国在香港增兵。为有备无患，毛泽东再次提出防止帝国主义武力干涉的对策：各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迅速消灭国民党残余势力，使各帝国主义在中国大陆上完全丧失他们的走狗或借助力量；力求经济的自足自给，准备着海上被封锁时我们仍然有办法；在华北、华东部署充分兵力，以防美国海军协同国民党海陆军向我后方的袭击和扰乱。
慑于中国人民革命力量的强大，美英帝国主义最终都没敢轻举妄动。从最坏的可能出发考虑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使自己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有备无患，这是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战略思想。
五、和平解放西藏
西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边疆民族地区。几百年来，西藏实行落后的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社会发展水平低下。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帝国主义势力逐步侵入西藏，在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培植亲帝分离主义分子，企图把西藏从中国版图上分离出去。如何妥善解决西藏问题，是领导中国革命即将胜利的毛泽东反复思考的大问题。经过毛泽东的精心筹划，西藏问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
早在1949年2月，在同苏联特使米高扬的谈话中，毛泽东就谈到了西藏问题。他说：西藏问题比较麻烦，但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存在着两个大问题，一是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是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须要稳定前进，不应操之过急。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在人民解放军还没跨过长江时便已在考虑西藏问题了。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向西南、西北地区的推进，毛泽东解决西藏问题的规划也逐渐明确起来。
1949年8月6日，毛泽东就采取政治方式解决西北地区问题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彭德怀。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特别指出：“班禅现在兰州，你们攻兰州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当时，班禅由于战乱离开了塔尔寺，而居住在青海西部小镇香日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彭德怀选派当地宗教界人士对班禅大师耐心地开导，并转达毛泽东对班禅大师的关怀。
班禅大师对之非常感动。新中国成立之日，他给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来了贺电，指出“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之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班禅谨代表全藏人民，向钧座致无尚崇高之敬意，并矢拥护爱戴之忱。”11月23日，毛泽东亲自给班禅复电指出：西藏人民是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意愿。
根据当时国内外形势，毛泽东对解放西藏进行了精心部署。1949年11月23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提出由西北局担负进军西藏的“主要责任”，西南局则担任第二责任。并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同时明确提出了解决西藏问题的时间表：“争取于明年秋季或冬季完成之”。毛泽东在电报中还要求“西北局现在即应于藏民干部准备问题及其他即应注意之问题作出计划”。
以彭德怀为首的西北局在经过详尽的调查研究之后，认为从西北进藏困难甚大，完成进藏准备，需要两年，而从西南进藏较易；建议中央考虑由西南局担负进军经营西藏的任务。12月30日，彭德怀把这一意见报告了中央。
这时，西藏亲帝国主义的分裂分子大肆进行分裂西藏的阴谋活动。鉴于此，毛泽东认为国内外形势对我非常有利，应该不失时机地解放西藏，打击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野心，促使西藏向内转化，所以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毛泽东在收到彭德怀的报告时，果断调整了部署。
1950年1月2日，毛泽东给中共中央及彭刘邓等人发出电报，指出：“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兵力“只需要一个充足的军或四个师共约四万人左右”，并指出“西藏人口虽不多，但国际地位极重要，我们必须占领”，“如果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应当争取于今年四月中间开始向西藏进军，于十月前占领西藏”。
刘伯承、邓小平据此拟定了一个详细的进军西藏的计划，并报告了毛泽东。1月10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他们的计划，并指示要抓住现在英国、印度、巴基斯坦均已承认我们的有利条件，迅即定出进军西藏的实行计划，第一步务必于“三个半月内完成调查情况，训练干部，整训部队，修筑道路及进军至康藏交界地区”，并提出：“经营西藏应成立一个党的领导机关”。
在对进军西藏的部署进行周密安排外，毛泽东还在考虑另一个大问题：以何种方式解决西藏问题。考虑到西藏的特殊情况，毛泽东决定用类似于绥远的方式，即以谈判的方法和平解决。1950年1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时，第一次明确表示欢迎西藏地方当局派代表到北京谈判西藏和平解放问题。根据这一方针，从1950年2月开始，中央和西南局，西北局采取藏语广播、书信往来，分批派人入藏劝说，以及通过驻印使馆与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接触的方式，大力进行政治争取工作，号召西藏地方政府早日坐到谈判桌前来。
但西藏亲帝分裂分子对此却置若罔闻，并调动兵力布防于金沙江沿线，妄想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以此来拒绝和谈。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和党中央不得不决定通过发动昌都战役来达到促使西藏问题和平解决。1950年10月，昌都一战消灭藏军5700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西藏地方政府在各方压力下，于1951年2月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席全权代表的五位和谈代表赴京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友好谈判。
毛泽东亲自指导了和平解放西藏的谈判，并亲自接见了谈判代表，在百忙之中审阅并修改《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的草案。
1951年5月23日，以李维汉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同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经过协商，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西藏问题终于得到和平解决。
毛泽东对此非常高兴，他对前来汇报达成协议情况的李维汉等人说：“好哇，你们办了一件大事，这是一个胜利。”
和平解放西藏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历程中为中华民族做的一件大好事。它既实现了祖国的统一，又实现了民族的团结。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审时度势，高瞻远瞩，精心筹划，周密布置，终于取得了和平解放西藏的圆满胜利，为我们再一次诠释了“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的高超艺术。
六、组建东北边防军
1950年6月25日，南北朝鲜之间爆发了内战。第二天，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即命令驻守远东的空军、海军参战，支持李承晚节节败退的军队，并命令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7月7日，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联合国军”外衣，掩饰其侵略行为。
正在为新中国的建设而日夜操劳的毛泽东，不能不对近邻的战争加以密切关注。他仔细分析朝鲜战局，对其前景作了两种可能的估计：一是速决，即朝鲜人民军很快取得胜利，将美国侵略者赶下海去；二是持久，即美国帝国主义不甘心失败，继续增兵，甚至在朝鲜北部登陆，扩大战争规模，这就必然会迫使这场战争转入持久战。毛泽东当然希望第一种情况，但他凭一个伟大战略家的眼光看出第二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
既然朝鲜战争很有可能变成持久战，毛泽东的心不由得变得非常沉重。朝鲜与我国东北三省毗邻，古人早就说过唇亡则齿寒；再则，东北是苏联援建项目的重心，同时又是我国比较安定的老解放区，一旦发生战争，后果不堪设想。作为共和国的当家人，他必须做到“未雨绸缪”。经过慎重考虑，他请来了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一道商议应对之策。他说：“我们刚刚确定下大气力，把国民经济建设搞上去，朝鲜战争就爆发了，这就叫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选虽然打仗是朝鲜的事，但战争一打起来，美国就公开入侵我国的台湾。所以，从长远着想，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对此，周恩来表示完全同意。
“我想了几天了，立即从全国抽调能征善战的部队到东北集结，名字嘛，我也想好了，就叫东北边防军。”毛泽东在阐述了组建东北边防军的意义和原则之后，又果断地说：“恩来，你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要尽快召开军委会议，讨论保卫边防、组建边防军的问题。一定要向与会的同志讲清楚：一、有备无患比无备有患好；二、备而不用比用而不备好。”
根据毛泽东的上述指示精神，周恩来于7月7日召开军委讨论保卫国防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朱德、林彪、聂荣臻、罗荣桓、谭政、萧劲光、萧华、滕代远、李克农、杨立三等。首先，周恩来向与会人员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东北边防军的决议，初步商定了边防军所辖部队、人数、指挥机构、人选、部署调整、车运计划、后勤保障、集结时间等。由于这是一项关系重大的动作，会上没有匆忙地作出最后决定，而是责成有关单位负责人进一步考虑商议后，在下次会议上再研究确定。
会后，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把这次会议决议事项整理成文，上报军委主席毛泽东。该决议的主要内容是：“一、部队调动部署。四个军三个炮兵师限七月底到安东、辑安、本溪等地集结。二、指挥机构组织。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萧华为副政委。三、后勤准备工作。四、兵员补充准备。统由后勤部订出实施计划，限期完成。五、政治动员工作。总的是在保卫国防安全的口号下，进行政治动员，具体计划由总政治部起草一个指示。”
毛泽东收到并看完这份决议事项文稿已是7月7日深夜二十四时了。他当即提笔作了批示：“荣臻同志：本日会议决议事项同意，请即按此执行。原件存我处。”
有关与会人员在收到毛泽东的批件之后，又经过几天的酝酿和商议，周恩来于7月10日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军委会议，正式通过《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草案）》。会后，周恩来又对之反复推敲方才定稿。这个决定的主要内容如下：
“将作为军委战略预备队的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自七月十日和十五日起，分别从广州、信阳、滦河出发，开往邻近东北边境的安东、辽阳、凤城地区；原在北满的第四十二军，在七月三十日从齐齐哈尔及北安线出发，开往通化、辑安线集结；炮兵、工兵、骑兵等特种部队若干师、团也分别开往边防地区。”“以上所属部队共约二十五万五千人左右，最后调动的部队限八月五日到达指定地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华为副政委，李聚奎为边防军后勤司令（粟裕因病，后来没有到任）。以第十五兵团部为基础，组成新的兵团部，统辖第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军，以邓华为司令员，赖传珠为政治委员。
周恩来修订的《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于7月13日上报。毛泽东于当天就作出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这样，东北边防军很快地便组建起来。
与国内外敌人作了几十年斗争的毛泽东，是深知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的。美帝国主义悍然入侵朝鲜不得不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毛泽东不愧为一个料敌如神的伟大战略家。美帝国主义果然不顾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公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正因为有了东北边防军的事先组建，才有三个月以后的迅速出兵朝鲜，取得一个出奇制胜的成果。
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
毛泽东一贯重视调查研究工作。调查研究是他的基本工作方法。在他看来调查就是解决问题。调查研究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一切的预见、计划和准备工作都依赖于它。调查研究是最基本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做过无数的调查研究工作。延安整风时期，他为搞好文艺界的整风所进行的调查研究工作便是一个很好的典型。
抗日战争爆发后，延安作为中共中央所在地，高举起民族解放的大旗，成为指引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灯塔。全国各地乃至海外侨胞中成千成万的知识青年、作家和文艺工作者，为寻求真理和光明，冒着生命危险，冲破日寇的封锁线和国民党特务的阻挠与迫害，纷纷来到延安和陕甘宁边区。他们组织许多文艺社团，运用各种艺术形式开展宣传活动，并在实践中创作了一大批为抗日服务的好作品，极大鼓舞了延安和敌后根据地军民的士气。但是延安文艺界也存在许多问题。这些文艺工作者尽管满怀救国热情，但由于他们大都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因此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有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得了啊，这些人都有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还包括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在文艺界进行调查研究，召开一次座谈会，以统一文艺界的思想和认识，使他们自觉地走向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
毛泽东对文艺界的状况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他把“鲁艺”、“文抗”等单位的文艺工作者，个别地或一批一批地请到他家里进行交谈，详细询问作家、艺术家的思想和写作情况。毛泽东与何其芳、严文井、萧军、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刘白羽、罗烽、欧阳山、草明、丁玲等人都交谈过，其中谈话次数较多的有欧阳山、草明、艾青、萧军等人。
1942年4月9日，毛泽东找欧阳山和草明谈话，毛泽东开门见山地说：中央准备召开一个文艺座谈会，事先征求大家意见，会上是不是讨论这么三个问题；一是文学艺术家的立场问题；二是态度问题；三是工作对象问题。接着，他首先谈了自己的看法。毛泽东说完，欧阳山就上述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并希望中央制定明确的文艺政策，草明反映了文艺界存在的宗派主义问题。这次谈话后没几天，毛泽东又两次给欧阳山和草明写信，请他们对上次谈话中涉及的文艺方针诸问题搜集意见，“正反两方面都盼搜集”。遵照毛泽东嘱托，他们立即查找有关材料。欧阳山写了篇简要说明，内容包括中国的一些文艺派别、主张和论争。然后，由草明一并面交毛泽东。
毛泽东在向艾青征求意见的过程中，曾给他写过三封信。第一封信写道：“有事商量，如你有暇，敬祈惠临一叙。”艾青见信后，应邀前去。毛泽东与他就文艺方针的有关问题交换了意见。当谈到目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及解决的办法时，毛泽东问：“有些文章大家看了有意见，你看怎么办？”艾青明确表示：开个会你出来讲讲话。毛泽东又问：“我说话有人听吗？”艾青认真地回答：“至少我是听的。”这次谈话后不久，毛泽东又给艾青写了第二封信：“前日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请你代我搜集反面的意见。如有所得，希随时示知为盼。”艾青接到信后，立即夜以继日，挥笔疾书，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文艺活动的积累，及到延安一年的体会和感触，从正面提意见的角度，写了长达8000字的文章。毛泽东阅后，又给艾青写了第三封信：“大著并来函读悉，深愿一谈，因河水大，故派马来接，如何？乞酌。”这次约见，主要围绕艾青的文章进行交谈。艾青回去后，根据和毛泽东谈话中提到的文艺与政治、暴露与歌颂等问题，对文章重新作了修改，以《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为题在同年5月15日《解放日报》上发表。
毛泽东正要找萧军谈话时，得知他要去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体验生活，4月7日下午立即与信相约：“萧军同志：我希望你迟一回再出巡，以便商量一个重要问题，未知你意如何？如同意，希回示。如你有暇，希于今下午或晚上惠临我处一叙，商讨一些问题。”萧军接到此信，当即前去赴约。毛泽东同他商讨了制定文艺方针的问题。萧军坦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回去后，将自己的意见作了系统整理，写成书面意见送给毛泽东。13日，毛泽东复信说，“萧军同志：来信敬悉。前日我们所谈文艺方针诸问题，拟请代我搜集反面意见，如有所得，祈随时示知为盼！选”萧军遵嘱，搜集了一套《文艺月报》（共14期）送给毛泽东。这些刊物中登载了这一时期延安文艺界的许多争论文章。萧军在完成毛泽东交给他的任务后，准备启程外出之时，又收到毛泽东4月27日的来信：“萧军同志：准备星期六开会，请您稍等一下出发，开完你就可以走了。会前我还想同你谈一下，不知你有暇否？我派马来接你。月报1—14期收到了，谢谢你！”收到此信，萧军骑马涉水，再次赴约，毛泽东向他了解一些情况，并说服了他留下开会。
毛泽东就这样对延安文艺界进行了个多月的调查研究。通过这项耐心细致的工作，他摸清了文艺队伍的状况，全面掌握了正反两方面的意好，为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做了充分准备，为延安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提供了理论指导。
八、三年准备 十年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最为关心的是如何把贫困落后而又饱受战争破坏的祖国建设成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他为此殚精竭虑，废寝忘食，依据实际国情和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制订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宏伟战略，取得了辉煌的成绩。
1950年6月，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我们国家的行动纲领。毛泽东决定用三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范围内完成土地改革、调整工商业和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的费用，实现国家财经状况的根本好转，然后转入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可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了，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国不得不出兵入朝作战。原初设想的和平安定的环境被扰乱了，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经费一项任务不能不推迟进行。国内建设还能不能搞？如何搞？毛泽东不能不再次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通过透彻地分析当时的局势，毛泽东认为朝鲜战争是一场境外战争，因此情形是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一样的，国内社会生活和国民经济的运行是可以不完全受其影响的，是可以维持较正常的生产而不必转入战时经济体制的。
因此毛泽东提出了“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在这里，“打、稳、建”三者是有机不可分割的整体。战争顺理成章地摆在了第一位，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谈起；表现在国家财政上，则需要适当地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相对减少。把市场摆在第二位，宁可削减经济、文化支出以就市场，这主要是考虑到当时社会经济的基础还很脆弱，一旦物价波动，得不到平抑，就会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人民群众和工商界就会对政府不满，容易引起政局的不稳，甚至会影响到抗美援朝战争的顺利进行。因此，稳定市场物价不仅具有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在上述两项认识的基础上，毛泽东强调了经济、文化建设仍要占有一定的地位。
把这三大任务同时承担起来，当时不仅一些民主人士，而且许多党内干部都表示怀疑。但在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的部署下，在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取得了巨大的成效。
从1950年到1952年，军费开支固然由28亿元增加到57亿元；而经济建设费也由17亿元增至76亿元，文教费用由7亿元增至22亿元，均大于军费开支的增加幅度。在整个战争期间，国内一直保持了财政收支的平衡和市场物价的稳定，并初步提高了人民的购买力，改善了人民的生活。
在抗美援朝战争正在进行的特定条件下，国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战略是什么呢？毛泽东对此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分析。在1951年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他明确提出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发展战略。他在为中央起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党内通报中，第一项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22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是对七届三中全会初步设想的进一步深化，对于党在当前时期各项工作的开展及今后时期工作重点的适时转移，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它提请党的高级干部注意，不要因为当前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就忽视或忘记了党的总方针和总计划。过去所说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是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现在则应进一步把它同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总目标联系起来。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准备为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而奋斗，从现在的情况看，这个任务用不了多久（即还有22个月）就要变为党的直接行动了。当前全党在各条战线上所做的一切工作，实际上都是为着实现这一个总任务在做直接的准备。毛泽东认为，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明确这一思想，这有利于在三年准备之后，不失时机地将党的工作重心进一步由革命转入建设，而不致延宕实现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三年准备”，实际上包括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准备，其中重要的则是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这三大任务。这些准备的目的就是转入有计划经济建设。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发展战略的提出，使党的高级干部有了比较明确的努力方向和比较切近的奋斗目标，从而更自觉地把所担负的各方面工作，同党在一定时期的总方针、总计划联系在一起，加以紧密的配合，以便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开展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
到1952年底，尽管朝鲜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但离胜利已经不远，土地改革已经完成，社会秩序日益稳定，国民经济不但得到恢复并且有了较大的发展，从此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朝鲜战争爆发后，曾任美国副总统的华莱士以其现为农场主的身份，写信给毛泽东说：“如果新中国在学会制造卡车和拖拉机之前，先学会制造坦克，这将是一个世界的悲剧。”事实证明他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无知。
建国初期毛泽东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订和实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尽管后来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失误，但该战略的长远历史意义是不容抹杀的。
九、甩石头、挖墙脚和掺沙子
林彪是一个权力欲极大的野心家。“文化大革命”中他靠吹捧毛泽东起家，他的最终目的是攫取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毛泽东对林彪是早就有所警觉的。1970年，在“要不要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毛泽东最终明确地认识到了林彪的野心，并随之采取了一系列预防措施，最终粉碎了林彪的罪恶阴谋。
1970年3月9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建议改变国家体制，不再设国家主席。3月16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泽东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泽东阅批了这个指示。3月17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4月11日，林彪提出要毛泽东任国家主席的意见，并说：“否则，不合人民的心理状态。”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多数人同意了这个意见。4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关于林彪的意见的报告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第三次提出他不当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毛泽东还引用《三国演义》中的典故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也不要做孙权。”
话既然说到这个地步了，素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的林彪按理说该收敛了。然而，利令智昏的林彪这次却偏不罢休。5月中旬，他对吴法宪说，他主张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要吴法宪和李作鹏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写上“国家主席”一章。为此，毛泽东在7月中旬，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他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8月1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不设国家主席、不提天才的宪法草案。
然而林彪依然不肯罢休。他搞起了他那一贯的阴谋活动。
1970年8月23日，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林彪在会上突然袭击。他在讲话中，推翻政治局的决定，以颂扬毛泽东个人为幌子，讲了一通“天才”问题，声称他要坚持“个人天赋”这种“天才”观点；他坚持“设国家主席”，并提出“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一个是把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林彪讲话后，他手下的一帮干将纷纷进行活动。叶群嘱咐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在小组会上坚持设国家主席。23日晚，吴法宪在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突然提出，要全会听林彪讲话录音，学习林彪的讲话，蓄意改变全会的议程。吴法宪还唆使一些人在会上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陈伯达等人编辑“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宪法条文。8月24日陈、吴、叶、李、邱分别在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叫嚣设国家主席，同时散发《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陈伯达并抢先发出吹捧林彪、坚持设国家主席的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
林彪他们这样大肆活动是有明确目的的。8月初九届二中会会前，林彪老婆叶群私下对吴法宪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因毛泽东反复表示过自己不当国家主席，这样国家主席职位就非林彪不可。
毛泽东识破了林彪一伙的阴谋。8月25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华北组会议第二号简报，责令陈伯达检讨。
8月31日，毛泽东发表《我的一点意见》，严厉批评了陈伯达是个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他在文章中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立场上，而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毛泽东提醒大家“不要上了号称懂得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严厉地指出，陈伯达是“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九届二中全会对陈伯达进行了批评，挫败了林彪夺取最高权力的阴谋。9月6日全会闭幕，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会后不久，全党开展了批陈整风运动。
1971年1月24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华北会议上宣布中央的决定：将李雪峰、郑维山（前者北京军区政委，后者系北京军区司令员）同志调离原职，继续进行学习，接受群众教育，待有成效后再由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李德生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纪登奎任第二政委，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4月7日，毛泽东派纪登奎、张千才参加军委办事组，对黄永胜、吴法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掺沙子”。
毛泽东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他已识破了林彪野心家的真面目，他不能把权力交给他，因此必须从思想上、组织上防范林彪。他后来在南巡时曾说过：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了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的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
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阴谋失败后，决定铤而走险。1971年3月间，他命令自己儿子林立果在上海搞了个武装政变计划《“571”工程纪要》，准备武力夺权，但被富有斗争经验的毛泽东挫败了。9月13日凌晨，林彪急忙出逃叛国，结果因飞机油料不足在外蒙温都尔汗迫降时机毁人亡，落得个可耻的下场。
十、挫败“四人帮”的组阁阴谋
1974年10月4日，毛泽东提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显然这是为周恩来之后的国务院总理的人选做了安排。周总理为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操碎了心，他日理万机，废寝忘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半个多世纪以来，他一直是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得力的助手。但不幸的是1972年第一次在周恩来体内发现癌细胞，后虽住进医院，工作未减。老之将至，自然规律不可抗拒。毛泽东自己也很清楚，在见马克思以前，务必安排好党和国家的接班人，但令人失望的林彪叛逃事件发生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莫大的打击，大病了一场，身体健康明显衰退了。
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近期内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知还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精神。
“四人帮”以为四届人大是关键的一局。如果人大之后国务院形成一个周、邓体制，情况将大为不妙。江青认为，只有进攻，才能掌握主动，围绕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江青等人大肆活动，阴谋趁机抢班夺权。
暮年的毛泽东，虽然病魔缠身，仍旧头脑清醒，思维敏捷，他未雨绸缪，机智果断地挫败了江青的女皇梦。
“四人帮”的阴谋活动是从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开始的。
1974年10月17日晚上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江青炮制所谓的“风庆轮”问题，说进口船只是崇洋媚外，把矛头指向周恩来，并逼迫邓小平表态。邓小平当面与他们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会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连夜策划，派王洪文于18日飞往长沙，向正在养病的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
10月18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诬蔑周、邓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一样搞反革命政变活动，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但在医院，但还忙着找人谈话至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毛泽东静静地听着，默不作声。王洪文继续说：“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谈话中王洪文大吹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如何爱读书，江青如何高明。最后，毛泽东当面批评了王洪文，“四人帮”的如意算盘没有得逞。
同一天，在北京钓鱼台10号楼和17号楼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先后两次找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无非是说邓小平与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吵了架，国务院“崇洋媚外”，国务院领导借工作搞串连，总理是后台等，极尽诬蔑之能事。
19日，王海容、唐闻生在医院向周恩来汇报了江、张、姚找她们谈话的情况。周恩来告诉她们事情的真相，并请王、唐二人于第二天陪同丹麦首相去长沙，如实向毛泽东汇报“四人帮”的活动情况。
毛泽东对“四人帮”他们的言行早有不满，时有批评，感到对他们难以托付大任。“四人帮”的一系列活动反使毛泽东下了决断。在长沙，毛泽东对王海容、唐闻生做了如下指示：
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建议邓小平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叫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
毛泽东的表态使江青等人发起的这次攻势遭到严重挫折。
11月12日，毛泽东在长沙接见邓小平。毛泽东肯定了邓小平针对“四人帮”的毫不妥协的斗争，认为“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好。
同一天，毛泽东在江青的一封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太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江青不满足自己仅有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写信给毛泽东，向他推荐副委员长、副总理和部长人选，又说自己“九大以后基本是个闲人”，要权要官。毛泽东敏锐地看出了江青的野心，“她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自己作党的主席”。11月20日，他回信江青，说她已有“研究国内外动态”的职务，是“大任务”了，不要说没有工作。这封信实际上否定了江青的无理要求。
12月下旬，周恩来抱病和王洪文一起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国家人事安排。毛泽东再次告诫王洪文“不要搞四人帮”，“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并指出邓小平“政治思想强”，politics比王洪文强，“人才难得”，要他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毛泽东说他正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内阁）。
1975年1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1月8日到10日，中共十届二中全会上，邓小平被选举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
1月13日到17日，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选为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次大会确定了以周恩来、邓小平为核心的国务院领导体制。尽管“四人帮”的一些骨干和党羽也进入了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及各部委领导机构，但他们的组阁阴谋终未能得逞。
毛泽东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具有深谋远虑的政治敏锐性。在中国革命的各个紧要关头，他总是沉着冷静，掌握着党和国家前进的正确航向。他对阴谋家的活动更是洞若观火，明察秋毫，谨慎处理。长征后期，他机智勇敢地摆脱了张国焘分裂主义对中央的危害，又一次挽救了党、红军和革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端掉了高饶反党联盟，又一次显示了他的政治智慧。70年代，他敏锐地注意到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集团的异常活动，一年以后彻底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颠覆活动。本文叙述的围绕四届人大人事安排事宜，毛泽东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这番较量，他早有察觉，未雨绸缪，早作打算，使得“四人帮”的组阁阴谋终未得逞。无疑，这又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与阴谋家斗智斗勇的精彩一幕。“四人帮”不听警告，死不改悔，在毛泽东身后最终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他们罪大恶极，遭到了应有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