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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教我们学处事
李拥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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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内容为王（出版）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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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纶天下之大经 立天下之大本
青年时代的毛泽东胸怀救国救民的大志。为实现自己的雄伟抱负，他非常注意结交志同道合、奋发有为的朋友。逐渐地，一批追求进步的青年聚集在毛泽东身边。他们经常聚会，讨论人生社会问题，寻求救国救民之道。最终他们得出一个结论：“集合同志，创造新环境，为共同的活动。”
1918年4月14日，是个星期天。酝酿已久的新民学会在岳麓山脚下的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正式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何叔衡等13人，再加上没有到会的李和笙（维汉）、周世钊等人。这样，最初的会员有20多人。会上通过了一个毛泽东起草的章程。学会的宗旨为：“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会章还规定了几条纪律：“不虚伪、不懒惰、不浪费、不赌博、不狎妓。”由此可见，这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团体。成立会上选举萧子升为总干事，毛泽东、陈书农为干事。不久，萧子升去法国，会务便由毛泽东主持。
新民学会是五四时期最早的一个新型社团。它的会章重点强调个人修养，政治性还比较含糊。但不久，毛泽东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会章宗旨。1918年7月26日，毛泽东就新民学会的组织活动问题，写了一封长信给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说：“杨师（杨昌济）东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过是能读其书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说：“兄对于会务，本有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实极其同情，且尤不讳忌嫌疑于政党社会党及诸清流所不敢为者之间。以为清流既无望，心地不纯洁者又不可，吾辈不努力为之，尚让何人去做？此区区之意，相与共照也。”蔡和森还表示，“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看来，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不满足于潜心于学术研究和教育，而要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了，要以拯救天下为己任。他们决心把新民学会建设成一个崭新的政党。
目光远大而又脚踏实地的毛泽东为新民学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20年5月，新民学会趁陈绍休、萧子升等第二批去法国的六个会员和其他六个会员集中在上海的时间，在城南黄浦江边的半淞园开过一次会。这次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对学会的任务、活动的方法、会员条件和入会手续等，作了详尽讨论。会议还决定会址设在长沙，由毛泽东负责总联系之责。鉴于当时国内有些进步团体，作风飘浮，组织涣散，成员思想不一致，缺乏共同奋斗的目标，会议特决定学会态度应当“潜在切实，不务虚荣，不出风头”。“此后还遇会友三人以上，即组织学术谈话会，交换知识，养成好学的风气”。关于入会条件和手续，也作了正式规定：会员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纯洁；二、诚恳；三、奋斗；四、服从真理。”须有五人介绍，评议部通过。由此可见，毛泽东正努力把新民学会办成一个脚踏实地、不事喧哗、有根有叶、多打基础、思想一致、组织严密的团体。
为了发挥学会的战斗作用，在中国革命运动中真正有所作为，毛泽东这时已明确认识到，会员必须有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便无法去旧布新，取得思想和行动的一致。1920年7月，毛泽东在写给北京会员的信中，特别强调了这个问题。他说，新民学会不能“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趋赴”。他在这里所指的旗子，是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因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1919年12月因组织驱张运动，毛泽东两次到达北京，接触并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特别是1920年7月至11月的湖南自治运动的失败，使毛泽东最终选择了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1920年11月底，毛泽东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他把新民学会会员之间的往来通信，编辑成两册，并在信件上写了提要或按语，在12月负责制出来。这是对他和新民学会两年多来思想探索的道路做的一个总结性的回顾。毛泽东在对易礼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泽东、彭璜信的按语中写道：新民学会要开始“从事于根本改造之计划和组织，确定一个发行的基础，如蔡和森所主张的共产党。”
此时的蔡和森正在法国。1920年7月，蔡和森与其他14位留学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在巴黎附近的蒙达尔尼开会，确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在如何进行社会改造的道路上，出现了以蔡和森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萧子升为代表的温和派的争议。会议委托蔡、萧两人将两种意见写信告诉国内的毛泽东等人。
他们两人的信于8月份发出，11月份到达毛泽东手中。萧子升在信中表示“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无强权）普鲁东式之新式革命”。这种革命从教育入手，“以教育为工具”。蔡和森在他的信中则明确提出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之必要方法”；党、工会、合作社和苏维埃是“无产阶级革命之四种利器”；其中，党又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蔡和森认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他希望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12月1日，毛泽东给他们写了一封长达4000字的回信，对他们不同的意见作了明确的选择：“我对于子升、和笙（李维汉）二兄的主张，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
1921年元月1日至3日，在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举行了新民学会的新年大会。毛泽东首先介绍巴黎会友召开蒙达尔尼会议的讨论结果，然后着重就学会的共同目的、达到目的方法、眼下如何着手这三个问题，要大家畅所欲言地展开讨论。
会上，毛泽东积极主张把“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共同目的。同时，他把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归纳为五种；一、社会政治（即社会改良主义）；二、社会民主主义；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四、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五、无政府主义。并明确指出：“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表决结果，年会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
在毛泽东和蔡和森等人的领导下，新民学会成为奉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信仰的革命团体。学会74个成员，早期先后加入共产党约31人，毛泽东、蔡和森、向警予、易礼容、李维汉、罗章龙、郭亮、夏曦等曾担任过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其他有30多人长期从事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同情革命。只有二人后来成为反共分子。实际上，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就是建立在新民学会基础上。
从新民学会的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抱着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来组建社团工作的。正因为他有着“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的宏伟理想，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二、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以大局为重的毛泽东，是能够忍受打击和委屈的。面对党内同志的不理解和打击，他总是极力克制自己，向他们做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等待他们的觉醒。
毛泽东自己曾说过：三次“左”倾错误路线时期给他的各种处分记得起来的有20次，其中得到三次大的处分。这三次大的处分是指：第一次，1927年11月秋收起义失败后被中共中央撤销湖南省委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甚至误传还开除了党籍。第二次，1929年6月在红四军七大上被严重警告处分，前委书记一职落选。第三次，1931年11月全国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他名为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实际上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和前两次挫折相比，他落魄的这段时间最长，断断续续，可以说一直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毛泽东后来说，从1931年到1934年年底，我在中央根本没有发言权。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探索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十年。探索这条道路的代表人物就是毛泽东，而毛泽东的路线并不合当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的胃口，因而毛泽东也就在这十年里经历了他一生中最多的来自中央甚至同事的误解、冷落、排挤和打击，甚至可以说挫折接踵而至。可贵的是毛泽东始终顾全着大局，不计个人得失。
1932年10月3日至8日，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在宁都小源召开，史称宁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受到了“左”倾主义者的猛烈攻击。他们指责以毛泽东为主的前方领导人“表现对革命胜利和红军力量估量不足”，“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批评毛泽东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实行“消极怠工”，把他提出的“诱敌深入”的方针，指斥为守株待兔，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还把他对临时中央指示的正确批驳斥为“不尊重领导组织观念的错误”。
会上有人提出把毛泽东召回后方，专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但周恩来没有同意。他提出了另外两种方案，供会议选择：“一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两种方案都是要留毛泽东在前方指挥战争。但是会上许多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毛泽东见中央局如此不信任他，坚决不赞成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的意见，会议最后通过周恩来提议的毛泽东“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见，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毛泽东不得不忍痛离开他一手创造的红军，但他的心一直在关心着红军的前途。他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诚恳地表示：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简单的话语表现的是毛泽东以革命利益为重的宽广胸怀。
但“左”倾机会主义者不能再让毛泽东指挥红军了。会后不久，中央局就改变了会议决定，调毛泽东回后方，撤销了他红军总政委职务，剥夺了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权。毛泽东后来愤怒地称之为“缺席审判”。
不仅如此，“左”倾教条主义者对拥护支持毛泽东正确路线的人进行残酷的打击。他们开展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批判运动，一大批干部遭到无情打击和迫害。正如当时领导这场运动的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在醒悟后所承认的：“苏区反对罗明路线，实际上是反对毛泽东在苏区的正确路线和作风。”毛泽东的处境极端艰难，他后来回忆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但毛泽东仍从革命大局出发，不去计较个人的委屈，一如既往地操心着党和红军的命运。“左”倾机会主义者虽然剥夺了他的军权，但慑于他在根据地的巨大威信，又不能不让毛泽东工作，于是就让他去专门做政府工作。毛泽东在苏维埃政府主席任上，以服从战争需要为中心，大力整顿临时中央政府各部机构，积极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同时，他时刻也没有忘记红军的战斗。因为战争对根据地的生存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排斥了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军在“左”倾教条主义者的瞎指挥下正日益陷于困境。心急如焚的毛泽东几次向中央提建议，都被轻蔑地拒绝了。1933年11月，出现了一个对红军打破“围剿”很有利的机会：曾在上海奋起进行“一二八”抗日作战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了福建事变。在事变之前，十九路已同红军达成协议，在中央苏区的东部战场闽西、闽北一线实行停战，互派代表，开通边界贸易。为扑灭这股反叛力量，蒋介石不得不下令从进攻中央苏区的战场上抽调10多师开赴福建。中央苏区的危机因而明显得到了缓解，而作为蒋介石战略后方的江浙一带却变得空虚起来。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凭他那特有的敏锐眼光发现了这个绝好机会。他再次不顾自己的艰难处境，毅然向中央提出自己的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轻率地拒绝了。红军也因此失去了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最后机会，不得不于1934年10月开始长征。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中逐渐成熟起来的。作为革命先驱者的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方针、政策在党内一时不能被接受也很正常。毛泽东的伟大也正在这里：一切从大局出发，革命事业重于个人的荣辱得失，坦然面对党内同志的不理解和批评打击。注意党内团结，不凭借自己的威信搞小集团，竭力避免组织分裂。进行说服教育工作，争取支持，等待同志们的觉醒。
三、只谈军事 不谈政治
毛泽东是一个雄才大略的领袖人物。他办事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他在处理任何事情时，都是从非常广阔的范围和背景上考虑问题，而不会局限于狭小的范围就事论事。他能够妥善地处理全局与局部、当前与长远的利益关系，避大害、谋大利，而不计较一时的利害得失。他认为只有胸怀全局的人，才能够恰当地处置其中的任何一件具体事情和环节。只有全局在胸，才能够抓住主要矛盾，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这是毛泽东高人一筹之处。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一次会议。遵义会议是毛泽东竭尽全力促成的。会议的成功在于毛泽东审时度势，正确决策，赢得了与会者的广泛支持，取得了对“左”倾教条主义者的胜利。
1932年10月，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剥夺对中央红军的领导权。在博古、李德的瞎指挥下，中央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实行长征。长征初期，一路上实行搬家式的行军方式，红军行动非常迟缓，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1934年11月，红军在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时受到敌人的夹击，损失惨重，人员折损过半，由出发时的8万多人锐减到3万余人，广大红军将士在血的教训面前，逐渐醒悟到“左”倾路线的军事错误。刘伯承回忆道：
“广大干部眼看自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陷入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增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日益显著，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但掌握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却并没有吸取教训，过湘江后仍坚持沿湘黔边境北上，与贺龙领导的红二、六军团汇合的原定计划。这是一种自投罗网的做法。蒋介石集结了近20万军队，设置四道防堵线，阻止红军沿湘黔边境北上。危急时刻，毛泽东挺身而出，建议部队放弃原定计划，改变战略计划，立即转向西边到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他的建议在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等人的支持下被接受，红军在通道转而西进。
但北上还是西进的争论并没有结束。为争取多数人的支持，毛泽东开始了大量的说服教育工作。王稼祥、张闻天是毛泽东争取的重点对象。毛泽东在行军路上，与同行的王、张二人一起分析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错误，赢得了他们的衷心拥护。张闻天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王稼祥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经过毛泽东的努力，中央政治局在黎平会议上不顾博古、李德的反对，接受毛泽东的建议，决定向贵州西北进军，在川黔边敌军力量薄弱的地区建立新根据地。随后在猴场会议上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这个主张，并取消了以往李德独断专行的军事指挥权。李德靠边站了。这表明毛泽东已获得了中央政治局大多数人的支持，他的权威在得到确认。
但争论仍没有结束。正如周恩来所回忆的：“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形势表明，必须更换“左”倾领导，清算“左”倾错误，才能免遭不断失败的厄运。
1935年1月，红军攻占遵义城，毛泽东、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为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进行了认真的准备。他们决定由张闻天写出一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这个报告的根据，主要是毛泽东的思想，张闻天本人并不懂军事。这个提纲，大体上也就是后来由他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
在会议上，博古在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中，用种种客观原因，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辩护。他强调了国民党军事力量的强大，强调了全国革命力量的薄弱，很少检讨“三人团”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周恩来则在接下来的报告中承认了军事指挥上的重大失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随后，张闻天发言了，他直截了当地指出博古的报告是不正确的，是“机会主义”的，尖锐地批评了博古、李德。紧接着，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指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大转移严重损失的原因，主要是军事上的防御路线，表现为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他用前四次反“围剿”以弱胜强的事实，批驳了博古用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来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作辩护的借口。
毛泽东的讲话获得了热烈掌声，他讲出了大多数指挥员长期郁积在胸中的话。在连续三个晚上的激烈辩论中，20名与会者除一人支持博古、李德外，其余人都站在毛泽东一边。会议决定取消原三人军事团。会后不久，组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掌握军事指挥权的新的三人小组。
按照会议的决定，张闻天根据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指出，“军事上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
会议没有批评“左”倾政治路线错误，尽管“左”倾政治路线是导致中央红军失败的根本原因。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和纠正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但毛泽东很有策略地说这次着重解决军事路线问题，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集中火力批评“左”倾军事路线错误，而把对“左”倾机会主义政治路线问题搁置起来，是他权衡全局走出的一着高棋。当时红军的存亡问题压倒一切。毛泽东抓住这个首要矛盾，也就抓住了绝大多数指战员的心。只提军事问题，不提政治问题，打击面就主要集中在李德、博古身上，有利于团结大多数人。遵义会议没有去解决政治问题，并不表示毛泽东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是他认为还不是时候，当时王明的危害还没有充分暴露，又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使人一时不易识破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过早地发动斗争，就会造成党和军队的分裂，于大局不利。
遵义会议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它的成功是与毛泽东的正确策略分不开的。
四、不同意开除张国焘的党籍
1935年9月9日，右路军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叶剑英秘密地给毛泽东送来一份电报，上面赫然写着：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这份电报是张国焘发给陈昌浩的，被叶剑英不经意间提前看到了。事后被毛泽东称赞为“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当机立断，暂时藏下电报，立即赶往中共中央驻地巴西向毛泽东报告。这份电报明显地暴露了张国焘的野心：挟持中央、分裂和危害中央。眼看着红军内部可能发生自相残杀，党中央和毛泽东面临着一场巨大的危机！
1935年6月，长征中的红一方面在四川懋功县与红四方面军会师。这本是一件有利于红军开创新局面的大好事。然而张国焘与党中央在今后战略方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他害怕国民党力量的强大，一味往川康边境退却，反对中央北上创建川、陕、甘根据地的正确方针。张国焘权力欲极强，他以为自己领导的红四方面军人数多，于是向党伸手要权，对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甚至公然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与他进行了坚决斗争，迫使他几次同意了党中央的决定。不过军阀习气重的张国焘依然我行我素。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进行了重新编制，整个红军分左、右两路；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团（改为第一、三军）和红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组成，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总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二军和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改为第五、九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和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
是时，右路军已历尽千辛万苦，胜利地穿过草地，到达了巴西一带，正等候着左路军前来会合。在中央的一再催促下，出尔反尔的张国焘9月初才命令红五军出发北行，但紧接着又下令红五军全部返回阿坝。他的分裂活动越发明显。他一面致电左路军驻马尔康地区的部分，要正在北上的军委纵队移到马尔康待命，如其不听，则将其扣留；一面致电右路军中的陈昌浩、徐向前转中央，再次表示反对北进，坚持南下，并称“左右两路军决不可分开行动”。直至9月9日这天，他背着中央密电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所谓“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即武力解决之意。
幸好该电报被叶剑英碰巧看到了。临危不乱的毛泽东看过电报后，迅速抄下该电报的内容，然后让叶剑英迅速带着电报返回去，以免惊动陈昌浩。紧接着他与中央其他领导人进行了紧急商量，决定为贯彻北上方针，避免红军内部可能发生的冲突，立即率一、三军团连夜转移，脱离险境，同时以中共中央名义致电张国焘，严肃指出：“右路军南下电令，中央认为是完全不适宜的。中央现恳切地指出，目前方针只有向北是出路，向南则敌情、地形、居民、给养都对我极端不利，将要使红军受空前未有之困难环境。中央认为北上方针绝对不应改变。左路军应速即北上”。
9月10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率一、三军团悄悄出发北行。天明时，四方面军副参谋长李特带领红军大学的一个学生团和部分红四方面军战士，高举着“反对毛泽东逃跑”的标语，追了上来，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据当时在场的伍修权后来回忆说：“他（指李特，引者注）大喊：‘原来四方面军的同志，回头，停止前进！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毛主席劝阻他，他就同毛主席吵架。”“毛主席还是规劝、开导他，说北上的方针是中央政治局决定的。但李特就是不听，强拉原四方面军的同志跟他走。”“当时有的同志对李特的行为很生气。毛主席还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一场危机终于过去了。
9月12日，党中央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首先作关于与四方面军领导者的争议及今后战略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揭露了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的错误。随后讨论对张国焘错误的处理方法。在讨论中，有人提出开除他的党籍。对此，毛泽东表示坚决的反对，他说：我不同意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做法。张国焘的错误是严重的，对他作出组织结论是必要的，但不一定马上就做。因为这关系到团结和争取整个四方面军的问题。你开除了他的党籍，他还是统率几万军队，蒙蔽着几万军队，以后就不好见面了。我们应尽一切可能争取四方面军北上，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面对张国焘明显的分裂和反党活动，毛泽东沉着冷静，竭尽全力避免了红军内部的可能冲突。在处理张国焘的错误时，他胸怀宽广，着眼于全党团结的大局，不过为己甚。他相信广大红军将士会最终认识到谁是谁非，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觉醒。无怪乎历史最终选择了毛泽东。与胸襟广阔的毛泽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国焘。极端自负而又心胸狭窄的张国焘，在1935年10月5日，于四川北部的卓尔碉（今马尔康县东南），悍然宣布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他还以他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会及党籍！
毛泽东关于不马上给张国焘组织处理的决定是英明的，为以后红一、二、四三个方面军最终会师留下了机会。
五、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
毛泽东认为局部与全局是相对的。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局限服从全局，办事应遵循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就是一个很好的注解。
1936年冬，蒋介石督逼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进攻陕北红军，带着一帮国民党军政要员亲自来到了西安。但是，当时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全国抗日运动日益高涨，在这一运动推动下，东北军和西北军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剿共”政策非常不满，张学良和杨虎城也很不情愿再打内战。在中共的争取下，到1936年秋，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形成了“三位一体”，建立了西北抗日统一战线。因此，面对蒋介石威逼，张杨二人几次向蒋介石进行苦谏，希望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可是蒋介石却一意孤行，严厉训斥他们，逼迫他们动手“剿共”。张杨二人忍无可忍，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及其十多名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沈钧儒等七君子，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十年“剿共”屠杀了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而对日本的侵略，却妥协退让，使大片河山沦入日寇之手。因此，无论对他进行怎样的惩罚都理所当然。但局势是复杂的。日本帝国主义者阴谋把事变引向国民党同张学良、杨虎城、共产党之间的大规模内战；英美帝国主义则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赞成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苏联虽对事变持否定态度，但坚决主张事变“迅速和平解决”。南京政府内意见分歧，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极力主张讨伐张杨，欲置蒋介石于死地，自己取而代之；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亲英美派，则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积极寻找营救蒋介石的途径。两派明争暗斗激烈。各地方实力派和各种政治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宣言，阐明自己的立场。内战危机迫在眉睫。
在事变发生的当天，张杨二人就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来电报，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前去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蒋的善后事宜。
事出突然，情势危急。在这紧急时刻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经过反复讨论，于12月19日作出明确的决定；对西安事变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党中央的决定是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的。他们困惑不解。为了使根据地广大干部、战士和群众，对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方针有个明确的认识，毛泽东专门到红军大学作了一次报告。
他分析了西安事变的两种可能发展前途；一是引起新的大规模内战，推迟抗日的发动。另一是和平解决，结束内战，使全民族抗战早日实现。第一种前途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亲日派所欢迎的。他们巴不得中国内部大乱，以便收“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之功。第二种前途是我们应该争取的。
为什么不杀蒋而放蒋？毛泽东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说，放蒋并非蒋无可杀之罪，而是情势使然。处理事情，应掌握局部与全局的关系。现在的局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我们的首要任务就是抗日救亡。在这种情况下杀掉蒋介石，正中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的下怀，国民党的亲日派正打着“讨伐叛逆”的旗号，纠集军队开赴潼关，进逼西安，扬言要炸平西安，阴谋用这种手段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大打内战，必然给日本帝国主义一个最好的侵略机会，其结果，中国很有可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仅仅从我们党的私仇出发，杀蒋介石来解恨，忘记了民族危亡这个大局，我们就不配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我们共产党就要以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不记私仇，以德报怨，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动政策，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是一个无比正确的政策，蒋介石被迫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接受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西安事变因此得到和平解决。这一事变的正确解决意义巨大。毛泽东对此作了准确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共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
中国早就有“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的古训。当日本逐渐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之时，中国的抗日呼声日益高涨，蒋介石却还在顽固地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结果落得个自身被囚的下场。这充分说明抗日救亡是大势所趋，搞窝里斗是行不通的。毛泽东比蒋介石高明的地方在于，他能准确地认清时代潮流，从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这个大局出发，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党派利益之上。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一切爱国者的心愿。谁认识得越清楚，谁就能越掌握主动权，赢得民，赢得天下。
六、政治上取全面攻击 军事上取守势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9000余人从皖南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然遭到8万余国民党军队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新四军将士虽奋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除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被俘、失散或牺牲。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遇难。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新四军，将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顶点。
该不该与国民党决裂实行全面反击呢？毛泽东此刻非常冷静。他认为我们不能怕决裂，要采取强硬的态度，实行全面的政治反攻，军事上要做好充分的准备，但不能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1月17日，毛泽东根据刘少奇的建议，最终确定了“政治上取全面攻击，军事上取守势”的方针，以彻底粉碎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中共中央为反击蒋介石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做了周密的部署。1月18日，延安《新华日报》发表了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痛斥蒋介石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呼吁一切爱国军民同胞，全世界同情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公正人士，“与我们站在一条战线上，反对少数亲日分子及民族败类，打破他们的内战外和、投降卖国的无耻阴谋。”
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毛泽东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同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份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共产党关于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1月17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遵照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指示，各抗日根据地军民严阵以待，并纷纷发出通电，强烈声讨顽固派破坏抗战的罪恶行径。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同国民党顽固派展开谈判斗争，并在宣传战线进行了猛烈攻击。
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以民族利益为重的正义自卫立场，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支持。各界人士、各民主党派纷纷致电、致函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呼吁团结，反对分裂。国际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不仅苏联表示反对，美英等国也很不满意。
国内外舆论的谴责，共产党的强硬态度，使蒋介石不得不收敛反共活动。1月26日，蒋介石在国民党纪念周上发表演说，极力缩小皖南事变的范围，称之为“完全为整肃军纪，当然不牵涉其他问题。”对此，毛泽东估计蒋介石会调整政策，谋求与共产党妥协。因此，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方针应该是：政治方面，继续攻势，坚持“十二”条，在适当条件下不拒绝妥协；军事方面，不向国民党军队主动攻击，但不松懈准备。
蒋介石为了摆脱政治上的尴尬局面，决定于1941年3月1日召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企图通过诱骗中共参政员参加会议来掩饰其破坏国共合作、瓦解抗战营垒的罪行，缓和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各民主党党派也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
为击破蒋介石的阴谋，争取中间派势力，3月2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致函国民参政会，提出临时解决办法12条，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这12条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者家属；十、发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
前后两个十二条，最大的变化是中共不再追究国民党皖南事变制造者的罪行，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宽广胸怀。但蒋介石还是不愿答应。毛泽东遂指示中共参政员决不能无条件参加参政会。蒋介石的企图因此落空了。内外交困的蒋介石不得不退却了。他在共产党参政员缺席的第二届参政会不得不表示：“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大规模反共高潮被打退了。
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似乎表明国共关系已经破裂。但毛泽东仍从民族最高利益出发，尽力维护团结抗战的局面。然而毛泽东等人也知道只有通过斗争才能达到团结。蒋介石就是从共产党以往为抗战大计所作出的退让中，错误地认为共产党怕国共关系破裂才日益放肆起来的。毛泽东洞察蒋介石的阴暗心理，在政治上大力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向全国、全世界揭露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面目，确实是击中了蒋介石的要害，迫使他不得不收敛反共行径。军事上，毛泽东保持极大的克制，不实行“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报复政策，使得国共合作共同抗战的大局得以存续下去。
七、暂不收回香港、澳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广州后，面临与帝国主义利益密切相关的香港、澳门问题。根据对香港、澳门问题的长远考虑和反封锁的需要，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并没有挥军予以解放，而是多次阐明对香港和澳门问题的基本立场：香港、澳门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香港、澳门问题属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中国政府主张在条件成熟时，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在未解决前，维持原状。
《共同纲领》第55条款规定对清政府及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款和协议所采取的立场是，“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订、或重订”。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时，新生的人民政府领导人反复宣告，新中国将审查中国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且根据其内容做出不同的处理。
香港是英国在中国侵占的一块殖民地。1840年英国发动第一次鸦片战争，1842年迫使无能的清政府签订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其中第三款规定：英国“永久割占香港”。1860年，英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迫使清政府签订《北京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英国“永久割占九龙半岛”。1898年英国又强行与中国签订《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整个九龙半岛及附近200多个大小岛屿（后称新界）租为军事基地，租期99年。
就是这三纸条约使香港被英国占领。香港原本是荒凉的边岛，商船大多停泊广州，这里只能作输出劳工的中转站。后来制定了自由港的政策，廉价招商和拍卖土地建房，才慢慢城市化；背靠大陆，招纳四海，香港才迅速繁荣起来。
澳门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6世纪，葡萄牙殖民主义者借口晒水浸货物，强行将澳门霸占。自明代起澳门就是华洋贸易港埠，通向东南亚的口岸之一。
毛泽东对香港、澳门问题是有过长久思考的。1946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回答西方记者哈默关于中共在香港问题的态度如何这一问题时，就说过：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1949年2月，毛泽东与斯大林派来的代表米高扬会谈时，又谈到了香港、澳门问题。毛泽东说，关于解放战争的发展，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需要采取另一种较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需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随着革命战争的胜利发展，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了敌视、孤立、封锁的政策。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国际形势经过仔细研究后，从长远目标出发，对香港、港门做出“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定下“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并首先通过香港《文汇报》发表题为《论中央关系与香港的前途》的社论，透露了新中国领导人对香港的战略考虑：香港正遇着最有利形势，新中国开始建立以后，贸易将空前高涨。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运之前惶惑起来，不积极对新中国采取友好措施，这将是历史性的不智。
香港总督葛量洪敏锐地理解了新中国领导人的意图，认为新中国不会急于收回港澳，为中国在华南地区留下两个保持“中立”的港口，自会有妙用。
维持港澳的妙用究竟何在呢？周恩来曾对此有过明确的说明。据南山、南哲主编的《周恩来生平》一书所载，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到北京请示工作时，周恩来根据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意见，曾做出过这样的指示：
“我们对香港的政策是东西方斗争全局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维护其资本主义，英国占领不变，是不能用狭隘的领土主权原则来衡量的，来作决定的。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从长期的全球战略上讲，不是软弱，不是妥协，而是一种更积极主动的进攻和斗争。”
“香港留在英国人的手上，我们反而更主动。我们抓住了英国人的一条辫子，我们拉住了英国，使它不能也不敢对美国的对华政策和远东战略跟得太紧，靠得太拢。这样我们就可以扩大和利用英美在远东问题上对华政策的矛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对我们大有好处，大有用处。我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支持我们的反美斗争，支持我们的国内经济建设。”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是我们通往东南亚、亚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将是我们的了望台、气象站和桥头堡。它将是我们突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我们实行封锁禁运的前沿阵地。近年来的发展证明，我们在解放全国时留下个香港是正确的。”在这里，周恩来把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在处理香港问题的思路说得很清楚。它也完全适用于澳门。我们不能不佩服毛泽东在处理重大问题时的远大目光。在美国和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采取封锁、禁运的情况下，香港和澳门作为特殊窗口，便利于新中国对许多紧缺的物质购买，为新中国粉碎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封锁发挥了巨大作用。
不仅如此，香港、澳门凭借其特殊经济地位，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基地。新中国通过香港、澳门吸收外资，争取了大量宝贵的外汇，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八、爱国一家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毛泽东想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但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便趁机派兵进驻台湾，充当起国民党的保护伞，进军台湾计划被迫放弃。蒋介石也曾想借朝鲜战争卷土重来，再返大陆，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既打伤了美国的脚，也扫了蒋介石的兴。“五年成功”的狂想终于成为一枕黄粱。大陆与台湾就这样形成了军事对峙的局面，国家的不统一真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实现大陆和台湾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既定目标和方针，也是全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以及海外中国人的殷切心愿。从祖国统一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大局出发，毛泽东决定和台湾当局实行谈判，实行国共第三次合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1956年1月，毛泽东向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出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他说，还是和为贵，都是中国人，“爱国一家，不分先后，以诚相见，来去自由”。毛泽东的这些话是托章士钊先生专程到香港转达的。在那封以中共中央名义签署的信中明确指出：除外交之外，一切人事、军事、政治的权力和管理，均由蒋介石管理。那时台湾的新闻媒体都正处在大肆鼓噪说共产党挖了蒋家的祖坟。因此，这封信的最后还专门写明“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
1956年7月16日，香港著名记者曹聚仁来到北京。曹当时名噪海外。他是章太炎大师的高足，又是鲁迅先生的好朋友，担任过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者。蒋经国在赣南主政时，邀请他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关系甚好。这种特殊的身份，使他在国共两党之间左右逢源。
周恩来在接见曹聚仁时再次表达了中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意愿。他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军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的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交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
接着毛泽东亲自接见了曹聚仁，具体阐述了台湾回归祖国的问题。他说：“台湾如果回归祖国，照他们（蒋介石等）自己的方式生活，水里的鱼都有地区性的。毛儿盖的鱼到别的地方就不行。”他还表示说：“蒋介石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根还是他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他的一套。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这些思想周恩来把它们归纳概括为“一纲四目”，即台湾必须回归祖国（“一纲”）；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由蒋介石决定；所有军政乃至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由中央拨付；台响应中共和谈倡议。宋宜生这位有良心的中国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十年天地干戈老，再造山河是英雄。
然而蒋介石还不够英雄，他缺乏毛泽东那样宽阔的胸襟。当接到许孝发呈上来的报告时，蒋介石不由得勃然大怒，骂道：“娘希匹！他把共产党说得那么好，半个月就被赤化了。”随后吩咐许孝发告诉宋宜生，不必回台湾了，就留在香港算了，将“立法委员”的薪饷寄给他。此次和谈试探，就此中断。
毛泽东为实行国家统一所谋求的国共第三次合作虽没有实现，但他所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一纲四目”思想却影响深远，为邓小平构建“一国两制”思想提供了直接依据。
九、我们搞“两个万岁”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民主党派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问题。长期以来，各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在1956年以前，各民主党派就其阶级属性而言，大体上都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或小资阶级及其他社会成分的政党。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将不复存在，他们的大部分成员将变成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一部分。自然地，党内外都有人对民主党派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产生了疑问。这是一个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大问题。
1956年4月间，毛泽东就此问题对34个中央部门进行了调查，肯定了民主党派存在的必要性，并决定把“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作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主义时期相互关系的指导方针。
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在讲话的第七部分，毛泽东专题论述“党与非党的关系”。
毛泽东首先肯定了民主党派的存在，他说：“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接着，毛泽东指出允许民主党派存在的理由。他说：“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现在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
“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确切地说，毛泽东在这里讲的是“党与党的关系”，或者说是“共产党与其他党的关系”。在毛泽东看来，这种新型的政党制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式的多党制，又不同于苏联式的一党制。毛泽东尽管讲要学苏联，要向苏联“一边倒”，但一直在考虑如何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创立中国自己的政党制度。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时，进一步阐述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他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这一时期，毛泽东还讲过：我们搞两个万岁，共产党万岁，民主党派万岁。
在社会主义新时期里，实行“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多党合作制度，是毛泽东从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这个大局出发所作出的英明决策，而它本身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富有创造性的一部分。
十、审时度势 打破中美僵局
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历届政府都采取敌视新中国的政策。1950年6月美国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兵开进台湾并控制了台湾海峡。此后，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出发，对新中国采取孤立、封锁、遏制和不承认政策，阻挠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的恢复。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同美国帝国主义的这种侵略扩张行径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朝鲜战场上，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得美军不得不签订停战协定。1958年夏秋，毛泽东亲自部署炮击金门，给美国帝国主义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挑衅活动给予了有力的打击。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又领导中国人民用各种方式支援越南人民，开展抗美援越斗争。因此，直到60年代末，中美关系一直是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之中。当然这种结果并不是中国人民所愿意的，而是美帝国主义所强加的。
60年代，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苏这两个昔日的盟友关系竟恶化到接近战争边缘。这种局面主要是苏联在国际事务中蛮横奉行大国沙文主义和霸权主义所造成的。自50年代末中苏关系恶化以来，苏联在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政策。1969年3月，苏联两次侵犯中国领土珍宝岛，酿成流血冲突。同年8月，苏联在新疆铁列克钦又袭击我边防军，并扬言对中国的核设施实行“外科手术”。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宣布“要准备打仗”。
苏美已成为中国最严重最直接的威胁。
苏联关系也发生了逆转，由美攻苏守变成了苏攻美守。此时的美国正在越战这个泥潭之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同时还要对付苏联这个非常强大有力的咄咄逼人的竞争者，感到十分头疼，无可奈何不得不寻求新的出路。
密切关注国际风云的毛泽东审时度势，决定打破中美僵局，联美抗苏。
早在1967年，毛泽东就注意到，准备竞选总统的尼克松发表了一篇题为《越战之后的亚洲》的文章，其中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从长远来看，我们简直经不起永远让中国留在国际大家庭之外，来助长它的狂热，增进它的仇恨，威胁它的邻国。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亿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之中。”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后认为，如果尼克松上台，美国有可能改变对华政策，并让周恩来等人也阅读了这篇文章。
不出毛泽东所料，尼克松上台后果然在对华政策方面有了改善关系的意向。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其总统就职演说中有意识地针对中国说道：“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这段话进一步引起毛泽东的注意。为准确把握急剧变化的国际局势，他让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组成一个小组，专门研究国际形势、美国的政策、中美关系发展的可能性和前景以及中美关系发展的障碍。经过细致周密的分析，最后大家一致认为从长远的国际战略格局考虑，打开中美僵局是必要的，并建议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作出积极的反应和调整。
1970年2月，根据我国的建议，中美双方在华沙开始举行大使级会谈，后因故中断。
1970年8月，毛泽东批准同意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夫妇访华，并由周恩来安排。这是斯诺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第三次访问新中国。10月1日，毛泽东引人注目地在天安门城楼亲切接见了斯诺，并与他站在一起检阅了国庆游行队伍。用毛泽东的话说，他这是在“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同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他的书房里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一次毛泽东明确发出了邀请尼克松来华的信号。
毛泽东向斯诺透露：“外交部要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让来。为什么右派要让来？就是说尼克松，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要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是不行的，在现时要跟尼克松解决。”毛泽东又进一步解释说：“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来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做旅行者来谈也行，当做总统来谈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的。我们也要作自我批评，就是讲我们的错误、缺点了，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
1971年4月10日，参加完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应邀从香港通过罗湖桥来到中国进行访问。这一邀请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的震动，被誉为“小球推动世界大球”的外交创举。对他的这一决策，事后，毛泽东是这么解释的：“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
经过一番紧张而周密的准备工作，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乘坐波音707专机来到了北京。当日下午，大病初愈的毛泽东立即会见了他。宾主双方认真、坦率地交换了意见。尼克松一行在中国逗留了8天。这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对一个外国所进行的最长的访问，也是有史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在与美国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里进行谈判。2月28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著名的《中美联合公报》，即上海公报。中美两国长达23年的敌对状态宣告结束。从此，开始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毛泽东亲手打破中美关系僵局，充分显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宏伟气魄。后来，邓小平在谈到毛泽东在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时，感慨地说道：“毛泽东同志在他的晚年还提出了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并且亲自开创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的新阶段，从而为世界反霸斗争和世界政治前途创造了新的发展条件。我们能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着手进行四个现代化建设，不能不铭记毛泽东同志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