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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买下阿道汽车修配厂
信誉就是财产，有信誉就有一切。办企业要讲信用，我想办一个大韩民国第一的建设实体。这是我多年的梦想，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哪怕千难万险也要竣工！——郑周永
1939年年底，关掉京一商会时，郑周永的手里剩了大约1000元。手里有钱，他总想做点事。郑周永就开始考虑做什么最能赚钱，赚大钱。
1940年初，郑周永又来到汉城谋生。
有一天，郑周永恰好遇到了两个熟人，一个是京城工业社的发动机工员李乙学，一个是工厂的勤杂工金明贤。他们说，在北阿岘洞山坡有一个日本人开的“阿道服务”汽车修理厂，由于经营管理不善，日本人想要卖掉工厂。
李乙学对郑周永说：“汽车修配厂投资不大，但盈利颇丰，值得一干。而且我还可以负责招集技术人员。”
郑周永认为机不可失，立刻着手准备买下这家工厂。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钱。郑周永请人初步计算了一下，买进这家工厂就需要3500元，再加上其他一些费用，一共需5000元钱。到哪里能筹集到这么大一笔钱呢？
郑周永想来想去，找到了三昌精米厂的老板吴润根。吴老板一听郑周永要用钱买厂，二话没说，就借给郑周永3000元钱。郑周永又向当年一同来汉城的吴寅甫借了500元。这时，李乙学又和金明贤凑了500元，算是与郑周永合资购买工厂。
1940年3月1日，郑周永与日本人签订合同，用3500元买下了这个汽车修配厂，并在当日办好审批，开始营业。
李乙学是远近闻名的汽车通，许多人慕名前来修车。开业第二天，就有“日进氮素矿业公司”的两辆大卡车送来修理。紧接着，又有一辆掉进江里的私人车也送来修理，甚至当时的权贵尹荣德的一辆高级小轿车也送来检修。
开业20多天，几乎昼夜不停地干活。郑周永对汽车一窍不通，修车也帮不上忙，只好站在厂门口迎接前来修车的客户。他就像饭店门口的招待一样，一边鞠躬，一边大声地迎接客人：“欢迎光临！您来这儿来对啦，我们这儿的技术是一流的。一辆崭新的车会等待您的，会叫您一百个满意的，把心放到肚子里去吧！”
郑周永当时住在岘底洞的一个小山丘上。郑周永在汉城学会计时曾住在这里，婚后的蜜月也是在这里度过的，对这个地方很有感情。他自嘲地对妻子说：“我们家是全汉城离老天爷最近的地方。”
虽然这个地方离修配厂有很远一段路，可是，郑周永还是不愿意搬走。从他住的地方到工厂，坐车只要5分钱，可是郑周永从来不坐车，不管多远的路，都是靠一双脚。他每天早早就起床赶到厂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直至半夜才能回家。
生活虽然艰苦，生意却越来越红火。很快工厂就由赤字变为盈利，半月多一点就已偿还了一半的借贷。
3月20日晚上，郑周永跟着两个技术工学上漆，干到很晚才结束。郑周永没有回家，就睡在了值班室。第二天早晨，他想烧点水洗脸，顺手抓起了旁边的信那水倒进了火炉里，火焰一下子蹿了起来，顺着信那水一下子烧到了信那瓶上，郑周永本能地把它丢了出去，这引起了一场大火。无情的火烧掉了厂房，也毁掉了正在厂里修理的几辆车。
郑周永望着被烧毁的厂房，呆住了。买这个工厂的钱才还了一半，现在又要赔偿被毁掉的汽车，这可怎么办呢？
发生火灾以后，郑周永被龙山警察署抓去接受了严格的调查，后来警察说：“经调查，这火不是故意放的，况且只是烧掉了工厂，没有伤人命，现在把你放了吧！”
时间不允许郑周永伤心，他想：“我决不能就此倒下去，不能受了一点挫折就结束我的事业。”
为了尽快地恢复工厂，重新开工，郑周永只好再次向吴润根求助。吴老板是个高利贷商人，可是对郑周永，却是例外。这是因为郑周永多年来在吴老板处已建立了牢固的信誉。
郑周永来到吴老板的住处，对他说：“灾从天降，一场大火，烧毁了厂房。如果我就此倒下，那借您的钱也还不上了。我想重新开张，请您务必再借些钱给我。”
吴老板一声不吭，静静地瞅着郑周永，过了一会儿笑着说：“我是一个高利贷商人，我一直是只凭信用借钱给人家，而且到今天为止没有一次收不回的，这也是我的骄傲。好吧，我如果没有看错的话，你还是很讲信用的人，我绝不会乘人之危把钱抽回来。希望你不要给我的有生之年留下被骗的污点。”
郑周永捧着从吴老板处借来的3500元钱，眼睛湿润了。他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信誉就是财产，有信誉就有一切。”
工厂被毁，对郑周永的打击很大，重新修复工厂，遇到的麻烦更多。可是郑周永回到家里从来什么也不说。因为，贤惠的妻子已经给了他一个幸福温暖的家，还怎么能够忍心去破坏每天暂短的温馨时光呢！
第二天，郑周永就开始准备重建新厂。他本打算在原来的地方重新将工厂修复起来，可当局不允许在发生过火灾的地方再建工厂。
郑周永只好另外寻找厂址，他领着50名工人，到处查问，最后在新设洞找到了一块空地。
新厂址找到了，在没有经营许可证的情况下又开始营业。当时在汉城，除了“阿道服务”修配厂外，还有“庆圣服务”和“庆圣工业社”两家规模和设备都优于“阿道”的汽车修配厂，行业间的竞争相当激烈。
汉城市的小轿车数量有限，算上旧日的王室贵族、日本总督府内局长以上的高官，以及日军司令部的车，总共也不超过20辆，另外就是为数极少的大银行、大公司有轿车。
郑周永摸清了这一情况之后，制定了招揽生意的方针，就是一个字：“快”。那些达官显贵们对修车的要求也是一个“快”字。其他厂10天能修好的车，郑周永他们3天就能交货。他们的收费自然要高一些，可是因为满足了有钱人的要求，所以生意越做越火。
郑周永准备大干一场，好还掉新旧债务。可是，由于在新设洞建厂时没有得到当地派出所的同意，派出所的巡警找上门来了。警察说：“要么立即关掉工厂，要么抓你坐牢。”
郑周永想：“就是死也不能解散工厂。”要像臭虫那样锲而不舍地努力，就一定会成功。
“臭虫”精神是郑周永在仁川做工时总结到的。当时因环境不好，工棚里有许多臭虫，为了躲避这些小动物们的袭击，郑周永用尽了心机。他先是用热水把床板彻底地烫一遍，然后，再在木床的4条腿下分别放上4个盛满了水的盆。这个方法果然见效，臭虫们不等挨近郑周永就纷纷掉进盆里淹死了。
郑周永开心地欣赏着自己的杰作。可是好景不长。郑周永只睡了两个晚上的安稳觉，第三个晚上他又被可恶的臭虫咬醒了。郑周永起来一看，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些聪明的小昆虫在连续两个晚上的失败后，改变了进攻路线，它们全都集中在天棚上，对准了郑周永的床奋不顾身地往下跳……
哈，这小东西太可爱了。郑周永简直有些崇拜这些聪明的臭虫了，它们为了达到目的锲而不舍的做法启发了郑周永。
郑周永一边继续经营汽车修配厂，一边不停地带着礼品拜访东大门警察署的保安警长近藤。
起初，这个日本人既不收礼，也不答应给郑周永他们开办厂许可证，弄得郑周永也不知怎么办才好。
后来，郑周永干脆什么东西也不拿，每天准时到派出所报到，找近藤求情。
一个月以后，这个日本人被郑周永的韧劲所感动，终于开口说话了：“我算服你了。本来我可以拘留你的。未经许可私自建厂是违法的，但你每天都来，又没做什么坏事。只是违反了法规，这也是事实。这样吧，也算是维护一下警察的面子，你机灵点，把工厂朝大路一边用木板墙围上，再补办个手续吧！”
通过这件事情，郑周永得出的结论是：做事情不要相信命运，更不要怨天尤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如果一个人有不怕死的精神，那么任何事情都难不倒他。
有了东大门警察署的默认，郑周永就可以安心经营了。白天，他到处转转，尽可能地多认识人，积极地上门接单，收取修理费。晚上，和其他职工一起吃饭，一起干活，手上沾满了油，通宵达旦地工作。不久，他就几乎完全掌握了汽车内部零部件的构造及其功能，也学到了很多汽车专业知识。
不久，郑周永在新设洞的工厂附近买了一幢房子。他的事业红红火火，要求修理的车辆接连不断地找上门来。他们忙得团团转，挣的钱也越来越多。借的钱早已连本带利地还给了吴润根。
一晃3年过去了，小小的“阿道”汽车修配厂给郑周永带来了极大的利润。
可是，到了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1942年，日本当局公布“企业整备令”，并强制将所有企业纳入军需企业之中，凡是能够换成钉子、铁丝、铁板等军需品的一切物资，全部由朝鲜总督府来统管。
1943年年初，郑周永的“阿道”被强制性地与当时的“日进工作所”合并。企业被合并后，李乙学和金明贤把股金抽走了。
后来，郑周永看到与日本企业合并，自己也不可能有大发展，随后也离开了“日进工作所”。
1943年，郑周永离开了倾注大量心血的汽车修配厂。回到家乡后，得知二弟仁永、三弟顺永可能会被日本军队征去当兵。
郑周永经营汽车修配厂时，认识了资产银行行长，听说他的儿子创办了“宝光矿业株式会社”，他就去求情让两个弟弟在他们矿山上干活，因为这样可以免除兵役。
后来，郑周永又听说，黄海道遂安郡笏洞急需汽车将矿石运走，郑周永也有办个运输公司的想法，于是双方商定，郑周永承包了把矿石运到平壤船桥里的业务。
5月，郑周永签订了承包合同之后，向该公司交了30000元的保证金，自己出钱买了30辆新卡车和10辆旧车。
这条130多千米的路况非常糟糕，许多地面险象环生，而日本公司又要求得相当严厉，矿务所的所长和他当管理负责人的同学没事总挑毛病，一会儿说装多了，一会儿又说装少了，一会儿又说为什么把矿石撒到路上……横挑鼻子竖挑眼。
为了保住车队不被征用，保住这份产业，也为了两个弟弟不被抓去当兵，郑周永全都忍下了。
1945年5月15日，与合作不到一年的日方各种纠纷不断，郑周永的忍耐终于达到了极限，他觉得再辛辛苦苦支撑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于是就把车队以及合同转让给了别人。他自己带着转让车队的钱和保证金回家了。
3个月后，日本战败投降，日资产业全部关闭。那座矿洞也变成了废矿，在那里工作的日本人全被苏联红军抓去当俘虏了。
幸亏郑周永抽身得早，否则，几十万的心血就全白费了。郑周永将这说成是“神”的庇护。
第二节 成立现代建筑株式会社
1948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也结束了对朝鲜长达36年的殖民统治。
5月，郑周永来到美军兵器库，承包了那里更换吉普车发动机以及汽车维修的业务。当美军拍卖资产时，郑周永又看准时机，买下了位于汉城中区草洞106号的一块地皮。这是一块杂草丛生的荒地，原有的几间房屋早已被拆掉。
郑周永在无业状态下持续了整整一年。早在1941年，郑周永就把父母从家乡接到了汉城，半年后，就为仁永和顺永举办了婚礼。结束矿石运输业两个月前，他还把上学而留在家乡的四弟世永和五弟信永都接来了。加上三弟郑顺永、妹夫金永柱等，兄弟5人和父母、孩子们，一家20口人住在敦岩洞一个狭小的瓦房里。这座瓦房是郑周永在经营新设洞汽车修配厂时购买的。
经过几个月的修整后，郑周永和妹夫金永柱、三弟顺永，以及同在矿山做工的崔基浩、同乡吴寅甫，还有技工，共计10多人，就在买下的那片空地上建起了自己的厂房，1946年4月挂上了“现代汽车工业社”的牌子。
朝鲜光复后，长期流亡在外的韩国人大批返回汉城，许多商人也趁机来到汉城。汉城人满为患，对各种物资需求大幅增加，物价上涨飞快，从1945年至1948年，物价指数上升近10倍。
商人们为了赢利，将大批物资运往汉城，在通往汉城的公路上，各种车辆川流不息，一时间对汽车的需求量也大增。1945年8月，韩国仅有汽车4500辆，而到1947年的3月就增至9000辆。
郑周永及时抓住了这个绝好的发迹机会。当时有许多旧的日本汽车需要改装，比如说，将货车的载重量从1.5吨扩大至2.5吨。而且由于汽油紧缺，将汽油车改装为木炭车或炭化物车的业务特别多。
由于业务量不断增加，不到一年，现代汽车工业社就由当初的30人发展至80人。
但是，就在6月28日，郑周永的父亲去世了。父亲是郑周永生平最大的恩师，他的去世使郑周永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他好长时间都感到无限空虚，彷徨不定，不知所措。
他暗暗悔恨：“如果知道父亲这么快就离开人世，那他就不会只顾着忙生意。每天晚上应该早早地回家，拿出最好的饭菜、最好的水果、最好的食品、最好的衣服，更好地孝敬他老人家。”
事业越发展，郑周永就越怀念父亲，他总是在想：“如果父亲活着该多好！”
当时，无论是建设业还是汽车修理业，绝大部分项目都出自政府或美军。美军为了扶植朝鲜企业，规定了向企业拨一定款项、帮助企业发展的政策。
郑周永主要经营的是汽车修配，即使再求情找关系，也只能弄到30万至40万元的军政府财政支持。而他有一天发现，一个普通的建筑公司的人，一次就能获得上千万元的政府工程支助。
郑周永动心了：付出同样的劳动，为什么收入却这么悬殊？别人能做的事情我也能做。
于是，1947年5月25日，郑周永在现代汽车工业社的旁边又挂上了一块牌子：现代土建社。
郑周永把自己的这一想法跟大家一提，立即引起了大家的反对。吴寅甫和妹夫金永柱都认为：建筑行业投资大，工期长，需要经验和技术，更需要大笔资金，况且当时物价极不稳定，搞建筑风险太大。既然汽车修理业已经搞得红红火火的，还是在这一行里多下功夫吧！
郑周永却有他自己的想法：“做什么没有冒险呀？土木工程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曾在基建工地干过活。再说土木工程现在也不过是修理和营缮罢了。投标、中标、结账，还不是一个样？我要借用政府的大笔资金成就一番大事业。”
当时，战后许多房屋需要修缮，而美国要长期在朝鲜驻军，许多营房、机场、仓库等军事设施也急需修建。建筑业空前繁荣。当时，建筑业稍具实力的要数新建工营、广进土建、三焕企业和三刚企业等几家建筑企业。他们通常把从政府那里包到的工程再转包给下面的中小建筑商，郑周永的“现代土建”就是这3000个小型土建企业中的一个。郑周永建立现代土建的当年，就争取到一项1530万元的工程项目。
1948年5月，北方中断了对韩国的供电，韩国单独进行了选举。7月份公布了新制定的宪法，8月份李承晚宣布了韩国独立。
这时，郑周永在光华门和平新闻社大楼租了两个房间，并把现代土建的办公室搬到那里正式营业。当时，郑周永手下只有10余名工人，懂建筑的技术人员只有一名。在激烈的竞争中，第一年的成绩也并不是太好，只够维持生存的。
经过两年的艰苦努力，郑周永在建筑业逐步站稳了脚跟。
1950年1月10日，郑周永将现代汽车工业社和现代土建合并，成立“现代建筑株式会社”，韩国政府为重建国家，要整顿建设行业。郑周永扩大了公司规模，完善了管理体制，登记资产3000万元，流动资金为750万元，他本人成为正式法人。
郑周永这时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不料，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了。当时郑周永正在承建汉城敦岩电车终点站的乘务员休息室。为了能按时交工，郑周永几乎长在工地上。
当时郑周永在录音机里听到了朝鲜人民军南下的消息，却做梦也没想到国军防线那么容易被打垮。
住在敦岩洞的妹妹一家听到了从贞陵洞上方响起的炮声，慌忙逃到了郑周永在奖忠洞的家里，妹夫说：“大哥，买点粮食备用吧！”
郑周永却说：“慌什么，难道我们国军都是在睡大觉吗？汉城是首都，能那么容易让出去吗？别胡扯了。”
6月26日，尽管炮声已在远处隆隆作响，逃难的人流不时从工地前涌过，可郑周永仍然与工人们坚持在工地上，加紧施工。
这时，在《东亚日报》外讯部当记者的二弟郑仁永急匆匆地跑来，告诉郑周永：“大哥，赶快撤走吧！人民军坦克已经开到弥阿里了！”
郑周永这才意识到事态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地步。他立即遣散工人，回到新设洞的家。他想带着中风病倒的母亲去避避难，但母亲说什么也不肯离开。
郑周永觉得家人用不着担心，于是安顿好他们后，与二弟一起随着逃难的人流，开始逃命。
这时才想起妹夫“买点粮食备用”的建议，后悔莫及。因为当时家里只剩下半麻袋大麦和两半袋粮食了。
郑周永、仁永和崔基浩徒步来到了西水库码头。汉江桥已经被炸断了，倾盆大雨下了整整一夜，洪水上涨，咆哮奔腾的江水让人恐怖。残兵败将拖着枪与难民们挤成一团，而过河的工具只有一艘小船。
船主这时也放弃了发财的机会，不知道逃到哪里去了。他们急速跑过去，把小船推到河里跳了上去。没有桨，就用双手拼命地划。下了船，步行到水原，从天安坐火车继续南逃。一直走到大田，在那里待了一周，终于赶上最后一趟火车来到了大邱。
第三节 承接装修云岘宫工程
1950年7月初，美军在釜山登陆。釜山这座本来不大的城市到处都挤满了美军。所有的学校都被征用，甚至连学校的操场上也搭满了军用帐篷。
这时，郑周永三人也来到了釜山。郑仁永遇到了他的一个朋友，朋友在陆军做大尉，他建议他们坐动力船绕海岸线走。
这天，郑周永身上又没有钱了，他就拿了手表想到当铺换点钱。但当铺老板说它根本值不了几个钱。郑周永气得回身就走，这时在门口发现了美军第八军司令部招聘翻译的广告，于是马上让仁永去。
仁永到了司令部，将《东亚日报》记者证亮给审查官看，顺利地就被录用了。仁永考虑到哥哥是搞土建业的，就选择了工程兵部队。当时大批美军在这里住宿，宿舍非常短缺。
郑周永就利用二弟这层关系，见到了美军后勤司令部麦卡里斯特中尉。
麦卡里斯特问郑周永：“你会做什么？”
郑周永非常自信地回答：“什么都会做！”
于是，郑周永比其他人优先得到了承建美军军营10人宿舍的业务。后来，他的现代建筑成为唯一被纳入美军第八军营建队伍中的韩国建筑企业，第八军所有的建筑项目几乎被他一人垄断了。
当时，他们把停了课的学校教室打扫消毒，然后粉刷、上油漆，地面上铺一层木板，上面搭个棚子，就改装成了宿舍。工程量大，工期短，郑周永忙得一天只能睡上3个小时。
这样不分昼夜忙了一个月，郑周永的钱袋又满了。这时，他又想起了家人：“不知道他们吃完了那点粮食后，能否支撑着活下来。”接着又自己安慰道：“不会有事的，总会想办法活下来的。我们又不是大地主权贵，不会有事。”
郑周永还同交通部和外资厅签订了在釜山码头承建外援物资储备仓库的业务，建成后还将代行仓库保管工作。根据合同，郑周永从当局那里取得了一笔“政府支援金”，并且每月还可领到200万元的仓库管理费。至于物资出入的搬运费、保管费等其他费用另行计算。
美军的外援物资很快就运到了。在战争初期，韩国的军政机关一度迁至釜山，美军以及被匆匆动员起来的“国民防卫军”也集结在这里，大批难民如潮水般涌来，各种物资的流通量骤增。
郑周永看准了这一有利时机，在釜山成立了现代商运株式会社，买了两艘30吨至70吨的小型运输船，在南部沿海一带搞起了运输业务。他的小船经常穿梭往来于济州、镇海，运送大批的粮食、食盐以及布匹等生活必需品。当时的釜山港显出一派战时的繁忙景象。
9月，当联合国军回汉城后，郑周永也随着先遣部队回到了家里，但家人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他心里一惊，慌忙去找。到了草洞工厂一看，顺永和妹夫还在那里守着空无一人的工厂呢！他们一家20来口人和崔基浩一家在家里。
死里逃生的亲人终于重逢了，郑周永打开身上的大包大声说：“看，钱，都是钱哪！”大家都万分激动。
以后，郑周永又趁美军北进之机，将住在“三八线”以北的母亲和幼弟接到汉城。
郑周永将设在和平新闻社的现代建筑办公室迁到原来设在草洞的汽车修配厂那里，招回遣散的工人，重新开始汽车修理业务。当时主要是修配军用车辆，但郑周永仍把主要精力放在联系建筑业务上。
回到汉城后，郑周永获得的第一个工程是将汉城大学法学院和文理学院大楼改建成为美第八军的前方基地司令部。这项工程完工后，郑周永凭着他在釜山与美军建立的关系，又得到为美军第八军所属部队修建简易营房的工程。直至第二年美军撤出汉城，共建这种营房300多座。郑周永从这项工程中挣了100多万元。
1951年，中国的志愿军来到朝鲜，联合国军又不得不后退。郑周永带着全家人和公司所有职员都一起南下到了釜山。
两个月以后，汉城又收复了，郑周永带着家人和职员又回到汉城。这时，工程又多了起来。
1952年12月，艾森豪威尔当选为美国总统。在竞选时，他向选民夸下海口，要以和平方式结束朝鲜战争。为了实现这一诺言，他决定亲自去朝鲜半岛一趟。
美国总统要来，忙坏了美军第八军的将领们，为总统选择下榻地点是重中之重。经过一番筛选，决定将总统的下榻地点定在云岘宫。
云岘宫是李朝末期高宗的生父大院君李罡的宫院。从外表上看，这座建筑物仍有当年的威仪，可是，内部设施早已陈旧不堪，许多东西都是100年前留下的旧物。
因此，美国人决定对其内部进行全面装修，要求从卧室、厕所到供暖设施都要符合美国人的生活习惯。
可是，最难办的还不是这些，而是时间。艾森豪威尔半个月后就到了，这项工程必须在之前完工。
美第八军负责人找到郑周永，并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工程不能在15天内完成，不仅不付施工费用，而且还要交一笔与施工费用相等的赔偿费；如果按时完工，费用加倍。”
郑周永一口答应了下来：“一言为定！我们可以现在就签合同。”
签约后，郑周永却有些为难了。当时韩国还没有一所类似西方建筑的宾馆，美国人要求的有些东西他们都没见过。经过调查了解，他们这才知道厕所的妙用，也是第一次知道了卫生间修在室内有多方便。可是像锅炉这类东西又到哪里去买呢？
郑周永想了又想，最后决定去龙山看看。汉城的龙山，是富人们聚居的地方。因为躲避战乱，目前大部分人家都已逃走，许多住宅都空了下来。
郑周永他们在那些考究的房间东看西看，终于发现了要找的东西，这里锅炉、水泵等一应俱全。郑周永高兴的同时，也感慨富人们的生活。
他们把能用的东西都卸下来，每卸下一样，就在原地贴上一张纸，标明日后一定会偿还。材料备齐了，郑周永他们又开始昼夜不停地施工。
工程快要结束时，郑周永满心欢喜地查看重新装修的卧室。这时，一个工人慌慌张张地跑来告诉他：“不好了，锅炉裂了！”
离工期只剩5天时间了，怎么办？
多年的经验告诉郑周永，越是在这种时候，主帅越是要沉着，一定要给手下人信心，鼓励他们战胜困难。在这种时候千万不能去责备他们。
果然，负责锅炉的工人在郑周永的鼓励下，仅用两天时间就把锅炉重新修好了，整个工期比预定的期限提前了3天。
当美第八军负责人验收之后，乐得嘴都合不上，冲着郑周永直竖大拇指。
第四节 修复洛东江高灵桥
1953年停战协定签订后，大部分美军撤到了日本。郑周永除承接美军工程之外，还承揽了一些韩国政府的紧急修复工程。
高灵桥是大邱通往居昌的咽喉要道，还可连接智异山。它由13座桥墩架起，每个桥墩相距60米，桥下江水湍急，水深达10米。当时高灵桥的水上构造已经全部被炸毁，只剩下桥墩。被炸毁的水泥构件都落到水下，堵塞了河道，也妨碍施工，必须先清理掉这些残落的部分，才能保证顺利施工。
这里水位四季变化明显，冬季枯水期，水很浅，不少地方都露出河床；可是一到夏季，河水猛涨，流速极大，工程的难度可想而知。
尽管如此，大家都想得到这项工程的承包权。这个工程是国家项目，工程费用相当可观。
1953年2月，曾任内务部土木局局长的崔京烈得到了制造这座桥梁桥体的特许权。此人对交通部所有大型施工设备非常熟悉。
郑周永为了能把这项工程弄到手，不失时机地聘请崔京烈做自己现代建筑的顾问。按照惯例，凡握有特许权者就有可能优先获得施工权。
郑周永几经波折，终于获得了高灵桥工程的施工权，并签订了合同。这是郑周永从政府手中得到的一项最大的工程，规定工期为26个月，预算资金为5478万元。
当年4月，郑周永开始了洛东江高灵桥修复工程。
这时，郑周永的现代建筑的装备只有从美第八军那里买下的一台20吨重的起重机、一台搅拌机和一台固定式压缩机。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只有这些设备是远远不够的。
郑周永三顾茅庐，请来了一位名叫金永弼的技术员做公司常务副经理兼现场指挥。金永弼毕业于日本统治时期的京城高等工业学校土木科，曾在日本清水公司朝鲜分社任职，多次参加架桥工程，对架桥有一定的实际经验。
以后，郑周永又招聘来毕业于日本早稻田高等工业学校专攻桥梁工程的李演术做技术主任，朋友吴寅甫为经理。
4月份，一切准备就绪，工程以极原始的施工方式正式开工了。工程刚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高灵桥有的桥墩严重损坏，被破坏的上部构造物盖住了只留下骨架的桥墩，必须先清理现场才能施工。这样一来工程量增大一倍，修复这样的桥梁比重新建一座桥还困难。
一切全靠人力，冬季的洛东江因沙土沉积而河床变高，水浅流争，夏季涨水涨到冬天的好几倍。一到汛期，山洪暴发，要把两个60米高的铁架子设置在水深10米的深谷里，浇铸13个钢筋混凝土桥墩，刚刚修好，就被洪水冲毁了，一切只好重来。浇铸一次冲走一次，好不容易浇铸凝固了，又被洪水冲来的泥沙所覆盖，困难重重。
这样，一年过去了，13座桥墩还没有完全建好，但物价却上涨得飞快。
1953年7月以后，遵照停战协定，大批美军撤往日本，一直是郑周永的摇钱树的美军工程渐渐减少。而韩国国内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政府为了恢复建设，连续不断地扩大财政投资和融资，加大向市场投放货币。
1954年以后，通货膨胀率已至91.5%，物价增长率达50%。开工时，预算的油价为每吨700元，可是到了工程快要结束时，已经高达每吨2300元，整整高出3倍。
这时，现代建筑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不安的阴影笼罩着高灵桥工地。工人们的工资随着物价的上涨而进一步增加，郑周永手中的资金已经周转不开了。拿不到钱，工人们就采取怠工的方法，拖延工期。
1954年8月，为了减少开支，郑周永将现代建筑总部从光华门和平新闻大楼搬到中区小公洞三和大楼的两个小房间里。到了11月，郑周永再也没有现钱给工人们发工资了。
为解燃眉之急，郑周永开始在高灵桥工地发行“代用券”。这种代用券只能在工地范围内流通。倒卖“代用券”从中渔利的事情时有发生，工人们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增强。
当时虽然郑周永还可以拿到外资仓库的保管费，还有草洞汽车修配厂和现代商运可以拿到一笔钱，可这些钱与工程庞大的高灵桥相比，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许多人认为：郑周永这次一定栽了。他的竞争对手也在幸灾乐祸地等着他失败的消息。
郑周永一直以“信誉就是财产”为座右铭，他宁可自己承担一切损失，也要在合同期内将工程完成。为了解决资金问题，郑周永又开始马不停蹄地四处借钱。
工人们又开始罢工了。上次的罢工，就是靠用现金收回代用券解决的。这次因拖欠工资，工人们又拒绝上工了，怎么办？
现代建筑早已债台高筑，面临破产。办公室里挤满了讨债的人。郑周永走投无路，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
郑周永经过一段思考后，把弟弟郑仁永、郑顺永和妹夫金永柱以及副社长崔基浩找来，同他们说：“为了渡过眼前的难关，我准备把草洞的汽车修配厂和现代商运的3艘船卖了，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都表示反对。汽车修配厂和3艘船，是目前现代建筑唯一的资金来源，仓库所有权归政府，业务管理权随时都有可能被收回。
郑周永语重心长地说：“可是，高灵桥工程不能再拖下去了！高灵桥工程若是失败，咱们的信誉也就没了。事业失败，可以爬起来再干，名誉要是毁了，那是永远也找不回来的。”
这时崔基浩建议停工。郑周永说：“你想砸牌啊？现在停工就是砸牌子。办企业要讲信用，我想办一个大韩民国第一的建设实体。这是我多年的梦想，怎么能轻易放弃呢？无论如何也不能放弃，哪怕千难万险也要竣工！”
大家都沉默不语。
郑周永又说：“即使把我自己卖掉，也要让高灵桥按时完工。”
郑仁永这时说：“大哥，我们先不要走这一步路。”
大家都期待地望着郑仁永。郑仁永接着说：“先把我的房子卖掉。顺永，把你的房子也卖掉。”
金永柱接着说：“还有我的房子。”
这时，崔基浩也表示要卖掉自己的房子。
郑周永望着与自己同甘共苦的好兄弟，眼睛潮湿了。他说：“我的房子，也把它卖掉。”
两位弟弟和妹夫都齐声反对：“不行，大哥的房子不能卖。那是咱们郑氏一门的象征。”
就这样，郑仁永、郑顺永、金永柱和崔基浩卖了房子，共得到现金9970万元，全部给了郑周永。
现代建筑活了，沉寂了许久的高灵桥工地又重新出现了生机。
1955年年底，高灵桥修复工程如期完工。最后结算，高灵桥工程竟有赤字6500余万元。高灵桥工程的高额赤字，对现代建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许多技术人员走了，剩下的只是讨债的人。在那样的困境下，现代建筑没有倒下，简直是个奇迹！
高灵桥工程虽使郑周永伤了元气，但是，郑周永也获得了用金钱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信誉。郑周永宁肯自己背上巨额赤字，也要使工程保质保量地按时完成。
韩国政府内务部给予了郑周永高度的评价，并对他及他的现代企业表示绝对的信任。这对郑周永以后承接政府的项目起了很大的作用。
1954年，美国政府为使韩国在战后尽快恢复，制订了一项援助计划。从此，大批美援源源不断地运往韩国，韩国的建筑业也日趋活跃起来了。
1955年，郑周永接到政府的建设项目有：甲昌水库扩建工程、内务部重工厂修复工程和釜山第四码头修建工程等，总投资额达3.4亿元。
1956年，郑周永又从政府手中接到玉山桥工程、甲昌水库扩建第二三期工程、江九桥二三期工程等总计5.4亿元的工程。
经过两年的努力，郑周永逐步恢复了元气。
第五节 在承揽工程中发展壮大
在1955年年底，高灵桥工程结束后，郑周永总结造成工程巨大赤字的原因，说：“高灵桥赤字，设备落后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使郑周永认识到技术装备在建筑施工中的重要地位。他认为：建筑企业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技术设备。没有办公室，并不妨碍办公；人员走了，还可以再招。但是，一些急需的技术设备在当时却不容易弄到。
在工程招标时，好的工程都被那些技术装备优良、实力雄厚的建筑公司抢走，剩下的工程，要么是施工难度大，要么就是利润太低。所以说，建筑业的竞争，就是技术装备的竞争。
于是，郑周永开始四处购买建筑设备。当时，美第八军有许多废弃的大型施工设备。郑周永凭借他与美军的老关系，整天泡在美第八军的旧装备处理处，逐个察看那些被淘汰下来的设备。
其实，有些设备还很新，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被损坏，或是有些故障，只要稍加修理就能用。这些机械在他人眼里也许一文不值，可是在郑周永的眼里却是无价之宝。他以比较便宜的价钱将它们买下。
1957年5月，郑周永在草洞服务公司下开设了重装备事务所，由妹夫金永柱负责。在这里对购进的装备和零部件进行管理、修复、组装、改造，而且还造出了原来没有的设备。
两年以后，现代建筑的机械和装备就大大领先于其他建筑同行了。郑周永感慨地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托了高灵桥的福。”
1957年9月，当郑周永的现代建筑在内务部地方局招标修建汉江人道桥的工程投标竞争中一举夺标时，令建筑界许多同行都大吃了一惊。
这可是一项人人都想夺到手的工程。它的工期只有8个月，而工程费用却高达2.3亿元，是战后规模最大、投资最多的政府工程。
当初，内务部想把这项工程送给“朝兴土建”，而握着工程承认权的财务部长却想把这项工程送给“兴化工作所”。因为双方谁都不让步，所以只好用竞标方式来选择建筑业体。
郑周永抓住机会，当仁不让地挤进了竞标的行列。
内务部一个一个地拆开投标书看着，最后，现代建筑竟然中标了。
通过这项工程，郑周永获得了40%的纯利润，他也由此证实了自己的想法：“只要不死，健康地活着，即使有挫折、磨炼，也不会彻底失败。”
1959年6月，郑周永又承揽了美国远东军工兵团的仁川第一船舶修理厂修复工程。这是韩国建国以来最大的工程。当时没有几个英语人才，由于语言不通，不知道美方的具体要求，中间产生了好多误会。
郑周永就将这个工程与乌山飞机场跑道工程当作“现代”职工的培训基地，尽量派每一个职工到第一线接受锻炼，得到提高。
从1950年下半年至1960年，几乎所有建筑公司都受尽了承担美军工程的苦头，但是“现代”却在痛苦和磨炼中学到了很多东西，自己也得到了发展和成长。从此以后，一切设计都按美国方式规范起来，物品管理也更加严格。
郑周永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经验和教训，后来又发现，水泥是建筑工程的“粮食”，有时工程中常出现水泥供应不上的局面，会错失很多良机。而水泥的原材料国内都有，江原道和忠清道几乎都是石山，很容易采到好的石灰石。
于是，郑周永从1957年就开始筹划建设水泥厂。第二年就买下了忠北丹阳郡梅浦面鱼川里一个8200万吨储量的石灰石矿，在公司内部设置了水泥事业企划部，专管筹建水泥厂的规划、勘查及与政府交涉等业务。
不过商工部却以现存水泥厂也足以供给为理由退回了郑周永的报告。
1960年4月19日，民主党打败了自由党上台。郑周永又重新提出了筹建年产20万吨水泥厂的报告。但这次政府仍然回复：“供过于求，不予批准。”郑周永反驳道：“有什么根据说供过于求？”
政府提供不出相关的资料。于是郑周永就派专人进行调查修复汉城和地方城市设施和建盖居民房屋各需要多少水泥。
经过专人调查分析，终于得出一个确信的数据：1962年至1963年就需要水泥120万吨。
这时政府正好设立了一个经济开发计划，把国内水泥总产量由1961年的72万吨扩大到1964年的172万吨。于是就将郑周永的报告提交到了其中一个环节中，正式批准了郑周永开办年产20万吨的现代建筑水泥厂的计划。
1962年7月13日，现代建筑与政府签订了丹阳水泥厂专项贷款425万美元的协议。郑周永终于有了自己的水泥厂。
郑周永马不停蹄地开始了水泥厂的建设，他每周日都从清凉里乘中内线夜车赶到建设工地，监督工厂的建设。从开工到竣工用了两年，他几乎一刻不停地关注着，生怕出一点疏漏。
“现代建筑丹阳水泥厂”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此也被人们称为“现代建筑的三一运动”。
郑周永对工程建设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甚至到了苛刻的地步。有一天，他又来到高速公路的建设工地上，突然发现有一个司机正趴在驾驶台上打瞌睡。郑周永立刻跳下车来，抓住司机的衣服，重重地打了他一个耳光：“如此贵重的设备竟然放着不开，到工地上是让你睡大觉的吗？”
在场监督工程的副社长吓得赶紧先逃到一边，等郑周永走了之后才出来处理这件事。不但是他，就连郑周永的妹夫见了他也是吓得不寒而栗。而这时，有巡警人员在巡逻时曾在工地附近见过一只大老虎，于是后来人们背地里都叫郑周永“老虎”。每个周五下午，工人们都会小心翼翼地打听：“老虎来了没有？”
这一天是周末，郑周永与郑世永一起坐火车去丹阳。平日，郑世永都是在水泥厂工地，所以兄弟俩很难相聚。
郑世永兴致勃勃地给郑周永讲述前不久发生在工地上的一个故事。在水泥厂工地的后面，是一片荒山岭，名叫甲山。那里经常有老虎出没。
一天夜里，几个工地警备人员在巡逻时就曾亲眼看见过一只斑斓猛虎，吓得他们从此不敢夜里外出。自从发现工地附近有老虎后，大家都变得非常警惕，甚至到了谈虎色变的程度。有个人晚上起夜，看见眼前黑影一晃，还以为是老虎呢，就大声叫了起来。结果，全工地的人都出来打老虎，一夜都没睡。
郑周永听到这里，猛地说：“老虎！对，就是老虎！”
郑世永望着大哥一脸兴奋的样子，感到非常奇怪。
郑周永看到弟弟一脸不解的样子，笑着说：“我是说，应该给将来的水泥产品起个名字，你说就叫虎牌怎么样？”
郑世永眼睛一亮：“虎牌确实是个好名字。”
丹阳水泥厂的厂址坐落在一片荒山沟里，从三谷车站到厂区，还没有一条正式的路通向水泥厂。因此郑周永决定要先建一条公路。
有一次，郑周永到工地来，想看一看铺路工程进展得如何。
当郑周永兄弟俩走进工地时，看到一台正在作业的推土机陷入了泥坑里。推土机虽然“呼呼”地往外喷气，但是就是开不出来。
郑周永见此情景，二话没说就跳上驾驶室。他重新启动了发动机，听了听声音便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接着，他跳下来，用铁锹把推土机履带前的泥浆清理了一下，然后坐到方向盘前，慢慢地把推土机开出了泥坑。
看见社长亲自驾驶推土机，工人们又是感动，又是佩服。
为了解决好职工们的生活问题，他还为职工盖起了2600坪的住宅和750坪的单身宿舍。
郑周永信奉企业的成败关键在于行动和时间。他对工人们要求非常严格。每到周六，他就会出现在丹阳水泥厂的工地上，他对下属下达命令时，从来都是“明天早晨把这件事情办好”，从不多给一点时间。
正是在郑周永严格要求下，1964年7月，丹阳水泥厂提前6个月正式点火投产。虎牌产品问世后，立刻就打进了国际市场，第一批产品首销越南，为现代建筑赚回了40万美元。一年后，虎牌水泥在本行业第一个获得使用KS 的标记。
郑周永刚开办企业时，采用的人员大都是亲戚和朋友，他们对郑周永既敬又怕，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郑周永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说：“对于一个现代化的大企业而言，必须改进这种封建色彩较浓的用人制度。”
于是，郑周永逐步改变了用人方法，采用公开招聘的方法选拔人才，引入了大量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这让现代建筑的发展增添了新鲜血液。
在建设仁川第一船坞工程时，有一天，人们对着美方的技术要求说明书发愁了，因为没有人能够看得懂它。
郑周永问：“大家看怎么办？”
在场的老人都像往常一样，沉默不语，就等着郑周永自己最后发话。就在这时，一位刚刚招聘进来的青年朴永郁发话了：“社长，请一个懂英语的人来翻译一下不就行了。”
郑周永说：“看见了吧，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你们大家不是没人知道这个道理，只是对我百依百顺惯了，养成了依赖性，以后一定要改掉这个毛病。”
郑周永就凭着他的智慧和坚忍不拔的性格，以及在多年锻炼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一次次攻克难关，取得胜利。
1958年5月15日，时任韩国总统李承晚亲自参加了汉江人道桥竣工通车仪式，并高度评价了现代建筑的施工水平，赞扬了现代人的忘我工作精神。韩国的广播电台向全国转播了竣工仪式实况。
1960年11月，仁川第一船坞修复工程竣工时，现代建筑跃居韩国建筑界榜首。
从此，郑周永和他的现代建筑成了韩国妇孺皆知的名人和名企业。
1966年，韩国第一个五年经济计划圆满结束，国内货物运输更趋大型化，运输量激增。
1967年，朴正熙在竞选总统时向国民承诺，亲自参与政府关于修建高速公路网的规划，在第二个经济发展五年计划期间要把修建汉城至釜山的京釜高速公路列为国土开发的重点工程。
当选之后，朴正熙就开始着手这项工作。不过，由于这项工程费用巨大，因此遭到了反对派的一些经济人士的反对。
朴正熙想：“如何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低的费用修建这条高速公路呢？”这时，他自然而然地把目光投向了郑周永的现代建筑。
朴正熙与郑周永已经见过几次面了，他对郑周永有着极好的印象：“这个只有小学学历的农民儿子，能够成为一名博学多才的企业家，在全国的建筑行业独占鳌头，这真是难能可贵。尤其是他身上仍然保持着农民的淳朴与勤俭，这项工程交给他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当年11月的一天，朴正熙邀请郑周永到他那里共进晚餐。郑周永到了青瓦台一看，在座的还有几位建设部的官员。郑周永想到：“也许会有重大的建设任务吧？”但是他又不好意思贸然发问。
共进晚餐之后，朴正熙先从拉家常开始：“郑社长，你从农民到首富，一定有什么秘诀吧？”
郑周永听了，先是一愣，不知道总统是什么意思，然而他还是坦诚地说：“我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小时候过的是‘朝饭夕粥’的生活。我只是想让日子过得好一点，因此努力工作，可从来没想过能成为富翁。”
朴正熙微微一笑，接着问：“那么，郑社长，你是怎么指挥部下的呢？他们可都是大学生呢！而你只是小学毕业。”
郑周永幽默地回答：“总统先生，我也是大学生啊，我是报纸大学毕业的。”
朴正熙和众位官员听了，大家都一起大笑起来。
随后转入正题，朴正熙才与郑周永谈起了关于建设京釜高速公路的问题，不过他郑重地告诉郑周永：“你研究一下完成京釜高速公路工程用钱少、工期短、效果最佳的方案。给你们20天时间，做出一份关于这项工程的预算。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第二天，郑周永就带着几个人坐吉普车在汉城和釜山之间来回跑，勘查分析，当月下旬就交出了预算方案。同时还有几家也向总统提交了方案。
朴正熙比较之后，果断地批准由现代建筑承建京釜高速公路的2/5，剩下的工程由国内其他15家建筑公司的陆军建设兵团的3个大队来承包。
1968年2月1日，京釜高速公路正式破土动工。郑周永又在工地上废寝忘食地不停奔波。他在工地上放了一张床，时刻进行现场督察，并开着吉普车巡视现场，有时累得不行了就在车上打个盹。工地上的民工和技术员们看到郑周永的吉普车，知道社长与他们在一起战斗，一个个精神抖擞，干得更卖力了。
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1970年7月17日，京釜高速公路终于建成通车，当日，在大邱市举行了盛大的竣工通车仪式。朴正熙总统亲自主持庆典，并给郑周永颁发了一枚“大韩民国铜塔产业勋章”。
郑周永在竣工典礼讲话中说：
参加工程建设的每个人，上至总指挥，下至普通民工，万众一心，以高度的使命感，竭尽全力完成了这项浩繁的巨大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