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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奉双亲命回乡完婚
一个人的成功与自己周围的人有很大关系。特别是好朋友，如果他在关键的时候支持和鼓励你，那对你今后事业的发展将会有很大的作用。——包玉刚
1937年，包玉刚已经虚岁20岁了，他在燕梳行也已经渐入佳境。他的聪明能干和吃苦耐劳赢得了老板和同行的一致赞赏，成为燕梳行的骨干。
这时，父母为包玉刚下达命令：回乡完婚！
早在包玉刚到燕梳行上班的时候，包兆龙就按照老家的规矩，开始和妻子商量着为儿子张罗婚事了。陈赛琴接到包兆龙的信，就请了村里一个有名的媒婆为包玉刚物色妻子。
不长时间，那媒婆就来向陈赛琴汇报：“夫人，我可是为了咱们家千挑万选，才终于让我选中了一个人，她就是邻乡四府前黄家的闺女黄秀英。这个黄小姐，那长得是没说的，重要的是性格温柔，心地善良，跟二公子那真称得是天生一对、地配一双。而且他们黄家也是知书达理的人家，跟咱们家很相配呢！”
陈赛琴听了当然高兴得不得了。不过她也知道，儿子的终身大事，不能光听媒婆的一面之词，就暗地里派人到四府前黄家去打探。得到回报：这位黄小姐确实同媒婆所说的一样。陈赛琴这才放下心来，托媒婆到黄家提亲，黄家很痛快地就答应了。
接下来的工作就紧锣密鼓地进行了：双方换帖核对生辰八字，下彩礼、择吉日。包家家境甚宽裕，包玉刚又是包家最引以为荣的儿子，彩礼自然是出手不凡，绫罗绸缎、金银珠宝、古董玉器，整整几大箱；最后就是择定吉日，举行大婚……
然而，包玉刚却不知道父母的这些“秘密行动”，直到母亲把家中一切都安排好了，这才写信到汉口。此时包玉刚才惊讶地知道：自己竟然糊里糊涂地有了一位“包黄氏夫人”！
当时，在一些大城市，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影响，许多封建思想、封建制度已经被废除，年轻人追求的是个性解放和自由恋爱。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包办婚姻，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当子女还是十多岁时，父母就会为他或她的婚事而操心，并请当地的媒婆为其物色对象。
包玉刚在汉口上中学，接受了不少新思想的熏陶，自然也向往积极自由的新生活。但是，他并没有像他那个年代的同龄人那样，用离家出走、私奔来反抗父母包办的婚姻，相反，他驯服地遵从了母亲的旨意，决定和他并不认识的黄小姐结婚。也许有人会奇怪：包玉刚怎么接受一段毫无感情的婚姻呢？
的确，包玉刚的很多做法都令人感到奇怪，却又非常的合乎他的性格。在包玉刚心目中，长幼尊卑的家长制观念也非常浓。他总相信父母永远是对的，即使有不同的见解，他也是先认同父母的观点，再经过互相探讨，修订其决定。这些在后来包玉刚作决定时表现得尤为明显，所以丝毫不影响他与父母之间的感情。
并且，包玉刚也知道母亲对自己的钟爱，为自己选的姑娘不会错，于是，他顺从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快就给母亲回信：“一切听从母亲大人的安排！”
包家早已经选择好了良辰吉日，一切都按老传统来进行。当母亲的回信再次返回时，包玉刚立即收拾行装动身返乡。
当他从汉口返回宁波，没过几天就做了新郎。
当天，婚礼在包家的祖屋举行。一顶大红花轿在锣鼓声中被抬到包家门口，掀开轿帘，凤冠霞帔盖着红盖头的新娘子走了出来。拜天地、拜高堂、夫妻对拜……终于，房间里只剩下了包玉刚和新娘黄秀英。
包玉刚走上前去，掀开了黄秀英头上的红盖头，他惊喜地发现，自己的夫人竟然如此俊美动人。黄秀英也在同时暗暗地打量着自己的丈夫，她也满心欢喜：他长得英俊潇洒，仪表堂堂。
两个人这时共同感谢的对象是：媒婆！
在这种两情相悦的气氛下，刚刚认识的夫妻二人很快就消除了陌生感，交谈起来，一谈之间，竟然深深被对方的知书达理而吸引，越说越投机。
如果说世间真的有一见钟情，那么，包玉刚与黄秀英就是在洞房相见的那一刻起就深深地爱上了对方，而且在以后的几十年中相濡以沫，甘苦与共，专一而执着地守护着从一刹那建立起的感情。
婚后不久，包玉刚带着妻子一起去了汉口。
第二节 战乱夫妻相濡以沫
20岁的包玉刚成为人夫，事业也进行得很顺利。
但是，世事却并不像包玉刚新婚这般风光旖旎。就在这一年的7月7日，日本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并在7月底攻占了北平、天津之后，向中国发动了全面进攻！
当年12月，日军攻陷南京，随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使几十万中国人死于非命，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使无数的城镇和乡村变成了残垣颓壁，许多中国妇女惨遭奸淫……
而这时的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往重庆，重庆也被称为“陪都”。日军攻陷徐州后，沿长江向武汉推进。
包玉刚看到时局危急，忙把刚刚接到汉口的新婚妻子黄秀英又送回了宁波老家，自己与10多个同事赶往上海。
在上海，包玉刚在中央信托局保险部找到了一份工作。
上海中央信托局成立于1935年，是当时中国著名的“四行二局”之一，“四行”，即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二局”，即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它们的业务包括战争危难保险，投保的客户都把保险当作抵抗日本炸弹的保护伞。
但是这时，包玉刚却无法继续他的学业了，因为上海沦陷后，大学纷纷南迁到了大后方地区。包玉刚的大学梦破灭了，他在失望之余，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了获得银行知识上。他为此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热情。
在中央信托局的日子里，包玉刚凭着自己的努力和经验，很快熟悉并掌握了信托、易货、储蓄、保险等各个环节的业务，很快，包玉刚的稳健谨慎使他赢得了客户和公司的信任。
首先，包玉刚谨慎、三思而后行的作风，使他成为众人心目中一个“稳健”的人。而他满口的宁波方言，也成为他的长处，比如他的宁波口音曾使他在汉口读书时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对象，在上海却成了大家对他敬而远之的原因。
上海与宁波虽然相距不远，但两种语言相差甚远，尤其在音节方面。一向自视甚高的上海人把宁波话视为方言，他们说，“宁愿听两个苏州人吵架，也不愿意听两个宁波人谈情说爱。”于是，在与客户谈判时，很多人因无法与包玉刚争辩到底而不得不让步。
这样一来，在中央信托局的日子里，包玉刚是很得意的。他工作出色，很快就成为被称为“十三太保”的30个业务骨干之一。
生活一稳定，包玉刚又把黄秀英从宁波接到了上海。
1939年年末，包玉刚得到了一次海上旅行的机会，并且第一次踏上了香港的土地。
当时，中央信托局“十三太保”被派往昆明，任职于银行保险部。如果从上海乘火车去昆明，本来用不了几天时间，但因为战乱的原因，陆路被日军封锁，包玉刚他们只好由水路从上海乘船经香港，再转火车赶往昆明。
包玉刚带着妻子在香港停留了几天。这几天里，包玉刚买了一张缆车票，夫妻俩乘坐当时香港最有特色的山顶缆车上到了太平山。他站在山顶，俯瞰着维多利亚港：风景如画的海湾里，停靠着大大小小的船只。远处海鸥翔集，比小时在宁波见到的大得多的轮船长鸣着声声汽笛……
船，再一次在包玉刚脑海里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指着那些船对黄秀英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带你，坐着自己的船到大海上去航行！”
黄秀英仰慕地看着丈夫。
这次出差，包玉刚每天都有5块钱的补贴，而香港一杯牛奶只要几分钱，包玉刚除了每天吃两顿便饭，基本没有其他花销，这样他又省下了一笔钱。
到了昆明，包玉刚又深入地了解了保险业。以他特有的精明能干，受到上司赏识，他出色的工作成绩使他很快被晋升，从昆明调到了湖南衡阳任中央信托局衡阳办事处保险部主任。
包玉刚带着妻子赶赴衡阳。
在衡阳，包玉刚和妻子度过了一段最拮据的日子。
战争，使各地物价飞涨，人们的生活一下变得艰难起来！纸币已经不值钱了，东西一天能涨几次价，今天这些钱能买到一斗米，明天连一盒火柴也买不到。包玉刚到衡阳办事处，虽然有一定薪水，但相对于飞涨的物价来说，也已经不算高了。
有一天，他领到薪水，回家拉起黄秀英就到街上去买米。到了米铺那里一看，挤得人山人海，有人高兴有人哭，高兴的是买到米的，哭叫骂娘的是没有买到米的。
包玉刚对黄秀英说：“今天恐怕是买不到了，这里又这么乱，我们干脆明天再来买吧？”黄秀英答应了，他们两个人回家，简单吃了一点东西，早早就休息了。
第二天一大早，包玉刚和黄秀英就来到了米铺。不料更多的人早早就来了，人还是拥挤不堪。两个人不想凑热闹，就又回家了。
就这样一连三天过去，他们米没买着，但钱却贬值了。包玉刚拿着原来能买一斗米的钱，这时却只够买一升的了。
夫妻两人相互看着，脸上写满了忧愁和悔恨，但又无可奈何。通过这件事，包玉刚和黄秀英得到了教训，以后只要有钱，就马上拿去买米，就算它队排得有多长，人有多挤，他们也抱着“上刀山下火海的劲”去排队买粮食。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保证每天都能吃到米饭。
当然，由于包玉刚有公务在身，根本抽不出空去排队，这些事就全都落在了黄秀英的身上。不但是米，家中柴米油盐，粗活细活也都是黄秀英的。黄秀英对此没有丝毫的怨言，她只是把所有事都揽在自己身上，尽量减少包玉刚的负担。另外，她还从外面找了一些浆洗、缝补之类的活儿，挣点钱来补贴家用。
包玉刚在单位工作一天，晚上疲惫地回到家里。黄秀英总是很温柔地侍候着他，不让他多操一份心。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黄秀英宁可自己不吃饭，只喝白开水，仍然保证让包玉刚吃饱饭去上班。
于是，在这艰苦的日子里，包玉刚与黄秀英夫妇二人的感情又更深了一层。
第三节 巧遇亲戚互相帮助
包玉刚24岁的时候，又转任工矿银行衡阳分行副经理。刚开始，包玉刚只是为铁路员工提供福利保险，后来，铁路的全部财务都转给了他的银行。
在这里，包玉刚认识了广大华行的老板，在商界鼎鼎大名的卢绪章。不过，卢绪章还有一个秘密身份：中国共产党派驻湖南的地下党员！
有一天，卢绪章从重庆到衡阳谈生意。谈完生意之后，就到当地戏院里去看戏，看戏也是卢绪章的一大爱好。
中场休息的时候，卢绪章忽然听到邻座两个人的交谈中，有一个人带着浓重的宁波口音。他仔细一看，是一个一脸正气的年轻人。于是卢绪章走了过去，用宁波话同那个年轻人打着招呼：“你好！”
这个年轻人就是包玉刚。他听到有一个中年人用宁波话跟他打招呼，顿时感觉亲切起来，忙站起来与卢绪章握手。然后两个人坐下来交谈。
卢绪章把自己的名片递给包玉刚，包玉刚接过来一看，不由惊叫道：“呀！原来您就是大名鼎鼎的广大华行的卢总经理啊！”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也没有心思再看戏了，干脆到戏院的休息间聊了起来，聊家事，聊国事，从衡阳说到重庆，再从上海说到武汉……
卢绪章问：“玉刚，有对象了没有？”
包玉刚笑着回答：“刚结婚没多久。”
卢绪章又问：“是啊！那妻子是自己谈的还是家里父母给定的，是老家人吗？”
包玉刚回答道：“是啊，就是宁波四府前黄家的。”
卢绪章眉毛一扬，眼中射出惊喜的光芒：“这么说来，我们还是亲戚呢！我是卢家，我夫人也是四府前黄家，两家还是姨表亲呢！这么论起来，你妻子还得叫我一声表哥呢！”
包玉刚又惊又喜，但又有些怀疑：“真的会这么巧啊！”
卢绪章神秘地对包玉刚一笑，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你回家问问你妻子吧！”
然后，两个人又闲聊了几句，并约好了明天到包玉刚家里去。
包玉刚回到家里，就马上把今天的事情告诉了黄秀英。黄秀英高兴地跳了起来：“是真的，我娘跟他娘还是亲姐妹呢！那真是我表哥！”
包玉刚问：“那怎么没听你说起过呢？”
黄秀英解释说：“因为表哥很早就到外面去做事了，当年见他的时候我还很小，现在都不记得他的样子了。”
包玉刚感慨道：“真是世事难料啊！”
黄秀英也说：“是啊！没想到会在衡阳这么远的地方跟表哥重逢！”
第二天，卢绪章早早就来到了包玉刚家，他还带了大包小包的东西。
包玉刚把卢绪章接进门去。黄秀英站在屋门口，看着多年未见面的表哥，喊了一声：“表哥，你好！”
卢绪章上下打量着表妹。
黄秀英穿着旧衣服，站在那里，被卢绪章看得有些不好意思：“表哥，快进屋吧！”
走进屋里，卢绪章四下一看，家里只有几件简陋的家具，不由心中一酸。
包玉刚说：“当此乱世，谁家都不好过。我们……还算好吧！只是让秀英跟着我受苦了。”
卢绪章临走的时候，偷偷地在桌上放了一沓钞票。
送走卢绪章，包玉刚和黄秀英回到屋里，发现了钞票。包玉刚想追出去还给卢绪章，却被黄秀英拦住了：“不要去追了，表哥肯定是知道我们过得很艰难，才有意帮助我们。他不明着给钱，就是怕你自尊心太强不肯接受。我们是嫡亲的亲戚，想报答以后有的是机会。”
后来，卢绪章只要到衡阳来，就一定会抽时间去包玉刚家中坐坐。他们的感情越来越深。
衡阳银行的经理们听说包玉刚竟然同广大华行的大老板是亲戚，于是对包玉刚另眼相看，包玉刚在一年内竟然连升了两级。
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包玉刚调度有方，应对自如，充分显示了经营方面的才能。
后来，包玉刚又被调到“陪都”重庆，调升为中国工矿银行重庆分行的经理。这里也是广大华行的总部所在地。
广大华行除了重庆，还在昆明、成都、西安和贵阳等地设了分支机构。虽然日军的飞机不时袭击轰炸，重庆的工商业受到了很大影响，但广大华行却奇迹般地生存了下来，而且生意越做越大。这其中的原因，既因为卢绪章受到共产党的秘密支持，而且也得益于包玉刚帮助他兑换法币。
第四节 面对乱局巧妙应对
1945年，中国人民的英勇顽强抗战，终于迫使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恰在此时，27岁的包玉刚做了父亲，他的第一个女儿来到了人间。包玉刚在狂喜之余，为女儿取名“陪庆”。
黄秀英听了一笑，问道：“为什么要给女儿取个‘陪庆’的名字？”
包玉刚笑着解释说：“陪‘是指女儿降生在’陪都‘重庆；而’庆嘛，则是指日本投降，普天同庆。”
抗战胜利、成为父亲，包玉刚觉得真是双喜临门。
这几天，重庆各界为了庆祝抗战胜利，举行了持续多日、声势浩大的胜利大游行。包玉刚兴奋地加入了重庆浩浩荡荡的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之中。
几天后，上面通知包玉刚，让他立即去上海银行工作。但这时黄秀英还在坐月子，无法跟包玉刚同行。包玉刚只好跟卢绪章打招呼让他照顾一下妻女，然后自己马上赶赴上海。
当时的大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三教九流的人都会聚在这里，既有中央政府军，也有地痞帮会；既有各武术派别，也有流氓无赖。这些人就在这里各施其法，争夺利益。
上海市长是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钱大钧，国民党希望能借助钱大钧的威名，镇住上海这个龙蛇混杂的地方。钱大钧早就很赏识包玉刚的能力，因此当他一接管上海，就马上想到由包玉刚来帮他重整上海的金融秩序。
包玉刚一到上海，就被接到了钱大钧的办公室。
钱大钧一见到包玉刚，就走上前来拉住他的手说：“包先生，你在重庆的业绩我早有所闻，今日一见，果然是后生可畏呀！”
包玉刚有点受宠若惊，他赶忙说：“钱市长，您为了我中华大地光复，拯救亿万黎民于水火之中，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您才是真正的英雄！晚辈不敢当您的夸奖，还希望市长能在今后对晚辈多多提携。”
寒暄过后，钱大钧这才话转正题，他严肃地对包玉刚说：“日本人虽然投降了，但却留下了一大堆问题。当今之时，国家正值多事之秋，我们有责任起用你们这些青年人才。上海滩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治安是最重要的问题，但我看来，所有问题都比不过金融这个问题更难办啊！现在国库日益空虚，而政府只知道猛印钞票，让人们拿黄金、白银去换公债，还美其名曰‘金圆券’，这更造成了物价飞涨，这才是真正的洪水猛兽啊！”
包玉刚看着忧心忡忡的钱大钧，同情地点着头。
钱大钧接着说：“你到上海来，就任上海银行营业部经理，过一段时间，还要做副总经理，主管放贷部门。放贷部门可是银行资金的水口啊，一定要替政府把牢这个口子。”钱大钧停顿了一下，接着说：“年轻人，你任重而道远啊！”
满怀爱国热忱和报国之志的包玉刚当即表示：“钱市长，您放心，晚辈一定不敢有丝毫松懈！于国于民，这都是我应尽的职责。”
但是，上海的局势却并不是单凭包玉刚的聪明才干和不懈努力就能挽救的。这里通货膨胀更加严重。当地甚至流传着“上午的钱到了下午就只值一半”的戏言。
当时有人说：“你到一家饭店去吃饭，进去要先付钱哦，要不然等饭端上来，价钱就翻了一倍了。”
国民党政府无奈之下，只好向公务员支付日薪。而包玉刚除了经营一般的银行业务之外，还担负着收税和向公务员发薪的任务。
这样一来，包玉刚每天早早就得赶到银行，看着职员们搬着一捆捆的钞票，装上押款车，送往各个政府机关、学校、医院等单位。
这天，到了该发薪的时间，但银行由于现金周转不灵，还没有凑齐当日的钞票。很快就有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包围了银行，并在外面喧哗起来。
包玉刚正想出去看看怎么回事，突然一个穿着警察制服的警官闯进了他的办公室，他歪着身子坐到包玉刚办公桌对面的一张椅子上，然后从腰里拔出手枪，“啪”地往桌上一放，盯着包玉刚恶狠狠地说：“听好了，马上给我们发工资！”
包玉刚看了一眼正对着自己的枪口，镇定地问：“请问你凭什么来提款呢？有提款书或者市长的批文吗？”
警官指着那支手枪：“不凭什么，老子什么也没有，是我们局长让我来的。”
包玉刚不想跟他发生正面冲突，他用婉转的口气说：“是这样的，我们都得执行政府定下的法规。既然您是奉局长之命来的，想必局长已经先征得了市长的同意了？那这样吧，弟兄们既然都来了，能办我就马上给你们办。现在呢，我们向市长核实一下，如果市长同意了，我们立即就付款。好不好？”
包玉刚拿起了电话，拨通了钱大钧办公室，在电话里把情况向钱大钧详细说明了。
钱大钧让包玉刚叫那个蛮横的警官接电话。
那个警官接过电话，一听是市长，态度马上就变了。钱大钧在电话里把他狠狠地教训了一顿：“是谁给你的权力，竟然带着武器到银行去闹！现在带着你的人，马上给我滚，以后不许再胡闹，否则我让你们局长枪毙你！”
警官放下电话，带着他的手下灰溜溜地离开了。
包玉刚稳定下来之后，就委托一个朋友，用军舰顺路把妻子和女儿从重庆接到了上海。
面对急剧贬值的货币，有的人竟然想出了一个“妙计”：他们先找借口向银行借钱，然后买卖黄金和美钞。等过几天钞票贬值，他们再用一部分黄金换回钞票，还给银行当初借下的款数，从中牟利。
包玉刚对这种发国难财的行为非常气愤，他决心要对每笔贷款严格审查，无论对方是什么后台，只要发现有问题，就绝不放贷。他甚至在一段时间里拒绝兑换流通的纸币。
而这样一来，也让包玉刚得罪了不少人，而且这些人都是一些有权有势的官僚权贵。
其中有一位在上海滩特别有势力的人，他与蒋介石的关系也不一般，被称为上海的“无冕市长”，经常坐着装着防弹玻璃的小车，带着大批保镖在街上横冲直撞，人们见了老远就躲着他。
这天傍晚，包玉刚的秘书慌慌张张地跑进他的办公室说：“包经理，那位‘无冕市长’派了两名手下，说是要‘拜访’您。”
包玉刚想了一下，让秘书把那两个人带进来。
那两个人大大咧咧地走进来，开门见山地说：“包行长，我们老板想请您帮忙周转一笔钱。老板说了，请您明天到家中商量一下这件事。”
两个人只顾说，似乎猜准了包玉刚不敢不答应。
包玉刚看着两个人，心里面想着对策。很快，他就爽快地对两人说：“既然你们老板这么看得起包某，我岂敢不识相？回去告诉你们老板，我明天一定去府上拜访。”
两个人转身离开了。
晚上，包玉刚回家对黄秀英说：“我明天要去看看医生。”
黄秀英吓了一跳：“怎么回事？”
包玉刚指着右腹说：“一年前的阑尾炎又复发了。”
黄秀英说：“那就别拖着了，我现在就叫医生过来。”说完，她不顾包玉刚阻拦，立刻打电话请来了医生。
医生仔细地为包玉刚做了检查，然后安慰他说：“没什么事，阑尾炎并没有复发，可能是您白天吃了什么东西一时不舒服吧？”
包玉刚赶忙说：“怎么没事，刚才明明就是阑尾疼得厉害！还是请您明天为我做手术把阑尾割掉吧，以免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再复发折磨我！”
医生大惑不解：世上还有这样的人？明明没事硬是求着做手术！但在包玉刚的苦苦请求下，他还是同意明天为他做手术。
就这样，包玉刚宁愿牺牲掉自己没有发病的阑尾，也不愿意违背良心去做自己不想做的事。
第五节 下定决心离开上海
1948年，包玉刚正值而立之年，这时，他又有了二女儿陪容。而且这时父亲包兆龙和弟弟包玉星也都来到了上海。父亲在上海国丰造纸厂任经理；弟弟大学毕业后任职于上海四明银行，后又转到新利进出口公司。这样，包玉刚这一大家共有10多口人了。
早在1946年，国民党政府为了平息上海的经济恐慌，又用经济学博士吴国桢取代了钱大钧任上海市长。但是，曾经留学美国的吴国桢，也无法挽救已经病入膏肓的上海金融。因此，包玉刚感到了深深的失望。包玉刚虽然此时已经进入了银行的管理层，有了一定的地位，也受到了当政要员的重用，事业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但他还是很担心：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到了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的地步。在这样一个乱世，一家人到哪里去找一个安居乐业的地方呢？
包玉刚在那段时间，整日都处在彷徨和焦虑之中，但是，他把中国的所有城市都在脑中过滤了一遍，却越想越失望：中国之大，到处都找不到一个理想的安身之所！
包玉刚的脑海里突然浮现出这样的画面：灯火辉煌的太平山，繁忙的维多利亚港湾，往来不息的商船。对，就是香港！当年，他在去昆明赴任时曾经途经那里，“我就到香港去，在那里闯出一番新天地！”
下定决心后，包玉刚便开始着手筹备去香港发展的事宜了。
1949年新年假期，包玉刚因为公务再次赴香港，趁机在那里逗留了几天。这是包玉刚第二次来香港了，他看到，香港虽然不大，但它是英国殖民地，没有受到国内战乱的影响。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自由港，是商人们理想的天堂！只是，由于中国各地都在战乱之中，从内地向香港拥来了大批的难民。
包玉刚还想在香港多考察一段时间，但因为他没有护照，无法在香港长期居留，而他又不想成为难民！包玉刚思前想后，下定了决心：回到上海就辞职，然后到香港闯出一番新天地！
回到上海之后，包玉刚把自己的想法与父亲、妻子、弟弟商量了一下。这时，全家人都把包玉刚当作主心骨，当然，大家都尊重他的决定。只是包兆龙还有些担心：“我们到了香港能做什么呢？”
包玉刚自信地说：“只要我们有能力，就不怕找不到事情做。现在内地的金融政策，就像是一个患了绝症的病人，就算有华佗再世，也回天乏术了，我在上海再也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将来陷入困境也是早晚的事，不如早作打算。”
当包玉刚向吴国桢提出辞呈的时候，吴国桢很是吃惊，因为包玉刚是他在上海市长任内提拔的最有才干的青年人才之一，他认为包玉刚应该与他继续坚持下去。
虽然吴国桢一再挽留包玉刚，但看到包玉刚去意已决，也只好答应了。只是他提出，包玉刚要继续在上海工作到1949年2月底，把一切事务都交接清楚了再离开上海。包玉刚也很感谢吴国桢这几年对他的提携和赏识，于是承诺一定把一切事务都交代清楚。
包兆龙卖掉了国丰造纸厂，并变卖了家里能卖的所有东西，换成现金或银两，大概有数十万元。然后，包兆龙先带着家眷和陪庆、陪容等去往香港，他要先把“家”安置下来，为包玉刚当好“先锋”。
1949年3月初，包玉刚在银行的帮助下，买到了3个人的机票，他带着妻子黄秀英和刚出生不久的小女儿陪丽，离开上海，飞赴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