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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字诀
——中国人传统观念里的哲学是一种太极的哲学，讲究以静制动，韬光养晦。因此四面玲珑，圆滑变通，往往会使一个人在官场上左右逢源，春风得意。蒋介石尽管自视甚高，但是进入到变化莫测的官场中，往往也需要以圆通应变保护自己，求取最大的利益。
一条路走不通连忙转弯
传统观念里，人们总是赞誉“坚贞不屈”、“坚忍不拔”的品质。但是在投机者看来，灵活应变比一条路走到死更能够适应变化莫测的市场和环境。所以蒋介石就经常转变思路，调整方向，在摸索和实验中，找到了一条最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
蒋介石少年时代上的是私塾，从4岁到16岁之间，他断断续续读完了幼儿启蒙以及《四书》、《五经》等传统儒家经典。1902年，奉化县城举行童子试，信心百倍的蒋介石前往应试，但遗憾的是没有考中。传统仕途的道路没有走通，蒋介石开始考虑另一种人生的方向——入新式学堂。
1903年，蒋介石结束了自己的10年私塾学习，离开了家乡，先在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接受新式教育。
但是名义上的新学校并没有新式教育。除了英语和数学，其他课还是过去的“四书五经”。对这所学校彻底失望的蒋介石转投离家更远的宁波城里的“箭金学堂”去发展。“箭金学堂”有日语课，一位叫顾清廉的老师给学生讲了许多关于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启蒙了他革命的信念。眼界渐渐开阔的蒋介石已经开始对自己的前途重新思考了。他认为“国家的强大，需要军事力量的壮大”，“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洋留学异邦”。他决定去日本留学，跟上“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时代呐喊。
1906年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到日本之后，蒋才知道要进日本军官学校学习，必须首先经过清政府保送推荐，而他是不具备这些条件的，所以进日本军校学习的计划此时是不能实现的。但蒋介石没有放弃，而是转而进修日语，等待机会。
1906年冬，蒋母让他回家完婚。回国期间正好赶上清政府陆军部在保定创立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在各省招收学生。他通过激烈的竞争被录取，并利用自己的日语特长通过考试，保送去日本学习军事。
此时蒋介石有革命之心，却没有在学校出风头，引人注目。他非常珍惜来日本留学的机会，在振武学校他专心学习了三年，很少“积极”参加和当局对抗的各种抗议活动了，以至于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联队的师团长长罔外史——蒋介石从振武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去实习的联队长官，对蒋介石的评语是这样写的：“留学时代的蒋君，内蕴不露，说不出有出人头地的表现。”
终于，在他得知国内爆发辛亥革命之后，退学回国参战，开始崭露他革命者的野心和风采。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转变他都是根据环境变化作出的调整，走出死胡同，迈上新路。
学会自我安慰
所谓的自我安慰，讲好听些叫心理建设，说白了就是自欺欺人。对于身处复杂环境的人来说，要想维持一个良好的心理状态，自我安慰是免不了的。而蒋介石对此运用得是格外娴熟。
蒋介石出生在经济较为繁荣的浙江地区，父亲又是商人，家境较为富庶。他从小接受儒家思想的教育，对自己所处的阶层有较深的眷恋。这使得他所仇恨的是封建制度中滋生的贪官污吏，对传统文化并不怎么反感。而他身上的革命性也不是那么的强烈，甚至还保留了较重的封建残余思想。
蒋介石是想要以儒家的道德修养规范自己，致力于“存天理，去人欲”。但是他的理想和实际行为却相去甚远。他在思想中不断进行“天人交战”，狠斗自己的“妄念”、“邪心”和“欲心”，但实际上却仍然过着荒唐的生活。
辛亥革命时期，一部分革命党人常以妓院为掩护作为秘密接头地点。但是蒋介石却没有经受住红粉诱惑，很快醉入花丛，倚红偎翠，以为乐事。他很快就在青楼之中，认识了一个娘姨阿巧，也就是本名叫姚冶诚的女子。因为蒋介石不满母亲包办的旧式婚姻，很快他就替姚冶诚梳笼，纳为侍妾。
而同居的生活并不像蒋介石想象的那般琴瑟和鸣。他一面对姚冶诚不满，一面对自己娶妾之举动感到懊恼。他更因为自己离理想中的道德高度相差甚远而十分痛苦。
但是蒋介石在经过漫长的自我反省和斗争后，慢慢找到了一条让自己心里舒服的道路。那就是在日常生活中不断追求道德的完善，但是在政治斗争中依然我行我素。在他加入基督教和提倡新生活运动后，特别是他承担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要职之后，继续加强自我修养，例如，他要求自己早起，一旦过时，就一再反省，自我谴责。又如，他生活淡泊，不抽烟，不饮酒，基本不喝茶，一旦违反，也会反省、自谴。抗战以来，蒋介石对自己的“私德”有相当严格的要求。
但是蒋介石所谓的“自我严格要求”，之所以说是一种自我安慰，是因为他的行为一直在验证他所谓的修身只是一种心理弥补。他虽然总是以道德家的标准要求自己，但是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却是十分残忍，连无辜的孩子也不放过。特别是由他指使，由毛人凤执行的发生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的疯狂杀戮，更是暴露出了他残忍凶狠的一面。这是他不论如何掩饰，也无法抹去的污点。
永远不跟人正面起冲突
无论是商场、职场还是政坛，有一句不变的话：没有永恒的对手，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蒋介石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就采用这样的投机策略，永远不跟人正面起冲突。
年少时的蒋介石性格孤僻，不喜与同学为伍。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内心有一股倔强之气，有时争论起来，面红耳赤也不肯罢休，因此有“红脸将军”的绰号。但是有件事情改变了他的性格。
那时他在凤麓学堂读书。但学校披着新式学堂的外壳，仍然在教授“四书五经”的内容，引起了许多热血青年的不满。大家推举蒋介石为代表，去向校董提出要求，进行谈判。
蒋介石发挥自己“红脸将军”的特色，措辞激烈，情态高昂。校方第二天就声称蒋介石“煽惑学生，诋毁校务”，宣布开除他的学籍。学校这一蛮横做法，激起许多同学和教师的不满，大家表示将集体退出学校，以示抗议。校长无奈才收回了蒋介石退学的惩罚。但蒋介石却感到没趣，主动转到其他学堂学习。
这件事让蒋介石意识到把冲突的矛头全部集中在自己身上，对自己没有好处。于是他从此在对待别人，尤其是在对待上级的时候，更是谨小慎微，不出风头。
这种谨慎让他获得了去日本军校留学的机会。在陌生的环境里，他更是隐藏了内心的革命火焰。
1908年8月到10月，振武学校学生为抗议学校当局实行日本政府文部省颁布的“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发生了集体退学事件。有些历史学家，借口“据日本文部省记录这个事件的档案中，集体要求退学的学生名单中没有蒋介石的名字”，而攻击蒋介石不是真革命。其实，他们不了解蒋介石到日本求学的曲折历史，不明白蒋介石“万里封侯”的强烈愿望，蒋介石不是那种爱抛头露面、爱出风头的革命活动家，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不愿意因为无足轻重的抗议而被赶出校门。
但蒋介石并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他会经常利用星期天，邀请要好的同学、老乡或者同盟会会员进行聚会。他们畅谈国家前途，交流思想，还互相传阅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等宣传革命的书籍。这样做一方面增加了他的交际圈，帮助他树立了声望和良好的人际关系，另一方面，这种隐秘的地下活动又不会引起日本军官的注意，不至于让蒋介石陷入被学校关注的黑名单。
小不忍则乱大谋。蒋介石的经历让他发现，小心行事与适度的沉默会为自己省去许多麻烦和尴尬。这种隐忍和谦让也组成了他的一种为人谋略。
多留心眼，随时准备后路
中国人喜欢用“狡兔三窟”来形容善于做多手准备的行为。能够随机应变，不只是给自己多一条生路，从某种意义上说，更是给自己一个重新向成功迈进的机会。蒋介石就经常进行多方面的准备，以多渠道的投资保证自己的前途有多重保险。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一片反对之声。蒋介石又因软禁了胡汉民，再度引起党内反蒋各派联合发难，逼他下野。
此时，蒋介石深知想要“改为军事时期”，“听命余一人”，是无法做到的，局势又不许可长期僵持，自己如再不下野，上海和谈达成的四全大会后宁粤双方合开一中全会的协议便不可能实现。在各方面的压力下，作为权宜之计，蒋介石被迫于12月15日宣布下野。
但蒋介石为了减少日后复出时的障碍，预先作了周密布置。他在辞职当日早8时首先召开第49次国务会议，一举改组四个省政府，将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新任命的省府主席中。
另外，蒋介石很担心东北的局势，他特意派人联络和监视张学良。他首先通过承认汪派沪选十中委换取汪精卫的支持，再派李石曾赴北平协助张学良。在得到张学良的协助后，他又向汪派投去了橄榄枝。而汪派得到蒋的承认后，也放弃了联阎排张的方针。这种种举措明显是为了对抗粤方削弱蒋氏军权的企图，也为自己再起埋下种种伏笔。
蒋介石下野，财政部长宋子文与其共进退。粤方的孙科进驻南京政府后，发现人财两空，内外交困。而全国各地大小军阀、政客也相互争斗，政潮迭起，一片混乱。
这时最早出来公开支持蒋介石的是湖北省政府主席何成发起组织的“九省联防”，他们希望藉此同胡汉民在广州新设立的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相对抗，也是藉此拆孙科内阁的台。
而蒋介石又写信给汪精卫表示友好，两人一拍即合。过去的对手变成了政治盟友。1932年初，蒋介石、汪精卫两人赴南京。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紧急会议，改组南京政府，由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宋子文任副院长。接着，汪精卫投桃报李，在洛阳召开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他力排众议，强力通过蒋介石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总参谋长的提议。蒋介石在其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通电就职。
蒋介石的第二次下野，以退为进，收服了汪精卫，逼走了胡汉民、李宗仁，玩弄了孙科，自己掌握了全国军权。这种种准备正可以说是他投机策略的运用。
明字诀
——在乱世中想要取胜的最大诀窍就是要有明亮的眼光，理智的头脑，清楚的思维，正确的判断，才能在瞬息万变的局势下牢牢站住脚，不至于被时代的洪流冲垮。而蒋介石的投机诀窍就在于无论何时，他的眼光总是先人一步。
紧附正统，跟住主流
投机家想要成功的元素无非就是眼光加上运气。运气是普通人难以把握的，所以每个人所能够做的就是多方面接受资讯，认清环境和局势，了解时代发展的潮流，顺势而动。蒋介石的身上就很明显地体现了顺势者昌，逆势者亡的古训。他支持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反对封建旧朝廷的腐朽统治，反对袁世凯称帝的行为就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活动，最终自然获得了成功。
二次革命中，蒋介石参加了上海讨袁的活动。最终起义失败了，袁世凯下了通缉令。蒋介石机警地逃脱袁世凯的追捕，适逢陈其美来电邀蒋赴日，蒋便第五次东渡日本。
蒋介石在日本接受了一项新任务，前往东北地区开展策反倒袁的工作。因为他在日本学过军事，又会讲日语，所以他化装成日本商人，以“石田雄介”的名字在大连停留下来。到大连不久，因另有任务，陈其美被调回上海，这样在东北策反倒袁的任务就由蒋介石一人去完成。
虽然策反没有成功，但他却被青年学生的反袁气势感染。8月下旬，蒋介石挑选了智勇兼备的王小峰、王明山等五名青年，带他们回到上海，并组织他们进行刺杀郑汝成的行动。
心腹被革命党人刺杀之后，袁世凯到处张贴告示，悬赏3000大洋捉拿要犯蒋介石。上海顿时处于恐怖之中。蒋介石只好在革命党人的掩护下，悄悄回家乡躲避。最终在亲友的掩护下，虎口脱险。
由此可见，孙中山代表的革命党人和袁世凯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对抗斗争中，蒋介石预见到中国的革命势在必行，封建统治必将走向毁灭，所以始终追随着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把革命的火种传递下去。
而他在国民党当权的后期，蔑视共产主义制度，残酷杀害共产党人，进行白色恐怖统治的行为，是违背历史潮流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所以最终他也没有逃过失败的厄运。
有一句谚语说：眼光是一把尺子，它能测出你今后能走多远；眼光是一把杆秤，它能称出你的价值分量，并预知你的人生。用这句话来概括蒋介石的投机行为十分恰当。他的眼光也受到自身的阶级局限，因此革新的决心和行动是有限的。
在原则性问题上站对立场
投机者如果单以利益驱使为引导，那么不管其奋斗多久，最终结局仍然是失败。每个人只有以大局为重，站对立场，正确判断，谨慎选择，才是对人生负责的行为。
虽然蒋介石因其政治立场的不同，曾对共产党大开杀戒，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却始终以包容的心态，对蒋介石有一个较为客观和中肯的评价。原因是蒋介石一生都在坚定地维护中国领土的统一和完整。后来虽然退守台湾，但他始终把台湾当成中国的一部分，尽管要把台湾作为反攻大陆的基地，但与李登辉、陈水扁鼓吹“台独”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正是由于蒋介石的坚定，认为大陆和台湾是不可分割的中国整体，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台湾更好地延续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长久以来都未改变对自身是中国一部分的认识，这样也利于今后祖国统一大业的顺利进行。由此看来，虽然蒋介石有过失，但无愧于华夏，我们不应忘记他对中华民族所作的贡献。
有的研究观点认为，蒋介石接孙中山先生总统位却违背三民主义初衷搞独裁，对内强硬、对外软弱无能。北伐时，本有一次与国内民主力量联合组阁的机会，却被蒋介石镇压迫害；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逆潮流而发动内战，中国从此失去联合组阁的历史机遇，从这一点来看，蒋介石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中华民族的历史罪人。
但就他维护国家统一这一点，蒋介石确实有功。1949年后，他虽败退台湾，但他从未提出台湾从中国独立，而且，他还处罚鼓吹“台独”的人，称“谁搞‘台独’，我搞他脑袋”；大陆举行开国大典当天，他取消了原本轰炸天安门的计划；朝鲜战争时，他三次拒绝美国提出的“用原子弹对付中共”的想法；西沙海战时，他默许解放军通过台湾海峡同越南作战。
因此，与他斗了一辈子的毛泽东，1959年2月在一次谈话中说，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不管出于何种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识，他（蒋介石）在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确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立场是一贯的。
每个人都难免会犯错，但一定要在原则性的问题上站对立场。这是从事一切活动的前提。
个人主宰命运，不要被命运主宰
投机者如果人云亦云，跟风而动，那么永远不可能跑在别人的前头。就算能够获利，得到的也不过是别人牙缝里剩下的蝇头小利，不可能做成大生意。事业上如此，做人也是如此，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把命运交给自己，个人主宰命运，这应该是每一个人最基本的生活信念。
蒋介石少年时，父亲和祖父相继病故，只剩孤儿寡母靠着田租勉力度日。但在他19岁，家中发生了一桩意外的事。当时的清朝政府，对外屈辱于列强，对内加重其剥削，以应困境。当时各处的土地均要交税，但是有一些土地已经没有人耕种，这些无主滞纳的田赋，就由征收田赋的官员责令村中的甲首（首富）和中户摊赔。蒋介石家里只有孀妇孤儿，软弱可欺，收赋的庄书就特别苛刻，把大量无主税都算在他们家的账上。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不胜负担，据理力争，差役就把蒋介石捆拘到县关押，勒令交纳后方可释放。蒋介石回到家中，母子见面痛哭。王采玉认为这是奇耻大辱，愤恨贪官污吏的苛虐和土豪劣绅的横暴，勉励儿子发愤上进，将来做出有利于国于民的事业，并为自己扬眉吐气。蒋介石深为感动。
当时反清的革命运动已风起云涌，很多有志之士出国留学，蒋介石也想到日本学习军事。但是蒋家有许多至亲好友都十分保守，都认为远渡到东海彼岸的日本有些莽撞，并不稳妥，甚至有人觉得这是对清朝的叛逆。但王采玉尽管也有难舍孤儿远离之情，却很赞成儿子有远大志向，她不听他人劝阻，毅然决然地为之措资整装。
蒋介石在到达日本之后，剪去发辫，托付朋友带到溪口送给母亲，以示坚决的革命之心。这在蒋家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满洲民族自从统治中国以来，便强迫汉人蓄发留辫，作为一种表示服从的象征。要是把辫子剪下来，就等于是在向清廷发表反抗宣言。家乡的人认为这种行为是“大不敬”。家族中的老人也都担惊受怕，认为蒋介石剪了辫子，是要做革命党。在当时，“革命党”的罪行是要株连到全族的，许多人只要是提到“革命党”三个字，都会心惊肉跳的。
但蒋介石没有因人言可畏而动摇，在革命斗争处于困难，缉捕又紧的时候，他曾几次回乡匿避，家中不时遭到搜查，许多族人亲友惟恐株连，啧有烦言，不与他家往来。蒋母王采玉却处之泰然，甘愿毁家受累，对儿子频频抚慰，从无戚颜怨言，还千方百计资助其远避和进行活动。凡此种种，表现出她不让须眉的胆识和气魄，使乡里人们感到非常不凡。
正是在母亲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从封建的藩篱中跳出来，打开了一条崭新的革命的道路。从中可见他对个人命运所具有的强烈的自主精神。
广结朋友，洞悉全局
蒋介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他总是在拓宽交际面，和不同的人交朋友。从各个阶层吸纳广泛的人脉，以此来增加自己的资源，获取更多的咨询，找寻更多可以帮助自己上位的机会。
蒋介石早年仕途的成功就是得益于他广泛的人脉。蒋介石17岁离开家乡溪口到奉化县城读书，不久就有两次十兄弟结拜之举。在奉化的盟兄弟中，与蒋介石关系密切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周淡游，一个是王恩溥。其中特别是周淡游，在蒋介石留学日本的时候，将他引荐给陈其美。
陈其美和蒋介石一见如故，不久之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中国同盟会。陈其美遇害后，蒋介石被孙中山派到山东，在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代总司令许崇智手下任职。回到上海后，蒋介石又与国民党元老张静江和许崇智义结金兰，张静江大蒋介石十岁，许崇智大蒋五天，此后，两人都以盟兄的身份有意识地给予蒋介石各方面的照顾。
1920年，张静江与戴季陶在上海经营交易所时，蒋介石经常滞留上海，便也去和张、戴一起经营。这时候，蒋介石又与戴季陶结拜了，蒋大戴三岁，是大哥。戴季陶对他也十分忠诚，长期充当他的谋士。
1927年，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率军北伐。此后，为增强军事力量，完成统一大业，他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人都结拜过。1926年8月，蒋介石主动提出与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结拜兄弟，双方互换的兰谱上写着四句誓词：“谊属同志，情比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1928年2月，蒋介石为了拉拢冯玉祥充当二次北伐攻打奉军的先锋，与大他五岁的冯玉祥换帖拜把，蒋给冯写的手书是：“安危同仗，同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冯给蒋写的手书是：“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1930年11月，蒋介石为了酬谢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对自己的帮助，同时也为了进一步拉拢他，又与比自己小14岁的张学良结拜为兄弟。蒋与李、冯、张的结拜，政治目的相当明确，一旦达到了自己的目标，这些盟兄弟的厄运就来到了。
综观蒋介石与那么多人结拜为异姓兄弟，从自感孤零寻求帮助，到结识高朋谋求进取，再到结帮壮势排除异己，进而权作手腕消融对手，可以看出，他在几十年的政治风云中得以攀援而上，得以攫取权势，得以维护统治，得以成为乱世枭雄、借助金兰兄弟之力是颇多的。
这些靠江湖兄弟手段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本来就是以各自利益为重的，在地方军阀政客面前或许能起到点作用，但与真正的有着共同信仰、共同目标的共产党人比较起来，显得落后愚昧，很难最终成事。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勇字诀
——有勇无谋，谓之莽夫之勇；有谋无勇，谓之谋臣之懦。成大事者，必得有勇有谋，方能遇难呈祥，死里逃生。蒋介石虽然从心术上看并不光明磊落，但是他却具备勇气和智谋。这使得蒋介石的求官之路像三级跳一样，以他人意想不到的速度迅速蹿升。
要勇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
蒋介石的发迹是十分迅速的，从加入同盟会起，他就一直受到孙中山和陈其美的重用。这和他接受过系统的军事教育和坚定的革命信念有关，也与他善于表现自己，勇于做别人不敢做的事情密不可分。
很多人知道他手下的军统和中统组织过很多起暗杀事件，但其实蒋介石自己也曾经亲自策划过暗杀行动。
郑汝成是袁世凯在上海的代理人，淞沪镇守使、海军中将。1913年陈在二次革命期间发动的“上海独立”，1914年蒋介石等人准备在沪宁发动的那次军事行动，都是郑汝成组织镇压的。
经过陈、蒋的周密策划，他们选定在11月10日动手。因为那天是日本大正天皇加冕日，郑汝成是中国上海当局的首要人物，必前往日本领事馆致贺。而刺杀地点选在了外白渡桥拐弯处。这里是去日本领事馆的必经之路，有一定弯度，驶过车辆必减速。
蒋介石亲自找了几个心腹来进行行动。不一会儿，郑的车队来到，只见一辆豪华马车以高超的驾驶技术，突然强行插进郑的前导副车与主车之间，并快速将车横列，迫使其主车无法前进，并与前导副车脱节。王小峰、王明山两人的高级豪华小汽车也适时强行插进郑的主车之后，迫使其无法后退，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此时，豪华小汽车中的杀手迅速下车，以解决交通为名，向主车内审视确认郑汝成在车上，对准郑汝成头部、胸部连发三枪，郑当场被击毙。前后不到10分钟，就完结了这一惊天大案。
陈其美与蒋介石将袁世凯的忠实爪牙郑汝成击杀后，接着于12月3日运动肇和兵舰起义，并一度攻下制造局。袁世凯对他们恨入骨髓，派出杀手暗杀陈其美。陈其美去世后，亲朋好友无人敢来认尸，蒋介石不顾危险，挺身而出，收殓尸体。这一系列的英勇举动受到了孙中山的赞许有加。
革命的背后有着太多的牺牲，在别人都选择逃避和放弃的时候，蒋介石却选择了面对。这也是他在投机过程中展现的富有勇气的一面。
危难之时显身手
危机到来的时候可能是挑战，也可能是机遇。古诗有云，“不是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可见，遇到危难的时候如果能够成功克服危机，展现自我，或许就能化险滩为通途。
蒋介石并不是一个无论何时都冲在最前面的人。他时常会犹疑，会怀疑，甚至总考虑退出。像他早年追随孙中山的时候，在孙中山眼中并没有那么重的分量。他提出的许多建议，孙中山基本上未予采纳。而且授予他的也多半是没有实权的闲职。这使蒋介石一度陷入苦恼之中，所以从1918年3月到粤军赴任至1924年1月，在不到6年的时间里，他至少有14次辞职或者不告而别。
然而，就在擅长军事的将领朱执信、邓铿相继遇难，陈炯明渐生异志的情况下，蒋介石却没有背叛孙中山。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叛变。蒋介石思忖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决定应召南下，在上海停留了几天就奔向广东，在香港租了一只小船，越过海面，进入珠江口，直奔“永丰舰”。
29日，蒋介石在“永丰舰”上同孙中山见面。蒋介石帮助孙中山出谋划策，应付复杂局面。针对陈炯明分化瓦解海军舰艇，并以炮火威胁“永丰舰”的诡计，蒋介石协助孙中山率队移泊黄埔附近的新造河面，决定率舰进驻白鹅潭。
7月10日，“永丰”、“楚豫”、“豫章”等舰攻击车歪炮台，冲过叛军的炮火封锁，蒋介石站在舵楼上指挥舰队前进，并劝说孙中山进入底舱休息。虽“永丰舰”被炮火击伤，但孙中山的三艘军舰终于泊入白鹅潭，等待北伐军回师平定叛军。
此时，正是盛夏，舰上燥热，又缺少青菜和淡水，蒋介石冒着危险上岸寻找食物，晚上自己睡在甲板上担任警卫。然而，不利的消息接连传来，先是舰队内部的三大巡洋舰叛变投敌，接着是北伐军第一师又变节投敌，然后是许崇智的军队受阻，导致“永丰舰”上的孙中山孤立无援。
8月9日，孙中山听取蒋介石的建议，在蒋介石的护送下，离粤返沪。
孙中山对蒋介石在患难之中随侍40多天，感到莫大欣慰，留下深刻印象。他终于认识到，此前喋喋不休地向他提出忠告，真心帮助他的，不是别人，而是蒋介石。他对这段和蒋介石之间的患难之交印象极深。这也让孙中山相信，蒋介石对他的支持和拥护是坚定不移的。
日常生活中，因为不被信任和器重，蒋介石心中愤懑，他的选择逃避和辞职也许有些孩子气，但是危急关头，蒋介石却收起了鲁莽和孩子气，在孙中山面前，表现出了一个革命者的成熟和勇气。这就是蒋介石关键时候的投机表现。
逞勇之前也要制订周密计划
蒋介石青年时代也曾是一个十分莽撞冲动的人。他会因为义兄陈其美的个人喜怒，就做出替他复仇的刺杀行为。但他却并不是一个光有武力毫无头脑的武夫之徒，他在逞勇之中，会流露出极深的心机，为自己的行为制订周密的计划。
陶成章和陈其美之间，因为光复会和同盟会利益分配不均，又因经费的筹措和使用彼此不能信任，所以积累了很深的个人恩怨。就在这时，陶成章与孙中山又爆发了争执。他指责孙中山将南洋筹来的款子用到不明的地方去了，孙中山非常气愤，陈其美对陶成章也非常愤恨，想除之而后快。
陈其美的心事，蒋介石自然是摸得一清二楚。他对陈其美素怀感恩之心，此时更觉得替盟兄除掉心腹大患是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这正中陈其美下怀。
蒋介石先买通了光复会的王竹卿。王竹卿与同盟会早已暗中往来，他常拿光复会的机密做交易以捞取外快。蒋介石以此为要挟，王竹卿只得乖乖就范。通过王，蒋探听到陶成章连日已经悄悄地转移了好几处地方，由客利旅馆、国民联合会、光复会机关汇中旅馆，最后又悄悄地住进了广慈医院。他决定在广慈医院实行暗杀。
1912年1月16日凌晨2时，蒋介石和同伴撬开医院大门，潜入陶成章的病房。因为两人对路径很熟悉，所以一路没有惊醒熟睡的警卫人员。进入病房后，两名刺客其中一人轻轻叫道：“陶先生……”另一人早已拔枪在手，对着陶成章的头部扣动扳机，两名刺客很快逃走了。
后经医生检视，子弹从左颊入，斜穿脑部而出，陶成章当即身亡。
陶成章被暗杀，举国震惊，上海各界更是议论纷纷。消息传到南京，孙中山极为震惊，连忙拍电报给陈其美，要他用一切办法，侦查此案，缉拿凶手。黄兴也发电给陈其美，要他严缉凶手，并“设法保护章太炎”。
陈其美接到孙黄两人电报后，大张旗鼓，调动所有的警探，四处侦查，贼喊捉贼，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也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奉陈其美的命令，前往日本去了。
陶案断了线，查不下去。但总有些蛛丝马迹，早有人怀疑到陈其美头上，但没有实据，只好挂起来。后来，接踵而至的二次革命、护国战争，1916年陈其美被暗杀，使“陶案”搁置起来，再往后，蒋介石青云直上，成为中国第一人，陶案真相再也没有揭开的可能了。
一般的时候人们都认为，有勇有谋，有胆有识是一个英雄必备的素质。有勇无谋叫莽夫，无勇有谋则显得怯懦。但是如果像蒋介石那样，把勇和谋运用在害人的勾当上，则只能被称作枭雄。
要表现先要让人知道
在社会上，人们的关注点越来越分散。所以默默做事最终换来的很可能就是被忽视和冷落，而必要的宣传和表现却能赢得深刻的印象。投机者从来不把宣传和炒作看做为自己涂脂抹粉，歌功颂德，他们反而认为，善于表现自己的人，才会在生活各方面占据主动。
刺陶事情发生后，蒋介石潜逃日本，这是蒋介石第三次东渡日本。蒋此次东渡，名义上是出国深造，学德语，准备前往德国留学。
蒋介石来到日本后，当然不会安下心来学德语，他仍然对国内局势依然密切关注。他不甘寂寞，积极寻找机会从事革命行动。到了下半年，他便与一些人合作在日本办起了《军声》杂志。
当时国内正在掀起民族资本主义的改革热，宋教仁在孙中山、黄兴等赞同下，于8月将同盟会、统一共和党以及几个小政团合并为国民党，并为了能够在议会中争得多数席位，不惜删除同盟会纲领中的革命内容，以便合法地将大批政客和前清遗老们拉拢到国民党内，在中国实行西方议会民主制度。
《军声》杂志的刊行正是与这种国内思潮遥相呼应的。蒋介石在很短时间内，在《军声》杂志上先后发表六篇文章：《〈军声〉发刊词》、《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校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争议》和《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这些文章表达了蒋介石早期的不太成熟的军事思想，并对自己的政治军事思想进行宣传。
他在《军声》杂志创刊号上撰文向往一个大同的世界，在这样的世界里各种族和睦相处，只需警察来维持秩序，没有战争，因而也无须军队。他更现实地分析了西藏和蒙古的局势，指出俄国和日本最有可能与中国为敌，他排除了中国能经受得住俄国人进攻的可能性，指出实际上无论侵略来自何方，中国都不堪一击，并大声疾呼建立一支至少有60万人的正规陆军来保卫国家。
他还强烈批评了把军权和民权集中于省总督一人之手的制度，他写道：这种制度要是不改变，中国总有一天会变成由许多各自为政的王国组成一个松散的拼盘，因此，军权必须由中央政府来掌握。
在主办《军声》杂志过程中，蒋介石学到了不少东西，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治国安邦的谋略，并在后来的革命过程中，逐步将其完整化、系统化。
虽然《军声》杂志没有让蒋介石扬名，但是蒋介石宣传自己、炒作自己的理念从这件事中就可见一斑。投机者常常将自我也作为炒作的对象，自我推销，推广自己的知名度、美誉度，提高自己的社会公众信任度。
吓字诀
——吓字与捧字是互相为用的，善吓者捧中有吓，旁观之人，看他在上司面前说的话，句句是阿谀逢迎，其实是暗击要害，上司听了，汗流浃背。善捧者吓之中有捧，旁观的人，看他傲骨棱棱，句句话责备上司，其实受之者满心欢喜，骨节皆酥。但是用吓字的时候，要有分寸，如用过度了，别人恼羞成怒，受苦的还是自己。蒋介石深谙此道。
别让他人以为你是待宰的羔羊
为人在世，很多时候需要看人脸色行事。但是人太软弱往往会激发他人的傲气，使自己成为待宰的羔羊。蒋介石有一个著名的绰号叫“红脸将军”，就是因为他在遇到侮辱或者是不公平的待遇时，经常会怒发冲冠，拍案而起，反唇相讥，抒发自己的不满。
在中华民国小学三年级的教科书里，曾记载着蒋介石青年时代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一则轶事。某一天，有位日本军医教官上卫生学的课，带来一块泥土放在桌上。他指着这泥块说：“这块泥土，大约有1立方英寸（约16立方公分），这里面有4亿个微生虫。这可以拿来比喻中国，中国有4亿人口，就像这4亿个微生虫寄生在这块泥土中一样。”
军医教官说着，轻蔑地撇了撇嘴角。对于中国人的鄙视不言而喻。在座的学生都很愤怒，但大多数人都只是暗暗攥紧拳头，不敢公开和这个日方的教官叫板。只有蒋介石按捺不住气愤，他突然起身，大步走到讲台上，把那块泥土狠狠一摔，当即碎成8块。他拿起其中的一块，送到日本教官的面前说：
“日本的人口有5000万，在这个1/8立方英寸的泥土中寄生的微生虫，也可以说就是日本人吗？”
根本就瞧不起中国人的日本教官，真是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受到这样的反击，他一瞬间愣住了，目瞪口呆，面红耳赤。但是很快他就反应过来。看到蒋介石的脑后并不像其他人那样拖着长长的辫子，他对蒋介石大声咆哮：“你！你！你是革命党？”
他以为像这样说，可以把蒋介石唬倒。然而蒋介石却毫不害怕地接着说：“我只是想问问老师的比喻是不是恰当，请不要说些不相干的话。”
日本教官当时没有再争论下去，但他离开了教室之后，马上找到军校总办赵理泰，要求严重处分蒋介石；按照保定军校校规，反抗教官的学生，是要受到开除学籍或禁闭的严厉处分的。
但是，赵理泰知道此事错在日本教官，而且蒋介石因去日本留学所以剪辫子的事早已全校著名，并非什么革命党。所以他只是将蒋介石训斥了一顿就了结了此事。从此之后他对蒋介石反而另眼相看。
蒋介石认为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忍让，无条件地绝对忍让只会让对手势力更盛。他会选择恰当的时机，进行适度的反击，一方面表现自己的能力，一方面给对方一些警告。通过这个方式，他达成了自己投机的目的。
记住并利用别人的弱点
庸人看不到自己的弱点，无意之中总在暴露不足；智者了解自己的弱点并加以掩饰，扬长避短；而投机者却常会盯住他人的不足，记住并利用别人的弱点，以此达到自己控制他人，攫取利益的目的。
蒋介石无论是在发迹的过程中，还是在领导当权的时候，他的很多策略和想法的实行都是利用别人的弱点，迷惑他人，或者利用他人。可以说他对党内外各个派别的控制最常用的办法之一，就是利用别人的弱点牵制他人，使他人对他唯马首是瞻。
在追随孙中山的时候，蒋介石之所以敢数次罢职，动不动就回乡休养，就是看准了孙中山对于良才有极其包容，甚至到偏信和软弱的一面。革命需要牺牲，大量青年才俊或者在起义中丧生，或者在政治斗争中转了方向，这是孙中山不能控制的。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因此对于身边几个有将才的青年更加器重，甚至到了轻信的地步，这才造成了陈炯明背叛革命，围歼“永丰舰”的事件发生。同样对蒋介石，他也是包容有加，这就给了蒋介石利用他的性格弱点，使性子要权要利的机会。
而这种利用他人性格弱点的投机策略，在此后他当权的过程中经常被运用。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给张学良的命令就是“不抵抗”。但是蒋介石深知“不抵抗政策”要背负着被全国上下舆论一致谴责的危险，当时已是全国最高统帅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不愿意承担这个恶名。蒋介石就挑选了张学良来做自己的替罪羊。
之所以选张，是因为他看透了张的弱点，年轻、讲义气、无所顾虑。所以蒋介石一直向张学良灌输“攘外必先安内”的观念，并让他误以为日本只是来东北挑衅，并没有侵略中国的实力。他把好话说了一大箩，又以委员长身份压迫，又以把兄弟身份恳求，终于使张学良臣服。他还当面告诫张学良：“这话是我说的，但你不许对别人说。”终于让张学良心甘情愿地背上“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但是随着锦州失陷，热河易手，张学良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非议，“不抵抗将军”的心理负担越来越重，思想开始发生变化，于是，他发动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和中共谈判，答应了进行国共合作。但他却对张学良怀恨在心，依然利用张学良的心胸坦荡和年轻无惧，把他骗到了南京，软禁起来，使得张年高80岁还不能获得自由。
借助别人的弱点控制他人，利用他人，这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但是投机家却常常昧心地采用各种不正当的手段，而把道义法理置于不顾。我们对这样的投机行为应该抱以批判的态度。
受人恐吓时反将一军
很多时候，敌对势力之间会相互压制，相互抗衡。这种抗衡并不完全是真枪实弹的，而有时是心理上的较量和恐吓。蒋介石是一个完全不能容忍他人质疑和恐吓自己的人。当他遇到其他势力对他造成威胁的时候，他立刻会采取的手段就是反将人一军。其中很著名的就是他和斧头帮帮主王亚樵之间的相互刺杀。
1926年国共合作出师北伐，常恒芳任安徽宣慰使，王亚樵任副宣慰使，分赴各地宣抚军民拥护北伐，打倒军阀。因为受安徽军阀派兵围困，他突围到南京。此时正值蒋介石背叛革命，所谓“定都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内定王亚樵出任津浦路护路司令。王亚樵目睹蒋介石倒行逆施，发动“四一二”大屠杀，无数革命志士遭无辜杀害，国共合作、三大政策一扫殆尽，北伐中道而废，至为伤感，遂萌生反蒋之心。
他先是领导“安徽旅沪学会”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米照捐”计划的行动，扰乱了蒋介石扩军备战的计划。之后又嘱咐郑抱真去南京，督促华克之全力以赴杀蒋，郑留守南京指挥。华克之率陈成等跟踪蒋介石往返于南京和庐山。最后找到了在庐山上刺杀蒋介石的机会。他们将手枪拆成零件藏于购置的金华火腿内，再用盐泥封口，再运送上山。杀手们得到武器，准备行刺，最终因蒋戒备森严，未能成功。但他没有收手，在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他派人暗杀蒋介石不成，转而重伤了汪精卫。汪派分子认为是蒋介石得到消息故意不去开会，而让汪精卫做了自己的替罪羊，所以把矛头对准蒋介石。
蒋介石受到多方压力，决心要取王亚樵的性命。他派去行刺王亚樵的不是别人，正是自己的心腹戴笠。而戴笠跟王亚樵曾经在湖州结拜，两人以兄弟相称。戴笠有了蒋介石做靠山，把从前的兄弟恩情一并断绝，派人前往香港进行暗杀。但是王亚樵也是刀尖上打滚的人，十分机智和敏感。他靠乔装打扮，两次逃脱了军统的追杀，后又潜回内地。
蒋介石知道王亚樵死里逃生的消息之后，悬赏百万要买王亚樵的人头。戴笠最后用了美男计，收买了王亚樵的情妇，终于成功地把王亚樵困在屋内，用乱刀刺死，替蒋介石解决了心腹大患。
蒋介石的政治生涯面对着数不清的暗杀行动，为了自保，他也策划了无数暗杀他人的计划。这种害人护己的行为可以说是他的投机策略最残暴露骨的流露。
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妄自菲薄的人总是不能够有充分的自信，去开创自己的道路。对于投机者来说，有的时候就需要那一股目中无人，横扫一切的自信，才能在和他人的较量中拔得头筹。
蒋介石在革命的过程中，经常会受到死亡的威胁。这些威胁有时候来自政敌的恐吓，有时候来自旁观者的嫉妒。但是他对于种种挑衅都无所畏惧，一方面细心防备，另一方面大胆回应，坚持自我，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
在陈其美和蒋介石的革命活动深为袁世凯嫉恨，袁早欲将其除之而后快，其时恰逢曾任沪军都督府骑兵团团长的张宗昌来投，袁便以此为诱饵，让张宗昌暗杀陈其美，张宗昌一口应允下来。张宗昌以提供革命经费为诱饵，派人和陈其美见面，趁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刻，枪击陈其美头部。陈其美当场死亡，年仅39岁。
陈其美被刺的消息震惊了革命党人，很多人都知道，这次暗杀也是给蒋介石的一个警告。所以有人猜测，蒋介石可能会在短期内逃亡国外避祸。
但是蒋介石在第一时间得到消息后，立刻从新民里11号寓所赶来，这时陈其美的遗体已被抬出门外，陈的亲友不见踪影，孤零零的一具尸体躺在那儿，无人理会，看了甚是可怜。蒋介石没有考虑自己逃生，而是迅速雇车将陈的遗体载到法租界自己藏身之地。
不一会儿，孙中山也闻讯赶来，泪流不止。他除了哀悼陈其美，更是嘱咐蒋介石多加小心。蒋介石守护在陈其美左右，拒绝出外暂避风头。他认为，自己结识陈其美5年，形影不离，志同道合，共举大事。今日陈遭不幸，自己如同失去擎天之柱，怎能不悲痛欲绝？
蒋介石替陈其美守灵几日，最后亲手将陈其美安葬，并为其撰写祭文，完全无惧袁世凯的势力。在陈其美遇难的第六天，蒋介石又写了一份《陈英士先生癸丑后之革命计划及事略》，将陈其美的反袁斗争做了个小结。最后不无感慨地说：“自古无不遭庸众忌畏之志士，亦无安荣善死之英豪，于是公乃赍恨以终矣。”这对于那些一直注视着蒋介石的异党分子来说，绝对是赤裸裸的挑衅。
第二年5月，蒋介石又把陈的灵柩由上海归葬于浙江吴兴太湖之滨，这里是陈其美的故乡。蒋介石帮他完成了最后一个心愿，从头到尾从容淡定，镇定无畏。没有被血的威胁吓倒，也没有向心里的恐惧认输，坚持了自己的革命道路。
蒋介石的投机策略表现出了他的一种观念，过于卑躬屈膝只会让闪光点被埋没，太过于妄自菲薄只会让自信被消磨。有时候不要太过于重视他人的要求和建议，要树立自己的判断和决定，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前行。
第二章 蒋介石用人投机术
蒋介石执政期间，不断地栽培新人，寻找良才。但是对下属委以重任，他又担心功高压主。如何在用人和防人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就成为蒋介石一生都在思考的问题。而蒋介石任内之所以鲜有造反事件的发生，和他善于把投机法用在识人善任上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