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
蒋介石六十大诀笔
陈达萌 |
|
本书由内容为王（出版）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
钻字诀
——民国时期，所有厚黑者都把钻营作为求官手段。善钻者，如老鼠打洞，悄无声息，平步青云；不善钻者，也如蚂蚁筑穴，点滴搬运，直至功成。而蒋介石的钻营却是介于这两者之间。他进可攻，退可守，处处为自己留了活路。
把每个机遇都看作跳板
人生是一个向前向上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的机遇。蒋介石作为历史上著名的大投机者，在向上钻营的过程中，抓住了几个较大的机遇，其一是到日本留学，其二是参加辛亥革命，其三是争取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
20岁时，蒋介石踏上东渡日本留学的轮渡，但没有机会学习自己最感兴趣的日本军事。所以当他听说国内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消息之后，又肄业回国报考，读了一年书后再以保送生的身份去往日本接受留学。这次，他终于如愿在日本接受了较发达和完备的军事教育，并且成为一名士兵，从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而当蒋介石在日本驻屯新县高田（现名上越市）的陆军第13师团野炮兵第19联队入伍不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国内传来了冲击性的新闻。1911年，革命军在武昌义举，终于点燃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辛亥革命战火。革命军一夜之间，夺得武昌，树立军政府，翌日，汉口、汉阳相继光复。时间迫不及待，陈其美从上海发来十万火急电报，催促蒋介石归国，因为革命军亟需要训练有素的实战指挥官。蒋介石事后回忆道：这一年我正是25岁，我觉得我们军人效命的时候到了，于是立即从日本回国，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开始献身于革命事业。直到现在，都是为了贯彻我当初从军报国的理念。我在青年的时候，能够立志从军，而且千方百计，不顾一切的挫折困苦，达到了我从军当兵的志愿；如今回想起来，实在是我平生最快意的一件事。这一次当了逃兵的经历，也是蒋介石戎马生涯的开始。
而之后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更是蒋介石政治生涯中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契机。正是以黄埔军校校长为跳板，蒋介石才得以飞黄腾达，进而跃向权力的巅峰。黄埔军校校长的位置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并非是特别显赫的职位，而黄埔军校校长人选，开始也并非是蒋介石。蒋介石一方面让张静江替自己当说客，一方面用罢职向孙中山施加压力，最后终于被孙中山正式任命为黄埔军校的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并且利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黄埔军校的支持，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迅速崛起。
可见，蒋介石对机遇十分重视。他每一次都把机遇当做跳板，一步步达到目的。可以说每一次的环境更换，都是不断跳跃，不断攀高的过程。但是我们每个人在“人往高处走”的同时，也要认清所去的方向，切不可一味追高，而导致走上歧途，否则最终会摔得更惨。
果断离开不利发展的环境
人生的境遇，往往因“舍”、“得”的选择而改变。有些人一直执迷于自己已经拥有的东西，就算境遇不尽如人意也不想轻易改变，怕舍弃之后，连手上仅有的好处都失去了。但是对投机者来说，每次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之后，曾经的机遇就成了现在的约束。他们会离开不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打破现状，有所突破。
蒋介石当初为了参加辛亥革命，就放弃了在日本接受军事训练的机会，做逃兵回国。那时蒋介石入伍还不满一年，不允许请假。为了归国，蒋介石向师团长长冈外史提出了请假报告，长冈外史予以拒绝。不得已，蒋介石只好跟交情不错的联队长飞松宽吾商洽，好不容易得到了短假，这是联队长职权范围内所能核准的最大时限。一同请假的同学，有张群、陈星枢两人。正式奉准的假期，虽然只是48小时，但从此离营赴义的实情，已为袍泽和长官所知。好友曾悄悄地为之设宴惜别，祝贺其迈向人生的旅程。主持别宴的日本军官高举着酒杯说：“日本军人在道别时，饮水干杯。这种水杯，是日本武士诀别之际，传杯共饮誓不生还的表现！”当时的景况，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气概。
日本军队规定，如果在48小时内不能归队，便会被当作逃兵，由宪兵开始查缉。但是怀抱着坚定的回国之心，蒋介石同学三人由高田乘火车，首先到了东京。蒋介石是浙江人，张群是四川人，两人分别向本省同盟会的东京支部领取旅费。之后都换了衣服，蒋介石穿和服，张群和陈星枢穿日本学生服，掩蔽身份。三人甚至买了毒药，各自贴身存放，决心在逃跑失败的时候自杀。可见他们的确是有舍生就死的决心。后来三人再乘火车前往长崎，最终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
而日军当局查缉未果，给了蒋介石等人以“退队”的处分。蒋介石和张群等人离开日本高田回到上海的日子，碰巧是蒋24周岁生日的前夕。此时，尚离武昌首义之后不到三个星期，革命军方面，担任总指挥的黄兴等人才到达武汉；已经光复的省区，也还只有湖北、湖南、陕西、山西四省。等候他的，是在家乡浙江省杭州的平生第一次作战。
蒋介石收到召唤他回国参战的邀请书时，没有顾虑当个逃兵会遭到日本军方的通缉，也没有为不能够进一步学习和深造感到可惜，而是毅然想办法逃脱回国。可以说蒋介石的投机策略是宁愿舍掉生命，也要换回更利于自己发展的环境。
蒋介石这种向上钻营的投机策略，像围棋中的“玲珑”棋局一般。当棋面进入一个僵局时，先放弃眼前的短暂利益，再利用空出来的阵地，卷土重来。
敢于尝鲜，无所不试
投机者中少有保守经营，故步自封的人。投机两字就是和冒险联系在一起的。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投机者往往要敢于人先，赌博似的在一个新项目上押上大量资本，甚至是身家性命。这种大手笔的气势有可能为他们赢得一夜之间的暴富，也可能让他们一夜之间满盘皆输。
蒋介石尝鲜的勇气充分体现了他大投机者的本性。他可能算是中国最早的股民之一，在1920年左右，他就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并参与投资。
辛亥革命之后，因为革命经费十分困难，孙中山命令中华革命党的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之后，蒋介石召集了陈果夫、朱守梅、周枕琴、赵士林等人商议。1920年7月1日，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开幕。而陈果夫当经理、朱守梅当协理的上海证券交易所54号经纪人号，宝号名称“茂新公司”也在7月开张了，主要的业务是代客买卖证券、棉花。因为本钱不足，陈果夫还经常去“晋安钱庄”通融放款，方便快速扩大经营。
谁晓得“茂新”号子开张第一天就折了本。因为一位上场的代理人，场账不清，让“茂新”开始就亏了1700多元。为了避免号子搁浅，“茂新”开革了一名误事的代理人。因为垫不起本钱，开始采取很保守的经营手法，不敢大肆对外拉生意。
但蒋介石的这次投机生意取得了一定的成功。逐渐，“茂新”的经营慢慢上了轨道，股本由1万元增加到1.5万元，后来又扩增到3万元，生意差的时候，一天赚取佣金30元以上，生意鼎盛的时候则有2000余元。后来，陈果夫又和朱守梅等友人，组织了一家做棉纱、金银生意的经纪人，号子的名称叫“鼎新”，陈果夫等人同时做棉花、棉纱、金银、证券四种大生意，这时“茂新”、“鼎新”真是车水马龙。据陈果夫的讲法，从开始到交易所失败，营业额总在数万万元，佣金收入约为20余万元。
可是，好景不长，交易所在开办之后的第三年，上海发生了首次的股市崩盘。“茂新”、“鼎新”两家号子全部停业关门。累算之后，还亏欠交易所60万元左右。这时蒋介石想办法填补了亏空之后，又开始寻找新的投机方向。刚好这时南方的革命形势有了戏剧化的转变，蒋介石也就抓紧时机，开始忙于筹办黄埔军校，原先在上海流连股票投机生意的党人，纷纷朝黄埔转移。
蒋介石敢于吃螃蟹的勇气让他走在了别人的前面。但是专业知识欠缺、策略失误、目光短浅和急功近利的态度使得他这次的尝试以失败告终。
为前途拜遍码头
“拜码头”是过去的一句黑话，说的是新人刚到陌生的环境，向本地原有的龙头老大拜见请安，以表示尊重老大的地位，希望老大多多关照。只要拜了码头，就意味着弱势者向强势者的服软示好。一般的无名小卒都会争先用这个方式找到一个靠山。而略有地位的人则会躲避这种程序，以维护自己的尊严。
而蒋介石并不遵循“男儿膝下有黄金”的古训，他在逆境时低头，换得更多的机会。他为了200元路费，甘愿屈尊向黑道跪拜示好，熬过了暂时的难关。
当时的蒋介石在上海已经小有名气，在革命队伍中也已经颇有人缘，除了成为国民党元老人物陈其美的心腹好友外，他也成为孙中山眼中的青年才俊，寄予厚望。再加上在上海进行投机生意时，和上海各方面都有联系，三教九流中也认识了不少朋友。
但是证券交易所倒闭之后，大量股票成了废纸，众多证券持有人纷纷找当事人逼债，蒋介石被逼得几乎走投无路。因为在上海，青帮势力庞大、羽翼广丰，所以，债主们纷纷出资雇佣青帮门徒代行收账，催促还款。蒋介石虽然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但是无奈一来缺少路费；二来青帮人马众多，难以逃过他们的眼线。所以他想到了去找青帮头子黄金荣帮忙。
蒋介石了解到黄金荣和自己的老乡和旧交虞洽卿关系密切，就托虞洽卿替自己表达想要拜黄金荣为老头子的愿望。黄金荣是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他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暗地里经营走私、绑票等勾当，聚敛钱财。在上海法租界里，将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
黄金荣听了虞洽卿的话，考虑后也就答应了蒋介石的请求。一是因为想要和虞洽卿搞好关系；二是不想跟革命党人为难，免得将来出什么事断了自己的后路。于是在拜帖仪式当天，蒋介石捧着简陋的门生大红帖子，跪在垫子上“叩叩叩”磕了三个响头，就算入了帮会。
按照青帮投师拜祖的常规，拜师应有蜡烛、香、压帖贽敬。照当时黄金荣的身价，压帖贽敬至少是几百元，还有几千元的。而黄金荣是有意结交虞洽卿才答应收蒋介石的，所以非但没计较，还考虑到蒋介石当时的困难，送给他200元大洋，并鼓励他去广州。在黄金荣的庇佑下，蒋介石抛下一屁股烂账，离开上海直赴广州，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这一举动让当时沪上的许多人鄙夷，也被很多革命党人所不耻。而大投机者蒋介石却以这种善钻营的本领，在绝境中又找到了一条生路。
忍字诀
——古今中外欲成大事者都是城府深厚，对一时之辱能够忍而不发。而蒋介石的发迹也离不开“忍”字。蒋介石投机有术，方能忍常人不能忍之苦。正是以忍耐作为爬升之前的资本，博取他人的同情和垂青，聚集自己的力量，才能在他人的不加防备中扶摇直上。
在弱势时忍气吞声
两军对垒的时候，往往会出现强弱对比明显的状况。大多数情况下，哪一方力量大，人数多，装备先进，后台硬，就已经占据了胜利的优势。但蒋介石却是一个在面临不利局面时，能够忍气吞声、承受屈辱的人。他的投机策略是，在弱势时积蓄力量，到力量充足时再找机会翻身。
蒋介石在日本高田初入伍是二等兵，处于联队最低层。按日本“武士道”的规矩，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二等兵之上是一等兵、下士、中士、曹长、特务员，然后是正式军官，都要层层服从和伺候，稍不如意，就会受到斥责，甚至挨打。虽然上面官阶累累，压迫重重，日子苦不堪言，但是迫于无奈，他只能忍气吞声，逆来顺受。
高田是本州西北部新浑县的一个镇，冬天寒冷多雪，环境极其恶劣。但出生在江南水乡的蒋介石却坚持了下来，还学着很多日本人的样子，每天用雪擦身和洗冷水澡。
以“粗粮”著称的日本军队的伙食也十分差。每人每餐只许吃一碗米饭，每星期要吃几餐麦饭。菜的方面有时是三片咸萝卜，有时是一块咸鱼，只有星期日才能吃到一点豆腐青菜和肉片。无论你吃饱吃不饱，都是不允许有回头饭的。
除了寒冷和饥饿，更让蒋介石感受到清苦的是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严格的军事训练。蒋介石刚到联队，每天清晨起来除了迅速收拾好自己的服装被褥外，还得向长官尽“忠诚”，干些打洗脸水和擦皮鞋等低三下四的活儿，待遇极其低下。
除此之外，他还要负责照料军马。因为当时的主要动力是马匹。炮车等这些笨重的机械全凭马匹牲畜来运输转移，所以军队对马匹的照料要求是很高的。每天两次，蒋介石要到马厩去擦马，要用手掌用力摩擦马的全身，每次都要花一小时。马擦完了之后，还要将它牵到厩外雪地里马槽去饮水和喂料。直到马喂好了，才能回营房去吃早饭或晚饭。虽然任务繁重卑微，人不如马，但蒋介石就这样咬牙坚持着。
蒋介石在日本军营生活的一年时间，对军营的许多生活细节都格外注意。在蒋介石看来，日本军营的许多习惯是日本军事教育成功的秘诀所在，与中国军队内部的纪律涣散、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形成鲜明对比。他们施教，凡是越细微、越容易为人忽略的事情，就越加注意。对于细微之处尚且如此，其他一切教育军事之大事，就可想而知了。
蒋介石把从兵营生活学习来的训练方式和军事精神带到了黄埔军校的教育中。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投机者，在弱势中积累实力，得势时尽情发挥的策略。
枪打出头鸟，低调万年长
俗话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有心机的人多半知道做人要低调，担心树大招风，惹来祸端，难以善终。
蒋介石在青少年时代是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物。16岁时，他在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学习。因为学校教授的课程和学生渴望学到的近代科学知识有所差距，所以很多学生大为不满。年轻的蒋介石被推举为代表和校方谈判，要求进行教育改革。蒋介石在和学校的董事交涉时，言辞甚为激烈，盛气凌人。校方对蒋介石的这种态度非常气愤，必“欲除其学籍”而后快。但却引起了学生的严重抗议，迫使校方免除对蒋介石的处分。由此，同学给他起了一个“红脸将军”的绰号，是说这个人不时和人翻脸吵架，它颇符合蒋介石青少年时代的性格。
但是再年长一些之后，他开始明白该怎样明哲保身，保全自己，不顶撞师长，不主动树敌、尽量保存实力，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机会。
蒋介石刚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时候，非常的与众不同。因为之前蒋介石去日本留学时，剪掉了长辫子。这在由清政府主导的学校当局和满族同学眼中，成为特立独行的标志。蒋介石虽然心中有改革的愿望，但他却不想大出风头。他担心万一出了什么事，就很可能断送了被保送到日本学习军事的希望。因为当时清政府和日本政府有协议，不准中国学生自费学习军事，只收国家保送的学生。所以他不仅蓄起头发，表示自己服从学校的管理，尊重清政府的权威。而且在满族同学找他麻烦时，他也是一味退让，不和满族同学正面起冲突。
除此之外，对于日常的言行举止，他也总是自我克制，极力慎重，即使受到侮辱，也忍气吞声，装作毫不介意的样子。久而久之，蒋介石隐藏起自己的激进自负，爱出风头的本性，伪装成一个只知埋头读书，渴望去日本深造的书呆子。而那些无处发泄的怨气被他全部都写进了日记。在这样低调的隐忍中，蒋介石平平安安地完成了学业。
而陆军军官学校的学生也不是人人都能去日本参军，原本只有日文班的学生才有机会参加赴日的选拔考试。但蒋介石向学校提出申请，说明自己留学过日本，精通日文，希望能破格参加考试。因为他一贯表现良好，最后终于争取到了和日文班的同学一起考试的机会。
蒋介石用一时的忍气吞声换来了更大的机会，可见随着他的慢慢成长，他的投机心态也越来越成熟，目标也越来越明确。这奠定了他具有成为一个野心家和政治家的素质基础。
寻找危机时的应急出口
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无条件庇佑自己的处所，或者是受伤时候的疗伤之地，或者是在狂风暴雨中的避风港。蒋介石就把自己的家乡——浙江奉化溪口视作自己的应急出口。在他人生遇到了瓶颈，或者需要个地方逃避是非的时候，他就会返回溪口，在妙高台上闲看局势万千变化。他回乡的意义，除了放松节奏、舒畅心情之外，就是韬光养晦，隔岸观火，以静制动。这样做，蒋介石往往能发现许多别人发现不了的问题，找到再次出山的机会。
蒋介石在结识孙中山之后，一直就希望能通过孙先生的介绍，攫取更高的职位。但是孙中山却考虑到蒋介石比较年轻，缺乏实践经验，就安排他在粤军中任职，进行锻炼。但蒋介石却认为参谋这个职务太低，不能够发挥他的能力，而且他在粤军中常受人排挤。于是一怒之下，他负气出走，返回了老家。孙中山连忙去信安抚，并许诺给他重用。
1924年4月21日，蒋介石终于回到广州。5月3日，他正式就任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通过此次辞职事件，蒋介石虽未撼动廖仲恺在军校的地位，但也获得孙中山的允诺，给予其在人事与财政上更多的权力。
这来之太易的成功让蒋介石不由得产生了惯性心理。之后蒋介石两次下野，都先返回了奉化溪口，进行休息和调整。
1928年8月，蒋介石在内外逼迫下下野，不论是国民党武汉派和南京派，还是军阀冯玉祥，乃至他的得力部下何应钦，都给了他巨大的压力。此时他黯然返回奉化溪口，休养了一段时间后，开始向日本和美国求取支援，还顺利和宋美龄完婚。最终以退为进，坐收渔人之利，取得了党、政、军的最高位。
而1931年12月，由于他软禁了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再次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再加上他的“不抵抗”政策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声讨。蒋介石无奈中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携宋美龄返回奉化溪口，但这次他已经做好了充分的人事安排，可以说是胸有成竹地在雪窦峰上静观局势，伺机而出。果然，蒋走之后局势一片混乱，蒋介石在其第二次下野几十天后通电就职。
可以说，浙江奉化溪口是蒋介石能够得到力量补给的巢穴，是他恢复体力和斗志的加油站。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巨人安泰，只要双脚一落到土地上，就能接受到大地母亲为他补充的能量，马上能够一扫疲惫，投入战斗。
软饭该吃就得吃
社会对男性的行为规范有诸多的要求，例如独立、坚强、有担当等。与之相对的，如果一个男人吃软饭，则会被社会鄙视。可能很少人知道，蒋介石的人生中也有一个吃软饭的阶段。但是因为羞于提及，所以鲜有人了解这段历史。
1911年，当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在陈其美手下操练军队的时候，经常到五马路的妓院寻芳问柳。也就是在那里，他迷上了一个做娘姨的帮工——姚冶诚。所谓娘姨，就是专门负责服侍高级妓女的女佣。那时候蒋介石并没有多少钱，但时常来捧姚冶诚的场。一来二往，两人的关系也就越来越密切。姚冶诚见蒋介石一表人才，又愿意为自己赎身，便也心甘情愿跟着他，还把自己平时省下来的积蓄交给他，支持他革命。蒋介石为了报答她，不久之后，租了个房子，替她赎身后和她一起同居。
但是那时蒋介石并没有多少收入，又到处结交朋友，花钱大手大脚，家中时常入不敷出，只有靠姚冶诚替人洗衣服略微维持生计。为了增加一些收入，姚冶诚常出面请一些朋友聚在一起打牌，她从中抽一点头。但是这样对蒋介石的大笔开销来说，还是杯水车薪。
蒋介石一方面觉得一群三教九流的人天天通宵聚在自己家里打麻将，有损自己革命者的形象，另一方面觉得用这个办法挣钱实在是收入有限。于是他想到自己拜把的兄弟，张静江。张静江是同盟会的元老，早年曾经倾力资助孙中山革命。革命成功后，他被孙中山延请入阁，在国民党内颇有声望。蒋介石十分恭敬地称他为二哥。为了经济上能有稳定依靠，蒋介石让姚冶诚认张静江为过房爷。张静江也很明白蒋介石的意思，他做人本来就十分大方，再加上看好蒋介石的前途，所以就对他不断接济。这样，蒋、姚在经济上常从张静江那里得到一些资助，生活有了一定的保障。
这段逛妓院、娶娘姨、纳小妾、认干爹的经历对蒋介石来说可谓是很不光彩。但他并不以此为耻，反而改头换面，谎称自己是英雄救美。面对蒋介石日后的荣耀，恐怕没有人敢当面揭穿他的谎话了。
对于蒋介石来说，虽然吃的是别人施舍的软饭，但是他依然会摆架子，表现出自己的骄矜和尊贵。他也懂得软饭不能吃一辈子，等到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跳到其他地方另谋生路，用男人的尊严换来的是资金充裕的前途，这对他来说，是自我感觉最划算的交换。
显字诀
——忍，是明哲保身的良方。但是光有忍，蒋介石可能会成为一名儒将，却不见得能有日后一代枭雄的作为。所以在适当的时候表现自己，显示自己的才干和风采，才是有收有放、进退自如的表现。
在最关键时刻挺身而出
一个人的人生不能光有忍，低调、忍耐能够使人在乱世中自保，但是却不能展现人的能力，体现一个人的价值。所以要想快速发迹，步步高升，必须有收有放，既保身，又明志，两相配合，让自己在乱世中鲤鱼跃龙门。蒋介石就把在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看成一种最有效地表现自己的投机策略。
当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蒋介石依然还在溪口，和孙中山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但他也没有完全隐居，每隔一段时间，他都会给孙中山写一封信，一来证明自己的存在，二来表达自己的施政观点，三来同孙中山分析当前形势。例如，在1921年1月10日，蒋介石就拟写了一份军事意见书邮呈孙中山，提出了他对时局、对出师北方的军事准备、军费预算、兵工厂之筹建等九个方面的看法，深得孙心。之后，孙中山就频频来信请他南下帮助自己。但是蒋介石却一再拖延，又声称母亲病逝，要在家居丧；又表示要四处游学，增长见闻。从1921年初到1922年6月，一年半的时间里，孙中山致蒋介石的函电交驰，急如星火。任凭孙中山千呼万唤，蒋介石不急不躁，岿然不动。蒋介石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原来，蒋介石早就看出陈炯明有异心，认为应该先消灭粤军，而孙中山却认为应该联合可联合的一切力量，先进行北伐。两人的基本观点有分歧，所以蒋介石迟迟不肯出山。
到陈炯明叛逆的事实彻底暴露之后，孙中山这才意识到蒋介石一直以来的判断都是正确的。这时候他对蒋介石的需要，不仅仅是对一个良将的需要，更是对一个明察局势的智者的需要，对一个敢于纳谏的贤人的需要。
在这个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立刻赶到孙中山身边，勇登“永丰舰”保护孙中山和夫人，抗击陈炯明。这一举动不仅让孙中山感受到他的忠心，也更加注意到了他的才干和能力。蒋介石也因为这个和孙中山“同患难，共生死”的经历，地位扶摇直上，从一个默默无闻的青年军官，成为受公众瞩目的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在最关键的时刻挺身而出，既能表现出自我的价值，又能得到他人的认可。所以蒋介石在利用这个投机策略之后，成功地鲤鱼一跃跳龙门。
学会自我炒作
无论在什么时代，如果想要爆红，必须学会自我炒作。蒋介石就曾经利用炒作的方式，大肆宣传自己勇登“永丰舰”救孙中山的事迹。以此让他的竞争对手们知道他对孙中山的忠心和亲密关系，让舆论广为宣传他的英雄事迹。
当陈炯明暴露出自己的逆反野心，把孙中山等人困在“永丰舰”上，想逼他答应自己的条件，这时蒋介石快马加鞭赶来护卫孙中山。自此开始，蒋介石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重要起来。孙中山曾说：“蒋君一人来此足当两万援军。”其言语之分量，可想而知。他随即委蒋以海上指挥全权。而蒋介石表示在患难之中，随侍左右，安危共仗，生死相伴，孙中山更是感动得涕泪纵横。
蒋介石确实并非浪得虚名，自他统兵应险以来，情势发生了逆转。蒋不但协助孙中山从陈炯明的炮火夹击中脱险，最后更是在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乘坐英国的轮船平安脱险，保全了性命。
“永丰舰”赴难之后，其实蒋介石也是心有余悸，久久不能从兵荒马乱的动荡中安静下来。在宁波逍遥一些时日后，他的心境恢复，并开始回忆那激流勇进，身先士卒，不畏艰苦的千里一跃，遂提笔作《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又游览太湖，兴趣大作，再题《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之跋，完后交予孙中山。这篇文章不仅记录了自己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同患难的日日夜夜，不仅吹捧了孙中山如何临危不惧，反击了粤军的叛变，也抬高了自己，将自己和孙中山的亲密关系和患难深情大肆渲染了一番。
孙中山特意为此记撰序曰：“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兹纪殆为实录，亦直其带荦荦大省，其洋乃未遽实仆数，余非有取于其溢诃，仅冀掬诚与国人相见而已。”对蒋在此劫难的功劳给以再度褒扬。
其实这本完整的《蒙难记》对蒋介石来说其全部意义在于孙中山的序言上，蒋介石作此文的动机包括有促使孙中山对自己的表现做出肯定和永久性纪念，文在功在，功在人在。而对孙中山来说，其意义在于又发现了一个信得过、提得起的心腹将领。
一方面，在“永丰舰”赴难后，孙中山完全信任了蒋介石，不遗余力地满足蒋介石的政治需求。另一方面，蒋介石的《蒙难记》和孙中山的序言使得这件轶事成为正统承认的官方文案。这个资本成为之后他角逐孙中山接班人的有力砝码，在之后的权力之战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拒绝做让自己贬值的事
许多人在面对几个选择时，往往会重视眼前利益，忽略长远利益。虽然一时得到了可观的收益，但长期之后，却发现自己没有后劲，难以持续不断地得到更为丰厚的待遇。所以这种方式只是得了表面上的实惠，实际上却让自己贬值。
蒋介石在发迹前，就非常警惕职务的选择，坚决不做让自己贬值的事。
蒋介石早期追随孙中山时，得到的多为参谋长、参军一类不掌握实际权力的职务。在孙中山的安排下，蒋介石先后担任过居正的参谋长、孙中山总统府参军、陈炯明的作战科主任、许崇智的参谋长、孙中山大元帅行营参谋长等职。他经常不满于权力受限，受制于人，动辄辞职不干，常常是未获批准就拂袖而去，谁去电报也召他不回。这令孙中山也头痛不已，批评他总是脾气暴躁，心高气傲。
1922年10月，孙中山任蒋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即许崇智的参谋长。但不到两个月，蒋介石便以“军事无进展”为由离职归家，孙中山派廖仲恺持其手谕都未能挽留住去意甚坚的他。
1923年6月，孙中山命蒋为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到任不满一月，又以不受“倾轧之祸”为由，辞职返回溪口老家，静观事态发展。
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为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刚一个月，蒋就认为孙中山不会把校长的位子给他，所以辞去了筹备委员长之职。他也知道机会难得，却更有投机家的赌博精神，愿意赌一把，看看能不能换回更大的机会。
孙中山看了中央执行委员会转来蒋介石的辞呈，便提笔在蒋的辞呈上批了这样几句话：“该委员长务须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从穷苦中去奋斗，百折不回，以贯彻革命党牺牲之主张。所请辞职，碍难照准。”终于把蒋介石劝回了广州。
据考证，自1918年7月辞去陈炯明的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至1924年2月辞去黄埔军校筹备委员长，短短的五年多时间，蒋介石先后辞而复职、职而又辞竟达13次之多。
处在上升期的时候，人人都向上爬，为何蒋介石却不时走走下坡路？原因是他觉得这些职位对自己来说太屈才，如果一直做下去，会将自己困在小圈子里，难有发展。于是他就以辞职相要挟，要求换到有实权的位置。而他以退为进的招数也屡次奏效，最后蒋介石利用自己的投机策略，终于达到目的，被授予黄埔军校校长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宝座。由此可见，拒绝做让自己贬值的事，就是一种增值的投资。
拥有成功者的自信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在其网站上有这样一句格言：“不是因为有些事难以做到，我们才失去自信；而是因为我们失去了自信，有些事情才难以做到。”蒋介石之所以能从一道去日本振武军校留学的同学中脱颖而出，和他强烈的自信不无关系。
1909年，蒋介石曾经给家人寄回一张照片，在照片背后还写着这样一首诗《述志》：
腾腾杀气满全球，
力不如人肯且休；
光我神州完我责，
东来志岂在封侯！
这首诗可以算是蒋介石的代表作，其平生之志趣、抱负、性格乃至命运，都可以从中窥见。诗句气势磅礴，雄浑激昂，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救国图强的远大抱负，这都并非大话。而且蒋介石也用他的实际行动表明，他的志向不仅在于“封侯”，更是要称王称霸。虽然此诗以诗质论，粗豪无文，正是赳赳武夫的本色。但终究不是一个碌碌无为之人所能够写得出来的。
蒋介石就是带着这一种强烈的自信在四处寻找机会，并终于被他的恩师之一，陈其美赏识。
1906年4月，蒋介石第一次留学日本，他像个没头的苍蝇，四处撞壁。他想要上军校，但是没有一所军校愿意收留他。因为在清政府与日本政府之间有协议：只有清政府陆军部的保送生，才有资格进日本的军事学校学习。无奈之下他只有先到日本为中国留学生所办补习日文的清华学校学习语言。
恰巧，不久之后他在凤麓学堂的老师、义兄周淡游亦留学日本，考入警监学校，与陈其美成了同窗好友。经过周淡游的介绍，蒋介石结识了陈其美。
在蒋介石独自一人异乡求学时，遇到比自己年长10岁、阅历丰富、思想上又十分相近的陈其美，蒋顿时感到苍天有眼，赐予知音。两人谈话投机，兴趣相投，确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而陈其美更是感到蒋介石青年才俊，大有前途，便鼓励他有志者事竟成，暂时不能学习军事也不要灰心丧气，先把日语学好，以备后用。出于关怀，陈奉劝蒋介石应回国重读，力报军校，方可有机会被派送日本。蒋介石考虑到在日本颠沛流离，前景难料，遂也产生回国重修的念头。他在陈其美的鼓励下越发自信，也树立了革命报国的信念。
之后，蒋介石按照陈其美的指引先回国报考军校，后终于跻身出日留学之行列，接着加入中国同盟会，觐见孙中山，直到涉足辛亥革命队伍中来，与陈并肩作战，完成了从一个空有抱负、前途迷茫的青年向真正的革命者的转化。而他也把满腔抱负写成了《述志》，来表达内心的雄心壮志。
只可惜最后在两次世界大战的腾腾杀气中，蒋介石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终是“力不如人万事休”，一语径自成谶。
师字诀
——在旧中国传统的官场中，利益关系往往被蒙上了一层师徒关系的外衣，变得尊卑有序起来。蒋介石的求官路上也有这么几位恩师。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加持，就没有蒋介石日后的荣耀。
抓到老鼠也能跟它学打洞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蒋介石就一直十分善于抓住每一个机会学习。
从少年时代起，他就经常去往不同的家塾、私塾和学堂，向不同的师长求教。成年之后，他更是为了一心向往的军事学校，奔波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可以说对于求学拜师这件事，蒋介石一直是谦虚有礼，求知若渴。并且对于可以学习的对象，他心怀包容，不论对方来自三教九流，坚持和对方结交，不会为外界的眼光所动摇。
他的老师中，有温文儒雅的长者，有开明变通的革命党人，有严厉古板的日本军官，也有横行上海的黑帮头子。蒋介石不会因对方是平头百姓而对其倨傲不逊，也不会因对方是黑道就对其退避三舍。他非常懂得把握分寸，对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积极追求，而对其他的人或事尊敬而不亲近，不深交也不树敌。他在不同的老师身上，学到了不同的东西，包括深厚扎实的古文功底、和时代同步的新思潮、锐意进取的革命观念、严谨规范的军事作风，以及灵活变通、八面玲珑的处事手段。不同的师长，培养了蒋介石复杂多变的性格特征，使得他构成了既保守又革命，既想做伟人又熟练运用厚黑手段的矛盾人格。
但是蒋介石对这些老师的态度也是随着自己的需要而不断改变的。例如，他非常崇敬自己在凤麓书院的老师张家瑞，在他于1917年随孙中山去广东开展护法斗争时，特邀请恩师同去。时年已45岁的张家瑞只身别离家人，助蒋一臂之力。但是在东征、北伐之后，张家瑞逐渐离开了蒋介石的核心圈。随着蒋介石权欲不断膨胀和地位日臻显赫，特别是1927年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后，张家瑞更是不满于蒋介石的独断专横，决定退出。而蒋介石认为跟恩师道不同不相为谋，也不加挽留。
而蒋介石拜黑帮头子黄金荣为师，更是在当时成为许多人的笑谈。因为当时蒋介石的股票生意失败，他被一群青帮分子逼债，走投无路，才投身在黄金荣门下，借助黑帮头子的势力顺利脱险。1927年，北伐军从广州打到上海，蒋介石成为名震一时的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这才发现蒋介石就是当年所收的门徒蒋志清。他没有到处宣扬自己是蒋介石的老师，反而顺水推舟，将当年蒋拜师的门生帖子亲自送还，希望蒋介石和他以朋友相待。蒋介石也知道自己当初的举动只是脱身之计，对黄金荣的这种诚意十分感激，从此也利用职务之便，给了黄金荣许多好处。自此，两人关系十分密切。
可见蒋介石到处拜师，其目的还是在于抓住一切可利用的机会，加以利用。可以说他最看重的不是向什么人学习，而是学到的东西。
对决定你命运的人不离不弃
古语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意思是师恩是绵延一辈子的情义，作为学生，应该终身侍奉师长，不违背老师的教导，更不能背叛老师，否定老师的学问和教义。
但是蒋介石在对待师长的态度上就更加功利一些。对于和他意见不同的老师，他会疏远关系，不来往，更不听取别人的意见。但是，对于那些重权在握，甚至可以说是决定他的命运的老师，他却始终不离不弃。像孙中山就是蒋介石一直忠心耿耿地执著追随的人。其中不管发生多少误解，多少惊险，蒋介石都始终将自己视为孙中山最忠实的拥趸，不离不弃，追随左右。
1910年6月，正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的蒋介石，经浙江同乡、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并深得孙中山信任的陈其美的引进，见到并认识了孙中山。陈其美向孙山介绍说：蒋介石是学军事的，言语踏实，见解透辟，一定能成为“革命实行家”，是同盟会“真实需要的人物”。之后，陈其美又介绍蒋介石加入国民党，成为国内的最早入党者，提高了他的地位并从此直接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军事斗争。
自陈其美去世之后，蒋介石开始和孙中山有了更多的接触，孙中山也把对陈其美的器重转移到蒋介石身上。再加上在军事战略等方面，蒋孙两人的见解也总是相同。孙中山大肆褒扬蒋介石为：忠诚有加，而军事更胜一筹。
蒋介石母亲去世后，孙中山亲笔提写祭文：“文与郎君介石游十余年，共历艰险，出入生死，如身之臂，如骖之靳……朝夕未尝离失……”这表现出早年的蒋介石确是孙中山思想和事业的积极追随者，有过“共历艰险，出入生死”的患难经历，也确有“如身之臂，如骖之靳”着力于帮助孙中山反帝反军阀的军事斗争经历。
孙中山虽然给予了蒋介石极大的信任，但对他的器重始终是有分寸的。孙中山生前，很少与蒋介石商讨军事以外的事。给蒋介石的任职，也基本上都是军职。因为孙中山认为蒋介石在性格上有严重缺陷，个性过躁，不易与人合作共事。孙中山为此还专门给蒋介石写信批评过他。
由此可见，孙中山对蒋介石的认识和评价都还是较为公允，恰如其分的。但蒋介石却利用了孙中山的信任，把自己塑造成孙中山的“接班人”。在孙中山逝世后，大做文章，终于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蒋介石对孙中山的敬仰和追随，除了受到他的人格魅力感召之外，也是出于投机利用的目的。而他一直以孙中山“接班人”自居的形象，也迷惑了不少不了解真相的党内外人士。
敬师如敬父，打造正统形象
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顺”。家族内部争嫡系、比大小；武林商界争正宗，在政界学界或者说凡是权力能延伸到的地方都要争“正统”。而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为了给自己正名，满足自己不断膨胀的权力欲，借给孙中山送丧的机会大做文章，扬自己的名声。
第二次北伐获得胜利后，蒋介石到了北平，党政军魁首聚集到京城，齐赴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奠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人，向孙中山宣告北伐成功。祭文中说道：“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担命之殷切，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这就是蒋介石向大家表明：我就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我是“正统”，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我所做的一切，均属孙中山的遗愿。在宣告祭文后，打开棺盖，瞻仰孙中山遗容时，蒋介石扶棺痛哭，热泪横流，经久不止。
在哭灵之后，国民党作出了让孙中山迁灵到南京紫金山的决定。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在其逝世后，实现他的遗愿，迁葬南京，合乎情理。问题在于蒋介石假借其名进一步抬高自己，使之成为一次宣传自己的政治运动。1929年3月，国民党制订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为准备安葬，南京方面大兴土木，修建规模浩大的中山陵墓，各级官僚在修建过程中，乘机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为修建小山陵墓花了50万元特别费，但有人估计，修建的费用至少在1000万元。这对于当时经济极端贫困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支出。这有违于孙中山爱民亲民，为民生奋斗终生的风范。
为了将孙中山的灵柩从北平迁至南京，兴师动众。5月，由南京开出专列，出动了陆、海、空军，几乎全部国民党大员，参加仪式，灵柩在30万人护送下，步行将近两个小时，从香山抬到前门车站，从北平到南京，沿途各车站都进行了隆重的接车仪式。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全南京大小官僚和市民，将灵柩送过长江，举行了三天的公祭日，蒋介石亲自守灵，然后万人空巷，送往紫金山安葬。
这整个过程，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满足孙中山的遗愿，更是蒋介石的政治作秀。他使得尊师的行为不再是单纯的重视伦理，而成为神化孙中山，抬高自己的工具。他表面上表现出了对孙中山的尊重，实际上是将自己说成是孙中山“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
这一行为表现了蒋介石的投机策略。他为了打造正统形象，大着胆子，厚着脸皮把自己当做唯一的合法接班人，大张旗鼓地宣传，不遗余力地炒作。这种自己吹捧出来的“正统”最终被历史证明只不过是邪门歪道。
捧师长就是自抬身价
在蒋介石看来，光从老师那里得到知识和庇护还是不够的。为了进一步上爬，还需要主动地帮助师长提升地位。因为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就像是热气球和竹筐子，热气球升得越高，竹筐就会被拉得越高。吹捧老师，就像不断往热气球里打气，唯有如此，才能徒凭师贵，一荣俱荣。
蒋介石很明白吹捧的关键不是吹给老师看，而是吹给外人看。只有在外人眼里，老师的地位提高了，你的地位才会随之提高；在外人眼里，老师和你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你才能有机会博得更多的亲近和宠信；在外人眼里，你是最高调、最出名、最成功的弟子，你才最有机会成为合法的接班人。
蒋介石自认为最大的恩师一个是陈其美，一个是孙中山。
陈其美遇刺身亡的时候，蒋介石马上赶来抚尸痛哭，彻夜守灵。出殡当日，又送亲题的挽联：
天道无知，苦思公十年旧雨；
中原多故，乃坏汝万里长城。
蒋介石对陈其美的深恩也赢得了孙中山的好感，因为孙中山一直就把陈其美视为左膀右臂。陈其美一去，他也是流泪不止，当场手书“失我长城”四字，以志其哀。而蒋介石就看准了孙中山对陈其美的这番好感。
从蒋介石在孙中山蒙难的时候来到他身边起，蒋就开始不断夸大自己和孙中山的关系。他专门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自己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同赴难的日日夜夜，在吹捧孙中山的同时，将自己如何得到总理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大肆渲染一番。
之后，蒋介石还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神化孙中山以树立自己的“正统”观念。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之后，在南京有“三多”，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不论事情大小，只要能把自己与孙中山联系起来的，就要纪念。即使与他无关的事情，也要通过纪念活动拉上关系。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总理纪念周，读孙中山遗嘱，检查工作，后来蒋介石完全把总理纪念周变为总理训话周，每到星期一，他都要发表讲话，攻击政敌，把纪念周变成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之所以说蒋介石抬举师长是出于发展自己的目的，是因为他利用孙中山的去世大做文章，却并没有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三民主义的道路。他也没有关心和尊重孙先生的遗孀宋庆龄女士，甚至在撤往台湾的时候，还想要暗杀支持共产党活动的宋庆龄，最终在宋美龄和孙科的阻挠下作罢。可见，蒋介石的投机策略中，只是把老师也当做了上位的垫脚石，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立刻蹬开，另外投靠能够帮助自己发展的阵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