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第一节 千古疑案（1）
尧帝实行禅让制之疑
尧是中国父系氏族社会后期部落联盟领袖，是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位贤君。姓伊祁氏，名放勋，号“陶唐”。“尧”是后人对他的谥称，习惯上称其为“唐尧”。
在传说中尧是为古老的华夏大地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据说他命羲、和二氏用历数之法观测天象，制定历法，将一岁确定为366天，并以置闰的方法校正四时，用以指导农业生产。另外，尧还知人善任，推举精通农作物种植的“弃”作为“农师”，推广麻、菽等播种技术。还有，他首创“军事民主制”，凡是遇有对外作战、对内镇压奴隶反抗的大事，统统交给氏族大会讨论。
更重要的是，作为最高统治者，尧不贪恋王位，他认为自己该退休了，想把王位让给别人。便咨询分掌四时和方岳的官员“四岳”，“四岳”赶忙推荐了一位名叫舜的人。尧也听说过舜的贤名，知道他曾“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的光荣历史。但仍不放心，接下来对舜又经过三年的严格考核，这才主动让位于舜，命其摄位行政，执掌大权。舜也确实不负所望，他巡行四方，体恤民情，果断地除掉了鲧、共工、骓兜和三苗四人，受到人们的广泛称颂，造就了又一位贤明之君。晚年的大舜也仿效尧的做法，实行选贤传位，经过咨询“四岳”，又把自己的宝座转让给了大禹。大禹继位之后，洪水遍地，民不聊生。大禹劳身焦思，胼手胝足，薄衣食，卑宫室，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流入海，制服了滔天洪水，使广大人民安居乐业。禹退位时又举荐皋陶为继承人。不料皋陶短命，再把王位转让给伯益，这就是传说中的部落联盟推举领袖制度，史称“禅让”。
有关禅让制度的记载，最早见之于《尚书·尧典》。其中载有“尧舜禅让”之事。《大禹谟》中也有“舜禹禅让”的记载。孔子的《论语·尧曰》同样载有这种开明的制度。可是，这些古籍所记，也只是传说中事。所以早在战国时期对此就已议论纷纷，有的赞成，有的否定，也有的模棱两可，还有的一人持有两种说法。这样，上古时代有没有禅让制度，就成了历代争论不休的问题。
按照《尚书》的说法，尧在位70年，已经86岁，身体实在支持不了，要找王位继承人。经过“四岳”们的热烈讨论，一致推举丁鲧。此人家在有崇，号崇伯，很有把子力气，且有服众才能。尧让他治理危害极大的洪水。鲧用筑堤防水的办法，九年时间也不奏效，被舜怒而杀死在羽山。“伺岳”觉得舜是英雄，遂重新推举舜来继承王位。并特意举出理由说，舜不仅具有多方面的才能，还是一位难得的孝子。他有瞎眼的父亲和狠心的后母，舜能善待两位老人，同时和常常欺负自己的弟弟也能友好相处。尧让人细细访查，结果舜比“四岳”介绍得还好，于是放心让他继承了王位。舜在位期间，鲧的儿子大禹终于治水成功，舜主动让位给禹。后来禹又准备传位给伯益，然而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一致要求由禹的儿子启来当接班人，启也就毫不客气地面南而坐，流传了几代的禅让制度终结，从此开始了“家天下”的统治先例。
对于这种禅让制度，《墨子》、《竹书纪年》、《吕氏春秋》、《史记》等都作了明确肯定。此外，在其他一些史料中也介绍或肯定了上古时期这种开明的政治制度。
比如，在佚名的《竹书纪年》中明确讲到，舜在位十有四年，这天乐工们正在兴致勃勃地演奏音乐，突然“……天大雷雨，疾风登屋拔木，桴鼓播地，钟（石）乱行，舞人顿伏，乐正狂走”。聪明的大舜感应上天之意，认为到了该让王位的时候了。于是，“舜乃设坛于河，依尧故事。至于下昃，荣光休至，黄龙负图，长三十二尺，广九尺，出于坛畔，赤文缘错，其文言：‘当禅禹！’”这种挑选接班人的做法虽然有些迷信，但说明舜是认真实行了禅让制的。
禅让制不仅仅是种传说，而且已经进入了现实政治领域，据《战国策》记载，燕国就进行过一次禅让行动。当时的燕王哙因为健康原因，不想继续担任国君职务，然而又不甘心默默无闻地退位，想要留个美名，于是在一些说客的怂恿下，果断地把王位让给了宠臣子之。这种做法激怒了燕国太子，他一边怨恨父王的糊涂，一边准备造反，于之毫不手软地杀掉了太子。这一来弄得国内大乱，齐国乘机伐燕，哙和子之都被杀掉，燕国差一点灭亡。燕王哙的禅让举动尽管没有成功，但他还是走出了改变世袭制的实际步骤。
关于古代禅让制的记载，在出土的郭店竹简中也可得到证实。这批竹简上的文字，距孔子生活的时代不远，是较为接近孔子的学者的著述，其中的《唐虞之道》对于禅让制有详细论述：
“唐、虞之道，禅而不传。尧、舜之王，利天下而弗利也。禅而不传，圣之盛也，利天下而弗利也，仁至致也。故昔贤仁圣者如此，身穷不贪，没而弗利，穷仁矣。必正其身，然后正世，圣道备矣。故唐虞之道，禅也。”
由此可见，尧、舜二帝实行禅让而不传子，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原因在于把利天下看做是第一位的，决不自私自利，这就是最大的仁。禅让而不传子，是圣人的最高思想境界。圣人只有先正自身，然后才可以正世，所以，在政治制度上实行禅让，就是实现圣治的前提和基础。郭店竹简中的这些文字与孔子的观点如出一辙，这也可以作为古代禅让制存在的有力证据。
然而对于“禅让”之说，同样在很早的时候就有人提出怀疑。
先来看孟子的态度。一个名叫万章的人问他：“尧以天下与舜，有诸？”孟子答：“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万章又问：“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孟子说：“天与之。”他进一步解释说，“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昔者，尧荐舜于人，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引见《孟子·万章》）。孟子还说，尧去世之后，舜为了躲避尧的儿子，跑到南河之南，天下诸侯仍然尊崇大舜为王，凡有朝觐、狱讼、讴歌之类的重要事情，都到舜的面前请示汇报，而不理睬尧的儿子。后来舜又仿效尧的做法，荐禹于天，让他坐上了王位。
孟子坚决否定了尧让位于舜，舜让位于禹的传说，他只承认尧荐舜于天，舜荐禹于天。那么，“天”是什么呢？孟子玩弄了文字游戏，没有明说。考其本意，或在强调舜、禹本身都是贤德之人，受到氏族部落的拥戴而践天子之位，并非受禅而居王位。
如果说孟子对于古代禅让制否定得不够彻底，思想家荀况的态度倒毫不隐讳。他在《荀子·正论》中有段精辟而又切中要害的论述：“世俗之为说者曰：‘尧舜擅让。’是不然。天子者，势位至尊，无敌于天下，夫谁与让矣？道德纯备，智惠甚明，南面而听天下，生民之属，莫不振动而化顺之。”接着他还论述了“死而擅之”和“老而擅之”的不可能性，荀况的最后结论是：“夫曰尧舜擅让，是虚言也，是浅者之传，陋者之说也。”诚如这位思想家所言，像尧舜这些人，“道德纯备，智惠甚明”，且又势位至尊，是无敌于天下的强者，他们怎么会把自己的宝贝王位让给一个毫不相干的外人呢？如果真是这样，岂不是天下第一号傻瓜？
依据孟子和荀况的说法，上古时期没有什么禅让制度，那么大舜、大禹是怎么登上王位的呢？哲学家庄周提出了一种“撂挑子”的假说。他在《庄子》中提出，尧坐烦了天子的宝座，要把这个位置让给许由，不料许由坚辞不受。尧再转让给州支父子，哪想他们也回绝了。他们为何害怕当天子呢？因为这个差使太辛苦了。据韩非说，尧在位的时候，日子过得很苦，吃的是粗粮糙米，咽的是树叶野菜，冬天裹兽皮，夏天披葛布，而且尧的居住条件也很糟糕，屋顶的茅草很不整齐，房子的椽梁没有雕饰，有时还要忍受漏雨的折磨。就是一个守城门的大头兵，收入也远远超过尧的水平。尧思来想去，不能把这份辛苦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就主动撂挑子不再干了。多亏找着了大老实人舜，他稀里糊涂登上了王位，后来舜也实在吃不消了，就把天下让给特别能吃苦的大禹。
庄周的说法和韩非的解释都有浓重的戏说成分，只当笑话听听足矣。
可是，同样是这个韩非，不仅不承认上古时期有禅让制，进而又说舜和禹能够继承王位，是“臣弑君”的结果。他在《韩非子·说疑》中认为：“舜逼尧，禹逼舜，汤放桀，武王伐纣，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韩非没有描绘这些人抢班夺权的细节，也未说到这四位王者是不是全被杀头，但明确说了继任者用了“逼”、“放”、“伐”的强硬手段，显然这和禅让制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情。
韩非是荀况的学生，师徒两人都是战国末期杰出的思想家，他们公开否认禅让制的观点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世的不少史学家都附和这些说法。如唐代的刘知几在他的《史通》中引用《汲冢琐语》说：“舜放尧于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后来的大禹又把舜驱赶到苍梧（今湖南南部），硬是把他逼死，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稍后的另一位史学家司马贞也传达了类似说法。他在《史记正义》中引《竹书纪年》说：“尧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父子不得相见也。”看来尧的下台并非因为年龄原因，而是由于“德衰”之故，大舜以为他不配再居王位，就把尧关进了牢狱，同时让他的儿子丹朱也做了囚徒，大舜成功地搞了政变。
对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说得比较全面的当数史学大家司马迁了。他在《史记》中综合了《尚书》、《论语》、《孟子》诸说而写进了《五帝本纪》和《夏本纪》。他描写时年86岁的尧王发现和任用大舜的过程，与《尚书》的说法是一致的，并且说到尧王为了检验这位接班人的理家能力，还把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娥皇和女英送给了大舜，诚心诚意使他践其王位。可是接下来的情况就不同了，舜在执掌了管理大权之后，很快实行起独裁，处心积虑把尧架空，为此实行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举十六相”，即把尧长期排除在领导层之外的“八恺”、“八元”很快同时起用，树立一批忠于自己的亲信。二是“去四凶”，利用果断有力的手段，把尧正在宠信的浑沌、穷奇、杌、饕餮，一下给除掉了，达到排除异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弄得尧王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大舜仍不罢休，又把尧软禁起来，不准他同家人、亲友见面，逼迫他赶快让位。可是尧的儿子丹朱难以就范，舜又把他放逐到丹水。经过一步步地精心策划，大舜终于坐上了王位。由此看来，舜之承尧并非“禅让”的结果，而是大舜用阴谋手段篡夺了王位。不过，舜并没有把事情做绝，在尧“让位”以后再也没找他的麻烦，命人好好照料这位老岳父，使其颐养天年，寿至117岁。
《史记·五帝记》又说：“（舜）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礼记》则曰：“舜葬苍梧，二妃不从。”刘知几在解释这段话时认为：“其涉方之死，其殆文命之志乎？”文命即禹。这就是说禹为了巩固他的统治地位，采用了“逼”和“放”的手段，不客气地赶走了大舜。刘知几的分析很有道理。试想，上古时代的苍梧尚是荒蛮之地，人烟极其稀少，既无边关纠纷，又无其他要事，舜到这种地方巡查什么？如果为了打猎，值得跑那么远吗？况且，当时的大舜已是耄耋之年，数千里的路途之苦，他能受得了吗？再说，娥皇、女英既为舜的妻子，为何不归葬苍梧？其中定有难言之隐。所以，舜之所谓南巡，不是为了公务，也不是游山玩水。要么是武装押解，不得不去；要么是被人所逼，惧祸逃亡。谁能导致舜的这种悲惨下场，自然非禹莫属。由此推测，大禹的继位，也非禅让的结果。
既然没有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那么，《尚书》、《竹书纪年》记载的这类事情是怎么来的？有人认为，《尚书》中的《尧典》成于战国时期，如同孔子在《论语》中讲的禅让之事，很可能是道听途说，没有多少可靠根据。而《大禹谟》系晋人伪托，也照《尧典》编造故事，果真这样，那么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尚书》，就完全靠不住了。
至于《竹书纪年》所讲的舜禹禅让故事，也难让人相信。因为此书是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今河南汲县西南）人不准在盗掘魏襄王墓时发现的，当时多致坏朽脱误，后即散佚，有辑本十多种行世，卷数也不一致，今本系宋以后人伪托，其可信程度，就要打折扣了。
倘若《尚书》、《论语》记载的“尧舜禅让”皆不可信，那么，《墨子》则是最早记载“禅让”制度的书了。在该书《尚贤》篇中这样写道：“古者舜耕于历山，陶河滨，渔雷泽，尧得之服泽之阳，举以为天子，与接天下之政，治天下之民。”把—个会烧窑、能捕鱼的农民“举以为天子”，明显是“尚贤”的禅让举动。此外，在《墨子·尚同》中也有类似说法。其实，舜本来是黄帝的九世之孙、有虞氏诸侯，墨子把他降低为只会干粗活的农民，以此表明“尚贤”的主张，这正是墨子先生的一大创造。这位思想家出身于下层社会，熟悉老百姓的生活，不满儒家“礼”的说教和等级观念，认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否认“天命”和“执有命”这类观点，明确表示了庶民可以参政的强烈愿望，故而编造了“尧舜禅让”的精彩故事。可是，《墨子》一书中并无“舜禹禅让”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这是儒学大师孟子添加的部分。儒学和墨学虽然观点针锋相对，可是对于“举贤”的认识是一致的。孟子巧妙地利用了墨子的这一创造，续编了“舜禹禅让”的又一个故事。孟子编故事的手法甚至都照抄墨子，把本来是百里诸侯的禹硬说成平头百姓，似乎不做这样的改动，“舜禹禅让”就显得太乏味了。后来，儒学占了上风，墨家一蹶不振，“禅让”之说成为儒家们的专利。这些故事既是有意编造，那么，尧、舜、禹的“禅让”制度也是子虚乌有。
但是，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尽管古籍中对于禅让制度的说法不同，甚至有严重的互相牾，但不能因此彻底否定流传了两千多年的禅让之说。因为这种传说不可能凭空虚构，而是历史的真实投影。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禅让制度的产生有其一定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必然性。尧舜所处的五帝时代，各个氏族部落普遍筑城建国，且又频繁发生战争，成为这一时期文化及社会发展的重要特点，平等式王国联盟，是尧、舜故事发生的社会基础。由于当时的生存环境恶劣，很难实现政治一体化的稳定，所以权位不能私相授受，需要以会议讨论或众人推举的方式产生领袖，形成了必然的“禅让”，其实这是一种原始的民主选举制度。不过，氏族联盟也有社会矛盾和冲突，也会涉及到这些民主选举出的领袖，“禅让”也会发生斗争，这也正是产生“舜囚尧”、“禹逼舜”的根本原因。另从少数民族发展史看，也有类似的做法。比如汉代的乌桓民族，曾经数干部落联为一部，民主推选“勇健能理决斗讼相侵犯者”为大人，他们一呼百应，具有很大权威，很像大舜、大禹这种角色。其他如鲜卑、契丹、蒙古等民族同样有这种选举制度。由此推想，汉民族在上古时期也有这种做法。后来，尧、舜、禹一个个被尊为圣主明君，他们之间由民主选举而完成的正常交接被儒家涂上了理想化的油彩，成为美好无比的“禅让”制度。这一渺茫的历史陈迹很难将其完全抹掉，但也不必把它想象得那么美好。
大禹治水的历史真相
大禹治水，是尽人皆知的一个古老传说。
约在四千多年之前，也就是尧为部落首领时，中国黄河流域频发洪水，浊浪滔天，给人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灾难；《孟子·滕文公上》对此写道：“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滕文公下》又说：“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大水淹没了庄稼，吞噬了住所，逼迫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迁徙，水患成为当时最大的灾难。
其实，这种巨大灾难，早在尧之前的共工氏族时期就产生了。当时，洪水还没有这样频繁，仍有十分之二的陆地可供选择，人们一边繁衍生息，一边尝试开展对水的斗争，渐渐取得了成功的经验：采取“撤高垫洼”的办法，对付日益增长的洪水，即从山丘高岗处取来土石，加高自己的住所，获得了暂时的安宁。然而，若干年后这种办法宣告失败。一是人们忙碌的速度，远远赶不上洪水进逼的速度；二是加高自己的住所，势必影响别人的安全，为此引发了部落之间的战争，共工氏族竟然被唐氏族毫不客气地灭掉了。
现在轮到尧做首领，洪水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肆虐。面对生存的严重威胁，尧请众人商议对策，大家认为鲧能治水，公推他为一线指挥官，率领众人展开声势浩大的抗洪斗争。
这位鲧是什么人呢？《史记·夏本纪》讲过他的家世：“鲧之父曰帝颛顼，颛顼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这就是说鲧是黄帝之曾孙。也有的说鲧是黄帝的孙子（如《山海经·海内经》），还有的说“颛顼五世而生鲧”（如《汉书》）。不论哪种说法，都承认鲧是黄帝的后代，有着高贵的身份和血统。更重要的是鲧在众人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信和号召力：一是鲧发明过耒耜等常用农具，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二是他教会了人们种植五谷，驯服驾驭了耕牛，从此获得了较为稳定的收成；三是他创建了城郭；改进了住所，并在防洪工作中积累了一定经验，显示了出色的才干，选择鲧做治水首领是很合适的。
鲧的治水经验概括起来就是“水来土掩”。即用填堙的办法阻挡洪水。他总结了共工氏的失败教训，把提高整个居住区的高度改为四周筑以围墙，这样不仅大大减少了搬运土石方的工作量，也使居住区更加集中和有序，提高了战胜水患的整体力量。《尚书·洪范》及《国语·鲁语上》等古籍中，留下了“鲧堙洪水”、“鲧障洪水”和“鲧作三仞之城”等记载，说的就是这段历史。
然而由于人手太少，加之生产工具简陋，开采和搬运土石方的数量远远赶不上筑墙的需要。继续上涨的洪水，冲垮了堵截的土墙，淹死了很多人口，治水面临失败。在此危急关头，鲧想借用神的力量。他记起天帝那里有个名叫“息壤”的宝贝，水涨它也增高，用来可保无虞。鲧果断决定“窃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想不到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惹怒了天帝，“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可怜一位舍己为民的治水英雄，悲壮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据《山海经·海内经》）。
鲧被杀之后，灵魂不灭，尸体不腐，天帝知道他不甘心死亡，遂命一位神人用“吴刀”把鲧的肚子剖开，彻底打消他复活的念头。不想鲧的肚子刚被剖开，从中跃出一条生有双角的虬龙，这就是鲧的儿子大禹。
关于禹的出生，还有另外说法。据《遁甲开山图》等史料记载，鲧的妻子名叫女嬉，“得石子如珠，受而吞之，受孕，十四月生子，及长，能知泉源，代父鲧理洪水”。禹出生时，其母剖腹而产，其地点在广柔县之石纽乡（今四川理县东北）。淮南人甚至认为六月六日是禹的生日，开展过一些纪念活动，后来则演变成水神的节日。
总之，不管鲧是被天帝杀死还是让上司治罪，都是因为治水不利而丢了性命。
鲧死之后，洪水之害并未减缓，新上任的部落首领舜经过考察了解，遂把继续治水的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大禹。为了协助禹做好这项宏大工程，舜还委派商族的氏族契、周族的始祖弃、东夷族首领伯益等前来助阵，据说连共工氏族的后裔四岳也参与此事，可见治水是项很紧迫的工作。
大禹是一位既有领导才干又有实干精神的首领。面对浊浪滔天的洪水和遍地哀鸣的灾民，他感到了肩头责任的重大，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一定消除水患，拯救天下黎民。大禹先是认真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并吸取了其中的经验，《国语·鲁语》说禹“修鲧之功”，就是这个意思。在此基础上，大禹一步一步地实施自己的治水方略：
确定正确方法，搞好全面规划
在大禹看来，父亲鲧治水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单纯填堵，这种方法虽能奏效一时，但解决不了长远问题，因为人的力量有限，不可能堵住这么大的洪水。于是大禹经过周密思考，确定了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后秦王嘉的《拾遗记》说“禹尽力沟洫，导川夷岳，黄龙曳尾于前，玄龟负青泥于后”。这里说的黄龙又叫应龙，生有强劲的翅膀和有力的尾巴，能帮助大禹勘察地形，用尾巴划开地面，引导洪水滚滚向前。玄龟，即当年帮助鲧治水的鸱龟，它能拖尾留痕，鲧曾沿痕筑堤。大禹改为按痕挖沟，形成新的河流。青泥，即鲧从天帝那里偷来的“息壤”，可以筑成一道道堤坝。大禹采取这种堵、引结合的方法，一方面顺应了水的流动规律，一方面灵活处理了水与土的相互关系，无疑是治水工作的正确策略。
治理大面积的洪水不仅要有正确的方法，还应制定全面规划，否则不是顾此失彼，就是抓不住重点，仍是功不补患。为此，大禹实地勘察山川地形，作出重要标示，使治水工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据《尸子辑本》载：“禹理水，观于河。见白面长人鱼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图，而还于渊中。”《拾遗记》等古籍还说大禹一心一意治水，感动了一些神仙，人面蛇身的伏羲送给大禹一支一尺二寸长的“玉简”，使他拿来量度大地，平定水土；马首龙身的汶川神帮助大禹推倒两座大山，打开洪水排泄的通道。
以上虽是神话传说，却可以看出大禹一有“观于河”的求实精神，二有“河图”具体规划，三有“玉简”得力工具，四有几位神仙的大力帮助，从而为他的治水工作铺平了成功的道路。
抓好重点工程，解决治水难点
要把洪水引向远处，免不了遇到大山高岗的拦截，大禹以无比的勇气和魄力，画像石上的大禹像劈山斩石，导引洪水，留下了许多动人的传说。头一项重点工程是治理长江。江水必须通过三峡，而当时的三峡无水路可走。大禹挥起神斧劈山，山体不为所动；又命神牛用角去撬，结果撬弯了牛角，仍然不见寸功。后来，在天帝的提示下，大禹改用神凿开山，很快凿成了三峡。他怕山神生出草木，借以阻碍水路，又命火神燃起大火，烧碎了三峡石壁，至今寸草不生。
再就是疏理黄河。大禹先从青海积石山下动工，一路顺利导水，到了龙门山与吕梁山相接之处，没有了黄河的去路。大禹拿起神斧，把龙门山劈为两半，河水呼啸而出，至今留有龙门。最有名的是大禹开凿三门峡的故事。黄河出龙门之后，行不上几百里，被一座砥柱山再次拦住去路，大禹跃马山上，观看山势走向，然后奋力把山凿成三门，河水分流，包山而过，至今山崖上尚有两个明显的圆坑，颇似马蹄印痕，相传是大禹神马留下的足迹。
大禹治水，不仅开河导流，还要治山造田。经禹治理充填的名山有南山和梁山等，如《诗经·小雅·信南山》载：“信彼南山，维禹甸之。”《大雅·韩奕》也说：“奕奕梁山，维禹甸之。”在《淮南子·地形篇》中，把大禹改造自然的功绩说得更是突出：“凡鸿水渊薮，自三仞以上，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九，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大禹以堙塞与疏导相结合的方式，抓住重点，带动全面，在消除巨大水患的同时还改造了自然面貌，这种整、治互补，造福人类的思想，至今值得效仿。
忘我奋斗不息，丰功伟绩永存
大禹治水的故事多是神话传说，显然使人难信。之所以编造这些神话，就是要把大禹当神看待。在许多人看来，处于远古时代，要治服那么大的洪水，没有神仙般的力量，简直不可想象。当然，所谓神仙并不存在，大禹能够治好洪水，不知要克服多少困难，付出多么大的牺牲！据《庄子·天下篇》载：“禹亲自操槁耜，而九杂天下之川，腓无肱，胫无毛，沐甚雨，栉疾风，置万国。”《尸子》也说大禹由于长年工作在野外，四处奔波，以至“手不爪，胫不毛，生偏枯之疾”，而且“步不相过”。这就是说，大禹的腿肚子磨光了汗毛，脚指甲也掉了，手累得变了形，且得了半身不遂（偏枯）疾病，走起路来十分困难，以致后脚向前跨不过前脚。他就是迈着这种艰难的“禹步”，走遍了山山水水，踏平了无数艰难险阻，在华夏大地上留下了深深的足迹。至今在各地还有“禹王台”、“禹迹溪”、“禹王庙”、“禹王亭”等地名和古迹名，这也说明大禹的活动范围十分广泛。《史记·河渠书》还说大禹治水，起早贪黑，含辛茹苦，对于时间抓得很紧。他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左手拿准绳，右手握规矩，一年到头从无闲暇，甚至帽子歪了顾不上扶，鞋子掉了来不及提，可见大禹是多么辛苦和繁忙了。
为了取得治水的胜利，大禹舍弃了自己的一切，把家庭生活和婚姻大事全都置之度外，直到30岁那年才娶了一位叫女娇的涂山姑娘为妻，草草举行了婚礼，大禹只在家里住了四天，便又匆忙奔向治水工地。《史记·夏本纪》说他“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看来不是夸张。还有的史料说大禹“昼不暇食，夜不暇寝”，甚至“七年闻乐不听”，可以说连一般人的正常生活也享受不到。对于大禹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战国时期的思想家荀子给予很高的评价：“禹傅土，平天下，躬亲为民行劳苦。”（《荀子·成相篇》）。孔子在说到大禹的德行时，认为无可挑剔，近乎完人，曾感叹地说：“禹，吾无间然矣！”（《论语·秦伯》）。
经过艰苦卓绝的不懈奋斗，曾经长期危害人类的滔天洪水终于让大禹给制服了，其战绩非常可观。据《庄子·天下篇》中统计，大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取得了“堙洪水，决江河，而通四夷九州”的辉煌胜利。对于大禹的丰功伟绩，从古至今赞誉不绝。如《左传》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汉书》也说：“昔禹治水，百姓罢劳；成功既立，万世赖之。”其后称赞大禹的诗词歌赋、传记碑文等，更是车载斗量，不胜枚举。现代文学家鲁迅在他的《故事新编》理水篇中专门塑造了大禹崭新的形象，对于这个“面貌黑瘦，像铁铸的一样”的治水功臣，给了全新意义的评价。总之，大禹治水的故事已经早早地印进了广袤的华夏大地，深深地镌刻在中国人的心里。
不过，大禹治水毕竟只是神话传说，有人对这种传说产生了怀疑。尽管许多古籍如《尚书》、《史记》等都写得明明白白，然而他们也只是记载了远古的传说，缺乏具有说服力的考证。另外，从所有的考古资料来看，四五千年以前大规模的治水遗迹迄今尚未发现，怎能让人相信大禹治水之事？具体说，有以下几种疑问：
大禹治水，精神高尚，功绩伟大，其中有关禹的表现更是感人。然而整个治水过程甚至包括禹娶涂山女在内，皆由神话故事组成，这不免过于夸张。这种情况，孔子早就注意到了，虽然他在《论语》中也说大禹的好话，但是对其如何治理黄河、长江等却只字未提。在谈到大禹的贡献时，只说了“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即称赞大禹不贪图宫室却全力兴修农田水利，这与治水的主题显然难以合拍。此其一。
禹的治水方法主要在于疏导，疏导必然开河，近代西方学者夏德在《支那太古史》中认为，仅此一项的工程量就要超过修建长城工程量的四至五倍，大禹无论如何也难以办到。以当时劳动力人数，用原始的生产工具，要完成开挖长江、黄河这样浩大的工程简直不可想象。不要说疏导这样大的河流，就是引一条小河入海也不可能。此其二。
大禹时代尚无文字，通讯手段和信息传递方式及测绘技术等十分落后，很难对华夏大地的泄洪作出统一规划和科学部署，也难指挥大规模开河劈山战役，要想驱除如此浩大的洪水谈何容易？另外，从治洪时间上看也不可能。《史记》说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人”。治理这样大面积的洪水，完成如此艰巨的土石方工程，仅仅用了十多年的时间，即以神仙之力也难以让人相信。此其三。
既然大禹治水无此可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又是怎么回事呢？
有人认为，在我国远古时期的确发生过很大的洪水，而且这种洪水灾害持续了很长时间。那么，如此巨大的水灾是怎样形成的？对此又有几种说法。一是冰川融解后内陆大量积水。据地质年代表来看，距今最近的第四纪冰川因气候变暖而消融，加上大量雨水或河流上游水源的增加，形成了巨大水灾。二是黄河泛滥，酿成水患。明末清初思想家王船山认为：“洪水者洪河，谓黄河也。当禹之时，河水骤涨，险阻淤塞……实河水之洪流也。”（引见《船山遗书·书经卑疏》卷一）。三是这场洪水源于一股小水。洪水的“洪”原是一个专名，指发源于今河南辉县境内之水。辉县旧名共，水也称为共水，“洪”字的三点水偏旁是后加的，共水流入黄河，黄河发生了水患。洪水为水灾之意是后人改说的。
大禹治水的面积到底有多大？在古籍上有明确记载的如《史记·河渠书》，写明起自今青海积石山，直至导流入渤海，面积为整个黄河流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夸大的说法，大禹治水的面积，充其量只在黄河下游一带。还有人分析其具体位置在今江苏徐州至山东兖州，还包括了河南部分地区。大禹带人疏导了十多条小河流，被称为“决九川，距四海”，此处“九川”也是泛指，言其较多之意。至于所谓“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是后人为突出大禹的英雄形象而有意夸大的说法。另外，从古代民族居住地看，大禹也不可能治理整个黄河流域的洪水。夏族居黄河下游，有大禹治水之说。商族同样居住这个区域，有“冥勤共官而水死”的抗洪故事，而周族居于渭水上游与岐山一带，就没有洪水泛滥的传说。可见，大禹治水主要是在黄河下游，治理的范围也很有限，除去对某些小河道进行局部疏导外，也可能组织群众修筑了一些堤堰防水，或者帮助群众迁移了住所等。以当时生产力水平能够做的工作，大概也就是这些。至于“开三峡”、“凿龙门”、“辟伊阙”，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当然也不是凭空产生的。人与自然的斗争伴随始终，自原始社会起这种斗争就表现得十分普遍和激烈。周谷城先生在《中国通史》中谈到大禹治水的背景：当时在接近河流的平原地区常常发生水患，这些地区因为土质肥沃，地势平坦，适宜农业生产，所以古人便逐渐向近水的平原地区发展，为了求得生活的安全和生产上的方便，与水患展开了长期的斗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大禹治水的传说。由于年代久远，缺乏文字记载，大禹治水的真伪已不可考。但是，大禹治水不论有无其事，都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显示了艰苦奋斗、无私无畏的伟大精神，因而这一传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人们喜爱和珍视的大禹治水传说，必将永远永远地流传下去！
殷纣王的功过是非
说到中国古代前期的暴君，很容易想起殷纣王来。
他是商代最后的国君。名叫受，又称为帝辛，死后被谥为“纣”，其本意是“残义损善”，显然是种贬损的评价。史家们多把他呼为商纣王，但因其居于殷（今河南安阳一带），习惯上则称其为殷纣王。
从司马迁《史记》等史料记载看，殷纣王的确是少有的暴君：他不务修德，奢侈无度，好酒淫乐，宠爱小老婆妲己，惟其言是从；造鹿台，为琼室玉门，厚赋税，以实鹿台之财，充盈钜桥（仓库名）之粟；大搞楼堂馆所建设，“南据朝歌（今河南淇县），北据邯郸及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皆为离宫别馆”。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通宵达旦滥饮；更重刑辟（法），创造了炮烙之刑，以暴虐百姓为乐；他又自恃才智过人，拒谏饰非，听不得不同意见，逼走哥哥微子，杀死叔父比干和大贵族梅伯，囚禁了另一位叔父箕子，肆意残害良善。同时他又嗜好征伐，连年攻打东夷，俘获“亿兆夷人”，把他们变为奴隶。殷纣王的胡作非为，不仅使小民视其为仇敌，各路诸侯也必欲除之而后快，结果周武王一声招呼，率领诸侯齐心伐纣，双方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甲子日，纣王兵败逃向鹿台，在绝望中自焚而死，在位33年，结束了商朝的统治。
除去正史中记载了殷纣王残暴无道，大量的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也都揭露了殷纣王的种种罪行，其中尤以明代天启年间许仲琳的长篇神魔小说《封神演义》（又名《封神榜》、《商周列国全传》等）最为瞩目。该书共一百回，作者在前三十回中系统写了殷纣王的种种荒淫暴虐罪行，看后令人发指。例如：纣王所造的鹿台，地基三里见方，高度超过百丈，用了七年时间，装修异常豪华。以玛瑙砌成栏杆，用珠玉妆成梁栋，又把搜刮来的金银珠宝和美女们聚集于台上，狂饮常达七天七夜，以至君臣姬妾全都忘了日月时辰。上大夫梅伯爱提意见，为了钳制他的口舌，纣王发明了炮烙之刑：造了空心铜柱，高约二丈，圆八丈，上中下用三火门，里面用炭火烧红，把梅伯缚于铜柱，将其烙为灰烬。为了以折磨宫人为乐，纣王又修造虿盆，掘了一个大坑，里面放入无数蛇蝎，哪个美女敢于冒犯，将其剥光衣服推进坑内，眼看着她被毒蛇一点点吞食。更残忍的是，为了观察生长中的胎儿模样，纣王命人活活剖开孕妇的肚子，使其鲜血流尽而死。他想知道冬天光脚过河的农夫为什么不怕寒冷，居然当场砍断人家的双脚，砸碎骨头验看骨髓。除此之外，纣王还有一系列的恶行，作者都写得活灵活现，令人不寒而栗。
反映纣王无道的笔记、小说、戏剧还有《豆棚闲话·二则》、《野魂游》、《姜子牙封神》、《比干泪》等，直到近年还出现了舞剧《凤鸣岐山》和有关的电视剧，其中塑造了殷纣王的一个个暴君形象，无不觉得可恨可杀，但仔细看看，又都没有超出《史记》和《封神演义》描写的范围。其实，关于殷纣王的暴君形象，似乎早就有了定评，司马迁的《史记》不必说了，在《汉书·古今人表》中就不客气地将纣王的人品列为下下。其后对他更是一片骂声，到了明代达到高潮。总之，这个商代亡国之君，是坏得再也没法儿坏了。
殷纣王果真是人人切齿痛恨的暴君吗？早在两千多年之前就有人提出了怀疑。比如，孔子的学生子贡就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引见《论语·子张》）。在子贡看来，纣王未必如此不好，只是有人把天下的恶行都归结到他的头上了。因为子贡善于辞令，又好与诸侯分庭抗礼，常作惊人之语，所以没人把他的这番话当一回事，两千年间鲜有附和。到了清代乾隆时期，古史学家崔述重又提到这个问题。他在《考信录》中认为，纣王作为亡国之君，不能说没罪，然而其罪至多只有五条，不应该过分夸大，要注重历史事实。光绪年间的学者李慈铭也提出类似看法。他认为纣王最招人骂的罪行不过是杀比干、囚箕子、宠妲己、偏信崇优、拘押周文王等，如果比起后世的暴君来，这些算得了什么？能算得上荒淫暴虐吗？
现当代的一些专家学者继续关注这个问题。著名史学家顾颉刚先生为此写了《纣恶七十事发生的次第》，他通过详尽考证明确指出，传说中的纣王罪恶是层累积叠地发展的，时代愈后，纣罪愈多，也愈不可信。比如，淫妇妲己的形象，其原型来自西汉刘向的《列女传》；纣王的残暴，主要是《封神演义》等小说的艺术虚构，与历史上真实的纣王有着很大距离。也有的史学家公开亮出为殷纣王翻案的旗帜，认为他非但不是暴君，而且是对中国古代社会有很大贡献的人物。首先，纣王是个很有本事的人。这一点在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说得很清楚：“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帝王世纪》也说“纣倒曳九牛，抚梁易柱”，他只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不过骄傲一些罢了。其次，要正确看待殷纣王的对外战争。所谓“纣克东夷”，这不能算是过错。早在纣王未上台时，东夷各部就时常骚扰商朝，掠走大批百姓，使之成为东夷的奴隶。纣王父亲帝乙曾和东夷大战，但未取得胜利。纣王登基之后，以青铜制造箭镞，改进武器装备，一举打败了东夷，从此使中原地区同淮河流域、长江流域连为一片。并由此加强了对这片地区的开发，对于中原先进文化向东、南两个方向的传播做出了贡献。纣王对于古代中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共同发展，有着不应抹煞的功劳。再次，殷王用人惟才，重视做好俘虏工作。他还致力于提高音乐工艺，发扬光大传统文化。这些进步措施，对于促进上古时期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统一和凝聚中华民族，起了明显推动作用。
这些观点的提出，在学术界激起了不小的反响，引起了一些争论。其中，商朝何以亡于纣王，成了不可回避的问题。翻案者认为，导致覆亡的局面，纣王负有不可推卸之责，但客观公正地来看，主要有这样几点原因：一是殷王族的内部早就埋下了分裂的祸根。纣王帝辛在家中排行老二，很受父亲帝乙的赏识，所以帝乙抛开了长子微子启，而把王位传给了老二。朝中为此分成了两派，微子启一派不断以种种阴谋手段向纣王发起进攻，分散了他的许多精力。二是纣王对东夷之战投入的精锐部队过多，犯了瞻前不顾后的兵家大忌，使得后方十分空虚，结果反纣势力乘机勾结在一起，并结成了牢固同盟。纣王虽然很快攻克了东夷，但自己的军队损失惨重，尚未进行休整又遭到意外袭击，从此伤了元气。三是大阴谋家周武王早就觊觎纣王的宝座，乘机发动战争，他的军队训练有素，又有蛊惑人心的目标，很快取得了胜利。四是纣王部队中俘虏兵多，尚未好好转化就仓促上阵，必然引起纷纷倒戈，结果牧野之战大败，致使商朝灭亡。
殷纣王既然不是暴君，那么他的恶名是怎么来的？究其原因概有以下几种：
是其政敌作了夸大宣传
不能否认，纣王作为大奴隶主，具有性情残忍、暴虐荒淫、奢侈腐化、镇压异己等恶行，这是历史上不少帝王存有的共性，并非只是纣王才有。而关于殷纣王的罪行材料，绝大部分来自周朝统治者的宣传材料，有些还是内部文告，显然这是敌对方面的恶意诋毁和诽谤。从历史上看，周人的首都由岐地迁到渭南的丰邑（今陕西鄂县），一面整军备战，一面开展对帝辛（纣王）的宣传攻势，说其好大喜功，不恤民命，到周公旦掌权后，开始贬低帝辛为商纣王，并公开宣布他的“十大罪状”，这种恶意宣传至战国时变得有鼻子有眼。其实，有些宣传是不能相信的。比如史书上说周武王伐纣“血流漂杵”，孟子就不相信，他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战国以至秦汉时期，因为距离纣王较近，对于他的一些恶行传得比较详细，故以纣之恶比附桀者必多，比如“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其奢侈程度都和夏桀一模一样。相反，以桀之恶比附纣者就很少，这种附会也是造成纣王恶行累累的重要原因。
是把罪恶之源归于女人
古代盛行“女人亡国”的高论，一个封建王朝的败亡，常常要某个女人去负责任。比如，夏桀的妹喜，殷纣的妲己，周幽的褒姒，甚至连唐朝的“安史之乱”，也归结到杨玉环身上，这显然都是不妥当的。具体到妲己来说，也是背了千古骂名。据正史记载，妲已是纣王在征伐有苏部落（今河南温县）被俘获的。她长得一定很漂亮，但绝对不是狐狸精。纣王得到这位美女时，已坐了40年帝王宝座，是60多岁的老翁，已经很有从政经验，绝不会叫“惟妇人之言是听”。更何况商人颇重迷信，任何重大举措，都要求神问卜决定吉凶休咎，这在出土的甲骨文中有确切记载，妲己的影响力实在微乎其微。再说，纣王性情刚猛，不会听个女人摆布，妲己只是他泄欲的工具和玩物，没有必要对她言听计从。退一步说，妲己真的能操纵纣王，必然会给苏氏一族好处，她的这一家子为何没有得势呢？后人大大夸张了妲己的反面作用，正是宣传纣王暴君形象的迫切需要。一方面能把他和夏桀、周幽两个昏君紧紧联系到一起，另一方面又可以为后世的荒淫帝王开脱。此外，在纣王故事里加个妖冶无比的美女，是再好不过的调味品，何乐而不为呢？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需要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尧舜之类的贤王，也有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昏君，而这两类帝王都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所不可少的。作为一般帝王，难以自比尧舜，但也不承认自己是昏君。无论如何也要有个反面典型，选来选去，认为纣王很够标准。自战国以后，历代史家说到暴君，必言夏桀、殷纣。起初关于纣王的反面材料尚不丰富，魏晋时期增添了离奇情节，如当时伪托西周太公望所作的兵书《六韬》和皇甫谧撰写的《帝王世纪》，就把纣王描绘成了杀人成癖、惨无人道的恶魔。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注释，也不忘记丑化纣王。《今文尚书》失去之后，到南朝梁武帝时出现了孔安国所注《古文尚书》，又为纣王的暴君之说增添了商周时代的所谓文献依据，而事实上真正的商周史料《今文尚书》之《尚书》、《周书》诸篇中，均无纣王无道、荒淫误国的记载，也无滥杀无辜、嗜血成性的事例。对于纣王这些所谓罪行的叠加，人们只恐其少，不厌其多，很少有人能够加以澄清。除去这些正史资料之外，一些笔记小说和传统剧目更是胡编乱造，推波助澜，把纣王宣传得更加可恨。比如，在宋代，就出现了评说纣王的话本，元代出现了《新刊全相评话武王伐纣书》，塞进不少神怪故事。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被引用最多的当数《封神演义》，书中不仅充分展现了明君、暴君的种种行为，连天上的神仙也分为两派，尽管是明显的荒诞无稽，但在封建道德传统中同时并存，敌对双方人物都成了神仙，少了殷纣王这种反面样板行吗？
殷纣王真的不是暴君吗？换句话说，真的能替他翻案吗？
多数人认为，纣王的暴君形象不能轻易否定，尽管他的许多罪恶是后人叠加的，但他一些主要罪行是抹不掉的。
其第一，周武王列举的纣王之头一条罪状是“惟妇言是听”，这并不是对他的诬蔑。从《尚书》记载来看，纣王的奢欲无度和淫乐嗜杀确与妇言大有关系。妲已是个受害者，但她也是害人者，至少她在纣王面前没有起到多少正面作用。有人假设她为巾帼英雄，不仅缺乏根据，也显得荒唐滑稽。
其二，纣王不是“用人惟才”，而是喜用小人，这也是有事实的。他的“剖比干，观其心”、屠梅伯、囚箕子、拘文王等等恶行不必说了，在任用费仲上也看得很清楚。翻案者认为费仲“善于理财”，应予重用，殊不知他更善于受贿和替人说情。比如，费仲特别爱财好色，接受了周人赠送的美女和“九驷”重礼，明知送礼者别有用心，还在纣王面前替他们说话，以至周人“三分天下有其二”了，纣王还被蒙在鼓里。重用费仲这种内奸，怎能说是“用人惟才”呢？
其三，远王族，用罪人，不是进步措施，恰是导致亡国的重要原因。纣王与其叔父、兄长都成了仇家，以种种措施限制和残害他们，相反却莫名其妙地重用四方罪人，大大激化了领导层的内部矛盾。结果遇到紧要关头，这些家伙一哄而散，而这些多罪逋逃者，大半不是劳动人民。做出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怎么能算进步措施呢？
其四，纣王酗酒荒于朝政也是事实。商代后期整个社会滥饮成风，奴隶主们尤其好酒，这在出土文物和史料记载中都可得到证实。纣王作为最高领导者带头酗酒，不理政事，使腐败之风肆意蔓延，进一步加速了商政权的垮台。关于酗酒之罪，武王伐纣之时并未列举，看来这不是要声讨的主要罪行。此事只在周王朝的内部文告上提过，是周公借此教育康叔和成王的，不是故意夸大纣王的罪状，也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还有一些有关纣王暴虐的材料也是来自周朝的内部文告，他们的宣传不会全都无中生有，也不会过分夸大其辞，否则没有办法向天下人交待，不能认为只要是周人的宣传材料，就是对纣王的污蔑，从而一概否定。
如何看待殷纣王的功业，也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比如征伐东夷，首先要弄清这场战争的性质。从古本《竹书纪年》和《后汉书·东夷传》等史料看，东夷各族和中原各民族早就有过交往，既非始于纣王，也非终结于商朝。前面已经讲过，至迟在纣王父亲帝乙时期，就曾多次征伐东夷，纣王只不过扩大了战争规模，取得了所谓辉煌胜利。显然，这是具有侵略、掠夺性质的战争，不是什么光荣的功业。
至于说到纣王对于推动东南地区文化发展而做出了贡献，这也难以自圆其说。一是中国古代文化分布广泛，当时的东夷部落地区（如山东一带、淮河流域、长江流域），在纣王之前已有比较先进的文化，如山东史前的龙山文化，水平并不低于中原地区；鄂皖一带的青铜文化，与殷代不相上下，而风格不同于安阳，这些都不是纣王推动出来的。二是目前尚无充足出土文物或其他史料，证明殷民族或其同盟国大规模南迁，他们通过什么途径和手段推动东南地区的文化发展？三是纣王对于东夷各部落的战争偏重于掠夺人口，弄得俘虏难以消化，他的军队在这些地区难以长期驻扎，目前难以找到纣王在此地区加强政权建设的史料，更无促进教化之类的记载，怎能说明他对东南地区文化建设做出了贡献？
那么，纣王是否发扬光大了中原地区传统文化？是否能从“纣好酒淫乐”的记载而做出“纣王对音乐的提倡与创作”的论断？显然这也属于溢美之词，或是牵强附会。再说他为了讨好女人，而建璇宫，筑鹿台，设玉床等，更不是什么功绩，而是大兴土木、追求享乐和劳民伤财的证据，根本不值得肯定。总之，从种种事实来看，殷纣王应该算是暴君，至少他不是一个好的君主，想要彻底为他翻案，从现有史料来看尚有较大困难。要真正弄清殷纣王的本来面目，得出大家一致认可的结论，恐怕还要很长一段时间。
浑身是谜的姜子牙
姜子牙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军事家，是西周开国的第一位大功臣，同时也是齐国的始祖，被后人尊为姜太公。姜子牙像其军事谋略和治国思想对于后世有很大影响。姜子牙在民间的知名度相当高，过去，哪个地方不够平安，或者需要镇凶避邪，只要写上“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几个字，就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可见这位老人十分了得！
姜子牙在历史上实有其人，姜姓，名望，字尚父，又字子牙，号飞熊。他是炎帝的后裔，因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有功，赐姓姜，后掌管四岳有功，封于吕，古人曾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后人又把他叫吕尚，还有的称其为吕牙。因其官为太师，所以又称其为师尚父。他在史料中的名字比较多，而民间多以字称之，所以姜子牙的名声很响亮。
由于神魔小说《封神演义》的多方渲染，姜子牙斩将封神，威力无比，成了仅次于太上老君、元始天尊和通天教主之类的超人，从始至终充满了传奇色彩，也引起了一系列的争论。比如，姜子牙的家在哪里？年寿多少？经历如何？他的著作是真是假？自古以来众口纷纭，至今也难形成统一认识。
这里，有必要先看看姜子牙的主要经历。综合有关史料，可以大致描绘出他的人生轨迹。
姜子牙青少年时代住在东海，家中条件大概不错，否则他不可能读书识字。后来，他做了商朝的一名小官。不幸的是生不逢时，遇上了殷纣王这样的昏君，纵有满腹经纶，也无用武之地。姜子牙一年又一年地空度岁月，“老却英雄似等闲”，不知不觉到了暮年。他在无聊中愤而辞官，那时没有退休金可拿，便在朝歌城里做起了生意。先是宰牛卖肉，很快蚀本，又开饭店，也挣不到钱。其妻马氏见他没什么出息，悄悄离家出走。
丢掉了家室之累，姜子牙开始周游列国。他觉得自己的身体还好，便想实施伟大的政治抱负，决心寻找一位贤明之君，帮他把纣王搞掉。后来听说周西北侯姬昌胸有大志，且又爱惜人才，遂选定此人作为明君，要好好干一番事业。经过慎重考虑，姜子牙采取“宁在直中取，不向曲中求”的方式，坐等西伯姬昌前来聘用。他打定主意，在渭水兹源（今陕西宝鸡市）以钓鱼为生，传说这一钓就是九年！据《史记》以及传为姜尚所作的兵家经典《六韬》记载，姬昌一日外出打猎，在渭水之滨遇见姜子牙，因为有梦在先，认定此公就是辅佐自己的能人。通过与其交谈，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姬昌高兴地说：“我爷爷生前说过‘当有圣人适周，周以兴’这句话，先生正是兴周的圣人，我的太公盼望先生久矣！”当下尊称姜子牙为“太公望”，礼聘为军师。
姜子牙很快制定好兴周灭商的战略，先是率军打败西北方的西戎、混夷和泾水上游的密须、阮、共等国，随即兵锋东向，灭掉了黎国和崇国。接着，又把都城从岐下迁到丰邑（今陕西长安县境内），经过五六年的西征东讨，西伯实力大增，这时已经“天下三分，其二归周”了。然而姬昌未能实现灭商的宏愿，赍志以终。其子姬发继位，史称周武王。他十分尊崇姜子牙这位老军师，拜其为太师，称之为“尚父”。
周武王九年（前1068），姜子牙指挥大军东进，在黄河孟津渡口召开誓师大会。他左杖黄钺，右持白旄，高呼誓词，号令军队：“苍兕苍兕，总尔众庶，与尔舟楫，后至者斩！”大军很快渡过黄河。各部首领听说这一消息，纷纷前来靠拢，“不期而会者八百诸侯”，壮大了伐纣队伍。但是，过了河的周军很快又返回原处，姜子牙成功地指挥了一次灭商预演，史称这次军事演习为“孟津观兵”。
两年之后，周军准备停当，姜子牙劝周武王伐纣。周武王十一年（前1066，一说十三年）正月初三，武王和姜子牙率军沿渭水循黄河向孟津进发。据史料记载，周军有战车300辆，敢死队3000人，披甲士兵45000人，一些友邦和南方8个小国也都派兵参战。次年二月，姜子牙率军抵达牧野，此处距殷都朝歌仅30里地。纣王发兵17万人（一说70万人）仓促应战，姜太公不顾年事已高，亲麾“大卒”从正面进攻，商军纷纷倒戈，纣王自焚而死，商朝宣告灭亡。姜子牙创造了以少胜多的军事奇迹。
周朝建立以后，大功臣姜子牙被尊为太公，被封到齐地营丘（今山东临淄），国号齐，称齐太公。经他苦心经营，齐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翌年之秋，姜子牙去镐京（今陕西长安西北丰镐村附近）朝拜武王，被留下辅佐朝政。武王去世后，年仅13岁的姬诵继位，是为成王。纣王的儿子武庚趁机联络商朝贵族管叔、蔡叔发动叛乱，姜子牙老将出马，同成王的叔父周公姬旦率军东征，用三年时间平息了叛乱。在这场战争中，姜子牙受了重伤，加之年迈体衰，不久就去世了。
姜子牙的一生极不平凡，他胸怀济世壮志，然而屡屡碰壁，七十多岁方遇良机，八十余岁始为统帅，一百来岁仍然领兵杀敌，为周朝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他以一个钓鱼翁的形象名世，却又足智多谋，擅长用兵，是历代兵家尊崇的鼻祖，被涂上了种种神话色彩，是一个不可思议的著名人物。姜子牙大概没有想到，他留下了显赫的业绩，留下了永远不朽的兵书，同时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之谜。
姜子牙的故里之谜
首先提到姜子牙籍贯的是《吕氏春秋·首时》，其中说他是“东夷之士也”。从《后汉书·东夷传》记载看，这些人居住处即今山东乃至相邻沿海地区。姜子牙既为“东夷之士”，那么他的老家也就在这个地区。可是东夷的地理概念比较宽泛，其故里究竟在山东一带什么地方，还是弄不清楚。
司马迁对此做了研究，他在《史记·齐太公世家》中说：“太公望吕尚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所谓“东海上人”，也就是濒临东海而居。《孟子·离娄》篇里也曾提到这个问题，“（姜）太公避纠居东海之滨”，《尚书·大传》篇里也有类似说法，应该说很有道理。因为那个时代正是暴君肆虐，诸夷内叛的混乱时期，像姜子牙这样有头脑的人物，审时度势，隐居于东海边上，以为韬晦之计，不是没可能的事情。
司马迁的观点符合孟子的说法，然而“东海上人”依然缺乏具体地点。到了晋张华写《博物志》时，才找到了姜子牙的故里：“太公望所出，有东吕乡，又钓于棘津。”。唐代李吉甫撰写《元和郡县志》时，详细说了姜子牙的故里：“海曲故址在莒县东百六十里”，“海曲古城有东吕乡，太公望所出”。后来元代的于钦写了《齐乘》一书，对此也作了考察，他再次认为：“莒州东百六十里有东吕乡、棘津（水名），在琅邪海曲，太公望所出。”
以上三家皆云“东吕乡”是姜子牙的故里，这是一个很古老的地名，西汉时即在琅邪郡的海曲县设有“东吕乡”，海曲县在东汉时改为西海县，其治所在今山东日照市西。姜子牙的故里“东吕乡”，即今日照市东港区（原日照县）秦楼、石臼一带，这不仅符合姜子牙为“东夷之士”的说法，也同孟子、司马迁“东海上人”的观点完全一致。另从《日照县志》、《莒州志》及清代日照名士丁恺的《望奎楼遗稿·西海征》等方志史料来看，明代万历年间东吕乡尚有遗迹可考：秦楼街道的冯家沟村即“太公望所出”的故里，张家台筑有规模可观的姜公祠，因为年代久远，塌圮失修，这些遗迹已经找不见了。
姜子牙的故里真是东海边的东吕乡吗？有人提出了不同意见，理由是早在汉代就有人认为姜子牙是中原地区的“汲县人”（今河南省汲县）。据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在汲城东门北侧有姜太公庙，庙前碑刻上说汉代会稽太守杜宣、汲县县令崔瑗一致认为太公故里在汲县，并说他的旧居还保存着。
除此以外，在《汲冢书》上也明确写着太公为“魏之汲邑人”。《汲冢书》是西晋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在盗掘魏王墓时得到的一部竹简书，以漆书蝌蚪文记载了自黄帝到魏襄王2200年的历史，它比司马迁的《史记》早200多年，当然距离姜子牙生活的时期更近些，因而此说也更可信些。《汲冢书》出土第九年，也即太康十年（289），汲县令卢无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太公乃汲县人”的文字。汲县古来就有太公庙宇和祠堂，还有太公阁和太公故里吕村。此外，《太公庙碑》、《齐太公吕望表》碑、《重修太公庙碑》等古代碑刻也都记述了汲县是姜子牙的故里。后代很多学者赞同此说，认为姜子牙的故里非汲县莫属。
对此，元朝文学家王恽表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汲县令卢无忌的说法未必可靠，后来者也是人云亦云。司马迁是很严肃的历史学家，对于姜子牙的祖居地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况且不是孤证，要否定姜子牙是山东人的观点证据不足，不必为此节外生枝。此外，《博物志·注》也明确说姜子牙出生在“海曲县东吕乡东吕里”，清代学者阎若璩同样认为“太公望出生地在山东东吕乡”。看来从春秋战国时期直至清代，认为姜子牙是山东人者居多，对此似不必再费口舌。
可是许多学者认为问题不这么简单，对此应作具体分析：《孟子·离娄》和《尚书·大传》说得很清楚，姜子牙是为防止纣王的迫害才迁居于东海边的。当初，要干番事业的姜子牙曾想效命于纣王，未受重用，后来他又因为提意见而触怒纣王，结果遭其追杀，这才卷起铺盖走人。中原汲县距离山东不是太远，姜子牙逃到东海边上定居完全符合情理。而“海曲县”之说，迟至唐朝时才首次提出，其根据从何而来？显然也是证据不足。还有的学者从姬、姜两姓的血缘关系和地域关系进行了考察，认为姜子牙无论如何不会是东海海滨人氏。
为什么姜子牙的故里有山东与河南之说？有人认为这不奇怪，总的来看先贤们的说法都没有错，错就错在把姜子牙的故里和他的迁居地弄混淆了。《战国策·秦策五》说姜子牙原先是商朝战败部落的首领，家居棘津（即河南汲县），因为得不到纣王的任用，一气之下跑到外地做了宰牛的屠夫。他当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混饭吃的行业，后来听说西岐的西伯是个明君，又跑到渭水垂钓，被文王聘用，干出了一番伟业。由此看来河南汲县是他的老家，山东海滨算作游寓，尽管他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但不能视为其故里。是耶？非耶？至今还在争论这个问题。
姜子牙的年纪之谜
有人认为，姜子牙之所以被尊称为“太公”，除去他功勋卓著以外，就是因其高寿。而高寿正是人们的梦想，所以后世把这位长寿而又建立了伟业的老人看成能够祛病消灾、造福于民众的神仙。可是，姜子牙的年龄究竟多大？说法却不一致。
前面已经说过，姜子牙率军平定管蔡之乱以后与世长辞，史料中没有对他的死亡作详细记载，说明姜子牙去世时比较平静，可称无疾而终。他在辞世之后，其子顺利即位，是为齐丁公，这也说明姜子牙是正常死亡。《史记·齐太公世家》在说到姜子牙的寿限时只有一句话：“盖太公之卒百有余年。”这就是说他活了一百多岁。
司马迁说的对吗？不妨看看其他史料对于这个问题的记载。
《荀子·君道》说到周文王聘用姜子牙时这样说道：“夫人行年七十有二，然而齿堕矣。”周文王在位50年，算他在位40年时聘用这位军师，到周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时，姜子牙该是90多岁的老人了。根据“太公吕望碑”引《竹书纪年》记载，姜子牙卒于周康王六年（前1021）。康王之前是成王，他在位37年。而成王之前的武王卒于牧野之战后二年，这样累算起来，姜子牙活了140岁左右。而屈原《楚辞·九辩》则说“太公九十而显荣兮”，意思是姜子牙遇到周文王时已经90岁了。照屈原之说推算，姜子牙至少活了160多岁，这对生活水平不高，卫生保健条件很差的周代来说，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奇迹！
顾颉刚先生撰写《太公望年寿》一文，他认为这位军事家根本没有这么长寿，史料中记载的姜子牙年寿之数，都是战国时期齐国游士们的妄谈。所谓“太公”，原意为“老太爷”，只是一种尊称，可是后人误以为“太公”乃长寿之意。这种情况如同古代长寿者彭祖和老子，他们的名字中有“祖”有“老”，而且都活了八百多岁，由此希望这位太公活上一百多岁，也不算什么稀奇。
另外，从《诗经·大明》篇描写的牧野之战来看，姜子牙也不像老年人。诗中写道：“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骡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迅如奔马，疾如苍鹰，90多岁的老人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因此顾先生推测，姜子牙在牧野之战时年约30岁，死时80多岁，“人生七十古来稀”，这位著名军事家也算高寿了。
这样推断未尝不可，然而照此来看，屈原、荀子、司马迁等人的一些记述就不可信了。姜子牙究竟活了多大年纪，至今难有定论。
姜子牙的兵书之谜
历代皆知姜子牙为兵家之祖，说明他不仅仅有实战经验，在军事理论方面也一定有所建树。传说他有几部兵书传世，计有：《六韬》六卷、《阴谋》三卷（一说三十六卷）、《太公兵法》一卷、《金匮》二卷、《阴符钤录》一卷。在这些标明为姜子牙所著的兵书中，只有《六韬》的水平最高，名气最大，因而素为世人所重，其余不是失传就是假冒。如《太公兵法》，言辞鄙陋，议论浅薄，居然还有蹩脚的七言诗，显系后人伪托。
剩下来的就是《六韬》了。这是姜子牙的著作吗？最先提到这个名称的是《庄子·徐无鬼》，其中有“金版六韬”的记载。《经典释文》注说：“司马彪、崔撰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又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由此看来至迟在战国初年，已有《六韬》这部兵书了。奇怪的是，司马迁撰《史记》和班固写《汉书》都未提及这部很有名的兵书，是当时已经失传？还是他们没有听说过此书？直到三国时期，《六韬》才突然冒了出来。《三国志·先主传》注曰：“闲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但《六韬》的具体内容仍然不得而知。直到唐代初年，长孙无忌撰《隋书·经籍志》，这才选收《太公六韬》五卷，并注曰：“周文王师姜望撰”，这就是后人看到的《六韬》。这样一来问题就复杂了，如果真的如此，姜子牙著《六韬》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换言之，《六韬》也很可能是冒牌货了。
有人认为，不能因为《史记》、《汉书》不载《六韬》，就怀疑姜子牙未写此书，似此情况历史上也出现过。比如《孙膑兵法》，在《汉书·艺文志》中有明确记载，但至隋代就失传了，直到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重又发现其残简，能说孙膑没有写过这部兵书吗？
《六韬》在唐代传开以后，很受人们重视。宋神宗元丰三年（1080），皇帝命令国子监司业朱服、武学博士何去非等人校订整理《六韬》、《孙子》、《尉缭子》等有名的7部兵书，结集为《武经七书》，从此《六韬》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谁知姜子牙的这部兵书时乖运蹇，到了清代竟被打入另册。乾隆时期编纂《四库全书》，认为《六韬》是后人伪托之书。在《总目提要》中编者讲了四条理由：第一，该书“词意浅近，不类古书”。第二，书中说到命将出征时，有“君避正殿”之语，这种礼仪周初没有，到战国时才有。第三，书中所载“将军”之称始自《左传》，周初尚无此名。第四，书中对“阴符”的理解不对，姜子牙怎会犯这种常识性错误？问题不仅仅这些，后来又有人在书中发现了比比皆是的道家之语，如：“天无为而成事，民无为而自富”、“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夫天地不自明，故能长生；圣人不自明，故能明彰”等，这不像当时人的语言，更不是姜子牙的思想。由此断定，《六韬》一书并非姜子牙的作品，作者是谁难以察知。
这些分析确有道理，然而不能算作定论。现代一些专家学者又提出了新的看法，唐初刊出的《六韬》不是姜子牙的原作，但该书的框架结构和其中的观点很可能来自于姜子牙。其理由是：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西汉墓中也发现了《六韬》残简，说明秦汉时期即有此书，不可能是汉朝以后人的伪托。此其一。《六韬》很可能成书于战国时期，那时战争频繁，兵书盛行，《六韬》成为畅销书之一，至秦汉之际仍然受到重视，当时人们并不以为是伪书，否则不会随主人陪葬。此其二。《四库全书》收录兵家类著作共19部，其中自秦汉至宋代之前只有两部，足见这一阶段兵学著作很是衰微，谁有兴趣和精力去替姜子牙作伪？此其三。
由此可以作出这样推断：姜子牙确实留下过兵书，而且受到后人的珍视。然而由于当时尚无印刷条件，需要手抄传看，抄录的数量不多，很有可能在流传过程中给散失了。可是人们觉得此书太重要了，而且当时的战乱形势很需要《六韬》，于是看过这部书的人们凭着记忆，再加上自己的理解，写成了现在见到的《六韬》。就算是伪托，也有不少可取之处，否则历代兵家不会将具奉为经典，至今也不会流传两千多年。可见，这位事军家的思想和理论影响深远。
除以上这几个有争议的问题外，在姜子牙身上还有一些难解之谜。比如：他是如何到两伯管辖区的？哪里是他的真正墓地？这些都需要人们进一步去探讨。
赵高为何能指鹿为马
鹿和马是两种根本不同的动物，这一点连小孩子也不会弄错。可是在中国历史上，有人在朝堂上当着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公然指鹿为马，奇怪的是大家还都跟着附和。皇帝觉得邪门儿，怀疑自己生病眼花，或是发生了神经错乱，遂让宫中执掌占卜的官员太卜前来占卦，万没想到太卜算了半天，也说此鹿是马。这种有意颠倒黑白、混淆事非的怪事发生在秦二世胡亥时期，导演这幕丑剧的是丞相赵高，从此历史上留下了“指鹿为马”的荒唐故事。同时，在这个故事的背后也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历史之谜：赵高如此胆大妄为，到底是为了什么？在赵高死后46天秦朝即土崩瓦解，这和专权乱政的赵高究竟有没有直接关系？
说到这些问题，应该先认识一下赵高，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
从司马迁《史记·蒙恬列传》和《史记索隐》记载看，赵高家是赵之宗属的远支，可是他的出身却很卑微，父亲因为触犯了秦国的刑律被处以“宫刑”，成为宫中的奴隶。母亲因受株连，没入官府当了奴婢。因为耐不住寂寞与人私通，接连生下了赵高兄弟几个。按照当时的法律，奴隶的后代仍然为奴，他们兄弟几个也被阉割，送入秦宫成了内宫厮役。
赵高生性狡黠，记忆力过人，对儒、法、阴阳之学皆有涉猎，尤精法家学说，并且写得一手好字。他决不满足当厮役的差使，悄悄做着出人头地的准备。他通过细心观察，认准了秦始皇执行的是“以法为教”的国策，“事尤无小皆决于法”。于是，赵高以吏为师，很快精通了繁琐的“狱律令法”，凡五刑细目若干条款无不烂熟于胸。后来他得到了靠近秦始皇的机会，只要一见秦始皇披阅案牍，就趋前侍候，凡遇疑义，赵高便大胆在旁参决，无一不合律令，这让秦始皇龙颜大悦。又见其生得身材高大，仪表堂堂，遂提拔他任中车府令。这个职位品级不高，然而掌管着皇帝的乘舆、玺印和墨书等，是皇帝信得过的宦官头儿。这使他有了接触国家机密、易获皇帝宠幸的绝好机会。果然，秦始皇越来越赏识赵高，特意命第十八子胡亥认赵高为师，随他学习法律，“师徒”二人由此结下亲密关系。秦始皇目游万仞，精鹜八极，然而他不知道伏寇在侧，就因为这个疏忽，给大秦帝国埋下了祸根。
赵高很有政治眼光，他知道秦始皇的身体不好，必须考虑自己的下一步依归问题。经认真分析秦始皇二十多个儿子的情况，觉得最受宠爱、最易操纵的是其小儿子胡亥，于是赵高把心思都用在胡亥身上，为今后攫取更大权力做着精心准备。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七月，秦始皇在东巡途中行至沙丘宫（今河北平乡东北）病危，遂令赵高作书通知远在上郡监军的长子扶苏至咸阳会丧并嗣位，可是诏书尚未发出秦始皇就咽气了。赵高立即对丞相李斯威胁利诱，两人一起篡改了始皇帝遗诏，立胡亥为二世皇帝，赐长公子扶苏自裁。接着，赵高又花言巧语劝说胡亥“尽除去先帝之故臣”，为了使秦二世放下心来做皇帝，连秦宗室的许多人也惨遭杀害。
从此以后，赵高开始毫无顾忌地抓权，“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引见《史记·李斯列传》）。由一名阉人而位至丞相，在秦以前的历史上十分罕见，文武百官是否服帖，赵高心中并无把握。为了试验自己的权威究竟如何，他亲自策划和导演了“指鹿为马”的丑剧，从此秦朝的中央大权被赵高紧紧攥在手里。不久，他又逼杀了二世皇帝，立秦王子婴为王。子婴为了防止重蹈秦二世的覆辙，命卫士用乱刀砍杀了赵高。在赵高死后第46天刘邦率军进至咸阳城郊的灞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捧着传国玉玺向刘邦投降，短命的秦王朝遂告灭亡。
庞大的秦帝国迅速土崩瓦解，这是秦始皇没有想到的。他曾乐观地打算把皇帝位子传至万世，其结果二世而亡。后来许多人分析了秦朝覆灭的原因，认为最主要的是赵高乱政。持这种看法的人几乎历代皆有，其中不乏名士大儒。较有代表性的有：西汉著名作家桓宽，他在著名的《盐铁论》中说“秦使赵高执辔而覆其车”。意思是秦王朝的翻车，是因为错误地使赵高执掌了驭马的嚼子和缰绳。西汉政论家、文学家贾谊的《新书》、政论家陆贾的《新语》也持这种观点。唐代文学家柳宗元、明代思想家李贽也认为秦朝的“二世而亡”是因为“胡亥任赵高”。到了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继续探究这个问题，他在《读通鉴论》中明确认为，秦亡实在是因为“托国于赵高之手”。
这些人都把赵高看做是导致秦王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是秦代头号大奸臣。这种观点代代流传，颇有市场，几乎成了看待和评价赵高的定论。因为就其所作所为来看，比如篡改遗诏、逼杀太子、铲除功臣、指鹿为马、欲图帝位等，随便抽出哪一条，都是祸国乱政的罪行。那么，赵高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作为秦朝的丞相，已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他若有意引导秦朝灭亡，难道真想取而代之，过一过做皇帝的瘾吗？
这一点不能否认，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赵高本是个阉人，没有儿子，不一定想把皇位传之万世，但是做皇帝的念头他还是有的。赵高在“指鹿为马”之后，名为丞相，实为皇帝，可是他不满足于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在距皇位只有一步之遥时，要篡位的欲望最强，但是也最危险。赵高决定铤而走险。他让弟弟赵成为郎中令，掌宫廷警卫；女婿阎乐为咸阳令，乘秦二世祀斋望夷宫的机会，假传诏令调集卫士，发动了宫廷兵变。秦二世被迫自杀，赵高企图自立为帝，出出进进皆“引玺而佩之”，可是他没有想到“左右百官莫从”。赵高明白“天弗与，群臣弗许”（引见《史记·李斯列传》），不得已才立秦王子婴为帝。经过赵高这番折腾，大秦王朝摇摇欲坠，很快就被刘邦取而代之。
对于赵高乱政是要自立为帝的说法自古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赵高乱政，其目的是为赵国复仇，不是什么篡位自立，因而不能说赵高是奸臣，应该把他看做是“反秦义士”。这样，赵高乱政也就乱得有了道理。比如泷川在《考证》中转引唐代史学家司马贞的话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乃自宫以进……以勾践事吴之心，为张良报韩之举。”明代学者赵时春在《史论》中认为赵高本是赵国公子，“为秦擒乃宫”，他受不了这种奇耻大辱，遂“欲亡秦而报赵矣”。清代史学家赵翼在《陔馀丛考》中也说：“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与报仇，乃自宫以进，卒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清代剧作家吕星垣《下邳谒留侯庙》则云：“读《史记索隐笺言》，知留侯博浪之逃，赵高匿之也。”他进而叹道：“《索隐笺言》颇辨冤，鹿马计胜长平战。”
这些言论均不同于传统说法，其观点则有同有异。相同的是都认为赵高是赵国公子，痛恨其国为秦所灭，决心亡秦而为赵国报仇。不同的是，有的认为赵高是被秦人抓住后，迫其受了宫刑，从而产生雪耻报仇之心；有的则说赵高是“自宫乃进”，制造打入秦中枢的条件，实施自己的报仇计划；赵高藏匿了刺杀秦始皇的张良，效法卧薪尝胆的勾践，要像张良那样，誓死为故国报仇。
以上说法尽管有些出入，但总起来看，也有各自的道理。因为从《史记》中的《秦始皇本纪》和《李斯列传》等史料看，确实可以找到有关证据，而这些证据足以说明，赵高是在有目标、有步骤地实施他的乱政计划，终于达到了亡秦的目的：
第一步，乱言诱骗二世，使其不理朝政。赵高为了抓取最高权力，必须把皇帝支开，他哄骗秦二世说：“天子之所以贵者，但以闻声，群臣莫得见其面，故号曰‘朕’。”对于这位帝师之言，二世毫不怀疑，从此不坐朝堂，只居禁中享乐，大事小事都由赵高说了算。第二步，怂恿皇帝享乐，推进严刑峻法。二世本是纨绔公子，无心治理国家，只图个人安乐，赵高紧紧抓住秦二世的特点，将其引入歧途。比如二世燕居之时，把这位老师找来，询问长久享乐妙计。赵高想也没想就说：“严法而苛刑，令有罪者相坐诛，致收族……陛下皆肆志宠乐矣，计算出此。”二世当年随赵高学的就是法律，觉得这话在理，遂进一步修改秦律，弄得百姓个个不安，官员也是人人自危。同时赋敛愈重，戍徭无已，尤其是歹毒的连坐法，使许多无辜者丧命，令人不寒而栗。“于是楚戍卒陈胜吴广乃作战”，爆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第三步大力排斥异己，剪除股肱重臣。要想篡权乱政，必须扫清障碍。其中赵高最痛恨的是蒙恬、蒙毅兄弟，不仅因为他俩是手握重兵的实力派人物，而且蒙氏兄弟还曾给赵高带来屈辱。“（赵）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教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引见《史记·蒙恬列传》）。赵高差一点成为蒙毅的刀下鬼，爱记仇的赵高岂肯饶了蒙氏兄弟？再就是丞相李斯，他本是赵高导演沙丘谋变的同谋者，也是最危险的知情人。现在李斯失去了利用的价值，除掉他，就等于搬走了一块最大的绊脚石。于是赵高给李斯罗织了其子李由谋反、本人因未加爵不满和想要篡权自立三大罪状，使其被腰斩于市，并灭其三族。赵高对于敢于进谏的右丞相方去疾、将军冯劫等人也不放过，逼迫他们一个个自杀而死。第四步，翦灭秦室宗亲，杀害世族勋戚。赵高不仅滥杀大臣，对于嬴政的后人也不放过。他在二世面前进谗言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二世听信这番鬼话，让赵高放手惩治，结果二世诸兄弟中有6人被戮死于杜地（今西安市东南），有12人被斩于咸阳，公主中有10人被害于杜县（今陕西长安县西）。秦二世的另一位兄长公子高，自知难免一死，为免灭族，只好上书甘愿为父王殉葬。另一些为秦始皇统一天下而做出重要贡献的勋戚也被赵高逼杀殆尽，财物统统没官，连坐者不可胜数。第五步，隐瞒军情不报，自毁秦军主力。刘邦、项羽反秦军起，形势万分危急。秦二世三年（前207），秦将章邯率20万大军抵御项羽，驻军棘原（今河北巨鹿西南），二世多次派人指责章邯进军不利。章邯恐惧，速派长史司马欣去咸阳陈述军情，赵高避而不见，也不让他参见二世皇帝。司马欣惧祸逃走，赵高立即派人追捕，章邯觉得胜利无望，干脆投降了项羽，全军一齐倒戈，成为反秦的精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