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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简《孙膑兵法》虽不如其他纸本兵法完整清晰，但也有许多精彩内容，现选读前十篇如下。
擒庞涓一
本篇以记事体裁记述了孙膑在桂陵之战中的用兵计谋，从篇末赞美孙膑之词可知此文非孙膑自述，可能是其弟子或他人的赞语。
本篇记载了桂陵之战的经过，披露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珍贵史料。如：“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使将军忌子（田忌）、带甲八万”。《史记》等史书未提及双方参战的兵力，也没有庞涓为魏将参战的记载。“禽庞涓”，禽通擒，有专家认为，此处“禽”作“制服”解。史书也没有庞涓在桂陵被俘之事。
见威王二
本篇原无标题，系后加。全文主要论述孙膑初见齐威王时陈述对战争的看法，集中反映了孙膑的战争观。是全书的重点。
孙膑见威王说：“战胜，则所在亡国而继绝世也。战不胜，则所以削地而危社稷也。是故兵者不可不察。”如同孙武一样，孙膑直言不讳地指出进行战争的两种不同后果：战胜了，就能保全处于危亡中的国家，使将要断绝的世系得以延续，战败了，就会丧失领土而使国家处于危困的境地，因此对战争问题不能不详加考察。但是“乐兵者亡，而利胜者辱，兵非所乐也，而胜非所利也。事备而后动”。孙膑认为，对战争进行研究就会发现，轻率好战的人会导致国家的灭亡，一味贪图胜利的人会受挫遭辱。所以战争是不可以轻率进行的，胜利是不可以盲目贪求的。要先做准备而后才能进行。
孙膑以史为例说，唐尧开始治理天下时，有七个部落不执行命令，后来都是用武力战胜他们，才能使他们顺服，实现国家的统一，这就是“战胜而强立，故天下服矣”的道理，古时候“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蚩尤于蜀禄（逐鹿）”等，哪一个不是用战争征服的？但是有些“德不若五帝，而能不及三王，智不若周公”的人，却说要用积仁义、崇礼乐，不用武力的办法来制止战争。这种办法不是尧舜不想做，而是根本做不到，“故举兵以绳之”，即用战争手段来解决问题。
威王问三
本篇采用孙膑与齐威王、田忌之间的问答，全面论述了孙膑的战略战术思想，也涉及了治军、地形、阵法等问题。
孙膑认为：在两军相当，两军相望（相望即对峙），谁也不敢先采取行动时，应先派少量部队进行挑战，只许佯败不许胜利，将主力部队猛击敌人的两翼，就能获胜。在“我强敌弱，我众敌寡”时，可故意使我军的阵势混乱无序，诱敌来攻，在指挥上这叫“赞师”。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时，可先将后面的主力和机动部队隐蔽好，使之能随时撤退和转移，并让使用长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之前，让使用短兵器的士兵列于战阵后面，让弩兵作机动，后面的部队待敌人疲惫时再反击，在指挥上这叫“让威”。在追“击穷寇”时，不要过急逼迫，待其寻求生路时再消灭之。在敌我势均力敌时，应先迷惑敌人，使其兵力分散，尔后再集中兵力消灭之。在“以一击十”时，就要“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在“地形平敞”，阵势严整时而被打败的原因，是阵前没有实施冲锋的突击队，这就是“阵无锋也”。作战时，“料敌计险，必察远近”，“必攻不守”，即分析敌情，考察地形险易，了解道路远近，这是将帅的重大责任，而坚决打击敌人的空虚要害之处，这是统兵作战最紧急的要务。当敌军势众而猛，交战不可避免时，就要坚固壁垒，多用谋略，严明军令，团结士卒，避其锐气使其骄傲，引诱敌人使其疲惫，然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便可取胜。孙膑在对上述问题进行论述后，还慎重告诫国君，“用兵无备者伤，穷兵者亡”，这是不能忘记的经验教训。
陈忌问垒四
本篇竹简主要论述了在野战情况下因地形而部署兵力、兵器的问题，对马陵之战中兵力、兵器的部署和技术、战术的运用，作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孙膑认为，军队在野战中如何部署作战阵地的问题，常被人们所忽视。处置这个问题的关键，是迅速利用部队的武器装备，结合战场的地形作恰当的部署，并要鼓舞和激励部队的士气和斗志，这是用来应付突然处于困境、险阻、死地中的敌人所采取的办法。我在马陵之战中战胜庞涓，俘虏太子申时，用的就是这个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蒺藜可当作沟堑与护城河，战车可当作城墙与壁垒，地面上的天然障碍物可当作城上的矮墙，大盾牌可以当作城上有孔的矮墙，用戈、矛等长柄兵器救援危急之处，用短柄矛等兵器辅助长柄兵器进行作战，用短柄刀剑狙击疲惫之敌，把强弓劲弩配置在蒺藜的后面，灵活机动地射击敌人，阵地前沿的弩和戟要各占一半。由此可见，孙膑在马陵道之战中，是先将各种兵器配置在预设的战场上，综合地发挥各种兵器的杀伤作用，而夺取作战胜利的。
篡卒五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建设的基本原则，在战场上决胜的具体因素，以及为将之道等要求。
孙膑认为，军队的优胜在于对士卒的精选，“其勇在于制，其巧在于势，其利在于信，其德在于道，其富在于亟归，其强在于体民，其伤在于数战”。也就是说，军队的作战勇敢，在于组织指挥的严密，军队作战的机巧，在于造成有利的态势，军队战斗力的强大，在于赏罚有信；军队的政治素质良好，在于管理教育得当；军队的给养充裕，在于能速战急归，军队的战斗力强大，在于能及时休整，军民的战斗力削弱，在于作战频繁。
孙膑认为，军队作战经常取胜的因素有五：“得主专制，胜；知道，胜；得众，胜；左右和，胜；量敌计险，胜。即统兵将领有独立指挥权者胜；懂得用兵法则者胜；得到士兵拥护者胜，互相间能同心协力者胜，善于分析判断敌情及熟悉地形险易者胜。统兵将领受到与这五种相反因素制约者败。”
孙膑认为，贤明的将领要做到“忠”、“信”、“敢”三条。所谓忠，就是忠于君主；所谓信，就是信赏明罚；所谓敢，就是敢于纠正各种错误行为。否则就不能成为统兵作战指挥的将领。
月战六
本篇主要是论述战争与天时的关系。
孙膑说，如果“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不得，虽胜有殃”。所以能够“抚（得）时而战”者，可以一战而胜，而不需要反复用兵了。
八阵七
本篇主要是论述选将的标准和八阵的运用原则。
孙膑说，“智不足，将兵，自恃也。勇不足，将兵，自广也。不知道，数战不足，将兵，幸也。夫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者，唯知道。知道者，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诤，此王者之将也。”即智谋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盲目自大，勇气不足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异想天开，不懂得用兵规律而又没有作战经验的人要统兵打仗是心存侥幸。所以要保卫万乘之国的安全，扩大万乘之国的领域，保护万乘之国民众生命安全的将领，就必须懂得用兵的法则。所谓懂得用兵的法则，就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内得民心，外知敌情，通布设八阵之要领，有取胜把握的就打，没有取胜把握的就不打。只有这样的将帅，才是王者之将。
孙膑指出，统兵打仗用“八阵”阵法时，要根据有利的地形和不同的兵种，做好兵力分配，选用适宜的阵形才能取胜。
地葆八
本篇篇名地葆即地宝。分别论述了各种地形的利弊，指出它们与部队的生存条件，与作战的关系。与其他兵书多有雷同。
势备九
本篇主要论述军队必须通过造“势”，才能发挥战斗力的问题。
孙膑认为：“黄帝作剑，以阵象之。羿作弓弩，以势象之。禹作舟车，以变象之。汤武作长兵，以权象之。”也就是说，黄帝作宝剑，可用它类比军阵。后羿作弓弩，可用它类比兵势。夏禹作舟车，可用它类比机变。汤武作长柄兵器，可用它类比作战指挥的主动权。可见阵、势、变、权这四个方面，都是军事上不可缺少的。军阵要像宝剑那样具有精锐的前锋，才能向敌人发动进攻，军队要像宝剑那样具有坚实的剑柄作后卫，才能拿它来刺击敌人。军阵既有前锋又有后卫，就能战胜敌人。军队的战斗态势要像弓、弩发射箭镞那样，产生出迅疾的强大威力。军队要像舟车那样可以往来机变。军队要像长柄兵器那样具有作战指挥的主动权。深人了解和掌握军阵、兵势、机变、主动权这四项制胜的原则，就能“破强敌，取猛将”了。
兵情十
本篇以矢、弩、发者类比士卒、将领和国君，认为这三者如能协调一致，就能克敌制胜。
孙膑说，如果“欲知兵之情”，就要借用“弩矢其法”了。“矢（是）卒也，弩（是）将也，发（射）者（是国君）主也。”如果要取得作战的胜利，必须要像用弩射箭一样，国君、将领、士卒都要合乎射弩的方法，同心协力。这就是治军用兵之道。
竹简《孙膑兵法》虽然有残缺之处，但是其大部分还能连贯成篇，形成书的体系，反映该书的理论精义。孙膑所处的时代，大致与齐威王所委派追论古者《司马兵法》的大夫们所处的时代相接近，所以《孙膑兵法》与《司马法》在军事理论上有相似之处。
1.“战胜而强立”的战争观
同《司马法》一样，竹简《孙膑兵法》对战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明确看法，即“战胜而强立”，“乐兵者亡”的战争观。它根据当时七雄纷争的形势，列举了“神戎（农）战（斧）燧，黄帝战蜀禄（涿鹿），尧伐共工”，舜“并三苗”，“汤放桀，武王伐纣”，周公东征之战事，说明人类社会自传说时代以来就是采用战争手段来实现自身的统治目的的，企图用“责仁义，式礼乐，垂衣裳”等办法消除战争，保存自己，那不过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要想在七雄纷争中使“天下服”，只有“举兵绳之”，达到“战胜而强立”，即天下归一的目的。否则就会“削地而危社稷”，民众遭难，国家不得安宁。这种战争观适应了当时全国渐趋统一的客观形势要求，比前人的论述更具有切合时代需要的积极意义。孙膑在提出“战胜而强立”主张的同时，又极力反对乐兵（好战）的黩武者，认为“乐兵者亡”，这同《司马法》“好战必亡”的观点是前后相承的。
2.以“强兵”为核心的治军思想
《孙膑兵法》治军思想的核心是“强兵”。而强兵的基础是“国富”。要在群雄纷争中“战胜而强立”，就要有雄厚的物质基础，即国家要富裕，只有“国富”，才是“强兵之急者也”。而强兵须有经过选拔的良将和士卒组成的军队为前提。良将不但要具备德、忠、信、敬等品质，还要善于掌握“破强敌，取猛将”的用兵之道：“阵”、“势”、“变”、“权”，即善于部署战阵，造成有利态势，灵活变换战法，掌握战争的主动权。士卒要经过严格的选拔和训练，要编制严密、赏罚分明，“素听”、“素信”，令行禁止。由这样的将帅和士卒组成的强兵，就可以所向无敌。
3.“因情用兵”的作战指导
《孙膑兵法》在战争指导问题上，强调要“知道（取胜之道）”，“唯知道”，才能“安万乘国，广万乘王，全万乘之民命”。他所说的“知道”，就是“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阵则知八阵之经”。也就是要通晓天文、地理、人情、敌情和阵法等有关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在战法上，它要求战争指导者能创造有利的态势，充分发挥自身的长处，尽量避开自身的短处。诸如避开敌军的精锐，批亢捣虚，示弱以麻痹敌人，诱其出战，先“让威”（后退），而后制敌，用计谋分散敌人，而后集中兵力歼灭之；对于凭坚固守的敌人，要采用引蛇出洞的办法，在运动中歼灭它；对于敌人防守薄弱之处，则全力攻取之，对于不同的地形和车、骑、步的特点，要有侧重地用兵，“易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即在平旷之地可多用战车兵，在险要之地可多用骑兵，在山隘和谷地可多用强弓劲弩的步兵（如马陵之战）。可见《孙膑兵法》主张因情用兵，反对用一种固定的战法去对付各种不同的敌人。
四、深远影响
《孙膑兵法》原文虽早已失传，直到1972年竹简出土才重见天日，但由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的记载，其兵家地位早已确立。孙膑为田忌所出的赛马运筹之策、围魏救赵和马陵之战的战例也广为流传，深入人心，为兵家所仿效。竹简本《孙膑兵法》问世后，在国际上产生了轰动效应，其影响更是与日俱增。
《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尉缭撰。尉缭其人史书记载非常简略，《汉书·艺文志》杂家类《尉缭》下著录为“六国时”人，颜师古注引刘向《别录》称“缭为商君学”。《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梁惠王时人”，以后各家书目大多沿袭上述说法，但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称“未详何人书”，宋施子美《七书讲义》则说是“齐人”，明茅元仪《武备志》又说是“魏人”、“鬼谷高弟”，归有光在《诸子汇函》中还说“尉缭，司马错也”。施、茅、归距战国甚远，实属臆测。因《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有一个“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有人“以为秦国尉”的尉缭。因此，《尉缭子》一书的作者，究竟是见梁惠王的尉缭，还是做秦国尉的尉缭？引起后人的争论，至今尚无定论。但从全书人称、语气和内容上考察，开头就是“梁惠王问尉缭子曰”、“尉缭子对曰”，并不断有“听臣言”、“听臣之术”、“臣闻”、“臣以为”等语，又称魏为“吾”、“我”，内容反映了梁惠王时的情况。魏国吴起被谗奔楚，魏军力削弱，兵败迁都大梁，欲于衰落中中兴，“以武事成功”，且多次提到吴起，予以赞美，两次提到“吴起与秦战”。据此，似定为梁惠王时尉缭较合情理。近有学者考证，提出与梁惠王答对的尉缭，正是由大梁入秦的那个尉缭。
《汉书·艺文志》杂家著录有“《尉缭》二十九篇”，兵形势家著录有“《尉缭》三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及《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只有杂家《尉缭子》五卷，兵家不见著录。自北宋景年间编纂的《崇文总目》始，复见兵家《尉缭子》五卷，宋神宗时并与《孙子》等一起被颁定为“武经”，而杂家不再见著录。今传世本即“武经”本。对于杂家、兵家、今传世本《尉缭子》之间的关系后人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认为杂家和兵家《尉缭》本是一部书；有的认为是内容不同的两部书；有的认为今本《尉缭子》是原兵家书，杂家书亡；有的认为是原杂家书，兵家书亡；还有的认为是两部古代残书的合编本。从现有资料分析，《汉志》著录的杂家《尉缭》和兵家《尉缭》，由于《七略》中的两书提要被班固删掉而失传，究竟是内容基本相同或根本不同的两部书，还是同一书的重复著录，难以确断。但从以下情况看，《七略》的著录体例，多有同一个人的著作交叉著录现象，如被班固认为是重复著录而省掉的《伊尹》、《太公》等十家、二百七十一篇即是；唐魏徵撰《隋书》将《尉缭子》入杂家，兵家不入，而他同一时期撰《群书治要》时辑录的《尉缭子》，与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尉缭子》残简相应的文字大多类同，与武经本（即今传世本）的相应篇目也基本相同，这说明杂家和兵家《尉缭子》很可能是同一部书，只是因为兼有兵家和杂家的思想内容而归类不同罢了。
关于《尉缭子》的成书时间，自南宋陈振孙提出《尉缭子》疑非先秦兵书后，明清以后出现伪书说。1972年《尉缭子》残简在银雀山西汉前期墓葬中出土，内容与今传世本大致相同，不仅均不避汉初几个皇帝“邦”（高祖刘邦）、“盈”（惠帝刘盈）、“恒”（文帝刘恒）、“启”（景帝刘启）、“彻”（武帝刘彻）的名讳，而且书写字体隶书中带有明显的篆书风格，这说明抄写年代应在秦汉之际，成书年代当更早，似由战国时人整理写定，伪书之说不攻自破。
《尉缭子》自汉殷，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有五卷、六卷之分，三十一、二十九、二十四、三十二篇之别，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流传中有佚失，二是分篇不同，如武经本将《兵令》和《兵教》分别分为上、下篇。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其篇目和主要内容是：《天官第一》，主要论述战争中“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道理，批驳唯心主义的天命论；《兵谈第二》，主要论述立邑、土地、人口、粮食与固国胜敌的相互关系，说明“战胜于外，备主于内”，“兵胜于朝廷”的道理，提出了治国治兵的一些方法和对将帅的要求等；《制谈第三》，主要论述政治制度和军事制度与战争胜负的关系，提出“凡兵，制必先定”，“修吾号令，明吾刑赏，使天下非农无所得食，非战无所得爵”等治军、治国方法；《战威第四》着重论述高昂的士气对于取得战争胜利的重大作用，激励部队士气的方法；《攻权第五》，着重论述进攻的战略战术，强调战前要有充分的思想、组织准备，要善于选择敌人的弱点发起进攻；《守权第六》，主要论述防守中的守城法则；《十二陵第七》，总结了治军的正反十二条经验；《武议第八》，内容很丰富，论述了战争的性质、目的和物质基础，将领的作用、条件和权力，刑赏的原则等；《将理第九》，着重说明执法不明会影响国计民生，造成军需亏乏，使国家危险的道理；《原官第十》，主要叙述国家分官设职的重要性，以及君臣职能和施政办法；《治本第十一》，主要论述治国要以耕织为本，提出了“往世不可及，来世不可待”的进步观点；《战权第十二》，主要阐述懂得战争权谋的重要性；《重刑令第十三》，主要讲惩处战败投降、逃跑将吏的刑罚措施；《伍制令第十四》，主要讲军队的连保制度及严格军纪、防止奸细的重要意义；《分塞令第十五》，主要讲军队营区的划分、建设和管理条例；《束伍令第十六》，主要讲战场上的赏罚制度和各级军吏的惩处权限；《经卒令第十七》，主要讲战斗组织、编队、佩戴标识符号及对战斗胜利的意义；《勒卒令第十八》，主要讲金、鼓、铃、旗四种指挥工具的作用和使用方法，以及军事训练和正确指挥的重要性；《将令第十九》，主要讲将军受命的郑重和将令的威严；《踵军令第二十》，主要阐述部队的战斗编成、各自的任务和行动部署，提出“欲战先安内”的观点；《兵教上第二十一》，主要叙述部队训练的方法、步骤和训练中的奖惩制度等；《兵教下第二十二》，主要阐述国君必胜之道和有关行军作战训练的问题；《兵令上第二十三》，主要讨论政治与军事的关系及列阵交锋的内容和要求等，提出“以武为植，以文为种”的观点；《兵令下第二十四》，主要讲述战场纪律条令及严格执行条令与战争胜利的关系。
《尉缭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吴子》等的军事思想，具有战国时代的特点。它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它认为战争有正义与不义之分，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在战略上它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这集中反映在它对军事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论述方面。它把军事和政治形象地比喻为“植”（枝干）、“种”（根基）和“表”、“里”，指出“兵者，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文所以视利害，辨安危；武所以犯强敌，力攻守也。”意思是政治是根本，军事是从属于政治的，这与两千年后的克劳塞维茨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经济是治国之本，是进行战争的物质基础，主张发展耕织，“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
《尉缭子》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备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奇正的灵活运用，认为“故正兵贵先，奇兵贵后，或先或后，制敌者也。”主张集中，认为“专一则胜，离散则败”。进攻时，主张出其不意，先发制人；防守时，主张守军和援军要“中外相应”，守与攻相结合。
《尉缭子》的治军思想很丰富，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身，为人表率；重视部队的行政建设，制定了较完备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是研究先秦军制史的重要资料；注重军队的训练，论述了训练的目的、方法、步骤及训练中的奖惩制度，提出从最基层起逐级教练，最后合练的训练方法；重视赏罚，提出“杀”一人而三军震者杀之，杀“赏”一人而万人喜者杀“赏”之；杀之贵大，赏之贵小的思想，在书中记述的各种条令条例中都有赏罚的具体规定和要求。
《尉缭子》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经邦治国的《群书治要》之中，宋代被官定为武学经书，后世兵家多有引述。很早就传到日本，日本研究、译注《尉缭子》的兵书有庆长十一年（1600）元佶《校定训点尉缭子》、林道春《尉缭子评判》等三十余种。此外还有朝鲜刊本。《尉缭子》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兵书。也应该看到《尉缭子》中也存有封建阶级的糟粕，如鼓吹用严刑酷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等，是剥削阶级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
《尉缭子》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西汉墓出土的竹书抄本，可惜是残简，不是完帙。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刊《武经七书》本。后世诸多丛书本大都源于此本。建国后研究《尉缭子》的主要成果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华书局1979年版《尉缭子注释》、中州书画1982年版《尉缭子校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竹简帛书论文集·尉缭子斟证》、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尉缭子浅说》等。
第二节 秦汉三国兵书
《黄石公三略》
相传为黄石公所撰。故又称《黄石公三略》。黄石公何许人也？后人“上穷碧落下黄泉”也无从寻觅。然而托用其名的《三略》，恰是中国古代的一部著名兵书。
史家司马迁在《史记·留侯世家》中，讲述了圯上奇翁黄石公授书张良的故事。大约在秦朝末年，韩国贵族中一位很有作为的青年张良，曾试图刺杀秦始皇，结果未能成功，便更改姓名避难至下邳（今江苏邳县）。一天，张良闲游路过一座桥时，看到一位老翁故意将鞋甩到桥下，并让张良去捡。张良虽愕然，但面对长者，还是把鞋捡了回来。然而，老翁又让张良给自己穿鞋，张良恭恭敬敬地照办。老翁笑曰：你这个年轻人是可以传授玄机的！并约张良于5日后的清晨到桥头相会。头两次张良都迟到了，被老翁申斥一番。第三次张良于半夜时分就来到桥头恭候，老翁亦至，非常高兴，并赠书一本给张良，说：你读这本书就可做帝王之师了。再过10年，天下将要打仗。过13年，你将在济北谷城山下见到我的化身——一块黄石。说完，飘然而去。张良在下邳住了将近10年，秦末农民大起义爆发，他跟随刘邦西上，成为刘邦的军师。又过了3年，张良路过济北，果然在谷城山下见到一块黄石，便派人把黄石取回家供奉起来。张良死后，与黄石合葬一处。后人称圯上授书与张良的老人为“黄石公”。或者说下邳老人即黄石公也。
《三略》是一部什么样的兵书？学者们经过多方考证，认为它既非黄石公所著，也不是张良当时所受之书，而是后人从《太公兵法》中推演而成的一部兵书。那么推演者又是什么人呢？
据考证，《三略》在《汉书·艺文志》中没有著录，最早著录《三略》的是《隋书·经籍志》，该志称：“《黄石公三略》三卷”，其下注云：“下邳神人撰，成氏注。梁文有《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然而《三略》之书名却早在《隋书·经籍志》之前就已经在一些典籍中出现。据《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记载：“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虽成必败。”这一大段引文见于今本《三略·上略》中《军谶》中“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以及《三略·下略》中“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能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残灭之政，累世受患，造作过制，虽成必败”。两者除个别字、词外，基本相同。三国魏明帝时的李萧远在《运命论》中有“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言《三略》者，始见于此”。北齐魏收《魏书》中，有刘晒注《黄石公三略》之说。
学术界对于《三略》的成书年代有多种说法，但以西汉末年成书说的依据较为充分。前文所引《后汉书·吴盖陈臧列传》的内容便是例证。由此可以推知，《三略》很可能是秦汉之际熟悉张良事迹的隐士所作。
《三略》全书约3800多字，分上、中、下三卷，即三篇谋略，所以人们便把它称作《三略》。《三略》与《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等兵书相比，虽同属兵书，但有其不同之处。首先，《孙子兵法》等兵书侧重于军事战略的论述，主要从制胜破敌的角度出发，探讨作战的手段，而《三略》则侧重于政治战略的论述，主要从治国强国的角度出发，探讨取胜的政治谋略。即如《中略》所说的那样：“《上略》设礼赏，别奸雄，著成败。《中略》差德行，审权变。《下略》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其次，《孙子兵法》等兵书以作者自己论述，直接表达对战争和军事的思想认识及结论性的观点，具有创造性的价值。《三略》则较多采用古代军事谚语和兵书中的语句，表达作者的思想观点，尤以征引的《军谶》和《军势》中的语句较多。但《三略》的理论观点却有许多精到之处，所以仍然受到后世兵家的重视，并在宋代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作为兵学者的必读兵书之一。
《三略》分上略、中略、下略三卷，引用《军谶》、《军势》之语句较多，择其精粹者解读之。
上略
本卷主要论述以“柔弱胜刚强”为主旨，以及招揽人才为重点，以“任贤擒敌”为目的的治国统军的政略、战略思想及其途径。
1.《上略》开宗明义就指出，担任“主将之法”，在于务必收“揽英雄之心，赏禄有功”之人，把自己的意志通达于众。所以“与众同好者”，事情都能办成，“与众同恶者”，事情都会办坏。能够“治国安家”的明君，是因为得到贤能之人的辅佐；弄得“亡国破家”的昏君，是因为失去贤能之人的辅佐。
2.《军谶》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又曰：“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刚，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意思是说，示之以柔而能制其刚，示之以弱而能制其强。又说，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能柔能刚”，所以他的国家就日益光耀；贤明的国君在治理国家时做到“能弱能强”，所以他的国家就日益彰明；如果国君柔弱无能，那么他的国家就必然衰弱；如果国君刚强自恃，那么他的国家就必然灭亡。
3.《上略》曰：“夫为国之道，恃贤与民，信贤如腹心，使民如四肢，则策无遗；所适如肢体相随，骨节相救，天道自然，其巧无间。”意思是说，治理国家的最高原则，在于贤能之人的辅佐与民众的支持，信任贤能的人如同自己的腹心，使用民众从事百业如同自己的手足，相互适应如同手足与身体般相随如意，如同骨骼与肢节那样顺从天然规律，结合得巧妙无间。
4.《上略》曰：“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贵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释名·释言语》：“贪，探求”，故作“探求”解。通常作贪污贪婪解。据此处文意，以前者为好）者丰之，欲者使之。意思是说，对有危难的人要扶助安置他，对心存畏惧的人要宽慰欢悦他，对叛离逃跑的人要设法招还他，对有冤屈的人要酌情平反他，对前来申诉的人要据理辨明他，对位卑而言微的人要按礼尊重他，对无理逞强的人要尽量抑制他，对怀有敌意的人要坚决清除他，对希望探求的人要设法满足他，对要求立功的人要找机会给他。
5.《三略》曰：“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意思是说对畏怯寡言的人要内部使用他，对胸怀谋略的人要多方亲近他，对谗言害人的人要审慎察看他，对诋毁诽谤的人要无情反击他，对横行霸道的人要全力挫败他，对志满高傲的人要抑制贬损他，对归附顺从的人要招抚收用他，对已经收服的人要妥善安置他，对愿意投降的人要设法解脱他。
6.《上略》曰：“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意思是说，军队占领敌人的坚固阵地要加强防守，占据敌人的险隘之处要设置障，夺得敌人难以守卫的土地要屯兵驻守，攻取敌人的城邑要奖励参战的官兵，占领敌人的土地要分封给功臣，缴获敌人财物要散发于众人。
7.《上略》曰：“敌动伺之，敌近备之，敌强下之，敌佚去之，敌陵待之，敌暴绥之，敌悖义之，敌睦携之。”意思是说，敌人开始行动要注意侦察，敌人靠近要多加防备，敌人强者要示以卑弱，敌人闲逸要故意避开，敌人凌我要消其锐气，敌人施暴要安抚民众，敌人悖逆要宣传正义，敌人和睦要离间他们。
8.《上略》曰：“顺举挫之，因势破之，放言过之，四网罗之。”意思是说，要根据敌人的军情采取挫败敌人的行动，要依据敌人态势作出打败敌人的部署，要散发假情报迷惑敌人，要网设四面包围孤立无援的人。
9.《上略》曰：“得而勿有，居而勿守，拔而勿久，立而勿取。”意思是说，在战争中缴获敌人的财物，不要据为私有，夺取敌国的城池，不要贪图安逸自守不去，进攻敌人的城池掠取敌国的土地，要速战速决而不能旷日持久，要扶持被占领国家的人执政，而不要取代其位。
《军谶》曰：“军井未达，将不言渴，军幕未办，将不言倦，军灶未炊，将不言饥，冬不服裘，夏不操扇，雨不张盖。是谓将礼。”其意是说：军井还没有凿成，将帅不应当说口渴，帐幕还没有架好，将帅不应当说疲倦，军灶还没有做饭，将帅不应当说饥饿。将帅冬天不要独自穿皮衣，夏天不要独自用扇子，雨天不要独自撑伞。这是优良将帅与官兵同甘共苦的原则。
10.《上略》曰：“与之安，与之危，故其众可合而不可离，可用而不可疲。以其恩素蓄，谋素和也。故曰：蓄恩不倦，以一取万。”意思是说，将帅能与士卒同安乐共危难，所以他的队伍能合力同心而不会离心离德，能持久作战而不怕疲劳。这是因为将帅长期恩待士卒，与士卒长期协力同心的结果。由此可见，将帅能长期恩待士卒，那么作战起来士卒就会以一当万，百战而不怠了。
11.《军谶》曰：“将之所以为威者，号令也。战之所以全胜者，军政也。士之所以轻战者，用命也。故将无还令，赏罚必信。”意思是说，将帅之所以有威严，是由于号令森严的缘故。作战之所以获得全胜者，是由于军政严明的缘故。官兵之所以敢战者，是由于服从军命的缘故。所以将帅不能下达前后相反的命令，施行赏罚必须言而有信。
12.《上略》曰：“夫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故乱将不可使保军，乖众不可使伐人。攻城则不拔，图邑则不废，二者无功，则士力疲敝。士力疲敝，则将孤众悖。以守则不固，以战则奔北，是谓老兵。”意思是说，《上略》说：统领全军而具有威势者，是握有军权的良将，能够取胜而战败敌军者，是由于全军士卒奋力作战的缘故。所以威势紊乱的将帅不可能保全军队的生存力，上下不和的军队不可以用来攻战。攻城则不能破，图邑则不能得，二者都不能获得成功，官兵被拖累得疲惫不堪。官兵疲惫不堪，则将帅孤立于上官兵不和于下，用这样的军队进行防守则不固，用于攻战则失败，这样的军队就是没有战斗力的“老兵”。
13.《上略》曰：“夫将拒谏，则英雄散。策不从，则谋士叛。善恶同，则功臣倦。专己，则下归咎。自伐，则下少功。信谗，则众离心。贪财，则奸不禁。内顾，则士卒淫。”意思是说，将帅拒绝部属的正确意见，则志士能人就会离散。不听从谋士的良谋，则谋士就会叛离。善恶不分赏罚不公，则会挫伤功臣的积极性。独断专行，则部下就把责任归咎于上。与部下争功夺利，则部下就不会建功立业。听信谗言，则众叛亲离。将帅贪取财物，则奸邪顽劣之徒就会上行下效而不能禁。将帅受命后仍不忘其家不忘其身，则士卒就会沉溺违纪。
14.《上略》曰：“将无虑，则谋士去，将无勇，则吏士恐，将妄动，则军不重，将迁怒，则一军惧。”意思是说，将帅没有远虑，则谋士离去；将帅没有勇气，则官兵恐惧；将帅轻举妄动，则三军不能持重，将帅把怒气转泄于部属，则全军上下都会恐惧不安。
15.《军谶》曰：“虑也，勇也，将之所重，动也，怒也，将之所用。此四者，将之明诫也。”又曰：“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又曰：“香饵之下，必有悬鱼，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是说，深谋远虑，勇冠三军，是将帅重要的美德；行动迅疾，威怒加于敌，是将帅激励士气必用的手段。对此四者，将帅必须察辨体会其运用的时机，才能收到成效。又说：军中没有财资，官兵就不会前来投奔，军中不行奖赏，士卒就不会无往不前。又说：鱼钩摆上香饵，就会有游鱼前来吞食，军队没有重赏，作战中就不会涌现建功立业的勇士。
16.《军谶》曰：“内贪外廉，诈誉取名，窃公为恩，令上下昏，饰躬正颜，以获高官，是谓盗端。”又曰：“群吏朋党，各进所亲，招举奸枉，抑挫仁贤，背公立私，同位相讪，是谓乱源。”意思是说，暗中贪污受贿而外装清正廉洁，沽名钓誉，假公济私，使上下昏乱，粉饰太平阿谀奉承，窃取高官，这样的官员其实都是社会不安定而生盗贼的祸根。又说，如果各级官员都结党营私，提拔自己的亲信，推荐贪赃枉法之徒，排挤打击仁人贤士，不顾国家利益而培植私人权势，同在一起共事而互相攻讦，这样的官员都是社会动乱的祸源。
17.《军谶》曰：“吏多民寡，尊卑相若，强弱相虏，莫适禁御，延及君子，国受其咎。”又曰：“善善不进，恶恶不退，贤在隐蔽，不肖在位，国受其害。”意思是说，一个国家如果官多民少，尊卑参杂而又政出多门，强权欺凌弱小，朝廷不适时禁止和治理，则其祸害必然延及善良民众和志士仁人，国家也必然受其祸害。又说，如果受人称赞的人却得不到应有的晋升和任用，令人厌恶的人却占据高位而没有被罢退，那么志士仁人就会隐退不出，才鲜能薄的人就会滥竽充数，祸害国家。
中略
本卷是《上略》内容的延伸，多引《军势》语，主要通过“君德行，审权变”，论述君主驭将统众的谋略。
1.《军势》曰：“出军行师，将在自专；进退内御，则功难成。”意思是说，将帅统兵出征，必须要有独立而不受任何制约的指挥权；如果全军的进退行动要受到国君的制约，那么就难取得胜利建功立业了。
2.《军势》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智者乐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贪者邀趋其利，愚者不顾其死，因其至情而用之，此军之微权也。”又说，“无使辩士谈说敌美，为其惑众：无使仁者主财，为其多施而附于下。”意思是说，将帅统兵作战后，对智、勇、贪、愚等各种人都要任用。有智谋的人乐于建功立业，有勇气健斗的人好表现其意志，有贪求名利的人专想邀趋货利，可愚弄的人进战不顾生死，都要因其特点而不拘一格地任用他们。这是将帅指挥官兵作战的微妙权谋。又说，在军中不能让油嘴滑舌的人鼓吹敌国之美，以免他们惑乱动摇军心，不要让注重仁义好施的人主掌财务，以免他们用公家财物培植私党。
3.《中略》曰：“主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失权。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君，不可以无威，无威则国弱，威多则身蹶。”意思是说，国君治国不可以无德，无德则臣下众叛亲离，君临臣下不可以无威，无威则会失去统驭臣民的权力。人臣不可以无德，无德则无以事奉国君，人臣不可以无威，无威则不能行政而使国势衰弱，功高威大则会遭致杀身之祸。
4.《中略》曰：“德同势敌，无以相倾，乃揽英雄之心，与众同好恶，然后加之以权变。故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非阴计无以成功。”意思是说，对于德治相同势力相当的国家，谁也无法倾覆对方，那就延揽英雄之心，与全军官兵同心同德，然后施行权谋决定高下。不运用计谋，就无法解决疑难，不出奇计巧谋就无法破奸灭寇，不设密谋就无法成功。
下略
本卷主要是“陈道德，察安危，明贼贤之咎”，进一步阐述国君与臣民的关系。
1.《下略》曰：“夫能扶天下之危者，则据天下之安。能除天下之忧者，则享天下之乐。能救天下之祸者，则获天下之福。”意思是说，如果国君能够扶助天下民众的危难，就能据有天下的安定。能够消除天下民众的忧患，就能享有天下的欢乐。能够解救天下民众的灾祸，就能获天下的幸福。
2.《下略》曰：“求贤以德，致圣以道。贤去则国微，圣去则国乖。微者危之阶，乖者亡之征。”意思是说，国君寻求贤才当以品德为重，聘用圣人要按天道而行。贤才离去国家就会衰微，圣人离去国家就会混乱。衰微是危险的由来，混乱是灭亡的象征。
3.《下略》曰：“贤人之政，降人以体。圣人之政，降人以心。体降可以图始，心降可以保终。降体以礼，降心以乐。”又曰：“故有德之君，以乐乐人；无德之君，以乐乐身。乐人者久而长，乐身者不久而亡。”意思是说，贤良的人治理国家，是使民众忠良顺从。圣明的人治理国家，是使民众心悦诚服。行动上顺从可以共同开创事业，心悦诚服可以保全始终。又说，德行高尚的国君，以安乐的举措使天下人安乐，无道之君只顾自身的安乐而使天下人不安乐。国君能使天下安乐的国家就会长久兴盛，国君只顾自身安乐的国家就会很快灭亡。
4.《下略》曰：“释近谋远者，劳而无功，释远谋近者，佚而有终。佚政多忠臣，劳政多怨民。”意思是说，舍近不取而去图谋进攻远方之国，最终就会劳师动众而不能建功立业，放弃用武力进攻远方之国而以谋略降服旁近之国，最终就会佚军息民而建功立业。行佚军息民之政则国多忠臣，劳民役军民众就会怨声载道。
《三略》是一部兼有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体系的著作，是我国第一部以政略和军略关系为重点论兵的兵书，具有独特的思想内容。
1.“以民为本”的治国论
《三略》从民本思想出发，对安国、选将、治军、作战等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述。《三略》认为，战争的胜败，在于国家治理的好坏，而民心的向背又是国家治理得好坏的关键。
《三略》认为，“庶民者，国之本”，“以弱胜强者，民也”，战胜敌人的强大力量存在于民众之中。“治国安家”在于得到民众的拥护，“亡国破家”在于失去民众的支持。如果得到民众的拥护，国家就安定，军队就强大，兵锋所向，就无往而不胜。如果国家治理得不好，弄得国虚民贫，民众被迫反抗，敌人乘虚来犯，国家就会崩溃。无论是治理国家和统兵作战，都要随时随地“察民心，施百务”，办实事：“危者安之，惧者欢之，叛者还之，冤者原之，诉者察之，卑者责之，强者抑之，敌者残之，贪者丰之，欲者使之，畏者隐之，谋者近之，谗者覆之，毁者复之，反者废之，横者挫之，满者损之，归者招之，服者居之，降者脱之。”国家要办好上述实事，首先必须要君主贤明，同时还要选用贤才管理国事，统率军队，只有这样才能进行战争。进行战争的目的也在于保民，用“扶天下之危”，“除天下之忧”，“救天下之祸”的正义战争去战胜非正义的战争。
2.“以民为本”的治军论
《三略》在治军问题上的突出之处是，既重视将帅的指挥作用，又重视士兵的战斗作用。认为“统军持势者，将也。制胜破敌者，众也”。将帅是统率全军，创造有利态势，战胜敌人的指挥者。士兵则是奋勇战斗、消灭敌人的主力。为此，将帅既要有优良的品德和广博的知识，又要做到清廉、镇静、公平、严整，能接受下级的意见，能决断是非曲直，能容纳人才，能采纳众人的建议，能知国家风俗，能研究山川形势，能了解地形险阻，能掌握军队的权柄。将帅还要能“通志于众”，做到“与众同好”，“与众同恶”，上下同心，士卒统一。将帅还要“以身先人”，处处起模范表率作用，“与士卒同滋味而共安危”，水井尚未凿成，将帅不可谓口渴，军灶尚未成炊，将帅不可言饥饿，帐篷尚未搭好，将帅不可言疲倦：冬季不着皮衣，夏季不用摇扇，雨天不撑伞：战时与士卒同赴危难。在此前的兵书中，还没有一部能像《三略》这样重视士兵的作用，全面论述将帅与士卒的关系。
3.“因敌转化”的作战指导
《三略》指出，“用兵之要，必先察敌情”。统兵将领在作战之前，要充分掌握敌情，以使“伺其空隙”，从敌人防御薄弱之处进行突破。提出“因敌转化，不为事先，动而辄随”的思想，主张根据敌情的变化而随机应敌。《三略》还提出了许多作战指导原则。诸如“获固守之，获扼塞之，获难屯之，获城割之，获地裂之，获财散之”等等。
《三略》问世后，也是受到社会的重视和广为流传的一部兵书，在中国和世界军事理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代的魏徵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中。宋元丰三年（1080），被宋廷颁定为开学的经典之一，并被译成西夏文本。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此本除原刻本尚存在日本静嘉堂文库外，后世几经影印翻刻，形成武经系统本。其他丛书本也多以此系统本为底本。注释本有施子美讲义本、明刘寅直解本、清朱墉汇解本。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日本静嘉堂藏书本胶片，影印出版了《续古逸丛书》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研究《三略》的论著日益增多。
《三略》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早在唐代便传到日本、日本宽平年间（889~897），日本天皇敕命藤原佐也撰辑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就著录有《黄石公三略》。日本的战国时代，在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将此书与《六韬》列为主要教科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研究《黄石公三略》者约近40家。邻国朝鲜也有《黄石公三略》传人。1993年，美国学者拉夫尔·索雅，将《三略》等《武经七书》全译成英文本。《三略》的西传扩大了中国古代兵法理论在西方的影响。
《新书》
作者贾谊（前200—前168），河南洛阳人，汉文帝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
贾谊少年得志，20多岁时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学术顾问官），每次朝对，都对答如流，深得文帝赏识，一年当中便升为太中大夫（高级顾问官）。他针对当时的情况，提出了一些巩固中央政权、削弱诸侯王势力的建议，遭到执政大臣的反对，文帝也不敢采纳，把他调离朝廷，任命他为长沙王太傅，随之改任梁王太傅。后抑郁而死。
《新书》共10卷，《汉书·艺文志》著录为58篇。今本为56篇。卷曰为：卷一，过秦论等11篇；卷二，权重等5篇；卷三，欲激等11篇；卷四，匈奴等5篇；卷五，傅职等5篇；卷六，礼等3篇；卷七，先醒等5篇；卷八，官人等5篇；卷九，大政等4篇；卷十，礼容语等5篇。
《新书》有多种版本，明正德有吉藩刻本；清有抱经堂卢文绍校本，杭州书局《二十二子》本、《龙溪精舍丛书》本皆据抱经堂本重刻。刘师培撰有《新书校补》二卷、《佚文辑补》一卷，未刊。王耕心撰《贾子次诂》十六卷，有龙树精舍光绪刻本。《四部丛刊》影印明吉藩刻本。《四部备要》收有此书。197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贾谊集》，其中《新书》56篇。
《过秦论》是《新书》的精彩篇章，分为上、中、下三篇。所谓过秦论，就是批评秦国的过失。文章首先铺叙秦国如何走向强盛，轻而易举地击败九国诸侯，吞并天下，然而竟被斩木为兵的农民起义军一举推翻，从而推出秦亡的原因：“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文章先扬后抑，气势磅礴，颇有说服力。
贾谊在《新书》中依据匈奴强汉朝弱的军事形势，提出以招抚怀柔为主要手段以解除外患。他还指出同姓诸王对朝廷的向背，不取决于血统的亲疏，而取决于力量强弱的对比。
《新书》集中反映了贾谊的政治、军事思想主张，有不少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有一些主张是不切合实际、不合理的。《新书》对后人产生一定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地位。
《潜夫论》
作者王符（约85—163），字节信，安定临泾（今甘肃镇原东南）人。东汉政治家、军事理论家。
王符终身不仕，隐居著书，“以讥当时失得，不欲章显其名，故号曰《潜夫论》”。
《潜夫论》全书10卷36篇，主要是讨论治国安民之术，其中《劝将》、《救边》、《边议》、《实边》四篇为军事专论，针对当时西北边疆的情况，着重论述如何加强边远地区的防御，集中反映了王符关于边疆防御和建设的军事思想。
《潜夫论》的主要军事观点有：
1.早定战守之策。作者认为“救边乃无患，中国乃得安宁”，呼吁及时平乱，反对示弱寇敌、竞割国家之地以与敌的惟图荀安、不思救边的做法。
2.慎选边将。王符指出汉军之所以不能制羌乱，主要原因在于将不知兵，因此要认真选拔将帅。将帅御兵，必须具备六务标准：“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选拔将帅要任人惟贤，不搞论资排辈，否则就等于将军队交给敌人。
3.救边强边。作者集中抨击了当时朝臣苟且偷安，不救边民于水火的行径。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救边主张。认为地不可无边，“无边亡国”。必须加强边防，决不可割地以为苟合，因为假如今日割边郡，明日就要以三辅为边，日后“则洛阳为边”，国将不国。
4.国君临边患，务以民为本。边患已积十年，百姓被害，迄今不止。国君不可不思边境之安宁。国君对边患问题断不见。国君对军国大事要“修己之备，无恃于人”，不独委任于将帅。方可克敌制胜。如以不烦民为借口，轻易使人民受杀掠，这样的国君“非人主”也。
5.治边要激励士卒。作者认为人皆趋利避害，而当时“士不劝于死敌”，是由于“言赏则不与，言罚则不行”，“士卒进无利而自退无畏”。因此，强调明赏必罚，使士卒“必顺我令乃得其欲”。
6.迁内地人民实边。他指出边郡虚废的原因及危害。国家听任边患蔓延，强令边民内迁，赋役加重是边郡虚废的原因。边郡空无人民，而内地人众地狭，造成经济上的偏颇，这是边郡虚废带来的经济上的严重后果。长此下去，会造成边民绝望，而滋生降敌之心，成为政治上“大忧”。这就是虚废边郡的严重政治后果。因此必须立即设法对边郡虚废现象予以制止。并提出，应恢复已废弃的边郡举孝廉制度，并在赐爵、物价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此乃“均苦乐，平徭役，充边境，安中国之要术也。”
《潜夫论》继承孙武论将、晁错实边等观点，对一些基本军事原则的阐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对后世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淮南子·兵略训》
作者刘安（前179~前122），汉高祖刘邦之孙，后被封为淮南王。
刘安文采斐然，博闻强记，有过人的文学才能。汉文帝十分器重他。一次下诏让他撰写一篇《离骚赋》。刘安在凌晨受命，到早饭时间已经写完，深得皇帝喜爱。天下许多方术之士都投奔到他的门下。刘安后因图谋兵变事发，自杀身死。
《淮南子》是刘安及其门客苏非、李尚被等集体撰写的。该书又名《淮南鸿烈》。《汉书·艺文志》著录《淮南子》内21篇、外31篇，现仅存21篇。篇目为：原道、淑真、天文、隧形、时则、览冥、精神、本经、主术、缪称、齐俗、道应、汜论、诠言、兵略、说山、说林、人间、修务、泰族、要略。
《汉书·艺文志》将该书列入杂家，汉许慎、高诱均有注本，《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及《宋史·艺文志》等皆见记录。许注后亡佚，清孙冯翼辑有一卷，有问经堂刊本。传世为高诱注本，篇目下皆有“训”字。清有杭州书局《二十二子》重刻庄达吉校本等。刘家本撰《淮南子集证》二十一卷，有上海中华书局1921年排印本。刘文典撰《淮南鸿烈集解》，有商务印书馆排印本。1983年中国科学院出版社出版有杨树达著《淮南子证闻》。
《淮南子》是以道家自然天道观为主导，综合道、法、阴阳各家之说。论述“道”和“气”的。《兵略训》即是其中专论军事的一篇，代表了西汉初期的军事理论水平。
《淮南子·兵略训》是在它所认为的道是“覆天盖地”，“高不可际”，“深不可测”的思想指导下，博采先秦各家兵书，综合而成的一篇军事哲学著作。在战争观问题上，立论比较鲜明。在战略、战术上则多继承而少创见。
作者认为战争的起源是：“人有衣食之情，而物弗能足也。故群居杂处，分不均，求不赡则争，争则强胁弱而勇侵怯。”这就是说战争起源于物质利益的分配不均而引起的暴力争夺。这比起前人的相关论述要深刻得多。
战争的目的是“禁暴讨乱”，“导之以德而不听，则临之以威武”，“故义兵之至也，至于不战而止”。该书明确地区分了“义战”与“不义战”。
作者继承前人军事思想，提出了“全兵先胜后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主张。它认为战争胜负的根本，不在军事的强弱，而在政治的得失。得道者得民心，弱可以变强；失道者失民心，强亦可变弱。所以，政治强大，虽有军队但不必发动战争，也可使敌人伏首称臣，这实际上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全胜战略思想在汉代的发展。“凡用兵者，必先自庙战。”因为政治得失决定军事的胜负，所以在战争之前就必须先谋划于庙堂之上，对双方力量加以比较，从国君、将帅、民心、治乱、军粮、士卒、武器等方面进行分析，论证是否已经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如此可作到先胜而后战。作者称这种作战方法为“庙战”。
对于战术中动与静的辩证关系，作者认为军队不动则已，动则无形，“神出而鬼行”，出敌不意，攻其不备。不仅于此，善于采取军事行动者，必须做到：行动迅猛有“气势”，善用地形占“地势”，根据敌情知“因势”，巧妙侦察设伏善“知权”，调遣军队灵活有序知“事权”。另外，还要以静制动，以无形制有形，以无为制有为。
《兵略训》还十分重视将帅的作用，作者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有关将帅的理论。将帅根据其能力可分为上中下三类：“上将”，能够得天道、得地利、得人心，且用兵坚定而有气势，是常胜将军；“中将”。不知天道，不知地利，但得人心，有气势，胜多而败少；“下将”，无坚定主张，性自多疑，动辄败北。“将军之心”要宽宏公允，含而不露。既能随时变通，又不轻易受外界环境影响而动摇主张。将帅要威仪并用，与士卒同甘共苦。威仪并用就是赏罚分明，赏使士兵冒死征战，罚使士兵令行禁止，如此，军队才有战斗力。此外，将领必须爱兵，才能得到兵的爱戴。将帅应具备“三隧、四仪、五行、十守”诸项优秀品质。作者认为将帅最应注意的是士气的“实”与“虚”：官兵有隙，互不相得为虚；上下同心，同仇敌忾为实。将领要统帅军队，完成任务必须建立一个合理的指挥保障体系，包括以下几方面专门辅助人员：“尉之官”，即军事参谋人员；“侯之官”，即侦察人员；“司空之官”，即后勤人员；“舆之官”，收容联络人员。这比《六韬》的有关论述更为充分和完善。
所有这些对战争起源、战争目的、战争性质和战争胜败主要因素的论断，既继承了前人的观点，也在某些地方超过了前人。在具体的战略、战术问题上，继承了前人虚实、奇正、分合、示形等，归结为“神莫贵于天；势莫贵于地；动莫急于时；用莫利于人”。“上将之用兵也，上得天道，下得地利，中得人心”。只是提法不同而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是因为刘安等人，本身缺少战争实践经验，所以只能是在理论上进行阐发，在哲理上加以提高。又由于《淮南子》是由众人编篡而成，其思想观点也不尽一致。
《素书》
《素书》又名《黄石公素书》。旧题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此说源出张商英《黄石公素书·序》。张商英，字天觉，宋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为尚书右仆射，曾学浮屠法，喜讲禅理。劝徽宗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徽宗颇惮之，遂蒙忠直之名。后被台臣上疏攻击，出知河南府。卒谥文忠。他在序言中称：“黄石公圯桥所受子房《素书》，世人多以《三略》为是，盖传之者误也。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枕中获此书，凡一千三百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神不圣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呜呼！其慎重如此。黄石公得子房而传之，子房不得其传而葬之，后五百余年而盗获之，自是《素书》始传于世间。”张商英这段话说的神乎其神，然而说得愈神秘愈露出了他作伪的马脚。对此明代以来，学者多有辩驳，如明都穆说它有“三伪”：“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圮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圮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语纪谈》）《四库总目提要》引胡应鳞的话说：“其书中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皆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盖商英尝学浮屠法于从悦，喜讲禅理，此数语皆近其所为，前后注文与本文亦多如出一手。以是核之，其即为商英所伪撰，明矣。”笔者以为《素书》从内容到文句，引用《黄石公三略》颇多，如“夫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也。道者，人之所蹈……”等。实际上它是张商英取《黄石公三略》之本旨，以广其说，又撷取儒道文辞，杂采仙经佛典俚语以及有生命力的民谚汇集而成的一部著作。虽为张商英所伪托，但“其言颇切理”（《四库总目提要》），书中不乏有可资借鉴的思想内容。
《素书》一卷共六篇：原始章第一、正道章第二、求人之志章第三、本德宗道章第四、遵义章第五、安礼章第六。全书围绕“道德仁义礼五者一体”展开论述，主张“潜居抱道，以待其时”，修德行仁，遵义尚礼。教育人们不要损节背理，要谦恭行善。在军事方面，重视设权定谋，指出：“设变从权，所以解结”，“长莫长于博谋”，“阴谋外泄者败”，“患在不预定谋”。重视民心民意，认为“民怨伤国”，“民困国残”。重视人才的选拔和正确使用。认为“安在得人，危在失士”，“得人者昌，失士者亡。国将霸者士先归，邦将亡者贤先避。”在战争中，主张根据各种人才的特点进行战斗分工，扬长避短，人尽其能。“重可使守固，不可使临阵；贪可使攻敌，不可使分阵；廉可使守主，不可使应机，五者各随其才而用之。”
《素书》自宋以来翻刻者颇多，流传很广。从现存版本看有明刻、明抄本，以及日本庆长（明万历）刻本，但更多的是丛书本，比较重要的有子汇本、二十子本、先秦诸子合编本、且且庵初笺十六子本、影印元明善本丛书十种本、道藏本、四库全书本等。据不完全统计，各种丛书本有二十余种之多。
《将苑》
旧题诸葛亮撰。诸葛亮（181~234），字孔明，东汉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县）人，是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早年隐居邓县隆中（今湖北襄阳西），被称为“卧龙”。刘备三顾茅庐，请他出山。他向刘备提出了夺取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外结好孙权，内革新政治，积蓄力量，准备条件，统一全国的建议，即著名的《隆中对》。从此成为刘备的主要谋士。他辅佐刘备、刘禅创建了蜀国，自任丞相。刘禅即位后，被封为武乡侯，领益州牧，掌管蜀汉军政大权。当政其间，励精图治，赏罚严明，革除弊政，推行屯田，发展生产，改善和西南各民族的关系，对于西南地区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团结做出了有益的贡献。他还积极推行联吴抗魏的战略方针，曾五次出兵攻魏，争夺中原。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但因力不从心，于建兴十二年（234）死于五丈原军中。他足智多谋，善于治军，相传革新连驽（革新后能同时发十箭）、创八阵图、造“木牛流马”（一种有利于山地运输的工具），受到后人的崇敬。自陈寿编《诸葛亮集》后，明清又编辑多种，如明王士骐编《武侯全书》二十卷、杨时伟编《诸葛忠武全书》十卷、清朱磷辑《诸葛武侯集》二十卷、张澍编《诸葛亮集》等，本文所要介绍的《将苑》就收录在《诸葛亮集》之中。中国兵书史上有一种现象，就是伪托之作多托于先圣先贤。由于诸葛亮被后人当作智慧的化身，所以，正像《四库总目提要》说的“盖宋以来兵家之书，多托于亮”。各种书目著录诸葛亮撰的兵书就有二十余种，如《火龙经》、《小心略地利》、《武侯奇书》等等，这些兵书究竟哪些是诸葛亮的作品，有待逐一考证。
《将苑》最早见于宋尤袤《遂初堂书目》，题作《诸葛亮将苑》，明代编的诸葛亮文集中也予以收录。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和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是后人伪托之作。从书中内容大多采自兵、史诸书和隋、唐不见著录来推断，不像诸葛亮亲著，但其中许多思想与诸葛亮的军事思想相一致。
《将苑》又称《诸葛亮将苑》、《武侯将苑》、《心书》、《武侯心书》、《新书》、《武侯新书》等。此书宋代称《将苑》，明代始改称《心书》，如焦肱《经籍志》；或《新书》，如陶宗仪《说郛》；也有称《将苑》的，如《百川书志》。《汉魏丛书》虽于书名题作《心书》，而篇章标题中间有《新书》字样。现存版本中，这几种称谓都有，核其内容，虽有所差别，但基本上是一致的，是同书异名。因为《将苑》之名出现较早，故本文以《将苑》相称。
《将苑》一卷（一作二卷，见《百川书志》）共五十篇。其篇目如下：兵机、逐恶、知人性、将才、将器、将弊、将志、将善、将刚、将骄吝、将强、出师、择材、智用、不阵、将诫、戒备、习练、军蠹、腹心、谨候、机形、重形、善将、审因、兵势、胜败、假权、哀死、三宾、后应、便利、应机、揣能、轻战、地势、情势、击势、整师、励士、自勉、战道、和人、察情、将情、威令、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将苑》是中国古代论述为将之道的兵书。书中博采《孙子》、《吴子》、《尉缭子》、《六韬》、《三略》、《左传》等兵书史籍中的论兵妙语，分门别类加以阐述，言简意赅，自成体系，概括了古代为将之道的各个方面。它对将帅进行了分类研究，认为从思想品德性格特长上分，将材有九：仁将、义将、礼将、智将、信将、步将、骑将、猛将、大将。按能力器度分有十夫之将、百夫之将、千夫之将、万夫之将、十万人之将、天下之将。意在选拔任用将帅要量才而选，量力而用。它总结归纳了为将八弊：“一曰贪而无厌，二曰妒贤嫉能，三曰信谗好佞，四曰料彼不自料，五曰犹豫不自决，六曰荒淫于酒色，七曰奸诈而自怯，八曰狡言而不以礼。”意在向将帅敲警钟。它认为将帅关系着国家兴亡、战争胜败、士卒的安危，因此，要求给予将帅自主权，重申“将之出，君命有所不受”的古训。同时，对将帅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条件和要求。首先强调将帅自身修养好。它要求将帅不恃强，不怙势，宠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惧，见利不贪，见美不淫，以身殉国，忠贞不渝；要做到刚不可折，柔不可卷，不骄不吝，能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先仁义而后智勇；要有五善四欲，五善是“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四欲是“战欲奇，谋欲密，众欲静，心欲一”。它还要求将帅力争五强，杜绝八恶。五强是：“高节可以历俗，孝悌可以扬名，信义可以交友，沈虑可以容众，力行可以建功。”八恶是“谋不能料是非，礼不能任贤良，政不能正刑法，富不能济穷厄，智不能备未形，虑不能防微密，达不能举所知，败不能无怨滂”。它提出了将帅应遵守的十五条纪律，即虑、诘、勇、廉、平、忍、宽、信、敬、明、谨、仁、忠、分、谋。其次要求将帅要善于治军，精于作战。在治军方面，要求将帅要重视法制，信赏必罚，严号申令，“诫之以典型，威之以赏罚”；要加强军事训练，认为“军无习练，百不当一。习而用之，一可当百”；要收揽和掌握有特长的人才，“必有博闻多智者为腹心，沈审谨密者为耳目，勇悍善敌者为爪牙”；要身先士卒，关心和爱护部下，养兵像养自己的子女一样，“有难则以身先之，有功则以身后之”，与士卒同生死，共患难。在作战方面，要求将帅不恃众以轻敌，不傲才以骄人，要“先计而后动，知胜而始战”；要懂得“兵机”、“兵势”，“因机而立胜”，“因天之时，就地之势，依人之利”；要熟悉战场地形地物，探明敌情，“不知战地而求胜者，未之有也”，“必先探敌情而后图之”，要懂得各种地形天候条件下的战法，如林战、丛战、谷战、水战、夜战等。
《将苑》一书，一直为后人所重视，流传比较广泛。它集中了古代将帅选拔、修养的精华，虽然不免打着封建阶级的印记，但其中许多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价值。
《将苑》现存版本多题名为《心书》或《新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诸葛亮集》题为《将苑》。该书版本大致有三个系统，一是《诸葛亮集》系统；二是丛书本系统，较有代表性的有：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增订汉魏六朝别解本、唐宋丛书本、学海类编本、说郛本等。三是单行本系统，主要有：明正德十三年韩袭芳铜活字印本、明万历三十三年书林郑少斋刻本、明黄邦彦刻本、民国年间石印本、1926年成都昌福公司铅印本等。
《便宜十六策》
《便宜十六策》旧题诸葛亮撰，后人疑为伪托之作。
本书提出的作战指导思想的主要有：
“用兵之道，先定其谋”。重视谋略是书中论及用兵作战的一个重要特色。它指出：“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作为“人之司命，国之利器”的领兵将帅，在战前必须周密地部署，做到“先定其计，然后乃行”。对于谋的内容，它说“审天地之道，察众人之心，习兵革之器，明赏罚之理，观敌众之谋，视道路之险，别安危之处，占主客之情，知进退之宜，顺机会之时，设守御之备，强征伐之势，扬士卒之能，图成败之计，虑生死之事。”只有对上述各个方面进行全面的谋划，才可以出军任将。作战中不仅要有谋略，而且要很高明，在战略谋划上胜敌一筹。
作者十分强调“气势”和“神速”，多次说明士气和速度在战斗中的重要性。它说：“士无气势……虽有百万之众，而敌不惧”，又说：“计谋欲密，攻敌欲疾”。主张进攻时要快速，只有快速才能造成一定的兵势。所谓“获若鹰击，战如河决，则兵未劳而敌自败，此用兵之势也。”作者指出，要以压倒敌人的英勇气势，迅猛异常，敢冲敢打，一举消灭敌人。
在用兵作战上，强调“知”的作用，要求战争指导者要“善知敌之形势，善知进退之道，善知国之虚实，善知天时人事，善知山川险阻”。这可算是对“知彼知己”的具体解释。对于敌人各方面的情况，敌我国力的强弱，将领指挥才能，兵士的战斗力，天象气候的变化，地形的利用，进攻退守的时机，都要善于了解和掌握，据此去决定自己克敌制胜的战争行动。它不仅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而且要求把敌我双方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利用和发挥自己之长，去攻击敌人之短，这才算真正的“知彼知己”，才能夺得战争的胜利。
《便宜十六策》首先提出了“国以军为辅”，“辅强则国安，辅弱则国危”的问题，强调了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作用。因为战争是“匡救大乱之道”，“存国家社稷之计”，作为一个国家必须加强武备，即所谓“夫国三大务，莫先于戒备”，而武备之要便是通过治军使军队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并提出“以教令为先，诛罚为后”的原则，即注重教育，反对一味的惩罚。在提高部队素质的训练上，它继承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所谓的“五教”；同时又提出了“上为下教”的观点，带兵者必“先正其身”，才能教育好部队。另外，它还强调治军要严于法纪，赏罚分明。如果“赏罚不明，法令不信”，军队纪律不严，不听从指挥，虽有百万之师也是无济于事的。《便宜十六策》既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之处，对后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第三节 唐宋兵书
《李卫公问对》
《李卫公问对》是一部问答体兵书。又称《唐太宗李卫公问对》，或《唐李问对》。唐太宗即李世民（599~454），唐代皇帝，李渊次子。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后世居于陕西武功。他自幼聪颖干练，博文精武，少年即通古今兵法，是古代著名的军事家。隋末劝其父起兵反隋，李渊称帝时，封为秦王，任尚书令。曾镇压窦建德、刘黑达等农民起义军，消灭薛仁杲、王世充等割据势力。武德九年（626）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死太子李建成，被立为太子，继帝位。公元626~649年在位，推行均田制和府兵制，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注意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和加强与少数民族的贸易文化交流，贞观四年（630）击败东突厥，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晚年由于连年用兵，营建宫室，赋重役繁，加深了阶级矛盾。李卫公即李靖（571~649），本名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唐初军事家。少有文武材略，精熟兵法，其舅父名将韩擒虎“每与论兵，未尝不称善，抚之曰：‘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旧唐书·李靖列传》）隋末任马邑郡丞。唐高祖时，任行军总管，岭南道抚慰大使，以副帅佐李孝恭镇压辅公起义军。唐太宗时，历任兵部尚书、尚书右仆射等职，先后击败东突厥、吐谷浑，封卫国公，故称李卫公。据书目记载，他著有《卫公兵法》等十余部兵书，然大都佚失，“世无完书”，《通典》中保留了部分内容。
《唐李问对》，顾名思义就是唐太宗李世民与卫国公李靖论兵的言论辑录。然而自北宋陈师道在《后山谈丛》中提出“世传王氏《元经》……李卫公《问对》，皆阮逸所著”和何在《春渚纪闻》中提出“先君（按：指何去非）言《六韬》非太公所作，……又疑《李卫公问对》亦非是”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一场争论，至今尚无定论。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吴曾《能改斋漫录》、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湘浦《卫民捷录·问对题注》等径从陈、何之说，断定《李卫公问对》为阮逸伪撰。另一种意见否定阮逸所伪撰，如元马端临说：“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阮逸之假托也。”（《文献通考·经籍考》）清姚际恒说：“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古今伪书考·子类》）还有一种意见，即否定阮逸伪撰，也否定卫公所著，如明胡应麟说：“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四部正讹》）据今人考证，宋初既流行有《兵法七书》，宋神宗元丰三年下诏校定包括《李卫公问对》在内的七部兵书，颁定为武经，作为武举试士和武学的军事教科书，说是宋仁宗天圣（1023~1031）才中进士的阮逸伪撰，理由实不充分。说“其词旨浅陋猥俗，兵家最亡足采者。……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缀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更是偏颇之言。公正的评价是：《李卫公问对》“兴废得失，事宜情实，兵家术法，灿然毕举，皆可垂范将来。”（宋戴少望《将鉴论断》）“《卫公问答》，语极审详，真大将言也。”（俞正燮《癸巳存稿》）“其书分别奇正，指画攻守，变易主客，于兵家微意时有所得。”（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综观全书，上述评论并非溢美之辞。《李卫公问对》虽未必是李靖的手定稿，它当是深通兵法韬略，熟悉唐太宗、李靖事迹的隐士根据唐、李论兵言论汇编而成，具体成书时间不可确断，然据宋初即有《兵法七书》流传推测，其下限应在五代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