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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先秦兵书
《六韬》
《六韬》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旧题周吕尚撰。吕尚，字子牙，原姓姜，周人称之为师尚父或太公望，为周初军事家、谋略家。然而，“古未尝有著述之事也”（章学诚《文史通议·诗教上》）。就是说周初尚无出现个人著述，所以《隋书·经籍志》题“周文王师吕望撰”，显系托名。它的真正作者已不可详考。但是，根据《汉书·艺文志》将其列于道家类，“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和其内容“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朱墉《武经七书汇解》）而又多史实记述等方面推测，它很可能出自后世史官们的手笔。
关于《六韬》的成书时间。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肱、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卫应麟《困学记闻》卷五）；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张萱《疑耀》卷二）；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搜》，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胡应麟《四部正讹》）。70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前209~前203）；后者断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前55）。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宗彦群《从临沂一号墓出土的竹简看秦始皇“焚书”、的革命措施》，《文物》1974年第3期）；一是战国说。笔者认为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2）《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六韬》书影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吴光《黄老之学通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
关于《六韬》的著录。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搜》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人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搜》”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后汉书·窦何列传》）“善诵《太公六韬》。”（《后汉书·徐传》及《左雄传注》）“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三国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徵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
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
《文韬》：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
《武韬》：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
《龙韬》：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
《虎韬》：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
《豹韬》：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
《犬韬》：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
《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
《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贵小”的重要原则。
在军事方面，主张“伐乱禁暴”，“上战无与战”，强调“知己知彼”，“密察敌人之机”，“形人而我无形”，“先见弱于敌”。要求战争指导者“行无穷之变，图不测之利”，机动灵活地运用各种战略战术。它认为作战中最重要的是奇正变化，“不能分移，不可语奇”。对于攻城它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围困打援，迫敌投降。它重视地形、天候对战术的影响。总结了步、车、骑兵种各自的战法及诸兵种的协同战术。它重视部队的编制和装备，详细记述了古代司令部的人员组成和各自的职责，提出了因士兵之所长分别进行编队的原则。它认为“凡三军有大事，莫不习用器械”，详细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形制和战斗性能。重视军中秘密通讯，记述了古代军中秘密通信的方式方法。它还重视将帅修养和选拔，认为“社稷安危，一在将军”，要求将帅不仅要谙熟战略战术、知进退攻守、出奇制胜的谋略，而且要懂得治乱兴衰之道，要能与士卒同甘苦，共安危，并提出了考察将帅的八条办法，即所谓“八徵”。
在军事哲理方面，《六韬》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它一方面反对巫祝卜筮迷信活动，把它列为必须禁止的“七害”之一，另一方面又主张用天命鬼神去迷惑敌人，“依托鬼神，以惑众心”。它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初步认识到了矛盾的对立和转化，提出了“极反其常”的重要辩证法命题，是对古代辩证法思想的重要贡献。它的许多军事思想都是建立在这一思想基础之上的，如“夫存者非存，在于虑亡；乐者非乐，在于虑殃”，“大智不智，大谋不谋，大勇不勇，大利不利”，“太强以折，太张必缺，攻强以强”；“无取于民者，取民者也”等等。
《六韬》在国外颇受重视。日本战国时代的足利学校（武将顾问资格的养成所）就曾把《六韬》与《三略》定为该校的主要教科书。据有关书目记载日本研究译解《六韬》的著作也有三十多种。西方第一次翻译的中国兵书共四种，合称《中国军事艺术》于1772年在法国巴黎出版，《六韬》就是其中一种。此外朝鲜、越南等邻国也相继出版和翻译了《六韬》。
《六韬》是宋代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是先秦兵书中集大成之作，受到历代兵家的重视，曾被译成西夏文，在少数民族中流传。它不仅文武齐备，在政治和军事理论方面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保存了丰富的古代军事史料，如编制、兵器和通讯方式等。它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史料价值。
《六韬》也有许多糟粕，如《兵徵》中的“望气”是一种迷信方术；《文师》中的“钓饵”之术表现了剥削阶级的偏见；“明主”、“贤将”决定社会发展，是唯心史观的反映，等等。
《六韬》的版本源流比较复杂，各本内容互有异同，从现存版本看，大致有以下四个系统：（1）竹简本，即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六韬》残简和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太公》残简，这是现存最早的版本。前者已整理出来，有文物出版社铅印本。（2）唐写本，即敦煌唐卷子本《六韬》残卷，共存二百零一行（其中一行只残存半个字），二十个篇目。原件藏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这是现存最早的纸写本《六韬》。（3）《群书治要》本，是唐魏徵给唐太宗编的摘要本，只有文韬、武韬、龙韬、虎韬、犬韬的内容，未列子目，亦未收豹韬。以上三个系统都程度不同的保存了一些不见于今本的佚篇或佚文。（4）《武经七书》本，初刻于北宋元丰三年（1080年），现存有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刊本，藏日本静嘉堂文库，是现存最早的刊本，国内有其影印本即《续古逸丛书》本。明清以来众多的丛书本及其注释本、白文本，大都属于这个系统的版本。
《阴符经》
《阴符经》又称《黄帝阴符经》。旧题黄帝撰，伊尹、太公、范、鬼谷子、张良、诸葛亮等注。此书出现于唐代，最早记载见于唐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木部》；最早著录见于《新唐书·艺文志》。但它的作者及成书时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至今尚属悬案。关于作者主要有如下几种意见：黄帝撰、战国山林之士撰（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晋杨羲撰（见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道家类·阴符经解》）、北魏寇谦之撰（见唐杜光庭《神仙感遇传》）、唐李筌撰（见宋黄庭坚《山谷题跋·跋翟公巽所藏石刻》和宋朱熹《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关于成书时代主要有商末说、周末说、战国说（见《朱子遗书·阴符经考异·庐陵黄瑞节附录》）、战国末说（见清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阴符经》）、东汉末说（见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阴符经》）、晋说、北魏说、唐说（后三说·见上文注）等。近年学术界对此也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较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两家，一是王明的东晋说，认为成书于东晋以后，约在公元531年至580年期间（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二是李养正的战国末年说，认为此书是以黄老学说为理论基点，在政治、军事思想方面的运用和发挥，是战国时期激烈的斗争形势在哲学思想上的反映，它可能成书于战国末期（见《中国古代佚名哲学名著评述·阴符经》）。
《阴符经》，自李筌始为其作注以后，历朝为其作注的都很多，宋郑樵《通志》著录的各种本子有三十九部，明《道藏》中注本有二十四种，明代吕坤说：“自有《阴符》以来，注者不啻百家”（《注阴符经题辞》），到清便更多了。有的从道家、兵家角度注解，也有的从儒家、佛家、纵横家、医家、阴阳家、道教等角度注解。所以，古籍书目中往往道家、兵家等类同时收录此书。
《阴符经》一卷，共分三章（一本作上、中、下三篇）：一、《神仙抱一演道章》，二、《富国安民演法章》，三、《强兵战胜演术章》。第一章主要内容是论说天道与人事、政治的关系。第二章主要内容是阐述以自然天道为法则，乃可富国安民的道理。第三章主要内容是论兵的，讲主事专一精神；守时发机；不为声色所扰；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明了事物变化之理，掌握应变之术，天道、人事相参验，随机应变等。
《阴符经》是一部论述王政和军事的著作。本文仅对其军事思想作一简单介绍。书名“阴符”概括了全书思想内容的核心。什么叫“阴符”，李筌解释说：“阴，暗也。符，合也。天机暗合于行事之机，故曰阴符”。（《阴符经疏》）意思是政治和军事斗争的策略计谋必须暗合于自然天道。它认为统治者处理政事、指挥打仗要仰观天象、掌握日、月、星、辰运行的规律，“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要“知之修练”，修德练武，内辨忠奸，外御强敌，国家便可巩固。它认为用兵若能做到精力专一，用己之长，就能事半功倍。指出：“瞽者善听，聋者善视。绝利一源，用师十倍；三反昼夜，用师万倍。”这是借瞽聋之短长比喻用兵也要培养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便可获十倍甚至万倍之利。它主张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天之无恩，而大恩生”，对国家实行无为而治。而用兵必须以奇取胜，“迅雷烈风，莫不蠢然”，意思是阴阳激博而生迅雷烈风，其势猛烈，万物莫不惊惧而蠢然若呆。这是用自然界的声势来比喻以奇用兵之势。它还主张要正确使用恩赏。认为“恩生于害，害生于思”，意思是说有感恩戴德的君子，也有以怨报德的小人。因此，对于思赏要慎重，君主赏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
《阴符经》在哲学上的成就是较为突出的。它以自然天道观否定了天命论；在社会变化动因上，既肯定了“天道”的影响，也注意到了人的作用，提出了“天人合发”的论点；包含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认为变与定、巧与拙、生与死、恩与害等，无不相反相成，相互依存而又相互转化。
历史上对《阴符经》的评价有毁有誉，但大都失之偏颇。我们既不同意把它神秘化，也不同意把它贬得一无是处。它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史和军事思想史上应该占有一定的地位。它对后世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唐代李筌、明代吕坤等进步思想家就受过很大影响，李筌《太白阴经》中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军事辩证法就源于《阴符经》的天道观和朴素辩证法思想。
《阴符经》行世后为其作注和翻刻者日渐增多，出现了三百字本、四百三十七字本等内容有差异的不同版本。注本中以唐李筌、张果；南宋朱熹、俞琰等注最有影响。现存各注本大都被收进丛书，比较重要的有：道藏本、四库全书本、广汉魏丛书本、说郛本、增订汉魏丛书本、子书百家本、宛委别藏本、墨海金壶本、道书全集本、兵垣四编本等。另外也有单行本行世，如清乾隆壬辰（1772）年林笏堂刻本、清道光壬寅（1842）年静观堂刊本、清光绪丙申（1896）年大梁奇文斋重刻本等等。
《老子》
关于《老子》一书的作者和成书年代，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争议。比较流行的观点是：《老子》一书是春秋末期大思想家老聃学说的实录和发挥，其书奠基于春秋末年，而基本定型于战国初年。此外，也有主张老子是战国时代人者，甚至有成书于秦汉之际的说法。我们认为，第一种观点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于历史的实际。
老聃，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末期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东）人，生活的时代略早于孔子。曾在周朝做过管理图书的史官，后因不满于当时动荡变革的社会现实而悄然退隐，不知所终。
《老子》，又名《道德经》，是道家的主要经典著作之一。分上篇《道经》和下篇《德经》两个部分，共八十一章，约五千字左右。从根本上说，《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主要研究社会政治哲学和人生哲学，但也有相当篇幅的论兵内容。特别是该书多从考察历史和战争的角度来揭示其哲学命题，故所论往往对军事领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唐人王真在所著《道德经论兵要义述》中曾说，《老子》五千言“未尝有一章不属意于兵也”。
《老子》的军事思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兵者凶器”的战争观。早期道家通过对历史上兴亡更替的深刻考察，充分认识到战争对人类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进而在一般的意义上对战争持反对态度，这在《老子》一书中得到充分的反映。《老子》主张“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与其清静无为的政治立场是相一致的。
二是守柔贵雌、以柔克刚的战略思想。《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即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而在矛盾的统一体中，柔弱虚静的一方总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制约着刚强动躁的一方，因而主张贵柔守雌，以退为进。这一“柔弱胜刚强”的刚柔论思想体系客观上为弱小的新生的力量战胜强大而腐朽之敌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在传统战略思想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墨子》
《墨子》是战国显学墨家学派的论文集，未必尽是墨子自著。
墨子，名翟，战国时鲁国人（或说宋国人），墨家学派创始人。
据孙诒让考证，墨子生卒年在公元前468~公元前376年。他出身低微，“上无君子之子，下无耕农之难”，可能是一个接近手工业劳动者的读书人。因而养成了注重节俭、劳身苦志的作风，“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吃的是“藜藿之羹”，穿的是“短褐之衣”，足登“跋跷”。他注重实践，善于制作，相传他的木工技术，与鲁班齐名。在学术上，初受孔子影响，“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后逐渐成了孔子和儒家叛逆，创建了与儒家相对立的墨家学派。儒和墨两派互相驳辩，在先秦首先揭开了百家争鸣的序幕。人们常把孔墨、儒墨并提。墨子在战国时代乃是流誉四方、最具影响力的大思想家之一。墨家以“为万民兴利除害”为自己使命，并为之孜孜奋斗，游说诸侯，谋求制止战争，安定社会，安定民生。墨子“平生足迹所及，则尝北之齐，西使卫，又屡游楚，前至郢，后客鲁阳，复欲适越而未果。”（孙诒让《墨子传略》）“席不暖”，“衣不黔”，真有孟子所说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主”的精神。两千多年来一直流传着他止楚攻宋的传说。正因如此，他的智慧、坚定和见义勇为博得了历代人民尊敬。鲁迅根据《公输篇》写成了著名小说《非攻》，再现了墨子的传奇形象。
到了汉代，随着儒学统治地位的确立，墨家学派渐趋式微。但体现墨家思想精华的《墨子》一书得以保存下来，并一直流传至今。《墨子》的主要版本有：①汉秘府藏竹简原本七十一篇（今不存）；②汉魏间改写古卷本（今不存）；③隋唐卷子本（今藏于日本宫内省）；④宋刊本；⑤明正统十年刊道藏本（五十三篇，今藏于北京白云观）；⑥明唐尧臣刊本；⑦清毕沅乾隆四十八年校刊本。《墨子》一书由历代墨者薪尽火传，一再加工整理或集体创作而成，时间跨度从战国初至战国末，即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三世纪，决不可能成于一人之手，也非成于一时。因而内容比较复杂。据专家考订，其中《尚贤》、《尚同》、《非攻》、《兼爱》等二十四篇代表了墨子和前期墨家思想，《备城门》到《杂导》等八篇是墨家专论城守防御的著述，《耕柱》等篇记录了墨子及其弟子言行，《经上》、《经下》等六篇是墨家后学著作，《亲士》等篇内容混糅，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在墨家整个思想体系中，军事思想占有重要位置。《墨子》军事思想是处于弱者地位的自卫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二：一是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二是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一）非攻：反对攻伐掠夺的不义之战
墨子认为，当时进行的战争均属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在《非攻》诸篇中，反复申诉非攻之大义，认为战争是凶事。他说，古者万国，绝大多数在攻战中消亡殆尽，只有极少数国家幸存。这就好比医生医了上万人，仅仅有几人痊愈，这个医生不配称之为良医一样，战争同样不是治病良方。历史上好战而亡的统治者不可胜数。这无异于给那些企图通过攻战来开疆拓土吞并天下的人以当头棒喝。所以墨子主张，以德义服天下，以兼爱来消弭祸乱。在墨子眼里，兼爱可以止攻，可以去乱。兼爱是非攻的伦理道德基础，非攻是兼爱的必然结果。
墨子主张非攻，是特指反对当时的“大则攻小也，强则侮弱也，众则贼寡也，诈则欺愚也，贵则傲贱也，富则骄贫也”的掠夺性战争。墨子以是否兼爱为准绳，把战争严格区分为“诛”（诛无道）和“攻”（攻无罪），即正义与非正义两类。“兼爱天下之百姓”的战争，如禹攻三苗、商汤伐桀、武王伐纣，是上中（符合）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人之利的，因而有天命指示，有鬼神的帮助，是正义战争。反之，大攻下，强凌弱，众暴寡，“兼恶天下之百姓”的战争，是非正义的。
墨子还坚决无情地揭发当时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沉重无尽的灾难。①贻误农时，破坏生产。农业生产以时生财。而大国兴兵专挑春秋，耽误了春种秋收，等于是斩断了老百姓的衣食之源。②抢劫财富，不劳而获。窃人桃李，抢人犬豕鸡豚、牛马，杀人越货者，“谓之不义”，攻小国，“入其沟境，刈其庄稼，斩其树木”，同样是“不与其劳就其实，以非其所有而取”的不义行为。③残害无辜，掠民为奴。墨子指出，大国君主命令军队攻小国，“民之格者，则迳杀之。不格者，则系操而归。丈夫以为仆圉胥靡，妇人以为舂酋”。
（二）救守：支持防守诛讨的正义之战
墨于“惟非攻，是以讲求备御之法”，从“非攻”出发，《墨子》论述了作为弱小国家如何积极防御的问题。墨子深知，光讲道理，大国君主是不会放弃战争的，因而主张“深谋备御”，以积极防御制止以大攻小的侵略战争。这些研究防御作战的论述，集中在《备城门》以下十一篇，形成了一个以城池防守为核心的防御理论体系。概言之，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倡导积极准备，力争做到有备无患。“备者，国之重也。食者，国之宝也；兵者，国之爪也；城者，所以自守也。”“故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必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只有在战前进行后勤、城防、军备、外交、内政等物质和精神上诸方面的充分准备，才能造成守城防御战斗中的有利条件和主动地位，赢得防御作战胜利。
二是“守城者以亟伤敌为上”的积极防御指导思想。墨子认为在守城防御中，应守中有攻，积极歼敌。“延日持久以待救之至”，是下策。“亟伤敌”的具体措施是：利用地形、依托城池，正确布置兵力；以国都为中心，形成边城、县邑、国都的多层次纵深防御，层层阻击，消耗敌人；顽强坚守与适时出击结合。
三是在防御作战具体战法方面，提出了一整套防御作战战术原则。《备城门》等篇，墨子通过禽滑厘的询问，对十二种攻城方法一一对以有效防御。如高临法、水攻法、穴攻法等，是当时颇为先进的攻城术，墨子对以刑具匠心的应对措施，并详细解说守城器械的制作方法、使用技巧等。
墨子防御理论在中国兵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后世有关防御原则和战术的记述，多祖述《墨子》，以至于一切牢固的防御也被笼统称为“墨守”。如果说范蠡是从战略高度提出了朴素的积极防御理论，墨子则更多从作战角度探讨防御，形成了较完备的防御作战理论体系，而这一体系恰好与孙子以进攻为主的作战理论形成互补关系，对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管子》
《管子》一书托名管仲所作。它大约是战国及其后的一批零碎著作的总集。汉代刘向编订时定为86篇，今存76篇。
管仲，春秋初期政治家，名夷吾，字仲。早年经商，公元前685年为齐卿，辅佐桓公，在经济、政治方面有很多革新，齐国因之富强，桓公成为春秋第一个霸主。
《管子》一书的军事思想十分丰富，它全面地反映了齐国法家学派对战争理论问题的理性认识。在战争观、治军理论、国防建设思想、作战指导思想上，均有精辟的论述。
一是战争观上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参患》）反对无条件的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同时，也主张“慎战”，反对轻易发动战争。认为战争是本身充满危险的事情，“兵事者，危事也。”二是在治军上把军队建设与修明政治、发展经济紧密结合起来，互相配合，共同促进。“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治国》）把严明赏罚作为治军的中心环节。“赏罚不信，五年而破。”（《八观》）“战而必胜者，法度审也。”（《兵法》）主张加强军队的教育和训练。“器盖天下，而士不盖天下，不能正天下。”（《七法》）“定选士，胜。”（《幼官》）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把完备而精良的武器装备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保障，明确主张，“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参患》）强调要在武器装备方面胜过敌人，做到“器无敌”。重视对将帅的培养和使用，认为国家的安危往往取决于将相大臣，所以必须重视对人才的培养和罗致，“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七法》）三是作战指导方面主张把握时机，利用形势，精于筹算，争取主动。“为兵之数……存乎明于机数，而明于机数无敌。”（《七法》）所谓“明于机数”，就是指对战机的把握和对情况的筹算。主张知彼知己，明察敌情，了解全局。“为兵之数……存乎遍知天下，而遍知天下无敌。”（《七法》）“遍知天下”，不单是指了解敌我双方的情况，还包括对所有相关国家的态度、力量、可能采取的行动等情况的全面了解。主张用兵行动诡秘，变化无方，灵活自如，因敌制胜。高度推崇“无方，胜之机。”（《幼官》）“无方”即用兵打仗无固定的模式，“机”即关键之点。主张用兵避敌强点，乘隙蹈虚。“释实而攻虚，释坚而攻脆，释难而易。”（《霸言》）
《商君书》
商鞅（前390~前338），复姓公孙，名鞅。战国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
商鞅出身于卫国贵族，早年做魏相公孙痤的家臣，公元前361年入秦，得秦孝公重用，“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史记·秦本纪》）商鞅在秦国执政近20年，使秦国一跃成为当时最富强的国家，为秦而后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功被封于商邑，称商君，故又称商鞅。秦孝公死，惠文王立，有人告其“欲反”，惠文王派人捕杀了他，并车裂其尸，灭其全家。
《商君书》也称《商子》，现存24篇，战国时商鞅及其后学的著作汇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作之一。
《商君书》的大多数篇章都涉及军事，其主要的军事思想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积极主张战争。它认为战国时代是武力征伐的时代，“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开塞》）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战争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生死存亡，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反对所谓“非兵”、“羞战”的论调，明确肯定战争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以战去战，虽战可也。”（《画策》）二是农战结合。它认为，农耕为攻战之本，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居，从而为保卫国土而战。农、战结合才能使国富兵强。三是重刑厚赏，以法治军。“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何不陷之有哉！”（《外内》）通过刑、赏要造成人民“乐战”的风气，“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赏刑》）四是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战略、战术。主张明察敌情，量力而行，权宜机变，灵活主动。强调用兵作战要“谨”，反对盲动。注重士气在作战中的作用。在《兵守》篇中探讨了守城防御作战的原则和方法。当然，《商君书》的军事思想必然带有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它鼓吹好战，将战争抬高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以为战争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这显然是片面的。至于“能胜强敌者，必先胜其民”（《画策》）的观点，则反映了它与广大民众尖锐对立的阶级立场。
《韩非子》
韩非（约前280~233），韩国贵族，与李斯同师于荀子，口讷，不长言谈，善著书。曾多次上书劝谏韩王变法图强，但未被采纳。秦王嬴政读其书，大为赞赏。公元前234年为韩王出使秦国，受到秦王重视。后遭李斯等人谗害，次年被迫服毒自杀于狱中。
《韩非子》，也称《韩子》，共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所著，少数由后人编成，是集先秦法家学说之大成的著作。
韩非没有专门的军事著作，他的军事思想主要散见于很多篇章中。作为法家学派的政治家，他和商鞅一样，主张法治，厉行赏田罚，奖励耕战，富国强兵，但他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内容更为丰富。
一是肯定战争的必要性，主张以战争兼并天下。他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历史现象，在当时大国兼并，天下趋于一统的社会大前提下，战争作为一种暴力手段将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五蠹》）这个“力”，主要指的是武力，也即战争。“当今争于气力”，其含义就是主张通过战争方式建立统一的专制主义集权国家。二是主张富国强兵。他认为发展经济，加强军备，才能在兼并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心度》）三是厉行赏罚，以法治军。他认为赏罚不明、法纪松弛是军队建设的大敌，是导致国乱兵弱、作战失败的罪魁。“君臣废法而服私，是以国乱兵弱而主卑。”（《奸劫弑臣》）所以必须严肃法纪，使士卒勇于作战。强调执法严明。“刑赏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四是在作战指导方面主张“兵不厌乍”出奇制胜。
《荀子》
荀子（约前313—前238），名况，字卿，赵国人。继孟子之后的儒学大师、学者和教育家。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学宫之长）。考察过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后来到楚国，为兰陵令，并著书终老于此。
《荀子》，今存32篇，基本上是荀子自著，少数篇章是其弟子的记述。
荀子的军事思想，集中地反映在《议兵》篇里。它的内容非常广泛，从中可以看到儒家思想一脉相承的观点，也可以看到在新形势下对传统思想的发展，显示出荀子自己的特色。
一是论述了礼治和强国富兵的关系。认为礼治是治国的根本，“礼者，治辩之极也。”（《议兵》）；因而也是强国强兵的基础，即所谓“强国之事”、“威行之道”可以一统天下（《议兵》）。二是阐述了用兵和行仁的关系。一方面，荀子继承了孔孟“仁者爱人”的思想和学说，指出“兵”的实质是行仁的手段。另一方面，治国必须行仁义、爱百姓，才能用兵。“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议兵》）三是论证了富国与强兵的关系。荀子认为重视农业，发展生产，节用裕民，是富国的根本，富国然后可以强兵；舍本逐末，就会招致灭亡。四是荀子全面地论述了将帅应当具备的政治军事素质。
《鬼谷子》
鬼谷子是战国时期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其真实姓名、生卒年月、生平事迹均不可考。因隐居于鬼谷，故自号鬼谷先生。后人因以鬼谷子相称。相传，战国中期的军事家孙膑、庞涓，后期的纵横家张仪、苏秦都曾是鬼谷子的学生。然孙、庞之于张、苏，生活年代相去约百年，似不可能从师于同一人。
《鬼谷子》一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自《隋书·经籍志》始见署量。历代题为鬼谷子撰的著述达20余种，然皆为伪托之作。至于《鬼谷子》一书，比较可信的说法是，该书主要为战国晚期以后的纵横家所著，其中不排除依据鬼谷子言论的可能。
今本《鬼谷子》共16篇，篇目依次为：捭闽第一、反应第二、内苎第三、抵峨第四、飞钳第五、忤合第六、揣篇第七、摩篇第八、权篇第九、谋篇第十、决篇第十一、符言第十二、转丸第十三、胜箧第十四、本经阴符七术和中经。现在主要版本有：明正统道藏本、清四库全书本、乾隆五十五年江都秦氏刊本、嘉庆十年江都秦氏刊本、清《百子全书》本等。《鬼谷子》虽非一部纯粹的军事著作，但它立足于战国中、后期军事外交斗争的实际，所述多为纵横捭闺、游说诸侯的方法和策略，因而对中国古代联盟战略和外交斗争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孙武撰。孙武字长卿，春秋末年齐国人，生卒年月未见史载，约与孔丘同时期。他是陈国公子完的后裔，陈完因内乱逃奔齐国，并改姓陈为田。田完的五世孙、孙武的祖父田书因“伐莒有功，景公赐姓孙氏，食采乐安（今山东惠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后来，因齐国政局动荡不安，孙武由齐国到了吴国。经伍子胥引荐，以自著兵法十三篇晋见吴王阖庐，得到吴王的重用，任为将军，帮助吴王经国治军，“西破强楚，入郢；北威齐晋，显名诸侯，孙子与有力焉。”（《史记·孙吴列传》）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简称《孙子》，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兵书，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兵书，宋代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之一。它系由孙武草创，后经其门弟子整理而成，约成书于春秋战国之交，原书十三篇。《孙子兵法》在战国末期和汉初已很流行，当时流行的就是“十三篇”文本，“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史记·孙吴列传》）到汉成帝时，任宏论次兵书，定著《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根据山东银雀山西汉墓发掘出的竹简《孙子兵法》和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发掘出的木简《孙子兵法》佚文，以及流传至今的《史记·孙吴列传》，均有“十三篇”的记载，说明“十三篇”是《孙子兵法》的本文。“十三篇”之外的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可能是后人附益的内容。东汉末年，曹操删去了附益的部分，专为“十三篇”作注，恢复了“十三篇”的本来面目，使“十三篇”得以完整地流传至今。其他六十九篇和图九卷先后佚失。但从银雀山汉墓竹简和上孙家寨汉墓木简的《孙子》佚文以及散见在史书、类书中的《孙子》佚文看，《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也确实存世过，任宏、班固的著录是有根据的。
今存《孙子兵法》约五千九百字，共十三篇“孙子”石碑：第一《计篇》，主要论述研究和谋划战争的重要性，通过战略运筹和主观指导能力的分析，以求得对战争胜负的预见，提出了“五事”“七计”、“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等军事原则；第二《作战篇》，主要讨论物力、财力、人力与战争的关系，提出了“兵贵胜，不贵久”的速胜思想和“因粮于敌”的原则；第三《谋攻篇》，主要论述“上兵伐谋”的“全胜”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著名军事规律；第四《形篇》，主要论述战争必须具备客观物质力量即军事实力，中心讲“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第五《势篇》，主要论述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正确实行作战指挥问题，通过灵活地变换战术和正确地使用兵力，造成锐不可当的有利态势；第六《虚实篇》，主要论述作战指挥中要“避实击虚”、“攻其必救”、“因敌而制胜”，中心讲用“示形”欺骗敌人，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第七《军争篇》，主要论述争取战场主动权的问题，提出了“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避其锐气，击其惰归”的军事原则；第八《九变篇》，主要论述根据各种战场情况灵活运用军事原则的问题，提出了“必杂于利害”、“君命有所不受”的思想；第九《行军篇》，主要论述行军、宿营和作战的组织指挥及利用地形地物、侦察判断敌情的问题；第十《地形篇》，主要论述地形的种类与作战的关系及在不同地形条件下的行动原则，还提出了“视卒如爱子”的观点；第十一《九地篇》，主要论述九种不同作战地区及其用兵原则，提出了“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的突然袭击的作战思想；第十二《火攻篇》，主要论述火攻的种类、条件和实施方法；第十三《用间篇》，从战略的高度论述了使用间谍的重要性及其各种间谍的使用方法，提出先知敌情“不可取于鬼神”，“必取于人”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
《孙子兵法》词约意丰，内容博大精深，揭不同版本的《孙子兵法》示了战争的一些一般规律。在军事哲理方面，具有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它十分强调政治、经济在战争中的作用；贯穿于全书始终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思想，至今仍是科学真理；它重视人事，反对天命，不信鬼神；它含有弱生于强、强生于弱的矛盾转化思想、“在利思害，在害思利”的辩证分析的思想、“兵无常势”的发展变化思想等。在战略战术方面，它重视战略谋划，反对轻易用兵，主张“慎战”、“全胜”，“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把战略的内容归纳为“道、天、地、将、法”五个要素，并指出将帅只有深刻了解、确实掌握这五个战略要素，才能够打胜仗；它强调战术的灵活性，提出“兵无常势”，“践墨随敌以决战事”，“因敌而制胜”，要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作战对象等而采取不同的打法；要“致人而不致于人”等。在军队建设方面，非常重视和强调将帅的地位和作用，把具有“智、信、仁、勇、严”五个条件的将，看作是决定战争胜败的五个战略要素之一；主张文武兼施，刑赏并重，以法制原则治理军队等。当然，《孙子兵法》也存有糟粕，如在认识论、方法论方面，夹有某些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成分；在历史观方面过分夸大将帅的作用，提倡愚兵政策等，都是应该进行批判的。
《孙子兵法》在唐朝时传到日本，18世纪传清版《孙子兵法》书影到了欧洲，相继出现了法、英、德、俄等译本，目前世界各国大都有自己的译本。《孙子兵法》被推崇为“兵学圣典”、“东方兵学的鼻祖”、“武经的冠冕”，在世界军事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孙子兵法》饮誉千年，传抄翻刻者历代不断，自曹操开注《孙子》先河之后，更是注家蜂起，产生了众多的版本，有抄本、印本、纸本、竹简本、白文本、注解本、单行本、丛书本、汉文本、少数民族文本（如满文本、西夏文本）等。据现存有关书目粗略统计，中国历代注解批校《孙子》者有二百一十家，各种版本近四百种。
现存最早的版本是银雀山汉墓竹简本《孙子兵法》，汉初抄本，惜为残简，经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整理，文物出版社1975年出版校注、注释本，1976年出版释文本，战士出版社1976年翻印文物出版社1976年本。
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的《武经七书》本和南宋宁宗年间的《十一家注孙子》本。宋刊《武经七书》现藏日本静嘉堂。此本为白文本，版心有刻工姓名，书前钤宋“礼部图书”九叠篆朱文大长印，卷首钤“汪士钟印”，“郁松年印”，“泰峰”三印。国内通行的是193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采用中华学艺社借照静嘉堂藏本胶片影印出版的《续古逸丛书》本。宋刊《十一家注孙子》存世有三部，北京图书馆藏有一部足本和一部残本。足本书尾有承德堂牌记，钤“钟溪鉴赏”、“岳飞之章”、“戎马书生”、“周暹”、“高山流水”五印。残本仅存卷下一册，钤“携李”、“项子京家珍藏”、“稽瑞楼”、“文瑞文勤两世手泽同和敬守”、“常熟翁同龠禾藏本”、“翁斌孙印”六印。上海图书馆藏本，卷首和卷尾钤“袁氏珍藏图书”、“袁坡”、“长安子孙”、“季振宜印”、“沧苇”、“昆山徐氏家藏”、“天禄继鉴”、“乾隆御览之宝”八印。其中上卷、中卷和《孙子本传》共缺25页，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1年据此本影印和排印，并用北京图书馆藏本补全。
现存最早的《孙子》单注本是影宋本《魏武帝《孙子兵法》注孙子》，在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卷一《孙吴司马法》之内。此本书中避讳至“慎”字，原本当是南宋孝宗刊本。原本今不得见，摹本出自顾广圻（字千里）之手，酷像原本。此本当是宋元丰年间编辑《武经七书》时所收录的曹注《孙子》。
现存最早的少数民族文字本是西夏文本。今存仅有102页。台湾《书目季刊》第15卷第2期载有此本影印件。
宋以后，《孙子》的版本很多，但大体上都是从《武经七书》本、《十一家注孙子》本和《魏武帝注孙子》这三种版本演化而来，其中尤以《武经七书》本为最多。
现代人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研究《孙子》的首推郭化若将军，其代表作是《孙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校勘用功最勤的是杨炳安《孙子会笺》（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以注解信达、准确见长的有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孙子兵法新注》（中华书局1977年版）。解说通俗而又深刻者有吴如嵩《孙子兵法浅说》（战士出版社1983年版）。
吴子
《吴子》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宋代颁定的“武经”之一。吴起撰。吴起，战国时卫国（今山东曹县北）人，生年不详，卒于公元前381年。吴起重名轻利，敢于改革，善于用兵，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兵法家。他初拜曾参为师，勤于学业，后因母死不归，被曾参所逐，遂弃儒学武，研读兵法，被任为鲁将，大破齐国。继任魏将，“击秦，拔五城”（《史记·孙吴列传》），屡立战功，被魏文侯任为西河守，以拒秦、韩。文侯死，遭陷害，逃奔楚国，初为宛（今河南南阳）守，不久被任为令尹（楚国最高的官职，掌军政大权），辅佐楚悼王进行变法。“明法审令”、“要在强兵”，促进了楚国的富强，曾“南平百越；北并陈、蔡，却三晋；西伐秦。”（《史记·孙吴列传》）楚悼王死，吴起遂被旧贵族杀害。
《吴子》成书于战国时期，宋以前没有人提出疑问，明清以后，学者以书中所载“四兽”和“笳笛”非战国时所有为由而断为西汉或六朝时人伪托之作。据考，战国时期已有“四兽”之说，军中已出现“笳笛”；战国末期《吴子》就已广为流传，“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韩非子·五蠹篇》）。书中反映了战国时期的军事特点。所以，《吴子》不是伪书，当是经后人整理的吴起军事思想的纪录，约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
《吴子》，《汉书·艺文志》著录为《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通志·艺文略》作《吴起兵法》一卷，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为三卷，并称唐陆希声类次为之，凡说国、料敌、治兵、论将、变化、励士六篇。《宋史·艺文志》、《文献通考·经籍考》均作三卷。今存本有的并为一卷、二卷，也有的分为三卷、六卷，但除“变化”作“应变”外，篇目与《读书志》著录的完全相同。可见自《隋书·经籍志》以下各书著录的一卷本和三卷本《吴子》即今存《吴子》。然只是《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四十八篇的一部分。
今本《吴子》约五千字，共六篇：《图国》主要围绕“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主张，论述经国治军“必须先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明耻教战，任贤使能，“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并对战争的起因和种类进行了初步探讨；《料敌》主要从战略的高度分析敌方的优劣短长，论述了侦察敌情的要领及对不同情况下的不同敌手的作战方法；《治兵》主要论述训练、行军、宿营及保养军马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等著名观点；《论将》主要论述将帅在治国统军中的重要性和应具备的条件，以及观察分析敌情优劣的要领。《应变》主要讲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论述了遭遇强敌、敌众我寡、敌拒险坚守等情况下的应急方法和谷战、水战、车战、攻城战等作战要领；《励士》主要论述奖有功激无功，鼓舞部队士气。
《吴子》是“武经七书”之一，向与《孙子》（孙武兵法）并称，军事思想颇为丰富。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1）“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略思想，他强调首先搞好国内政治，“教百姓，亲万民”，修德行仁，达到国家和军队内部的协调统一，才可对外用兵；同时又强调必须加强国家的军事力量，要“简募良材，以备不虞”，“先戒为宝”。（2）随机应变的战术思想。《吴子》十分重视战争中各种事物的差别和变化，强调要侦察了解敌方军队素质、将帅特点、所占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掌握战场的变化，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作战方法。并总结出了在何种情况下“击之勿疑”、“急击勿疑”，在何种情况下“避之勿疑”等带有规律性的战术原则。（3）“以治为胜”，“教戒为先”的治军思想。他认为军队能否打胜仗，不完全取决于数量上的优势，重要的是依靠军队的质量。兵“不在乎众”，“以治为胜”。要求把军队训练成“居则有礼，动则有威，进不可当，退不可追”的军队，要发挥士卒各自的特点，使其“乐战”、“善战”、“乐死”。要求将帅要有优良品德和深邃的谋略，具备“理、备、果、戒、约”五个条件，懂得用兵“四机”。强调“进有重赏，退有重刑，行之以信”，以励士兵。（4）朴素的军事哲学思想。吴子对战争的实质有了朴素的认识，他把战争发生的原因归纳为五条：“一曰争名，二曰争利，三曰积恶，四曰内乱，五曰因饥”。并认为战争具有义兵、强兵、刚兵、暴兵、逆兵等不同性质。他朴素地认识到战争事物具有两重性，他在对各国的政治、经济、民情和军队分析时，既看到了他们的长处、强处，又看到了他们的短处、弱处。他认识到了战争事物的发展变化，尤其是认识到事物会向其反面转化，认为打胜仗越多就会孕育着未来的灾祸，“以数胜得天下者稀，以亡者众”。
《吴子》继承并发展了《孙子兵法》，总结了战国初期的实战经验，反映了战国时期的战争规律和特点，具有重要的军事史料价值和军事学术价值。
《吴子》和《孙子》一样受到历代中外军事家、政治家的重视。唐初魏徵曾将其内容收入《群书治要》，供治国安邦参考。与《孙子》一起在唐代被吉备真备带到日本，自此，《吴子》在日本传播开来，据笔者所知，日本研究《吴子》的有66家之多。1772年又被法国一位神父P·阿米奥翻译成法文，传到欧洲。现在有日、英、法、俄等多种译本流传。被西方人士称为“箴言”和“无价的真理”，如美国海军上校柏特逊说：“在遥远的中国，有两位将军，他们所有关于战争的议论，都可以凝集在一本小册子里，不像克劳塞维茨那样写了九大巨册，自足地写下了数量有限的箴言。每则箴言都具体表现了他们关于战争行为的信条和重要教义。这两位军事主宰者——孙子和吴子，他们无价的真理，已经长存了两千年。”（《中国古代兵书杂谈》150页）
《吴子》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后世众多版本大都源于此本，并多以丛书本行世，除了宋刻、影宋刻、影宋抄、明刻、清刻《武经七书》本之外，比较重要的还有明吴勉学刊《二十子》本、明翁氏刊《武学经传三种》本、清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清乾隆《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等。重要的注释本有宋施子美《施氏七书讲义》本、明刘寅《武经直解》本、清朱墉《武经七书汇解》本等。建国后研究《吴子》的不多，比较重要的有197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注释本、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吴子浅说》本和《武经七书注释》本等。
《司马法》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著名兵书，《武经七书》之一。旧题司马穰苴撰。司马穰苴，其先人陈公子完奔齐，改姓田氏，因其任大司马之职故称司马穰苴。生卒年不详。《史记》称其为齐景公时人，《竹书纪年》载为齐威王时人，而《战国策》又说是齐滑王时人。本文以《史记》为据。穰苴为春秋末期齐国人，精通兵法，齐相国晏婴以他“文能附众，武能威敌”（《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推荐他于齐景公，“景公召穰苴，与语兵事，大说之，以为将军。”（《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他严于治军，执法不避权贵。率兵攻打晋燕，将出征违纪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斩首示众，全军震恐，争相赴战，晋、燕军闻讯而逃，收复了失地，其名声大震。后受谗被景公解职，发病而死。然其用兵之法为田氏后世所承继，“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史记·司马穰苴列传》）
《司马法》自《隋书·经籍志》始著录为司马穰苴撰。然而，根据《史记》记载，“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可知《司马法》应包括三部古代兵书《司马法》分内容，一是齐国大夫们追论的古者《司马兵法》，二是穰苴的兵法，三是汇集者的观点。
关于《司马法》的真伪。宋代之前对于其为先秦古籍没有疑问。到了辨伪蔚然成风的清代，姚际恒、龚自珍等以今本《司马法》所存篇卷无多，辞义浅近等为由，断定司马迁所言《司马兵法》已佚，今本《司马法》“为后人伪造无疑”（《古今伪书考》）。但据考证，今本《司马法》保存许多古兵法，如“古者……成列而鼓”（《仁本》），“古者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仁本》），“古者逐奔不远，纵绥不及，不远则难诱”（《天子之义》）等，符合司马迁所讲“追论古者《司马兵法》”。另外，《史记》、《左传·贾逵注》、《吕氏春秋·高诱注》、《汉书》、《周礼·郑玄注》等两汉著作引用的《司马法》文句，多见于今本《司马法》。至于一些古籍引用的《司马法》文句不见于今本者，属于《司马法》的佚文，这是古籍流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不独《司马法》如此。所以，我们说今本《司马法》不是伪书，而是一部先秦古籍。
肯定了《司马法》是一部先秦古籍，并未解决它的具体成书年代。若据《隋书·经籍志》著录为司马穰苴撰而断为春秋末期成书，显然是错误的，因为《史记》中说得很清楚，“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代《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史记·司马穰苴列传》）因此说，它当成书于齐威王时期。周显王十一年（齐桓公十七年，前358年）齐桓公卒，齐威王立。周显王十三年（前356）改元齐威王因齐元年。《史记·六国年表》将因齐元年误记为周安王二十四年（前378），有人据此断定《司马法》约成书于公元前370年，显然也是错误的。《史记》载，威王初即位以来，九年不亲政，致使国人不治。九年之后开始亲政，“遂起兵西击赵、卫，败魏于浊泽而围惠王。”（《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齐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诸侯朝齐。”这说明威王大举兴兵之前命大臣们汇集研究过穰苴兵法，否则便不可能于“用兵行威”之际，“大放穰苴之法”。齐败魏是在齐威王十六年（前341）。由此推断，《司马法》当成书于威王亲政的公元前348年至公元前341年之间。
《司马法》又称《司马穰苴兵法》、《军礼司马法》、《古司马兵法》等。刘向《七略》将《司马法》人于兵书类，班固编《汉书·艺文志》时将其出“兵书类”而人“礼类”，并称《军礼司马法》，共一百五十五篇。《隋书·经籍志》称《司马法》三卷，不分篇；《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等书目均同《隋书·经籍志》。而宋邢昌《论语疏》则称《司马法》一百五十篇，疑为一百五十五篇之误。《直斋书录解题》又著录为一卷。今传世本有的作三卷，如《宋刊武经七书》本、《四部丛刊》本等；有的作一卷，如《四库全书》本、《百子全书》本等；还有的作五卷，如《施氏七书讲义》本。但不管分为几卷，其内容都是五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世所行本，以篇页无多，并为一卷，今亦从之。”说明一卷是由三卷合并而成的。汉代本共一百五十五篇，今本仅有五篇，说明大部分都已散佚。清代人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其中有些内容不见于今本。
《司马法》的篇目和主要内容：《仁本第一》，主要论述战争的性质、目的、起因和对战争的态度，以及发动战争的时机，追述了古代的一些战法；《天子之义第二》，阐述君臣之礼，治国、教民和治军的不同方法，记述了古代的一些作战形式、兵器配置、战车编组、旗语徽章、赏罚制度等；《定爵第三》，主要讲战争的准备、战场指挥、布阵原则、侦察敌情、战时法规等问题；《严位第四》，主要阐述战略战术和将帅指挥，以及胜利后注意事项等；《用众第五》仍是讲战略战术及战场指挥等。
《司马法》包含有春秋以前的已经落后的军事原则，如“成列而鼓”等。但是它更为丰富的是根据春秋末期和战国初的战争实践经验而提出的进步军事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1.“相为轻重”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就像《孙子》将许多军事问题概括为“奇正”一样，《司马法》将战争中的诸多因素抽象为“轻、重”这样两个对立统一的因素。它认为，“凡战，以轻行轻则危，以重行重则无功；以轻行重则败，以重行轻则战。故战，相为轻重。”（《严位第四》）这就是说他主张“以重行轻”，轻、重相辅而成。它把统帅的战术指挥称为轻，战略指挥称为重，认为“上烦轻，上暇重”，主张轻重相节，不可偏废。它认为轻、重又是可以相互转化的，指出“马车坚，甲兵利，轻乃重”（《严位第四》）。它的“轻、重”说运用广泛，有时运用于指挥号令，如“奏鼓轻，舒鼓重”（《严位第四》）；有时运用于装备兵器，如“甲以重固，兵以轻胜”（《严位第四》）等。“轻、重”说的另一层含意即是“杂”，通过“杂”来扬长避短，取长补短，谋取优势。它指出：“行惟疏，战惟密，兵惟杂。”（《定爵第三》）“兵不杂则不利，长兵以卫，短兵以守。太长则难犯，太短则不及。太轻则锐，锐则易乱。太重则钝，钝则不济。”（《天子之义第二》）
2.“以战止战”的战争观。《司马法》的作者通过对春秋以来频繁战争的洞察，认识到要消除这种混战的状态，非用战争不可。所以他极力支持正义战争。他所谓的正义就是指的“安人”、“爱民”，如指出：“杀人安人，杀之可也；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也。”（《仁本第一》）“战道，不违时，不历民病，所以爱吾民也；不加丧，不因凶，所以爱夫其民也；冬夏不兴师，所以兼爱民也。”他所说的“爱民”虽有一定的虚伪性，但这在当时却是具有重要进步意义的。另外，他还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的重要思想。
3.以仁义为本的治军思想。《司马法》的“仁义”思想贯彻全书的始终。对民施仁，就是吊民伐罪，不误农时；对部下施仁，则是关心爱护，“见危难勿忘其众”（《定爵第三》），“胜则与众分善”，“若使不胜，取过在己”（《严位第四》），对于攻取之国，规定“无暴神，无行田猎，无毁土功，无燔墙屋，无伐林木，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见其老幼奉归勿伤。虽遇壮者不校勿敌。敌若伤之，医药归之。”（《仁本第一》）《司马法》把“仁”作为战争的最高目标，指出“以礼为固，以仁为胜。”（《天子之义第二》）
上述三条不能全面概括《司马法》的军事思想，除此之外，还有些具有进步意义的军事思想，如“国容不入军，军容不入国”、“难进易退”（《天子之义第二》），“三军一人胜”（《严位第四》），“赏不逾时”，“罚不迁列”（《天子之义第二》），“教惟豫，战惟节”（《定爵》）等等，此不一一详细介绍。
《司马法》在历史上一直受到人们的重视。汉代司马迁称其“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史记·司马穰苴列传》）汉武帝“置尚武之官，以《司马法》选位，秩比博士”（荀悦《申鉴·时事篇》）。唐李靖说：“今世所传兵家者流，又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皆出《司马法》也。”（《李卫公问对》卷上）宋代元丰年间被官定为“武经”，成为培养和选拔军事人才的军事教科书。明清以来出现了众多的注释本。《司马法》在国外流传也较广泛。早在1600年日本就出现了研究《司马法》的专著《校定训点司马法》和《司马法评判》，之后相继有三十余部专著问世。1772年它又被译成法文，被收入《中国军事艺术》，在巴黎出版发行。
《司马法》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关于三代的军赋、军法等军制资料被许多史家和兵家所征引；它的许多关于战争的锦言妙语广为传播而成为军事名言。但需要指出的是，《司马法》由于包含着追论的古代兵法，许多原则早在春秋战国时已经成为陈旧过时的东西，在当时不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今天我们阅读《司马法》时更需要鉴别批判。
《司马法》现存最早的刊本是南宋孝宗、光宗年间刻《武经七书》本。《武经七书》系统版本最多，流传最广。除了《武经七书》系统诸多版本以外，还有《武学经传三种》本、《平津馆丛书》本、《四库全书》本、《述记》本、《四部备要》本等丛书本。另外，清代钱熙祚、张澍辑有《司马法佚文》一卷，分别收录在《指海》、《二酉堂丛书》中。另外，清黄以周辑有《军礼司马法考证》二卷附《司马法逸文》，清王仁俊也辑有《司马法逸文》一卷，收录在稿本《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和《经籍佚文》中。
《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是根据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整理出版的一部古代兵书。战国孙膑撰。
孙膑是战国中期杰出的军事家。齐国阿（今山东阳谷东北）、鄄（今山东鄄城北）一带人，孙武的后裔。生卒年月不详，约活动于公元前4世纪后期，大体在吴起之后，与商鞅孙膑画像、孟轲同期。他一生坎坷不平，连真实姓名也没能留下。
1.饱受磨难的早年
据《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记载，孙膑在早年曾与庞涓一道学习兵法。庞涓学成之后，先到魏国，被魏惠王任命为将军。庞涓自知才能不如孙膑，因而嫉妒他，便秘密派人召来孙膑，用刑法砍断他的双膝，并在他脸上刺字涂黑，企图让孙膑不能再出头露面。齐国的使者来到大梁，孙膑以刑徒的身份，想办法暗中会见使者，并用言词打动他。齐国使者感到孙膑是个奇才，便在回国时用车把孙膑带回齐国。齐国的将军田忌对孙膑很友好，并以客礼相待。田忌经常和齐国的公子们赛马，下重金赌胜。孙膑看到他们的马在奔驰能力上不相上下，并且都分为上、中、下三等，于是孙膑对田忌说：“您只管再同他们比赛，我一定能使您获胜。田忌很相信孙膑的话，便与齐王和诸公子用千金来赌胜。”到了比赛的时候，孙膑说：“请用您的下等乘马对他们的上等乘马，用您的上等乘马对他们的中等乘马，用您的中等乘马对他们的下等乘马。”三等乘马全部比赛完毕后，结果田忌输了一局而连胜两局，终于得到了齐威王的千金。于是田忌把孙膑推荐给齐威王。齐威王同他议论兵法，并委任他为军师。孙膑担任齐国的军师后，便在齐魏桂陵之战、齐魏马陵之战中，展现出杰出军事家的才华。
2.围魏救赵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桂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国发兵进攻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迫使进攻赵都邯郸（今属河北）之魏军回救，并将魏军歼灭于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北）的一次著名截击战。周显王八年（前361），魏惠王迁都大梁。之后，不断向东扩张，威胁齐国。齐威王利用赵、魏两国与魏国的矛盾，拉拢赵、韩以抗魏，展开了齐、魏争雄中原的斗争。十五年，赵国出兵进攻依附于魏的卫国，迫使卫国屈服于赵。魏国为了保护卫国，便派将军庞涓率兵8万围困赵都邯郸。次年，赵向齐求救，齐威王准备任命孙膑担任主将，孙膑婉言辞谢说：“受过刑罚而身体伤残的人是不能受此重任的。”于是命令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统兵8万救赵。田忌主张赴赵进攻魏军以解赵国。孙膑说：要解开杂乱纠缠的绳索只能用手去仔细分解，不能用拳头去猛烈打击；要劝说正在争斗的双方，只能用好言去相劝，不能动手直接参加。避实击虚，造成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敌军就会自动撤军解围了。因此主张乘魏军主力在赵，国内空虚之机，直趋大梁，迫魏军回师自救，于归途中截击，以达到救赵击魏的双重目的。田忌采纳了孙膑“围魏救赵”、“攻其所必救”之谋，即率主力向魏国首都大梁进军，并抢先到达魏军回师必经之地桂陵。齐军之举，既坚定了赵军抗魏之志，又迫使庞涓率军撤离邯郸，兼程回师。当魏军到达桂陵时，突遭齐军截击，魏军仆皇应战，终致惨败。孙膑在此战中以避实击虚、攻其所必救之策，创造了“围魏救赵”的典型战例。后世兵家常沿用这一战法，来达到诱敌就范而取胜的目的。
3.擒庞涓
此战又被史家称为“齐魏马陵之战”。战国中期，齐军在马陵（今河南范县西南）歼灭魏军的伏击战。周显王二十六年（前343），魏国派庞涓率军联合赵国进攻韩国，韩国向齐国求救。齐威王采纳孙膑的建议，决定发兵救援，以促进韩国竭力抵抗魏国。齐国虽允诺援韩攻魏，但在战事刚起，魏、韩双方实力未损时，过早出兵对齐不利。当韩军五战俱败，韩国危急，魏军已十分疲惫时，齐国才乘机出兵救援。二十七年，齐国又以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仍用“围魏救赵”之策，率军直趋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诱使魏军从韩国撤围，回师自救。魏军果然中计撤回，并以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将，率军10万东出外黄（今河南兰考东南），迎击齐军。孙膑利用魏军轻视齐军、庞涓求胜心切的弱点，采取避战示弱、退兵减灶、以示齐军兵力日减的策略，引诱魏军追击。孙膑对田忌说：他们三晋的军队向来骠悍勇武而轻视齐国，齐国有怯弱之名，善于打仗的人就要因势利导。兵法上说，急行军100里去争利会损失上将；急行军50里去争利只有一半人能赶到。我军进入魏境后，第一天要造10万人吃饭用的灶，第二天减为5万，第三天减为3万。庞涓率领大军尾随齐军走了3天，看到齐军的灶每天减少，非常高兴地说：我早就知道齐军怯弱，进入我国境内3天。士兵就逃亡过半。于是他脱离大军主力，只率领轻装精锐的部队，昼夜兼程地追击齐军，孙膑估算魏军的行军速度，大概在天黑以后要走到马陵。马陵的道路狭窄，路旁多险阻，利于设伏。孙膑让士兵将路旁一棵大树的树皮剥去一段，在白木上写下“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八个大字。然后命令齐军精选万名弓弩手，埋伏在道路两旁，并且约定说：晚上见到有人点火就一齐放箭！庞涓果然在夜晚来到剥去树皮的大树下，看到树上写着字，便叫人点火照看。还没有把字看完，齐国士兵万弩齐发，魏军大乱，彼此不能相互救援。庞涓自知大势已去，智穷兵败，只好拔剑自杀。临死前他愤恨地说：“居然让孙膑这小子成了名！”齐军乘胜发起攻击，全歼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回国。此战，是中国战争史上由孙膑指挥的设伏歼敌的著名战例。作战中，孙膑利用庞涓的弱点，制造假象，以“能而示之不能”之策，诱敌入伏，达到全歼魏军的目的。此战之后魏国一蹶不振，齐国一跃而成为当时东方的强国。孙膑也因此而名扬天下。孙膑晚年不知所终。他一生不但善于用兵，而且在遭受迫害时，还忍辱不屈，发愤著书，后又不断增补，给后世留下了他所著的千古生辉的兵法。
4.身残志坚著兵书
《孙膑兵法》又称《齐孙子》，约成书于战国中期，史书对《孙膑兵法》早有记载。《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说：“世传其兵法”。在《太史公自序》中又说：“孙子膑脚，而论兵法”。《汉书·艺文志》著录有“《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汉书·陈汤传》曾征引《孙膑兵法》的“客倍而主人半，然后敌”，说明西汉时《孙膑兵法》尚在流行。其后失传，至《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著录。于是疑问丛生，或说孙膑即孙武，或说《孙膑兵法》即《孙子兵法》。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墓（属西汉早期）发现了几百枚竹简，即《孙子兵法》竹简、《孙膑兵法》竹简和其他先秦兵书竹简。这一发现使千年疑窦顿开，不解之谜忽释。原来孙武是孙膑的祖先，《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部自成系统的兵书。这一发现在国际上亦产生了轰动效应。
新发现的《孙膑兵法》竹简共364枚，11000余宇，分上、下两编，各15篇。上编记述孙膑的言论和有关的事迹。下编内容疑点颇多，各篇文体不同，不似孙膑一人一时所作，可能由其弟子增编而成。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在重新编写《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孙膑兵法》时，为慎重起见，将下编全部移入第二辑《佚书丛残》，并且增补了“五教法”一篇。重定竹简《孙膑兵法》为16篇，222简，4891字。竹简虽然残缺，释义有待深入，但也基本上反映了孙膑论兵的要义。
竹简《孙膑兵法》在继承《孙子兵法》等前人兵法的基础上多有发展和创见，它的重新面世，受到中外学者的普遍关注，现已有十多种文字《孙膑兵法》的译本问世。日本及东南亚、欧美等地还有诸多关于《孙膑兵法》的介绍和评述文章，说明当今世界上对其内容的研究正在日益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