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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确定边打边谈方针
1951年3月到4月，朝鲜战争陷入胶着状态。当时，中国领导人也开始觉得，在军事上实现停战是时机了。
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军委会议，研究讨论关于朝鲜战争的战略方针问题。
时任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后来回忆说：
第五次战役之后，中央开会研究下一步怎么办，会上多数同志主张我军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我当时也是同意这个意见的。
在这次会议上，大家都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了极具参考价值的建议。因为开战初期我军的优势已逐渐失去，130万大军集结于狭小的朝鲜半岛，不仅挤成一团施展不开，很容易成为敌人飞机大炮的靶子，而且后勤补给的负担日益沉重，继续打下去短期内不可能解决问题，战争长期化财政也承受不起。
参会代表认为，把敌人赶出朝鲜北部的政治目的已经达到，停在三八线，也就是恢复战前状态，这样各方面都好接受。
会议最后采纳大多数的意见，确定了争取停战谈判的政策方针，以及在敌不增兵、不登陆的情况下，必须坚持三八线至三八点五线地区，并构筑三道防御阵地的军事部署。
这样，中央确立了边打边谈的方针，这个方针的实施在当时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早在3月19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国防部长马歇尔参加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根据当时的朝鲜战争局势，提出了新的关于停战条件的备忘录。
这一新的备忘录与1950年12月12日备忘录的内容基本差不多，新增加或修改的内容有：
设立停战委员会监督停战条款的具体实施，该委员会可在朝鲜全境不受限制地自由活动；如有必要，该委员会应有一定数量的由中国和北朝鲜军队派遣的观察家协助工作；停战委员会有权监督所有在朝鲜的包括游击队在内的武装部队执行停战协定的各项条款；应向停战委员会提供数量充足的有能力的军事观察员，以保证停战委员会职能的施行……非军事区应以三八线为中线或在三八线以南，纵深二十英里……停战协定不应妨碍战地指挥官保证其部队、供应和设备的安全，但非军事区内不允许存在用于以上目的的安全部队。
与此同时，美国议会的意见和军方存在冲突。麦克阿瑟于3月24日发表声明，把他几个月来一再向美国政府建议的扩大战争的计划公开抛出。
麦克阿瑟在声明中狂妄地说，朝鲜战争已经表明，中朝方面的人海战术敌不过美国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技术优势，联合国军不再把战争局限于朝鲜境内，他还夸夸其谈地鼓吹说：
通过把我们的军事行动扩展到中国的沿海地区和内陆基地，赤色中国就注定有立即发生军事崩溃的危险……
到那时，即可按照朝鲜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受与此无关的因素的影响来加以解决。
麦克阿瑟的声明在世界各地引起强烈反应，并在美国与盟国的关系中造成混乱。美国的盟国纷纷讯问华盛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美国的政策改变了？
美国赶紧向盟国表示，麦克阿瑟的声明是“未经授权的和出乎意料的”，超越了他作为战地指挥官的权限。
4月5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朝鲜战局进行研究后得出结论：“单靠军事行动”是无法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谋求解决朝鲜问题。
5月3日，美苏两国驻联合国的代表进行非正式会谈，双方都对停战和谈表示出向前看的意向。
5月1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定：
1.通过停战协定终止敌对行动；
2.尽最大可能在三八线南部或者超越三八线的地区确立韩国政府的统治及军事防卫；
3.准备在适当时期从朝鲜撤出外国军队；
4.允许建立足够的韩国军事力量，以阻击或击退北朝鲜的进攻；
5.在实现上述4个目标之前，继续在朝鲜的军事行动。
这样，美方放弃了“武力统一朝鲜”的政策目标，努力通过政治外交渠道试探停战的可能性，以便结束在朝鲜的敌对行动。
这一政策方案得到杜鲁门总统的批准。
5月18日，已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教授的苏联问题专家凯南应国务卿艾奇逊的要求赴华盛顿，奉命以国务院顾问的名义与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进行接触。
当时，中朝方面得到情报，美国已从国内增兵朝鲜，为配合正面进攻，很可能重演仁川登陆的故伎，截断朝鲜蜂腰部。
于是，中朝方面在准备尚不充分的情况下，于4月22日提前发起第五次战役。
中朝方面对这次战役寄予很高的期望，希望成建制地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夺回战场主动权，认为这是“带决定性的一仗”，是“朝鲜战争时间缩短或拖长的关键”。
这次战争确实是朝鲜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双方共投入兵力100多万，历时50天。到5月21日中朝军队再次把美南朝鲜军队打过了三八线。但由于我方部队疲劳，供应困难，无法发展战役。
22日，中朝部队开始北撤，准备收兵休整。中朝方面对敌军迅速实行大规模反扑估计不足，转移计划不够周密，全线出现许多空隙，加之没有制空权，只能在夜间行动；而敌军机械化装备，运动很快。
中朝方面部分部队被美军截断，造成重大伤亡。尤其是一八〇师由于师领导指挥失当，被敌人围困堵截，损失8000多人，这是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在战场上最大的一次损失。
彭德怀总结志愿军司令部在这次战役指挥上的缺点时说：
二阶段撤回来，没有三令五申地严防敌人追击，防止敌反咬一口。我军转移时，必须要控制公路，破坏公路，防敌坦克冲击，各部多数没有这样做，而是将公路让开，使敌坦克横行无阻。
至6月6日结束战役时，美军和南朝鲜军控制了三八线以北的部分地区。这是一次成果不理想的大规模战役反击战。
毛泽东后来总结说，这次战役打得“急了一些”，“大了一些”，“远了一些”。
通过这五次战役，朝鲜战场上敌对双方对对方的兵力和战局的可能发展都有了一个比较现实的估计。
美国已经意识到，由于中国军队的参战，美国原先确定的“统一朝鲜”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了；中朝方面也开始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物质技术条件对决定战争胜负起着更大的作用，在武器装备方面处于劣势，运输补给困难，综合国力悬殊的情况下，战争进展将十分困难。
当时，中国在连年战祸后又紧接着进行抗美援朝，无法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人民勒紧裤带，节衣缩食，支援战争，但这种局面是不能持久的。
中国领导人的估计本来就是这个战争只能打个平手。朝鲜国土已成一片废墟，男性公民都参了军，加之1951年的洪灾，人民已经到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极限。
双方都已认识到，继续打下去除了遭到更大的伤亡，不会再取得多少好处。
朝鲜问题政治解决的条件已经成熟。
几个月来，美国通过它所把持的联合国作了政治解决朝鲜问题的种种试探，但一直没有效果。
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凯南对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准备在联合国，或在任何一个委员会，或是以其他任何方式与中国方面讨论结束朝鲜战争。
中朝方面这时也在考虑政治解决的问题。
第五次战役后，中共中央举行会议研究下一步行动，大多数人认为宜停在三八线附近，边打边谈，争取谈判解决问题。
因此，会议在毛泽东的主持下最后确定了边打边谈的方针。
毛泽东提出停战谈判条件
1951年6月2日，毛泽东邀请金日成访问北京。
6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与金日成举行会谈。
虽然金日成并不愿意放弃争取战争彻底胜利的希望，他还是被说服同意新的战略方针，即政治斗争与军事斗争双管齐下：一方面进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一方面以军事行动粉碎敌方进攻，以配合谈判的顺利进行。
当时，中共中央为志愿军确定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总方针。
6月5日，为与苏联协调政策，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要求派代表前往苏联，就“我们在朝鲜战争过程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和“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报告，并请求指示。
经斯大林同意后，6月10日，金日成和中方代表同机前往苏联，面见斯大林。
在6月13日的会谈中，当中国代表提出是否可以考虑以三八线为界开始停战谈判时，斯大林问道：“你们现在打得很好，为什么要停战？”
斯大林接着指出：
害怕打下去的应当是美国人，不是我们。我了解美国人的心理，你们多打死一名美国兵，他们多往国内送回一具棺材，他们国内反对这场战争的压力也就越大，最后要停战的一定是美国人。
在中朝代表反覆解释所遇困难的严重程度之后，斯大林最后说：
如果你们一定想停战，那就试一试吧，也许是件好事。
当天，斯大林致电毛泽东：
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
毛泽东回电在苏联的中国代表和金日成，与斯大林商量具体应采取怎样的措施以争取停战。毛泽东还建议：
我们认为先由我们自己提出这个问题对朝鲜和对中国都是不适宜的，因为在最近两个月内，朝鲜军队各国志愿军都在采取守势。最好这样做：1.等待敌方提出；2.最好由苏联政府根据凯南的声明向美国政府试探停战问题。
……
可以同时进行上述两种方法，即一方面由苏联政府进行试探，另一方面，如果敌方提出停战问题，朝鲜和中国将表示同意。
关于停战条件，毛泽东指出：
恢复三八线；从南北朝鲜划出一条不宽的地带作为中立区，决不允许只从北朝鲜领土中划出中立区的情况发生……至于中国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不提出这个问题作为条件，因为中国可以援引联合国实际上已成为侵略工具，所以中国现在不认为进入联合国的问题有特别意义。
同时，毛泽东指出：
应当考虑一下，是否值得把台湾问题作为条件提出来？为了同他们讨价还价，我们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在美国坚持台湾问题单独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将作出相应的让步。为了和平事业，我们首先解决朝鲜问题。
尽管马立克已经向美方表示苏联不能出面提出停战谈判问题，但斯大林接受了毛泽东的建议。因此，马立克于6月23日在联合国发表题为《和平的代价》的讲话，认为朝鲜的武装冲突是可以解决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是有关各方必须表现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诚意，因此他建议：
第一个步骤是交战双方应谈判停火和休战，并从三八线撤退各自的军队。
6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完全支持马立克的建议。
与此同时，杜鲁门在一次外交政策演说中表示，愿意参加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
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柯克造访葛罗米柯。葛罗米柯阐明苏联的立场说，谈判必须以美军司令部和南朝鲜军队司令部为一方，中朝军队为另一方来进行，谈判只限于军事问题，首先是停火。
30日，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向中朝方面提出停战谈判的建议。
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李奇微，同意进行谈判，并建议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
至此，朝鲜战争进入了打打谈谈的新阶段。
中美朝分别提出谈判政策
1951年6月2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田纳西州发表讲话，表示愿意和平解决朝鲜问题。
6月27日，美国驻苏联大使科克与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谈，确认了苏联政府关于停战的建议。
6月30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将美国关于停战谈判的政策立场电告联合国军司令官李奇微：
1.谈判只限于朝鲜以及军事问题，不应涉及任何政治或领土问题。
2.在被其他协定替代之前，停战协定应继续有效。
3.应要求司令官下令停止在朝鲜的敌对及所有的武装行动；应要求在朝鲜建立非军事区……
4.为监督停战协定的执行，应成立一个军事停战委员会，委员会应由联合国军与共产党军的成员对等组成……
5.停战期间，应要求司令官下令停止向朝鲜增派所有空军、海军和地面武装人员……
6.停战期间，应要求司令官下令限制在朝鲜增加战争设备和物资；但维持医疗和救济的物资不在其内，委员会将授权使用汽车、船只和飞机来运送这些物资。
与此同时，朝鲜方面也提出了关于停战谈判的政策方针：
一、建议由朝鲜人民军参谋长南日、外务副相朴东祚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共3人组成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代表团；
二、提出包括6项内容的停战谈判方案提交苏联：
1.停火和停止战斗行动的时间；
2.敌对双方各自从三八线以南、以北撤退5~10公里；
3.从停火时刻起，禁止飞跃或穿过三八线；
4.从朝鲜领海撤退海军，解除封锁；
5.在2个月内从朝鲜撤出所有外国军队；
6.交换战俘和遣返被驱赶的难民。
苏联要求朝鲜与中方协商后提出共同方案，于是朝方将上述方案的第二条改为“双方部队在停火生效后3天之内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这一地区建立非军事区”；第六条改为“自停火之日起，2个月之内交换战俘”；第七条改为“从三八线以北被强行驱赶的难民应返回家园”。然后将修改后的方案提交中方。
中国提出的停战谈判方案包括五项内容：
1.双方同时下令停火后，双方的海陆空军在朝鲜全境停火并停止一切其他敌对行动；
2.双方海陆空军撤离到距三八线10公里处，并在三八线南北各10公里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非军事区的民政机关恢复到1950年6月25日以前的形式；
3.双方停止从外部运送装备、部队和补给（包括海陆空军的运送）到朝鲜，以及运送到接近朝鲜的前沿地区；
4.建立中立国监察委员会，监督以上条款的执行，该委员会成员应来自未参加朝鲜战争的国家，由交战双方对等提出；
5.在禁止军事行动的4个月内，分批办理相互交换战俘的全部事宜。
考虑到“遣返难民”问题较为难办，南北朝鲜很可能就此问题产生分歧，发生无休止的争吵，以至影响到其他重要问题的解决，所以，中方建议把难民问题交由国际性会议讨论解决。
另外，中方还准备在与苏联商议之后，酌情提出“所有外国军队，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规定时间内分批撤出朝鲜半岛的谈判内容。”
对于中方的方案，苏联同意前两点，但建议删去第三点的后半部分，反对列入第四点，主张把第四点作为针对美国方案的反建议；同时对中方特别提请苏联考虑的最后两点，认为应该在谈判中提出并坚持到底。
6月30日，李奇微奉命发表致中朝军队司令官的广播讲话，正式建议停火谈判。
7月1日，李奇微指定联合国军方面的停战谈判代表团，拟定八项有关停战谈判的条款：
1.通过谈判议程；
2.限定谈判范围，所有谈判过程都限制在与朝鲜有关的纯粹军事事项上；
3.为避免在一个不确定的时期内重新引发敌对和在朝鲜的武力行动，谈判应终止在朝鲜的敌对或武装行动；
4.确定贯穿朝鲜的非军事区；
5.确定军事委员会的组成、职权和功能；
6.在军事委员会之下组成军事观察组，确定其在朝鲜不受限制的监督权利的原则；
7.军事观察组的组成及其职权；
8.关于战俘问题的协定。
后来又增加“设置由国际红十字会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访问战俘营”一项内容。
中朝方面对美国提出的停火建议立即作出积极反应。7月1日，中朝军队指挥员发表声明，同意美方的建议。
7月4日，中共中央向志愿军总部发出关于谈判细则的指示电报，并派李克农、乔冠华协助谈判。
7月5日，中朝双方就《关于停止朝鲜军事行动的协议（草案）》达成一致。
“协议”规定，从10日开始，双方代表在朝鲜开城的来凤庄正式谈判。
中朝两党达成协议，对外由朝鲜人民军代表中朝军队，实际的谈判业务由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导，并提出了三项原则性建议作为谈判基础：
1.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双方同时下令停止一切敌对行动。
2.确定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武装部队同时撤离三八线10公里，并立即进行交换战俘的谈判。
3.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只有撤退外国军队，朝鲜战争的停战与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才有基本保障。
金日成认为难民问题列入谈判议程将不利于中朝方面，所以将原方案中的“遣返难民”一条删去。
由于马立克的停战建议并未涉及台湾以及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葛罗米柯又对科克强调：停战谈判“应严格地限于军事问题”，所以，对于新中国来说，极为重要的政治外交问题一开始就被排除在谈判议题之外，解决这些问题的时机也失去了。
但是，中方努力地争取到了以谈判方式解决朝鲜问题，推动了世界局势走向和平。
周恩来对谈判作出指示
1951年6月，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在这一年中，美军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反击，伤亡惨重，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再加上国际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美方不得不接受中国关于举行停战谈判的建议。
6月底，周恩来点将，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朝鲜停战谈判。
李克农是一位在中国现代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解放军上将。他从1928年起，就一直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长期的革命生涯、独特的个人素质，使李克农成为一名既富于献身革命的精神，又擅长斗争艺术的特殊人才。
李克农作为周恩来的重要助手，在新中国成立后，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担任情报部长，同时兼任政务院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直接协助周恩来处理各项外交事务。
根据以往的表现，周恩来认为，像李克农这样既能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又有丰富的谈判经验的同志，来领导这次谈判是完全胜任的。
至于谈判人员的安排，周恩来也有考虑，他认为，李克农作为停战谈判的总代表，不可能事无巨细，样样都抓，而只要管基本的大政方针、原则问题，具体问题则需要其他同志协助，所以，他又选了自己非常熟悉的、对国际问题钻研精到的乔冠华。
按照周恩来的设想，整个谈判人员最好能够分为三线：第一线由李克农负责，对外严格保密。李克农作为谈判代表团的总领导，负责整个工作；同时，李克农还直接与周恩来联系。
在谈判过程中，凡重大问题须上报周恩来转毛泽东、中央政治局其他委员和中央军委领导决定，然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决定具体谈判的细节。
李克农还和彭德怀直接联系，及时了解战场上的情况，以便配合。
乔冠华则作为李克农的助手坐阵第二线。他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和由李克农转达的中央指示，撰拟每天谈判的发言稿、备忘录等；同时，起草向中央的请示与报告。
第三线由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派出，因为他们对朝鲜战争进行的情况比较熟悉，而且作为作战人员，公开出面比较合适。
周恩来将这个设想反复考虑，认为成熟以后，便上报毛泽东，并很快得到批准。
毛泽东会见谈判代表
1951年6月30日，在中朝方面的努力下，美国政府经过反复研究，由参谋长联席会议给李奇微发出关于停战谈判的指示。新指示规定：我们在这次停战中的基本军事利益在于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动，确保不再发生战事，并保证联合国军的安全。
这个新指示让中朝方面看到了和平的曙光。周恩来指定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和乔冠华参加停战谈判。事情决定下来之后，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召见李克农和乔冠华两人。
当晚，毛泽东就他们赴朝参加停战谈判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要求他们立即组织一个工作班子，进行各项准备。
接命以后，李克农和乔冠华立即组建前往朝鲜谈判的班子。
这个班子人才济济，其中有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浦山，新华通讯社的丁明、沈建图等人。
同时，他们除选调人员配备电台外，还专门选调了几个人员，携带两部可以接收世界各大通讯社新闻的收报机，以便了解各方面的反应。
另外，他们请志愿军总部派出一个参谋班子前往开城，使谈判班子能够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
7月1日，中方通过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致电美方。
电文说：
可以谈判，我们的代表准备于7月10日至15日同你们的代表会晤，地点在双方接触线的开城。
美军也同意在开城，而且说代表团将乘车来开城，车上带个大白旗。从美方的态度完全可以看出，谈判的时机到来了。
对于谈判的各项事宜，如会场的选择、布置、警戒等等，中方事先都做了准备。
由于我军控制的地区在开城以东几十里，因此我们特别抽调了一支经验丰富的部队，原为三五九旅的一支部队，以后是四十七军的一个师专门负责警戒。
当时，李克农满怀信心地对大家说：
我相信，我们共产党人外交方面的才能决不低于敌人。我们既能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战场上打败敌人，也一定能在谈判中学会谈判，赢得谈判的成功。
7月4日，代表团临行前，周恩来对谈判工作作出全面的指示，并且引用了一句古语作总结：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
“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这句话，周恩来引用过多次。这是北宋大文豪苏轼的名言。苏轼在《答谢民师书》中评价谢民师的文章时说：
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
苏轼此语的本意，是称赞谢民师的文章在该铺陈的地方浓墨重彩、大笔挥洒，在该简略的地方则惜墨如金、适可而止，全文如行云流水、酣畅淋漓。
周恩来引用这句话，是要借此说明我们的外交工作要围绕国家利益和总体目标，审时度势，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以争取主动，做到游刃有余。
当行则行、当止则止，是周恩来一贯的外交风格和奉行的外交策略，也是他决策艺术的深刻体现。
所谓当行则行，就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一切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都要尽力去做、充分做足，以最大限度维护国家的利益。
所谓当止则止，就是在外交活动中当双方出现分歧和矛盾而又一时难以解决时，要善于根据现实形势审时度势、适可而止，有时求大同存小异，有时求同立异，总之是要取得双方都满意的结果。
周恩来不仅深谙个中精要，又将这一行事原则表达给李克农他们。
随后，李克农与乔冠华一行乘坐当年慈禧太后的专用“御辇”火车包厢出发了。到达安东后，随即乘吉普车过鸭绿江。
7月5日上午，中国代表团到达平壤。在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成文陪同下，李克农、乔冠华会见金日成首相，双方商量中朝代表团的组成。
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将正式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