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彭德怀在军部做战前动员
沈阳和平街1号，是一幢日式小楼，走马上任的彭德怀就住在里屋，他的指挥班子成员在外屋搭了一溜儿通铺。
1950年10月9日，新任命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兼政委彭德怀在这里召开了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党中央出兵朝鲜的决定，动员各军立即作好出国作战准备，部署了入朝作战的有关事宜。
10月10日，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副司令员洪学智去沈阳大和旅馆见到了彭德怀。
一见面邓华就说：“欢迎老总，有你出任司令员，我们的仗就更好打了，我们大家的信心就更足了。”
彭德怀说：“那好，那我们一起抗美援朝吧！”说完，半开玩笑说：“不过，我可不算‘志愿军’啊！”
洪学智问：“你是怎么来的？”
彭德怀说：“我是毛主席点将点来的，本来是派林彪来的，可是他说他有病，毛主席命令我来了！”
洪学智说：“那，我也不算‘志愿军’！”
彭德怀笑问：“哦，你怎么也不算‘志愿军’了呢？”
洪学智回答：“我是邓华把我捣鼓来的，连换洗的衣服也没来得及带。”
邓华说：“老洪口是心非，他一听说当上志愿军都乐颠馅了。”
这时来接开会的汽车到了，会场设在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一迈进门坎，在场的干部就热烈鼓掌。
参加会的有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高岗、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洪学智、副司令员韩先楚、参谋长解方、政治部主任杜平，各军军长、政委等军政干部。
彭德怀和干部们—一握手，他握住杜平的手说：“杜平，你这个江西老表，我们走到一块了。”
杜平说：“彭总由你挂帅，这仗就好打了。”
彭德怀说：“毛主席指挥到哪里，咱们就打到哪里。”
会议由高岗主持。首先由邓华宣读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志愿军入朝参战的决定和关于志愿军的组成以及对彭德怀任命的命令。大家热烈鼓掌，一致表示拥护中央英明决定。
接着高岗讲话，他介绍了中央对出兵朝鲜问题讨论的情况：
当然，我也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对出兵朝鲜的问题，是有不同意见的，比如我吧，就有些不同的考虑。在政治局扩大会上，我都谈过了，就不多说了。现在既然中央做了决定，那我们就要坚决执行。中央决定东北局负责志愿军的物资供应，那我这个东北主席也表个态，当好志愿军的总后勤！
高岗接着说道：“老彭敢挑这副担子可不容易，他的本事你们大家也知道，彭大将军嘛！”
高岗看了看彭德怀说：“他是10月4日被中央调到北京，几天后就到了沈阳，也是仓促上阵啊！我对他说，既然中央信任你，点将点到你头上，你就干嘛，四野的同志欢迎你，你们说对不对？”
“高岗同志刚才将了我一军。”彭德怀开始战前动员。
彭德怀站起来说：“四野是能打仗的，能打大胜仗；林彪同志曾经指挥你们打了很多胜仗嘛，攻锦州，打天津；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功劳不小。梁兴初你那个黑山阻击战就打得不错嘛！你现在当三十八军军长，这是个老部队，有我平江起义的老底子，又是四野王牌军，怎么样，现在部队的状况如何？”
“很好，”梁兴初答，“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好嘛，”彭德怀说，“我这些年指挥一野，在西北打仗，对四野的情况不熟，主要靠在座的各位了。以后志愿军不光是四野，现在就有华北的六十六军嘛，华东宋时轮的第九兵团正往上开，以后还有十九兵团、二十兵团，陈赓的三兵团，五湖四海，我彭德怀光杆司令一个能行吗？打仗主要是靠大家。”
“高岗同志向大家讲了出兵的意义和必要性。当然，中央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关重大嘛。这就是说，党中央、毛主席下这个决心是不容易的，所以我们的责任更重大，一定要打好！我们也不要把美国部队看得太了不起，800万蒋介石的军队，也都是美国装备的嘛，不也是我们手下的败军吗？我看，徒弟被打败，师傅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不能轻敌，美帝不是宋襄公，它不会愚蠢到这一步，等我们摆好阵势他才进攻。美军机械化，前进速度快，我们必须抢时间，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保证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昨天晚上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同志专程抵沈阳，向我们通报了目前朝鲜的战况。”
“美国最近又从日本动员了5万兵力补入了李承晚部，并且他们还拟再从美国调7个师来朝作战，从东西朝鲜湾登陆。金日成首相再一次要求我军迅速出动。”
“所以，我军的出兵时间不是定不定的问题，而是很快就要出动了。当前我们的任务是积极援助朝鲜人民反击侵略者，保持一块革命根据地，作为相机消灭敌人的基地。”
在谈到入朝作战的指导方针时，彭德怀说：
“在敌人装备优势和朝鲜地幅狭小的条件下，我军在国内战争中所采取的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已不适合于朝鲜战场，而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配合的方针。”
“敌人来攻，我们要把它坚决顶住，不使之前进。发现敌人有弱点，即迅速出击，插入敌后，坚决歼灭之。”
彭德怀强调说：“保存土地是我们的任务，但更主要的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的战术是灵活的，不是死守某阵地，但在必要时又必须坚守某一阵地。我们不是单纯的防御，最好既能消灭敌人，又能守住阵地。我们的任务是光荣的、艰巨的，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
最后，高岗给十三兵团的全体官兵提出要求，希望大家服从彭德怀的指挥。
10月12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来到安东，向彭德怀通报美军和李承晚军都已越过三八线，正疯狂向北推进；南部人民军撤至三八线以北的有5万余人。
金日成和朝鲜劳动党中央，再次请求中共中央尽快出兵支持。
10月13日，中央做出出兵决定后，彭德怀立即给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发急电，要求志愿军各部继续做好出国准备，防止部队对出兵援朝产生怀疑和松懈情绪。
10月15日，彭德怀参加完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后返回沈阳。同日，志愿军各部队全部移至安东、辑安一线，按划分的渡口对桥梁和道路等进行勘察，做好渡江的一切准备。行前隐蔽集结待命。
并对祖国人民庄严宣誓：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
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强精神，克服一切艰苦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10月16日，彭德怀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召集志愿军师以上指挥员进行思想动员。会上，彭德怀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出兵参战的决策和志愿军入朝作战任务。
彭德怀强调：
我们要积极支援北朝鲜人民反抗侵略者，帮助他们争取独立自由和解放。根据敌情和地形的条件，过去我们在国内所采用的运动战，大踏步地前进和大踏步地后退，不一定适合于朝鲜战场。因为朝鲜地面狭小，敌人暂时还占有某些优势，所以要采取阵地战与运动战相配合。
此外，彭德怀分析了当前国际形势和朝鲜战场的情况，传达了党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决心出兵支持朝鲜作战，以及整个作战方针和原则，并明确指示我军10月18日或19日一定要出动。
10月16日，志愿军先头部队第四十二军开始从辑安渡鸭绿江，向战区运动。
毛泽东向彭德怀推荐毛岸英
1950年10月17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高岗等，命令志愿军先头两个军准备于19日出动，并请彭、高18日到北京。彭德怀临行前向兵团领导同志再三嘱咐，不要动摇犹豫，坚决按计划准备过江。
10月18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中共中央会议研究出兵朝鲜问题，周恩来在会上介绍了同斯大林、莫洛托夫等会谈出兵援朝等问题的情况。
10月18日21时，毛泽东电令志愿军第十三兵团司令员邓华等，按预定计划出兵入朝作战：
邓、洪、韩、解并转贺付副司令：
4个军及3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鲜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需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即19日晚准备渡2至3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况，余由德怀、高岗面告。
毛泽东
10月18日21时
10月18日中午，在中南海丰泽园，毛泽东穿着驼色毛衣，脚穿布鞋，在庭院散步。
彭德怀离京赴朝之前，毛泽东在菊香书屋设宴为彭德怀饯行，同时再约他谈一谈具体援朝行动的计划，还要顺便为儿子毛岸英要求上前线向彭德怀说情。
毛岸英曾先后到列宁军政学校和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获坦克兵中尉军衔，在卫国战争中参加了苏军的大反攻，千里长驱，穿越东欧，为打败德国法西斯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在毛岸英回国前夕，斯大林接见了他，为了永远纪念，送给他一支手枪，作为他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最高奖赏。
回国后，毛岸英当过农民，搞过土改。后在北京机器总厂任总支副书记。他悉心钻研工厂管理和高等数学中的微积分，想在厂里呆10多年，干出一番事业来。
朝鲜战争爆发，毛岸英再也安不下心来，立即向毛泽东、党中央递交了要求参加志愿军的申请书。
毛泽东想，儿子毛岸英申请上朝鲜参战，是第一个志愿报名参加抗美援朝的名副其实的“志愿军”。既然孩子的积极性那么高，还是成全了他为好。
正想着，彭德怀已经由毛岸英陪同到了门口。毛泽东兴奋地迎上前去说：“贵客到了，开饭！”
在席间，毛泽东指着岸英对彭德怀说：“我这儿子不想在工厂干了，他想跟你去打仗，早就交上了请战书，要我批准，我没有这个权利，你是司令员，你看要不要这个兵？”
彭德怀感到很意外，马上对岸英说：“不行。去朝鲜有危险，美国飞机到处轰炸，你还是在后方，搞建设也是抗美援朝。”
毛岸英恳求道：“彭叔叔，让我去吧。我在苏联当过兵，参加过对德国鬼子的作战，一直攻到了柏林。”
毛泽东对彭德怀说：“我替岸英向你求个情，你就收下他吧，岸英会讲俄语、英语，你到朝鲜，免不了跟苏联人、美国人打交道，让他担任翻译工作。同时也让他作为第一批志愿军战士，到战争中去锻炼。”
彭德怀看了看毛泽东，犹豫着说道：“主席，战场上枪弹无情……”
毛泽东说：“哪里的话，谁叫他是毛泽东的儿子！他不去谁还去？到战场上去锻炼自己有好处。我看，你就收留了他吧。”
彭德怀点点头笑了。
就这样，毛岸英荣幸地成为赴朝参战的名副其实的第一个“志愿军”。
大范围地调整兵团部署
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首批调整的是十三兵团第四十军，该军在胜利结束解放海南岛战役之后，刚刚返回广州地区，正准备车运河南洛阳整训。
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后，中南军区立即改变计划，通知该军由广州直开安东。
值得一提的是第四十军在北上过程中，发生了铁路损坏情况。为了不中断运输部队，中南军区紧急调整计划，将该军部分部队首先车运至汉口，然后再转开安东。
7月12日，第四十军部队乘坐的第一列军列由广州发出，由此拉开了东北边防军部队车运北上的帷幕。
第四十二军虽然是当时东北地区唯一野战军部队，但此时正在执行屯垦任务。接到在中朝边境地区集结的命令后，该军立即将即将收获的庄稼连同已开垦的田地全部移交地方，在4天之内完成了部队收拢工作，并在7天之后全部车运到吉林省通化、梅河口地区集结完毕。
第三十八军主力和第三十九军主力都从事生产任务，部队分散在中原各地垦荒种地、兴修水利。接到命令之后，部队星夜赶往集结地点，集中起一个营，就出发一个营，整个部队的集结在车站完成，动员和教育工作都在车运途中进行。一些已经复员的干部和战士闻讯后，也纷纷返回部队，随部队一起北上。
第三十九军第一一五师远在广西宜山，中南军区科学安排运力，首先将第一一五师车运汉口，同时将前往接防的第一七四师也车运汉口，两个师分别在汉口乘船过江，搭乘对方的列车，整个换乘工作一天内即完成，保证了第一一五师按时到东北集结。
在车运最紧张的时刻，河南驻马店地区的一座铁路桥发生了严重损坏事件，工兵部队紧急开赴出事地点，仅用一天的时间即抢修完毕，铁路调度则指挥军列绕道行驶，保证了车运工作的不中断。
7月17日，十三兵团召开干部大会，赖传珠传达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新任务。
北上人员和大量的物资、车辆很快即准备完毕。按照兵团党委的部署，整个准备工作分作收摊子和车运两部分。
收摊子包括停止生产、收拢人员、结算账目、检查群众纪律和交接工作等事宜。
车运准备包括组织动员、拟定计划、人员编组、途中组织指挥等事宜。兵团部还专门向沿途主要车站派出先遣组，并成立了车运指挥所，在登车点和轮渡点设立指挥组，保证车运的顺利进行。
7月27日，第十三兵团部的军列由广州站发出，经一天半时间的运行，于29日到达武昌车站。
武汉，是部队北上的重要转运站，京广铁路在此需轮渡长江才能接通。第十三兵团部派出的先遣组与车站、轮渡码头事先对转运工作进行了安排。
至此，东北边防军部队的北上集结基本完成。其中车运任务最繁重的中南军区共动用了144列列车，包括客车169节、平板车1149节、敞车601节、棚车3498节，共计各种车辆5417节。
这次车运，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人民解放军首次进行的大范围车运调防。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而且时间只有20余天，困难之大可以想象。
同时，这次车运工作，也是在国内全面展开经济恢复工作、铁路修复尚在进行、路况较差、运力没有恢复的状况下进行的。在这种情况下，广大铁路员工与各部队密切配合，全力以赴，保证了边防军部队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大规模的北上集结，为保卫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
1950年8月上旬，除高炮团未全部到位外，东北边防军部队全部进入了指定集结位置完成集结。
其中：第十三兵团部位于安东；第三十八军军直机关位于铁岭，所属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师分别位于铁岭、新开原、老开原；第三十九军军直机关位于辽阳，所属第一一五、第一一六、第一一七师分别位于辽阳、海城；第四十军军直机关位于安东，所属第一一八、第一一九、第一二〇师也全部位于安东。
第四十二军军直机关位于通化，所属第一二四、第一二五、第一二六师分别位于通化、三源浦、柳河；特种兵司令部位于凤城，所辖野战炮兵第一、第二、第八师分别位于凤城、本溪、通化；高射炮兵团位于安东等。
一个工兵团位于安东；配属第十三兵团的骑兵第十三团位于安东；担任战勤任务的第一六九师位于大东沟。
8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各部队已经完成集结，开始整训，9月6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
东北边防军部队集结之后，中南军区也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东北边防军部队的指挥关系的意见：
有关部队的行政与建设事项及干部升迁配备，报第四野战军处理；行动、作战及战时政治工作，由边防军负责，受军委直接指挥；各种统计报告，由边防军报军委并第四野战军。
中央军委认为这些建议很好，于8月23日予以批准。同时为统一边防军部队的领导，保证整训工作的正常进行，中央军委于8月26日决定，东北边防军部队，包括第四十二军和特种兵部队，以第十三兵团为统一训练机构，特种兵司令部辅助。第四十二军归第十三兵团建制指挥，万毅为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开出绥远准备入朝作战
第二十三兵团是一支起义部队，是在绥远起义后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为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有的军长、师长和下级军官不愿接受改造，曾一年内发生叛乱33起。但通过一年来的思想改造，进步还是很大。
1950年4月，董其武到北京汇报部队情况，周恩来马上要新华社将全文向全国新闻单位发通稿。
毛泽东还将报告批给傅作义说：
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1950年4月，毛泽东曾在中南海设宴招待董其武，畅谈3个小时，希望他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董其武一面向中央请战，一面向周恩来提出：
抗美援朝正是我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会把生命置之度外。但绥远部队中的特务分子还未肃清，赴朝作战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他主力部队出国作战。
1950年冬，周恩来接见了绥远军区来京的傅作义、董其武、高克林等同志。
周恩来讲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意义和国内恢复生产等情况，对起义部队一年来的工作作了较高的评价。
他最后宣布中央决定，将绥远起义部队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三兵团，开出绥远整训，准备赴朝参战。
听了周恩来指示后，董其武和高克林觉得一年来部队解放军化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问题不少。如部队中曾发生过多次小部分哗变，尤其是发生了刘万春等人派人赴港通敌的事件后，使董其武觉得由他带领起义部队赴朝参战，有很多顾虑。
会后，董其武和傅作义去见周恩来，董其武提出，绥远部队起义刚一年，潜伏在内部的特务分子未彻底肃清，带领这样一支部队赴朝万一发生什么问题，影响必然很坏，最好将军队分拨编入其它主力部队出国参战。
周恩来听后说：“匪特捣乱早在预料之中，你不要着急，要相信这支部队中广大指战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正在不断提高，你要有信心。”
董其武又对周恩来说：“抗美援朝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光荣的使命，何况我是起义军人，正是在人民面前立功赎罪的机会，我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但让我带领这支部队入朝，总是觉得信心不足，把握不大，最好选一位参加革命时间长的老同志来担当这个责任。”
周恩来听后大声说：“这样做不好吧！不能向困难低头嘛！要正视困难，鼓起勇气，整训好部队，赴朝参战。我等候你们胜利的好消息。”
周恩来又接着说：“你离开绥远后，把家眷也接出来，住在北京。”
这时傅作义说：“请总理放心，我替他安排。”
董其武感到周恩来如此信任和关怀，心中十分惭愧，于是高兴地接受了任务。
1950年12月1日7时，董其武率来京开会的军、师、旅长回到绥远市，大家即分头做移防的准备工作。
12月10日，傅作义从北京来绥远，12日召开了绥远军政委员会的扩大会议。他在会上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宣布中央决定：以三十六军、三十七军、骑四师组建成二十三兵团，归华北军区领导，移驻河北省沧州地区，整训补充，为抗美援朝二线兵团。
任命董其武为兵团司令员，高克林为兵团政治委员，会议之后，董其武、高克林和边章伍等人立即召开了兵团机关组建和部队移防会议。
会议还决定12月22日，完成部队东进的一切准备工作，真正做到“五不要”，即政治上弄不清者不要，年老体弱者不要，有疾病者不要，坏武器不要，老弱马匹不要。各军、师受命回部队后，即召开了各军的军政委员会会议，宣布移防命令，研究移防中的具体问题。
12月23日，三十六军在包头乘火车出发；
同日，三十七军从陕坝各地乘汽车或徒步行军至包头集结，12月25日，从包头乘火车出发。骑四师从武川县乘汽车到绥远，12月29日从绥远乘火车出发，分别开往河北沧州地区驻防整训。
12月31日17时，董其武、高克林率兵团机关离开绥远，在火车站受到了党、政、军及各界人民群众几千人的夹道欢送。部队到达衡水地区后，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兵团没有发生叛逃事件。对于部队的进步，董其武、高克林等都非常高兴。
1951年1月20日，兵团领导将部队的这些进步情况，给党中央毛泽东写了工作总结报告。毛泽东阅后，非常高兴，即转傅作义批阅，在报告上写道：
宜生兄：
二十三兵团最近情况报告一份，送上请阅。阅后请予掷还。二十三兵团进步如此之大且快，可为庆贺！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1月28日
毛泽东对部队的关怀和称赞，使兵团全体领导精神为之一振，增添了带好部队的信心，进一步鼓舞了干劲。在周恩来及傅作义的关怀下，董其武在离开绥远不久，其家眷就搬到了北京居住。
部队抵达河北衡水地区后，兵团机关驻景县龙华镇，部队分驻周围地区。在这里，董其武、高克林、边章伍等领导全兵团开展了一系列赴朝参战前的整训工作。由于出绥时间仓促，兵团机关的成立大会到龙华镇后才正式举行。
1951年1月11日，在龙华镇召开了成立大会，董其武和高克林在会上讲了话。在这之前，分别成立了兵团党委会和兵团的最高领导权力机关，即军政委员会。
1月29日，董其武和高克林到华北军区开会，接受了军委的指示，要兵团在半年内完成入朝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后，兵团领导分别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和紧急会议，决定在团结改造的总方针下，加强阶级斗争教育、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早日完成解放军化的任务。同时，努力完成部队整编、骑兵下马、补充新兵、改换武器和军事训练等任务。
整训运动从2月中旬开始，到4月初结束。
内容是以反对军阀主义，揭发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进行忆苦，自我教育为主，以提高广大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使部队彻底解放军化。
对于开展民主运动，董其武是积极拥护的，他以为在提出“五不要”后，部队基本稳定纯洁了。
不料部队初到河北之后，有两排人逃跑，说明部队还没有完全摆脱起义前的许多不良影响，且相当严重。他认为这些问题不解决，就很难完成任务，为此在兵团召开的反对军阀主义的大会上，带头解剖了军阀主义的种种表现和危害。
他说道：“军阀主义的思想就是特权思想，作威作福，把部队看成是个人的财产，是个人升官发财和争夺权力的工具，是个人专横独断，站在人民头上，站在士兵头上，压迫人民，压迫士兵。这是封建主义思想在部队中的反映。”
在同军阀主义斗争中，广大指战员表现积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或亲人的血泪历史，控诉了军阀主义的残酷迫害，检举和揭发了隐藏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这场运动也给予董其武很大的教育。
有一次董其武下基层，一个战士拿出一件血衣，控诉特务分子对一个逃亡士兵刺了37刀，挖出肝肺。这士兵泣不成声，当场昏倒在地。
在场群众都愤怒地拍着胸膛，要为死者报仇。通过这件事使董其武认识到，旧军队中许多罪恶，多半是大权独揽，压制民主的一长制所造成。
董其武受到教育后，在兵团的军政干部会上作了深刻检查，批判了自己思想上的种种余毒，受到了大家的称赞。
此后，他经常以群众的意见检查、对照和鞭策自己，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决心当小学生，以昨死今生和脱胎换骨的精神改造自己。
但当他看到群众有较多的意见和不满时，也难免顾虑重重。
有一次，董其武到北京开会时，向周恩来汇报了自己的苦闷心情。
周恩来说：“民主运动对你是‘解了旧甲换新甲’。这是必经的一个过程。随着部队建设的正规化，只要你努力工作，威信很快就会恢复。到那时的威信才是真正的威信，同时部队才真有力量。”
周恩来的教诲对他启发很大，使他消除顾虑，变苦闷为愉快，进而虚心接受意见，改正错误，发扬民主。
在群众检举揭发中，共检举出反革命分子1905人，参加了反动党团、政治派别的共1924人，交出私藏长短枪133支。
在以上这些人中，经兵团党委重点审查，扣捕、管训现行反革命分子512人，其他人则调离学习，继续考察。通过民主运动，部队在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有了本质变化，指战员觉悟空前提高，进一步加强了党的领导，大多数旧军官受到了教育，认识到群众力量的伟大，军阀主义的流毒被彻底肃清，使部队向解放军化又迈进了一步。
整编命令下达后，各部深入动员，迅速行动。尤其是撤销番号的4个骑兵师、旅的骑兵，为了抗美援朝的需要，坚决执行命令，愉快地下马，改建步兵。整编于4月13日胜利完成。
整编后虽部队精干了，但缺员严重。于是中央军委决定，从湖南、江苏、河南征集了两万多名新战士补充部队。新兵充实到连队后，全兵团立即掀起了练兵的热潮。除了射击、投弹、刺杀、土工作业、爆破五大技术为重点科目外，边章伍还根据朝鲜战争的特点，增添了防空伪装、打坦克、近战、夜战、迂回包围等内容。
兵团领导派出司、政、后的机关干部，分配各军、师指导训练。经过几个月的军政训练，部队思想面貌有了大的变化，战术本领有了大的提高，赴朝参战的信心日增，进步的新型军队出现了。
为了增强朝鲜战场的有生力量，迫使美帝国主义老老实实地坐下来谈判，8月20日，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二十三兵团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二十三兵团，董其武任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
并要求在8月底完成出国作战准备工作。董其武、高克林主持召开了兵团军政委员会会议，传达了中央军委的命令。不到10天，就完成了出国的准备工作。
毛泽东要求空军开赴前线
1950年10月，刘亚楼受召来到中南海。
毛泽东说：“志愿军地面部队，主要是以步兵和为数不多的炮兵、坦克兵参战。与拥有陆、海、空相互配合的美国军队作战，制空权必然操纵在美军手中，这对志愿军的战斗行动极为不利。彭德怀同志最担心的便是出国作战有无空军掩护的问题。从金日成的电报来看，他们吃了美军空军的亏。”
毛泽东猛抽了两口烟又说：“为此空军必须迅速开赴前线，支持志愿军地面部队作战。”
刘亚楼思考着毛泽东的话，说：“如果将这样弱小的部队贸然地投入战斗，同有强大优势的美国空军交手，后果很难预料。”
“真是关公面前耍大刀啊！”毛泽东无比激动起来。
刘亚楼说道：“情况确是如此，但我们又不能等练好了强大了再打，只能是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主席说过，革命战争常常不是先学好了再打，而是干起来再学习，干就是学习，请主席下达命令，空军一定早日参战。”
毛泽东说：“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不仅是战争客观形势的要求，我看还是促使空军迅速成长壮大的正确道路。”
刘亚楼说：“我们一定以战斗的胜利回答党中央和主席的信任、期望！”
“还有人民！”毛泽东补充道。
刘亚楼随即奉命紧急组建志愿军空军，而此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手中只有一张牌，也是唯一的一张王牌，就是空军第四混成旅。
这支部队还远没有达到出国作战的能力，尚且面对的是世界头号空中强国。
在空军的一次党委会上，刘亚楼明确指出：“组建作战部队的步伐必须加快，各航校要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组建航空兵部队！”
参谋长王秉璋汇报说：“目前，各航校的空、地勤学员数量，都达到了飞机、器材、教学和训练承受能力上的最大限度。”
刘亚楼深思了好一会，起身说：“总之要突出一个快字，我看可以将飞行学员的四级训练体制改为三级训练体制，免去高级教练阶段，毕业后直接到部队使用战斗机。”
会议讨论后，表示赞同。
刘亚楼最后说：“空军上下都要紧急行动起来，投入一级战备状态，政治部一定要做好工作，促使全军的思想都集中在一个目标：反击美国空中强盗，保卫祖国领空不受侵犯！”
从1950年8月到10月，在不足2个月的时间内，混成四旅4个团增补了7个航校新毕业的学员；并像滚雪球一样，很快便组建了空二师、空四师、空五师、空八师、空十师；各军区空军也相继诞生。
11月2日，中央军委一纸调令，让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去东北，就任东北军区空军司令员。
11月4日，一架专机把刚上任不到20天的中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刘震从武汉接到北京。
凭着多年的战争经验，刘震敏锐地意识到有什么新的任务落到自己的身上。一下飞机，刘震直奔刘亚楼的住处。
专机达到北京时已是晚上，刘亚楼顾不得给他更多的休息时间，急于要找他谈话。
这晚，刘亚楼已送走4拨客人，房里终于安静下来，刘亚楼一边批阅文件，一边等待刘震的到来。
刘亚楼的谈话直入主题：“调你去东北军区空军工作，任务是准备组织志愿军空军参加抗美援朝工作，你将担任志愿军空军司令员”。
刘震颇感意外，当即说：“搞陆军建设和作战指挥我还有点办法，而搞空军的作战指挥我却毫无经验。司令员，还是让我回中南空军工作吧，待日后空军进入了抗美援朝战场，我可以随时去学习。”
刘亚楼听后说：“人民空军是刚刚从陆军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技术军种，你没有经验，我也没有经验，大家都没有经验，只能摸索着去干，困难肯定是有的。我们又向苏联请了一批顾问帮助我们训练机关和部队，苏联还派了一批部队配合我们作战。他们建军早，又有作战经验，这说是有利条件。我们向他们学习，对建设我们自已的空军来说，这是一条捷径。”
他见刘震不语，刘亚楼又说道：“你的这次调动，可是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东北军区司令员高岗点将，经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哦！我也很赞同军委的这一任命，我们俩同在四野工作过，我是了解的，知道你很会打仗！”
话到这里刘震只好表示服从分配，只是又补了一句：“司令员拿飞机去跟美国人打仗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实在没底，我先去试试，如果不行，还请再另调人。”
刘亚楼不置可否，笑着说：“你去东北后，要尽快抓紧时间着手建立志愿军空军的领导机构，我们帮你一道来进行。”
他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列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编制序列和军政班子人员的名单。
他说：“我们空军初创，军区以上的领导机构不健全，不具备由一个单位组建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的条件，只能是凑班子干。”
刘震马上说：“我们外行，所以我需要那些懂业务、个人素质好的优秀军干部。”
刘亚楼用笔画了一下说道：“我就知道你要这样说。我已经想好了，把空军机关一些主要部门的领导干部，比如作战处长岳天培、通讯处长杜力、指挥处长沈甸之、领航科长陆锦荣等这些熟悉业务的同志调配给你，还有，我们还打算让常乾坤副司令员去兼任志愿军空军的副司令。”
刘震说：“司令员考虑得很周到，有这么多空军干部来帮我，特别是常乾坤副司令，他是搞航空的行家，又是我党最早学航空的老同志，他来兼任志愿军空军的副司令员，我心里踏实多了。”
刘震明确了任务之后，立即赶赴沈阳，着手建立机构，同时学习如何指挥空军作战。
1951年3月15日，志愿军空军领导机构在安东正式成立。当时正式名称叫“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司令部”，大家习惯称“空联司”。刘震被任命为司令员，常乾坤为副司令员。空军联合司令部驻扎在安东四道沟一山沟的大坑道中。
从此，中国空军的无数命令都是从这里发出去的，是空军指挥中枢。
组建特种兵部队开展集训
1950年5月14日，毛泽东将许光达从兰州召到北京，亲自委派他筹建人民装甲兵领导机关。一个月后，毛泽东便签署了中央军委命令，任命许光达为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7月14日，许光达在战车第一师干部大会上提出：
在全军范围内准备编成几个坦克旅，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坦克部队的雏形，加强训练，提高技术，一旦发生战争，我们马上就能够担负战斗任务。
9月1日，以第二兵团机关为基础，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宣告成立，这一日，被定为人民装甲兵诞生日，标志着我军装甲兵作为一个崭新的独立的新技术兵种，已正式纳入到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中，从此我军建设走上机械化、装甲化发展道路。
1950年10月，许光达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递交了题为《为准备1000辆坦克而奋斗》的报告，提出装甲兵部队三年计划，其中每个师有一个坦克自行火炮团，由装甲兵党委负责建设。
10月18日，毛泽东发布命令，组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但是，刚刚组建的人民装甲兵要不要参加援朝作战，与强大的美军一决雌雄？
关键时刻，毛泽东再次定下决心：“往娘怀里躲的崽没出息，要在战斗中建设装甲兵！”
一声令下，年轻的人民装甲兵便同人民志愿军陆军部队准备入朝参战。
装甲兵部队党委做出决定：
要求部队在3个月内完成一年的训练任务，迅速掌握基本技术，随时准备入朝参战。
为此，许光达率领机关参谋人员深入到基层部队蹲点，帮助部队制定科学的训练计划，改革训练方法，突出重点、难点，提高训练质量。
与此同时，中央做出了建立一支强大的炮兵的决策，并决定组建军兵种领导机关。谁来掌舵炮兵呢？
毛泽东幽默地发话：“红四方面军有个陈锡联，外号叫‘小钢炮’，搞炮兵当然是内行！”
1950年4月25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年仅35岁的陈锡联为炮兵司令员，后经3个多月的紧张筹备，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委炮兵司令部于8月1日在北京成立。
1950年10月20日，陈锡联到中央军委报到，次日正式到炮兵就任。在陈锡联到京之前，中央军委已抽调四野特种兵副司令员苏进到北京筹建炮兵领导机关，并担任炮兵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1951年初，为尽快把领导机构建起来，以适应朝鲜战场的迫切需要，陈锡联请求中央军委将四野炮兵机关的大部分人员调京，充实了军委炮兵机关，成立了炮兵政治部、炮兵干部管理部、炮兵后勤部、炮兵军械部等部门。与此同时，在华东、东北、西北军区也建立了炮兵领导机构。
此时，在朝鲜战场第一次战役和第二次战役之间，志愿军在朝预备炮兵只有3个师部、14个团，战场压力很大。
经陈锡联等向中央军委请求，从西北、西南、中南等军区共调给军委炮兵8个“有良好的军政素质和丰富的作战经验”的步兵师，用以改建新的炮兵部队。
为使他们迅速掌握炮兵技术，陈锡联等先后在黑龙江、辽宁、河北、山东4省迅速组建了8个训练基地，采取了“紧张的、短期突击的、战时的训练方法”进行改装训练。
在此过程中，陈锡联指示对上述指战员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和我军宗旨等政治思想教育，使他们认清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坚定敢打必胜的信心，激发革命热情，自觉服从革命需要，投入到轰轰烈烈的改装、训练热潮中来。
就这样，只用两三个月就完成了改装、训练任务……这些完成改装、训练任务的部队，马上源源不断地输送到抗美援朝前线战场。
与此同时，军委通信部迅速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通信处，指导协助参战部队迅速健全各级通信机关与通信分队，从各地调集通信人员和器材补充入朝部队，在东北地区组织安装军用导航设备，抢建有线电通信线路和无线电转报台。
当时，志愿军领导机关只有9部短波电台、一个电话队，只相当于一个连。每个军有各类通信人员2500至3000人，占军总人数的5%至6%，无线电通信机60余部，还包括步谈机，有线电单、总机370余部，被覆线只有440余单公里。
为此，志愿军通信兵发扬勇敢顽强、准确细致的优良作风，运用以无线电为主的多种通信手段，保障作战指挥。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通信兵逐渐发展，至1953年7月，志愿军领导机关除有短波电台、音频电话外，还建立了无线电收发信集中台、载波电话、电传电报及无线电接力通信等固定台站；每个军有通信人员4400余人，占军总人数9%左右，无线电通信机320余部，有线电单、总机1200余部，被覆线1700余单公里，较战争初期分别增长3.8、2.2和2.8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