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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念在湖北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上作《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对剿匪作重要的指示和部署。
根据土匪活动呈现出的新情况，王树声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商讨，提出剿匪行动的方法与对策。
连指导员严肃地对梁老四说：“你过去欺压百姓，现在又隐藏枪支勾结土匪，你知罪吗？”
湖北联合清剿土匪
1949年5月16日，武汉获得了解放。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任命李先念为湖北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李先念同志主要任务是管理政府的日常工作。
1949年8月，李先念在湖北第一次党员代表会议上，作了《剿匪反霸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对剿匪作了重要的指示和部署。
1950年5月2日，中南军区奉中央军委4月29日下发命令，45岁的王树声被任命为湖北军区司令员，负责军区的工作。
鄂西战役之后，湖北就获得了解放，人民群众奔走相告，举行各种庆祝活动，紧接着，湖北成立了新政府，人民解放军也开始接管城市，建立军事分区。
王树声和李先念两位同志，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革命道路上携起手来了。
王树声同志原名王宏信，湖北麻城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与创建了麻城县第一支农民武装，1927年参与领导麻城暴动和黄麻起义。1928年后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团长、副师长兼团长、师长、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兼第三十一军军长、西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九军军长等职。他英勇善战，战功显赫，为创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刚刚获得解放的湖北省，湖北军区有很多任务亟待解决，当时匪乱猖獗、百业待兴，地方又要建立基层组织，还要进行土地改革……
当时，虽然王树声的担子很重，但他的激情却很高。那时他的妻子正在难产，可王树声却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工作上，因为他知道自己肩负着重要的使命。
在1949年，王树声从大别山剿匪前线回到湖北武昌后，就在做好其他工作的同时，开展了轰轰烈烈地剿匪行动。
中央对湖北军区提出了明确地要求，要他们务必在短时间内清除匪患，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使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
到了1950年4月份的时候，除鄂西匪乱猖獗外，其他地区的土匪基本上被剿灭，另有少数顽匪在省、县、区交界的偏僻地带活动。
由于鄂西处于湖北的边缘地带，是四省交界处，所以人员流动频繁，社会关系比较复杂。而且鄂西境内多山，地形复杂，其他省份的土匪常常会流窜到这里作案，弄得当地老百姓忧虑万分。
当时，鄂西的土匪主要有以下几股：
盘踞在竹溪、保康地区的股匪主要有“川陕鄂游击纵队”柯愈珊部、新编湖北保安第十七旅温而理部；兴山、房县、巴东边缘地区有股匪湖北保安第十八旅夏俊卿部、“川鄂人民自卫军”宋大香部以及兴山匪首张华堂部；龙山、来凤、酉阳地区有“川湘人民反共救国军”瞿波平部。
为了把湖北的土匪势力清剿干净，1950年5月份，王树声与湖北省委书记李先念商量后决定，在前期清剿的基础上开始联合清剿行动，主要目标是鄂西的土匪，其他地区的任务是清剿残匪。
在湖北军区的统一指挥下，一场剿匪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战士们摩拳擦掌，下决心一定为湖北老百姓除掉这些无恶不作的家伙。
湖北打响剿匪战役
1950年5月初，位于鄂西北九道梁地区的独立第一师第三团，在四川巫山友邻部队的协助下，在湖北的边缘地带进行剿匪，把窜于川鄂边境的“川鄂人民自卫军”击溃，然后，又迫使土匪总司令宋大香、参谋长吴顺旺、纵队司令宋彩凡、李殿成等投降，并解除了他们的武装。
根据湖北军区和王树声的指示，鄂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又先后向巫溪、兴山、巴东等地追捕土匪，迫使土匪“江北游击队”司令谭英甫、大队长贾澈贵投降。
鄂西北地区的剿匪部队还组织飞行小组，先后从四川、陕西等地捕回湖北保安第十八旅旅长夏俊卿、政治主任宋秉彝、团长何正元等多名重要匪首。
到6月份的时候，鄂西北一带的主要匪首大部分被捕获。
为了清剿边缘地区的土匪，湖北恩施军分区把6、7月定为“剿匪突击月”，先后在鹤峰、来凤、利川、宣恩、咸丰等县边缘地区组成9个指挥部（所），以全部兵力投入剿匪行动。
为了加强鄂西南地区的剿匪斗争，军区将独立第一师第一团调至恩施军分区，与独立第八团组成南线剿匪部队，清剿对象是“川湘人民反共救国军”瞿波平部。
首先，第八十二团在龙山招头寨摧毁了瞿波平的指挥部，歼灭匪第四支队第一大队队长彭镇南以下70余人，然后又用一部兵力封锁重要路口，防止土匪聚集，用一部兵力反复清剿控制区的土匪，先后将匪第九纵队副司令覃介民和支队长张晓南捕获，击毙匪大队长姚绍茂，沉重打击了鄂西的土匪势力。
在同一时刻，八十二团又把利川、石硅（属四川）交界地区的土匪基本肃清。
土匪“鄂西南游击先遣第三支队”支队长在解放军打击下，率部20余人投降。
恩施军分区在两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38次，歼匪2224人，缴获各种轻重机枪10挺，长短枪800余枝，取得了阶段性地胜利。
与此同时，沔阳军分区组成了3个联防会剿指挥部，在附近省份军区的协助下，捕获边境土匪130多人。大冶、黄冈、荆州、孝感等军分区也先后组织边缘会剿指挥部，共剿灭土匪800多人。
在朝鲜战争爆发以后，大量国民党特务潜入内地，这些特务和土匪狼狈为奸，暗地里组织力量和解放军对抗，他们建立“地下军”，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在这种情况，湖北境内的土匪再次活跃起来。
恩施军分区虽然严重打击了土匪势力，但由于鄂西与川、湘两省相接壤，多山区，很难彻底清剿，所以土匪势力在小股范围内依然很猖獗。
在大别山的匪首周醒民曾被蒋介石任命为“华中剿匪”总司令，现在他又先后搜集散匪组织了上百人的土匪势力。当地的“经门道”、“同善社”等反动会道门，也受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迷惑、怂恿、拉拢和操纵，会员瞬间发展到两万人。
这些土匪主要活跃在边境地带、偏僻山区和区乡薄弱的区域，他们聚众闹事，严重影响了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破坏了良好的社会秩序。
除鄂西边缘地带匪乱比较猖獗外，其他地区的土匪多为小股袭扰，他们喜好夜间行动，人员又非常分散，用欺骗利诱和杀害等手段控制群众，有的还挑拨人民群众和解放军以及新政府的关系。
在解放军对他们进行围剿的时候，这些土匪便化装成普通老百姓混迹在村野里。
土匪实行“人枪分家”，让解放军很难分辨。在清剿力度放松时，潜伏的土匪又持枪进行骚乱活动，有的跑到外省长期躲避，到那里积蓄力量，并寻找机会继续和解放军对抗。
土匪势力还组织反动会道门，发布谣言，蛊惑群众，甚至操纵并利用群众，向新生的人民政权挑衅，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安定。
另外，封建地主土匪武装也逐渐特务化，极具破坏性和危害性。
根据剿匪形势的新变化，王树声要求剿匪部队实行工作队化，组织发动群众，进行清匪，不要给土匪任何喘气的机会，见到一股，就打掉一股。
7月7日，湖北军区就剿匪行动做出如下部署：
恩施全部、宜昌西部、郧阳南部加强重点进剿和驻剿，两者结合进行，剿匪部队与工作队有机配合，求得基本消灭股匪，部分地区肃清散匪，克服单纯的“保境安民”观点，积极主动地消灭外省侵扰之匪。
在一般边缘区结合部，应加强工作队化，进一步发动群众，运用群众力量配合地方公安部门，在群众中广泛建立情报网、谍报组，做好打入匪特内部工作，加强飞行小组与工作队联系，提高飞行小组的机动灵活性，以便及时了解情况，予以捕捉和消灭，达到肃清散匪、残匪、捉尽匪首的目的。
中心区主要是结合公安武装，组织群众民兵，周密地调查潜伏匪特，捉尽大小匪首，收尽匪枪，巩固群众优势。
部署命令下达之后，剿匪部队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剿匪行动。
7月，恩施军分区部队虽给匪以严重打击，但由于该区与川、湘两省毗连，地形复杂，边缘区会剿尚未组成，以致股匪仍能骑墙跳跃，乘隙流窜。
8月，该军分区调整了剿匪部署，并开展了“剿匪荣誉竞赛月”，确定以歼灭南线股匪为主，重新组织了巴东、建始、恩施指挥部和宜恩、鹤峰、龙山指挥部，以一部分兵力工作队化，组织内线清剿；以一部分兵力由点到面，内外结合，对土匪的展开全面的围剿行动。
本月中旬，剿匪部队在王卯屋基地区，剿灭了瞿波平匪部第六纵队第二支队张让生以下70多人。
9月份的时候，剿匪部队又在龙山西南的安抚司、小坳地区反复搜剿土匪。解放军结合宽大政策展开行动，先后争取匪支队长向成先以下300余人投降。
到这里，湖北全省共剿匪8600多人，除鄂西南地区尚有“川湘鄂人民反共救国军”瞿波平、陈士等主要股匪4000多人外，湖北境内的土匪基本被消灭。
在剿匪部队的严厉打击下下，各股土匪纷纷逃窜、隐蔽。
剿匪部队总结出土匪活动的新的变化：
一是土匪派人打入解放军、农会、村政权、民兵等组织内部，长期埋伏，替土匪密送情报，取得联系，等待时机，里应外合，拖枪逃跑，或煽动暴乱与组织叛乱；有的以金钱、美女收买革命队伍的腐化堕落分子，为其利用；有的利用解放军的军人家属，要夫索子或造谣生事，动摇军心。
二是基本上依靠边缘区、偏僻区和人民政权工作薄弱的地方，此剿彼窜，骑墙跳跃，隐蔽活动，保存力量，发展势力。
三是采用精干武装，进行小型的、分散的、隐蔽的活动，采取“三组三人三地方”（分成情报收集、实施行动、转移三个组，每组三个人，分头活动）的活动方式，即使被发觉，也不易一网打尽。
四是控制人民群众，威胁与暗杀群众积极分子、爱国人士和基层干部。
五是利用封建迷信组织反动会道门，散布谣言，蛊惑群众，制造暴乱。
六是抢劫物资，破坏交通。
根据土匪活动呈现出的新情况，王树声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商讨，提出了剿匪行动的方法与对策。
对策如下：
进一步深入工作队化，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军区基干武装与公安武装、民兵武装三者密切结合。
统一领导，整顿内部。
展开以隐蔽对隐蔽的斗争，加强政治攻势。
在每一个中心工作运动中，贯彻消灭少数股匪进入到肃清散匪与抉剔潜藏匪特的任务，以此实现以高级的军事战、政治战与群众战，结合更高级捕捉破案的技术斗争的方针，从根本上肃清匪特及其再起的社会根源。
虽然敌人很狡猾，但解放军下定决心一定要和土匪斗争到底，不清剿干净，决不收兵。
剿匪行动依然在激烈地进行中。
消灭川鄂股匪
1949年12月18日，恩施军分区独八团八连在三营王副营长率领下，奉命从利川小河出发，在小沙溪与利川县大队会合后，立即向刘庄如等土匪聚集的活龙坪奔袭。
匪首刘庄如是国民党的老牌特务，在军统干了10多年，当时任“国防部”保密局鄂西行动组组长，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鄂西解放以后，刘庄如与国民党咸丰县长石宗林勾结起来，搜罗了200多名匪徒，打出“鄂西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旗号，由刘庄如任“总司令”。他们在咸丰、利川一带委任“官吏”，征粮收税，甚至围攻区乡人民政府，劫杀区乡小分队和民兵，妄想在川鄂交界地区建立“青白区”。
“青白区”就是悬挂国民党政府“青天白日旗”的国民党统治区。
鄂西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和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使得这里早已成为强人草寇的啸聚繁衍之地。刘庄如股匪最为猖獗。
因此，恩施军分区决定，立即消灭他们！
可是，就在王副营长率队到活龙坪时，土匪已经跑了。一打听，有的说已经逃到来凤，又有说逃到黑洞。这时，有群众反映说，原国民党乡长梁老四与刘庄如他们曾有勾结。
于是，八连马上对梁老四家进行搜查，结果搜出10多支枪。
梁老四自知问题严重，低着头不敢吭声。
连指导员严肃地对梁老四说：“你过去欺压百姓，现在又隐藏枪支勾结土匪，你知罪吗？”
“我有罪，我有罪，求大军宽大。”梁老四吓得不住地点头。
“我们的政策是‘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只要你老老实实，协助我们剿匪，立功赎罪，当然可以宽大。但是，如果你要耍滑头……”
还没等指导员讲完，梁老四赶紧表态：“我一定立功赎罪，协助大军。”
“好，我问你：刘庄如究竟逃到那里去了？”
“这个……这个……”
“晤？”指导员冷眼瞪着他：“不想说是吧？”
“不，不。我说，刘庄如他已经逃到二仙岩去了。”
这时，部队从群众口中也了解到，昨天还有土匪在去二仙岩路上的水坝宿营。
指战员们抓紧时间召开群众大会，张贴标语，进行一番剿匪宣传后，又匆匆赶路。
19日早晨，部队到达水坝。
街上乱纷纷的，群众讲：土匪昨晚在这里抢劫后，分两股跑了，一股由石宗林带10多人隐藏在附近；刘庄如带着200多人已经上了二仙岩。
王副营长迅速布置，部队继续追赶刘庄如。
他们翻越5公里的猴子灰高山，又急行军40多公里，黄昏时赶到了二仙岩附近。
这里是老苏区，老乡们见到久别的亲人，纷纷问长问短。
有群众报告情况说：“刚才有40多个背着短枪的土匪，往岩下张家街去了。”
根据这个情况，王副营长当即决定三连打张家街，八连从侧面迂回到岩上，并抽出1个排从岩上朝下堵击，不让一个土匪跑掉。
二仙岩耸立在万山丛中，纵横30多公里，只有10户人家。从山下通往山顶只有一条壁陡的山路，其中一段还要爬20来米高的梯子，地形极为险要。
八连勇士们从出发算起已经赶了70多公里路，很多战士鞋走破了，打着赤脚。现在，他们踏着没脚背的积雪，穿过深深的茅草，又一口气爬上坡长10多里的高山，悄悄摸进匪徒们住的郭家湾。
“不许动！缴枪不杀！”
匪徒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解放军从天而降，慌忙丢下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衣服、被子，往茅草中乱窜，结果还是逃不脱被俘的命运，当场有31个匪徒被捉。
这时，岩下也打了胜仗，并俘获了股匪总司令刘庄如。可是后来，狡猾的刘庄如乘隙逃脱。
部队趁热打铁，马上派人送信给石宗林，命令他赶快投降。
石宗林见无路可逃，没两天就乖乖地举起了双手。
此仗共消灭匪徒200多人，缴获轻机枪、步枪、短枪共计120多支，鼓舞了鄂西剿匪部队的士气，给鄂西顽匪们以沉重地打击。
降服保康匪首
1949年10月中旬，襄阳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张廷发命令刚由八十五团、八十九团整编而成的独立第七团进驻保康剿匪。
保康县位于鄂西北，荆山山脉自西向东横贯其中，有“襄宜咽喉”、“川东门户”之称。襄樊战役之后，国民党鄂北行署主任李朗星及邻县的反动头目都逃到这里，与保康土匪顽敌相勾结，企图凭借大山重整旗鼓，打乱解放军入川作战的战略部署。
要解放保康全境，肃清鄂西北顽匪，必须解决保康县九路寨这只拦路虎。
所谓九路寨，因山下有9条路通向山寨而得名。
九路寨位于保康县西南部的保（康）宜（昌）兴（山）交界处，海拔1700余米，方圆15平方公里，形似葫芦，四周多为悬崖峭壁，地势十分险要。这个山寨几百年来一直是“国中之国”，从来没有外地武装打进来过。
孙秀章在30年前收容土匪霸占山寨后，苦心经营，增修各项设施，现在构成了严密的防御体系。由于孙秀章不但长期抗捐抗税，还要在周围抽丁抽税，使国民党政府难堪，因而国民党曾多次派军队前来进剿，但都没有成功。孙秀章因此更加不可一世，他干脆自称“九千岁”，在寨前树立一块“九路国”的石碑。
孙秀章自以为已固若金汤、万无一失，故四处扬言：“国民党军队那么好的装备都攻不上我的山寨，更何况你缺枪少弹的土八路，要送死只管来！”摆出一副与解放军一决高低的架势。
周围的其他匪首也都附和说：“共产党要是能攻下九路寨，我们就自动缴械投降。”
为了防止解放军上山围剿，孙秀章切断了其中的7条路，只留下易守难攻的两条小路。进攻九路寨，不能不选这条路线为主攻路线。孙匪除了布置自己豢养的匪徒外，还向匪首阎世隆借来部分兵力以加强警戒。
为了不打无把握之仗，王清率排以上干部亲临山寨周围进行实地勘察，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采取偷袭与强攻相结合的战术，消灭孙秀章土匪。
11月31日中午，部队分4路纵队冒着滂沦大雨，踏着泥泞的道路，在马良、歇马、店还、百峰等地民兵的参与配合下，日夜兼程60公里，于次日拂晓前抵达预定地点，在走马岭对面的“马场”上架起了重机枪和八二迫击炮。
副营长徐鹏率三连从走马岭东南角迅速向山顶运动，被匪暗哨发现，孙秀章立即命令土匪封锁道路，砍断系着滚木、镭石的藤索。
顿时，两米多长的滚木和水桶大的镭石呼啸而下，直向三连砸来。
“利用地形，紧贴山崖。”徐鹏副营长赶紧呼喊。
指战员们沉着应战，一次又一次地避过了危险。
在此紧急关头，王清指挥“马场”的10多门八二迫击炮一齐轰击，很快摧毁了敌人的暗堡。
三连趁机发动攻势，扑向敌前沿阵地；二连在营长黄玉发、教导员许金兰带领下，从走马岭另一侧发动攻击，与三连密切协同；一连长杨永太，指导员郭怀兰则带领本连，以孙匪根本想不到、根本没有路的茅家沟另辟蹊径，采取搭人梯、抛绳摆渡的办法，抓住从错落叠压的石壁夹缝中伸出的孤松、古藤，攀悬崖，越峭壁，直捣土匪指挥部。
就在这时，三连一排排长李海林、副排长丁宗德和二排战士姜德从、李怀德一起登上了匪炮楼，把红旗插上九路寨。
占领匪前沿阵地后，指挥部向军分区发了电报，军分区立即复电鼓励：“王赵并转全体指战员：悉你们攻占九路寨前沿阵地的胜利消息，给予全体指战员记特等功一次，望再接再厉，发扬连续作战精神，力争全歼敌匪。”
军分区首长的鼓励，更加激起指战员们的杀敌豪情。他们乘势猛攻，直插孙秀章住地老鳖窝。
孙秀章企图率部从南岩突围，被堵截后，只得化整为零，分散隐蔽。
剿匪部队随即展开全面搜捕，从山洞里搜出李宗洋及其小老婆，俘获了100多名残匪和大批武器弹药。
老奸巨猾的孙秀章却带着家眷、武器、烟土和6名心腹，化装后由老湾岩摸下了山寨，并逃到兴山龙口河。最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向兴山县人民政府缴械投降。
九路寨战斗的胜利，对全县震动极大。
剿匪部队南北集团继而采取“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的战术，奔袭石坪、莫家还，接连捣毁匪据点。
在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下，保康境内尚存实力的匪十七旅三团团长刘善初和三团副团长阎世隆两股残匪，以及匪十七旅旅长兼保康县伪县长温而理等，也都于1950年1月中旬举起白旗投降。
王树声指导剿匪
1949年7月，任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的王树声，这时又被任命兼任鄂豫皖边剿匪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在组织领导湖北军区剿灭土匪的过程中，王树声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1950年下半年后，剿匪部队在思想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认识。主要表现在：
过高估计剿匪肃特成绩，对匪特的新变化、阴谋诡计、社会基础估计不足。
对群众迫切要求剿匪反霸的热忱了解不够。
满足于过去的剿匪清匪与肃特的经验，对匪特的新情况和上级指示了解与研究不够。
某些干部提出要下山，想收兵。
对匪特情况变化多以及形势发展快，感到“没办法”，产生“怕麻烦”的思想，对是否能够彻底肃清匪特信心不大。
针对以上情况，王树声开展了思想教育工作，打算消除剿匪部队的错误认识，并要求加强剿匪行动中的思想领导工作。
王树声这样对大家说：
没有很好的思想领导，就不会产生很好的实际行动。所以，我们部队要充分认识新的匪特情况及其活动特点，认识匪特的活动已从军事斗争为主转为政治斗争为主，已从公开的斗争为主转为隐蔽的斗争为主。
虽然残存土匪已接近肃清阶段，但斗争并不缓和，反而进入更加复杂、紧张、尖锐与深入的新阶段。
新阶段的剿匪行动斗争是更复杂的阶级斗争，也是我们准备进行土地改革而敌人要破坏土地改革的斗争。
王树声要求全军战士对此必须要有充分地认识，要求剿匪部队坚定胜利的信心，克服轻敌麻痹思想及一成不变的作战方法。
王树声针对一些地方出现两个工作中心、即地方强调以地方工作为主，部队强调以清匪工作为中心的问题，他向湖北省委建议成立各级“剿匪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全省的剿匪战斗。
王树声这样告诫大家：
加强清匪肃特中的一元化领导，是很好执行新的清匪肃特方针与任务的关键。清匪肃特越进入复杂、尖锐的新阶段，斗争就越全面，一元化领导就越加重要。如果我们不加强一元化领导，各搞一套，互不帮助，显得无力，敌人就有空子可钻。
王树生强调：
在地方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军队方面在各种工作上要贯彻清匪肃特为主，地方农村工作、公安工作、民兵工作均应强调清匪肃特内容。在各地党委统一领导下，专门负责清匪肃特的部门应取得密切联系，协同动作。
遵照王树声的指示精神，湖北省委和湖北军区于9月12日联合发出加强剿匪行动工作的重要指示，决定在省、区、县、乡各级成立“剿匪行动委员会”。
这些委员会以党委为领导核心，由军队指挥机关和地方的保卫机关、民兵机关、地方党委调查研究机关、公安机关等主要负责人组成，对当地剿匪行动工作实行一元化领导。
王树声任“剿匪行动委员会”主任，负责抓总。
由于在省、县边缘地带很难进行管理，土匪活动猖獗，很容易造成“三不管”的局面。
鉴于这样情况，王树声组织成立了各级清匪工作委员会，做为统一指挥机构。
王树声要求这些地区在清匪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下，实行县、区之间的联防，制定了协作制度。
所有军分区之间、县与县之间，要有很周密的布置，统一指挥，让公安部门也加入剿匪行动，有重点有对象地组织会剿、清剿。
为搞好与外省的联合会剿，边缘地区应主动与邻省区密切合作，越界清剿匪特，主动给兄弟省份提供情报，或向邻省区交换情报，以求协作剿匪。
针对散、潜匪采取隐蔽、分散活动的情况，王树声特别强调加强对隐蔽土匪的清剿。
为此，王树声就具体的实施办法做了如下的部署和安排：
一是利用降俘匪特，经过教育，打入匪特内部，给予他们任务，让其立功赎罪。
二是利用匪特家属及与匪特有关的人员瓦解匪特。
三是建立广泛的情报网，做到村村都有情报点，每村至少找10个可靠的农会会员或青年团员作为情报员，或利用可靠的复员人员，建立关系，给予任务，并利用妇女做匪特及其家属的工作。
并在新区与边缘区，发动全体干部通过亲朋好友等各种社会关系建立情报关系，交由公安部门和工作队或飞行组领导使用。对已建立群众优势之地区，给予积极分子以简单的任务，在农会中建立密报箱，对密报要详细研究，不受欺骗。
四是训练可靠的民兵与农会会员打入匪特内部。
五是在工作队中要建立情报小组与侦察小组，根据需要，化装成各种身份，做好侦察工作。
六是加强部队与群众的剿匪协作，提高部队与群众的警惕性与识别特务的能力，加强内部审查工作，寻找内部奸细。
王树声时刻关注着前线剿匪的情况，对行动中出现的偏差及时给予纠正。
他教育剿匪部队不要因为土匪狡猾多变，或是剿匪成绩不太理想就心浮气躁。
不能随便运用反侦察手段，没有足够的证据就不要随便抓人，抓人的时候地方上要经县委批准，军队要经县大队或团一级批准。
除土匪外，剿匪部队不能随便捕人，捕人权归公安机关所有，如果需要捕人的话，必须经过公安机关的同意才可以行动。
在剿匪行动中，王树声强调采取工作组、公安组、飞行便衣战斗组与民兵相结合的组织形式与斗争方法。因为匪特多在边境地带潜伏与活动，派大部队清剿是起不到作用的。
为了有效地剿灭土匪，王树声要求部队应多组织小型精干的工作组、公安组、飞行便衣战斗组与民兵相结合，通过工作组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在老百姓那里去了解土匪的情况，找受害群众、找土匪家属、密报检举。
王树声对这些小型精干的组织进行工作划分。
以公安组进行侦察破案等技术工作。
以飞行小组化装成各种社会身份，寻找土匪的踪迹，打入土匪的内部，利用当地民兵人熟地熟的特点，由他们带路追剿土匪。
遵照王树声的指示精神，湖北恩施军分区调集11个营的兵力，配合相邻省份的部队，在10月份共和土匪作战17次，剿灭土匪700多人。
黄冈、孝感军分区则以劝说土匪投降为主，军事作战为辅，剿灭了“鄂豫皖剿总”第二支队副团长张玉华、新生土匪王秀清等。
10月份，黄冈、孝感军分区共剿灭土匪888人，缴获小炮、重机枪、轻机枪、各种枪支、子弹、炮弹、炸弹，以及其他一大批军用物资。
11月，在我军民的联合清剿下，湖北境内的土匪和特务，在边缘地区还有小股活动，而在湖北省境内的大量土匪都隐蔽起来了。
虽然这些土匪的数量不是很多，但他们却分散在各个角落里，那些未落网的土匪骨干分子，带来的隐患更大，剿匪工作仍不能掉以轻心。
这个时候，在湖北境内还发现封建反动会道门及“地下军”组织400多个。
在这些反动分子策划下，各地暴乱、抢粮、暗杀、纵火、投毒等案件不断发生，严重威胁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也对我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威胁。
剿匪部队和地方政府组成了数千人的工作队，分散各地去清剿这些反动势力。
11月份，湖北恩施军分区共消灭土匪1200人，黄冈军分区摧毁了“反共救国军铁血青年团”。
沔阳军分区破获“武装反共游击队”、“龙虎风云会”等组织。
宜昌军分区捕获中统特务少将处长徐亚东、湖北绥靖师少将处长柯柱等匪首16人。
12月，孝感军分区破获“豫鄂皖赣人民反共救国军”八师、五师及“反共自治委员会”，俘第五师、第八师师长马玉峰、祝幼民等60多人。
从11月份到12月两个月的时间里，全省共剿匪2600多人。
1951年1月，为了增强剿匪的力量，湖北军区开始招纳新兵员，并对于新兵员军区进行集中整训、进行思想教育。
看到解放军部队开始整顿军队，一些土匪、特务、恶霸和反动地主又趁机作乱，于是，某些地区潜伏已久的土匪开始了破坏活动。
对于出现的新情况，王树声在1951年1月31日、2月2日，又对剿匪行动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王树声让各级干部务必提高警惕，消除自我满足的情绪，在思想上要紧张起来。
另外，王树声要求领导干部不能因为其他工作繁重而把剿匪的工作丢在一边。
为了加强清匪、治安等工作，1951年4月，王树声、李先念做出组成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的决定。
在随后的很短时间内，湖北军区成立了近800人的专职便衣工作队。
王树声高度重视专职便衣工作队的组织工作，并要求工作成员要做到以下几点：
消灭有形的股匪。
远道捕捉潜匪和外区的知名匪首。
搜剿本区潜散匪首匪众。
镇压匪特及反动会道门的暴乱与骚动。
协助公安机关侦察破案，破获匪特“地下军”组织与特务组织等。
协助公安机关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巩固乡村人民民主专政。
经常注意调查收集匪、特、霸的活动情况与社会情况。
在当地党委领导下，深入农村，参加群众运动，进行反霸、减租、土改、生产、救灾等工作。
如发现新起股匪与大的暴乱时，在当地部队积极支援下，予以捕歼之。
为了加强清匪便衣工作队内部的政治工作，王树声督促各级领导对工作队进行整顿，以轮训方法检查与总结工作，施以政治、政策、纪律与技术教育，以提高政治觉悟、政策水平与斗争技术。
同时，加强清匪便衣工作队公安化，结合公安部门和民兵武装，三位一体地做好清匪工作。
为了彻底肃清土匪势力，专职清匪便衣工作队踏遍祖国南北。
他们北到哈尔滨、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南到中越边境之睦南关今友谊关、湖南、江西等地，东到上海、浙江、安徽等地，西到成都、重庆、万县等地去追剿潜逃的土匪。
清匪便衣工作队在全国各地捕获匪首共257人。
除外省捕捉逃匪外，分布在各地的便衣队还破获“地下军”及封建会道门组织100多起。
为了尽快剿灭边境地区的土匪和特务，1951年5月7日，王树声与李先念联合发出了命令。
命令如下：
以京山、钟祥、洪山、随县、应城5个县组成洪山清匪指挥部。
蒲圻、崇阳、嘉鱼边结合部组成蒲崇嘉清匪指挥部。
荆门、南漳、远安组成荆南远清匪指挥部。
随北、应（山）北、礼（山）北组成随北清匪指挥部。
命令下达后，黄冈军分区为配合皖西军分区的进剿任务，以毛岭区及桐山、五儿山为中心建立了英（山）罗（田）麻（城）与蕲（春）黄（梅）广（济）两个清匪集团。
各剿匪联合指挥部建立后，采取快速捕捉、侦察破案、发动群众搜山围剿等有效手段，先后捕捉了熊启民、陈正安、廖异华等土匪首领。
至此，基本上剿灭了黄冈边缘区的土匪，维护了这些地区的社会治安。
从1949年6月到1952年12月，由于王树声、李先念及各级党委重视对清匪工作的领导，全区普遍建立了清匪治安委员会与清匪便衣工作队，因而在剔除潜匪、侦捕逃匪、搜剿边缘区股匪及协助公安部门侦察破案等方面，均取得了显著成绩。
在王树声的直接领导下，湖北军区共剿匪6.4万人，基本上肃清了湖北境内的土匪势力，大量潜逃在外的土匪也被抓了回来。从此，湖北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王树声在组织领导湖北军区清匪肃特过程中，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为彻底剿灭湖北匪特，建设新湖北做出了不朽的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