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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姐”风范

迟到的“会晤”

对张学良来说,他已经实现了“红尘觉悟”,百年风霜历尽,万事秋风过耳,一切都付之旷怀达观,因此,有“平生无憾事”的说法。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哪里是“无憾事”,而是憾恨多多呀!甚至可以说,多到“恒河沙数”,难以计筹的程度。那些“重头戏”不去说了,只拣在他的百年生涯中一件说大未必大、说小绝非小的情感方面的缺憾来讲。

1991年,张学良专程赴美探亲。依照常理,他的结发妻子于凤至,尽管二十几年前解除了婚约,但彼此间的情感并未斩断,所以,所探之亲中应该列在首位。可是,令人憾恨的是,竟然来晚了一步,她已经提前走了。她隔海相望了整整半个世纪,“望穿了盈盈秋水,蹙损了淡淡春山”,苦苦地等啊,等啊,最后实在撑持不下去了,不得不颓然倒下,怅憾先行。晚到的责任,当然不能记在张老先生身上。古人说“戴盆难以望天”,铁窗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呀!

从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所著《张学良在美国》一书中得知,抵美之后,老先生曾在他和于凤至的女儿闾瑛的陪同下,乘飞机从旧金山前往洛杉矶,然后,驱车直奔风景秀丽的好莱坞山。女儿搀扶着他,看了山顶上那幢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风格独特的米黄色建筑,里面陈设的一桌一椅,每一件都是严格按照女主人和张学良在东北的家的样式摆放的。女儿说,这是母亲十二年前以巨金买下来的别墅,她希望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共同在这里安度晚年。听到这里,老先生神色黯然,低下了头。他在想什么?是忆念?是愧疚?我们无从得知。他在静夜无眠之时,是否也曾追忆过凤至“大姐”那颀长、窈窕的身影?因而也说不清楚此刻他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只听老将军以喑哑的声音,催促着迅速前往城外的树林草地墓园,说要尽快地赶往久违了的凤至大姐的身旁。

汽车沿着山麓飞速地前行,穿过了郁郁葱葱的雪杉、红松林,不远处,就见到了这处墓地。小小的一个方块,有矮矮的石墙围着,墓前竖立着一尊白色大理石女神雕像,墓碑用英文刻着“凤至张?摇1899—1990”一行字。就是说,她仍然自认是张将军的结发妻子。而最令人伤情、令人感动的,是在她的墓旁还有一块墓地,说是留给丈夫张学良的。谁知竟然成了空空的等待!

老先生此刻满怀伤感地肃立在墓前,微闭着双眼,声音低沉地叨念着:“大姐,你去得太匆忙了。你若再等一等,我们就能见面了。”是呀,他清楚地记得,“大姐”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上年3月20日,再过几天,就整整一年了。

女儿告诉他,母亲总是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和父亲在一起。去年年初,她听说父亲要来美国探亲,高兴极了,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万没想到……女儿还说,母亲弥留之际,留有口头遗嘱,大意是:她死去以后,埋在洛杉矶城外的山上,以便能看到遥远的故乡。在她的墓旁,再挖一个空墓穴,留给他……

女儿说,直到咽气,母亲还惦记着要和父亲在一起。

我想,此刻的老将军,感情的洪水该在他的心头掀涛涌浪、放纵奔流着。或许像是撞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绵延不绝的记忆之潮,将他推回到迢递的往昔。冥冥之中,他似乎又见到了这位知情知义、宽厚待人,真情至死不渝的永远的“大姐”。

归途上,他一改往日活泼、开朗的面容,神情凄苦,缄默无言。原来,他正沉浸在往事依稀的追忆之中,他的思绪已经飘回到太平洋彼岸遥远的故乡……

凤命千金

那是民国二年的中秋节吧?他的父亲张作霖因为执行剿匪军务,来到辽北的边城郑家屯,与当地商会会长、“丰聚长”商号老板于文斗相识,并结为朋友。这天,他意外地见到了于家的千金小姐,貌美,端庄,大方,娴雅,而且才学出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学馆中读了很多书,老帅当即动了要娶她作儿媳的心思。《诗经》有言:“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当时,大帅的至交、洮辽镇守使、绰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将军,恰好在这里驻节,便锐身自任,主动担起了“牵线月老”的角色。

日后,于凤至对这段成婚的往事,曾有专门的回忆: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门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注定的姻缘啊!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以后称为“大帅府”)。

回忆中,于凤至还专门谈了她对大帅的印象:

全府各房都对大帅十分服从,有时大帅召集各房家人全体集会,这时是大家互相见面相谈之时。大帅常讲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做人的道理。更说到东北被日俄两国侵占的处境,以及他对老毛子(俄国)、小日本的斗争。他说他要把日俄赶出东北。他常骂各地军阀都是假借爱国爱民之名,实为谋取个人名利。中国的落后、腐败,全是这群军阀造成的,他要一统天下,使中国强大起来。他是草莽出身,但是,努力学各方面的知识,找各方面有学识的人帮他。他听取谏言,大办工厂、企业;兴建水利;发展兵工厂;建立海军、空军;创办了一时之盛的东北大学;把一些东北青年送到海外各国留学。他给东北的军政官员规定了两条:一是只许减税,不许有苛捐杂税;二是不许克扣军饷和虐待士兵。犯这两条的一律杀头。

最后,她深情地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爹娘的身旁,回到郑家屯,回到大帅府。故旧亲朋和乡亲们的面孔,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我牢记汉卿和我离别时的话:“盼望我们能熬过这大难,得到自由,一同回故乡。”这一天能来到吗?

成婚之日,少帅十六岁,夫人长他两岁。为此,日后几十年,他总是以“大姐”相称,当然,这里很大的成分还是出于敬重。而凤至女士,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大姐,对少帅都是无微不至地爱抚、关怀、体贴,从不撒泼、使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的识大体,有见识,大度雍容,进退有节,以其闺阁风范赢得了丈夫以及阖府上下的特殊尊重。同时,“大姐”的进门,不啻良师在侧,对于少帅的莽撞任性、率意而为,也发挥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1928年6月,大帅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在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的精心策划下,大帅的五夫人寿懿偕同稳重、沉着的长房媳妇凤至,同理乱局,共渡艰危。她们忍着深悲剧痛,秘不发丧,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大帅的饭食,医生天天进入帅府为大帅换药,逐日填写医疗处方,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等巧作周旋,争取到必要的时间,等待少帅秘密潜回,妥善料理。

少帅接掌帅印之后,诸事集,公务极为繁忙。只有到了年根底下,才算喘过一点气来。往年一到这个时节,由于老帅喜欢热闹,整个帅府,上上下下,欢声雷动,灯花灿烂,鞭炮轰鸣;可是,今年由于大家怀念老帅,府沉浸在悲凉、肃穆的氛围之中。张学良更是打不起精神来,情怀沮丧地斜卧在床上,满脸挂着泪痕。“大姐”凤至的心情也同样难过,但她还是亲切地解劝丈夫:

汉卿,在这除夕之夜,我知道你心情沉重,你是在想爸爸,大帅府里又有谁不怀念他老人家呢?全帅府的人失去了靠山啊!

不过,人死了又怎能复生呢?难过又有什么用?现在你是一家之主,你这样消沉,夫人们岂不更是难过!全家人都这样,怎么行!

所以,汉卿,你千万要克制一些。况且,国事、家事,双重任务在肩,你必须振作起来,可千万别倒下呀!

听了“大姐”的一番话,少帅霍地坐了起来,动情地抓住凤至的手,说:“大姐,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大年初一,夫妻二人吃过饭,打扮好,并肩在老帅遗像前肃立、默哀、三鞠躬。然后,于凤至又到各位夫人房里拜年、请安,说:“汉卿初掌全盘,希望各位姨妈支持他、体谅他,大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然后,又召集各房弟弟、妹妹,说:“你大哥说了,今晚要举行迎春晚会,弟弟、妹妹们每人都要献上节目,让夫人们高兴高兴。嫂子在这里拜托了。”

关键时刻,凤至“大姐”总能拿出主意,铺排场面,俨然成了一个主政的凤姐、理家的探春,博得了帅府上下的一致好评。

出于高度信任,在早年的军政生涯中,少帅确实把凤至“大姐”看作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他在同唐德刚教授说起果断处置“杨常事件”的经过时,讲到了于凤至一言九鼎的独特作用:

杀杨、常,事前我只与王树常商量过。我说我要放炮,他说万万不可。我也和于凤至商量过。我本来想把杨关起来,不想杀他。她说:“你能关得住他吗?张作相等人为他求情,你是放,还是不放?”这话让我下了决心,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这也是之所以我要用银元卜卦的原因。我丢了三次,都是大头在上,我说可能是成色问题。再押反面,丢三次又全是反面。我太太(于凤至)就哭了,她知道我要杀人了。她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活。”

紧接着,凤至“大姐”又提示少帅:事不宜迟,应该马上组织军事法庭,对杨、常进行公审;并且向东三省公众公布他们多年策划战争、勾结日本、妄图谋权篡位的罪行;同时,向南京政府和东北各界,通电说明杨、常伏法等有关事宜。

应该说,此事所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而且,事关全局,风险至大,稍有纰漏,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最终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处置得比较妥善,少帅政治上的日渐成熟,成竹在胸,稳操胜算,起了主导作用;也和老帅在奉系军阀中打下的基础及其身后的余威、余荫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里也应记上一笔凤至“大姐”关键时刻拿定主意、事后又能精心擘划的功劳。

更多的是敬重

结婚十多年来,张学良对于“大姐”,不仅充分信任,而且也是有情有义的。有这样一件事,令于凤至终生念念不忘:在她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病得非常严重,中外医生都束手无策了。当时,少帅的岳母提议,要把凤至的侄女给他娶过来,帮她照料这些孩子。少帅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说:“这事绝对使不得!她现在病得这么重,若是把她的侄女娶过来,那我不就是这边娶亲,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呀!”后来,凤至奇迹般地痊愈了,她为这件事,铭感于心。

这样,对丈夫也就倍加关怀,倍加宠爱,以至对于他的放荡生活也完全放任了。“大姐”也清楚,老帅生前对儿子有过“成亲以后,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的承诺,所以,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甚至还曾对少帅这样说:“我比你大两三岁,是你姐,哪有姐姐不宠着小弟弟的!”用少帅的话来讲:“所以,对我也就很放纵,就不管我了,拈花惹草的。”

《于凤至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汉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权势和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之下,很多女人为谋取私利,不顾道德和法律,用一切手段缠住汉卿。汉卿对女人又十分随便,前后有很多人和他发生关系。对此,我从不过问,我相信他决不负我。只有对王正廷的妹妹,他找我,要求我接纳她做二房,说她人品好,留学归国,学识很高,并因王正廷的关系,和政府要人都有渊源,一再要求。为此事,我再三思考后拒绝了。我说,为了我们两人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我不能同意。最后,汉卿依从了我的意见。我心里感到很安慰。汉卿没有背弃他的诺言。

“汉卿对女人十分随便”。凤至这么说,绝非空穴来风,下面就有一个典型实例。

据窦应泰《战乱中生死相依的天津姑娘》一文记载,1920年,少帅前往吉林剿匪期间,在一次堂会上,同年仅十七岁的菊坛女伶谷瑞玉相识,共同的艺术爱好使他们相互产生好感。尔后,在深山密林中,少帅中惯匪冷枪,身负重伤,多亏谷瑞玉日夜护理,才渐趋康复。这样,爱慕加上感激,少帅很快地便和她走在一起,并带回到奉天城。由于畏惧父亲的威严,也不敢直接面对凤至“大姐”,只好让她寄居在朋友家里。姑娘倒很开通,说:“跟上你,是缘于爱慕,甘愿放弃演艺生涯,也不计较有无如夫人的名分。”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她便毅然登上军车,前往烽火弥漫的战场寻找张学良。其时奉军遭到重创,少帅痛苦之极,竟要开枪自杀;谷瑞玉紧紧把他抱住,加以制止,并激励他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回到奉天后,她仍然单独住在外面,由于耐不住寂寞,被少帅政敌杨宇霆的三姨太笼络过去,结果卷进了政治的旋涡。面对这种局势,凤至“大姐”从顾全大局出发,主动地纡尊降贵,到经三路宾馆去迎请谷瑞玉,要把她接进帅府,以免受人利用,危害少帅的前程。但谷瑞玉执意排拒,后来,他们终于分开了。难能可贵的是,凤至“大姐”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识见与器度,令人十分钦佩。

孰料,事情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最使凤至“大姐”沮丧、难堪的,是年轻漂亮、美慧天成的天津少女赵四小姐的突然闯入。这次,她确实感受到一种完全失控、直至无法承受的意外打击。为着维护一己之尊严和作为妻子所特有的权利,她本来也可以拼死抗争,闹个沸反盈天,江河倒泻;以她当时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威望,可以赢得家庭内外普遍的支持,就是说,抗拒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念及赵四小姐已经无家可归,没有了退路——父亲登报声明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这就意味着切断了归路;而且,这时的赵四小姐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即产下了婴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是逼着他们斩断情缘,纵使不致逼出人命来,起码也显得她有些残忍、太不近人情了。加上,赵四小姐一进入帅府,就跪在地下向大姐叩头,信誓旦旦地说,永远不忘大姐的大恩大德,许诺一辈子只做少帅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揆情度理,悲天悯人,凤至终于以大度包容的态度,把赵四小姐接纳进来,并用她自己的钱,给赵四小姐买了一处房子;特意吩咐财务人员,从优给她开付工资,表现出一位贤惠女性的博大胸怀。

人们常说,爱情与婚姻常常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并非完全是一码事。少帅同妻子于凤至也正是如此。虽说相敬如宾,彼此十分尊重,感情也不为不深;但敬重、感激是一回事,而爱情又是另一回事。可以说,终其一生,少帅同“大姐”也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爱情。在同海外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交谈时,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我跟我太太啊,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一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我跟你说,她对我实在是很好啊。

这就是说,到头来,面对发妻的付出,张学良作为丈夫,只不过是感激,更多的是敬重,而并非真正的爱情。那么,对于凤至“大姐”来说,当然就只能做一个贤惠的妻子,而绝非亲昵的爱人。

艰难岁月

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凤至“大姐”正在英国陪伴着孩子读书。当她惊悉丈夫被蒋介石拘禁之后,便忍痛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友人照料,不顾身躯羸弱,万里迢遥地只身赶到上海,经由宋氏兄妹通融,被允准到溪口同丈夫见面,陪侍在他的身边。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

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在里外隔绝、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汉卿所受的精神打击很大,十分痛苦。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信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关乎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的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未见。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世人,对得起老帅的在天之灵。他痛定思痛,逐渐认识醒悟,说:“我是应该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

我说,如果我在西安,我是绝不会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他说,是有人劝我不要送蒋,我不听。你在,飞机场上又有宋美龄,你不许我上飞机,我只有不上飞机。但是,我是从来不后悔的,今天,我无怨无悔,只有恨。

汉卿向我说明了事变前后这些事情,向我指出:“蒋欺骗大家,自然不会放过每一个人。他们公开处死我,可能感到为难,但必要时,会用办法整死我。你要记住:我已同意你的意见,我决不自尽,我要尽力争取保住性命,以求公道的一天;你也要保重自己,为我把这些事情真相原委传递给世人。世道炎凉,人心难测,有的人会出卖我求荣,有的人会背叛我保命。我们二人要坚强,更要冷静去面对明天和面对这些人。”

今天,我再回忆他的每一句话。这么多年来,他所说的一一出现,世道人心是如此冷酷啊!

之后,在凤至“大姐”的陪伴下,张学良被转移到了黄山。五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军旅出身的张学良来说,倒不觉得怎么样;而身体素来娇弱又经过大病煎熬的“大姐”,可就吃不消了。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不料,在那儿只住了十多天,南京失守了,为防止出现意外,便又被解往江西的萍乡。两天多的崎岖山路,又使“大姐”受尽了颠折。住上三个多月,再次转移,匆匆赶赴湖南郴州,一路上更是崎岖历尽,苦不堪言。当局选择城外险僻的山顶上一座旧庙作为监禁少帅的场所。当时,那里正疾疫流行,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住了一段,春节过后,张学良又被秘密押解到湘西沅陵的凤凰山。道阻且长,跋山涉水,乘车上船,一路上,“大姐”跟着他受尽了颠簸之苦,最后住进山巅的凤凰古寺送子殿里。这是一处年久失修的古建筑,木制地板破损得很厉害,走在上面,吱嘎作响。她唯恐丈夫休息不好,连走路都是轻轻地,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却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也亏得凤至“大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耐心开导,为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他才得以顺利挨过那段充满苦难的艰辛岁月。为了表达对大姐的感激之情,少帅苦中作乐,即兴戏吟一首七言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正是在这“非人间”的“天地”,“落魄的凤凰”身体彻底垮下来了。但她为了不给丈夫增添烦恼,忍受着一切的痛苦,从无半句怨言。哪怕是心情百般郁闷,她也还是耐心地安慰他,仿佛这般般苦难都是由她造成的。在此期间,远在伦敦的次子被纳粹的狂轰滥炸所惊吓,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凤至“大姐”肝肠寸断,在全身心地帮助丈夫解除内心愁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思子之痛——对一位母亲来说,这当是最为残酷的精神折磨。

一年过后,湖南局势也更趋紧张,日本侵略者直逼长沙,于是,少帅又被转移到了贵州。汽车艰难地爬行在蜿蜒的山路上,不时地熄火;凤至“大姐”也像带病运转的汽车,脸色蜡黄,说话没有气力,觉得全副身躯都像散了架子。到达禁所之后,她发现左侧乳房长出三个明显的肿块,有时痛得厉害,竟至冷汗淋漓。经医生诊断,患上了乳腺癌,必须立即转地实施切除手术,才有存活希望。最后,在宋氏兄妹帮助下,允许她赴美就医,由赵一荻来替换,当时是1940年2月。岂料,此番分手,竟是夫妇二人的生死长别!

对此,《于凤至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1939年末,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县。第二年春天我患了乳癌,汉卿沉痛地说:“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背弃诺言,他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下决不自杀,还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还告诉我:“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是戴笠让她来的。”

意外飞鸿

“大姐”身在海外,心系丈夫,经常给他寄送各种衣物、食品,并天天祈祷上苍,保佑他早日脱离苦海,重新获得自由;盼望着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团聚。其间,她还通过报纸揭露张学良被拘押监禁的事实真相,并通过种种关系,在美国国会和司法界,在上层人士中,奔走呼号,呼吁早日释放张学良,给他以人身自由。当时台湾还没有被逐出联合国,于凤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抗议,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这种“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的坚强信念,支撑着她一直挨到1964年的夏天。

突然,静如止水的生活,又一次翻起了掀天巨浪。她遭遇到平生最为惨重的致命打击。起因是女儿、女婿从台北归来,带回了父亲的一封信:

我的爱妻凤至大姐:

闾瑛、鹏飞之来,带来了你的信息,知你生活平静,身心健康,不胜高兴,思念之情,稍得安慰。

数十年了,你与我同历盛衰,共赴磨难,汉卿于心何忍。我一人获罪,却连累三人坐牢(还有一荻小妹),我心难安。然而,你从无怨言。芝魂兰韵,谁人可比;昆玉秋霜,再无匹敌。你对汉卿恩之深,爱之厚,关照之重,永世难忘。今生得一凤至为妻,足矣!

反思之,我给了你一些什么呢?只有一世辛苦、半生哀怨。忆之思之,俱汉卿之罪孽。我这一辈子,虽不得其志,至今无悔;只有一件憾事,那就是对不起大姐。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想当年,弟统兵数十万,南征北剿,气吞万里如虎。也曾为开发东北,稳定中原,坚树勃勃大志,大展武运雄风。谁能料到,阴错阳差,舛途生变,无过而遭唾骂,无罪而受牢刑。此间你为我陪牢伴狱,形同犯妇。呜呼,身世浮沉,其非天意耶?奋争固然可贵,成败千古莫测呀!

近年来,小弟超脱凡俗,习读《圣经》,似有所悟,意欲摒弃一切人间苦恼,而皈依基督。然戒律有言,不能一夫多妻,只有一位太太才能受洗。小弟权衡再三,一生所剩时光苦短,且与大姐重逢无日,夫妻之情名存实无。而一荻在我身边,伺奉晨昏,也有几十年光景,遂生求近而舍远之念,请求大姐与汉卿解除婚约。大姐是至明至察之人,对汉卿之心洞若观火,一定能深加理解,遂小弟心愿。何去何从,任由大姐酌定。

弟学良手启

“大姐”读了丈夫的信之后,心痛如捣,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洒脱,通情达理,包括当年突然面对谷瑞玉的冲击、赵一荻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连续多天,坐卧不宁,茶饭无心,苦苦思考着对方的请求。

尽管两人远隔重洋,身在万里之外,而且,彼此暌隔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她考量问题,仍然像当年聚首时那样,习惯于一切以丈夫为转移。为了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至于个人的苦楚,算不了什么。想到这些,便毅然告诉女儿:“只要能使你父亲得到安慰与欣悦,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她想的是:蒋介石把汉卿圈在牢笼里,随时随地都会把他处死。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吃尽了苦,受尽了罪,连死都不惧怕,难道还怕在离婚书上签字?在她看来,对于所爱的人,最高的境界是从其所欲,是成全,那么,留给自己的又是什么呢?只有“打牙咽进肚里”,默默地把苦涩埋在心底。

唐德刚先生曾题诗赞颂《于夫人主动离婚》:

为尊教义礼真神,未许娥英自在亲。

最是贤良称姐弟,平生稽首凤夫人。

贤妻良母

实际上,凤至“大姐”对于离婚一事,并非情愿,更谈不上什么“主动”,这从下面摘录的她的长篇自白中,可以看得鲜明、真切。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友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残害忠良。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合适,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

一年一年过去了。1964年,台湾市面上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随即被查封。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的手段。汉卿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赵四在学校没念过什么书,并没有如此文笔。

1964年,蒋介石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为了此事,某某(张家某远亲)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没什么联系的人,竟开门见山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的。我问他: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回答说:不是,说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

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他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每年和我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如此。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凤至“大姐”的屈己待人、雍容大度,着实令人感佩。抛开那些政治联姻者不算,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女子会对身边出现的一个年轻、貌美的情敌无动于衷,这可说是另一类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然而,她不仅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且,在尔后的数十年间,始终如一地待之如亲生姊妹;即使最后“鸠占鹊巢”,她仍然说“我不怪她”。直到垂暮之年,她还同子女说:“绮霞小姐对张家是有功的。”看得出来,只要是有功于自己所钟爱的男子,哪怕她是情敌、是对手,她也公平对待,爱人如己。“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就死!”爱一个人能达到这个份儿上,真正是难以企及的高标准了。

爱新觉罗·溥杰见到过于凤至,夸赞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花”。是的,她真的是一枝“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莲花。就凤至“大姐”来说,我以为,其德、其品、其才诚然可钦,而其情、其遇尤为可悯。尽管她献出了全部爱情,但最终却并没有赢得爱情,一辈子都陷在无望的痛苦等待之中,最后以九十一载惨淡人生,书写了一部令人黯然神伤的人间悲剧。她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忠贞不渝,什么叫生死相许。因亦为诗恸之:

形神磨难苦连年,久染沉疴幸得全。

一世飘零风荡草,涛声如诉意绵绵。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看,作为边城僻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能够为举世知名,受到时人与后世的关注与赞叹,客观上确也得益于那位多姿多彩的传奇丈夫。唐德刚教授有言:“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如果不是嫁给张学良,于凤至至多不过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颠折、苦难的人生,成就了她的女性光辉、人格魅力,树立了一种东方文化传统的“大姐”风范。 hasQXzalB5Orh0Qo8CFiVgl5hFrgDE9u6xJuvhgQxWqZxukIDW29rgIUolzrILk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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