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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到的“会晤”
对张学良来说，他已经实现了“红尘觉悟”，百年风霜历尽，万事秋风过耳，一切都付之旷怀达观，因此，有“平生无憾事”的说法。其实，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他自己比谁都清楚，哪里是“无憾事”，而是憾恨多多呀！甚至可以说，多到“恒河沙数”，难以计筹的程度。那些“重头戏”不去说了，只拣在他的百年生涯中一件说大未必大、说小绝非小的情感方面的缺憾来讲。
1991年，张学良专程赴美探亲。依照常理，他的结发妻子于凤至，尽管二十几年前解除了婚约，但彼此间的情感并未斩断，所以，所探之亲中应该列在首位。可是，令人憾恨的是，竟然来晚了一步，她已经提前走了。她隔海相望了整整半个世纪，“望穿了盈盈秋水，蹙损了淡淡春山”，苦苦地等啊，等啊，最后实在撑持不下去了，不得不颓然倒下，怅憾先行。晚到的责任，当然不能记在张老先生身上。古人说“戴盆难以望天”，铁窗生涯中他身不由己呀！
从张学良研究专家窦应泰所著《张学良在美国》一书中得知，抵美之后，老先生曾在他和于凤至的女儿闾瑛的陪同下，乘飞机从旧金山前往洛杉矶，然后，驱车直奔风景秀丽的好莱坞山。女儿搀扶着他，看了山顶上那幢掩映在苍松翠柏间的风格独特的米黄色建筑，里面陈设的一桌一椅，每一件都是严格按照女主人和张学良在东北的家的样式摆放的。女儿说，这是母亲十二年前以巨金买下来的别墅，她希望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共同在这里安度晚年。听到这里，老先生神色黯然，低下了头。他在想什么？是忆念？是愧疚？我们无从得知。他在静夜无眠之时，是否也曾追忆过凤至“大姐”那颀长、窈窕的身影？因而也说不清楚此刻他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滋味。只听老将军以喑哑的声音，催促着迅速前往城外的树林草地墓园，说要尽快地赶往久违了的凤至大姐的身旁。
汽车沿着山麓飞速地前行，穿过了郁郁葱葱的雪杉、红松林，不远处，就见到了这处墓地。小小的一个方块，有矮矮的石墙围着，墓前竖立着一尊白色大理石女神雕像，墓碑用英文刻着“凤至张？摇1899—1990”一行字。就是说，她仍然自认是张将军的结发妻子。而最令人伤情、令人感动的，是在她的墓旁还有一块墓地，说是留给丈夫张学良的。谁知竟然成了空空的等待！
老先生此刻满怀伤感地肃立在墓前，微闭着双眼，声音低沉地叨念着：“大姐，你去得太匆忙了。你若再等一等，我们就能见面了。”是呀，他清楚地记得，“大姐”离开人间的那天，是上年3月20日，再过几天，就整整一年了。
女儿告诉他，母亲总是盼望着，有那么一天，能和父亲在一起。去年年初，她听说父亲要来美国探亲，高兴极了，做好了迎接的准备。万没想到……女儿还说，母亲弥留之际，留有口头遗嘱，大意是：她死去以后，埋在洛杉矶城外的山上，以便能看到遥远的故乡。在她的墓旁，再挖一个空墓穴，留给他……
女儿说，直到咽气，母亲还惦记着要和父亲在一起。
我想，此刻的老将军，感情的洪水该在他的心头掀涛涌浪、放纵奔流着。或许像是撞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百感交集。绵延不绝的记忆之潮，将他推回到迢递的往昔。冥冥之中，他似乎又见到了这位知情知义、宽厚待人，真情至死不渝的永远的“大姐”。
归途上，他一改往日活泼、开朗的面容，神情凄苦，缄默无言。原来，他正沉浸在往事依稀的追忆之中，他的思绪已经飘回到太平洋彼岸遥远的故乡……
凤命千金
那是民国二年的中秋节吧？他的父亲张作霖因为执行剿匪军务，来到辽北的边城郑家屯，与当地商会会长、“丰聚长”商号老板于文斗相识，并结为朋友。这天，他意外地见到了于家的千金小姐，貌美，端庄，大方，娴雅，而且才学出众，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学馆中读了很多书，老帅当即动了要娶她作儿媳的心思。《诗经》有言：“取妻如何，匪媒不得。”当时，大帅的至交、洮辽镇守使、绰号“吴大舌头”的吴俊升将军，恰好在这里驻节，便锐身自任，主动担起了“牵线月老”的角色。
日后，于凤至对这段成婚的往事，曾有专门的回忆：
我出生在吉林省怀德县大泉眼村，父亲在郑家屯开粮店，我从小在郑家屯上学、长大。当时的驻军一度住在粮店，驻军统领张作霖和我父亲结识，相交很好，拜了把兄弟。张作霖看我读书很用功，常夸我是女秀才。后来，他向我父亲提亲，说他大儿子很听话，肯上进，将来也要在军队发展，需要我这样的女秀才帮助。那时代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决定，我爹娘疼爱我，认为当官的都三妻四妾，会受委屈，拒绝了这门提亲，说我的婚姻需我自己同意才行。张作霖竟然同意这说法，他叫汉卿来郑家屯住住，让我们两人相处、相熟，自行决定。汉卿处处依着我，听我的话，他这种态度使我很满意。当他拉住我的手，说他永远听从我的话，决不变心时，我点了头，这样才定了亲，我和他是注定的姻缘啊！我们大了，对于我们的结婚，我娘提出：汉卿的母亲已故世，婚礼要在郑家屯举办，张作霖也同意了。我爹当时念叨：张家是讲情义，看重我们这老兄嫂啊！我娘说：这是他们看重咱们孩子，我也就放心了。婚礼后去沈阳，住进张作霖的宅院（以后称为“大帅府”）。
回忆中，于凤至还专门谈了她对大帅的印象：
全府各房都对大帅十分服从，有时大帅召集各房家人全体集会，这时是大家互相见面相谈之时。大帅常讲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等做人的道理。更说到东北被日俄两国侵占的处境，以及他对老毛子（俄国）、小日本的斗争。他说他要把日俄赶出东北。他常骂各地军阀都是假借爱国爱民之名，实为谋取个人名利。中国的落后、腐败，全是这群军阀造成的，他要一统天下，使中国强大起来。他是草莽出身，但是，努力学各方面的知识，找各方面有学识的人帮他。他听取谏言，大办工厂、企业；兴建水利；发展兵工厂；建立海军、空军；创办了一时之盛的东北大学；把一些东北青年送到海外各国留学。他给东北的军政官员规定了两条：一是只许减税，不许有苛捐杂税；二是不许克扣军饷和虐待士兵。犯这两条的一律杀头。
最后，她深情地说：
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我常常在梦中回到我爹娘的身旁，回到郑家屯，回到大帅府。故旧亲朋和乡亲们的面孔，不时出现在我眼前，我牢记汉卿和我离别时的话：“盼望我们能熬过这大难，得到自由，一同回故乡。”这一天能来到吗？
成婚之日，少帅十六岁，夫人长他两岁。为此，日后几十年，他总是以“大姐”相称，当然，这里很大的成分还是出于敬重。而凤至女士，无论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大姐，对少帅都是无微不至地爱抚、关怀、体贴，从不撒泼、使性。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她的识大体，有见识，大度雍容，进退有节，以其闺阁风范赢得了丈夫以及阖府上下的特殊尊重。同时，“大姐”的进门，不啻良师在侧，对于少帅的莽撞任性、率意而为，也发挥了一定的制约作用。
1928年6月，大帅被日本关东军炸死之后，在军署参谋长臧式毅和奉天省长刘尚清的精心策划下，大帅的五夫人寿懿偕同稳重、沉着的长房媳妇凤至，同理乱局，共渡艰危。她们忍着深悲剧痛，秘不发丧，每日令厨房照常开大帅的饭食，医生天天进入帅府为大帅换药，逐日填写医疗处方，与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等巧作周旋，争取到必要的时间，等待少帅秘密潜回，妥善料理。
少帅接掌帅印之后，诸事集，公务极为繁忙。只有到了年根底下，才算喘过一点气来。往年一到这个时节，由于老帅喜欢热闹，整个帅府，上上下下，欢声雷动，灯花灿烂，鞭炮轰鸣；可是，今年由于大家怀念老帅，府沉浸在悲凉、肃穆的氛围之中。张学良更是打不起精神来，情怀沮丧地斜卧在床上，满脸挂着泪痕。“大姐”凤至的心情也同样难过，但她还是亲切地解劝丈夫：
汉卿，在这除夕之夜，我知道你心情沉重，你是在想爸爸，大帅府里又有谁不怀念他老人家呢？全帅府的人失去了靠山啊！
不过，人死了又怎能复生呢？难过又有什么用？现在你是一家之主，你这样消沉，夫人们岂不更是难过！全家人都这样，怎么行！
所以，汉卿，你千万要克制一些。况且，国事、家事，双重任务在肩，你必须振作起来，可千万别倒下呀！
听了“大姐”的一番话，少帅霍地坐了起来，动情地抓住凤至的手，说：“大姐，你说得对，我听你的。”
大年初一，夫妻二人吃过饭，打扮好，并肩在老帅遗像前肃立、默哀、三鞠躬。然后，于凤至又到各位夫人房里拜年、请安，说：“汉卿初掌全盘，希望各位姨妈支持他、体谅他，大家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然后，又召集各房弟弟、妹妹，说：“你大哥说了，今晚要举行迎春晚会，弟弟、妹妹们每人都要献上节目，让夫人们高兴高兴。嫂子在这里拜托了。”
关键时刻，凤至“大姐”总能拿出主意，铺排场面，俨然成了一个主政的凤姐、理家的探春，博得了帅府上下的一致好评。
出于高度信任，在早年的军政生涯中，少帅确实把凤至“大姐”看作是一个得力的助手。他在同唐德刚教授说起果断处置“杨常事件”的经过时，讲到了于凤至一言九鼎的独特作用：
杀杨、常，事前我只与王树常商量过。我说我要放炮，他说万万不可。我也和于凤至商量过。我本来想把杨关起来，不想杀他。她说：“你能关得住他吗？张作相等人为他求情，你是放，还是不放？”这话让我下了决心，真是“一言兴邦，一言丧邦”。
这也是之所以我要用银元卜卦的原因。我丢了三次，都是大头在上，我说可能是成色问题。再押反面，丢三次又全是反面。我太太（于凤至）就哭了，她知道我要杀人了。她说：“处决杨、常，是逼出来的，最后只有一条路，你死我活。”
紧接着，凤至“大姐”又提示少帅：事不宜迟，应该马上组织军事法庭，对杨、常进行公审；并且向东三省公众公布他们多年策划战争、勾结日本、妄图谋权篡位的罪行；同时，向南京政府和东北各界，通电说明杨、常伏法等有关事宜。
应该说，此事所付出的代价是比较大的；而且，事关全局，风险至大，稍有纰漏，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而最终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处置得比较妥善，少帅政治上的日渐成熟，成竹在胸，稳操胜算，起了主导作用；也和老帅在奉系军阀中打下的基础及其身后的余威、余荫有一定的关系；当然，这里也应记上一笔凤至“大姐”关键时刻拿定主意、事后又能精心擘划的功劳。
更多的是敬重
结婚十多年来，张学良对于“大姐”，不仅充分信任，而且也是有情有义的。有这样一件事，令于凤至终生念念不忘：在她生第四个孩子的时候，病得非常严重，中外医生都束手无策了。当时，少帅的岳母提议，要把凤至的侄女给他娶过来，帮她照料这些孩子。少帅当即予以严词拒绝，说：“这事绝对使不得！她现在病得这么重，若是把她的侄女娶过来，那我不就是这边娶亲，那边催她死吗？那叫她心里多难过呀！”后来，凤至奇迹般地痊愈了，她为这件事，铭感于心。
这样，对丈夫也就倍加关怀，倍加宠爱，以至对于他的放荡生活也完全放任了。“大姐”也清楚，老帅生前对儿子有过“成亲以后，外面再找女人，我可以不管”的承诺，所以，她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了也当作没看见；甚至还曾对少帅这样说：“我比你大两三岁，是你姐，哪有姐姐不宠着小弟弟的！”用少帅的话来讲：“所以，对我也就很放纵，就不管我了，拈花惹草的。”
《于凤至回忆录》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汉卿掌握半壁江山的权势和大帅遗留的巨大财富之下，很多女人为谋取私利，不顾道德和法律，用一切手段缠住汉卿。汉卿对女人又十分随便，前后有很多人和他发生关系。对此，我从不过问，我相信他决不负我。只有对王正廷的妹妹，他找我，要求我接纳她做二房，说她人品好，留学归国，学识很高，并因王正廷的关系，和政府要人都有渊源，一再要求。为此事，我再三思考后拒绝了。我说，为了我们两人这个家，为了孩子们，我不能同意。最后，汉卿依从了我的意见。我心里感到很安慰。汉卿没有背弃他的诺言。
“汉卿对女人十分随便”。凤至这么说，绝非空穴来风，下面就有一个典型实例。
据窦应泰《战乱中生死相依的天津姑娘》一文记载，1920年，少帅前往吉林剿匪期间，在一次堂会上，同年仅十七岁的菊坛女伶谷瑞玉相识，共同的艺术爱好使他们相互产生好感。尔后，在深山密林中，少帅中惯匪冷枪，身负重伤，多亏谷瑞玉日夜护理，才渐趋康复。这样，爱慕加上感激，少帅很快地便和她走在一起，并带回到奉天城。由于畏惧父亲的威严，也不敢直接面对凤至“大姐”，只好让她寄居在朋友家里。姑娘倒很开通，说：“跟上你，是缘于爱慕，甘愿放弃演艺生涯，也不计较有无如夫人的名分。”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后，她便毅然登上军车，前往烽火弥漫的战场寻找张学良。其时奉军遭到重创，少帅痛苦之极，竟要开枪自杀；谷瑞玉紧紧把他抱住，加以制止，并激励他振作精神，重整旗鼓。回到奉天后，她仍然单独住在外面，由于耐不住寂寞，被少帅政敌杨宇霆的三姨太笼络过去，结果卷进了政治的旋涡。面对这种局势，凤至“大姐”从顾全大局出发，主动地纡尊降贵，到经三路宾馆去迎请谷瑞玉，要把她接进帅府，以免受人利用，危害少帅的前程。但谷瑞玉执意排拒，后来，他们终于分开了。难能可贵的是，凤至“大姐”这种忍辱负重、顾全大局的识见与器度，令人十分钦佩。
孰料，事情竟然接二连三地出现。最使凤至“大姐”沮丧、难堪的，是年轻漂亮、美慧天成的天津少女赵四小姐的突然闯入。这次，她确实感受到一种完全失控、直至无法承受的意外打击。为着维护一己之尊严和作为妻子所特有的权利，她本来也可以拼死抗争，闹个沸反盈天，江河倒泻；以她当时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威望，可以赢得家庭内外普遍的支持，就是说，抗拒成功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是，她没有这样做，因为念及赵四小姐已经无家可归，没有了退路——父亲登报声明与她断绝了父女关系，这就意味着切断了归路；而且，这时的赵四小姐已经有了身孕，不久即产下了婴儿。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硬是逼着他们斩断情缘，纵使不致逼出人命来，起码也显得她有些残忍、太不近人情了。加上，赵四小姐一进入帅府，就跪在地下向大姐叩头，信誓旦旦地说，永远不忘大姐的大恩大德，许诺一辈子只做少帅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揆情度理，悲天悯人，凤至终于以大度包容的态度，把赵四小姐接纳进来，并用她自己的钱，给赵四小姐买了一处房子；特意吩咐财务人员，从优给她开付工资，表现出一位贤惠女性的博大胸怀。
人们常说，爱情与婚姻常常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并非完全是一码事。少帅同妻子于凤至也正是如此。虽说相敬如宾，彼此十分尊重，感情也不为不深；但敬重、感激是一回事，而爱情又是另一回事。可以说，终其一生，少帅同“大姐”也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爱情。在同海外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交谈时，他曾直言不讳地说过：
我跟我太太啊，我不喜欢我的太太，我们是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我跟我太太说，你嫁错了人，你是贤妻良母呀，可是，张学良不要一个贤妻良母。我是上战场的人，那打起仗来，真不知道谁能回来谁回不来。我跟你说，她对我实在是很好啊。
这就是说，到头来，面对发妻的付出，张学良作为丈夫，只不过是感激，更多的是敬重，而并非真正的爱情。那么，对于凤至“大姐”来说，当然就只能做一个贤惠的妻子，而绝非亲昵的爱人。
艰难岁月
西安事变爆发之际，凤至“大姐”正在英国陪伴着孩子读书。当她惊悉丈夫被蒋介石拘禁之后，便忍痛把三个年幼的孩子托付给友人照料，不顾身躯羸弱，万里迢遥地只身赶到上海，经由宋氏兄妹通融，被允准到溪口同丈夫见面，陪侍在他的身边。
于凤至在回忆录中说：
汉卿的羁押，是由军队、警察、宪兵层层戒守，隔离内外。特务更是吃饭同桌，不离左右，日夜在旁监视。在里外隔绝、失去自由的情况下，汉卿所受的精神打击很大，十分痛苦。他白天强颜应付，夜晚回房时独自流泪，经常地吟诵着：“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说他愿以自杀来控诉蒋介石如此背信弃义，不守信诺的迫害。我就此向他指出：在军事法庭上，你光明正大地说明西安事变的兵谏，是关乎国家存亡的革命行为，是为了改正错误的政策而兵谏，并不承认有罪。这从得到蒋先生的允诺，采纳我们的主张可以证明。既然我们认为不仅无罪而且行为正确，今天受到非法囚禁，那就要学文天祥等仁人志士的为人才是。我们心有正义，历史会有裁判，怎么能丧失信心！何况，你对东北军几十万将士有责任，对西北军官兵有责任，对儿女有责任，你要战死在前线的心愿未遂，蒋帮如此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的报应未见。所以，不但不能自杀，反而要千方百计保住自己的生命，才对得起世人，对得起老帅的在天之灵。他痛定思痛，逐渐认识醒悟，说：“我是应该起来和他们斗到底。”
……
我说，如果我在西安，我是绝不会让你送蒋的，在飞机场我会拦住你。他说，是有人劝我不要送蒋，我不听。你在，飞机场上又有宋美龄，你不许我上飞机，我只有不上飞机。但是，我是从来不后悔的，今天，我无怨无悔，只有恨。
汉卿向我说明了事变前后这些事情，向我指出：“蒋欺骗大家，自然不会放过每一个人。他们公开处死我，可能感到为难，但必要时，会用办法整死我。你要记住：我已同意你的意见，我决不自尽，我要尽力争取保住性命，以求公道的一天；你也要保重自己，为我把这些事情真相原委传递给世人。世道炎凉，人心难测，有的人会出卖我求荣，有的人会背叛我保命。我们二人要坚强，更要冷静去面对明天和面对这些人。”
今天，我再回忆他的每一句话。这么多年来，他所说的一一出现，世道人心是如此冷酷啊！
之后，在凤至“大姐”的陪伴下，张学良被转移到了黄山。五百多公里的路程，在军旅出身的张学良来说，倒不觉得怎么样；而身体素来娇弱又经过大病煎熬的“大姐”，可就吃不消了。经过千辛万苦，总算到达了目的地。不料，在那儿只住了十多天，南京失守了，为防止出现意外，便又被解往江西的萍乡。两天多的崎岖山路，又使“大姐”受尽了颠折。住上三个多月，再次转移，匆匆赶赴湖南郴州，一路上更是崎岖历尽，苦不堪言。当局选择城外险僻的山顶上一座旧庙作为监禁少帅的场所。当时，那里正疾疫流行，人称“马到郴州死，人到郴州打摆子”。
住了一段，春节过后，张学良又被秘密押解到湘西沅陵的凤凰山。道阻且长，跋山涉水，乘车上船，一路上，“大姐”跟着他受尽了颠簸之苦，最后住进山巅的凤凰古寺送子殿里。这是一处年久失修的古建筑，木制地板破损得很厉害，走在上面，吱嘎作响。她唯恐丈夫休息不好，连走路都是轻轻地，全副心思都放在他的身上，却把自己的健康置之度外。也亏得凤至“大姐”体贴入微，悉心照顾，耐心开导，为他提供坚强的精神支柱，他才得以顺利挨过那段充满苦难的艰辛岁月。为了表达对大姐的感激之情，少帅苦中作乐，即兴戏吟一首七言诗：
卿名凤至不一般，凤至落到凤凰山。
深山古刹多梵语，别有天地非人间。
正是在这“非人间”的“天地”，“落魄的凤凰”身体彻底垮下来了。但她为了不给丈夫增添烦恼，忍受着一切的痛苦，从无半句怨言。哪怕是心情百般郁闷，她也还是耐心地安慰他，仿佛这般般苦难都是由她造成的。在此期间，远在伦敦的次子被纳粹的狂轰滥炸所惊吓，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凤至“大姐”肝肠寸断，在全身心地帮助丈夫解除内心愁苦的同时，还要忍受着思子之痛——对一位母亲来说，这当是最为残酷的精神折磨。
一年过后，湖南局势也更趋紧张，日本侵略者直逼长沙，于是，少帅又被转移到了贵州。汽车艰难地爬行在蜿蜒的山路上，不时地熄火；凤至“大姐”也像带病运转的汽车，脸色蜡黄，说话没有气力，觉得全副身躯都像散了架子。到达禁所之后，她发现左侧乳房长出三个明显的肿块，有时痛得厉害，竟至冷汗淋漓。经医生诊断，患上了乳腺癌，必须立即转地实施切除手术，才有存活希望。最后，在宋氏兄妹帮助下，允许她赴美就医，由赵一荻来替换，当时是1940年2月。岂料，此番分手，竟是夫妇二人的生死长别！
对此，《于凤至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述的：
1939年末，我们又被押解到贵州省修文县。第二年春天我患了乳癌，汉卿沉痛地说：“你要找宋美龄了，要求她帮助送你去美国做手术。你会康复的，一旦病好了，也不要回来。不只是需要安排子女留在国外，而且要把西安事变的真相告诉世人。蒋介石背弃诺言，他是要千方百计伪造这不能见人的历史，你尽量帮我完成这个心愿吧。”
生离死别将临，多少夜二人不能成眠，边谈边泣，商议两人如何面对未来。议及我有可能不治，我要抓紧时间安置好子女在外省的生活，不要回到蒋统治区。汉卿应允我，任何情况下决不自杀，还特别明确指出：永远不会认罪，因为自己没有罪，并且是尽了力报效国家了。汉卿还告诉我：“赵四要来了，她会照料我，是戴笠让她来的。”
意外飞鸿
“大姐”身在海外，心系丈夫，经常给他寄送各种衣物、食品，并天天祈祷上苍，保佑他早日脱离苦海，重新获得自由；盼望着有朝一日，夫妻能够团聚。其间，她还通过报纸揭露张学良被拘押监禁的事实真相，并通过种种关系，在美国国会和司法界，在上层人士中，奔走呼号，呼吁早日释放张学良，给他以人身自由。当时台湾还没有被逐出联合国，于凤至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严正抗议，给台湾当局施加压力。这种“救汉卿，我要奋斗到最后一息”的坚强信念，支撑着她一直挨到1964年的夏天。
突然，静如止水的生活，又一次翻起了掀天巨浪。她遭遇到平生最为惨重的致命打击。起因是女儿、女婿从台北归来，带回了父亲的一封信：
我的爱妻凤至大姐：
闾瑛、鹏飞之来，带来了你的信息，知你生活平静，身心健康，不胜高兴，思念之情，稍得安慰。
数十年了，你与我同历盛衰，共赴磨难，汉卿于心何忍。我一人获罪，却连累三人坐牢（还有一荻小妹），我心难安。然而，你从无怨言。芝魂兰韵，谁人可比；昆玉秋霜，再无匹敌。你对汉卿恩之深，爱之厚，关照之重，永世难忘。今生得一凤至为妻，足矣！
反思之，我给了你一些什么呢？只有一世辛苦、半生哀怨。忆之思之，俱汉卿之罪孽。我这一辈子，虽不得其志，至今无悔；只有一件憾事，那就是对不起大姐。欠你的实在是太多太多。
想当年，弟统兵数十万，南征北剿，气吞万里如虎。也曾为开发东北，稳定中原，坚树勃勃大志，大展武运雄风。谁能料到，阴错阳差，舛途生变，无过而遭唾骂，无罪而受牢刑。此间你为我陪牢伴狱，形同犯妇。呜呼，身世浮沉，其非天意耶？奋争固然可贵，成败千古莫测呀！
近年来，小弟超脱凡俗，习读《圣经》，似有所悟，意欲摒弃一切人间苦恼，而皈依基督。然戒律有言，不能一夫多妻，只有一位太太才能受洗。小弟权衡再三，一生所剩时光苦短，且与大姐重逢无日，夫妻之情名存实无。而一荻在我身边，伺奉晨昏，也有几十年光景，遂生求近而舍远之念，请求大姐与汉卿解除婚约。大姐是至明至察之人，对汉卿之心洞若观火，一定能深加理解，遂小弟心愿。何去何从，任由大姐酌定。
弟学良手启
“大姐”读了丈夫的信之后，心痛如捣，泪如雨下。她一向刚强、洒脱，通情达理，包括当年突然面对谷瑞玉的冲击、赵一荻的闯入。这次，确实有些支撑不住了。连续多天，坐卧不宁，茶饭无心，苦苦思考着对方的请求。
尽管两人远隔重洋，身在万里之外，而且，彼此暌隔已经二十多年了；但她考量问题，仍然像当年聚首时那样，习惯于一切以丈夫为转移。为了心爱的人，她甘愿付出一切，至于个人的苦楚，算不了什么。想到这些，便毅然告诉女儿：“只要能使你父亲得到安慰与欣悦，我任何事情都可以答应。”她想的是：蒋介石把汉卿圈在牢笼里，随时随地都会把他处死。几十年来，我为了汉卿，吃尽了苦，受尽了罪，连死都不惧怕，难道还怕在离婚书上签字？在她看来，对于所爱的人，最高的境界是从其所欲，是成全，那么，留给自己的又是什么呢？只有“打牙咽进肚里”，默默地把苦涩埋在心底。
唐德刚先生曾题诗赞颂《于夫人主动离婚》：
为尊教义礼真神，未许娥英自在亲。
最是贤良称姐弟，平生稽首凤夫人。
贤妻良母
实际上，凤至“大姐”对于离婚一事，并非情愿，更谈不上什么“主动”，这从下面摘录的她的长篇自白中，可以看得鲜明、真切。
1940年6月，我到了美国纽约，在医院做了手术，经治疗得以痊愈。宋美龄、孔祥熙到纽约时，都来看望我，问我有什么要求，要帮助我。孔祥熙特别嘱咐我，不要在纽约、旧金山安家，说这两地情况复杂。为了汉卿来美和家人团聚，找一个其他城市的安静社区住。他语重情长，心意感人。在纽约，不止亲朋故友闻讯纷纷来相见，探询汉卿的情况，以及要帮助我在美生活，更多的是不相识的侨胞知道是我后，都表示对汉卿为国牺牲的敬佩，并且都痛责蒋介石残害忠良。
孔祥熙请友人传话，说洛杉矶好莱坞市的山顶上有一小平房出售，山较高，道路窄小，社区的房屋少，很安静，所以想买下送给我。我到洛杉矶看房，如同他所介绍的，这房子的位置和它的幽静，来此居住很合适，我自己买下来，没有要孔祥熙赠送。对他的盛情心领。在洛杉矶，我依靠我的经济知识买卖股票，每有盈余，就买近处房产出租，在美国安顿下来。孩子逐渐长大，成家立业了。因为在美国，以及我和宋美龄的关系，蒋介石一伙不便阻拦和汉卿联系，但也只限报平安而已，每知他安康，我唯有痛哭。
一年一年过去了。1964年，台湾市面上传出了汉卿在几年前写的《西安事变忏悔录》，一个杂志发表了，随即被查封。这是汉卿和我早就预料到的，只是想不到以这种形式出现。这是为了将蒋一伙被赶出大陆失败的责任推给汉卿，用以欺骗世人的手段。汉卿绝不承认有罪，何况他根本没有这个文学水准，赵四在学校没念过什么书，并没有如此文笔。
1964年，蒋介石策划了一个离婚、结婚的自欺欺人的丑剧，用所谓教会要求一妻的借口来堵住汉卿来美国和家人团聚、取得自由的路。为了此事，某某（张家某远亲）突然由台湾来美国找我，这位一直没什么联系的人，竟开门见山说是为了汉卿办离婚的事来的。我问他是不是政府派来的，是台湾什么机关？他说：他是政府的公务人员，但不是奉政府之命，而是为了汉卿的处境安危而来的。我问他：是汉卿委托你来？他犹豫了，回答说：不是，说是汉卿经过多年教育，已经认罪和守法了，愿意和赵四在台湾终老，所以才要办离婚的。并说：这是他到汉卿家里和汉卿、赵四三个人说这事，赵四说的。
我和汉卿电话中说此事，他说：“我们永远是我们，这事由你决定如何应付，我还是每天唱《四郎探母》。”
为了保护汉卿的安全，我给这个独裁者签字，但我也要向世人说明，我不承认强加给我的、非法的所谓离婚、结婚。汉卿的话“我们永远是我们”，够了，我们两人不承认它。宋美龄每年和我都互寄圣诞、新年贺卡。这年，她信封上仍然是写张夫人收。以后每年都如此。
赵四不顾当年的誓言，说永远感激我对她的恩德，说一辈子做汉卿的秘书，决不要任何名分等，今天如此，我不怪她。但是，她明知这是堵塞了汉卿可以得到自由的路，这是无可原谅的。
岁月如流，时光无情，儿子们都先我而去。我是在苦苦地等待汉卿啊！我只有在看到孙女、孙子们成长时，才略感到一点安慰。汉卿的这一嘱托，我办到了。
凤至“大姐”的屈己待人、雍容大度，着实令人感佩。抛开那些政治联姻者不算，正常情况下，不会有一个女子会对身边出现的一个年轻、貌美的情敌无动于衷，这可说是另一类的“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然而，她不仅平静地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而且，在尔后的数十年间，始终如一地待之如亲生姊妹；即使最后“鸠占鹊巢”，她仍然说“我不怪她”。直到垂暮之年，她还同子女说：“绮霞小姐对张家是有功的。”看得出来，只要是有功于自己所钟爱的男子，哪怕她是情敌、是对手，她也公平对待，爱人如己。“汉卿的事情，我都是无条件支持的，只要对汉卿有好处，叫我死我就死！”爱一个人能达到这个份儿上，真正是难以企及的高标准了。
爱新觉罗·溥杰见到过于凤至，夸赞她：“生就一张很古典的脸，清清秀秀，宛若一枝雨后荷塘里盛开的莲花”。是的，她真的是一枝“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莲花。就凤至“大姐”来说，我以为，其德、其品、其才诚然可钦，而其情、其遇尤为可悯。尽管她献出了全部爱情，但最终却并没有赢得爱情，一辈子都陷在无望的痛苦等待之中，最后以九十一载惨淡人生，书写了一部令人黯然神伤的人间悲剧。她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忠贞不渝，什么叫生死相许。因亦为诗恸之：
形神磨难苦连年，久染沉疴幸得全。
一世飘零风荡草，涛声如诉意绵绵。
当然，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去看，作为边城僻镇上的一个“小家碧玉”，能够为举世知名，受到时人与后世的关注与赞叹，客观上确也得益于那位多姿多彩的传奇丈夫。唐德刚教授有言：“如果没有西安事变，张学良什么也不是。蒋介石把他一关，关出了个中国的哈姆雷特。”套用这句话也可以说，如果不是嫁给张学良，于凤至至多不过是一位普通意义上的贤妻良母。而“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颠折、苦难的人生，成就了她的女性光辉、人格魅力，树立了一种东方文化传统的“大姐”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