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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帅眼中的老帅
旧时代有两句流传很广的俗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后来被收进童蒙读本《增广贤文》里，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
说到“上阵父子兵”，人们会立刻想到三国时孙坚、孙权父子，当时还留下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赫赫有名的；到了宋朝，就是“杨家将”——老令公和他的“七狼八虎”的儿郎了。那么，现代有没有呢？当然有，最著名的，一个是江南的蒋家父子，一个是东北的张家父子。
关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有过这样一段话：
在上世纪初年，他（张学良）本是一位旧军阀的纨绔子弟，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这本是清末民初那个荒唐时代所有高干子弟的共同现象。只是张学良这位公子哥儿更会花钱、更会玩乐罢了。因为在民初的“四大公子”中，他的本钱最雄厚。
可是，一旦过了青春期而及于成熟期，他的生活便有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仍然是个旧式军阀的儿子，吃喝玩乐，未改其公子哥儿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已能随时代进步，成为旧军阀集团内部的青年改革派的领导者。……当“张大帅”那个“行伍”集团搞不下去了的时候，继之而起的改革派首领，却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它能够自我进化，不断延续下去……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与他“有个好爸爸”是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唐教授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张氏父子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
知父莫若子。那么，作为少帅，张学良是怎么看待老帅的呢？他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总统。我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无大略；介公有大略，无雄才。
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我可以讲个例子给你听。有一次，我父亲被人扔了炸弹，三个人联合炸他。我父亲幸免一死，可那扔炸弹的有两个人被自个儿炸死了，剩下一个被逮住。
“你为什么要炸我？我跟你无冤无仇！”我父亲问他。
“因为你要复辟，你跟张勋两个人开会，要搞复辟。所以我们才炸你。”
“这事你误会了，我不但没参加复辟，我还反对复辟。”我父亲说。
“很可惜，我那两位伙伴牺牲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恨复辟！你要复辟，我就要炸死你。”那人说道。
“好！如果真是这回事儿，那你误会了。我现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听一下，假如我是搞复辟的，那你再回来炸我！”
就这样，我父亲把他放了。
老东北军一些将领也这样看，说张作霖气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
唐教授在听了少帅这番话之后，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所谓“雄才”，比如《水浒》中的英雄，《说唐》里的好汉。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那么，“大略”呢？就是有远见，有策略——这恰恰是张老帅所缺乏的。他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即便是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那还是“以暴易暴”呀！这一点他就弄不清楚了。弄不清楚的结果，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连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两省，在1925年秋，又都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得之军阀，失之军阀，于老百姓有什么干系！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再者，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措施没有认识，结果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1925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总的看来，少帅的这两个长官，最后全都各以其短取败，以至倾覆，如果能够以长相辅，那就会展开另一种局面了。
演“戏”
前一篇文章中，在探讨张学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曾经提到：“从他父亲那里，只是继承下来江湖义气、雄豪气概，而把那种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流氓习气滤除了；少了些‘匪气’，而多了些‘稚气’；少了些沉潜，而多了些浮躁”。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展现一下张作霖待人处世方面“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个性特征。
张作霖出生于19世纪末期的动乱时代，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经历。他起身草莽，混迹于社会的最底层，做过兽医，出入赌场，曾经落草为寇，接受过清军的收编；在同土匪、恶棍、豪绅、地痞、无赖长期厮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日俄列强环伺的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不仅锻炼出一副勇敢机智、敢冒风险的坚强品质，还培植了鸷猛、狠毒、奸诈、决绝的枭雄个性和狡猾无赖、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的流氓习气。
就连阅人无数、老谋深算的一世雄豪袁世凯，张作霖也照样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还在1914年，张作霖当二十七师师长时，应召进京向大总统袁世凯述职。对于这个握有军事实权、野心勃勃的强势人物，袁世凯是心存戒虑的。对此，张作霖事先已经料到，早蓄“韬晦之计”以作应付。他一进北京，就下令包下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暗示部下可以恣意“买春”，寻欢作乐。这种地痞流氓的行径，自然逃不出大总统所设置的耳目。待到晋见那天，大帅更是秉足了气力进行一番表演：只见他进了中南海居仁堂，竟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一般，故意东张西望，对着各种宝物馋涎欲滴。见到了大总统，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跪地便拜。袁世凯不经意地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张作霖立刻歪着脖子张望。袁世凯当场就以怀表相赠。心想：这真是个“土老帽儿”——无能为也！
这样一来，就解除了大总统的疑忌。其表演之成功，真使“青梅煮酒论英雄”中“闻雷失箸”的大耳贼刘备自叹弗如也。
在袁世凯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时节，张大帅装得像个“三孙子”那样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可是，待到一年过后，当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特别是“皇帝梦”破碎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际，张作霖便一改故态，呼号奋发，充当反袁的先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样，袁氏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后，张作霖照样官运亨通，被委任为奉天省督军兼奉天省省长。
这一套闪转腾挪的肆应功夫，张学良哪里具备？
又过了十年，郭松龄倒戈反奉，彻底失败，时任奉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大帅府举行庆功宴。文武高官、各界名流，齐聚一堂。大帅容光焕发地致词、祝酒之后，突然，大厅门扇洞开，四个武官抬进来一只大皮箱，一个副官趋前敬礼，说：“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军部搜出来的。听候处理。”事情原本是大帅一手策划的，此刻，他却假装不知情，批评说：“你们怎么赶在这个时间捣乱！箱子里都是什么？”副官回答：“报告大帅，箱子里全是密件、信函，是我们奉军内部人私通郭鬼子的。”大帅听了，脸色一沉，怒气冲冲地说：“这还了得！好大的贼胆！”说完，他扫视一下全场，见个个屏息无声，空气紧张得很，便大骂了一通郭鬼子，然后又换成笑容，说：“郭鬼子已经死了，一切了却；余者一概不究。干脆把这些烧掉！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来，来！干杯！”
这一通收买人心的表演伎俩，对少帅来说，莫说是实际做，恐怕叫他去想，他也不会想得出来。
老帅的好戏多着呢，远没有演完，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
这次庆功会之后，过了三天，老帅又表演了两出戏：《通电让贤》《辕门斩子》。这是在东三省军政议事会上，主要是处理郭松龄事件的善后事宜。
与会者，有总参议、三省的省长、督办，还有哈尔滨特区的长官，以及师长、处长以上的几十位高官。一开始，老帅就以低沉的声调宣布：“今天的会，暂时还是由我主持，由我来向大家做出交代。”接着，他让秘书长袁金铠宣读一份通电，略称：
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谨此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东北行政暂由王公岷源、军事暂交吴公兴权料理。一俟中央另派贤能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最先做出反应的，当然是通电中委以重任的王永江（字源）与吴俊升（字兴权）了。他们心里透明，老帅这样做，既是“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又能从中测知哪个人存有野心，于是，忙不迭地申明态度，以免招致误会。王氏有文人气质，谦卑地说：“有大帅在，担当微职，随时请示，尚可勉为其难；让我独当此任，绝难为力。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大帅不出，如苍生何！”吴氏表面上粗似麻绳，实际里细如毫发，赶忙连声推辞：“我，我，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就一块撂下！”总参议杨宇霆觉得，自己已经牵涉进事件当中——郭松龄所要“清君侧”，“清”的正是他，此刻不能无所表示。他说：“此役身为罪魁，理应明正军法，承蒙大帅宽容，从大局着眼，容我戴罪立功，永生难以为报。”接着，又从分析全国形势入手，说明大帅的绝对权威作用不可或缺，“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绝非大帅隐退之时”。剩下来的，其他人就是一阵“鸭喧雀噪”，总的调门就是，大帅一退，东北的天立刻就得塌下来。
看看目的已经达到，大帅适时表态：“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若是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要立即让贤。”
大家一看，戏到此处也就落幕了，刚要准备起身，不料，大帅陡然脸色一变，厉声喊道：“常处长！命令你：立刻乘专车到新民去，把张学良给抓回来，我要亲手枪毙他！如果让他跑掉，我拿你的脑袋是问！”常荫槐身为军政执法处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依也不是，违也不是。他和大家都明白，大帅这一招儿，不过是“刘备摔孩子——叼买人心”，是玩儿给大家看的。
只听吴俊升说：“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离开他，一天也不行……”老帅一跺脚，怒吼道：“你胡说！”可是，吴俊升对张作霖，可说是从头发梢认清到脚后跟，早看透了其中的“小九九”，于是不紧不慢地说着：“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是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谁能抗得住？现在，就靠张军长，他一摆手，那些人就回来了。”说得头头是道。吉林督军张作相刚要站起来说话，就被张作霖制止了。老帅觉得火候还未到，还需再加一把火，于是，自己讲了一大篇：
小六子这个损杂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装他妈的洋蒜。这帮损杂种，算个狗屁！
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奉天来，打一个小行李卷儿，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是没把儿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他感激得把他老婆给我睡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玉麟）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郭鬼子和他拉平辈……
以下才算进入正题，中心是推崇元老派讨郭的功勋。
一骂，一捧，这就达到了激励部属、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那些跟随他闯关夺寨的老将们听了，从心眼里舒服，觉得老帅毕竟心里揣着他们，这也就足够了。那么，最后总得有个打圆场的，好让老帅下台呀！于是，总参议杨宇霆出面了，说：“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从大局着想，当今之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予他统率全军的大权。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怪少帅一人。”
王永江赶紧抓住时机，过来说：“大帅贵体为重，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近来太劳累了，我建议马上休会。”
吴俊升接上话头，笑嘻嘻地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说着，他就和张作相一左一右，架扶着张作霖离席。可是，张作霖脑袋清醒着呢，并没有忽略应有的“过场”，一边走一边喊着：“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听候查办！”这样，才算把这台戏圆圆满满地演完了。
与老帅相比，少帅要诚实、直率得多。他对郭军反奉所造成的后果，表示心情沉重，主动承担责任。公开表示：“匝月以来，五中忧愤，刺激实深，虽尚黾勉从公，脑筋久已昏瞀，近日来更加沉重。”因此，一俟善后完结，即请求免去他的职务。
他在给东北各省长官发电中，再次申说：
学良束发受书，壮寄戎伍，自惭驽骀，辄凛渊冰。爱识郭某于寒微，遂竟倾心而相属七年，赞翊擘画，多方听合无间，情如手足，方期危舟同济，共挽危澜；孰意鬼蜮横生，变出仓猝！……推原祸始，谁为厉阶？此皆良结交不慎，知人不明，驭下无方之所致也。
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对少帅有些看法的元老派，看他如此诚恳，一再引咎自责，也都衷心予以谅解。而老帅的“辕门斩子”，虽属演戏，但也起到应有的消解作用；对于张学良，痛骂是假，爱护是真。东北有句俗话“打是稀罕（喜欢）骂是爱”，此之谓也。
玩“鹰”
在内部，老帅是一贯演“戏”；在外部，他就是玩“鹰”。这个“鹰”，不是天上的飞禽，而是地上的群雄，比如那个袁皇帝，还有混战的军阀。这里想着重说说他是怎样同虎视眈眈的恶邻角斗的。
如同说到少帅，总离不开蒋介石一样；那么，说到老帅，是绝对离不开日本人的。可以说，日本人像梦魇一般，纠缠了老帅一辈子，一直到死。他的升沉、存没，都和这个恶邻紧相联结着，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老帅家乡那一带，蛮荒初辟，草野苍茫，“阔大爷”、公子哥们，盛行玩鹰的把戏，出门闲步，手臂上往往架着一只凶赳赳、恶狠狠的苍鹰。当地有句口头禅：“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被鹰叼瞎了眼睛。”老帅可能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他的谶语。
在辽宁民间，也包括老东北军中，广泛流传着这样几个小故事——
其一：张作霖因为经常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学了几句寒暄用的日语，像“阿里安多”（谢谢）、“巴格牙路”（混蛋），还有“沙扬娜拉”（再见），等等。不过，他经常弄混——有人说是故意的，结果闹成了笑话。一次，他在帅府请日本一位贵客吃饭。为了表示诚意，他迎出客厅。在与客人握手时，连连说道：“沙约娜拉！沙约娜拉！”客人感到莫名其妙，正要拂袖而去。经过日语翻译解说，才明白是说错了。宾主尽欢畅饮，客人临走时，老帅亲自送至门口，握手道别，连声说道：“巴格牙路！巴格牙路！”还有一次，宴请日本公使，酒过三巡，副官往桌上续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滴在公使身上了，张作霖连忙用餐巾代为揩拭，一面大骂副官：“阿里安多！阿里安多！”弄得日本公使一肚子怨恨，认为他是有意戏弄。其二：张作霖执掌东北大权伊始，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宴请他，说是要进行私人会晤。张作霖知道对方的用意，在于诱逼他出让一些主权利益。落座之后，敬献了茶水、香蕉。大帅随手拿起一根香蕉，带着皮一口咬了半截，狼吞虎咽，吃到肚里。凭着他的身份，不会不知道应该扒了皮吃。领事不解其故，连忙拿起一根香蕉，先扒掉皮，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大帅。大帅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老张从来不怕硬的。”领事听了，立刻脸色大变，心想，怪不得人们说他“不怕死、不要命”，看来，真有股子野劲、邪劲！
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落座之后，领事恭恭敬敬地捧上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有日本最新产的小型手枪，要请大帅试用。大帅笑了笑，说：“盛意嘛，领了！只是，敝人妈拉巴子，用惯了国产的‘铁公鸡’。”领事不解，随行参谋解释说：“这种手枪个头比较大，外号叫做‘一毛不拔’。领事听了，默然良久。”
其三：张作霖当上大元帅了，以元首身份坐镇中南海。虽然那两笔字不怎么样，但“名重好题诗”嘛！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一位总裁，带上一笔丰厚的酬金，亲来府上，请他题赐墨宝。大帅也没有推辞，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摊开宣纸，大笔淋漓，随手写了一张“虎”字，落款为“张作霖手黑”，让副官给加盖印章。副官看了，赶忙悄悄地提醒：应该是“手墨”，下边再添个“土”。老帅却大声吼叫说：“老子就是不愿意把‘土’送给日本人！这叫‘寸土不让’。再说，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能行吗？”总裁听了，弄得目瞪口呆。
这些传闻，全都切合张作霖的个性、风格。当然，其真实性尚有待考察。不过，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倒是有这样一段话，无疑是真实可靠的，我们从中同样可以看出老帅的个性特征：
我父亲这个人脾气硬，当时在新民府驻防。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那时候，有日本人在那儿，有一些日本的娼妓啊，兵们去玩儿，结果跟人家打架，被日本人给打死两个。那么，我父亲就火了，于是就办交涉。我父亲一定要日本兵给偿命，要惩办凶手。那都是府官给办案，府官出于息事宁人，就给判：每个人赔偿五百两银子。我父亲不同意，非得要偿命不可。但是，人们都怕日本人哪，胳膊拧不过大腿，心中只能憋着一腔闷气。过了几天，他弄了一伙人，抓住三个日本人给打死了。别人害怕得不得了。我父亲说：“这没有关系呀！一个人给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了。你不是玩吗？老子愿意奉陪到底。你打死我两个，我回敬你三个，反正拿钱抵命呗！”
从那以后，张作霖就出名了，连日本人都知道，说：“这个响马贼，可不好对付。”他们原本以为，张作霖土匪出身，有勇无谋，没有政治头脑，可以很好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真正打交道了，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一个能“玩”会“耍”的高手。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好惹的，一旦“玩”炸锅了，就会把他送入死亡的胡同。——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上世纪初，实际上，东三省已经处于日俄分割的局面。在这种态势下，善于观察风向、精于形势分析的张作霖，就把“宝”押在了日本人的身上。他看清了，要在东北大地上立得住脚，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是不成的。早在他靠近袁世凯的时期，就不断地和日本人相互勾搭，暗送秋波，多次送礼、打躬，疏通关节。他曾露骨地表示，“打算作督军”“希望得到友邻的援手”。
正是有了这个底子，所以，当日后郭军倒戈，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时，便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密会于沈阳旅馆。张作霖挑明：“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驰援，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敝人想暂避旅顺，希望关东军给予方便。”斋藤当下满口应承，并且表示：“我看不要紧，即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根据条约规定，可以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这对张作霖来说，无异于“乞浆得酒”，过于所求。看到时机已到，斋藤便立刻提出，需要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如果同意，即请签字。说着，便将事先打印好的五项条款念给他听，张作霖听了，也顾不得更多，救命要紧，随即签字画押。日本出兵干预的结果，正是如其所料。
危急关头，日本关东军帮了大忙；但是事后，这个密约却成了老帅的一块心病——觉得实际上是出卖了东北主权。怎么办？“他妈拉巴子的，老子自有招法。”所谓招法，就是赖账。先是由省议会开会，否决这个密约，不予批准；然后，老帅亲自前往大连拜会关东军长官白川司令。事前，他把存在日本两家银行的五百万日元开出支票。一见面，就惭愧表示，议会作梗，无能为力，只好献上酬金，作为答谢，特意说明这是他的私人存款。尽管数额不小，但胃口大如天的日本关东军，哪里会在乎“这点意思”，他们要的是中国东北的主权。果然，过后不久，便又找上门来；张作霖自然又是一番抵赖。
日本人并未料到，他们扶植起来的这个地方军阀，会爬上中华民国大元帅的高位，手中握有总统的权力。但是，他们已经认清了张作霖的本性——一贯说话不算数，当面“好好好”，过后就赖账，所以感到十分棘手。其间，最令“友邦”恼火的是，张作霖竟然试图利用英、美势力来牵制日本人，把美国资本引进东北，修建大虎山到通辽、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东三省和东蒙“商租权”，移让间岛地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行政权，增修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要求，虽已列入密约，却无一落实，这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深度忌恨与强烈不满。
其间有一个导火索式人物，就是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他们第一次交锋，是在张大元帅于中南海举行的招待外国使节和中国高级官员的国宴上。宴席丰盛异常，其中有两道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向阳葵花丝”，原料很普通，不过是龙须菜、鸡蛋松、火腿、洋粉、红油发菜等，但是，刀工精细，色彩鲜艳，造型庄严整肃；再就是“胜利红桃片”，由龙须菜、虾片、青绿菜蔬等原料做成，看去美观大方。宴会开始后，主客双方纷纷端起酒杯，离席敬酒。芳泽公使用手指着这两道菜，笑着对张作霖说：“这两道菜真好吃，我们日本人非常喜欢吃中国菜。”老帅却报以讥讽的口吻，说：“你们愿意吃？怕是吃不消吧！”一语出口，立刻引发全桌人的笑声。芳泽尴尬地回到座位上。宴会结束，返回帅府，老帅仍然怒气未消，说：“这两道菜，都有象征意义。那道象征国旗的菜，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他小日本爱吃，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
第二次交锋，在“皇姑屯事件”之前十几天。据《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记载，5月17日晚，芳泽向老帅面交照会，提出索取满蒙权益的要求，逼他立即答应。同时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大元帅应该对此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张作霖勃然大怒，气得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往地上一摔，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这天晚间，他们足足谈了四个小时，最后就这样毫无结果地不欢而散。
但是，芳泽仍不甘心，当他得知张作霖将要离京返奉时，于6月3日下午一时许，又到中南海来纠缠张作霖，硬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张作霖推说：“现在太忙，等我腾出手来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过了三个多小时，芳泽再次前来索取。张嘱外事人员把他让到客厅等候。这时，张在办公厅内，故意高声大骂：
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坟墓的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骂了一通，张作霖便叫人把一叠文件返还给芳泽，说老帅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心想，反正已经签署了，不见也罢。待他回到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原来张在文件上，只签了个“阅”字，既未署名，也没有“同意”字样。这时，芳泽才知又上了张作霖的当。
后果不难设想，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着，必然是“图穷匕见”。只是，张作霖缺乏足够的警觉。他总是以为，身为安国军大元帅，堂堂的国家元首，小鬼子“其奈我何”！即使离京，他也要摆摆排场，不能给人以仓皇出逃的败军之将的印象。于是，乘坐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挂了二十多节车厢，浩浩荡荡，出关而去。对于日本关东军的无耻伎俩和狡诈行径，他始终估计不足，警惕不够。在这一点上，张氏父子犯下了同样毛病。结果是，未出三年，前者粉身碎骨在皇姑屯，后者蒙羞含垢于“九·一八”。
千秋功罪
张学良对于他的父亲，感情极为深厚；而张作霖对于这个“小六子”，更是舐犊情深，寄予了深深的厚望。多少年以后，少帅还记得：当年父亲离京回奉的时刻，他同杨宇霆、孙传芳等人，都在站台上欢送。老帅和他们一一握别之后，特意把他拉到身边，轻声说：“等回到奉天，爹给你补办生日！”听了，他一愣，值此国事蜩螗、内忧外困集于一身之际，父亲居然惦记着他的生日！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眸。岂料，第二天——正是他的生日那天，父亲竟然身遭重厄，自己的生日成了父亲的忌日。这样，他就再也不在这一天过生日了。直到弥留之际，父亲还郑重嘱托：“叫小六子快回沈阳。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告诉他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多少年以后，少帅还记起当年父子合作共事的那段黄金岁月。那是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遭到惨败，退回山海关外。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老帅决定成立陆军整理处，以便“整军经武”，重振雄风。这时，在他心中，已经明确张学良做为接班人，因此委任为整理处参谋长——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最高层的决策了。这天，他把学良叫到自己的房间，说：“小六子，这一仗我们输得忒暴了，十几万人的队伍，只在长辛店打了七天硬仗，就全线崩溃了。若是没有你和郭松龄两个旅打了几场阻击战，只怕撤也撤不回来了。今儿个我没找别人，就想听听你的实话。看来，奉军非改良不可了，可又拿不准怎么个改法。”
儿子略一沉思，便说：“学良想，主要的事情是培养和提拔军事人才，训练精兵，整编庞杂的队伍……”
老帅说：“好！就这么办。”
在这次整顿队伍中，张学良经手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特别是在协调各方的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之后，那些老东北军人还津津乐道讲武堂上老帅、少帅同台讲演的逸闻——
当时，老帅是堂长，少帅担任监督。每期学员结业，老帅都要到场祝贺，一般的都由少帅出面讲话；这次是第一期，老帅特别看重，要亲自给大家训话，特意叫秘书给拟了个讲话稿。他登上讲台之后，刚说了“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下面的词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台上台下，寂然无声，他越发尴尬，便说：“他妈拉巴子的，我来之前，讲稿背得滚瓜烂熟矣，看见你们一高兴，竟全盘忘记矣！”于是，他走下讲台，巡视一周，遇到年貌较轻的，便问上一句“什么名”，然后夸他“好小子”。这样闹了一阵，便又重新登台，放开喉咙讲下去：“你们知道现今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你们都是好小子，好小子就得好好干！譬如你们毕了业，就可以当排长，不久就给你们升连长，再升营长、团长。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什么。但是，有一样我不能给，”话音落下，稍作停顿，然后扑哧一笑，“我的太太可不能送给你们。”引起了全场欢声一片。
张学良的讲话，就显得文绉绉的了：
今日为本队第一期毕业之日，尔等学兵历经六月之劳苦，获兹圆满之成绩，本人无任欣慰。唯盘桓半载，不日离别，未知后会何日，则又不胜恋恋。今以“望、爱、热”三字为临别赠言，其细听之！望者，希望之心也。望汝等勿以地位卑微而自弃。人人自奋，国力以张；人人自弃，国势必亡。故须抱希望心。爱者，爱人民也。吾军人食国家之粮饷，而欺压百姓，非国家养兵之意也。故须具爱国心。热者，热心也。天壤间事，悉由热力做来。敷衍从事，万事难成，故人人须有热心。……
父子二人“整军经武”的愿望是一致的，但目标不尽一致。从他们的讲演中，就可看出，不仅风格各异、气质不同，而且，在向往与追求方面，是大有歧异的。
整军的效果，加上有利的政治形势，使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获全胜告终。但此后，少帅与老帅的思想分歧就日益显著了。
“是军人，但不愿为军阀。”少帅这句话，透出了全部的症结所在。作为典型的封建军阀，老帅从个人的权势、地位出发，着眼于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争权夺利，威加全国，因而不惜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要不停地“南下”，一仗接着一仗地打下去；而少帅更多地考虑到，如何把东北建设好；要打仗，应该是冲着帝国主义列强开火，而不能制造派系冲突，中华民族自相残杀。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以“停止内战，开发东北”为宗旨的郭松龄的全力支持。这样，张氏父子的矛盾冲突，自然会在郭军反奉的斗争中，充分地彰显出来。
但是，作为军人，作为下级，作为孝子，张学良仍然要听从老帅的调遣，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军阀派系的战争。直到1927年6月，张作霖如愿以偿，登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元首宝座，仍然还发动奉军与晋军疆场鏖战。不久，又双方通电，宣告停止军事行动。张学良问他父亲：“你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究竟是什么目的呀？这纯粹是造孽。是谁给老百姓造成的？那就是我们啊！”
一年过去，奉军又和蒋、阎、冯的三角同盟打上了。就在各派血战方酣之际，张学良从冀南前线前往中南海居仁堂面见老帅，简单地报告了战况，他又一次提出撤军的建议。老帅听了，大发雷霆：“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少帅诚恳地劝说父亲：
天下哪有儿子欺骗爸爸的。我说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全国，这是实话，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往前就过长江了，孤军深入，乃是兵家大忌。后面没有预备部队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后路，再想撤也撤不了啦！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他对各方都支持，就是鼓励你打下去，这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当时，老帅是听不进去的；后来为形势所逼，败局之下，才被迫罢兵，但为时已晚了。
当然，张氏父子也有完全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他们都深信，国家的前途、命运，最终决定于人力资源，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人才培养。因此，他们筹建东北大学，不惜投入巨资，吸收了大批顶尖级的专家、教授。整个校园占地九百亩，发展潜力非常大，这样大的校园，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李鼎彝（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当日情景，说：“每逢孔子诞辰，张作霖都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只懂得教育下一代全都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他的态度，诚恳感人，所以大家都尽心竭力。”
白云苍狗，世事沧桑，时光过去了八九十年，一切已经水落石出。关于张作霖的历史评价，历史学家陈崇桥认为，“盖棺论定，张作霖是个做了许多坏事的封建军阀，但也干了一些好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他持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张作霖传记作家徐彻指出，所谓坏事，当然指他镇压辛亥革命、五卅运动；连年穷兵黩武，争夺地盘，为害人民；反对共产党，杀害革命领袖李大钊，等等。但观其一生，也有应予肯定的部分。对内方面，重用人才，兴办教育，发展实业，修建铁路，镇压俄国操纵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为东北地区的稳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对外方面，日本梦想吞并中国东北，对张作霖千方百计威胁利诱，强迫他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他则绞尽脑汁，巧于应对，或推托，或抵赖，或翻脸，或装傻，情况危急时爽快答应日本人要求，过后便断然推翻原来的承诺。这是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人物的特殊做法。对于日本人的威胁恫吓，张作霖根本不在乎，他曾愤怒地声言：“我不能出卖东北，东北是我的家乡。我什么也不怕，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徐彻还引述著名学者金毓黻的论断：“日人欲伸其巨掌于东省者久矣，光绪甲辰两役所获已多，犹未餍足。遇中原有事，辄向作霖有所要索，颞颥若不出口。作霖笑而麾之，或折以片言，尝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故当其世，东省中日交涉迄不得决，号为悬案。日人怯于积威，惮不敢发。然所以蓄怒于作霖者亦至深。故作霖亦终不免饮日人一弹。”最后徐彻作出结论：“总之，我认为，张作霖是一个具有一定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封建军阀。”
应该说，这些论断都是客观而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