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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
王充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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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青岛出版社授权掌阅科技电子版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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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怪”
我的家乡——辽宁省盘山县大荒村，水土丰美，地广人稀，民众生活并不特别穷困，但它由于处在几县接壤地带，属于“三不管”地区，开发得晚，成为名副其实的荒乡僻壤。这里，历史上没有出过什么大人物，要说有，就数张学良了。他的出生地，与我的故里相距只有十五公里。所以，当地人关于他的传闻可说是“海海的”，信息量比较大。
这一带，当时流行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名曰“四大怪”：“白天青纱帐，晚上撸锄杠；老少三辈对面炕；偷个‘鸡鸡’怀里放；孩子生在大车上。”头一句说的是，兵荒马乱，土匪横行，老百姓白天躲进高粱棵里，晚上再回家莳弄园田。第二句，是讲当地的居住习惯：为了冬天屋里暖和，许多人家都搭南北对面炕，小两口住北面，老两口住南面；有的讲究一点，中间挂个幔幛。第三句，反映一种可笑的民俗：镇里有座娘娘庙，每逢四月十八“娘娘庙会”，大姑娘、小媳妇街头云集，看人、看戏、看热闹；而那些结了婚的少妇，还有一个共同愿望，就是给“子孙娘娘”上香，“拜佛求子”。到了这里，她们都不再羞涩，变得比较开放，烧香磕头之后，一般都会弯下身去，用手摸摸娘娘脚下泥塑男孩的“小鸡鸡”，有的大胆些，趁势把它偷偷揪下、塞进怀里，带回家去泡水喝——传说这样就会生下男孩。人家远道前来，就是奔着求个儿子；可是，小男孩却把“宝贝儿”丢了，成了“没把的茶壶”，这怎么行！管香火的庙祝只好事先准备很多“配件”，偷走了再安上。最后一句，特指张学良，说他的出生，不在炕头，不在床上，而是“落草”在大马车上，这也算是今古奇闻。
对此，张学良本人是这样说的：
我，实际上不是在地上降生的，我是在车上生的。你看，我的头上都有疤。我们那时正在逃难嘛，我母亲生我在车上。
张作霖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二月十八日，遭到辽西巨匪金寿山的突然袭击，狼狈逃窜，率领保险队来到八角台——就是后来的台安县城。所谓“保险队”，还不同于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负责给这个或那个村庄做保险，每月你交付一笔钱，如果有土匪来袭，他们就出面保护，替村里拦截土匪。张作霖就是这么起来的。他从小就在附近的七乡三镇活动，这一带又是他的亲戚窝——他的妻子赵春桂就迎娶自这里。当时正值祸乱丛生，烽烟四起，为了逃难，居无定所又身怀六甲的赵春桂，在旧历四月十七（公历6月4日）这天，带着大女儿首芳，乘坐马车，从桑林子村胡家窝堡赶往张家窝堡她的堂侄赵明德家。路程本不算远，但由于乡村道路坑洼不平，剧烈颠簸，结果孩子生在了马车上。
这个孩子就是张学良。他的生日原本是6月4日，但是，因为后来张作霖在“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在这一天，成了父亲的忌日，张学良便把自己的生日改在6月3日了。
张作霖听说生了个儿子，自是万分兴奋，而他的保险队重新拥有了二百多号人马，他还当上了团练长，升官又生子，他说这是“双喜临门”，因而给儿子起名为“双喜”。
那么，桑林子村张家窝堡就成了张学良的出生地。他在五岁之前，一直住在亲戚赵明德家。资料记载，当时赵家分为三个院落，主人住东院和腰院；赵春桂带着女儿、儿子住在西院，当时叫西园子。据年已九十的赵老太太（当年的亲历者、邻家的女儿）说：
我是光绪二十八年出生的，比少帅小一岁。我们两家中间只隔一道小矮墙，因为都沾亲带故，两家走得很近。小时候，我们总在一起玩，玩饿了就在一起吃饭，吃鸡蛋，他总是让我吃蛋清。从小，他就特别聪明伶俐，脑袋瓜好使，人小，心眼儿可不小，用当地的话说，叫做“有道眼”“鬼”“心里有沫”，人们都叫他“小嘎子”。四五岁时，我们在一起玩“扯拉拉狗”（现在叫“老鹰抓小鸡”），他在最后头，怎么也抓不着他；他去抓别人，常常是假装动一下，你一闪，他就一把把你扯住。小小子（指男孩）在一起“打瓦”（认定一个目标，离开一丈多远，抛掷用石片制成的圆砣，看谁打得准），每次他都扔得很准。还有一种玩法，每个小孩手拿一堆高粱秸秆，都是筷子那么长的，用嘴数数，一、二、三、四、五，谁数得快、数得准，就扔出一根，他脑袋瓜灵，总是他赢；大伙起哄，说他做假了，罚他多拿几根，那也不行，还是他赢。还一块去抓蚂蚱、抓蛤蟆，他更是能手，人小会算计，脚步轻轻的，眼睛尖，手法灵，每次都是他抓得多。我比他小，又是小丫头，心又死，手又笨，个头也小，总是两手空空，气得抹眼泪。他哈哈一笑，像个大将似的，哄着我：“别哭，别哭，看大哥来给你抓。”这样，再出去，我就不下手了，只是帮他拿那些抓住的。他像个威武的将军，扛着竹竿，摇摇晃晃，走在前面，我就跟在他的身后，像个大老板的“跟包的”。
双喜出生以后，就没有赶上好年成，农村条件很差，母子三人整天以高粱粥、糠饼子、苣麻菜充饥，奶汁缺乏，双喜靠着母亲为他嚼的“奶布子”活下来，饿得皮包骨头。少帅晚年回忆说：
我小时候总有病，身体很不好，还吐过血，我能活下来，自己才叫感到奇怪。那时母亲也有病，没有奶给我吃，吃什么呢？就是把高粱米饭嚼碎了，成糊糊状，用来喂我。我没想到，我还能活到这么大的岁数！
到了三岁那年，张作霖带他到算命先生那里，说：“先生，你看这个孩子，体格这么瘦弱，我挺担心的。请你给他看看面相吧。”
张作霖的名声在当地很响，算命先生自然知道，便谦和地问了小双喜的生辰八字，然后闭上眼睛，运转着手指掐算起来，尔后，毕恭毕敬地奉承说：“公子命相大奇，致身富贵，易如反掌。”
张作霖听了，自是欣喜异常，但还是心存疑问，便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身体这么瘦弱，小时候时运这么不佳？”
算命先生说：“老总这就有所不知了，俗话说得好：‘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这是一节；另外呢，如同所有大人物一样，公子生来烈性，命硬如钢，一克父母，二克兄弟。”
张作霖猛一激灵，赶忙询问：“可有什么办法加以破解？”
算命先生又是一阵掐算，最后说：“找个替身，消灾解祸。可以带上公子到庙里去，许愿给庙上作佛门弟子，才会免遭灾难。”张作霖付上酬金，谢了算命先生，便回去筹备。
于是，在四月十八娘娘庙会上，由妈妈带着双喜到庙里去烧香磕头，由和尚给他剃成光头，象征性地做了小沙弥，然后领着回家。过一些天，再到庙上举行还俗仪式。烧香上供之后，和尚身披袈裟，一面用手抚摸双喜的脑袋，一面念叨着：“自小多灾害，父母担惊骇。自许入空门，全凭佛爷带。前殿不打扫，后殿不礼拜。脱下僧袍来，赶出山门外。”随后，佯装发怒，挥起戒尺便打，逼令双喜逃出，算是“跳出佛门”了。这时，再由长辈领回家去，但须改换名字。叫什么名字，要看孩子逃出后，听到别人第一次叫另一个人的名字，这个名字便作为自己的名字。由于换了新的名字，就意味着命硬也好，克爹克妈也好，就与己无关了。这天，小双喜逃出庙门，恰好听到旁边树林里有人呼唤“小六子”，这样，双喜便改名为“小六子”了。
张学良晚年曾忆起了这件事，说：
小时候，我身体较弱，母亲就把我送到庙里去做“跳墙和尚”。什么叫“跳墙和尚”？就是送到庙里去学当和尚，然后再跳墙跑掉。那天，我跳出墙后，恰巧听到有人呼叫“小六子”，所以，家人也就叫我“小六子”。我说笑话，那时如果有人喊“王八蛋”，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称我“小六子”就“小六子”吧。其实，我排行不是第六，而是第一。
虎性子
张作霖归顺了清廷之后，驻防在新民府，当了五营的统领。这样，他便把妻子、儿女接到了新民团聚。这年，小六子已经五岁了。张学良回忆说：
那时，新民府很发达，铁路就修到那里，还没有修到省府。记得住在新民府时，有一次，人家过年送礼，抬来一大盒子香蕉，是青香蕉。大家琢磨，这是啥玩意儿。有明白的人，说这是洋茄子。那怎么吃呢？煮着吃，不行，煮着也不好吃，太涩；有的说，生吃，蘸着酱油凉拌吃，结果，凉拌也不好吃。
张作霖小时家境贫寒，没有正经地念书、启蒙，墨水很浅，处事艰难，曾经闹出了许多笑话。因此，他下狠心，要让下一代学好文化，多多读书。转眼间，小六子就到了上学的年龄，七岁那年，张作霖请辽西名儒崔名耀给他正式取名。因为西汉时有位开国元勋张良，崔先生便在中间加了一个“学”字，名“学良”，字“汉卿”。张作霖感到正合己意，十分高兴。于是，后来的几个儿子，学铭、学曾、学思、学森、学浚、学英、学铨，便都按照“学”字排了下去。
崔名耀是清末的秀才，因为学识渊博，深孚众望，张作霖便聘他为主稿员，负责办理统领的文案公务，同时兼任家庭教师，为儿子启蒙、授课。这样，张学良就由《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一直到读完“四书五经”，打下了很好的文化功底。
这年过端午节，老帅请崔先生吃饭。席间，崔先生带着一点酒兴，动情地说：
老夫阅人久矣！这个孩子有些特异的禀赋，长大了笃定是副牛脾气、虎性子，风生水起，涌荡波澜，会干出一番大事业来。
老帅听了很得意，因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先生说，其因有三：一是，他出生于辛丑年，次岁为壬寅，这叫做“前牛后虎，万山无阻”；其二，是考虑到遗传、血统、家庭影响，人们不是常常把“将门虎子”连在一块说吗？其三，俗谚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异日为牛为虎，从对这个少年郎的观察、品鉴中不难看出。
张学良的顽皮、捣蛋，无拘无管，“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可说是从小就养成了。一次，他因为惹是生非，遭到了母亲的责难和处罚，他一时性起，竟然操起一把菜刀，向母亲头上砍去，幸亏母亲反应快，躲闪过去，才没有造成流血惨剧。还有一回，父亲以玩笑口吻对他说：“不喜欢你了！”他立刻扑上前去，把老帅的长袍大襟一把扯了下来。看到村里人跳神、求仙、祈祷、算命，他就当面向人家问难，表示强烈反对。有一回，家里请来了一个巫婆跳大神，他趁大人没注意，故意把西瓜皮投掷在“大仙”附体的巫婆脚下，使这位“大仙”摔了个仰面朝天，他却在一旁拍掌大笑，说：“你看大仙灵不灵。”闹得最严重的是，帅府设宴请客，筵席上，酒、菜已经摆满，宾主正在举杯称觞，他发现席上没有自己的座位，便钻到桌子底下，猛然用头一顶，登时杯盘满地、酒肉翻飞。
他十二岁那年，祖母病逝，家里请来工匠搭起一座两层楼高的布棚，布置成高大的灵堂。趁着家人不注意，他一下子攀到顶棚上面，人们惊叫不已，他却若无其事地舞爪张牙，扮着鬼脸。长大以后，更是胆大、冒险，无所顾忌。他说：
我可以把天捅个大窟窿。你叫我捅一个，我非得捅两个不可。
我对于中国的传统礼教，接受得不大多。自幼就具有反抗的性格，反抗我的父母，反抗我的老师，甚至反抗我的长官……凡不得于心者，自以为是，辄一意孤行，不顾一切。
在担任东北航空处总办时，他请来教官教他驾驶飞机。这天早晨，他趁教官没有在场，不顾工作人员的劝阻，独自将飞机发动起来，飞向远方。吓得身旁的人惊骇万状，不知所措。正是他这种为常人之所不敢为，一意孤行、不计后果的冒险精神，为日后处理“杨常事件”、发动西安事变，奠定了性格上的基础。
当日塾师崔名耀的种种解释未尽科学，不过，最终还是真地“言中”了。“年少万兜鍪”，炮火硝烟灼红了他的青涩岁月。在这个东北汉子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有个口头禅：“死有什么了不得的？无非是搬个家罢了！”这样，有时也不免粗狂，孟浪。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一个莽撞的军人”。但也唯其如此，才激荡起五光十色的生命波澜，有声，有色，有光，有热，极具个性化色彩，生发出强大的张力。他的精神世界总是在放纵着，冲决着，超越着。对于他人死死抱住不放的货利、声名，他视若鸿毛，弃置不顾；可是，却特别看重人格、操守。敢做敢当，不计后果，轻死生，重然诺，讲义气，用古话说是游侠，今人称之为豪气。这种饶有古风的价值观、人生观，从小便铸塑成型，尔后支配了整个一生。
“小顽皮”
张作霖升任第二十七师师长，进驻奉天之后，张学良便随同母亲、姐姐，一同跟着父亲迁入省城；崔名耀也当上了卫队旅的书记官；张作霖便把当年自己的启蒙先生杨景镇接进省城，给儿子张学良授课。
原来，张作霖小时候家里一贫如洗，没有钱上学，便经常到村塾的窗外偷偷地听课，塾师杨景镇很受感动，就免费让他上学，并供给他纸笔和书本。这年，张作霖已经十一岁了，刚读了几个月，就赶上父亲去世，只好忍痛放弃学业，给大户人家做零工，养家糊口。但他始终念记着杨老先生的这份恩情，所以，这次便给潦倒乡关、贫居无聊的恩师找了这份差事。无奈，这位老先生也确实过于衰老，而且陈腐守旧，说话总是文绉绉的，脑后拖着一条干巴巴的小辫子，走起路来颤颤巍巍、摇摇晃晃。张学良看见了，就叫他“老棺材瓤子”。
老先生有一件长袍，家织布的，据说是宣统皇帝登基那年做的。可张学良却认定，从那布料、那样式、那股子馊味来判断，至少应该穿了一百年。擅长恶作剧的他，弄来一些蜂蜜，又拌上一个捣碎的卫生球，然后偷偷地抹到袍子上。这样，老先生走到哪里，苍蝇便跟到哪里，嗡嗡营营，寸步不离。老先生倒是自得其乐，读起书来喜欢吟哦，也就是唱着诵读，意态悠然，十分投入，张学良便偷偷点燃一个炮仗，突如其来的巨响，吓得老先生口水流出。
张学良在“口述历史”中，谈到了这位老先生：
他的为人顽固守旧。民国已经成立了，他仍保存他的辫子，他不但不剪，还禁止我也不许剪。我那时心中认为是奇耻大辱，有一年，他归家度岁，我自己把辫子剪去了。等他回来，大为不悦，申斥我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我说：“老师，那么你是应该留全发的，那你只留一半，岂不是毁伤了？”他说：“这是皇上的意旨。”我说：“皇上已经完蛋了，剪辫子那可是政府的号令哪！”我这位老先生怒气大发，说：“这个没有皇上的朝廷，还能会有多么长久呢？”
私塾要求每天都要背诵，可是，张学良却总是偷翻书本，老先生批评，他便顶撞说：“书是我的，为什么我不能看？”还有一次，塾师以《民主之害甚于君主》为题，让他作文加以论述。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引述韩愈《原道》中的“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的话来加以批驳，气得塾师跑到大帅那里告状，说“我实在教不了这个小顽皮”，愤然提出辞职。
十三岁那年，张学良还曾受教于晚清进士、担任过御史的金梁。后来，金梁对人称赞他：“汉卿年十二三，即从我学文，能作千言，下笔颇快。”
在张学良的老师中，还有一位白永贞，满洲镶白旗人，世居辽阳唐马寨蚂蜂泡村。他不仅是一个知名学者，也是一位很有气节的政治家。史料记载：他“一生嗜读，博学善书，且为人善良正直，深受乡人爱戴。‘九·一八’后，白永贞拒绝给日寇充当汉奸走狗，对已附敌的袁金铠悲愤万状地说：‘洁老（袁金铠字洁珊），吾与汝私谊甚厚，然人各有志，国土沦陷，山河破碎，吾痛不欲生，何惜一死！’1944年初，白永贞患疾不起，嘱咐家人：‘吾将走矣！死后送吾回故里，停放于宗祠，吾不甘葬于污垢之地，等国土收复后，大祭大奠。此可谓：待到驱除日寇时，家祭勿忘告乃翁。’言毕而逝”。从他对张学良的称许上，亦可知其颇有识人之见。
许多年后，张学良在一份“自述”中，对白永贞有这样一番评价：
我小时候是有点儿小聪明，也非常调皮，那时念书，我们共三个人，一个表弟，还有一个弟弟。我们就抓着苍蝇放在一个瓶子里，把粉笔碾成粉末，各人有不同的颜色，我是红的，你是蓝的，他是白的，苍蝇就在粉末里扑棱着，满身是颜色。搞完之后，这就是我的兵了。看谁比谁抓得多。上课时，苍蝇坏透了。我们的老师是近视眼，坐在那里看书，苍蝇飞来，就落在他书上。他说，噢，这苍蝇怎么是红的？而且这红苍蝇还扑扑地弹下不少粉末，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看见了这情景，都偷偷地笑。老师猜想一定是我们干的，后来就翻我们抽屉，把苍蝇都翻出来了。第二天就打手板。
先生是一位孝廉公，曾任过知府。我虽然曾从他受教只有一年多，可是我得益不少。他对我从未有过怒颜谴责，许我行动自由放任。关于读书做人，他时加劝诱指导。
他教了一年半，二年差不多，他就跟我父亲去说。他说：“你不要你的儿子念书了，他不是念书的料，不是一个坐屋念书的人。他要干什么，你让他干什么就好。”
我父亲是想把我造就为文人哪，我父亲很听他的。
后来，这个白永贞就辞馆走开了。
白永贞在《帅府日记》中记载：“（1928年）九月五日，汉卿赠筵两席，予余贺寿，余对其言：‘汉卿，承你重师生之情，然余不重礼仪馈赠，只愿你爱国爱民。’汉卿言：‘爱国爱民是我为政之本，终生不渝；尊师重道是我为人之本，亦终生不渝。’”
望子成龙
老帅对于张学良的学习、成长极为重视，不仅请了几位国学功底深厚的学界名流，为他奠定坚实的传统文化基础，还适时为他请来英文教师，由省城外交署的英文科长徐启东担任。少年张学良在奉天城里住下来以后，老帅有意识地为他创造条件，使之接触到一些外国领事馆和商务代办机构，了解各种新鲜事物。这样，他又跟着帅府内外熟悉外文的人打交道。不久，张学良加入了奉天基督教青年会，结识了一些英美籍朋友和外籍专家、学者，进一步开阔了视野，增长了学识。
一天，老帅把张学良叫到身前，说是要考考他。
老帅突然大吼一声：“站好！”
他应声而答：“是。”
问：“李世民是哪朝人？”
答：“唐朝人。”
问：“你喜欢他吗？你愿仿效他吗？”
答：“不喜欢，也不想学他。”
老帅眼睛一瞪，问：“那你喜欢谁？”
答：“我喜欢岳飞、文天祥、戚继光、史可法、丁汝昌。”
老帅哼了一声，又问：“你喜欢日本天皇裕仁吗？”
答：“不喜欢。我喜欢加里波第将军——意大利建国三杰之一，还有海战殉国的英国纳尔逊将军。”
老帅夸奖道：“好小子，有种！”
老帅治家谨严，特别是对子女严加管教。少帅弟兄们都清楚地记得，小时候，父亲同他们一桌吃饭，平时总是高粱米粥和馒头，逢年过节才能吃上酸菜炖白肉片的大碗菜。有一次，喝高粱米粥，学良不愿意喝，被老帅敲了一筷子，还大骂说：“妈拉个巴子，当年老辈人，若是能喝上一碗高粱米粥，能饿死吗？你当大哥的，应该给弟弟、妹妹立个样子。”
少帅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原打算要学医，到现在我还喜欢医生这一行。我父亲他也没说不赞成，可也没有说行，我也没办法。
你知道我这人的性格适合干什么？我愿意干自由职业，像当个医生，画个画儿什么的。总之，干个随随便便的职业。我本来是不想当军人的。我还喜欢女人，喜欢跟女人在一起。我想自自由由地干点事，可一惹上政治，这事儿就不同了。当然，我当了军人，现在我也看到了，不但与父亲有关，与东三省有关，甚至与世界上的变化都有关系。不是我当军人，不是我管东北，也没有这么多的事。
少帅还谈到：
我十五岁那年，一天，父亲跟我说：“你晓得吗？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了几万块钱。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那钱是留给你们三个人的，不是单独给你姐姐的。”我冲着我父亲笑了，说：“你那点钱算什么玩意儿？别说那几个钱，就是你再多再多的钱，我也没看在眼里。”我父亲把眼一瞪，瞅瞅我。我说：“长大了，我能挣，还要比你挣得多！”我父亲看看我，说：“你好大的口气！”他的心里还是满高兴的，欣赏我有志气。他最看不上窝窝囊囊、小里小气的人。
少帅记忆中有这样一件事：
吴俊升，就是绰号吴大舌头的，他是黑龙江的督军，我五弟认了他做干爹，我们喊他大爷。过年了，他给我父亲拜年，给了我们兄弟每人五千块钱。我父亲一看，就火了，说：“吴大哥，你怎么这样做？”吴俊升说：“过年了，小孩子磕头，总得给点钱花。”我父亲说：“你给这么多钱，就不对了。”吴俊升说：“我的钱，我的一切，都是大帅给的，我得报答报答。”老帅说：“这是什么话！既然这么说，那你回黑龙江去，好好做事，别让那里的老百姓骂我们的老祖宗。这就是报答了，不能拿钱坑孩子！”我父亲当时，那种神态，盛气凌人，凛然可畏，吴俊升趴在地上，连连给我父亲磕头。我在一旁看着，真有点毛骨悚然。后来我听说，吴在黑龙江，名声不怎么好。
故园情
张学良的故居，尽管离我的故里很近，但直到1994年，我才第一次前去瞻仰。村里人介绍说，当时的张家窝堡地处荒原之中，大草场，芦苇荡，户数很少。据张将军后来回忆，也是说：稀稀落落的，只有几户人家。他印象最深的，就是屋后有一棵枣树，结的大红枣很甜。于是，村里就以此为线索，进行访查鉴定，整个堡子唯有这里有一棵老枣树，而且，当年确曾住过赵姓人家。
这是三间极为普通的农家土平房，前面有一个院落，院墙外一棵柳树，长得十分茂盛；屋后东北角，一棵由三条粗干组成的老枣树，由于年深日久，有些枝条已见干枯，但每年还都结很多红枣。
1991年10月5日，身居台湾的张将军亲口尝到了一别八十余载的故居的红枣。他记起了儿时母亲带着他挥竿扑枣的情景，不禁激动万分，当即给带给他家园红枣的台湾咨询委员会副秘书长丁先生写了封信：
中江先生道鉴：承赠大著及家乡枣果，敬此申谢。愿上帝祝福！
张学良书拜十月五日
当地民众出于对张将军的爱戴与尊重，他们爱屋及乌，对于这棵红枣树也是加倍呵护，不许有任何损伤。这使人想到《诗经·甘棠》章记述的人们对于召伯虎的怀念。召伯虎为申伯筑城盖房，划分方田，规定租税，劳绩颇著，申伯的子孙和当地一些群众很感激他。为了寄托对召伯虎的深情怀念，他们加意保护召伯虎宅前的一棵甘棠树，并吟唱道：“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居住）。”
1990年，张学良将军九十华诞前夕，当地政府斥资整修了他的故居，并在他的生日那天，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将军的亲属、部属，他的八弟张学铨、四弟张学思的夫人谢雪萍远道赶来出席。现在，这里辟为“张学良将军纪念馆”，挂有一副由河北省张家口市楹联学会会长董汝河撰写的对联：
盛京易帜西京谏策百年功业千秋节
台岛望云夏岛吟风一缕乡思万缕魂
馆中陈设一些将军童年时用过的生活器具，以及400余幅反映少帅叱咤风云的一生的照片，像东北“易帜”、西安兵谏等重大历史事件，均历历在目。展厅挂满了少帅亲友和部下及社会各界名流参观纪念馆所题写的墨迹，其中有张学良弟媳谢雪萍的题字——“振兴故里，待大哥来”。
1994年，台安各界人民主动捐款，在县城中心广场为将军雕塑一尊铜像，广场命名为汉卿广场。将军九十九华诞时，以县委、县政府名义，主持召开了“张学良国际学术研讨会”，编辑、出版了一本名为《千古功臣颂》的诗词集。
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将军在夏威夷病逝，噩耗传来，台安人民当即给将军的亲属发去唁电，各界人士举行座谈会，表达对老将军的怀念和沉痛哀悼之情。尔后，在距离将军出生地仅三公里的西平森林公园拨出十公顷土地，为他修建了衣冠冢，名为少帅陵，与其父在抚顺的衣冠冢——元帅林相对应。将军的女儿张闾瑛专门为陵园写了一副楹联：“东北易帜中华统一垂青史，西安兵谏团结救国功千秋”。山门楹联为西安市楹联学会名誉会长解维汉撰题：
戎马铸丰功一曲浩歌担大义
衣冠还故里千秋正气贯长虹
楹联家李忠云也有一副对联：
身诞台安名动西安壮举长教千古颂
情融国土魂归故土英灵犹盼九州同
张将军埋骨他乡，到死也没能偿其回归故土的夙愿。据说，他在夏威夷由赵一荻选定的墓地，紧邻日本神社，周围由日本人墓园包围；日本神社的钟亭就在他的墓室边缘的下方。将军为抗日救国付出了监禁半个多世纪的代价。而他死后，还要时时听到日本神社的钟声，人何以堪，心何以安？所以，台安乡亲在他的出生地建立了他和夫人于凤至的衣冠冢，确有其特殊的意义。将军地下有知，或将笑慰于九泉吧？
由于老帅张作霖在八角台发迹，少帅张学良又在台安境内出生，所以，张学良对台安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这里只讲一件事：1929年，《台安县志》完稿、付梓，县公署请张学良将军为县志撰写序言。当时，张将军身任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又兼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集军务、政务于一身，其繁忙程度可想而知，但他仍然慨加允诺，欣然命笔。这在当时奉天省五十八县中是唯一的。
少帅眼中的老帅
旧时代有两句流传很广的俗话，叫做“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后来被收进童蒙读本《增广贤文》里，成了家喻户晓的格言。
说到“上阵父子兵”，人们会立刻想到三国时孙坚、孙权父子，当时还留下一句“生子当如孙仲谋”的佳话。唐朝开国的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是赫赫有名的；到了宋朝，就是“杨家将”——老令公和他的“七狼八虎”的儿郎了。那么，现代有没有呢？当然有，最著名的，一个是江南的蒋家父子，一个是东北的张家父子。
关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海外著名学者唐德刚有过这样一段话：
在上世纪初年，他（张学良）本是一位旧军阀的纨绔子弟，吃喝玩乐，挥金如土。这本是清末民初那个荒唐时代所有高干子弟的共同现象。只是张学良这位公子哥儿更会花钱、更会玩乐罢了。因为在民初的“四大公子”中，他的本钱最雄厚。
可是，一旦过了青春期而及于成熟期，他的生活便有了两面性。一方面，他仍然是个旧式军阀的儿子，吃喝玩乐，未改其公子哥儿的本性；但另一方面，他已能随时代进步，成为旧军阀集团内部的青年改革派的领导者。……当“张大帅”那个“行伍”集团搞不下去了的时候，继之而起的改革派首领，却是他自己的儿子，所以，它能够自我进化，不断延续下去……
当然，学良的大官大位，与他“有个好爸爸”是分不开的。但是，他那个好爸爸也幸好有这么个好儿子。学良是先大元帅麾下不可或缺的助手、智囊和副指挥。他们的父子档，正如京戏舞台上所创造的“杨家将”，没有这个儿子，则“张老令公”的光彩也就要逊色多了；没有这个儿子，“老令公”于“碰碑”之后，余众也就统率无人了。
唐教授在这里辩证地论述了张氏父子互为依存、相得益彰的关系。
知父莫若子。那么，作为少帅，张学良是怎么看待老帅的呢？他在“口述历史”中说：
我有两个长官，一个是我父亲，一个是蒋总统。我对他们两人的评价是：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无大略；介公有大略，无雄才。
我父亲这人有雄才，我可以讲个例子给你听。有一次，我父亲被人扔了炸弹，三个人联合炸他。我父亲幸免一死，可那扔炸弹的有两个人被自个儿炸死了，剩下一个被逮住。
“你为什么要炸我？我跟你无冤无仇！”我父亲问他。
“因为你要复辟，你跟张勋两个人开会，要搞复辟。所以我们才炸你。”
“这事你误会了，我不但没参加复辟，我还反对复辟。”我父亲说。
“很可惜，我那两位伙伴牺牲了。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恨复辟！你要复辟，我就要炸死你。”那人说道。
“好！如果真是这回事儿，那你误会了。我现在就放你走！你出去打听一下，假如我是搞复辟的，那你再回来炸我！”
就这样，我父亲把他放了。
老东北军一些将领也这样看，说张作霖气度恢宏，敢用人，肯信人，能容人。
唐教授在听了少帅这番话之后，做了进一步的阐释。他认为，所谓“雄才”，比如《水浒》中的英雄，《说唐》里的好汉。隋唐之际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那么，“大略”呢？就是有远见，有策略——这恰恰是张老帅所缺乏的。他口口声声要“以武力解决长江各省”。即便是长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决了，那还是“以暴易暴”呀！这一点他就弄不清楚了。弄不清楚的结果，不但长江各省武力解决不了，连他用武力强占的苏、皖两省，在1925年秋，又都被南方军阀孙传芳等夺回去了。得之军阀，失之军阀，于老百姓有什么干系！这就是没有大略的毛病了。再者，他对于自己的政治措施没有认识，结果连自己内部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这样，就爆发了1925年冬的“郭松龄倒戈”的闹剧。总的看来，少帅的这两个长官，最后全都各以其短取败，以至倾覆，如果能够以长相辅，那就会展开另一种局面了。
演“戏”
前一篇文章中，在探讨张学良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曾经提到：“从他父亲那里，只是继承下来江湖义气、雄豪气概，而把那种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流氓习气滤除了；少了些‘匪气’，而多了些‘稚气’；少了些沉潜，而多了些浮躁”。现在，我们就来具体展现一下张作霖待人处世方面“投机取巧，狡黠奸诈，厚颜无耻，反复无常”的个性特征。
张作霖出生于19世纪末期的动乱时代，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经历。他起身草莽，混迹于社会的最底层，做过兽医，出入赌场，曾经落草为寇，接受过清军的收编；在同土匪、恶棍、豪绅、地痞、无赖长期厮混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军阀混战、日俄列强环伺的复杂、险恶的环境中，不仅锻炼出一副勇敢机智、敢冒风险的坚强品质，还培植了鸷猛、狠毒、奸诈、决绝的枭雄个性和狡猾无赖、厚颜无耻、不择手段的流氓习气。
就连阅人无数、老谋深算的一世雄豪袁世凯，张作霖也照样把他玩弄于股掌之上。还在1914年，张作霖当二十七师师长时，应召进京向大总统袁世凯述职。对于这个握有军事实权、野心勃勃的强势人物，袁世凯是心存戒虑的。对此，张作霖事先已经料到，早蓄“韬晦之计”以作应付。他一进北京，就下令包下八大胡同的所有妓院，暗示部下可以恣意“买春”，寻欢作乐。这种地痞流氓的行径，自然逃不出大总统所设置的耳目。待到晋见那天，大帅更是秉足了气力进行一番表演：只见他进了中南海居仁堂，竟像刘姥姥走进大观园一般，故意东张西望，对着各种宝物馋涎欲滴。见到了大总统，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跪地便拜。袁世凯不经意地掏出怀表，看了看时间，张作霖立刻歪着脖子张望。袁世凯当场就以怀表相赠。心想：这真是个“土老帽儿”——无能为也！
这样一来，就解除了大总统的疑忌。其表演之成功，真使“青梅煮酒论英雄”中“闻雷失箸”的大耳贼刘备自叹弗如也。
在袁世凯气焰熏天、炙手可热的时节，张大帅装得像个“三孙子”那样奴颜婢膝，低三下四；可是，待到一年过后，当袁世凯签订了“二十一条”，特别是“皇帝梦”破碎了，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际，张作霖便一改故态，呼号奋发，充当反袁的先锋，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这样，袁氏病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之后，张作霖照样官运亨通，被委任为奉天省督军兼奉天省省长。
这一套闪转腾挪的肆应功夫，张学良哪里具备？
又过了十年，郭松龄倒戈反奉，彻底失败，时任奉军总司令的张作霖，在大帅府举行庆功宴。文武高官、各界名流，齐聚一堂。大帅容光焕发地致词、祝酒之后，突然，大厅门扇洞开，四个武官抬进来一只大皮箱，一个副官趋前敬礼，说：“报告大帅，这只箱子是从郭鬼子军部搜出来的。听候处理。”事情原本是大帅一手策划的，此刻，他却假装不知情，批评说：“你们怎么赶在这个时间捣乱！箱子里都是什么？”副官回答：“报告大帅，箱子里全是密件、信函，是我们奉军内部人私通郭鬼子的。”大帅听了，脸色一沉，怒气冲冲地说：“这还了得！好大的贼胆！”说完，他扫视一下全场，见个个屏息无声，空气紧张得很，便大骂了一通郭鬼子，然后又换成笑容，说：“郭鬼子已经死了，一切了却；余者一概不究。干脆把这些烧掉！不要扫了大家的兴！来，来！干杯！”
这一通收买人心的表演伎俩，对少帅来说，莫说是实际做，恐怕叫他去想，他也不会想得出来。
老帅的好戏多着呢，远没有演完，还有更精彩的在后面。
这次庆功会之后，过了三天，老帅又表演了两出戏：《通电让贤》《辕门斩子》。这是在东三省军政议事会上，主要是处理郭松龄事件的善后事宜。
与会者，有总参议、三省的省长、督办，还有哈尔滨特区的长官，以及师长、处长以上的几十位高官。一开始，老帅就以低沉的声调宣布：“今天的会，暂时还是由我主持，由我来向大家做出交代。”接着，他让秘书长袁金铠宣读一份通电，略称：
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谨此引咎辞职，还政于民。东北行政暂由王公岷源、军事暂交吴公兴权料理。一俟中央另派贤能主持东北大局，本人甘愿避路让贤。
最先做出反应的，当然是通电中委以重任的王永江（字源）与吴俊升（字兴权）了。他们心里透明，老帅这样做，既是“以退为进”，争取主动，又能从中测知哪个人存有野心，于是，忙不迭地申明态度，以免招致误会。王氏有文人气质，谦卑地说：“有大帅在，担当微职，随时请示，尚可勉为其难；让我独当此任，绝难为力。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大帅不出，如苍生何！”吴氏表面上粗似麻绳，实际里细如毫发，赶忙连声推辞：“我，我，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就一块撂下！”总参议杨宇霆觉得，自己已经牵涉进事件当中——郭松龄所要“清君侧”，“清”的正是他，此刻不能无所表示。他说：“此役身为罪魁，理应明正军法，承蒙大帅宽容，从大局着眼，容我戴罪立功，永生难以为报。”接着，又从分析全国形势入手，说明大帅的绝对权威作用不可或缺，“值此危急存亡之秋，绝非大帅隐退之时”。剩下来的，其他人就是一阵“鸭喧雀噪”，总的调门就是，大帅一退，东北的天立刻就得塌下来。
看看目的已经达到，大帅适时表态：“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得干。行！将来若是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要立即让贤。”
大家一看，戏到此处也就落幕了，刚要准备起身，不料，大帅陡然脸色一变，厉声喊道：“常处长！命令你：立刻乘专车到新民去，把张学良给抓回来，我要亲手枪毙他！如果让他跑掉，我拿你的脑袋是问！”常荫槐身为军政执法处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依也不是，违也不是。他和大家都明白，大帅这一招儿，不过是“刘备摔孩子——叼买人心”，是玩儿给大家看的。
只听吴俊升说：“过去没有张军长还将就，现在离开他，一天也不行……”老帅一跺脚，怒吼道：“你胡说！”可是，吴俊升对张作霖，可说是从头发梢认清到脚后跟，早看透了其中的“小九九”，于是不紧不慢地说着：“没有张军长，谁去招抚郭军散兵？散兵还不算，魏益三部下还有两万人马在山海关，若是和冯玉祥一合股，比郭鬼子力量大几倍。打过来，谁能抗得住？现在，就靠张军长，他一摆手，那些人就回来了。”说得头头是道。吉林督军张作相刚要站起来说话，就被张作霖制止了。老帅觉得火候还未到，还需再加一把火，于是，自己讲了一大篇：
小六子这个损杂种，上了郭鬼子的贼船，讲他妈的学科、术科，耀武扬威，装他妈的洋蒜。这帮损杂种，算个狗屁！
郭鬼子这个鳖羔子，到奉天来，打一个小行李卷儿，有两个茶碗，还有一个是没把儿的。小六子说他是人才，我一次就给他两千块大洋，给他安家，他感激得把他老婆给我睡他都愿意。他自以为有功，在座的谁不比他资格老？汤（玉麟）二哥和我穿一条裤子，出生入死，现在，郭鬼子和他拉平辈……
以下才算进入正题，中心是推崇元老派讨郭的功勋。
一骂，一捧，这就达到了激励部属、安抚人心、巩固统治地位的目的。那些跟随他闯关夺寨的老将们听了，从心眼里舒服，觉得老帅毕竟心里揣着他们，这也就足够了。那么，最后总得有个打圆场的，好让老帅下台呀！于是，总参议杨宇霆出面了，说：“请大帅息怒！还是吴督军说得对，从大局着想，当今之计，张军长不但不能法办，还得授予他统率全军的大权。至于郭军叛变，我们大家都有责任，不能怪少帅一人。”
王永江赶紧抓住时机，过来说：“大帅贵体为重，应该为国家保重身体，近来太劳累了，我建议马上休会。”
吴俊升接上话头，笑嘻嘻地说：“谁是英雄？我看我们都是狗熊，只有大帅是英雄！”说着，他就和张作相一左一右，架扶着张作霖离席。可是，张作霖脑袋清醒着呢，并没有忽略应有的“过场”，一边走一边喊着：“免去张学良本兼各职，听候查办！”这样，才算把这台戏圆圆满满地演完了。
与老帅相比，少帅要诚实、直率得多。他对郭军反奉所造成的后果，表示心情沉重，主动承担责任。公开表示：“匝月以来，五中忧愤，刺激实深，虽尚黾勉从公，脑筋久已昏瞀，近日来更加沉重。”因此，一俟善后完结，即请求免去他的职务。
他在给东北各省长官发电中，再次申说：
学良束发受书，壮寄戎伍，自惭驽骀，辄凛渊冰。爱识郭某于寒微，遂竟倾心而相属七年，赞翊擘画，多方听合无间，情如手足，方期危舟同济，共挽危澜；孰意鬼蜮横生，变出仓猝！……推原祸始，谁为厉阶？此皆良结交不慎，知人不明，驭下无方之所致也。
事件发生过程中，即便对少帅有些看法的元老派，看他如此诚恳，一再引咎自责，也都衷心予以谅解。而老帅的“辕门斩子”，虽属演戏，但也起到应有的消解作用；对于张学良，痛骂是假，爱护是真。东北有句俗话“打是稀罕（喜欢）骂是爱”，此之谓也。
玩“鹰”
在内部，老帅是一贯演“戏”；在外部，他就是玩“鹰”。这个“鹰”，不是天上的飞禽，而是地上的群雄，比如那个袁皇帝，还有混战的军阀。这里想着重说说他是怎样同虎视眈眈的恶邻角斗的。
如同说到少帅，总离不开蒋介石一样；那么，说到老帅，是绝对离不开日本人的。可以说，日本人像梦魇一般，纠缠了老帅一辈子，一直到死。他的升沉、存没，都和这个恶邻紧相联结着，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老帅家乡那一带，蛮荒初辟，草野苍茫，“阔大爷”、公子哥们，盛行玩鹰的把戏，出门闲步，手臂上往往架着一只凶赳赳、恶狠狠的苍鹰。当地有句口头禅：“玩了一辈子鹰，最后被鹰叼瞎了眼睛。”老帅可能没想到，这句话竟然成了他的谶语。
在辽宁民间，也包括老东北军中，广泛流传着这样几个小故事——
其一：张作霖因为经常要和日本人打交道，不得不学了几句寒暄用的日语，像“阿里安多”（谢谢）、“巴格牙路”（混蛋），还有“沙扬娜拉”（再见），等等。不过，他经常弄混——有人说是故意的，结果闹成了笑话。一次，他在帅府请日本一位贵客吃饭。为了表示诚意，他迎出客厅。在与客人握手时，连连说道：“沙约娜拉！沙约娜拉！”客人感到莫名其妙，正要拂袖而去。经过日语翻译解说，才明白是说错了。宾主尽欢畅饮，客人临走时，老帅亲自送至门口，握手道别，连声说道：“巴格牙路！巴格牙路！”还有一次，宴请日本公使，酒过三巡，副官往桌上续菜时，不小心将菜汤滴在公使身上了，张作霖连忙用餐巾代为揩拭，一面大骂副官：“阿里安多！阿里安多！”弄得日本公使一肚子怨恨，认为他是有意戏弄。其二：张作霖执掌东北大权伊始，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宴请他，说是要进行私人会晤。张作霖知道对方的用意，在于诱逼他出让一些主权利益。落座之后，敬献了茶水、香蕉。大帅随手拿起一根香蕉，带着皮一口咬了半截，狼吞虎咽，吃到肚里。凭着他的身份，不会不知道应该扒了皮吃。领事不解其故，连忙拿起一根香蕉，先扒掉皮，然后恭恭敬敬地递给大帅。大帅哈哈大笑，连连摆手，说：“老张从来不怕硬的。”领事听了，立刻脸色大变，心想，怪不得人们说他“不怕死、不要命”，看来，真有股子野劲、邪劲！
这件事，还有另一个版本：说落座之后，领事恭恭敬敬地捧上一个小皮箱，里面装有日本最新产的小型手枪，要请大帅试用。大帅笑了笑，说：“盛意嘛，领了！只是，敝人妈拉巴子，用惯了国产的‘铁公鸡’。”领事不解，随行参谋解释说：“这种手枪个头比较大，外号叫做‘一毛不拔’。领事听了，默然良久。”
其三：张作霖当上大元帅了，以元首身份坐镇中南海。虽然那两笔字不怎么样，但“名重好题诗”嘛！日本南满株式会社一位总裁，带上一笔丰厚的酬金，亲来府上，请他题赐墨宝。大帅也没有推辞，只见他把袖子一撸，摊开宣纸，大笔淋漓，随手写了一张“虎”字，落款为“张作霖手黑”，让副官给加盖印章。副官看了，赶忙悄悄地提醒：应该是“手墨”，下边再添个“土”。老帅却大声吼叫说：“老子就是不愿意把‘土’送给日本人！这叫‘寸土不让’。再说，对付日本人，手不黑能行吗？”总裁听了，弄得目瞪口呆。
这些传闻，全都切合张作霖的个性、风格。当然，其真实性尚有待考察。不过，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倒是有这样一段话，无疑是真实可靠的，我们从中同样可以看出老帅的个性特征：
我父亲这个人脾气硬，当时在新民府驻防。新民府离奉天一百二十里地，我就是在这里长大的。那时候，有日本人在那儿，有一些日本的娼妓啊，兵们去玩儿，结果跟人家打架，被日本人给打死两个。那么，我父亲就火了，于是就办交涉。我父亲一定要日本兵给偿命，要惩办凶手。那都是府官给办案，府官出于息事宁人，就给判：每个人赔偿五百两银子。我父亲不同意，非得要偿命不可。但是，人们都怕日本人哪，胳膊拧不过大腿，心中只能憋着一腔闷气。过了几天，他弄了一伙人，抓住三个日本人给打死了。别人害怕得不得了。我父亲说：“这没有关系呀！一个人给赔五百两银子。我拿一千五百两银子就是了。你不是玩吗？老子愿意奉陪到底。你打死我两个，我回敬你三个，反正拿钱抵命呗！”
从那以后，张作霖就出名了，连日本人都知道，说：“这个响马贼，可不好对付。”他们原本以为，张作霖土匪出身，有勇无谋，没有政治头脑，可以很好利用一下；但是，等他们真正打交道了，才明白他们遇到了一个能“玩”会“耍”的高手。当然，日本人也不是好惹的，一旦“玩”炸锅了，就会把他送入死亡的胡同。——这是他们惯用的伎俩。
上世纪初，实际上，东三省已经处于日俄分割的局面。在这种态势下，善于观察风向、精于形势分析的张作霖，就把“宝”押在了日本人的身上。他看清了，要在东北大地上立得住脚，没有日本人的支持是不成的。早在他靠近袁世凯的时期，就不断地和日本人相互勾搭，暗送秋波，多次送礼、打躬，疏通关节。他曾露骨地表示，“打算作督军”“希望得到友邻的援手”。
正是有了这个底子，所以，当日后郭军倒戈，直接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时，便同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密会于沈阳旅馆。张作霖挑明：“目前省城空虚，虽已电告吉、黑二省军队驰援，但恐远水不解近渴；如果郭军进逼省城，敝人想暂避旅顺，希望关东军给予方便。”斋藤当下满口应承，并且表示：“我看不要紧，即便郭军进抵新民，关东军根据条约规定，可以出兵阻击，他们是无法进入省城的。”这对张作霖来说，无异于“乞浆得酒”，过于所求。看到时机已到，斋藤便立刻提出，需要考虑关东军的几项要求，如果同意，即请签字。说着，便将事先打印好的五项条款念给他听，张作霖听了，也顾不得更多，救命要紧，随即签字画押。日本出兵干预的结果，正是如其所料。
危急关头，日本关东军帮了大忙；但是事后，这个密约却成了老帅的一块心病——觉得实际上是出卖了东北主权。怎么办？“他妈拉巴子的，老子自有招法。”所谓招法，就是赖账。先是由省议会开会，否决这个密约，不予批准；然后，老帅亲自前往大连拜会关东军长官白川司令。事前，他把存在日本两家银行的五百万日元开出支票。一见面，就惭愧表示，议会作梗，无能为力，只好献上酬金，作为答谢，特意说明这是他的私人存款。尽管数额不小，但胃口大如天的日本关东军，哪里会在乎“这点意思”，他们要的是中国东北的主权。果然，过后不久，便又找上门来；张作霖自然又是一番抵赖。
日本人并未料到，他们扶植起来的这个地方军阀，会爬上中华民国大元帅的高位，手中握有总统的权力。但是，他们已经认清了张作霖的本性——一贯说话不算数，当面“好好好”，过后就赖账，所以感到十分棘手。其间，最令“友邦”恼火的是，张作霖竟然试图利用英、美势力来牵制日本人，把美国资本引进东北，修建大虎山到通辽、沈阳到海龙的铁路和葫芦岛港口；而日本提出的东三省和东蒙“商租权”，移让间岛地区（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行政权，增修吉（林）会（朝鲜会宁）铁路和开矿、设厂、移民等要求，虽已列入密约，却无一落实，这引起了日本关东军的深度忌恨与强烈不满。
其间有一个导火索式人物，就是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他们第一次交锋，是在张大元帅于中南海举行的招待外国使节和中国高级官员的国宴上。宴席丰盛异常，其中有两道菜，格外引人注目。一是“向阳葵花丝”，原料很普通，不过是龙须菜、鸡蛋松、火腿、洋粉、红油发菜等，但是，刀工精细，色彩鲜艳，造型庄严整肃；再就是“胜利红桃片”，由龙须菜、虾片、青绿菜蔬等原料做成，看去美观大方。宴会开始后，主客双方纷纷端起酒杯，离席敬酒。芳泽公使用手指着这两道菜，笑着对张作霖说：“这两道菜真好吃，我们日本人非常喜欢吃中国菜。”老帅却报以讥讽的口吻，说：“你们愿意吃？怕是吃不消吧！”一语出口，立刻引发全桌人的笑声。芳泽尴尬地回到座位上。宴会结束，返回帅府，老帅仍然怒气未消，说：“这两道菜，都有象征意义。那道象征国旗的菜，代表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他小日本爱吃，做梦娶媳妇——净想好事！”
第二次交锋，在“皇姑屯事件”之前十几天。据《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记载，5月17日晚，芳泽向老帅面交照会，提出索取满蒙权益的要求，逼他立即答应。同时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大元帅应该对此负一切责任。面对芳泽的威逼恫吓，张作霖勃然大怒，气得把手中的翡翠嘴旱烟袋猛力往地上一摔，声色俱厉地冲着芳泽说：“此事一无报告，二无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个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客厅。这天晚间，他们足足谈了四个小时，最后就这样毫无结果地不欢而散。
但是，芳泽仍不甘心，当他得知张作霖将要离京返奉时，于6月3日下午一时许，又到中南海来纠缠张作霖，硬逼他正式履行“日张密约”的手续。张作霖推说：“现在太忙，等我腾出手来签字以后，再通知你来取。”过了三个多小时，芳泽再次前来索取。张嘱外事人员把他让到客厅等候。这时，张在办公厅内，故意高声大骂：
日本人不够朋友，竟在人家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乡，祖宗父母坟墓的所在地。我不能出卖东北，免得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骂了一通，张作霖便叫人把一叠文件返还给芳泽，说老帅太忙了，不能会见，还请原谅。芳泽心想，反正已经签署了，不见也罢。待他回到使馆，打开文件一看，原来张在文件上，只签了个“阅”字，既未署名，也没有“同意”字样。这时，芳泽才知又上了张作霖的当。
后果不难设想，日本关东军的最后一着，必然是“图穷匕见”。只是，张作霖缺乏足够的警觉。他总是以为，身为安国军大元帅，堂堂的国家元首，小鬼子“其奈我何”！即使离京，他也要摆摆排场，不能给人以仓皇出逃的败军之将的印象。于是，乘坐前清老佛爷慈禧太后的豪华花车，挂了二十多节车厢，浩浩荡荡，出关而去。对于日本关东军的无耻伎俩和狡诈行径，他始终估计不足，警惕不够。在这一点上，张氏父子犯下了同样毛病。结果是，未出三年，前者粉身碎骨在皇姑屯，后者蒙羞含垢于“九·一八”。
千秋功罪
张学良对于他的父亲，感情极为深厚；而张作霖对于这个“小六子”，更是舐犊情深，寄予了深深的厚望。多少年以后，少帅还记得：当年父亲离京回奉的时刻，他同杨宇霆、孙传芳等人，都在站台上欢送。老帅和他们一一握别之后，特意把他拉到身边，轻声说：“等回到奉天，爹给你补办生日！”听了，他一愣，值此国事蜩螗、内忧外困集于一身之际，父亲居然惦记着他的生日！当即感动得热泪盈眸。岂料，第二天——正是他的生日那天，父亲竟然身遭重厄，自己的生日成了父亲的忌日。这样，他就再也不在这一天过生日了。直到弥留之际，父亲还郑重嘱托：“叫小六子快回沈阳。我这个臭皮囊不算什么，告诉他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
多少年以后，少帅还记起当年父子合作共事的那段黄金岁月。那是1922年，奉军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遭到惨败，退回山海关外。作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老帅决定成立陆军整理处，以便“整军经武”，重振雄风。这时，在他心中，已经明确张学良做为接班人，因此委任为整理处参谋长——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参与最高层的决策了。这天，他把学良叫到自己的房间，说：“小六子，这一仗我们输得忒暴了，十几万人的队伍，只在长辛店打了七天硬仗，就全线崩溃了。若是没有你和郭松龄两个旅打了几场阻击战，只怕撤也撤不回来了。今儿个我没找别人，就想听听你的实话。看来，奉军非改良不可了，可又拿不准怎么个改法。”
儿子略一沉思，便说：“学良想，主要的事情是培养和提拔军事人才，训练精兵，整编庞杂的队伍……”
老帅说：“好！就这么办。”
在这次整顿队伍中，张学良经手做了大量实际工作，特别是在协调各方的能力方面，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之后，那些老东北军人还津津乐道讲武堂上老帅、少帅同台讲演的逸闻——
当时，老帅是堂长，少帅担任监督。每期学员结业，老帅都要到场祝贺，一般的都由少帅出面讲话；这次是第一期，老帅特别看重，要亲自给大家训话，特意叫秘书给拟了个讲话稿。他登上讲台之后，刚说了“作霖戎马半生，饱经事变”，下面的词儿已经忘得一干二净。台上台下，寂然无声，他越发尴尬，便说：“他妈拉巴子的，我来之前，讲稿背得滚瓜烂熟矣，看见你们一高兴，竟全盘忘记矣！”于是，他走下讲台，巡视一周，遇到年貌较轻的，便问上一句“什么名”，然后夸他“好小子”。这样闹了一阵，便又重新登台，放开喉咙讲下去：“你们知道现今的潮流吗？中国是谁的？就是咱们的。你们都是好小子，好小子就得好好干！譬如你们毕了业，就可以当排长，不久就给你们升连长，再升营长、团长。只要知道努力，不贪生怕死，有功我必赏。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什么。但是，有一样我不能给，”话音落下，稍作停顿，然后扑哧一笑，“我的太太可不能送给你们。”引起了全场欢声一片。
张学良的讲话，就显得文绉绉的了：
今日为本队第一期毕业之日，尔等学兵历经六月之劳苦，获兹圆满之成绩，本人无任欣慰。唯盘桓半载，不日离别，未知后会何日，则又不胜恋恋。今以“望、爱、热”三字为临别赠言，其细听之！望者，希望之心也。望汝等勿以地位卑微而自弃。人人自奋，国力以张；人人自弃，国势必亡。故须抱希望心。爱者，爱人民也。吾军人食国家之粮饷，而欺压百姓，非国家养兵之意也。故须具爱国心。热者，热心也。天壤间事，悉由热力做来。敷衍从事，万事难成，故人人须有热心。……
父子二人“整军经武”的愿望是一致的，但目标不尽一致。从他们的讲演中，就可看出，不仅风格各异、气质不同，而且，在向往与追求方面，是大有歧异的。
整军的效果，加上有利的政治形势，使两年后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奉军大获全胜告终。但此后，少帅与老帅的思想分歧就日益显著了。
“是军人，但不愿为军阀。”少帅这句话，透出了全部的症结所在。作为典型的封建军阀，老帅从个人的权势、地位出发，着眼于扩充实力，扩大地盘，争权夺利，威加全国，因而不惜穷兵黩武，祸国殃民。他要不停地“南下”，一仗接着一仗地打下去；而少帅更多地考虑到，如何把东北建设好；要打仗，应该是冲着帝国主义列强开火，而不能制造派系冲突，中华民族自相残杀。他的这一主张，也得到了以“停止内战，开发东北”为宗旨的郭松龄的全力支持。这样，张氏父子的矛盾冲突，自然会在郭军反奉的斗争中，充分地彰显出来。
但是，作为军人，作为下级，作为孝子，张学良仍然要听从老帅的调遣，一次又一次地投入军阀派系的战争。直到1927年6月，张作霖如愿以偿，登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元首宝座，仍然还发动奉军与晋军疆场鏖战。不久，又双方通电，宣告停止军事行动。张学良问他父亲：“你今天跟这个打，打过之后又好了；明天又跟那个打，究竟是什么目的呀？这纯粹是造孽。是谁给老百姓造成的？那就是我们啊！”
一年过去，奉军又和蒋、阎、冯的三角同盟打上了。就在各派血战方酣之际，张学良从冀南前线前往中南海居仁堂面见老帅，简单地报告了战况，他又一次提出撤军的建议。老帅听了，大发雷霆：“我当了快一年的陆海军大元帅，中国还没有统一，你就想撤兵不打了，你小子这不是拆我的台吗？”
少帅诚恳地劝说父亲：
天下哪有儿子欺骗爸爸的。我说咱们东北军统一不了全国，这是实话，是真话。咱们只有几十万军队，现在过了黄河，再往前就过长江了，孤军深入，乃是兵家大忌。后面没有预备部队和援军，冯玉祥、阎锡山要是抄了咱们的后路，再想撤也撤不了啦！中国打内战，日本最高兴。他对各方都支持，就是鼓励你打下去，这是鹬蚌相争，渔人得利。
当时，老帅是听不进去的；后来为形势所逼，败局之下，才被迫罢兵，但为时已晚了。
当然，张氏父子也有完全一致的地方，那就是兴办教育，培养人才。他们都深信，国家的前途、命运，最终决定于人力资源，一是人心向背，二是人才培养。因此，他们筹建东北大学，不惜投入巨资，吸收了大批顶尖级的专家、教授。整个校园占地九百亩，发展潜力非常大，这样大的校园，当时在全国首屈一指。李鼎彝（台湾著名作家李敖的父亲）回忆当日情景，说：“每逢孔子诞辰，张作霖都脱下戎装，穿着长袍马褂，到各个学校，给老师们打躬作揖。坦言自己是大老粗，什么都不懂；只懂得教育下一代全都仰仗各位老师，特地赶来致谢。他的态度，诚恳感人，所以大家都尽心竭力。”
白云苍狗，世事沧桑，时光过去了八九十年，一切已经水落石出。关于张作霖的历史评价，历史学家陈崇桥认为，“盖棺论定，张作霖是个做了许多坏事的封建军阀，但也干了一些好事……他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对他持全盘肯定和全盘否定的观点都是不对的。”
张作霖传记作家徐彻指出，所谓坏事，当然指他镇压辛亥革命、五卅运动；连年穷兵黩武，争夺地盘，为害人民；反对共产党，杀害革命领袖李大钊，等等。但观其一生，也有应予肯定的部分。对内方面，重用人才，兴办教育，发展实业，修建铁路，镇压俄国操纵的蒙古民族分裂分子的叛乱，为东北地区的稳定、发展，做了很多工作；对外方面，日本梦想吞并中国东北，对张作霖千方百计威胁利诱，强迫他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他则绞尽脑汁，巧于应对，或推托，或抵赖，或翻脸，或装傻，情况危急时爽快答应日本人要求，过后便断然推翻原来的承诺。这是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历史人物的特殊做法。对于日本人的威胁恫吓，张作霖根本不在乎，他曾愤怒地声言：“我不能出卖东北，东北是我的家乡。我什么也不怕，我这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徐彻还引述著名学者金毓黻的论断：“日人欲伸其巨掌于东省者久矣，光绪甲辰两役所获已多，犹未餍足。遇中原有事，辄向作霖有所要索，颞颥若不出口。作霖笑而麾之，或折以片言，尝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故当其世，东省中日交涉迄不得决，号为悬案。日人怯于积威，惮不敢发。然所以蓄怒于作霖者亦至深。故作霖亦终不免饮日人一弹。”最后徐彻作出结论：“总之，我认为，张作霖是一个具有一定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的封建军阀。”
应该说，这些论断都是客观而公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