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那轮弯月

秦时明月汉时关。跑马山上的弯月亮曾经看到过康定城中的木板房、小青瓦、麻条石、三合土。仰望那轮弯月，以为弯月依然，其实弯月是新月。

山谷里的“溜溜城”

在四川话中，“一溜溜”是对物体、形状的形容词，表达的是长却很狭窄的意思。《康定情歌》中唱道：一朵溜溜的云，唱的就是蓝色天空中那朵细而长形状的云朵。歌里还唱道：康定溜溜的城，描述的就是康定城沿河而生，傍山而起山城狭长的实际。

据《川藏哲印水陆记异》所记：“打箭炉在四川西南部，昔日以此地为川藏边境。气候寒冷，三山环抱，二水并流”，“炉城有三门，无城垣，以山水为廓，即口外番夷贸易总汇之所，亦茶市之要区也。人烟辐辏，凡珠宝等物，为中国本部所无者，每于此地见之。”此外，《进藏纪略》、《康藏辑要》、《进藏日记》等清代、民国年间等书中都有相同、相似的记载。

就是在这样一片山水间，出现了一个康定城，而这个康定城却是随着历史的进程逐步形成、扩大，伴随各种自然灾害而不断发展变化。据说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管仲所撰写的《管子》一书，上面就有这样的说法：“凡立国邦，非于大山之下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管仲记下的是那个历史时期建城的经验，康定城的出现，与管仲所讲有不同的地方，也有相似的情况。高处也好，低处也罢，都顾不上了，一座城就那么摆在了一条山谷里。倒是，“城廓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还做到了，却也是由于地势限制。

这里对于康定城建城的历史记录不大可能有闻必录，也不会巨细不分，在这里只是涉猎到的把有文字记载的一些资料罗列若干，也可以让人们对康定城的变化和发展有粗略了解，这就是所谓的“管中窥豹”。

清朝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8月，“打箭炉地震，碉房崩塌，压死藏民无数，土司桑吉被压死”。到清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在打箭炉“安设埠营，设都司防守”，同年，“倚山砌石墙，周长145丈，有3门，为炉城建城之始”。到了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打箭炉的城墙已为“城基周6里余，长1141余丈，墙高从七、八尺至一丈二、三尺”。

不料，到乾隆41年（公元1776年）6月，“打箭炉连日大雨，6日亥时，海子山大水暴发，冲倒南门，城内文武署衙，监狱、兵房冲去数百间，化为石滩，铺户仅剩十之二、三，淹死兵民无数。”四川总督文绶到打箭炉视察灾情，处理善后，报朝庭重建，获准“下移里许重建”。也就是说，原康定城在如今的公主桥至南门公安处一带，此次大水，泥石流灾害后，才往折多河下游搬迁重建。

乾隆51年（公元1786年）五月，“初6日午刻，炉城地忽大动，至酉时震势稍定。初7日又动数次，以后连日小动。至18日才止”，“城墙全部倒塌，文武署衙，仓库、兵房共倒169间，城内店铺房屋倒塌722间，土房54间，碉房177间，共压死汉藏民众233人，喇嘛21名”。

嘉庆7年（公元1822年），“久雨，金刚寺侧山沟发水，冲坏南较场，明正土司拨银修好金刚寺围墙。嘉庆15年，又发大水，将嘉庆7年所修防洪堤坝冲毁，南较场及金刚寺受损严重”。

民国23年（公元1934年），城区安觉寺发大火，房屋尽烧毁，损失“值银约一百万两”。

民国30年（公元1941年），6月12日晨6时半，康定发生地震。城内有墙壁倒塌，东关外岩石崩裂。

1955年4月14日上午9时30分，康定发生7.5级地震。房屋倒塌600余间，死亡25人，伤60人，财产损失严重。

1995年6月15日、7月12日，两场两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从北面“雅拉河”、南面“折多河”呼啸汹涌而至，巨浪排空，大地颤动，让康定城所有的街道都成为了河流，而河流则全被砂石填满。沿河房屋几乎全被冲毁，康定城财产损失之大，前所未有。

2014年11月22日，康定发生6.3级地震，11月25日，又发生5.9级地震。城区震感强烈，震中塔公有房屋倒塌，财产损失严重，死亡一人，数人轻伤。

在一个自然灾害多发的山谷里，康定溜溜城就这样不屈不挠地发展前进。如果地势开阔，康定城一定会是另一个模样，就因为群山环抱，康定城只能沿山脚顺河边延伸。每一间房屋、每一条街道的出现，都是与自然抗争的结果，虽然是狭窄的“溜溜”，而今却是老城接新城，南面已达“驷马桥”，朝北连接到了“头道桥”，往东已抵到“海船石”，城镇的面积成倍数增长。

罗列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各种自然灾害，虽然不全面，其实也是在展示康定城另一方面的“掌故”，再看康定城如今的规模、面貌，得出的结论就是，康定将来肯定会更好，更美。值得再写几笔的是，在康定城中原来称为“马市”、“将军桥”一带，老旧街道改建成为新面貌的“溜溜城”，在这个地方出现了“新街重现旧观，茶马互市依稀老炉城，古曲翻作今声，情歌对唱分明新康定”的景象，而在故城的原址上，新的历史正在书写。

康定老街名拾零

看街道名称的变迁，从中也能体味人世沧桑。不断变化的街道名称，不仅改变的是称呼，名称折射的是历史，记录的是不同历史时期的风貌。多少了解康定街道名称的变化，可以从中看到康定这个地方特有的文化积淀，牢牢记住这些街名虽然没有意义，作为茶间的闲聊，倒也是一种乐趣。

康定建城之始，城内街巷在有利于通行的前提下，有意为之或无心插柳，都围绕贸易方便而逐步形成。老县城的街道，主要以折多河为界，分为河东、河西两大部分，即两条主要的街道。顺着这两条主要街道，民居与庙观相邻，会馆与商铺为伴，鳞次栉比，形成了不同于其它城镇的风貌。围绕这两条街道，又衍生若干小巷。因为没有统一规划，街内生街，巷内有巷，幽深曲折，错落交叉，因而虽然城小却街巷名称众多。

先说折多河以东。据《康定县志》，解放以后“河东街道由东向南，有东关居民点、新市前街、沿河东路、新市后街、东大街、向阳街、南门居民点”。这已是经西康建省和解放以后扩展以后康定形成的街市。按康定初建时，东门或东关，起点在现在的下桥和歌舞团所在地靠跑马山脚，因而，最初的街道是从“进关”后才有，出了“关门”还没有街道一说。

进城后的街道名叫“坛罐街”，这条街上有清油、米面、黄烟、草鞋等物品出售，都是本小利微的小贩们为填饱自己肚皮的经营。却因为此地住有数户来自雅安荥经地方，专门从事经营以各类坛坛罐罐为主的小贩，货物就摆放屋檐下，放眼一看尽是坛子罐子，“坛罐街”这名称名副其实。

再走，即到“风窝街”，可在有的康定人口里却叫此处是“封火街”，而且各说各的理由。说“风窝街”者解释：此地风大且时常有“旋风”，如“风的窝子”；说“封火街”者辨称：因此处多土杂铺，又有供旅人、小贩居留的简陋旅馆、骡马店，为防火灾，房屋与房屋之间都砌有砖石高墙，俗称“封火墙”，故名。时过景迁，这个街道名称，究竟哪一个准确，也只好存疑于此，此街在“水井子”下方。与“风窝街”相接的是“下桥街”，七弯八拐，可到“下桥”，过桥便去了折多河以西。

再往上行，“水井子”上方，即为邻近“中桥”的“中桥街”，街道也不长，却也是康定城中与“老陕街”齐名的一个生意兴隆之地，与“坛罐街”、“风窝街”上所做和经营相比，中桥上就做的是“大生意”。这里商铺连商铺，从日用土杂百货到绸缎布匹，茶铺、饭店都有，过段横街，过“中桥”也通河西。

距“中桥街”其实几步之遥，有街道称为“大石包”等，因为有巨大石块横卧于此。现在的“邦锦梅朵”酒店一带，即为“大石包街”。再上行，其实是一条小巷的通道，却名为“两岔街”，“两岔街”右转通上桥，左去，就到了“马市街”。“马市街”，顾名思义，此地在历史上是进行马匹买卖的所在，行不数步，就是“将军桥横街”，再走是为“祥云街”。这段街道较长，从如今的州公安处宿舍到州民干校附近。在1939年，西康省定省会于康定后，这段街道改名为“向阳街”，并将延长至去跑马山的一条小街命名为“复兴路”。

从“坛罐街”起到“将军桥横街”，又统称为“东大街”，而从“将军桥横街”到“复兴路”一段，又称为“南大街”。由此可见，康定这个地方的街道名称有些复杂，幸好居于康定的人自己不觉得，反倒因为分得细致，到哪里去，怎么走更省时省力觉得了方便。

1939年，因为成为了西康省的省会，康定城区开始便在原规模上扩建。拆除了城墙的城门及旧墙，往东去，把原康定东关卡子附近一段街道命名为“紫气街”，其街址在州歌舞团附近，原因是过去在东城门上曾有匾云“紫气东来”。接下来新辟的街道名叫“文辉路”，以当时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名字命名，即现在人们已经熟悉的“新市前街”。从河边新辟“少扬路”，再从如今所建“步行街”处转过来与“文辉路”相接。这是因为西康省代主席名叫张为炯，字少扬，故名。沿山边则新辟“永晖路”，这是因为当时二十军驻康定的一个师长名叫唐英，字永晖。这条路还在，现在称为“新市后街”。

河西的范围和规模与河东几乎接近，据《康定县志》：“河西街道由北而南，有北门居民点、西大街、光明路，有北一巷、二巷、三巷，及建设路、沿河西路、西巷子、将军桥街”。这里记录的是康定上个世纪80年代前的情形。

折多河以西的街道，从如今的甘孜日报报社所在地，直到北门如今州邮局，当年街名众多，变化也多，可大致走向却无变化。“光明路”，起于现甘孜报社所在地，止于康定宾馆。因为当年的“美明电灯公司”在甘孜报社所在地，因这个公司的原故，这段街道就叫了“光明路”。再下行为“明正街”，从现康定宾馆所在地到现今州委大门，原“上桥”附近一带。

当年并没有现在人们天天在走的沿河边的这条路。

与明正街相连，有短街为“上桥街”，行几步，就是康定城有名的“老陕街”。从中桥西头到上桥西头，包括现在情歌广场、康定百货、康定县公安局宿舍、州人大宿舍前一片地方，这一区域，俱为“老陕街”所在地。“老陕街”是来自陕西的巨商富贾做生意的地方，虽也有来自山西、四川的商铺，但陕西人在这里最为集中，才有了“陕西街”或“老陕街”的称谓。

与“老陕街”相连而靠子耳坡的一条街叫做“茶店街”，现在因为偏僻几乎无人过问，茶马互市时，这里曾是一个十分热闹、繁华之地，来自全国各地的茶商都在这里售茶，设有众多的茶叶销售店铺，而一些茶商也把自己的住所安置在了这里，从清代至民国时期，一直人头攒动，车水马龙。

靠河边，另一条与“老陕街”相连有街道名为“兴隆街”，从“中桥”直到如今州图书馆、文化馆一带。与“兴隆街”相连是“诸葛院子”街，有康定的老先生曾说“诸葛院子”原为“竹竿院子”，据说老早以前这里有人户以竹竿为栅栏居住于此，然此说今也无法考证。往北门走，接着就是“营盘街”，即从如今格萨尔酒店到州邮局门前，因为清朝有兵营在此驻防而得名。

1939年，康定成为西康省省会，于是，便将“老陕街、茶店街、兴隆街、诸葛院子街、营盘街”统更名为“中正街”，蒋介石字中正，以老蒋的字为街道命名，其意是表示服从当年的南京政府。解放以后，从“中桥”开始的“兴隆街”一直到现今邮政局一带的“营盘街”，统称为了“西大街”，至今也是。

当年西康省参议会设在现在的州委党校所在地，从“茶店街”有傍山梯步小道可通，这条路仍在，当年有个名称是“参政路”。据康定的老先生说，当参议会召开时，参议先生们便在此道上鱼贯而行，故有此路名，这条路名是民间的人士喊出来的，不知是不是曾被有关方面认可，记于此，以博一笑。

康定的小巷，叫得出名的约有十七、八个。其中有名的有“深巷子”，这个巷子所在地已无迹，现在的农牧大楼、康定剧场一部分，沿子耳山脚转到如今州人大宿舍背后到原州商业局宿舍一带俱属“深巷子”。还有老人记得，这一带又被称为“旧衙门”，只知与明正土司有关系，但说不准。这条“深巷子”真有点深不可测。这条“深巷子”民国时期还在，一度也叫做“民权巷”。

西康建省后，省会康定的小巷子同街道一样，也兴起了一阵改街道名称的作法，如“木家锅庄巷子”，在那条“参政路”下方，与“北三巷”相邻，改名称叫做“民生巷”；“彭家锅庄巷子”改称“自治巷”；此外，还有“下桥上、中、下”三条巷子中，“下桥上巷子”改称“民族巷”；沿折多河，中桥通往下桥有条巷子叫“梭罗坝”，“梭罗坝”改称为“自强巷”，等等。

“梭罗坝”这个听起来有些奇怪的巷子名称，却也有变化的过程。最先，还没有房屋，没有形成小巷前，紧临河边的一片沙石地是做生意人歇息的地方，把牛马和骡子就拴在这片空地上，渐渐人们把这里叫做“拴骡坝”；有康定的老年人说，不是“拴骡坝”而是“数骡坝”，而是做生意的人们在这里进行牛马、骡子生意时，要点头数，才叫做了“数骡坝”。至于为什么不叫“数马坝”、“数牛坝”呢？仅是因为当年骡子因为有力气，买卖时比牛马值钱。后来人们叫得太随意，就把“拴骡坝”、“数骡坝”叫成了“梭罗坝”。是不是这个原因也不敢肯定，写在这里备考。

也有的巷子一直没有改名称，比如西巷子、童家巷子等等。

虽然康定城中有众多的街巷，但人口远没有现今这样多。街道两侧都以瓦板房、平房为主，两层以上的楼房凤毛麒角。现在的康定高楼林立，一幢高楼里的人口，比当年一条街所住的人口都要多。

旧时，康定的街道仅能容人马通行，最宽的地方，如“祥云街”等处，据说最宽也只三至四米，而且还因为是刘文辉的公馆就在那一带。其余地方，一般仅有两米宽窄。街面俱为泥土铺就。街道两边，有的路段都挖有“阳沟”，废水直接倒进沟里，排向河流，有的路段则是“阴沟”，即在上面盖了石板，仍是排雨水、废水的设施。人口流动大的地方，个别处偶有用“三合土”或石板铺设或者以鹅卵石铺设。多数街面晴时尘土飞扬，雨时泥泞不堪，入冬，冰冻地面坚硬如钢。而街道没有车道、人行道的讲究，人和马匹、驮牛挤在一起，现在设想当时的情景，也有当年的热闹。

至于小巷，宽不一米，多数地方两人不能并行，擦身而过，须一人侧身。这是康定地势使然，也是当年城镇建设不发达的真实写照。

康定城的桥

因为折多河、雅拉河从康定城中穿过，为通行方便，桥是不能少的。历经了索桥、木桥、石桥、水泥钢筋桥，不断变化的康定城的桥，其实也是历史发展进步的一个例子。只是，康定城的桥，总能呈现出康定这方水土特有文化的积淀，总能让人感受到不同历史时期的鲜明烙印。

上个世纪的三十年代，一批文人墨客，总结出康定的“十景”，其中有一景为“四桥雪浪”，听上去极富诗意。“四桥”是康定城的组成部分，尤如街、尤如市，尤如一幢建筑。城里面沿折多河而下，这“四桥”依次为，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旧时上桥在如今州委大门遥对的河边位置，人们现在已熟视无睹的“彩虹桥”代替了原上桥的地位和作用，其它三桥几乎就在原地没有变动。

飞泻在山谷间的折多河是一条野性的河流，每年七、八月时，河水充沛，从四座桥下经过的河水，奔腾咆哮如银龙欲飞，浪花飞溅似雪团过眼，称为“雪浪”极为传神。上、中、下三桥，点明的是三桥沿河的顺序、位置。而“将军桥”，却真与“将军”有关。

乾隆40年（公元1776年），为方便平定大、小金川之乱，清朝政府派兵驻防康定。带兵将领设帐于如今康定宾馆处的山脚下，打箭炉的人们把有将领所驻之地称为“衙门口”（一说衙门坎，此说似也通，因为山坡脚下为一台地）。面对“衙门”修建起一座桥，时人俱称为“将军桥”，其后一直沿用。

到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陈遐龄任管理康区的“镇守使”，驻康定。陈遐龄曾被袁世凯封为“康威将军”，到康定后，见桥已破损，即花钱重建为廊桥，即桥上有顶，有遮盖。而且，以彩色油漆装饰。桥建成，陈遐龄亲自题写“将军桥”三字，镌刻为两块竖立的牌匾，分别悬挂在桥的两头。

廊桥除了通行，还能躲避风雨，为过往行人提供休息、闲谈的地点。康定城中的另一座廊桥是中桥，小青瓦盖顶，有半人高护栏。中桥一带是康定城中商贸活动的繁华之处，这桥也就成为了热闹地点。白天，人来人往，傍晚时分就有卖烧腊、卖汤元、抄手的担子、卖瓜子花生的小贩在桥上叫卖。

在康定城中心，无论是“中桥”，还是“将军桥”、“下桥”、“上桥”，其实还起到了延伸街道的作用，街与桥，相连相接，融为了一体。

当时康定城外还有多座桥梁，其中值得一说的是名声很大的“公主桥”。不知起于何时，有人说，因为文成公主从这里入藏，那桥就叫了公主桥。历史的事实却是，文成公主进藏并没有从康定经过，而是从青海日月山那边入藏的。但是为何叫做“公主桥”？张央先生曾经解释道：纯属附会。

他说，造成这种附会的原因则是因为在把藏语译为汉话时，发音不准确而带来的后果。张央先生引经据典，指出：“清代乾隆57年编修的《西藏志》程站记载，‘四十里出炉关过贡诸桥至折多山根’；《雅安府志》说‘公出桥，炉西一里’，‘公主实为工竹’讹音”。

张央先生进而指出：“折多河上的这座桥古已有之，因为是茶马古道津要，内地的茶叶要去关外入藏，而这里水流湍急，不能从河里过去”。他说：“贡诸、公出、工竹与公主发音近，叫成公主桥，好记就传开，以后又附会成了文成公主”。他又说：“能理解的是，文成公主和亲是藏汉情谊的表现，是值得礼赞和歌颂的，叫成了公主桥，是民众的心声，谁也不能抹去”。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到康定后，全城人群情振奋，为了让后人牢记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城里人出钱出力，在公主桥头的山坡上立起了一座石碑，石碑上刻着“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现在也还有老人记得，以后的几年时间里，城里人常去公主桥头，到那座碑前默哀，向小孩子们讲康定出去抗日的英雄们的事迹。

现在静卧在一座钢筋水泥大桥一侧的“公主桥”是一座石拱桥，可以肯定的是，“公主桥”修建的时期约为清朝同治年间，由当地人和来自雅安名山地方的石匠共同完成。修石桥余下的石料，名山石匠们用来打造成一对石狮，献给清真寺，清真寺又转赠给了安觉寺，现在还在寺内。上面不仅的具体的时间，还有工匠自己刻下的名字。

现在，折多河上的“公主桥”已经不再是在城郊了。

从现有的地名也能看出，雅拉河上也有好多桥。头道桥、二道桥、三道桥这些地名记载的就是此地有桥的明证。现在好多人们都不了解，二道桥在1937年时也曾为廊桥。收集有摄影大师庄学本先生所摄照片的《尘封历史的瞬间》中，有两张旧照片，清楚地记下了二道桥廊桥的模样。

这座廊桥也是顶盖小青瓦，两侧为木雕护栏。两边桥头是三叠斗拱飞檐，悬挂竖立匾牌，书有桥名“通天桥”。桥西头泥墙壁以彩绘装饰，一侧墙壁书有“小天竺”三个字。

自从二道桥温泉被开发利用以来，二道桥实际成为了康定人、以及外来客人们休闲的一个所在，由于深得文人墨客的青睐，二道桥这地方就有了极浓的文墨气息，一座本用以过往的桥梁，似在不经意间竟有了佛教文化的韵味。

现今这个时代，经济发展了，科技发达了，要在折多河、雅拉河上修桥，已经不再是多么难办的事。康定城已经有了老城、新城区的区别，人们更频繁地在这两条河两岸过去又过来，十几座桥已经建了起来，将来必将还有更多的桥要修建起来。

康定的城门

城市，本是由两个不同方面的事物组成的一个名词。城，原意是指用墙护围起来、供人居住的地方，市，原意是交换、买卖。买卖是人类的活动，城里有人，就会开展交换、买卖活动，凡是人类活动，就离不开空间，市，也就慢慢含有了场所、地方的意思。一般来说，人们对城市的理解，着重于人们在此居住，而对“市”的含义往往有所淡化。

用城墙护围起来，主要是为了安全，但人们总要从城里出来，又要进到城里，于是就有了供通行之用的城门。好像中国过去的城市都是呈四方形的，因此极有可能任何一个地方的城门都是有四座以上的城门，康定这座小城却不是这样，它只有三座城门，因受地势限制，这城只有东门、南门、北门，没有西门。吴丰培所整理的《打箭炉志略》记载：“炉地，旧无城垣，国朝既定……始建东南北三门……打箭炉地方，西南北一带，倚山为固，卡隘星列，本足以资捍卫，是以从前止建东南北三门……”

先说东门。东门的地址，就在现如今下桥附近，一侧与跑马山脚紧紧相连，山脚是笔陡的石崖，天然的屏障。在人马能够通行的地方起墙，靠山一边，墙“高二丈五尺、长十五丈，厚三丈二尺”，靠折多河一侧，墙“高二丈二尺，长三十七丈，厚九尺”。在如此宽厚的城墙上建有城楼，城楼两边有墙垛口。城门并不居中，就在城楼下面。在城墙厚处建有“宽一丈二尺，高一丈五尺”的城门洞，城门的门板厚达五寸左右，都用铁皮包裹，再用铜钉装饰。两根巨大的木柱，横放在城墙里面，便是关闭城门所用的门栓。

康定的东门最迟应该建于清朝乾隆年间。因为在乾隆四十一年，康定曾受一场巨大的泥石流灾害。原在现今公主桥以下、石油公司以上的康定城，被洪水、泥石流冲毁掉，当时的四川总督文绶曾有奏折上报朝庭，朝庭命令文绶在“下移里许”的地方重建康定城垣，乾隆四十二年（公元1777年）大体完工，现在的康定城就从那时开始沿河而起。

而当时，东城门还没有取名。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6年），康定又遭受地震灾害，两年后四川总督保宁奉命对康定城垣重修，修好的东门，因为是康定城的东大门，便取名“紫气门”，意为“紫气东来”。到了民国十一年（公元1922年），镇守使陈遐龄重修“紫气门”，修好后，亲自书写“康定门”三个大字并刻匾悬于城楼，还保留了前镇守使殷承献书写的对联于两边，这幅对联上联是：“天眷西顾”；下联是“紫气东来”。

民国二十八年（公元1939年）西康省把省会定在康定，为改变康定城区狭窄的面貌，决定扩大康定城区，并修整康定城镇市容，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平掉城墙、墙门，从此再也看不到“紫气门”或“康定门”的模样，就连康定的东门就只剩下了一个方位概念。

康定的北城门，地址在现在的邮政局一带，城墙总长达到十五丈多，高达二丈多，最厚处一丈二尺，最薄处九尺。城门洞宽一丈二尺，高一丈二尺多。城门洞上也建有城楼，城门取名“拱辰门”。天上的星星朝北斗，城门在北，取意为众星拱月。

康定的南城门，地址在如今的州武警支队所在地一带，从山边直达折多河边。城墙长达二十余丈，高二丈五尺，厚的地方有三丈，薄处的地方也有九尺。建有城楼，城楼下是城门洞。城门洞高一丈五尺，宽一丈二尺。南城门取名“南极门”，意为“南极星辉”，既有城门在南边的意思，也是吉祥的含义。

康定的三个城门，除了有护卫安全的作用，当年还都是收税的地方，当时的康定人称之为“卡子”，进出城门，就叫“过卡子”。清代、民国时期都有兵丁守卫，既守卫城门，也守卫收税的小木板房。一年中，以东门收税最多，北门次之，然后是南门。三个城门又称为东关、南关、北关。出东关是去内地，出了南关、北关就去了更为辽远的康藏各地，乃至西藏、青海、云南等地。因为是从南关、北关出去，现在的人们把离开康定往康藏高原腹地走去，依然叫做“到关外去”，原因也在于康定当年有城门。

康定没有西门，原因是在康定城西面，找不到可以修建城墙的地方。从西边来可以进入城区内，是从沿山小道走来。这条沿山小道本来是砍柴人劳作必经的道路，也是人们在“转山会”时朝拜神山的小路。只是由于进城的其它三个方向都设有“关卡”，唯独这西边没有，就成了逃税、走私的通道。在当年就是公开的秘密，只是没有人认真去管过这件事，反正东面来的从那里过不来，这就够了，东关的税收最为丰厚。

“康定十景”今何在

鲁迅先生曾经嘲笑说，旧时中国文人有喜欢把什么都要凑够十个数的毛病，举的例子就是好多地方都有十大景。有七处、八处不算数，怎么也要凑够十处，于是，就有些勉为其难，硬要凑齐。其中一些景色本身是存在的，是不是就那么好，那么迷人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一当成为了文人笔下的东西，就愈发引人注意则不假，“康定十景”就是如此。

康定十景之一：温泉浴月。这处景观是指现在的二道桥温泉，当时的人在写这处景时，展开了想象，他们想象在二道桥温泉还没有开发时，温泉还在露天坝里，只有露天坝，才能发现“浴月”的清趣。不说人在温泉里，而说是月亮在浴沐，可以肯定这还真是文人墨客们的心思。

康定十景之二：郭达停云。这处景观至今可见，“停云”两字极为传神，远比“飞云”之类给人的印象更强烈。郭达山高峻，有时云在山顶，有时云在山腰，所谓“云以山为体，山以云为衣”。由于强调的是云彩的静态，于是，说郭达停云这一景时，有时又说是“郭达戴帽”，指的是云在山顶，又说“郭达扎腰”，则是说云在半山腰。

康定十景之三：雅加积雪。出康定南门或登上城中子耳坡等地，都可以看到那座叫“雅加埂”的雪山，这雪山之巅海拔在四千米以上，有雪终年不化，丽日蓝天下，遥望灿烂如银，如一架巨大画屏横卧在蓝空之下，真还是一景。而现在说这处景象时，还可以加上一句：翻过那山，便是海螺沟风景区了。

康定十景之四：四桥雪浪。旧时，康定城中就有了将军桥、上桥、中桥、下桥四座木桥横跨折多河，河中巨石比比相连，雨季，河水暴涨，水浪冲击巨石，腾起水花如雪，更兼声似雷吼。欣赏此景还需胆气，现在“四桥”虽然还在，因排掉巨石，水再大，已难见雪浪。

康定十景之五：双寺林云。康定人熟知的“南无寺”和“金刚寺”曾经深藏在一派白杨树林之中。两座寺院的四周参天白杨直抵云天，自有一派不凡的气象，树林竟如绿云把庙宇罩住。有人觉得“林云”有些拗口，有时直说“密林双寺”，却直白了点，少了意景。

康定十景之六：灌顶突泉。在榆林乡有称“老榆林”附近的河边，有温泉日夜从地底冒出，千年万年，温泉出口处水中的矿物质竟形成一座类似塔形的堆积物，而温泉仍在从下面涌出。水又顺“塔尖”流下，有文人在民国初年，书“灌顶”二字镌刻在附近巨石上。

康定十景之七：乐顶梵呗。康定跑马山上曾有寺院，虽后毁于火灾，寺院旧址上一直都有僧人修行，与之相对的子耳坡等地也有寺庙，每当有佛事活动时，佛号声声，鼓乐阵阵，仿佛从云天传入康定城中，这是一处即使是当年也要用心境来理解的景象。

康定十景之八：子耳樵歌。旧时康定人们要煮饭吃，离不开柴草。四周的山头便是樵夫们打柴的地方，每当背柴下山，放下背上的柴草稍事休息，康定人的天性，少不得要唱起山歌，这边山头唱罢那边山头和，歌声在康定城四周和街道上空回荡。这一景，至今也只剩下了想象。

康定十景之九：天都飞瀑。出东关，离康定城十来公里的日地，半山上有山泉从石崖上飞流直下。清朝末年，有文人在就近石崖上书“小天都”三个字刻于石壁上，这飞泉就叫做了小天都瀑布。只是，如今那道飞瀑一年年渐小，没有了“飞动”的气势。

康定十景之十：仙海澄波。在去二道桥的路上，雅拉河边，在现甘孜州儿童福利院的对面，有一处康定人称为“海子”的湖泊，现在已是萎缩得几乎就要干涸，当年却是信男善女们放生的“放生池”，同时也是当时人们春踏青、夏天耍坝子游乐的一个去处。

为了康定的这十处景，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到康定来的流官也好，路过这里的文人也罢，他们都为之写过好多诗赋。康定的名气随着这“十景”飞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十景”也成为了康定文化积淀中的一个组成部份。

凭心而论，这所谓的“十景”，好几处“景”虽不说是完全臆造，但到底有点捕风捉影的嫌疑，或者说多少有些过头。因此，这“十景”的说法还在，有些景观的踪影却难得寻觅，不然，在今天大抓旅游业的叫嚷声里，“十景”可是很有炒作空间的，如果这样，今天也就可以少费些心思又去重新打造新的景观了。

但事情已经这样，除了遗憾，还能怎么样？

老陕街佚闻

“老陕街”有时又称为“陕西街”，记得成都也有这么一条街道，也是陕西人集中做生意的地方，“老陕”们真了得。还在清朝年代、民国时期，康定城的折多河以西，从“上桥”到“中桥”的一片平阔地上形成了一条商贸街。从康定城的面积、这条街在城中的位置来看，都称得上黄金地段。

由陕西人开办的大小商铺七十来家云集一处，加上别的商铺，“老陕街”极盛时有商铺百十余家，这条街道上车水马龙，生意兴隆。其中以德泰合、利盛公、昌义发、如义和、复兴隆、茂盛福、育德恒、永盛长、春发源等老陕巨商的商号最为有名。他们主要做的是黄金、珠宝玉器和名贵药材生意，事实上如德泰合等商号还一定程度上垄断了牛皮、羊毛等生意，他们也经营绸缎、布匹，如春发源商号；复兴隆、茂盛福等商号实际上控制了绝大部分名贵药材生意。

成都是他们重要的中转基地，也是他们建立分号、集中四川各地货物进而再转到康定的仓库所在地。除了在成都、雅安、乐山这些地方普设分号、仓库外，其分号遍布康南、康北的理塘、巴塘、甘孜、德格及昌都、木里、玉树等地，就是遥远的上海、香港、仰光、加尔各达也有他们的分号。他们的生意其实与欧美、日本都有往来。

关于康定的“老陕街”的传闻，多半都同生意有关，与金钱有关。

据曾在陕西人所经营德泰合商铺效力四十余年，担任过这家商铺“二柜”（相当于今天的副经理）的杨益三老先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回忆，当时，德泰合销往日本、西欧的麝香分为“烧壳子”和“草鞋把”，这是两种外观不太一致，却都是顶好的麝香。“烧壳子”专销日本，“草鞋把”专销西欧。

德泰合商号发出的麝香制有专门的包装木盒，木盒上印有德泰合的“合”字印章。在上海、巴黎等地，日欧外商看到了有“合”字的包装，或看一看麝香的形状，从不去过问货物的真假，知道这是德泰合从打箭炉、康定运来的麝香，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从不讨价还价，可见，当年陕商的生意信誉不是一般。

这家“德泰合”商铺，在各地来的藏商口里有个绰号，叫做“叭尺充”，意思是这户商家做的是“肥如猪油的生意”，极盛时有资本白银18万两。一般的陕商都拥有的资金从一万到数万不等，当时陕西生意人中流传一句话，叫做“银上一万，无边无岸”，意思是有了万元资本，做生意就可以随心所欲。而当年在康定从事生活日用品买卖生意的坐商或小贩，则无须有如此强大、雄厚的资本，能勉强运转则能养家糊口，相应所获利润自然要微薄一些。

有一个流传在一些康定人口中的传说，据说一些老陕开的收购黄金商铺，每年的正月初一，就要在进门就能看到的高大柜台上铺上一张崭新的藏毯。每年的除夕夜，则把这张藏毯收来烧掉。因为，一年到头，收购黄金都在这张藏毯上进行，在验货的过程中，会有一些细小的沙金不小心会掉在藏毯内，一年下来，除夕烧掉已经发旧的藏毯，落进藏毯中的黄金就会现身。而这样得到的黄金并不计入商号的收入，而是从老板到普通伙计公平分配，人人都有一份。运气好的年份，一般伙计得到的这份收益竟会比一年所挣的工钱还要多。但是，如果这一年黄金生意不景气，烧了藏毯，也不能得到多少额外收益。

当年来到“老陕街”，不论走进任何一家老陕经营的商铺，都能听到带着浓重陕西腔味的藏话。老陕聪明，了解不会说藏话，连平时过日子都困难，更不要说还要做生意。于是，他们就刻苦地学习藏话。不知起于哪一户商户，他们把日常所用、做生意必须的藏话用汉字注音，老板学，学徒伙计更是必须学。至今，人们都还依稀记得其中的一些句子，如：“天叫朗，地叫撒，太阳尼玛月达瓦。狗是且，猪是叭，驴子果洛马叫打。酥油芒，盐巴查，吃饭就是洒马洒。”以汉话来注音的藏话，虽然距离正确发音有点远，但是就是这不准确的发音却解决了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便了生意。

而老陕们发明的这种学习藏语的方法，却对后人也产生了启示。上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在康定知道了这种学藏语的方法，找来老陕后人，复制出当年老陕发明的《藏语会话》，印成册子，立即在部队中推行，的确也为部队了解社情，增进与藏族人民的友情发挥了作用。

飞机坝上无飞机

从现今的军分区所在地到兵站、再到烟草公司一带，是人们知道的“南郊”，而这片区域，除了有“大较场”的名称外，从民国二十五年（公元1936年）四月以后，康定人们又把这地方叫做“飞机坝”。

1935年4月，蒋介石派国民党中央陆军第十六军军长兼五十三师长李抱冰率五十三师“追剿”红军来到西康，红军北上走了，李抱冰却不走，其野心是挤走刘文辉的势力，取而代之，也当几天“西康王”。刘文辉当然知道他的用心，就用了各种办法一再催促李抱冰离开。

为了不离开，李抱冰想出个办法，这就是用他手下的一师人马在康定修建一个飞机场。李抱冰在向他的上级申诉时，先说康定地位重要，再说有了飞机场带给军事行动的好处，又提出修飞机场用他自己手下的部队就行，并不会给地方带来负担，理由多多。李抱冰的上级居然就批准了他的申请，同意以军代工在康定修一个飞机场。李抱冰到底找到了一个可以在康定呆下来的理由。

于是，1935年8月，康定飞机场开工建设。李抱冰在他手下的三个旅中各抽调三百人，将900来人组成四个施工队，实行轮换施工，由于是军事化管理，虽然完全依靠的是人力，工程进展还算十分迅速。

到了1936年4月，康定飞机场建成。李抱冰电请成都航空委员会前来测试，得出的结论却是这是个不能使用的飞机场。原因极为简单，机场四周，群山相拥，没有飞机起飞降落所需的空间。成都航空委员会派了三次飞机来，进行了三次空降物品的试验，却都没有敢降落飞机。但是成都航空委员会打圆场说，这里还是可以成为一处接收空降物质的场所，总算与飞机、机场有了点联系。几千人次日夜施工九个多月的飞机场成了康定人口里的笑话。

谁也没有想到，到了1936年5月的一天，却还真飞来一架飞机。原来是一架运送军需品的小型飞机去马尔康，不知何故，这架小飞机飞去马尔康途中，没办法接到指挥信号，盘旋多次找不到降落地，只得往成都返回，油快烧尽时，却又失了方向。幸好，指挥信号恢复，指挥的也找不出别的办法，便指挥飞机到康定那个可以用来接收空降物质的飞机坝去尝试降落。

眼看油就要耗尽，只得死马权当活马医，出于无奈的这架飞机只好在康定飞机坝冒险降落，降落倒是降落了，可是在降落触地过程中把飞机一些部件都损坏，这就意味着要想重飞得先修好飞机。于是，只好电告成都请派技师来修理。

在将近一个月的等候以后，成都的技师才乘“滑竿”赶到康定，经过几天修理，飞机能飞了。可修飞机的技师因为害怕，却不愿坐飞机返回成都，仍然乘“滑竿”回成都。

两个飞机驾驶员虽然害怕，却因职责所在，只能把飞机开回去。6月初的一天，两个飞机驾驶员再一次开始了他们的冒险。先用人力把飞机拖到跑道另一头的最远处，他们才发动了飞机，在康定飞机坝经过两次起飞，却都不能升空，好在第三次终于飞起来，写下了康定飞机坝唯一一次飞机停留的历史。

康定飞机坝迎来的第二架飞机，是在1950年3月9日那天。盘据在康定城中的国民党军队田中田残部，得到国民党所谓西昌行署主任贺国光的通知，说是要派飞机给他们运送来“给养”，据说是黄金白银，枪支弹药。

在飞机坝上用白布交叉，标出了一个醒目的大十字。下午3时许，一架小飞机从康定南面的山谷里摇摆而来，在康定飞机坝上空盘旋一阵，扔下两口木箱之后，朝来的方向飞走。后来听局内人说，那两口木箱里既没有黄金白银，更不是枪支弹药，而只是一些宣传品，要田中田部死守康定。

从此以后，康定南郊空有一个飞机坝的名称，再也没有见过飞机的影子。

还要多说一句，提出修建康定飞机坝的李抱冰到底被刘文辉赶走，李抱冰修了个不能使用的飞机坝，自然成为李抱冰必须离开康定的若干理由中的一条。不算军工费用，仅是用炸药就花了好几万大洋，这对于正在与日本人作战的国民政府来说，也是一条能够让一个军阀灰溜溜下台的好借口。

附录：营官寨飞机场

康定县境内的另一处飞机场在距离康定县城140余华里的营官寨。

康定县志载：“民国29年（公元1940年），中国欧亚航天公司准备在成都、雅安、康定之间开办民航业务，动工修建营官寨飞机场。次年机场由国民党空军接管，重加修整，民国31年（公元1942年），成立空军第二十二站，作军用机场启用”。

当时的情况是，抗日战争进入了艰苦的年代，为了确保由同盟国空运给中国的各类物质安全，国民政府决定在西康境内建一处日军机不易到达的飞机场。西康省政府奉命立即在境内选地。营官飞机场从地理位置上看，日本军机的确难以飞抵，更重要的是营官飞机场已经具备了很好的基础，再加努力，就可较快投入使用，在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很快发挥作用。

经过勘测，立即进行再建施工。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是要修通营官寨到康定城的长约70公里的公路。西康省政府在康定、泸定、九龙、丹巴、乾宁、道孚六县调集民工1200多名，机场、公路同时上马，日夜不停。因为修建这处飞机场是为了抗击日本侵略者，所以，所有参加施工的民工、技术员，无不慷慨激昂，劳动热情一直不衰。工程保质保量，从1941年10月开始，到1942年二月机场、公路的土石方工程全部完成。

到营官寨试飞的是美国人。第一架在营官寨降落的美国飞机，机长是美国空军上校，名叫柯克。飞机停下后，柯克竟从飞机上开出一辆小吉普车，沿着新修好的营官寨到康定的土石公路，带着他的伙伴，一直开到了康定城。当时是惊动了康定全城，人们都来看这个自己开着车到康定城的“高鼻子洋汉儿”。西康省政府为欢迎柯克，特地为他举办了一场川剧晚会，因为那时恰好川剧名角陈书舫正在康定的“乐卫剧院”献艺。